守培法師的人品德操及文藝成就
駱海飛
一、守培的人品與德操
守培是中國近代屈指可數的高僧大德,當之無愧的佛門龍象。守培佛學造詣高深,對佛學義理有著獨到而深刻的見解,理貫諸宗,辭流叁峽;守培多才多藝,詩詞、書畫、金石,皆能無師而自通;最令人欽敬與稱贊的是守培的人品與德操,如同朔風中傲然怒放的寒梅,孤冷而清高,芬芳而恬靜。守培生于佛教末法時期,又遭逢亂世,世風不堪,人心不古。
“不同桃李混芳塵”,法師以其堅定的信念、深厚的修爲,書寫著高潔的人品與非凡的德操。
(一)志存高遠,潛心向佛
守培一生的成就,得益于法師的向佛之心及其高遠志向。守培從未受到正規而系統的教育,雖然在
“十一歲入師塾讀儒書一年”,但是“所讀者《百家姓》、 《叁字經》、 《千字文》、 《大學》、 《中庸》、 《論語十篇》”,僅此而已。光緒叁十年守培往焦山,聽通智法師講《彌陀疏鈔》,聽講叁日,不知所雲,郁郁而歸。此後,守培念念羨慕法師,而亦時時自生慚愧,有“不爲法師不足以爲出家人之慨”,自此守培立志修學,勤勉終生。光緒末年,守培至鎮江金山,隨青權禅師參禅叁年,自恨障深慧淺,不能深入。守培沒有半途而廢,參學之心懇切依然。
宣統叁年春,守培出差至超岸寺襄理戒事時,圓覺禅師授以心印,爲臨濟正宗第四十四世,法名印光,同時命職監院。當時雖有此遇,法師意不在此,隨即別師,肩擔步行,朝禮名山古刹。後辛亥革命爆發,守培展轉至終南山。此處山景清幽,隔絕人世,乃修道之處也。守培將一切置之度外,抱定“念佛是誰”四字話頭,晝夜修行,心不異緣,眼不交睫,如是者二十余日,內忘身心,外忘世界, ”攀緣之心力已盡,幻妄之境界亦轉”[1]。此時對于“念佛是誰”,已不成話頭,四字如同桶箍脫落,各各獨立,要想“念”字與“佛”宇聯合,乃至“念佛是誰”四字聯合,皆不能夠。盡管這樣,守培仍然清醒地意識到“余以猛力逼拶而至于此,非自然之證入,偶一松懈,緣心複起,境界如常,境隨心轉,余無疑焉。然此真境,既印入我心田後,永不能忘,而天下老和尚舌頭不能瞞我矣”[2]。即便如此,守培未敢淺嘗辄止,參學之心更甚。
“入春以來,山林幽秀,恬養性靈,無以複加,余欲終老此山,朝禮之念已忘”[3],在同伴的勸說下,守培這才棄此念頭下山,不久即回鎮江。民國四年,守培朝禮普陀山,順至育王寺,聽興慈法師講《彌陀疏鈔》,當時回憶起光緒叁十年聽講《彌陀疏鈔》之事,真是判若兩人, “前不解而今解,昔日不解、求解而不能得,今日求不解而不能得,解與不解各有得失,須知由不解而求解易,由解而求不解難矣”[4]。自民國初年至民國十年,守培爲超岸寺監院及住持等職,民國十年,交位于法嗣春澄,閉關自修,潛心修學。民國十一年,因住持無能,無奈這才出關佐理常住,叁年後即民國十四年,交法嗣于晴蓮。守培如此輕視權位,固然在于守培佛學修爲之高,然而,對于佛法的參研,守培有著更爲濃厚的興趣。自此,守培得以潛心研讀佛經,探究義理,同時,疊稿盈架,著述漸豐。
(二)淡泊爲懷,甯靜平和
不論是諸事未谙的小沙彌,不論是位高權重的監院、住持,不論是受人景仰的佛教界耆宿,守培的一生猶如潺潺的溪水,甯靜而平和。民國十年,守培(由方丈)退居,賬目交代完畢之後,賬外尚余九百多元,乃曆年所收之香金,爲法師所應有,守培分文未取,悉數歸之于常住。 “來時兩手空空,去時空空兩手,不與不取,惟將此深心以奉塵刹耳”[5]。後人不許法師如此,守培解釋到: “余在小庵住持十多年,亦不論公私之款,悉歸常住,今若貪財,豈非反不如初乎”[6]!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這是人人皆知的至理名言,而能真正做到這一點,普天之下,有能幾人!
“不受塵埃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其實,只要心如止水,就是身處鬧市,又能如何! ”玉山超岸寺,緊接囂塵,數十年來,“長安雖鬧,我國宴然”,可見其(守培法師)橾守之堅、行持之密。又,能詩、能書、能畫,雖“衆藝集于一身,而能涵養有素,淡然若忘”,“如洪鍾在架,扣則始發其聲,未嘗無事自鳴也””[7];“老人到金山參學叁四年後,便于宣統叁年受鎮江玉山超岸寺心印任監院職。在過去人的心目中,蘇北出家人到江南參學的目的,大多求在叢林中任個職事,而監院、住持尤爲此中之登峰造極者。而老人胸懷亢潔,沒有半點流俗塵慮,受職後非但不斤斤于名位之逐,仍肩擔步行,到各方去朝禮名山勝地,參訪大善知識,對監院職位,好象就沒有這回事似的”[8];“他與人不同的是:
“不戀名位,不貪利養”。他雖創辦過佛學院,但目的只在教育僧材,從未向人表示過某也是我的學僧,某也曾受我栽培。他也曾爲超岸寺建造過樓房,整理過寺産,增進常住的收入,但他退居之後,也沒有向他的法子提出過若幹養老金的要求。“正其誼,不言其利:明其志,不計其功”。這兩句名言正好用作守老人做事精神的寫照”[9]。
“名利、富貴于我如浮雲”,對于這些過眼煙雲,守培視之如無物,棄之若草芥。其實,對于一個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來說,名利、富貴又何足道哉!
“死,人之所同畏也;慘死,則更非人之所樂聞,而力求其所以避免之者,唯恐不及。反之,則非素有修養而具有大無畏精神者,不足語于此”[10]。七七事變之後,大江南北各大城鎮,相繼淪陷,大小寺廟也在劫難逃。”是年中日戰爭,冬月鎮江淪陷,超岸寺僧衆及學僧等皆逃難,余思生死有定,豈可逃乎
余不忍輕棄常住,誓死而獨守之”[11]。令人頗感欣慰的是,在烽火硝煙中,守培與超岸寺均幸免于難。“民國二十七年,事定後住持等歸來,余職謝焉”[12]。有人認爲,自“唐武則天時,由于帝王可幹預僧人之修持,而僧徒紀綱漸至破壞矣”,“于是,前此嘯傲王侯(如慧遠)、堅守所志(如太宗請玄奘爲官不從)之風漸滅,僧徒人格漸至卑落矣”[13]。但,濁者自濁,清者自清,不論在什麼年代裏,不論在哪種環境中,像慧遠、玄奘、守培這樣的清流們,總是以他們的人品與德行昭示和扞衛著佛門的純潔與清淨。
(叁)弘法利生,澤被一方
守培一生的志趣還在于弘法利生。民國以來,科學昌盛,輕慢佛法,鄙視沙門者,不計其數。守培認爲,“此皆爲僧徒行不異俗,佛法不通之故耳。若欲振興佛法,非造就人才不可,欲造就人才,非教育不可,因此,乃于(民國)十四年開辦佛學社,聘請教師,招集學僧,大小兼收,儒釋並學,造佛教青年人才,爲將來弘法利生”[14]。玉山佛學社,開江蘇僧教育風氣之先,其後,竹林、焦山佛學院相繼設立,莫不受其影響也。玉山佛學社“學生以二十名爲滿額,以超岸寺每年收入,不上叁千元,挂單接衆,已不敷所出,辦學實出于勉力,不挂學堂招牌,亦無片紙只字在外宣傳,虛張聲勢,但自埋頭苦幹,不求名聞利養,如是十叁年未曾稍懈。其中兩度南北交戰,長江封鎖,大炮連天,而我學堂未暫停一課。直至民國二十六年,中日事變臨頭,迫而解散”[15]。在教學上,守培“平常教學猶爲懇摯,對新來諸僧,程度膚淺、複講羞澀、癡立不肯出門者,必和其貌、緩其詞、曲喻旁引,使令開解,德風所被,雖置身旃檀林中,不爲過也。如是曆十叁寒暑,始終維持到底,成就學子頗衆”[16]。
同時,守培走出超岸寺,講經宏法,關懷衆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法雨潤澤無數心靈。自民國十二年夏,始應鎮江定福寺講《金剛經》及釋迦如來應化事迹,至民國叁十二年四月于上海玉佛寺講《維摩诘所說經》止,守培宏法二十余年,講經十七座。
“觀其登座啓講清辯滔滔,義如泉湧,一字一句,皆從真參實悟中來,不落前人窠臼。猶不可及者,于接人之際,心行平等,慈懷坦蕩,不惜眉毛拖地,曲盡義蘊”[17]。民國二十七年至民國叁十年,在廣濟庵爲恩師(剃度師)待靈期間,守培了解到,文化的落後與知識的貧乏,使得鄉民的信仰複雜而又荒誕:信仰歪門邪道的人不在少數,信仰佛教的人固然很多,但了解佛法的人很少,以爲佛教不過是燒香、禮拜、求佛保佑幾個動作而已。鑒于此,“守培法師著《宗教真僞論》,開導攝化迷信的鄉民和信仰不正的佛徒,又經常利用庵中的香期、佛誕的機會,講說宗教基本的差別和教理,及佛法的根本旨趣與信行,使得燒香拜佛的鄉民,對佛法有一個淺顯的了解和認識,因而由迷信歸入正信、由外道邪教而轉投到佛教的鄉民,一天一天地增多,致使流行鄉間的各種邪教,受到未有的打擊”[18]。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守培偏偏“生性不喜練達人情”[19],而這也正是守培不爲衆人知曉的原因。其實,抛開守培的學說、才能及其貢獻,僅就法師的人品與德橾而言,就足以彪炳青史、流芳百世。印順法師認爲“他(守培法師)不但是江蘇稀有的僧寶,實在是近代中國佛教界一位不平凡的龍象”[20]。的確,此類的評價,于法師而言,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了。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塵”,相信守培的人格魅力,定如梅花一般, “忽然一夜清香發,散作乾坤萬裏春”。
二、守培的文藝才華及其成就
守培的不同凡響還在于守培頗具文藝才華,而且成就不俗。守培一生只讀過一年私塾,出家之後,或是出外參訪,或是傳道授業,或是著述立說,數十年間,既沒有名師的垂訓,也沒有環境的熏染,守培僅憑一腔熱忱與異常禀賦,扣開文藝之門,不僅暢遊其間,自由往來,而且,碩果頗豐,令人矚目。
守培能寫詩能填詞能撰文。守培的詩詞主要彙編在《妙心集詠》中,文章則散見于《守培語錄》。《妙心集詠》共收錄詩歌147首,詞2首。從詩歌的形式來看,五律、五絕、七律、七絕、排律等樣式都有涉及;從詩歌的內容來看,大致分爲述懷詩、題像詩、唱和詩、敘事詩、即景詩、挽詩等。
文章以代別人撰寫的祭文、緣啓爲主,也有榜文、序文、題跋等,題材多樣,不一而足。尤其是代撰之祭文、緣啓,多以四字句或對偶句爲主,骈散結合,形式靈活。或是敘事, (龍光和尚) “應生于淮北,總角脫塵俗之系縻;道學于江南,立年爲人天之師表”[21];或是寫景, “經窗月冷,誰作空花佛事;禅室燈虛,空于水月道場”[22];或是狀物, “山鄰郭北,雄鎮江海之波;寺依江南,氣吞雲霞之彩”[23];或是抒情, “皎皎明月,西而複東,何爲我師,世壽永終”
[24]讀來莫不酣暢淋漓,情真意切。
守培能畫,擅長于山水花卉。《百喜圖》畫有百只喜鵲,姿態各異,栩栩如生;《墨龍圖》雖爲臨摹,其龍姿態畢現,呼之欲出。梅蘭二君子是中國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象征,也是守培入畫的主要題材。此外,佛教人物畫像也是守培著力描繪的重點。《守培全集》中印有守培的叁幅遺畫,分別是釋迦牟尼像、文殊菩薩像、普賢菩薩像,佛與菩薩姿態各異,釋迦牟尼端坐蓮臺,表情莊嚴,平視前方;文殊、普賢則側身而坐,文殊雙掌合十,普賢雙手置于雙膝之上,掌心朝上。二人面露憂悲之色,目含哀憫之情。守培的畫作“以百喜圖爲鄉黨師友最愛重”,百只喜鵲
“以各種不同的姿態,現在兩株大樹的上下四面,俨然一座喜鵲世界,使人看來,無不歎爲觀止”[25];而
“臨摹海陵朱輝墨龍數祯”,也是“風飄雲驟,曲盡其態”[26]。
守培能書,“其書兼真草兩體,魄力雄渾臨孫過庭書譜、顔魯公爭座位,幾能亂真”[27];守培能于金石, “嘗自勒叁乘老人塔銘,筆法挺秀,見者謂爲六朝以後,一人而已”[2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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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守培法師.《守培全集》下編之《代撰京口甘露寺大殿全堂佛像緣啓》[M].新加坡.南洋佛學書局,1984:883。
[24]守培法師.《守培全集》下編之《代撰比丘尼妙守默禅師祭文》[M].新加坡.南洋佛學書局,1984:875。
[25]守培法師.《守培全集》下編之《叁年之憶敬悼師祖守公老人》[M].新加坡.南洋佛學書局,1984: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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