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著名弘法居士——鄭頌英
天晟傳統文化研究所 陳士東
鄭頌英老居士平生以刊印經典，普及教義爲己任，四方學人，爲法問道，或有難求助者，陸續不絕，他不顧年老體弱，有問必複，身居陋室，然心系衆生。筆者因撰文之故，去函請教于他，總能得到耐心回答，他老人家博學深證實在令我欽佩，因近人多不知他往昔弘法事迹，故欲撰文以記之，然他謙虛謹慎，贊他人賢善而不願揚己之德，曾來函令我止筆。我因深知他老人家功德，遂違師意而成此文，蓋因此善知識不可不令人知曉也！
鄭老系浙江甯波人，一九一六年六月生，後定居上海，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示寂，享年八十四歲。他接觸佛教是很早的，青年時期變笃信不疑，這不能不說是因緣使然。十五歲時，他因酷愛讀書，而于一個暑假期間見到報上弘化社贈閱名著的消息，就函索而閱之，當時索閱的是李圓淨居士的《佛法導論》和聶雲臺居士的《人生指津》，因被這兩部名著中質樸的語言和深奧的哲理所折服，從此而啓信皈依佛教，于印光大師處聞法，後即在天臺宗大德興慈法師座下受了叁皈五戒。鄭老對天臺教法深有領會，與興慈法師因緣亦甚深，許多年來，一直潛護天臺宗之發展。在得悉甯波的觀宗寺及上海的法藏寺歸還音訊後，鄭老在高興之余亦懷有幾分憂慮，他在《臺宗叁祖·源遠流長》中深切地說：“我們竭誠建議和要求：這兩個天臺宗的名刹，一定要建立成爲講習天臺教觀，培育合格僧才的專宗道場，重振臺宗，法澤表流，而決不能成爲經忏門庭啊！”他說這些是有深刻因由的，早年法藏寺有一次曾興起師徒爭執風波，師父興慈主張法藏寺應是天臺宗的講經弘法修持道場，而徒弟慧開監院有大勢力，他熱心于辦成經忏，門庭，因此召開一次諸大護法的會議討論商決，鄭老那時才而立之年，就已能代表十大護法中聶雲臺、李觐丹二老出席會議，會上諸大護法堅持興慈法師立場，慧開從此退出法藏寺。由此可見，一座寺院能否弘揚正法化導群機，就在于主持者的一念之間，寺院是弘法之機關而非商業娛樂之地，鄭老所憂慮的不正是我們今日寺院易犯之病嗎！他青年便能處理大事，不僅體現了他非凡的才幹，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聶老與李老對他的信任器重，李觐丹老居士與他交往甚密，共同興辦過很多佛教事業，這會在下面祥述之。關于聶老，則是他衷心崇敬的良師，他在十五歲到叁十余歲時，常到聶老處請教，聶老送他梁漱溟編的《村治》月刊，說梁是虔誠的佛教徒，懷著救國救民之心搞政治的。聶老不僅有很大的社會地位，智慧功德也是很高的，印光大師傳人德森法師常盛贊聶雲臺、李觐丹、窦存我叁人智慧德行，鄭老于聶雲臺大居士處獲益良多。李圓淨居士長鄭老十余齡，家頗富有，常施淨資弘法，鄭老除了請教他一些佛法上的問題外，亦常與他一同興辦佛教事業，是故他們誼在師友之間。李圓淨對鄭老亦信任有加，敢托大任于他，如一九五○年在李圓淨舍報之前，到法院辦了公證手續，願將他在上海閘北寶興路的一塊房地産及在莫幹山的別墅，托交鄭老和方子藩兩友，以此資金編印一部《梵英漢佛學大辭典》，這件事使鄭老始終感銘難忘。叁十年代，慈溪縣西方講寺方丈定常與白雲庵常德師太和“桕墅方”答護法方家叁婆等，在汶溪小洞岙建放生園，後改建爲淨圓禅寺，該寺後山有“面壁居”，面壁居性海法師善講經說法，書寫碑版字。鄭老當時也住面壁居，與性海師共究佛學，後來鄭老還爲聖壽寺造新大鍾書寫經文。在鄭老親近的善知識中，有一位令他感懷至深的人，這人就是方家叁婆(王太夫人)。鄭老曾說：“在他所接近親教的叁爲前輩善知識中，心行廣大之菩薩行者，當推聶雲臺、樂慧斌與方家叁婆叁位，信爲護法居士的楷模”。方家叁婆即是方子藩的母親，她是鄭老童年時親教的善知識，其曾皈依谛閑法師，法名聖照，又皈依印光法師，法名德裕，手書《華嚴》、《法華》等經，布施供養不遺余力，確是菩薩行者。方母曾在白雲庵內建有方氏念佛堂，清修並弘法，鄭老于弱冠前承慈溪洪塘留車橋白雲庵常德師邀，曾到白雲庵弘法小住，蒙方母慈攝猶子，法緣更深。後來，方母在其晚年某日，對鄭老說，還有大豐化學原料公司的一些股票沒有用去，就托您代作弘法利生功德吧，說著就將股票交給他。鄭老與方家因緣十分深厚，不僅親教于方母座下，還與其子方子藩一同弘法，是親密的法友。一九四一年，方子勤、方子藩昆仲爲其母六秩壽征詩時，鄭老曾有一律賀詩，其中有“有子皆成名下士，無人不拜女中師”之句。寫到這裏我不禁要提醒大家，爲什麼他能得到聶雲臺、李觐丹、李圓淨、方家叁婆諸大居士如此的信任呢？這與他辦事認真、誠實，重佛法輕世欲有莫大關系。另外，鄭老先後請益的高僧大德還有許多，親近交往的大居士也不少，如名居士陸淵雷是他知交，陸老詳告他許多珍貴的史料和事實；黃念祖居士亦常與他通訊聯系，鄭老曾大力贊助黃念祖《谷響集》出版之事，黃老于此書序言中稱他悲誓宏深爲法忘身，一九八八年赴美傳密法後還不忘給鄭老來函。五十年代時，上海市佛教青年會領導班子中曾組成十余人參訪名山古刹，鄭老借機參訪了靈岩山了然、妙真大和尚；還曾旅行嘉興參訪範古農善知識，瞻仰隨學他淡泊甯靜、一商弘法的高行；另到穹窿山參訪高鶴年居士，高老半生行腳遍訪名山高僧，名著《名山遊訪記》暢傳教內外，有徐霞客第二之稱。總之，鄭老參訪善知識之多是本文無法一一列舉的，此處只能略舉一些以令後學知曉他老人家之盛德。
關于他在日常方面的情況，由于我了解不多也非本文所限，故不多談，在他文中曾提到青年時期曾在上海泰康食品廠任職，在其《八十述懷》詩中有“經商立業運途通”句，想來是不錯的。由于他志信佛法，連生活中一些事也均滲透進了佛法，二十六歲時在上海功德林蔬食處舉行素席宴賓的佛化婚禮，男女兩家把功德林全包下來，佛教界親友中如林滌庵、方子藩、陳海量、黃智隆、張覺明等多以題贈詩文賀詞惠祝，林滌庵以親筆七言長篇見賀，有“鄭郎鄭郎如其人，說法能現居士身”；陳海量居士賀詩中有“功德林中共命鳥，逢人誇說菜根香”；張覺明女士更勉以“先送心歸極樂天”。陳海量給其編爲《佛化婚禮紀念集》，惜此題詠在文革中與鄭老佛堂經書文物被抄一空。據說當日還有弘法活動，及贈送《護生畫集》等，在當時《覺有情》半月刊中曾有報道，以後繼有許多家佛友舉行佛化婚禮者，鄭老弘法能以身作則，于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之。另外，在他舉行佛化婚禮時，還以千元大洋救濟難民，又以巨資捐助關綗之創辦、趙樸初主持的上海淨業孤兒牧養院，被聘任該院院董。鄭老與趙樸老相交甚好，鄭老青年時期便追隨趙樸老從事佛教慈善事業，爲弘法等事宜，趙樸老近六十年內寫給鄭老親筆函件達一百二十余封，九九年北京趙樸初辦公室已托上海佛協將趙樸老這些函件全部複印。樸老去世後，鄭老寫了一篇《緬懷敬愛的趙樸老》刊在《浙江佛教》第叁期上以紀念之。除了早期協助聶雲臺、李圓淨等大居士興辦佛教事業外，鄭老在抗日戰爭期間，還曾與羅永正、方子藩等幾個佛門道友，在方子藩家中組織創辦了“鹿苑佛學會”，做小型弘法研修活動。大型的弘法活動，亦有許多，如印光大師于一九四○年農曆十一月示寂後，蘇州靈岩山寺德森法師在上海發起成立了“印光法師永久紀念會”，並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創辦會刊《弘化月刊》，德森法師常駐紀念堂，主持會務及主編月刊，鄭老于其中被任常務理事兼流通組長。德森法師邀鄭老、樂慧斌、窦存我及鍾慧成每月一次到印光大師皈依弟子李觐丹家中審定下一期稿件，亦討論會務及縱論天下佛教大事，往往商討一整天，加上李觐丹居士，他們五人雖不具名義，實際上已是該刊的編委了。該刊後來成爲建國後影響較大的佛教刊物之一，據聞蘇州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又複刊《弘化》雜志，射是可喜可賀的一件事，相信對推動佛教事業發展定會起到較大作用。抗戰勝利後，鄭老同一些道友又創辦上海佛教青年會，大規模弘法利生，這個佛青組織，是鄭老成就道業之處，在這裏他受到了順緣和逆緣兩方面的加持。上海佛教青年會，是抗戰勝利時即一九四六年由方子藩、鄭老、羅永正等一同發起成立的，會址設在覺園內，爲上海青年佛教徒的組織，創辦這個組織的目的主要是向青年中弘揚佛法，爲佛教接班人培養力量，他們還辦有《覺訊》月刊，弘法很有成績，如上述曾組織人遊訪古刹遍參大德居士，開闊了成員的眼界。佛青會方子藩任理事長，鄭老任副理事長兼弘法部主任，他們二人互相幫助，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八年十年間，所有上海佛教事業和活動，以及發起舉辦法會等，乃至世法的工商事業，他們都是參加在一起緊密結合的。佛青當時聚集了一大批法門龍象，如精于科學的尤智表居士與羅永正(羅虛無)等人，還有弘一大師皈依弟子陳海量(陳與鄭老甚爲知交，弘一大師賜鄭老的墨寶都是其代求的)。其中尤智表與鄭老和陳海量居士亦十分友善，一九四九年忽有人誣告他受國民黨二十萬美元，被捕入獄，那時他蘇州家庭無以爲生，陳海量居士發起由鄭老等幾個佛友支援他家庭生活。二年後平反，趙樸初在功德林宴請祝賀，鄭老亦參加作陪。一九四八年，趙樸初迎請清定上師抵上海覺園建金剛道場，鄭老和方子藩等都參加了金剛道場護法會，後來更在密宗耆宿清定上師座下受了瑜伽菩薩戒。自此後直至九九年上師示寂，鄭老時常親近上師，爲清定上師傳法做了許多有益的輔助工作，如協助編輯《清定上師開示錄》(附有清定上師簡介、能海上師簡介及康薩仁波卿行迹初搞)，其中，《康薩仁波卿行迹初搞》即是鄭老提供。他又與徐恒志、倪維泉二居士根據《瑜伽師地論》和《虛空藏菩薩經》，編輯了《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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