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了很多開拓，開始向現代的“佛教社會事業”轉型。但佛教界的轉型是不完善、不徹底的。這主要表現在，佛教界的社會事業的理念基本上是內向的、自保的、宗教指向的理念。救濟者行善的主要動機是積累功德，將慈善行爲視爲自我救度的手段。而宗教組織之所以開展社會事業，一方面是自身傳教的需要，是傳播自宗教義的方便手段，另一方面則是確證自身存在合理性的需要，即面對神道教、基督教的強烈沖擊，佛教需要向社會展示自身正面的社會功能。總之，佛教界還沒有能夠超越自身的宗教訴求，從社會的、衆生的立場出發思考社會事業問題。
對此，當時的佛教界的有識之士也有清醒的認識。如淨土真宗的僧人也是《中外日報》社記者的叁浦參玄洞(1884-1945)在《業火》雜志上發表的《佛教徒的立場》一文中就指出：
我們的目光不能只看到佛教而要看到世界，不能只看到教團而要看到全人類。日本佛教徒的缺陷就在于只是關注佛教、關注自己的教團的盛衰而對外面的世界視而不見。這根本不是佛教徒所應有的態度。佛教徒的態度應該是超越佛教而心懷世界、超越教團而顧念全人類，並從這一立場出發積極地行動(《叁浦參玄洞言論集》 267頁，法藏館，2006年)。
叁浦參玄洞不僅是一位佛教理論家而且是實踐家，他積極參與了當時的麻風病人的救濟、部落民解放等社會事業。他敏銳地看到當時的佛教界的保守性和落後性，意識到不打破這種保守性心態，佛教界就會喪失佛教應有的立場，即使從事慈善救濟事業，也只是教團求生存、求發展的需要，離現代的佛教社會事業的要求還太遠。這種理念和思想無疑具有前瞻性和革命性。但由于當時日本社會整體上還沒有完成近代化的轉型，特別是日本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很快采取了向外擴張和侵略的國策，並走向了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邪路，所以佛教在其中也難以獨善其身。除個別佛教團體(如創價學會)外，在政治高壓下，大多追隨軍國主義者鼓吹戰爭和侵略，成爲戰爭的幫凶。
叁、戰後佛教界的社會事業
戰後，隨著神道教至上主義和天皇崇拜的終結，佛教重新獲得了發展的空間。特別是新興宗教教團更是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主要是因爲社會結構的變化帶來的信徒結構和社會的宗教需求變化所致。傳統佛教的基礎主要是農村社會建立在地域和鄰裏、親族關系基礎上的寺檀關系。因爲整個社會人口流動性差，這種關系可以延續幾個世紀。但戰後工業化的發展，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激劇集中，使得佛教原有的寺檀關系快速解體，而流動到城市部的農村人口，在失去了原有的寺院的信仰依托之後，又沒有新的信仰依托。這時，新興宗教團體就趁虛而入，利用其新穎的傳教模式和組織模式以及現實主義的教義吸引信衆，滿足這些信徒需求安全和保護的欲望。正是在這種社會情勢下，新興宗教團體激增(如從1947年到1950 年，新興宗教團體從136 個增加到702個)，而戰前就成立的新興宗教團體如創價學會和立正佼成會、靈友會則得到快速發展。如創價學會1952年有會員2．2萬戶，1957年達到 76．5萬戶，1972年達到755萬戶，成爲日本社會影響巨大的宗教勢力。
爲了爭奪信徒、擴大本組織的影響力，佛教與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之間、傳統佛教與新興宗教之間、新興宗教不同教團之間展開了自由競爭。在這種競爭過程中，各大宗教、各大派別都在思考如何才能擴大自宗的社會影響力、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信衆的問題。在這方面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服務社會、利益衆生的社會公益事業。在這方面，新興宗教團體因爲較少傳統佛教的包袱，所以在理念創新和具體實踐方面走在了前面。
當代日本佛教從事的公益事業主要包括：在世界範圍內爲受難者捐款捐物，如印尼海嘯、中國的汶川大地震等災難發生時，日本佛教界都捐獻了大筆善款和物資；興辦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等教育機構，爲社會培養人才；興辦養老院、臨終關懷醫院等，爲社會提供公益服務；舉辦面向社會的各種文化講座、暑期學校等，爲文化傳播事業做貢獻；通過與國際宗教界的合作，宣傳和平理念，推進世界和平事業等等。以下就佛教的教育、佛教福祉事業的研究、臨終關懷事業等略做說明。
日本的佛教教育始于明治維新之後，各宗派分別建立了宗門大學，如大谷大學(真宗大谷派)、龍谷大學(真宗本願寺派)、立正大學(日蓮宗系)、駒澤大學(曹洞宗)、愛知學院大學(曹洞宗)、佛教大學(淨土宗)、高野山大學(真言宗)、花園大學(臨濟宗)、大正大學(淨土宗、天臺宗等合辦)、武藏野大學(真宗本願寺派)、創價大學(創價學會)，以及光華女子大學等數所女子大學。據統計，日本現有佛教團體興辦的佛教大學31所，大學院17所，短期大學51所。在戰前，各佛教宗派的宗立大學都是單一的佛教和宗學的教育，學員也幾乎都是僧侶。戰後，各大學都發展成爲綜合性大學，除了佛教學科之外，與其他大學一樣建立了哲學、文學、曆史、教育、外文、社會福祉等學科，實現了從單一佛教教育向社會綜合教育的轉型。上百年來，佛教系的大學在日本的現代教育體系特別是私立教育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爲日本社會各界培養了數量可觀的各類人才。
佛教系大學除了佛教教育(僧才教育)、社會綜合教育之外，其社會福祉教育和研究是又一特色。1917 年，宗教大學(現大正大學)就設立了社會事業研究室，從事宗教社會事業方面的研究，1918年，日蓮宗大學(現立正大學)設立社會事業研究室，大日本佛教慈善會財團設立社會事業研究所，1920年，龍谷大學設立社會事業講座，1921年，東洋大學設立社會事業科。社會福祉學作爲一個學科，在佛教學研究體系中開始占有一席之地。戰後，各級各類佛教系大學和研究機構幾乎都開設了社會福祉學的課程或學科，在日本的大學教育中，成爲該學科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從課程設置上看，該學科綜合了佛教學、醫學、心理學、社會學、法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強調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如立正大學社會福祉學科碩士課程就包括：社會福祉論、佛教社會福祉論、社會保障論、高齡者福祉論、教育福祉論、殘障者福祉論、福祉援助方法論、生命科學論、佛教文化等，此外還開設音樂療法專題、社會調查方法專題、健康福祉專題、司法福祉專題、環境福祉專題等一系列專題研究。在接受系統的福祉學的專門訓練之後，學生可以參加國家組織的福祉士考試，合格者可以到政府相關部門和相關企業就職。因爲就職門路有保障，所以該專業的報考者相當踴躍。
在相關領域的研究方面，學術界也取得了許多成果，代表性的著作有道端良秀的《中國佛教與社會福祉事業》(法藏館，1965年)、孝橋正一的《社會科學與現代佛教》(創元社，1968年)、森永松信的《社會福祉與佛教》(誠信書房，1975年)、論文集《佛教與社會福祉》(佛教大學出版社、 1977年)、守屋茂的《佛教社會事業的研究》(法藏館、1983年)、池田敬正的《日本社會福祉史》(法律文化社，1986年)、中垣昌美的《佛教社會福祉論考》(法藏館，1998年)、水谷幸正先生古稀紀念會編《佛教福祉研究》(思文閣、1998年)、長谷川匡俊、吉田久一的《日本佛教福祉思想史》(法藏館、2001年)、清水海隆的《佛教福祉思想及其發展的研究》(大東出版社，2002年)、芹川博通的《環境、福祉、經濟倫理與佛教》(ミネルブ
書房，2002年)等。1966年“日本佛教社會福祉學會”成立，每年召開一屆學術大會，發行《日本佛教社會福祉學會》年報。2006年出版由中垣昌美主編的《佛教社會福祉詞典》，集中反映了日本佛教福祉領域的研究成果。
臨終關懷問題是日本佛教界近幾年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在日本，現有臨終關懷醫療設施130多所，其中大多是基督教或天主教所設立，但也有佛教界成立的“佛教臨終關懷會”(1987年創立)和佛教界創辦的長岡西醫院(新瀉縣、1992年創辦)等組織和臨終關懷醫療設施。在日本，臨終關懷通常稱爲ホスピス(來自英文hospice)，這是源于西歐基督教傳統的詞語。爲了表達佛教的慈悲的理念、凸現佛教獨特的臨終關懷的特色，日本學者田宮仁提出了佛教“ビハーラ”(梵文bihara，僧舍、安甯等義)的理念，即通過佛教的臨終關懷活動，進行關于死亡的教育，協助臨終者及其家屬等平靜地接受死亡。
日本佛教界在從事臨終關懷事業的過程中，並不強調佛教的獨特性，而是強調爲臨終者提供一種優質的、可以爲一切宗教信徒或非宗教信徒都能接受的服務。如長岡西醫院雖然是佛教界創辦的臨終關懷醫院，裏面也有佛堂、有常住的僧人，但其宗旨不是布教而是提供優質的服務和精神關懷。其提供的服務項目包括：全力減輕身體的疼痛等諸症狀；爲緩和病人的諸種不安、擔憂和孤獨等精神問題提供心理咨詢；爲工作、醫療費等社會經濟問題提供指導；如果病人提出要求，由僧人等提供宗教方面的服務；爲病人家屬提供咨詢和指導；組織各種集體活動、提供家屬陪床等。在提供宗教服務方面，該醫院的建立雖然基于佛教的理念，但利用者並不限于佛教信徒。所以醫院不強製病人接觸、接受特定宗教或宗派；入院病人如果提出佛教方面的要求，僧人會給與開示和指導。僧人並不偏向任何宗派，所以任何宗派的信徒都可以得到適當的指導。
在日本佛教傳統中，從中世開始，關于臨終或死後的禮儀逐漸增多，念經超度、經營葬禮和墓地成爲僧人的重要工作，這種習慣一直延續至今。在這種意義上日本佛教可以說是葬禮佛教。如何評價葬禮佛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因爲僧人參加念經超度和經營墓地等活動收取相當高的費用，僧人的清靜超俗的形象受到影響，甚至僧人被看成只與死亡聯系在一起的不祥的存在，所以日本的佛教界一直在反省葬禮佛教的種種弊端。現在的佛教界的臨終關懷活動，就是試圖克服葬禮佛教的種種積弊，從新的理念出發，用現代人能夠普遍接受的方式，給人們提供精神支撐和心靈慰籍。
結 語
從聖德太子時代的“佛教慈善”到近代的“佛教公益事業”，從戰時的“佛教厚生事業”到戰後蓬勃興起的 “佛教社會福祉事業”，日本的佛教界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在服務社會、利益衆生的事業中，結合佛教的特點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日本佛教的形態如僧侶的生活方式、新興宗教的發達等與中國佛教有很大不同，日本佛教所處的社會製度和文化背景也與中國佛教不同，所以，中國佛教在思考佛教社會事業的走向時，需要有自己的立場和自己的出發點。但日本佛教在從事社會福祉事業方面的開放胸襟、現代化水准、國際化視野值得中國佛教界學習，日本佛教學術界在佛教社會福祉的相關學術研究成果值得我們借鑒，日本佛教高等教育體系中相對成熟的社會福祉教育體系和社會福祉士的培養經驗尤其值得中國佛教界教育界參考。
作者爲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
《日本佛教的慈善公益事業概觀》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