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文化與文明的重要支柱
張文良
佛教傳入漢地，時間最長，發展變化最多，影響也最爲廣遠。這一曆史經驗很值得我們認真進行深入的研究。大體說來佛教與漢民族文化的結合是沿著叁個方面進行的，即佛教的學術化、藝術化和社會化。
(一)學術化
佛教傳入中國時，面臨一個民族傳統文化高度發展的社會。從一開始這個社會的知識階層就把佛教作爲一種思想學說來接受，鑽研講習，不遺余力。由于書寫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譯經論不久即可傳遍全國，講、錄、注、述，蔚然成風。因此，在教理、教義的研究方面很快就達到很高的水平，贏得當時國外佛教學者的贊美和崇敬。如東晉時的道安(312-385)，被西域的佛教大師鸠摩羅什譽爲“東方聖人”，“恒遙而禮之”；北魏時的昙谟最，妙達《涅槃》、《華嚴》，印度的佛教學者菩提留支來華，“見而禮之。號爲東土菩薩。”又把他著的《大乘義章》譯爲梵文，“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爲聖人矣。”唐玄奘在印度被尊稱爲大乘天和解脫天，更是衆所周知的事情。曆史事實說明，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後，教義的研究始終是發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余種宗派的繁興和二萬叁千余卷大量譯籍及著述的出現。
(二)藝術化
在佛教傳入以前，中國的藝術和工藝已達到極高的水平，書法、繪畫、製造工藝、紡織、建築等的精美在世界上都冠絕一時。大乘佛教傳入後，吸收了漢文化這一方面的長處，引起畫像、造像、寺塔建築等藝術和工藝的發展，使佛教面目煥然一新。公元叁○一年前後來華的耆域大沙門看見洛陽寺、塔、宮殿的壯麗，贊歎說，“兜率天宮仿佛似此”。公元五一六年洛陽永甯寺建成後，菩提達摩祖師見之，“口唱南無，合掌連日”，贊歎說，“此寺精麗，閻浮所無”，“極佛境界，亦未有此”。他又看見修梵寺的金剛像，形像逼真，贊美說，“得其真相。”至于曆史上一些著名畫家如顧恺之、吳道子、楊惠之等爲寺院所作的壁畫、塑像引起轟動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
今天，敦煌壁畫、龍門造像、樂山大佛、雍和宮大佛、布達拉宮等以及遍布全國的寺、塔、石刻，其藝術上的價值已爲世界所公認。事實上，大乘佛教的這一發展方向，是用漢文化中高超的藝術手段和方式來表達佛教的思想教義。近代有人認爲中國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這是完全不理解佛教教義和無視曆史事實的一種誤解。事實上，大乘佛教信奉“諸法緣起性空”的學說，佛教不承認有創世主，也不相信有主宰人類命運的天神。
(叁)社會化
中國大乘佛教繼承和發展了龍樹的“一切資生事業悉是佛道”和彌勒的成佛必須修學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産生許多著名的學者，如一行、道宣、王維、孫思邈等人。到了禅宗六祖慧能(638-713)提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思想，以後的懷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則，因而使佛教與社會生活打成一片，在實際行動上實現了釋迦牟尼的“成熟有情，莊嚴刹土”的理想，使大乘真正發展爲“人間佛教”。
自公元九世紀以後的一千余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從事造橋、修路、興修水利、植樹造林、行醫施藥、赈災救難、救死扶傷，以至興辦社會福利事業、從事民族團結工作、進行整理文化遺産者代不乏人。舉其著者，如深受禅宗思想影響的西藏甯瑪派高僧缽闡布在擔任吐蕃僧相時力主和議，促成唐、蕃立碑結盟(821一3)，結束了百余年紛爭的局面，開辟了漢藏兩族世代永好的新的曆史時期。明代僧人道衍(1335—1419)主持《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編纂，總彙了當時漢文化的全部內容，成爲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書。大乘佛教的這一發展，使佛教與中國文化完全打成一片，而無法分割了。
綜上所述，大乘佛教傳入中國後，和中國文化相結合，發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與中國的思辨哲學相結合，而向學術化發展，對教義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達到高度的繁榮；一方面是與中國的精美工藝相結合而向藝術化發展，使佛教成爲絢麗多彩的藝術寶庫；一方面與中國的人生理想相結合而向社會化發展，使佛教與中國社會密切聯系。這叁方面都使佛教成爲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薩應以五明爲修學的主要內容以來，佛教已由避世潛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學轉而向世間的學術、文藝、理論科學、生産工藝的領域邁進。千多年的曆史經驗證明，佛教在中國大地上吸取中國文化的營養，沿著這一人間佛教的方向發展，取得極其巨大的成功。我們教祖釋迦牟尼的“成熟有情，莊嚴刹土”的偉大理想已在東方的廣大地區在一定的程度上化爲具體的現實。在人類所創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獨具的精深哲學思想，豐富的精神財富，龐大的文獻寶藏，精美的文化遺産而成爲東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長期進行“成熟有情，莊嚴刹土”的崇高事業的同時也使自身成熟起來和嚴淨起來了。
在未來的世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進一步與全人類的先進文化相結合，開出更加絢麗的花朵。佛教徒必將以更加精進勇猛的精神，深入學習五明，廣行利他事業，爲全人類的和平、進步和幸福的光輝遠景做出前所未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