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東來漢魏西晉佛教
華方田
佛教産生于公元前六世紀左右的印度，于兩漢之際由西域傳入中國內地。東漢、叁國、西晉時期是佛教初傳我國內地並逐漸紮根發展的重要時期。
佛教初傳中土的確切時間，難以定考。目前中國佛學界較爲普遍的看法，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傳入，而佛教界傳統的觀點多爲東漢明帝永平年間“感夢求法”說。東漢的佛教，開始主要在宮廷中流傳，被看作祠祀的一種，混同于黃老之學。到東漢末期桓、靈二帝時代，隨著西域佛教學者如安世高、支婁迦谶等的相繼來華，由此譯事漸盛，法事漸興。叁國時期，戒律傳入中國，開中土依戒律受戒之先河；朱士行西行求法，是中國沙門西行求法的第一人。在佛經翻譯方面，主要以康僧會譯介的小乘禅數學和支謙譯介的大乘般若學爲代表。到西晉時，佛教較以前有了相當的發展，翻譯佛經，弘傳教義，建寺度僧，佛教的流傳區域漸次拓展開來，佛教信仰者也逐漸增多。其中，竺法護等翻譯並弘揚的般若性空學，是這一時期主要的佛教義學思潮。
一、漢代佛教
佛教傳入中國內地，標志著佛教的發展開始了一個新的紀元。但是，關于佛教初傳中國內地的具體時間，曆來衆說紛纭。目前學術界多以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作爲佛教初傳中土之始。此說最早記載于《叁國志·魏志》卷叁十裴松注所引曹魏魚豢撰寫的《魏略·西戎傳》：“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其後《世說新語·文學篇》、《魏書·釋老志》等也引用此文，只是在說法上略有出入。
而佛教界傳統上多以東漢明帝“感夢求法”，作爲佛教傳人中國內地的開始。關于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具體情節各種史書記載不一，且頗多演繹和神話色彩。一般的說法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漢明帝做了一個夢，他看到有一個神人，金色的身體像朝霞般熠熠生光，身上有日光環繞，飄飄地從遠處飛來，降落在大殿前。漢明帝非常高興。第二天一早上朝，他把自己的夢告訴衆大臣，詢問這是何方神聖。太史傅毅博學多才，他告訴明帝：我聽說西方天竺(印度)有一個得道的神，號稱佛，能夠飛升于虛空中，全身環繞著日光，君王夢見的大概就是佛吧。于是明帝派遣使者張骞(一說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叁人去西域，訪求佛道。永平十年蔡愔等在西域大月氏國得遇印度高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並得見佛經和釋迦牟尼白玉佛像，便用白馬馱經共還洛陽。漢明帝對他們的到來深表歡迎，並安排他們住于鴻胪寺。迦葉摩騰與竺法蘭在此譯出了漢文第一部佛經《四十二章經》，存放在皇室圖書館蘭臺石室中。朝廷爲紀念白馬馱經和請佛像之事，在洛陽建立了中國第一座寺院——白馬寺。于是，中國佛教佛、法、僧具足，標志著佛教在中國內地的開始。因此，後人把佛教的東傳稱作“白馬東來”。
實際上，關于佛教初傳中土的傳說，除了上述兩種之外，還有“孔子深知佛爲大聖”、“秦始皇時有沙門攜經來化始皇”、“漢武帝禮拜佛像”，甚至叁皇五帝之時已知有佛教等種種離奇的說法。這些說法多是後來爲了和道教互競教興的先後而虛構出來的，不足爲憑。至于將漢明帝“感夢求法”當作佛教正式傳人中國內地的開始，也不太恰當，因爲根據有關史書(如《後漢書·楚王英傳》)記載，佛教于漢明帝時在社會上層特別是皇室中間已經有了一定的影響，說明在此之前佛教已經傳人並流傳了一段時間。因此，根據現存的史料記載，將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的時間定爲兩漢之際是比較有說服力的。
從兩漢之際到東漢末年，佛教初傳中國內地，在與中國固有的儒家經學、神仙方術、黃老道學的碰撞、混雜、比附中逐漸站住腳跟。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文化領域黃老學說、神仙方術盛行，國人往往把新傳來的佛教視作與黃老學說、神仙方術相類的學說加以理解和接受。佛教及其教義在國人的誤讀和曲解中，通過對道教的依附和與谶緯方術等的混同而獲得了自身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東漢初年，佛教作爲黃老方術的一種已得到了上層社會少數人的信奉，史書上已經有了明確的關于上層人物信佛的記載。《後漢書》中說，漢明帝的異母弟楚王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缣白纨叁十匹詣相國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诏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叁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
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诏書中明帝對楚王的奉佛行爲明確地給予贊賞和支持。後來楚王英因爲製作谶書符瑞獲罪，客死丹陽(今安徽宣城)。到東漢末期，桓帝爲了坐致太平、增福增壽甚至羽化成仙而在“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這時，佛教不僅在皇室貴族中受到崇拜，而且慢慢地流傳到民間，信仰佛教的民衆在逐漸增加。如《叁國志》、《後漢書》記載，丹陽笮融曾利用手中掌握的錢糧建立佛寺，“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叁千人，悉課讀佛經”。又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複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余人戶”。他還舉行盛大的浴佛法會，“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于路，經數十裏，人民來觀及就食者且萬人，費以巨億計”。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看出，時至東漢末年，佛教已經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表現形式。佛教從最早僅流傳于宮廷皇室逐漸向民間傳播，廣大民衆通過參觀寺廟、觀看法會等形式接觸佛教，佛教的影響力有所增強。寺院的建立，佛像的鑄造、法會的舉行以及佛經的讀誦等，更表明了漢末佛教在寺院建設及禮佛儀式等方面的重大發展。
佛經翻譯是佛教最初在中國傳播的首要方式。到了東漢末年，不少古印度和西域的僧人來到漢地，以洛陽爲中心，譯出大量的佛教典籍。據現存最早的經錄《出叁藏記集》記載，從漢桓帝到漢獻帝的40余年中，譯介爲漢文的佛教經典有54部，74卷。最早提供漢譯佛典的著名譯師是安息的安世高、安玄和大月氏的支婁迦谶、竺朔佛、支曜、康巨、康孟祥等。其中以安世高譯介的小乘禅數學和支婁迦谶譯介的大乘般若學在中國漢地影響最大，成爲漢代譯經的兩大系統——安世高系統和支婁迦谶系統。前者主要在中國北方傳譯，後者在南方傳譯。
安世高，原名安清，原爲安息國太子，其父去世後，將王位讓于叔父，出家修道。他自幼刻苦好學，知識廣博，聲名遠播。後來，他遊曆各國，宣揚佛法。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 148年)到達洛陽，很快學會漢語。安世高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譯經大師，凡二十年間，共譯佛經叁十四部、四十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經》、《修行道地經》、《人本欲生經》等，大多屬于小乘佛教的基本教義和禅法。
安世高精通的主要是禅法。禅即禅觀、禅定。法，即數法，是對小乘基本經典《阿含經》的論述。由于在解釋佛經時，常對佛之教法以數分類，所以又譯爲“數法”。安世高善于把禅與數結合起來講解，所以人們說他“善開禅數”。安世高所傳的禅學比較注重禅定的修行。這是因爲佛教初傳中國時，人們都把它視同于社會上流行的神仙方術，而禅學正是爲了滿足比簡單的神仙方術更高層次的修習的需要。漢靈帝末年，爲避戰亂，安世高到江南傳教，死于會稽(今浙江紹興)。安世高翻譯的經典成爲中國早期佛教信徒了解佛教的橋梁，在佛教史上有很深的影響。叁國時期東吳名僧康僧會和東晉名僧釋道安，都是安世高系學說的重要繼承者和發揮者。
安玄也是安息人，是個在家持戒的居士，漢靈帝時來到洛陽經商。他常與沙門講論佛法，他與漢族的第一位出家者嚴佛調共譯《法鏡經》一卷。《法鏡經》是大乘的經典，與《大寶積經·郁伽長者會》屬同本異譯。依照當時的規定，漢人不得出家，但也有例外，嚴佛調大約在漢靈帝時就出家，爲漢人出家之第一人。他與安玄都是安世高門下高足，共譯佛典，前後成經多部，流傳後世。時人贊譽安世高、安玄和嚴佛調是當時譯經之最，無人能夠媲美。
支婁迦谶，簡稱支谶，原是大月氏人。漢桓帝元年(公元147年)來到洛陽，到漢靈帝中平年間(公元184—189年)，共譯出佛經十四部、二十七卷。其中以《道行般若經》、《般舟叁昧經》、《首楞嚴叁昧經》最爲重要。支谶是在中國傳播大乘般若學的第一人，其所傳的大乘般若學在魏晉時盛極一時，對整個中國佛教理論的發展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翻譯過來的佛經之外，此時已經出現了中國人自己撰寫的佛教著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稱爲中國人自己所撰的第一部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論》。《理惑論》的原書已散佚，目錄在《出叁藏記集》卷 12中。關于《理惑論》的成書年代，衆說不一，據胡適、周叔迦、湯用彤等人的考證，認爲該書應是漢魏時的作品。作者爲牟子，但牟子其人其事，已經無法確切地證實。但可以看出，車子學貫儒家和諸子學說，後信奉佛教。其撰寫《理惑論》的主要目的就是爲了與反對佛教的學者進行辯論，消除人們對佛教的偏見。《理惑論》主張，佛教與當時在中國流行的儒、道兩教並行不悖。在論證中，《理惑論》多是采用儒、道兩家的名詞概念、思想學說，甚至廣泛引證老子、孔子等人的話來爲佛教辯護，說明佛家與儒道兩家的思想並無二致。《理惑論》是佛、道、儒叁教調和與並立的先聲。這種調和性後來成爲中國佛教的一個顯著特點。佛教在傳人中國以後，面對強大的中國固有文化的挑戰，采取調和的態度是明智而有效的，這種態度爲它在中國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在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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