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儒、釋、道叁教的矛盾時不時地顯現出來，但基本上沒有超出《理惑論》所涉及的範圍，《理惑論》的回答也爲後人的辯解提供了範本。佛教在叁教之間的辯論中，總是巧妙地既保持自己的一定的獨立性，又對自己的說教作出適當的調整，以適應中國的正統思想，從而使自己在中國的濃厚的傳統文化氛圍中得以生存和發展。
二、叁國佛教
叁國時期，佛教的發展主要反映在佛經的翻譯上。天竺、安息、康居等地的沙門昙柯迦羅、昙谛、康僧铠等先後來到魏都洛陽，傳譯佛經；支謙、康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深受禮遇。昙柯迦羅、昙谛精幹律學，譯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張僧衆應遵佛製，禀受歸戒，爲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其時的譯經，大小乘並舉。小乘經典強調禅法，注重守神養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這個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教義的宣傳、研究，爲兩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印度人昙柯迦羅幹魏嘉平二年(250)來到魏都洛陽。當時魏晉的佛教，由于戒律尚未傳來，所以出家的僧侶並沒有禀受歸戒，只是剃發而已，所有齋供禮儀也是按照中國傳統的祠祀方式進行。昙柯迦羅主張，佛教徒的一切行爲皆應遵從佛製。應洛陽僧衆之請，昙柯迦羅譯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又邀請當地的梵僧舉行受戒的羯磨來傳戒。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的開始。昙柯迦羅首次將戒律傳人中土，以及他首倡的依戒度僧製度，是中國佛教的重大事件，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他也因此被尊爲律宗的始祖。
昙谛，安息國沙門，擅長律學，于魏正元二年(255)來到洛陽，在白馬寺譯出《昙無德(法藏)羯磨》一卷，此書出自《四分律》，後來一直在中國流行。
康居沙門康僧铠于嘉平末年來到洛陽，譯有《郁伽長者所問經》一卷、《無量壽經》二卷等四部。
吳部建業是當時江南佛教的中心，其代表人物是支謙和康僧會。
支謙，亦名支越，字恭明。祖籍月氏，其祖在漢靈帝時率部歸漢。支謙自幼博學多才，精通多種語言，曾就學幹支谶的弟子支亮。東漢末年，爲躲避戰亂，來到吳國，被孫權拜爲博土。自黃武年間(222—228)至建興年間 (253—254)，支謙共譯出各種佛教經律36部， 48卷(據《出叁藏記集》)。其中，《維摩诘經》二卷、《大明度無極經》四卷、《太子瑞應本起經》二卷等尤爲重要。支謙繼承後漢支谶所弘傳的股若性空之學，其所譯《大明度無極經》是《道行般若經》的改譯本，經過他的改譯，原譯奉的晦澀之處，變得通暢易懂，原來采用音譯的地方也多改爲意譯，開意譯派的先河。他翻譯的《維摩诘經》，所宣揚的佛教義理與般若空觀思想相通，而其表現方式則更爲貼近在家的信衆，更易爲人們所接受。
康僧會，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經商而移居交趾。十多歲時出家爲僧，明解叁藏，博覽六經，曾隨南陽韓林等學習安世高的禅數學。吳赤烏十年(247)來到建業，孫權爲其建立寺廟，號建初寺，是江南有寺之始。康僧會翻譯的經典最重要的是《六度集經》。本經依大乘六度分爲六章，編譯各種佛經91篇。該經的特點是將佛教的義理與儒家思想相協調，會通儒佛，開辟了佛教中國化的新路子，對後來中國佛教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叁國時期，中國佛教僧人開始了西行求法的壯舉。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依律受戒的漢人比丘朱士行，同時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西行求法的中土沙門。
叁、西晉佛教
西晉(265—316)佛教在叁國佛教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據《洛陽伽藍記·序》載：“陽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法苑珠林》則說，“西晉兩京合寺一百二十所”。晉代的佛經翻譯者有12人，譯出經典167部(此據《出叁藏記集》，《開元釋教錄》爲333部)。在佛教義理上，受當時盛極一時的魏晉玄學的影響，佛教的小乘禅數學和大乘船若學與玄學的“崇有”、“貴無”兩派遙相呼應，互相激勵。西晉的佛教活動，仍然以譯經爲主。竺法護則是西晉成就最大的佛經翻譯家。
竺法護，原籍月支，世居敦煌。8歲出家，遍讀佛經，博覽《六經》和百家之言。後隨師遊曆西域各國，遍學36種語言，搜集了大量的胡本佛經，帶回長安。從晉武帝泰始二年至懷帝永嘉二年(266—308)，他往來幹敦煌、長安、洛陽之間，譯經傳法。一生共譯出佛經 165部(此據《高僧傳》，《曆代叁寶記》稱有 210部，《開元釋教錄》稱有175部)。竺法護所譯的佛經，除小乘《阿含》中的部分單行本外，其余大多是大乘經典，包括般若類的《光贊般若經》，《華嚴》類的《漸備一切智德經》，《寶積》類的《密迹金剛力士經》，《法華》類的《正法華經》，《涅槃》類的《方等般泥洹經》等。竺法護所翻譯的佛教經典，涉及到大乘佛教的各個部類的代表作品，對大乘佛教在中國的弘傳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在竺法護譯經的過程中，得到了聶承遠、聶道真父子的鼎立相助
帛法祖和竺叔蘭也是西晉著名的佛經翻譯者。帛法祖，又名帛遠，姓萬氏，河內(金河南沁陽)人。自幼出家，博讀世典，精研佛經。曾于長安建立精舍，以講習爲業，僧俗從學者近千人。晉惠帝末年，受到鎮守關中的河間王的禮敬。當時道士祭酒王浮經常與法祖論爭佛道之高下，每每爲法祖所屈，王浮憤而作《老子化胡經》，攻擊佛教。帛法祖譯有《菩薩修行經》、《佛般泥洹經》、《菩薩逝經》等經典16部，還注有《楞嚴經》。弟子有法祚等多人，法祚著有《顯宗論》，並注釋《放光般若經》。
竺叔蘭，天竺人。幹元康元年(291)同無羅叉一起在陳留倉垣譯出《放光般若經》。《放光般若經》在當時甚爲流行，研習者衆多，影響很大。
總之，從東漢至西晉時期的中國佛教，是佛教傳人內地並在內地流傳的早期階段。這一時期，佛教活動以佛經的翻譯爲主要內容，小乘禅數學和大乘般若學構成了早期佛教義學的兩大系統。佛教從混同幹神仙方術、黃老之學，到逐漸走上自身發展的軌道，從最早僅在皇室貴族等上層社會流傳，到向民間大衆的廣爲傳播，都顯示了早期中國佛教穩步發展的趨勢。般若經等大乘經典的譯傳和佛教回應儒、道等中國固有文化的努力，不僅體現了中國佛教思想的主要性格，而且還爲中國佛教的後來發展奠定了基本的方向。
《佛法東來漢魏西晉佛教》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