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的矛盾时不时地显现出来，但基本上没有超出《理惑论》所涉及的范围，《理惑论》的回答也为后人的辩解提供了范本。佛教在三教之间的辩论中，总是巧妙地既保持自己的一定的独立性，又对自己的说教作出适当的调整，以适应中国的正统思想，从而使自己在中国的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二、三国佛教

　　三国时期，佛教的发展主要反映在佛经的翻译上。天竺、安息、康居等地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传译佛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深受礼遇。昙柯迦罗、昙谛精干律学，译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其时的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印度人昙柯迦罗干魏嘉平二年(250)来到魏都洛阳。当时魏晋的佛教，由于戒律尚未传来，所以出家的僧侣并没有禀受归戒，只是剃发而已，所有斋供礼仪也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祠祀方式进行。昙柯迦罗主张，佛教徒的一切行为皆应遵从佛制。应洛阳僧众之请，昙柯迦罗译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又邀请当地的梵僧举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的开始。昙柯迦罗首次将戒律传人中土，以及他首倡的依戒度僧制度，是中国佛教的重大事件，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他也因此被尊为律宗的始祖。

　　昙谛，安息国沙门，擅长律学，于魏正元二年(255)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此书出自《四分律》，后来一直在中国流行。

　　康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末年来到洛阳，译有《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四部。

　　吴部建业是当时江南佛教的中心，其代表人物是支谦和康僧会。

　　支谦，亦名支越，字恭明。祖籍月氏，其祖在汉灵帝时率部归汉。支谦自幼博学多才，精通多种语言，曾就学干支谶的弟子支亮。东汉末年，为躲避战乱，来到吴国，被孙权拜为博土。自黄武年间(222—228)至建兴年间 (253—254)，支谦共译出各种佛教经律36部， 48卷(据《出三藏记集》)。其中，《维摩诘经》二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太子瑞应本起经》二卷等尤为重要。支谦继承后汉支谶所弘传的股若性空之学，其所译《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经》的改译本，经过他的改译，原译奉的晦涩之处，变得通畅易懂，原来采用音译的地方也多改为意译，开意译派的先河。他翻译的《维摩诘经》，所宣扬的佛教义理与般若空观思想相通，而其表现方式则更为贴近在家的信众，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康僧会，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经商而移居交趾。十多岁时出家为僧，明解三藏，博览六经，曾随南阳韩林等学习安世高的禅数学。吴赤乌十年(247)来到建业，孙权为其建立寺庙，号建初寺，是江南有寺之始。康僧会翻译的经典最重要的是《六度集经》。本经依大乘六度分为六章，编译各种佛经91篇。该经的特点是将佛教的义理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会通儒佛，开辟了佛教中国化的新路子，对后来中国佛教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三国时期，中国佛教僧人开始了西行求法的壮举。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依律受戒的汉人比丘朱士行，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中土沙门。

　　三、西晋佛教

　　西晋(265—316)佛教在三国佛教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据《洛阳伽蓝记·序》载：“阳至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法苑珠林》则说，“西晋两京合寺一百二十所”。晋代的佛经翻译者有12人，译出经典167部(此据《出三藏记集》，《开元释教录》为333部)。在佛教义理上，受当时盛极一时的魏晋玄学的影响，佛教的小乘禅数学和大乘船若学与玄学的“崇有”、“贵无”两派遥相呼应，互相激励。西晋的佛教活动，仍然以译经为主。竺法护则是西晋成就最大的佛经翻译家。

　　竺法护，原籍月支，世居敦煌。8岁出家，遍读佛经，博览《六经》和百家之言。后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学36种语言，搜集了大量的胡本佛经，带回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至怀帝永嘉二年(266—308)，他往来干敦煌、长安、洛阳之间，译经传法。一生共译出佛经 165部(此据《高僧传》，《历代三宝记》称有 210部，《开元释教录》称有175部)。竺法护所译的佛经，除小乘《阿含》中的部分单行本外，其余大多是大乘经典，包括般若类的《光赞般若经》，《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法华》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的《方等般泥洹经》等。竺法护所翻译的佛教经典，涉及到大乘佛教的各个部类的代表作品，对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竺法护译经的过程中，得到了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的鼎立相助

　　帛法祖和竺叔兰也是西晋著名的佛经翻译者。帛法祖，又名帛远，姓万氏，河内(金河南沁阳)人。自幼出家，博读世典，精研佛经。曾于长安建立精舍，以讲习为业，僧俗从学者近千人。晋惠帝末年，受到镇守关中的河间王的礼敬。当时道士祭酒王浮经常与法祖论争佛道之高下，每每为法祖所屈，王浮愤而作《老子化胡经》，攻击佛教。帛法祖译有《菩萨修行经》、《佛般泥洹经》、《菩萨逝经》等经典16部，还注有《楞严经》。弟子有法祚等多人，法祚著有《显宗论》，并注释《放光般若经》。

　　竺叔兰，天竺人。干元康元年(291)同无罗叉一起在陈留仓垣译出《放光般若经》。《放光般若经》在当时甚为流行，研习者众多，影响很大。

　　总之，从东汉至西晋时期的中国佛教，是佛教传人内地并在内地流传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佛教活动以佛经的翻译为主要内容，小乘禅数学和大乘般若学构成了早期佛教义学的两大系统。佛教从混同干神仙方术、黄老之学，到逐渐走上自身发展的轨道，从最早仅在皇室贵族等上层社会流传，到向民间大众的广为传播，都显示了早期中国佛教稳步发展的趋势。般若经等大乘经典的译传和佛教回应儒、道等中国固有文化的努力，不仅体现了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性格，而且还为中国佛教的后来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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