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人皆能成佛的衆生平等說，鼓勵每個人靠自己的努力來實現解脫，有擡高“心性”在解脫中作用的意向，彰顯了將人的內在心性作爲解脫之道的思想。這既是對佛陀基本精神的繼承和發揮，也特別反映了中國佛教對個人道德完善和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其後，僧叡、竺道生等人把般若空觀與涅槃佛性結合起來理解，進一步以空融有，空有相攝，把非有非無的般若實相與衆生的本性(佛性) 從理論上會通起來，更突出了衆生的自性自度，使反本求宗、依持心性佛性獲得解脫逐漸成爲中國佛教的基本理論。

　　四、對經典之間矛盾的發現和處理

　　在與羅什論及“法身”的時候，慧遠發現佛教經典內部，如《般若經》與《法華經》之間有著嚴重自互矛盾。他發現羅什所譯《般若經》對“法身”的描述是“畢竟空寂”。但是《法華經》中則不然。與《般若經》相比，《法華經》中有關佛的觀念，是從肯定的角度來渲染的。它並不認爲佛只是信仰者個人的主觀幻相，而是把佛當做永恒存在的實體。面對《法華經》與《般若經》的思想差別，慧遠的原則是“雖雲有信，悟必由理”[13]，經典必須合理才能信仰。 “《法華經》中的佛身已經不具有什麼哲理性了，而變成了供一般信徒純信仰的對象。把佛徹底偶像化，並著力于宣傳對佛的崇拜和信仰，以此補充教理的不足，就成了《法華經》的又一特點。”[14]因此，慧遠在”法身”思想上，更加重視《法華經》的教義，強調“法身”永恒存在。這反映了慧遠學術性格的複雜性：一方面，他對自己的傳統修養有著頗強的反省力，這使他能自覺地靠攏外來佛教的理路；另一方面，他畢竟無法擺脫積澱深厚的本土思想資源，在這個意義上看，若說他多少偏離了鸠摩羅什的思緒，那也是來自一分陶冶于本土文化氛圍的身不由己之情。[15]

　　慧遠對衆經矛盾關系敏銳的觀察和批判性的思考，也表現出當時中國佛教學者對解決這類問題産生了迫切的要求，從而促使了判教理論的誕生，並確定了中國判教理論的方向。慧遠的這些問題在僧叡處繼續得到重視並得到初步解決。對于《法華經》，僧叡一直非常重視，稱之爲“諸佛之秘藏，衆經之實體”[16]，認爲般若諸經“皆屬《法華》，固其宜也”[17]。他在《法華經後序》中指出：“尋其幽旨，恢廓宏邃，所該甚遠。豈徒說實歸本，畢定殊途而已耶！乃實大明覺理，囊括古今。”[18]在僧叡看來，《法華經》不僅是一般所說的“說實歸本”、會通叁乘，而且是“大明覺理，囊括古今”，顯揚諸佛正覺妙理，囊括古今終始之義。

　　公元417年，僧叡接觸《大般泥洹經》，思想上再次受到極大的沖擊，這個震撼迫使他不得不重新審視畢生所接觸過的經典，同時重新調整認知結構中的先後次序，他在〈喻疑〉篇說：

　　叁藏祛其染滯，般若除其虛妄，法華開一究竟，泥洹闡其實化，此叁津開照，照無遺矣，但優劣存乎人，深淺在其悟，任分而行，無所臧否。[19]

　　《大般泥洹經》正面的肯定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同時承認有常樂我淨的“法身”存在，這個看法與《般若經》的思想大異其趣，但卻與《法華經》的某些思想看來像是一致的，因此，僧叡在〈喻疑〉篇中清楚而認真的承認“佛有真我”、“泥洹永存”。

　　佛有真我，故聖鏡特宗而爲衆聖中王，泥洹永存，爲應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而複致疑，安于漸照而排拔真誨，任其偏執，而自幽不救，其可如乎？ 此正是法華開佛知見，開佛知見，今始可悟。[20]

　　從僧叡 “此正是《法華》開佛知見。開佛知見，今始可悟”一語中所表現的深切感慨看來，僧叡對《大般泥洹經》一見如故，相契合的感受，正是由于他對《法華經》一貫的重視而引起的。僧叡的佛教思想不是孤立現象，它表達的是整個時代中國漢地義學高僧們的思想狀況。

　　由于時代的限製，慧遠“法身”思想還沒有完全脫離小乘個人解脫的學佛目的，因此對大乘之學多帶有世俗目的，故于哲學思考不甚精細，對于般若學的“空”與“有”也沒有完全理解。但在《大乘大義章》中，慧遠既堅持 “法身” 實存的觀點，又在般若思想的影響下，淡化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身”實體性。慧遠的以“神不滅”理論爲基礎的“法身”觀念，是要突出它的永恒、不變的實體性質，肯定它的感物而動、圓應無生的功能。慧遠在《大乘大義章》中以“法身”實有思想爲基礎關于成佛的原因和方法的提問，代表著中國佛教學者普遍關注的問題，決定著中國佛教思想內容發展的主要方向，對于爾後中國佛教的發展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注　釋】

　　[1] 《大乘大義章》，《大正藏》第45卷，頁134c。

　　[2] 《大乘大義章》，《大正藏》第45卷，頁129a。

　　[3] 《大乘大義章》，《大正藏》第45卷，頁127a。

　　[4] 《大乘大義章》，《大正藏》第45卷，頁123a。

　　[5] 《大乘大義章》，《大正藏》第45卷，頁129a。

　　[6] 參見華方田《出入于有無之際——簡析廬山慧遠法身觀的理論矛盾》，《世界宗教研究》[J]，2006卷3期，頁26。

　　[7] 參見方立天《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頁146。

　　[8] 《太平經佚文》，《太平經合校》，中華書局，頁739。

　　[9] [10] 《大乘大義章》，《大正藏》第45卷，頁123b。

　　[11] 《注維摩诘經·阿閦佛品注》，《大正藏》第38卷，頁410b。

　　[12] [13] 《大乘大義章》，《大正藏》第45卷，頁133b。

　　[14] 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二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頁430。

　　[15] 參見曹虹《慧遠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頁270。

　　[16] [17] [18] 《出叁藏記集》卷8，《大正藏》第55卷，頁57c。

　　[19] 《出叁藏記集》卷5，《大正藏》第55卷，頁41b-41c。

　　[20] 《出叁藏記集》卷5，《大正藏》第55卷，頁41c。

　　摘自 法音 2009年第12期 (總第293期)

《慧遠的“法身”思想及意義——以《大乘大義章》爲中心(吳丹)》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