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人皆能成佛的众生平等说，鼓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解脱，有抬高“心性”在解脱中作用的意向，彰显了将人的内在心性作为解脱之道的思想。这既是对佛陀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挥，也特别反映了中国佛教对个人道德完善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其后，僧叡、竺道生等人把般若空观与涅槃佛性结合起来理解，进一步以空融有，空有相摄，把非有非无的般若实相与众生的本性(佛性) 从理论上会通起来，更突出了众生的自性自度，使反本求宗、依持心性佛性获得解脱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基本理论。

　　四、对经典之间矛盾的发现和处理

　　在与罗什论及“法身”的时候，慧远发现佛教经典内部，如《般若经》与《法华经》之间有着严重自互矛盾。他发现罗什所译《般若经》对“法身”的描述是“毕竟空寂”。但是《法华经》中则不然。与《般若经》相比，《法华经》中有关佛的观念，是从肯定的角度来渲染的。它并不认为佛只是信仰者个人的主观幻相，而是把佛当做永恒存在的实体。面对《法华经》与《般若经》的思想差别，慧远的原则是“虽云有信，悟必由理”[13]，经典必须合理才能信仰。 “《法华经》中的佛身已经不具有什么哲理性了，而变成了供一般信徒纯信仰的对象。把佛彻底偶像化，并着力于宣传对佛的崇拜和信仰，以此补充教理的不足，就成了《法华经》的又一特点。”[14]因此，慧远在”法身”思想上，更加重视《法华经》的教义，强调“法身”永恒存在。这反映了慧远学术性格的复杂性：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传统修养有着颇强的反省力，这使他能自觉地靠拢外来佛教的理路；另一方面，他毕竟无法摆脱积淀深厚的本土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看，若说他多少偏离了鸠摩罗什的思绪，那也是来自一分陶冶于本土文化氛围的身不由己之情。[15]

　　慧远对众经矛盾关系敏锐的观察和批判性的思考，也表现出当时中国佛教学者对解决这类问题产生了迫切的要求，从而促使了判教理论的诞生，并确定了中国判教理论的方向。慧远的这些问题在僧叡处继续得到重视并得到初步解决。对于《法华经》，僧叡一直非常重视，称之为“诸佛之秘藏，众经之实体”[16]，认为般若诸经“皆属《法华》，固其宜也”[17]。他在《法华经后序》中指出：“寻其幽旨，恢廓宏邃，所该甚远。岂徒说实归本，毕定殊途而已耶！乃实大明觉理，囊括古今。”[18]在僧叡看来，《法华经》不仅是一般所说的“说实归本”、会通三乘，而且是“大明觉理，囊括古今”，显扬诸佛正觉妙理，囊括古今终始之义。

　　公元417年，僧叡接触《大般泥洹经》，思想上再次受到极大的冲击，这个震撼迫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毕生所接触过的经典，同时重新调整认知结构中的先后次序，他在〈喻疑〉篇说：

　　三藏祛其染滞，般若除其虚妄，法华开一究竟，泥洹阐其实化，此三津开照，照无遗矣，但优劣存乎人，深浅在其悟，任分而行，无所臧否。[19]

　　《大般泥洹经》正面的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同时承认有常乐我净的“法身”存在，这个看法与《般若经》的思想大异其趣，但却与《法华经》的某些思想看来像是一致的，因此，僧叡在〈喻疑〉篇中清楚而认真的承认“佛有真我”、“泥洹永存”。

　　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而复致疑，安于渐照而排拔真诲，任其偏执，而自幽不救，其可如乎？ 此正是法华开佛知见，开佛知见，今始可悟。[20]

　　从僧叡 “此正是《法华》开佛知见。开佛知见，今始可悟”一语中所表现的深切感慨看来，僧叡对《大般泥洹经》一见如故，相契合的感受，正是由于他对《法华经》一贯的重视而引起的。僧叡的佛教思想不是孤立现象，它表达的是整个时代中国汉地义学高僧们的思想状况。

　　由于时代的限制，慧远“法身”思想还没有完全脱离小乘个人解脱的学佛目的，因此对大乘之学多带有世俗目的，故于哲学思考不甚精细，对于般若学的“空”与“有”也没有完全理解。但在《大乘大义章》中，慧远既坚持 “法身” 实存的观点，又在般若思想的影响下，淡化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身”实体性。慧远的以“神不灭”理论为基础的“法身”观念，是要突出它的永恒、不变的实体性质，肯定它的感物而动、圆应无生的功能。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以“法身”实有思想为基础关于成佛的原因和方法的提问，代表着中国佛教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决定着中国佛教思想内容发展的主要方向，对于尔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　释】

　　[1] 《大乘大义章》，《大正藏》第45卷，页134c。

　　[2] 《大乘大义章》，《大正藏》第45卷，页129a。

　　[3] 《大乘大义章》，《大正藏》第45卷，页127a。

　　[4] 《大乘大义章》，《大正藏》第45卷，页123a。

　　[5] 《大乘大义章》，《大正藏》第45卷，页129a。

　　[6] 参见华方田《出入于有无之际——简析庐山慧远法身观的理论矛盾》，《世界宗教研究》[J]，2006卷3期，页26。

　　[7] 参见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146。

　　[8] 《太平经佚文》，《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页739。

　　[9] [10] 《大乘大义章》，《大正藏》第45卷，页123b。

　　[11] 《注维摩诘经·阿閦佛品注》，《大正藏》第38卷，页410b。

　　[12] [13] 《大乘大义章》，《大正藏》第45卷，页133b。

　　[14]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430。

　　[15] 参见曹虹《慧远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270。

　　[16] [17] [18] 《出三藏记集》卷8，《大正藏》第55卷，页57c。

　　[19] 《出三藏记集》卷5，《大正藏》第55卷，页41b-41c。

　　[20] 《出三藏记集》卷5，《大正藏》第55卷，页41c。

　　摘自 法音 2009年第12期 (总第293期)

《慧远的“法身”思想及意义——以《大乘大义章》为中心(吴丹)》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