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高僧慈青法師

　　李豫川

　　慈青法師，俗姓杜，名兆其，別名杜白，號宗睿。民國元年(1912)出生于成都東門五世同堂街杜家花園。家境富裕，崇佛敬僧，樂善好施，憐貧恤孤。父名杜紹堂，母名周香培，均系居士，育有四子六女，杜兆其排行第四。

　　杜兆其少年聰慧，善根夙具，五官端正，肌膚白嫩，面容清秀，性格甯靜。孩提之時，即喜聆聽僧侶宣說法音，傾心佛教止惡揚善，利樂有情，時人喻爲“轉世唐僧”。有人爲他做了一頂金光閃閃、雍容華麗的小唐僧帽，戴在他的頭上，他欣喜萬分，再也不願摘下。

　　民國九年(1920)，杜兆其八歲，入小學發蒙，學習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家著述。民國十六年(1927)畢業後，甫滿十五歲即在成都昭覺寺廣衆禅師的引進下，出家于成都郊外東蓮花庵(此庵爲昭覺寺腳廟)，可謂童貞入道也。翌年，在昭覺寺受比丘戒，禮該寺第十四代方丈定慧戒明爲師，得法名慈青。

　　受戒後，慈青即進入昭覺寺佛學院學習。認真誦讀《金剛經》、《六祖壇經》等佛教典籍，深刻體會禅宗的叁大基本觀點——本性是佛、無念爲宗、頓悟成佛。

　　不久，能海法師(1886—1967)來昭覺寺舉辦藏傳佛教密宗講經法會。慈青每會必到，每次聽後心中都十分崇拜。能海法師也注意到這位小和尚智慧過人，記憶超群，學習刻苦，德才兼優，認定是可造之材。乃于民國二十年(1931)初，派遣慈青、智慧、神聰叁位青年僧人去康定跑馬山，依止降巴格西，學習藏文和菩薩戒、比丘戒及密乘諸戒，以及《菩提道次第廣論》、《俱舍論》等，降巴格西還爲他們灌頂並傳授了度母等密法。

　　民國二十一年(1932)初，慈青應在拉薩哲蚌寺的能海法師之召，從康定啓程，隨同去緬甸、印度做生意的多傑巴西騾幫，經四川木裏、雲南永甯，由麗江翻越雞足山直達緬甸的八莫、瓦城(曼德勒)、仰光，再經印度的加爾各答，過喜瑪拉雅山口，由帕裏、江孜抵達拉薩，在哲蚌寺拜見了能海法師。法師將其推薦給康薩格西(？—1941)。于是慈青遂拜康薩格西爲根本上師，在其座下潛心苦學藏傳佛教顯密諸法。先學顯宗的五大經典——《現觀莊嚴論》、《入中論》、《釋量論》、《戒律本論》、《俱舍論》。繼學密宗的作密、行密、瑜伽密、無上密四部要法。循序漸進，心無旁骛，過目成誦，遊心法海，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盡年，七載苦學，知識大進，填海深功，使這位青年僧人獲得了“學富五車”的贊譽。1977年，他在回憶這段時光時說：藏語和藏文是很複雜的，學習時難度很大，需要有極大的毅力。既要眼看心記，又要口練手寫。那時，整天學習都感到時間不夠，每晚都要學到深夜，次日淩晨四、五點鍾起床又學。無論是烈日炎炎的盛夏，還是風雪迷漫的嚴冬，天天如此，最後終于達到了“說藏語流利，寫藏文隨心”的地步。

　　慈青對密宗的主要經典《大日經》七卷叁十六品下力尤深。密宗是以《大日經》、《金剛頂經》建立了叁密——身密、語密、意密。他深有體會地說：密宗不直言，多隱語，不深學就不能會誦真言，更不能用密語真言傳授弟子。所以密宗的近百部經典，對他都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慈青在拉薩的七年裏，曾多次朝拜布達拉宮、色拉寺、甘丹寺、白居寺、昌珠寺等，並以其出衆的才華，與西藏上層僧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

　　民國二十九年(1940)初，二十八歲的慈青結束了在哲蚌寺的學習，離開拉薩，循原路經印度、緬甸返回四川。臨行時，康薩格西贈給他一件名貴的紅呢袈裟。過印度時，他朝拜了釋迦牟尼聖迹和印度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竹林精舍等遺迹。過緬甸時，又朝拜了曼德山的佛寺古刹，古城蒲甘(今緬甸北部)的五千多座佛塔。最後經昆明、貴陽、重慶，于次年回到成都昭覺寺。其間跋涉萬裏，踏珠峰之冰，破峨眉之雪，崎岖訪道，艱難參尋，爲法忘軀，哪顧塵頭土面，追求真理，不憚千山萬水，枕青山而臥白雲，侶樵牧而友麋鹿，披星戴月，茹苦含辛。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殊屬不易！可見其爲尋求佛法，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

　　慈青法師回到成都後，在昭覺寺佛學院任教。他教學相長，行解並重，深入淺出，言近旨遠，深受學員的歡迎。他還經常應邀到能海法師在內地首創的西藏黃教密宗根本道場——位于成都南郊五公裏石羊場附近的近慈寺講經說法。後又應張怡荪先生(1893—1983，曾任清華大學教授、山東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四川大學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長，爲我國第一部《藏漢大辭典》主編)之邀，多次到其在成都創辦的研究西藏文化的專門機構——西陲文化院講解藏文佛經，他不僅繼承和弘揚了漢語系佛教，而且傳播和交流了藏語系佛教。

　　中國佛教，迨至清季，已成強弩之末，每況愈下。到楊仁山居士(1837—1911)自日本傳回《性相宗章疏》後，士大夫階層競相傳習，講學之風，始爲之一振。但作爲佛教重地的叢林寺院，仍狃于舊習，僧律廢弛，學修不興。一些僧衆熱衷于趕經忏，超度亡靈，思想僵化，品質低劣。于是一批居士學者，公開倡言但皈佛、法二寶，不皈僧寶。白衣高座說法，缁流噤若寒蟬。慈青法師對此末法衰相，心憂如焚，慨然以荷擔如來、重振家業爲己任。印度後期佛教多傳入西藏，未來漢地。藏區佛教學修並進，師師相授，代有傳人。西藏佛教前弘期(約七世紀中葉至九世紀中葉)已經譯出大、小顯密經、律、論七百叁十八種，其中從漢文轉譯的僅叁十二種，所以西藏佛教有直接從印度傳入的一部分爲漢地所無。後弘期(978至今)又翻譯了很多經論。特別是1203年(南宋甯宗趙擴嘉泰叁年)，印度比哈爾省的大寺院在戰爭中全部被毀後，那爛陀寺、超岩寺等古刹的學者來到西藏的很多，傳譯之風因而大盛。藏文《大藏經》近六千部經律論中，絕大多數是直接由梵文翻譯的，僅少部分是從漢文轉譯的。因此印度晚期佛教的論著保存在藏文經裏的極爲豐富，尤其是五明中的因明、聲明、醫方明等論著，數量龐大，十分重要。西藏的佛法以密教最爲普遍和突出。密教主要屬于定學，在漢地失傳的次第禅，在密教中得到保存和發展，有源遠流長的傳習。在顯教方面，西藏黃教各大寺都推行以因明、俱舍、戒律、中觀、瑜伽五種學說爲中心的教學製度。根據唐初高僧玄奘(600—664)、義淨(635—713)的記載，可知這正是當初那爛陀寺學風的繼續。西藏佛教自元至清，雖已傳入漢地，但只爲帝王所禦用，民間傳習者甚少。特于漢僧叢林，尤爲扡格不入。這是因爲，首先，漢地佛教諸宗，已有悠久曆史，以爲近取諸己即可滿足，無須遠求，固步自封。其次是由于藏文佛教典籍無人譯傳，一般人不知其蘊藏之富。再次是藏族僧人來漢地者，多不通漢語，僅傳授一些密宗事相，于較深的教理，因譯述能力所限，未能盡述。遂令大多數人認爲西藏佛教就只是富于神秘色彩的密宗。謹慎的叢林老宿，對西藏佛教望而生畏，莫敢問津，導致漢藏佛教徒之間産生了嚴重隔閡。所以溝通漢藏佛學，亦是團結蒙藏人民，鞏固邊陲之要務。能海、慈青等高僧敢爲天下先，以大無畏的精神，爲法忘身，冒九死一生的艱險，爲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撓，堪稱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民國叁十五年(1946)，叁十四歲的慈青繼定持法師之後，榮任昭覺寺第十六代方丈。昭覺寺自清初起，即與藏區來往密切。第二代方丈佛冤徹綱，曾駐錫松州(今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藩縣)大悲寺達六年之久，康熙四十一年(1702)，佛冤和尚年邁，特遣昭覺寺僧人專程去松藩迎請藏族格西(格西是拉讓格西的簡稱，爲格魯巴最高學位)竹峰真續(1660—1739)入主昭覺，是爲該寺第叁代方丈。寺內向設密壇，供藏族喇嘛、蒙族呼圖克圖修持密法。叁百年來藏僧到成都均挂單于城北五公裏之昭覺寺。

　　國民黨元老張群任四川省主席時，關心西藏局勢。與慈青法師私交甚好的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1889—1964，後繼張群爲四川省主席，1955年任四川省副省長)上將向張群推薦說：慈青法師在西藏學經七年，剛回來不久，他對西藏的情況很熟悉。因此，張群遊昭覺寺時，特別會見了法師，向他詢問西藏的情況。慈青遂把西藏的佛教領袖、上層人士、政教合一的社會風俗一一向張群作了具體的介紹，張群十分滿意。此後不久，西藏地方政府派紮巴堪布(堪布相當于漢地佛教寺院的方丈)來成都，向張群請求撥糧救濟藏民，法師應邀作翻譯。會談十分成功，張群爲了安撫西藏，穩定四川，同意撥糧救濟，雙方都很滿意。張群特將自己的一張照片贈送給法師，以作紀念，從此兩人成了莫逆之交。

　　慈青法師還與陳銘樞上將(1889—1965，叁十年代曾任十九路軍總指揮，1949年起任全國政協委員，系佛教居士)等社會名流往來甚密。

　　1950年3月，法師被選爲成都市人民代表。同年減租退押時，他主動賣了祖業私房，折合二十四石大米，加上1931年初昭覺寺發給他去康定的路費二百銀元，一次全部退清。並說：“出家人四大皆空，退了既使自己心中坦然，又利在農民。”當時政府要求僧侶自食其力，生産自救。他遂帶領寺僧大搞農業生産，從事手工勞動，結果不但年年糧食自給自足，而且年年上交公糧，賣余糧給國家。

　　1952年11月，法師赴北京廣濟寺參加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人會議，翌年6月，又在廣濟寺參加了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大會，並當選爲理事。同年，他帶領僧衆對昭覺寺進行了大規模的維修。

　　慈青法師長于文物鑒定，1953年被聘爲四川省文史館館員。同年，成都市佛教徒學習委員會成立，他被選爲主任。

　　1954年8月，法師當選爲首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首屆成都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經常在各種會議上，就如何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出許多有益的建議和意見。五十年代初，國家修建成渝鐵路和建設工廠時，曾兩次規劃毀寺占地，法師均根據宗教政策上書，要求保存昭覺寺，結果兩次都得到國務院和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的同意。

　　1957年，成都市佛教協會成立，大家一致推舉慈青法師爲會長。3月，在中國佛教協會第二屆代表會議上，法師連任理事。

　　1955年4月，一代文豪郭沫若(1892—1978)回成都遊昭覺寺、文殊院，慈青法師陪同。郭老詩興大發，吟七絕二首，以紀此行。贈昭覺寺的是：

　　一別蓉城十二年，今來昭覺倍慰然。

　　丈雪破山人已渺，幾行遺墨見薪傳。

　　贈文殊院的是：

　　四十年後始來遊，西天文物萃斯樓。

　　只今人民翻身日，亦見宗門慶自由。

　　(載1979《中國書畫》第一期)

　　從1954年到1958年，慈青法師年年節衣縮食，帶頭認購國家經濟建設公債。

　　從1957年起，由于左傾政策的錯誤影響，昭覺寺不斷受到侵占和摧殘。特別是到了1960年，有人竟把昭覺寺這座創建于唐僖宗乾符年間的全國重點寺廟，變成了畜牧場。爲此，慈青法師多次與政府有關部門交涉，據理力爭，進行抵製，終于在1961年停辦了畜牧場，保護了這座“川西第一禅林”。停辦後，法師還要求：“凡是借(占)用寺廟的房屋家具，弄壞了的必須照價賠償。”由此引起了某些官員的不滿，指責法師“不聽話”，“堅持己見”。法師反駁道：“如果聽了你們的話，不堅持，那就糟了！”八十年代撥亂反正後，一位領導評價道：“慈青法師對保護昭覺寺是有功的，如果沒有他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就沒有今天的昭覺寺”。

　　1962年2月，五十歲的慈青法師被選爲第叁屆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9月，四川省佛教協會成立，他被選爲會長，並兼任第二屆成都市佛教協會名譽會長。

　　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聿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粗暴踐踏，各級佛教協會均被迫停止活動，昭覺寺受到嚴重破壞和侵占，經像法器被損毀一空。慈青法師也深罹其厄，多次被殘酷地批鬥折磨，關進“牛棚”，非法拷打，失去了人身自由。他珍藏的唐伯虎印章、宮廷寶硯、純金佛像、古瓷玉器、名人字畫、國內一百多位曆代著名高僧大德的畫像，從西藏帶回的經書、康薩格西贈送的紅呢袈裟、一些未發表的佛學手稿，以及私人衣物用品、書籍均被查抄一空。1978年2月14日，法師圓寂于昭覺寺，世壽六十六歲，戒臘五十齡。

　　1987年，昭覺寺僧衆在寺內爲慈青法師建造了靈骨塔。

　　禅刊 2000年度第二期

《當代高僧慈青法師(李豫川)》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