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文化交流的光輝篇章

　　中印文化交流其實質就是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

　　我是佛教徒。大家知道，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降生在迦毗羅衛，他的主要活動都在印度。我國的佛教經籍，都是從印度直接或間接傳過來的。我們曾經作過統計，自從我國東漢末年，一直到南北朝初年的二百六七十年間，就有著名的譯經法師十二人是印度人。南北朝隋唐時朋則更多了。在我國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四大翻譯家，其中叁人與印度有密切關系。如鸠摩羅什，雖出生於西域龜茲，而與印度關系密切，真谛是西印度優禅尼婆羅門族，其後從扶南國(即東埔寨)到中國的。玄奘雖是中國人，而曾在印度遊學了十七年。

　　公元前一世紀中，佛教就已從印度傳入我國新疆地區。首先從迦濕彌羅傳至于阗，接著，龜茲，疏勒，莎車、高昌等地方也陸續傳入了印度的佛教。

　　公元七世紀間，佛教由印度傳入我國西藏地區。由於印度高僧寂護和蓮花生來藏，大弘中觀、律學，密教形成了西藏前弘期佛教的盛況。公元十世紀末，又有印度僧入作信铠、佛護、慧護、阿底峽等入藏，廣譯經典，促成了西藏後弘期佛教的隆盛。

　　除了印度東來弘法的高僧，還有中國西行求法的高僧。

　　我國最早西行求法的，是叁國時期的朱士行，但他只是到了我國新疆于阗，沒有到印度。西行求法運動的興起，是在我國束晉時期，其中以法顯的影響尤爲大。法顯於榮晉隆安叁年(叁九九年)和同學慧景等四人，從長安出發往天竺尋求戒律，閱時十一年，經過叁十余國，最後從斯裏蘭卡經南海回國。籼法顯同時的還有智嚴、寶雲、智猛，昙纂等人。唐代玄奘法師西行求經，在我國是盡入皆知的。

　　在我國唐代，中印交通往來，有叁條路線：一是由長安經青海，貫通西藏，至尼泊爾。再往印度，是爲東道；一是經新疆和于阗等天山南路，越蔥嶺，過大雪山，入印度，爲中道，一是經庫車等天山北路，越蔥嶺北面，進入印度，爲北道。此外，還有從雲南經緬甸往印度的陸行路線，以及由廣州經南海諸國，過新加坡海峽往印度的海行路線。古代中印高僧，不論東來傳法或西行求法，從陡路行，要經過冰天雪地，穿越廣大沙漠地帶，從海路行，要經過汪洋大海，涉曆驚濤駭浪。他們都是“忘形殉道，委命弘法”。正如唐代義淨法師說的：“晉宋齊梁陳隋間，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須知前者雖。路遠極天唯烏道，沙河遮日力疲殚，後賢如未谙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

　　中國的佛教，都是直接或間接從印度傳來的。佛教在中國，雖然也有發展創新，但總歸淵源於印度，如出家比丘，都要受戒，而最先到我國來傳授戒律的，是魏嘉平二年(二五〇年)來華的，中天竺律學沙門昙柯迦羅；我國的禅宗，就是梁普通年中(五二〇－五二六年)南天竺菩提達摩最初傳來的，因此，我國的禅宗以菩提達摩爲初祖。我國天臺宗的正依經典《法華經》是鸠摩羅什翻譯的；華嚴宗的正依經典《華嚴經》，其第一譯是北天竺人佛馱跋陀羅翻譯的，叁論宗韻正依論著《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的作者龍樹提婆是印度人，唯識宗的正依論著《瑜伽師地論》、《唯識論》等的作者無著、 世親也是印度人。這些事實，雄辯地說明了中印兩國人民在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已經譜寫出光輝的篇章，是永遠值得歌頌的。我們中國佛教徒，永遠不會忘記印度佛教與我國佛教的淵源關系。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