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玉佛寺的新刻碑帖談董其昌的書法

　　松江藏家朱庸文先生藏有董其昌書《四十二章經》，上海圖書舘藏有董書《釋迦如來成道記》明刻舊拓。友人建議何不勒石成碑，鑲嵌於牆壁，增添叢林一景呢，我想這個建議很好，一則可使玉佛寺增事踵華，二則可利用晨夕觀摩讀誦，亦有益於身心。於是延請著名刻工黃懷覺，精心雕刻，化了叁年時間鎊刻成二十四石，嵌在般若丈室大門兩側牆壁上。此亦不失爲藝林之盛事也。

　　董其昌(一五五五年—一六叁六年)，字香光，一字玄宰，號思翁，明華亭縣(江蘇松江)人。萬曆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世稱宗伯，著有《容臺集》，《畫禅實隨筆》等傳世。他竭畢生精力從事於書畫藝術，行楷之妙，跨絕一代。他自雲：“吾學書初師顔平原(真卿)《多寶塔》，改學虞世南，以爲唐書不如晉、魏，遂仿《黃庭經》及《旦不表》，自謂逼左，不複以文徵明、祝允明、置之眼角。……此遊嘉興，得盡觀項子京家藏真迹，觀右軍《官奴帖》於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評，自此漸有所得。”他又雲：“余書與趙文敏各有短長，行間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趙；若臨仿曆代，趙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趟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吾書往往率意，當吾作意，趟書亦輸一著，第作意者少年。”這裏，他於書法一道多麼的自負。雖然他自道學書經由唐而上溯魏、晉的，但實際上肯定是從元、宋各書家手迹臨摹求得法門的。他把自己和卷書的優缺點比較得恰如其分，是他學趟的自供，也是一番甘苦之言。這次昕刻的《四十二章經》自稱“仿米元章書”，可見他對米芾也是崇拜的。總之，他學書是由近及古，由下而上的。等他看到羲之《官奴帖》和晉、唐人真迹已是晚年之事了。他雖說初學顔、虞，後學锺、王，可是在他筆底卻找不到顔、虞和《宣示表》的痕迹想來似鹽入水中，全然融化了。啓董以後帖學日趨下坡了。這是因爲帖學到後來一味追求清秀，自“蘭亭面，西施骨”之诮。尤其是“舘合體”的楷書，以烏、方、光叁字爲標准，弄得幹人一面。再加科舉既廢，楷書就不受人所重視了。“不有新變；何以代雄”。於是鄭板橋、金冬心等，直接從篆、隸中找出革新的路子，包世臣、康有爲以此碑挽救頹勢，頓使書道耳目一新。書法的推陳出新，開風氣之先，雖有波谲雲詭，不軌於正，畢竟富有革命氣息。流弊則如脫缰之馬，難以駕禦。現下因學書者對楷法都都不曾痛下工夫，所以對書道方面又有些脫離現實了。目前人民生活安定，正是研究書法的最好環境。竊以爲當前青年入學書，應以提倡“帖學”爲宜，要學楷書，則董其昌正是一位信得遇的老師。從他自己所介紹的學書經驗來看，他自下而上，由近及遠，臨摹過多少碑帖，可見要成爲一代宗匠絕非易事。當前有啓元白(功)先生，他的書法從煊爛歸平淡，平正秀潤，雅俗共賞，是精於帖學的南派代表人物。

　　目前《绛帖》、《大觀帖》等名帖，已如墨林星風，不易得見。即欲求一較佳之法帖亦難於搜購，而玉佛寺新铙的兩種董書佛經，正如出上文物，頗受參觀者的矚目，不少愛好者要求拓碑學書，可以想象它會使行將湮沒無聞的“南派”書法重新發揚光大。

　　一九八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