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喜佛淵源
達亮
宋代是中國古代最成熟、與佛教融合最深的一個時期。居士輩出是當時佛教的特點之一，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熱衷于參禅學佛，佛教的影響可謂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各個領域，特別是對詩歌、書畫藝術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宋代成爲我們了解佛教對中國文化影響深度的最好時期。
宋代諸帝王都很重視佛教。自宋太祖開始對佛教采取了扶植的政策，如修建了不少寺院，並經常親自抄寫和誦讀佛經，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經《開寶經》也始刻于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太宗崇佛更甚，在行軍出征途中，仍以佛事爲重，建立了譯經院，親自撰寫《新譯叁藏聖教序》，宣揚佛教的廣博宏辯、精微妙說。在其位六七年裏，度僧達七萬之多，建寺修院更是空前。真宗在位25年，也是大營佛事，成爲全宋史上佛教最發達的年代。仁宗也是好佛之人，他供奉慧能衣缽，命士大夫爲慧能歌功頌德。此後，英宗、神宗、哲宗對佛教、特別是對禅宗很重視。
蘇轼所處北宋時期的諸帝王都非常重視佛教。再者，由于帝王們的提倡以及士大夫們的熱衷于學佛參禅，蘇轼受佛教的影響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蘇轼生長在一個具有著濃厚文化傳統的家庭裏，佛教信仰對他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且一生中對佛教都很熱衷。在其內在的精神生活方面，佛教思想的影響顯得更爲突出。而對于佛教，他讀經、抄經、禮佛，講檀施果報，希求往生，見諸文字、行動的事佛事迹也確實不少。在嶺南南華寺時，“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①]這雖然都是他晚年的心情，但也可以表現他晚年的心靈歸宿，是長期接受禅宗熏習的結果。
《栾城集》卷一《懷渑池寄子瞻兄》自注：“轍昔與子瞻應舉，過宿縣中寺舍，題老僧奉閑之壁。”《栾城集》卷四亦有《和子瞻宿臨安淨土寺》。如果說青少年時期的蘇轼與佛教有緣的話，一者是地理因緣的影響：他的故鄉四川，可以說是一個天府佛國。出生地眉州，便緊鄰著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峨眉山，離著名的樂山大佛也不遠。四川地區自唐代以來佛教就很發達，這是因爲那裏有秦嶺與中原相隔，戰禍較少，所以能夠保存下許多曆代的佛寺、經卷文物。而我國的第一部官版大藏經《開寶經》刊刻後，此後中國官方和民間以及高麗、日本刻藏所依據的所謂“蜀版”，就是在宋初刊刻于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這，可以說是蘇轼與佛教的地理因緣吧。蘇轼小時候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響。在一次經過忠州時，看到一座屈原塔，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南賓舊屬楚，山上有遺塔。應是奉佛人，恐子就淪滅。此事雖無憑，此意固已切。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②]
這首詩雖然是歌頌屈原，但也表白了他的心迹。二者是父母笃信佛教，家世奉佛的影響。父親蘇洵，與僧人交往甚勤，結交蜀地出身的高僧雲門宗圓通居讷和(1010～1071)寶月大師惟簡(？～1095，又名寶月)，僧傳把他列爲居讷法嗣。蘇洵的《彭州圓覺禅院記》及蘇轼的更多文章有記載。其母程氏也笃信佛教，父母去世時，蘇轼曾將其生平最珍愛的遺物施之佛寺。他自敘說父親蘇洵與母親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叁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舍所愛作佛事，雖力所止，而志則無盡。”(《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敘》)並在《與大覺禅師琏公》中說到舍《禅月羅漢》像，《四菩薩閣記》中說到舍吳道子畫，《阿彌陀佛頌敘》中說到舍母親遺物，以薦父母冥福。蘇轼又在《十八阿羅漢頌敘》中，曾記述家中藏有十八羅漢像，經常設茶供養，以企佛佑等等。這都可見其家庭中的宗教氛圍，顯然反映出蘇轼父母對佛教的信仰，他們的信仰必然會表現在對少年子女的教育上。
蘇轼與弟蘇轍極其友愛，這是曆史上的佳話，而蘇轍也是虔誠的佛教徒，其一生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他在與蘇轼的唱酬詩中寫道：“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試院唱酬十一首·次前韻叁首》)，“目斷家山空記路，手披禅冊漸忘情”(《次韻子瞻與安節夜坐叁首》)。熙甯八年(1075)蘇轼還和蘇轍借華嚴宗的典籍《法界觀》來研讀。蘇轼在《與子由六首》之四雲：“兄自覺談佛不如弟”[③]可見蘇轍對蘇轼參禅學佛也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另外，與蘇轼相伴一生的妻妾對佛教的信仰，也影響著蘇轼學佛參禅。蘇轼的繼室王氏閏之亦學佛，他在其生日曾取《金光明經》故事，買魚放生爲壽，並作《蝶戀花》詞，其中有“放盡窮鱗看圉圉，天公爲下曼陀雨”之句。她死時有遺言，令其子繪阿彌陀佛像供奉叢林，蘇轼請著名畫家李龍眠畫釋迦佛及十大弟子像供奉京師，並作《阿彌陀佛贊》，說“此心平處是西方”[④]。蘇轼妾朝雲也學佛，早年拜于泗上比丘尼義沖門下。後與蘇轼一起到惠州，經常念佛。至紹聖叁年(1096)臨終彌留之際仍誦《金剛經·六如偈》，蘇轼爲其製銘中有雲∶“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蘇轼與佛教關系密切，皆受家族的影向。
蘇轼早年曾讀書于道觀。慶曆叁年(1043)蘇轼八歲，“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叁年。”[⑤]蘇轼接觸佛教至少可以上溯至他10多歲時，據《蜀中名勝記》卷十二《眉州》載：“……棲雲寺，東坡少時讀書寺中。”“讀書寺中”，難免接觸佛教經卷。《蘇轼詩集》之《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一詩亦載：“君(蘇轍)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⑥]，《栾城後集》卷二一《書白樂天集後二首》也說“少年知讀佛書，習禅定。” 慶曆八年(1048)“少與轍比師先君”(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的少年時代開始接觸佛教，這正與“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聘釋迦文”相吻合。當時蘇轼13歲，也就是說蘇轼在10多歲就已經開始接觸佛教了。這說明了早在少年時代，蘇轼就開始讀佛教書籍了。可以將此記載作爲蘇轼在幼年時就接受了宗教影響的重要人生階段。父母死後，蘇轼曾施舍家中的字畫和母親的首飾用作佛事，爲父母超度，並撰寫贊頌文：“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居士傳》二十六)
蘇轼的家學淵源，個人教養與他後來習佛關系很大。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蘇轼奉派到陝西鳳翔任簽判，這是他第一次出仕。在蘇轍相送的途中，他寫下了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懷舊》詩：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岖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從這首詩可以看見早熟的蘇轼對去來無常的人生已略有所悟。蘇轼直接與佛教發生關系，是在二十幾歲初入仕任鳳翔簽判的時候。在鳳翔任上，他隨同事王大年(王彭)“居相鄰,日相從”習佛，真正接觸佛教。因此，他在《王大年哀辭》中說∶
嘉佑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予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略，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⑦]
可見，青年蘇轼是在王大年的啓發引導下，開始喜讀佛書並了解佛法的。然而，此時的蘇轼從思想上並不信佛。在嘉佑六年(1061)所寫的《鳳翔八觀》中，蘇轼初次以佛教爲題材作詩，其第四首，歌詠唐代著名雕塑家楊惠在鳳翔天柱寺所塑的維摩像，其《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詩雲∶
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罴。……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結無言師。[⑧]
這裏表現了他對著名的維摩诘居士的向往。但他理解的維摩诘是一位修身有道、力大無窮、不懼死亡、視生死如浮雲的“至人” ，他一生中也常以維摩诘自比，而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蘇轼的前世今生的佛緣，顔山其在《蘇轼轶事彙編·次蘇子瞻先後事》中作了精辟的論述：
仁宗景佑丙子，母夢一僧入堂而生，智能夙成。少年慕玄釋，不樂世染，欲辭婚，有志未遂。喜讀書，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辄變一體，書法遂工。髻年，便有論著。
由此，蘇轼凡叁谪貶，晚年“垂老投荒”，遙谪海南，幾乎在流貶中度過了仕途生活的大半，偶或在朝，也處在被人排擠、夾擊之中，在漫長的人生苦旅中，佛禅的人生觀給了他心靈極大的安慰。
蘇轼習佛因緣有受父母的熏陶、成長環境的濡染、令人神往的奇遇故事，甚至是似真如假之夢中爲僧等，皆在凸顯蘇轼與禅學因緣絕非偶然，那是一段段憧憬、一篇篇期待。然縱有前世因緣，尚待今生努力，能仰體天心、恤憫群生、破除無明與妄執，感悟無常、無我、苦、空等，才能使前世的菩提種子，于今生中更深植且開花結果。而蘇轼對禅宗則是情有獨鍾，並對他影響深遠，曆久而彌真彌堅。禅宗透脫無礙，隨緣任運的人生哲學，使蘇轼在種種危難困厄中仍能保持通脫無礙的姿態和積極樂觀的信念。因此他在《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爲此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須其至，授之，以爲他時語錄中第一簡》中盛譽禅宗：“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
家庭濃厚的佛教信仰與氛圍，則直接爲蘇轼營造了一個接近佛教的因緣。其中不論是受父母的潛移默化，還是與弟蘇轍的相互切磋，都爲蘇轼深度接觸佛教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作者系《人海燈》雜志編輯)
注釋：
[①] 《蘇轼詩集》卷四十四，《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第2408頁。
[②] 《蘇東坡全集》[一]卷二，《屈原塔》，第83頁。
[③] 《蘇東坡全集》[八]卷七十六，第4277頁。
[④] 《《唐宋八大家散文總集》卷八，蘇轼[叁]，第5714頁。
[⑤] 唐宋八大家散文總集》卷六，蘇轼[一]，《衆妙堂記》，第4809頁。
[⑥] 《蘇轼詩集》卷叁十七，第2015頁。
[⑦] 《唐宋八大家散文總集》卷九，蘇轼[四]，第6475～6476頁。
[⑧] 《蘇轼詩集》卷叁，第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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