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生說死

　　達亮

　　內容提要：“生”是自然大化的創造，“死”亦是自然大化的傑作。古今中外人士及宗教看安樂死。是生還是死，如何生，如何死；由生觀死，由死觀生，生死相安，這是最佳境界的一種生死大智慧。

　　關鍵詞：生、死、安樂之死、死亡的藝術、由生觀死、由死觀生、生死互滲。

　　作者簡介：達亮，男，山東濟甯市人，一九六九年生，現爲《人海燈》雜志編輯部，著有詩集《歲月無悔》、散文集《菩提人生》、《落葉菩提》等。

　　前 言

　　“生”是自然大化的創造，“死”亦是自然大化的傑作。所以，正確的生死態度應該是：人生時，便幸福地活著，度過生命的發育、成熟、衰老各個時期。一旦面對“死”，無論有何具體原因，都應該意識到生命之生理已盡，我們應該坦然而平靜接受死亡這個自然的結果。如此去看“生”，人們必不會執著、迷戀、沈淪于“生”；如此去看“死”，人們決不會恐懼、焦慮、害怕于“死”這樣的話，人生便步入了一個幸福的新天地。

　　安樂之死

　　在我國，生與死曆來被稱爲“紅白喜事”，喪事可爲“白喜事”。既然我們把“生”作爲喜事，又有甚麼理由不把“死”當做喜事呢？老莊學說認爲人是從“氣”裏衍生出來的，死了就回到“氣”裏去，莊子家裏的人死了，許多人前來吊喪，表示哀悼，唯獨莊子顯出高興的樣子，坐在門口“鼓盆而歌”，慶賀其死去的家人終于找到一處永久甯靜的棲息之地，而那方淨土正是家人所來之處，是永恒的歸宿之地。惠子平時總與莊子要爭得面紅耳赤，而這次卻被莊子的一番話說得心服口服，深深認識到一個人要想活得灑脫大度，僅僅明白生是怎麼加速還不夠，還得懂得死是怎麼回事。

　　這真是曠達的見解。對待死亡的態度，是人生的根本態度。如何對待死亡，也是檢驗一切世界觀的根本標尺之一。生死離別的悲傷，是人之常情，莊子卻超越了人之常情。生與死，是人生的大限，莊子也超越了這個大限。這就不僅超越了一切的利害榮辱，而且也超越了生死。

　　莊子的影響是深遠的，如嗜酒如命的劉伶，常乘鹿車，攜酒荷锸，隨時隨地痛飲。他叮囑妻子；“死便埋我”另有《唐書》記載，與劉伶有同樣想法的是傅奕，《傅奕傳》是這樣寫的——

　　“常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死矣，因自爲墓志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鳴呼哀哉！””如果說古人也有安樂死的想法和做法，傅奕當是先行者了。至于唐代詩人盧照鄰、司馬空圖，未死之前就已經營生圹(即墳墓)，盧照鄰偃臥其中飲酒等死；司空圖題休詩曰：“白日偏催世間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所請騎鶴，就是騎鶴西歸，死去之意。可見，古人似乎也想到了安樂死的方式的。

　　看來，安樂死之道，古已有之，追求安樂死，臺灣作家柏楊也提出了如盧照鄰、司馬空圖的構想，他說：“人生在世，如果條件夠的話，唯一可預見並可控製的一件事，便是爲自己安排“陰宅”。”柏楊也是把死生看得淡化了，所以預作之計——構築生圹……

　　如今在中國大陸，對死亡問題的全面關注是與一例“安樂死”事件分不開的。一九八六年，陝西省漢中市出現了一例病人家屬要求大夫行使“安樂死”的事件，後來醫生以殺人罪被提起訴訟，經過六年多的漫長訴訟才被宣判無罪。這一漫長的訴訟，使學術界、法律界、醫藥界、新聞界乃至普通老百姓對“死”都有了一次深刻的認識。又，據《北京青年報》報道，日前，上海市闵行區人民法院對上海首起對母親實施“安樂死”案件的被告人——六十七歲的梁萬山，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五年。(參見2001年十月十七日《羊城晚報》Al5版《我只想把她平安關走》一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午間半小時”節目對“安樂死”展開了專題討論，收到了幾百封聽衆來信，其中還包括了鄧穎超同志的來信。她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廿六日的信中談到：“我認爲“安樂死”這個問題，是唯物主義的觀點。我在幾年前已經留下遺囑，當我的生命要結束的時候，千萬不要用人工和藥物搶救的辦法。”前不久病逝張學良先生，在病危期間其家屬不忍心看他痛苦的樣子，而斷然拒絕爲其使用維生系統。如今“安樂死”在一定的範圍內已經成了一個熱門的話題，成了一些人茶前飯後言談的中心，對于這樣一個新時代所産生的一個新問題，人們便各自依據傳統道德觀念，依據人道主義，依據實際社會效果等等，發表不同的見解和看法。每個人怎樣面對自巳的死亡？怎樣以理性的態度直面人生的必然歸宿？于是，死亡教育自然而成爲人生的必修課。西方的許多國家，死亡教育課程卻常常受到大學生、中學生甚至小學生的熱烈歡迎。而如今，荷蘭已經是世界上唯一允許“安樂死”國家，是死亡教育的先河。

　　荷蘭已立法提倡，更不妨在古老的中國醞釀誕生，以推行今之人道主義？(由于我國法律從未承認和允許“安樂死”的行爲，而類似梁萬山這樣爲家人實施“安樂死”的行爲，都觸犯了《刑法》，法律將以故意殺人罪來論處)。

　　甚麼是“安樂死”？“安樂死”就是指某種必死無疑的人，在生命還沒有完全結束時，由于一些特殊原因，用藥物致其于死，以減少死者痛苦的做法。死，本不可能是安與樂的，但因其是在藥物的作用下而靜靜地死亡，無痛苦現象，人們便以“安樂死”予以命名。

　　從當前來看，安樂死所面臨的問題大約有兩種：

　　一、某些患絕症病的晚期病人，或者某些患“植物病”的人。

　　這類病人對于安樂死的心態大約有叁種情況；一是患絕症病的晚期病人，因自已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要求以安樂死盡快了結自己的生命，以結束病痛之苦，這是病人從自己著想；二是病人並不願死，但不想親人因自己而長久受累，甯願以安樂死結束自己的生命。以減少對親人的拖累，即病人從他人著想；叁是病人自己已失去生存意義，親人也沒有必要爲其勞累，與其“痛不欲生”，實不如安樂以去，願意對其實行安樂死，以求得雙方解脫，即從病人與親人雙方著想。

　　二、被法律判處死刑的罪犯。從這類人來看，顯然死者是極不願死的，但法律必須強製其死亡，對其實行安樂死，完全是法律從人道主義出發，減少罪犯的死亡痛苦。

　　如果安樂死合法化，會有甚麼事發生呢？據近日的日本《朝日新聞》記者調查發現，在日本奈良縣有座寺觀名謂十分奇怪，叫“暴死寺”信奉佛教寺院的名字，一般都帶有虔誠普度的含義，但這座“暴死寺”古刹雖小，可有兩百多年的曆史。來寺參拜的老人，全都是沖著「暴死寺”寺名而至的。其中有93%的老人，在神靈面前“喃喃”地許下希望能安然暴死的心願；其中有66%的老人最害怕有朝一日被頑症折磨，不僅自己痛苦不堪，同時又連累家人耗錢費時侍候，因而祈求神靈賜予突然死亡，好來好去罷了。“暴死寺”則折射出日本現代文明社會對“安樂死”的向往。又如一九九○年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66%的美國人相信，一個人如果處在極端痛苦的情況下，又“沒有改善的希望”，就有自己結束生命的道德權利。在荷蘭，據估計每年就有一萬人選擇安樂死。也有許多人擔心，被視爲末期的病人，特別是極端痛苦的人，也許會選擇死亡，即使他們的痛苦也許有辦法處理，他們的生命也許可以長一些。另一些人擔心，老年人也許會覺得他們有死的責任，因爲選擇死可以減輕家人壓力，節省家人的金錢，再說人有出生的一天就必定有死亡的那一天，就像有黑夜就必定有白天一樣，這是自然規律，是每個人逃避不掉的。

　　如果借機器來維持生命是一件真實而令人害怕的事實。人們于是問自己，到底要怎麼做才能保證有人道、有尊嚴的死亡，而不讓生命做沒有必要的延長。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是否有必要以人工方式維持生命呢？“從佛教的觀點來看，如果臨終者有機會可以擁有正的、善的思想，那麼讓他們甚至只多活幾分鍾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也有目的在。”“如果沒有機會讓臨終者擁有正面思想，而花費大筆金錢，只爲了讓某人活著，那就似乎沒有甚麼道理了。但每個案例都必須個別處理，很難訂出通則。”頂果欽哲仁波切說：“當一個人沒有痊愈的機會時，使用維生系統是無意義的。讓他們在安祥的氣氛下自然去世，並代替他們采取正面的行動，是一件很好的事。當裝上維生系統，卻沒有一點希望時，那麼停止機器就不是罪惡，因爲沒有方法可以讓患者活下去，你只是以人工方式“維持”他們的生命而已。”“昏迷長達十余年的植物人蘇醒的例子並不罕見”，這結論恐怕武斷了一些。真正的植物人不可能“蘇醒”，除非他當初被誤診。即便偶見一個誤診病例，也不能成爲反對安樂死的理由。限製或除去維生治療的決定，通常稱爲“被動的安樂死”。在病入膏肓的情況下，中止僅能延長幾小時或幾天生命的醫療幹預或拯救措施，讓死亡自然發生，這是可以被接受的做法。

　　從佛學角度看安樂死：佛學作爲解說世界萬事萬物成、住、壞、死原理的學說，對于這樣一個人類社會確實存在的現實問題，應該怎樣認識？佛學是戒殺的。對于安樂死的人，不管其本人是自願或是被動，將其用安樂死的形式致于死地，無疑這屬于殺生範疇。但若有殺生佛學、佛教就采取抵製或反對的態度，我以爲這是形而上學的、僵化的。籠統地認爲安樂死是將活的人致于死地，就由此認爲是犯戒，是犯殺業，我以爲這是不正確的。再者從佛學因果的角度來認識，無論是患上絕症還是“植物人”病，那都是一種業障病，是一種果報。一旦患上此病，無論是本人或親人都應從佛學因果方面去認識病根、病因，唯一解救的辦法應該將病根認識清楚，多忏悔、多布施，多放生，大忏悔，大布施，大放生，以盡早了結此業障，求得自身和親人的解脫。當然，對于那些犯了大惡的人，惡果現前，世緣已了，被法律判了死罪實行安樂死，盡管死者對于任何一種死的途徑都是不情願的，但果報無情，業果現前勢不可擋，如此實行安樂死，那是法律出于對死者的仁慈，以此之刑，減少死者死亡時的痛苦，也因此會減少死者死亡時的怨恨，與槍殺之刑作比較，實行安樂死是有益的。在一定程度上來說，這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一種表現，這正如周國平先生在《生死兩安》序中所說：“我的困惑也許來自我的過于清醒，太看清了一切哲學和宗教的勸慰所包含的自欺。至于佛教，我是把它看做在死亡問題上惟一不自欺的最清醒也最深刻酌哲學的。那麼，看來我還是不夠清醒，到我清醒到了極點時，也就是我有朝一日浸潤在佛教之中時，我的困惑也許就消解了罷。”安樂死的原則是嚴肅的而非輕率的——因爲它關系到一個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的寶貴生命。嚴肅對待安樂死，不等于從根本上摒棄安樂死。“”由于頑強的掙紮，生命才生生不息”值得欽佩；但是，爲了保存“苟延殘喘”的權利而在極端痛苦中“掙紮”，沒有了任何樂趣和尊嚴，這生命還有多大意義呢？“敬畏”生命決非遵循“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原則。好活和好死，都是對生命的最大“敬畏”；而賴活和屈辱的死，則是讓生命遭受無謂的折磨，是亵渎生命，也是一種最大的無聊。

　　“死”是每種有生之物的最終結局，“死”是人類無法抗拒的命運，“死”是每個人無從躲避的宿命。人一思及此、一念及此，便會恐懼不安，甚至會萬念俱灰，從而在人生中做出一些異常或反常的行爲來。現代人由于特別關注“生”，無暇對死作深度思考，在死亡的問題上産生了極大的困惑，這就使現代人之生活品質難以真正地提高。莎士比亞借助他的劇中人說：“生，還是死，這是一個問題。”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鸠魯也說：“人類不是被問題本身所困擾，而是被他們對問題的看法所困擾。”安樂死亦然。安樂死可以將人從毫無意義“活著”的災難中解脫出來。

《談生說死》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