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人以孝達道、以道全孝
一、人們對儒家孝道的誤解
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因爲本土各種思想及各類民間信仰對于大衆意識形態的深入影響，使普遍民衆形成了十分樸實而又根深蒂固的人生觀。這類觀念普遍認爲人的生命只有一世，而給予這一世生命的只有父母，“孝道”被普遍地理解爲供給父母衣食之需、延續宗嗣傳承、贍養父母、爲父母送終等。
春秋以後，這樣的“孝親”觀念得到了方士儒生們的道義支持，並隨著儒文化的主流化發展而逐漸影響了中國社會。在不斷繁衍更替的中國民衆中，甚至發展出“尋宰相于孝子之門”的人格標准，這是在提倡“孝道”的社會風氣中醞釀而成的標志性符號。從“孝道”又發展出叁綱五常人倫之道。在曆史上，一種風氣的形成，無論是主流的還是官方的，大多是源于文化而又逐漸異于文化。今天，這種被人們奉爲圭臬的“孝道”觀念，雖然其中很多已經明顯脫離了儒家的道統，卻仍舊享有著“儒家”的名義。
《大戴禮記.解诂》明確指出：“烹熟鮮膻，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又雲：“孝有叁：大孝尊親，其次勿辱，其下報養。”僅于父母身邊供養衣食，予以世間享樂，依《禮記》看來，實不能稱之爲“孝”，只宣稱之爲“養”。而人們一貫用來反對佛教剃發染衣的根據——“身體發膚受之于父母，不敢毀傷”也只是“孝之始也。”儒家之“孝”究竟要歸向何處呢？儒家的至孝是通過完善自己的品德，谕父母以“道”。
曾子著《孝經》雲：“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儒家的孝道是要不斷完善自己的品德，讓自己因品德得到他人的尊敬。這種孝道，以仁愛天地萬物爲理想，其範疇遠大于一般人們所理解的“養”。
公明儀曾經問曾子：“夫子可謂孝乎？”曾子回答：“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以道！”不僅孝敬自家父母以道，更要將此道推己及人，這才是儒家所認爲的“至孝”。
這種仁愛天地萬物之至孝，源于何處呢？在儒家看來，人之至孝是從一顆活潑生動、自然純淨的真心中流露出的至厚至誠的深情。如果沒有這樣的“真心”、“深情”，僅僅機械地在表面上對父母進行衣食受用等福報的奉養，不能稱之爲孝，甚至有“鄉願”之嫌疑。
孔子認爲道德的精神在于誠，在于真性情、真血性，即所謂的“赤子之心”。擴而充之，就是“仁”。一切的禮法，只是它托寄的外表。舍本執末，喪失了道德和禮法的真精神、真意義，甚至于假借名義以便其私，那就是“鄉願”，是“小人之儒”。這是孔子所深惡痛絕的。孔子曰：“鄉願，德之賊也。”又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他更時常警告人們：不要忘掉禮法的真精神、真意義。“食之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偉大而真摯的同情心，是孔子道德的基礎。
缺乏偉大而真摯的同情心是孔子深惡痛絕的，無論是“禮”、“樂”、還是“孝”，都在孔子的批評之列。孔子批評教條的“禮”爲“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批評膚淺的“樂”爲“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批評機械的“孝”爲“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現在，人們皆以爲孔子的理想是“齊修治平”，而沒有真正向“孔顔樂處”尋“吾與點意”的儒家之真精神。
在孔子後世從漢代至今的中國社會，孔子所深惡痛絕的“鄉願”卻成了“社會棟梁”。孔子至大至剛“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在社會上逐漸地變成了“庸俗主義”、“教條主義”。孔子仿佛預感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極力贊美狂狷，而排斥“鄉願”。
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穩，得乎其中。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氣很大，很豪放，不顧外面；狷者，有所不爲，對裏面很認真；孔子認爲既然中庸不可能，則還是狂狷好。因其言行乃從各自生命真處發出，沒有什麼敷衍遷就。梁漱溟先生評價狂狷爲“狂狷雖偏，然而卻真，真的就好”。“鄉願”雖在社會上四面八方應付得很好，貌似中規中矩，但卻沒有自己生命的真力量。孔子說“鄉願”爲“德之賊”，孟子評價“鄉願”雲：“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儒家的真精神，是以“道”爲尊，追求人本心中生動、自然、活潑而又至誠至善的真性情，並不是表面四平八穩、沒有生命真實內涵的教條主義。
世俗誤會“拘謹守規矩”爲道德，誤會孔孟道理“盡在倫理常綱常中”，其實那樣難免落歸鄉願一途，正恐是“德之賊”呢！
孝道，也同樣在這個範疇內。如果只是拘泥于對父母的奉養和表面風光，而背離了以道爲尊、追求至善的儒家精神，人們爲“孝養”父母就會像俗儒一樣鑽進利祿之途。如果人們不能向自己的本心探尋人生的真意義、真道德，而是一味因循俗儒之“孝”，儒家的真精神會消亡，鄉願之人將遍滿天下，那時可謂去“舜之道”遠矣！
二、出家人以孝達道
佛教最初傳入中土，社會大衆便自中國傳統觀念出發，對“出家行爲”産生片面理解，認爲出家人是“不行孝道”的。這是由中印文化對于“孝道”理解之層次及深度的極大差異所造成的。
在印度，出家修行不會受到來自社會的阻力。因爲印度的哲學宗教氛圍濃厚，在印度傳統觀念中，人生分爲梵行、家居、林棲、遁世四個階段，所以到了一定年齡出塵修行是十分必要和常見的行爲。因此佛陀出家在他所處的社會裏並不孤獨。
但是“出家修行”一進入中國，便遭到了極大的質疑和批判。因爲“剃發染衣，毀棄相好”的主張在“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的傳統觀念面前，顯得太過叛逆。爲此佛教僧衆開始了與中國主流文化漫長的融合過程。
佛教的孝親觀，在諸大律藏佛陀的直接言教，及大乘經典感人肺腑之孝親篇章的全面指引下，至宋代才逐漸成熟並形成體系，尤以宋代明教契嵩禅師的《孝論》爲標志。它因應了中國社會普遍的孝親觀，也並沒有將修行之出離精神與世間孝親之道進行對立，佛陀每每以孝道爲橋梁，將孝行目標指向終極的解脫之道。
遍覽佛經，佛陀以孝道自行化他的行爲十分常見。世尊亦常贊歎父母恩重，難于報答，教誨四衆弟子念父母恩，報父母恩！
世尊降生人間，八相成道時，欲求出家修行，最先禀告父母。父王要求其娶妻生子，繼承王位，乃許出家。佛爲孝道，謹遵父命。及至成佛，以身作則，非但回王宮爲父王講經，還升至忉利天爲母說法。父王駕崩，佛回王宮親爲入殓、親爲舉棺。世尊與阿難、難陀等擡起父王棺木，安奉于靈鹫山，大地爲之震動。由此可見，對于世俗家庭，佛陀是認同責任感的，把出離心放到家庭責任感的對立面上絕不是佛陀的本懷。
可見佛無論是因中修行，或果上成佛，皆以孝道自行化他。佛陀曾爲撫養自己的姨母廣開方便法門，允其率五百釋種女衆出家，佛教終于有了比丘尼教團。佛陀爲了成就目犍連尊者救母于倒懸的孝心，宣說《盂蘭盆經》，爲後世弟子開辟出一條孝親的法門捷徑。佛陀還講了許多感人的孝道經典，如有名的《地藏經》、《大方便佛報恩經》等。在這些經典中，佛陀金口親宣了深邃廣大的菩提孝道。
《地藏經》中，婆羅門女在母親死後，爲使其母永離地獄等叁惡趣之苦，而發廣大誓言，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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