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人物，他到齊國施政的首先要務，便是開發經濟財政的資源，發展濱海一帶的魚鹽之利，所以我們要講鹽務財政史，姜太公呂望，應該算是一位祖師爺，至于有關太公呂望的學術思想，在此不必多講，我們只要研究一下兵家，與謀略家所宗奉的《韬略》一類的書，與道家、兵家共同推重的《陰符經》等，大概就可以得其眉目了；不管那些典籍是否爲後人假托太公之名而著的僞書，但“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兵家思想，系出于齊，這是大概不會有問題的。齊國的文化學術，既是秉承大公呂望的道家學術思想而來，所以他與魯國傳承周公學術思想的系統，就大有異同了。司馬遷說過，他曾經遊曆過齊國，以他觀察的結果，便說：“自魯適齊，自泰山屬之琅訝，北被于海，膏壤二千裏，其民間達多惹知，其天性也。”他所謂惹知，應有兩種解釋，其一：等于現代語所說有深沈保留的智慧二其二：也可以說富于神秘性的知識。所以戰國時期的“方士”，如名助公卿，諸侯爭相迎致的鄒衍等人，都出在齊國，秦漢時期的“方士”神仙們，也多數出在齊國。同時因爲齊國，自太公望開始，發展了漁業與鹽務，所以它在春秋、戰國的時期，隱然便是當時中國經濟、商業的中心地區，等于唐代的揚州，清末民國的上海。
文化與財經，本來便有不可或分的關系，所以到了春秋時代，便有齊相管仲經濟政治的思想出現，大講其“倉禀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屏”的至理名言了。齊國因爲經濟的繁榮，文化學術也特別發達，因此而成爲諸侯各國之間，彼此文化交流的重鎮，所以戰國時期的名儒學者，大多數都到過齊國，想求發展，猶如現在世界各國學者，多數都想到美國求出路，“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古今中外，如出一轍，這也是賢者難免的事。例如孟子、荀卿，都與齊國有過莫大的因緣，這豈是偶然的事嗎？而且孟子與莊子，都是先後同一時代的人物，他們在學說理論上，都大談其養氣、煉氣的道理。孟子的思想，顯然與曾子、子思以後的儒家學說，大有出入，孟子在《公孫醜》與《盡心》章上的養氣之談，俨然同于“方士”煉氣的口吻程序，你能說學術思想，可以完全不受曆史背景，與地理環境的影響嗎？因爲孟子有養氣之說，與“夫志，氣之帥也”的立論，才引出宋儒理學家的理氣二元論，如果溯本窮源，放開氣度來看，那麼，對于戰國時期燕、齊“方士”的流風遺韻，便不能不使人爲之悠然神往了。
至于魯國，人盡皆知是周公的學術思想，是秉承他父親文王的庭訓，集成夏、商以來的人文思想，因循改革而形成周代“郁郁乎文哉”的文明。因此，形成魯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學；也是駕淩諸侯各邦之上，因爲文學與人文學術，必然是同命的鴛鴦，但自然科學與文學，就會大相逢庭了。魯國的文化學術，既然是周公的直接傳統，在春秋戰國時期，仍以代表周代文化的，只有魯國算是正統的中心，魯國的諸生，保留魯國的文化，雖然經過秦灰楚火的斷滅，但是還能傳到漢朝立國的初期，可見周公與周代文化的流風遺韻，它的源遠流長，垂諸後世的價值，實在相當偉大。孔子生長在魯國，他由衷地欽佩周公，全盤接受周公的人文文化思想，和魯國的文學造詣，但是他是殷人的後裔，他在潛意識中，又承受有殷人崇拜天道的成分。可是，他到底是恢弘博大的智者，他的認識，見解與興趣，都是綜羅多方面的，所以他也崇拜虞、夏的文化思想，因此他有《禮運篇》等所記的感言，提到叁代以下文化的變遷迹象，和《論語》上的對話，涉及齊、魯之間的文化關系，而有“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的幾句話；不過，這裏所引用孔子所說的道，可不是道家的道，他是指人文文化的儒者所宗的仁道，這是不可以牽強附會的。至于他提到當時文化思想的轉變趨勢，由齊一變而至于魯、魯一變而至于道，形成齊、魯文化融會的結果，産生人文文化的仁道之道，那是很好的研究佐證。我們也可由此而窺見文化思想中心地區轉移的趨勢，甚之，對于研究《易經》、《禮記》等有關于儒、道學術思想的通途之學，都可求出它在文化曆史上演變的關鍵。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便是燕國文化思想的根源了，因爲曆來提到道家的“方士”，很自然的，就會聯想到燕、齊之間，在戰國時期，突然出現許多“方士”的問題。燕國，在周朝，是處在北方窮邊的地區，古代幽燕並稱，往往用來表示北方邊境的稱號。燕國，是周初分封諸侯而建國的，他是與周同姓召公爽之後。召公在周代的曆史上，流傳有名的甘棠樹下聽政的美德，成爲曆來政治上歌頌與效法的榜樣，我們可以想見召公有豁達大度的胸襟，和慷慨不羁的風度，他是一個具有政治道德的大政治家。他的德化與政風，加上燕國的地理環境，因此便造成燕趙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在戰國時期，就成爲産生遊俠、刺客的名都了。遊俠是隱士的化身，任俠使氣，與道家“方士”的煉氣、煉劍等方術，又是不可分家的技術。又加燕國的地理形勢，本來就與齊、晉交雜相錯，所以他們吸收融會齊國的學術思想，那是順理成章的必然趨勢，司馬遷作燕世家的結論，便說：“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岖強國之間，最爲弱小，災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于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矣．”了解了燕國曆史地理的環境，那麼，對于燕、齊之章多“方士”，燕、趙之間多快上的原因，也便可以了然于胸了。
再次，我們附帶地一談宋國，便可以了解戰國時期陰陽與天道思想發展的成因，以及後世道家認爲也是神仙的墨子，和他思想的來源了。宋國，是在周初分封諸侯而建國的時候，因爲周室秉承中國傳統文化“存亡興滅”的至德，爲了尊崇殷商的後裔，便封殷的賢人微子在殷的故墟，宋國因此而建國，同時，也因此而保存殷商文化思想的部分陳迹。殷商的末代皇帝纣王，固然殘暴雨不仁，但是，殷商的文化，也是中國上古文化演進中的主流，確是源遠流長，《尚書》所保留的一篇《洪範》，便是留下殷商文化思想的一部分精神。殷人的文化，具有濃厚的宗教氣息，他們崇尚天道、相信鬼神，而且將陰陽、五行的學說上神秘的外衣，拿他與天道、鬼神並論，或者以陰陽、五行做爲天道、鬼神的注解，那是生有自來，傳統悠久，在段人的心目中，是牢不可破的；一變再變，因此形成後來道家“方上”陰陽學說的一系。它與杞國一樣，在春秋時期，都有保留他們祖先文化一部分的傳統。曆史所載，武王革命建國以後，將近百年間，還有殷的頑民，並不十分降順，由此可以想見上古氏族宗法社會的精神，與信仰的力量了。孔子爲了研究殷商文化，曾經到過祖籍之邦的宋國，雖然他很遺憾，感歎來國有關于殷商文化的文獻資料，已經無法找到，然而他對于《易經》乾坤之理的了解，以及他對于天道與鬼神觀念的思想，多少還是受了殷代文化的影響。”至．于墨子類同宗教觀念的思想，如相信天有意志，相信鬼神有獎善罰惡的權能等等見解，那完全由于他生活長大在宋國，承受殷人崇尚鬼神的文化思想所致，同時他著作的文字章法，既不同于魯國文學，如孔子、孟子的文章，而且也不同于齊國文學，如管子的文字，近世有人懷疑他是印度人，或來自中東的阿拉伯人，那是可資疑笑的一得之見，未必可征以爲訓。
此外，在戰國時期，秦、晉的曆史文化，和地理環境，便孕育出法家、名家的學術思想，以及産生縱橫家捭阖權詐，造成謀略之士的溫床。鄭、衛介乎大國之間，環境促使頹廢，富于風流浪漫的文學情調。齊國由于太公呂望道家思想的影響，又受時代的刺激，便多産生軍事哲學思想，與軍事學術的兵家。凡此等等，所謂春秋戰國諸子百家文化思想的根源，都是各有因緣，互爲影響，並非無因而生，籠統一律的。
由于前面的簡介，我們簡單地分別舉出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文化學術思想的淵源與環境，何以後來會造成這些學術思想，一變再變，融會交流，就統統人于道家？那是秦、漢時期的時代趨勢，現在還來不及爲它作結論。我們前面所說的，也只是列舉當時的情勢，由中國西北部的秦、晉以下，直到東部齊、魯、燕、趙、宋的文化大勢，歸納起來，都屬于當時黃河南、北的文化區域，勉強可以叫它爲春秋、戰國時期，北方文化學術思想的概略。可是必須不可忘記的，這個時期的中國文字和言語，猶如諸侯邦國一樣，並未統一，所以我們要讀秦、漢以上，諸子百家的書，便需要留心了解當時著作的方言音辨，以及地方術語，與不同章法的文字結構的形式，才會清出眉目，大致不會致于盡信書，反被書瞞的過失。可惜後世讀書的人，多半都受我們偉大的聖人孔子的著作文章所影響，所以多以魯國文化的文學觀點，來衡量其他諸子的著述，因此便疑情大起，處處力加否定。殊不知這樣讀書，已經忘記了當時曆史文化的背景，與當時地理環境的異同了，如果一律納入于魯國文章與學術思想的標准，真有迷失“雲月是同，溪山各異”的過錯，雖然畢生力學，極盡疑猜考證的能事，而學術見解異同的爭端，永無休止，實在使人有低徊惆怅，傷感這個斷送一生的牛角尖之可怕了。
(叁)戰國時期南方楚國的文化思想
已經講過春秋、戰國時期北方文化，與道家方士學術思想的大勢，現在再來討論當時南方楚國的文化思想，我們需要透過這個關鍵，便可了解老子、莊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的背景。同時，我們不要忘記，楚國在春秋、戰國的時期，不但有它獨成一格的文化系統，而且國勢與力量的壯大，也是與時俱增的，到了戰國末期，足以與秦國抗衡的便是楚國，後來雖然被秦滅了，而楚南公的預言“楚雖叁戶，亡秦必楚”，也並非是無因而發的，結果亡秦的，果然都是楚人。在那個時期，楚是一個新興的力量，它的文化學術思想，與南方好強的民風，都是富有青春新生的氣息，比之文化傳統悠久而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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