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師超脫塵世嗎？
作者：王學海
[石家莊]文論報，1997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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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揚傳統文化，研究近現代名人的學術課題中，弘一大師李叔同，無疑已成爲一個傳奇式的熱點。近再讀有關弘一大師的傳記、著述和電視劇，見千篇同一的論點卻都到他出家入佛門時爲止，並均異口同聲稱爲“看破紅塵，超脫凡俗”。這一論點是否經得起曆史的檢驗，即我們應當怎樣來以曆史的和辯證的觀點來研究它，擬應成爲再思考的問題之一。
與佛教相同的影響深廣的基督教，一千多年來一直以“只字不改”之福音書來講述耶稣行神迹拯救世人罪惡的故事。然探索曆史上真正耶稣的事，卻也只是近二百年來的事。據駱振芳先生考證， 來瑪魯斯(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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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arus)是第一個以曆史觀點來研究耶稣的人；因爲他的許多論點與教會的觀點不同，所以他關于耶稣研究的著作在生前不敢發表，而是在他死後由萊辛(Lessing)發表的。 當然我無意將李叔同與耶稣相提並論(倆人之性質也是截然不同的)，只是就倆人都有著的傳奇色彩，而世人又都以傳奇爲本，以己之模糊心理硬是隨意地將其拔高神化這一點上(認爲李叔同的出家入佛，是一種超然常人的脫俗精神)，來說一點相異的看法。
李叔同成爲弘一大師後，是超脫塵世了嗎？否！他進入佛門的動機，在于“去廟裏長期研究佛經，從佛經裏理出人生最上乘的理路”(與夏丐尊語)。他入了佛門，依然是以在俗之世人的精神，執著地整理佛籍，傳播佛道，這首先就是一份沈重，而這沈重相對超脫來說，就是一種入世延續的另一種表現。何以見得，可從佛籍本身之性質來印證。佛籍作爲一種文化，不僅僅是一種文物性質的東西，它更是一種入世的教育——以己之訓誡(人生觀)，創建自成一體的學說，去教誨世人，影響社會，走一條跟隨佛祖(自己)的道路。佛門作爲一種生活方式，它不可能完全與世隔絕而不食人間煙火，更主要的由于它“普度衆生”之神聖宗旨，便注定是要與世人共生的。爲此，在曆史上它有愛國主義精神，保護傳統文化的壯舉，但也有迎受皇命冊封，爭奪權勢之欲。以此再來看耶稣，他在《馬太福音》第5章第18 節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這句話表明耶稣是人，是入世的人而不是神，他毫無保留地堅持猶太律法，堅持道德標准說。所謂“天國”實是另一種人世而言。我們的弘一大師何嘗不是這樣。他在寮房牆上寫的“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便是佛即是世的最好的說明。他病重尚爲廈門第一次運動會寫會歌：“禾山蒼蒼，鹭水蕩蕩，國旗遍飄揚。/健兒身手，各顯所長，大國圖自強。/你看那外來敵多麼猖狂！/請大家想想，切莫彷徨。”這種置身兒童們的樂趣之中，以熱血青春和著雄健的步代，豪邁的旋律去歌唱，去抒情……真可以說完全是將自己置身于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那種境界中去，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憂國憂民的入世者的形象。這種入世的方式，正似一位偉人一樣，他堅持反傳統，但實施他的政治謀略的方式卻仍是典型的傳統，只不過傳統給換成一個新鮮名詞而已。
入佛門是一種理性的認識，它與現實環境不可截然割裂，因爲人之自身的理性精華，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生存的新思考。就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而言，我以爲要變存在之被動爲主動，時間便是促成它升級的積極因素。變自然的人(生命)爲社會的人(精神)，將自身與世界緊密相聯又自創見識，即是由存在而上升爲生存的一種精神升華，而時間便是升華這種精神的階梯。社會上確有這麼一類人，他們不適合在這個庸衆的世界上隨波逐流，但不沒有呼風喚雨的本領(權力)去扭轉他們超俗的意志與欲望，于是，他便以大衆相悖的行爲方式，去試圖探求和創建一種新的規範，這是尋求的使然，也是無奈中生發的一種積極的生存方式。
李叔同入佛門的另一傳奇之謎在于，他並非是因人生失意或者遭受大波大難而遁入佛門，而是在于家資萬貫，風流倜傥，于各類藝術集一身之佼佼者的人生輝煌時刻悄然遁入空門，這就難怪會成爲千古一謎。但要解此謎，並不在于猜，而仍得從其自身的生存延續性上，即思想的超驗意義上去找到可能的答案。苦將其走入佛門前後斷然分割而論，恐只能獲得浮面的形式意義而已。珠寶的珍貴，在于它的有幾千萬雙眼睛的挑剔和隨時遭受的掠奪性。李叔同的風流倜傥的首屈一指和集各類藝術于一身爲衆人所仰慕之時，亦正是他越來越不被社會所理解和寬容的最危難的關頭。曆史的證明就是這樣：藝高必孤，藝大必迫。知識賦予人能力，在于他能自覺地去思考，如何面對現實，逐步在實際生活中戰勝原有的我，又能以公開之形式去實踐和升華新我的生存哲學。聰穎過人的李叔同當然敏悟到了這一點，但他又並非是一個政治家或社會改革家(就像徐志摩雖師從羅素，但他天生的秉性是詩人，所以他的歸宿只能是涅槃)，于是，以踏入佛門之舉來卓然超群出大衆之俗世生活方式，來爲新的生存哲學樹一新的入世的標志，豈不是入世之延續？自然，此舉價值是留待同代人和後輩人去思索，而非爲人之楷模，也是必然中事。退一步講，如果他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感到絕望(無出路)而入佛門，那便真正是一條沒有出路的出路，與平常人看破紅塵出家是毫無質的區別了，其哲學意義上的價值也只會退回到“存在”的地步。然弘一大師決不是消極厭世者，這可以從他爲僧仍與內山完造進行文化交流和其他憂國憂民的言行中得到佐證。走入佛門含有無可奈何，但自覺地意識到脅迫，主動地去化解這些脅迫，這是一條生命鏈的延續過程，最後又能被佛門弟子奉爲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正是新的入世所取得的裏程碑式的成果，因爲佛緣的最高含義在于救人，而救人必然是入世的舉動，正像上帝要救人而將耶稣道成肉身，作爲一個普通木匠的兒子，這是現實的社會性，又是深奧哲理之最基本的闡釋。上帝的《聖經》，離開了普通老百姓與之濁世的生活就將毫無價值可言！
心靈的概歎是對人生的小結，佛界的門檻又連著濁世的塵土，爲此，弘一大師圓寂前的絕筆才會是“悲欣交集”，而且悲字放在欣字之前——這是一個入世新人真正的心聲：回顧他以前的豐業，對著他艱辛耕耘的新一方境地。
于此，我們再來回首看本文之標題的提出，弘一大師的超脫，是李叔同從他母體和社會中接受和成長的人性，在現實生活中遭受磨難後，在佛門中又有了新的增長點。只有這樣，作爲李叔同的這一個具體曆史人物對我們這個時代來說才會不陌生，而作爲弘一大師的他，在他的言行裏所隱藏的又被逐漸在發見的新的入世精神來說，才又會與我們相親近。
當然弘一大師入世的新方式是深沈的，那在于他的批判理性對于現實的批判有了一種新的方式，當他意識到不可能有一種萬能的方式來緩解他與現實與社會的矛盾，便選擇了佛門，這既是他從小深受家庭文化熏陶(父親與母親信佛特別虔誠)的緣故，也更顯示出了他學術品格和審美(距離)意識之獨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