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唐朝(618～907年)統治的幾個世紀中國西北地區文化融合的結果。在這個地區當時曾盛行許多種宗教，其中有佛教、道教、薩滿教、西藏的本土宗教苯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和拜火教等。帕爾莫(Palmer)和拉姆塞(Bamsay)提醒人們尤其注意聖母的肖像，她懷裏抱著一個嬰兒。他們認爲，這一形象本身原本取材于埃及女神伊西(1sis)及其聖嬰霍魯斯(Horus)的塑像。于是，他們認爲，觀音由男身變爲女身這一現象可以理解爲與聖母瑪麗亞成爲基督教教衆崇拜的中心這種情況一致。由于在觀音之前，道教裏女神的觀念在中國就已存在，觀音性別轉變這一現象可能說明：神聖的女性形象一旦在一個文化裏確立起來，就必然會重現，並采用新的形式以應付文化的抑製因素。q9然而，布洛菲爾德(Blofeld)看來不同意上述觀點。他認爲，影響的主要源頭是藏傳佛教的女性菩薩度母(Tala)。布洛菲爾德可能認爲，由伊西到聖母再到女觀音的轉化設想在宗教和文化姻親關系上未免扯得太遠了。不過，這個問題尚有第叁種觀點，這觀點是由埃麗娜·施密特在其論文《亞洲的藝術》中提出的，影響的主要源頭可能是伊朗司水女神阿那希塔(Anahita)和希臘的生育女神阿特米絲(Artmis)兩個形象的結合形式。

　　無論其轉化過程是何種樣子，我的觀點是：在中國唐代突然出現女性觀音，其原因主要來自般若波羅蜜多傳統本身。在這一傳統裏，《般若經》的精神被人格化爲諸佛之母，受到印度和西藏的大乘佛教信徒的崇拜。

　　7．《心經》裏蘊含的和解原則

　　最近，我出訪了中國，廣泛的遊曆，使我得以有幸親眼目睹中國繪畫和書法藝術的悠久傳統。我曾多次幸遇觀音菩薩的畫像和塑像同《心經》的書法融爲一體的作品。有些畫像和塑像是有意想賣給來自國外的顧客，但多數情況下，那些展出的藝術品還是用來招徕當地顧客的。1999年5月，參加完在銅川市召開的第二屆玄奘國際學術研討會返回途中，我參觀了位于四川省萬縣市興建的中世紀農業村鎮展覽館，我碰巧看到了一座小地主莊園。莊園客廳的牆壁上並排懸挂著一幅書有《心經》的觀音畫像和一幅孔子畫像，我一下子悟到那種綿延不絕的文化力量。 。

　　曆史界周知，在公元前6世紀，周朝的中央統治逐步衰落，封建王國迅速崛起。爲了醫治時代的創傷，孔子站在周朝貴族的立場上，鼓吹貴族文化，主張以周禮體製的基礎上，整治其行爲規範。然而，墨子及其弟子則站在相反的立場上，既反對孔子所宣揚的周代文化，也不贊成按照繁缛的禮儀和名分將生活複雜化。墨子思想的指導原則始終是實用加應用。因此，墨子學派不但完全反對貴族與平．民之間階級分化，而且反對貴族的道德標准。與孔子所提倡愛有親疏、命有貴賤的思想相對立，墨子學派提倡兼愛的思想，即：要象愛自己一樣去愛他人。

　　我對中國曆史的基本特點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秦漢以下，一代代王朝更替，但孔子的思想卻一直是統治階級唯一的正統思想。半個世紀前發生的共産黨的革命破天荒地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民衆的政府。然而，共産主義思想並非起源于中國。同主張生而知之的唯心理論相反，現代唯物主義哲學是拉邁特裏斯(Lamettrice)(1709～1751年)和孔迪拉克(Conolillac)(1715～]780年)在法國創立的，發端于思維與身體之間關系這個問題。他們認爲，思維活動的內容只能來源于感官認識。從反複的感覺中，遞次産生注意、收集、分辨、比較、判斷、推理、想像及對未來的期待等過程，最後，借助語言符號，進行抽象並掌握普遍規律。“

　　由這些所謂的空想家所發起的這場運動，最終集其大成于《自然體系》這本書，提倡一種純粹的教條主義形而上學，給了一切非物質世界信仰以沈重打擊。一個世紀以後，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相對立，費爾巴哈(Feuerbach)提出了一種唯物論。他認爲，現實存在是每個人都可認知的，而一切虛無的事物，無論是思維的還是精神的都不過是一個幻覺。他爭辯道：思維與精神是“他性的自然”。他對宗教進行了純人類學的解釋，即：人類把自己普遍的本質一他想讓自己所變成的樣子——當成了上帝。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爾的辨證法加以改造，並從經濟力量是根本原因的觀點出發，將其運用到社會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構建中。

　　當玄奘赴印度時，密教正值鼎盛時期，但佛教行將衰敗的迹象已經十分明顯。在玄奘訪印前後的幾個世紀裏，印度教的肖像家們及宗教運動逐步改變了他們的神族和組織。如果勞克希·錢德拉關于印度教裏阿婆盧吉低舍婆羅不過是梵天的變形的說法不錯的話，那麼，由佛教再回歸到印度宗教體系中來就只不過是一個簡單的轉換問題。然而，在中國，密教在七世紀才剛剛開始傳人。它的影響還受到先期傳人並已形成天臺、華嚴、叁論和唯識等思想體系的強大傳統的限製。此外，密教還受到中國文化環境的限製，這個環境同印度的文化環境截然不同、格格不入。促成中國觀音崇拜的關鍵原因並不是印度教梵天的精神基礎，而是般若波羅蜜多經裏所包含的空性頓悟，這種頓悟始終和大慈大悲在觀音身上的人格化聯系在一起。

　　8．結論

　　公兀383年，中國將軍呂光攻滅龜茲，並俘虜了鸠摩羅什。從那時起，他被迫同他的監管人一起度過了十余年流放生涯，未著一字。當然，他在那段時間裏精通了漢語文法。因此，當401年他應後秦姚興之邀赴長安時，已經具備了在姚興的資助下從事佛經翻譯的一切條件。他首先校訂了《兩萬五千頌般若》以前的漢語譯本，並查閱了龍樹卷帙浩繁的論書《大智度論》，然後在胡本的基礎上，著手翻譯《兩萬五千頌般若》。因此，迄至404年，當他完成《大晶般若經》的翻譯時，《大智度論》，的翻譯也告結束。尤爲重要的是，他接著翻譯的就是《法華經》，並于406年完成了該經的翻譯工作。這一年，即弘始八年《維摩诘經》的翻譯也告完成。弘使十年(408年)似乎是鸠摩羅什最爲多産的一年。這一年，他完成了《七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經》的翻譯，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小品般若經》，並于翌年翻譯了龍樹的《中論》及《十二門論》。因此可以說，有意于根據“二轉*輪”的觀點將《法華經》裏描述的觀音菩薩的理想同《心經》聯系起來的人，想必一定是一個深知人類苦難並熟知《大智度論》內容的人。因爲龍樹在其論中，引用《法華經》比任何其它經卷都多，並詳細闡述了佛教關于觀音菩薩大慈大悲的理想。

　　關于《心經》的來源，有兩種設想當是成立的。一種設想是：梵文原本是在印度寫成的。只要支謙(Chih—chen)288年摩诃般若波羅蜜神咒的譯本就是根據那個梵文原本的話，那麼，其成書年代當在150年至250年之間，在龍樹寫成《大智度論》之後。另一種設想是：如果在尼泊爾發現的梵文手稿是原本的手抄本的話，那麼，就可能是由漢語文本譯爲梵文，然後才傳到次大陸的。o果真如此，孔茲關于小b經》的經本可能是350年左右寫成的觀點就是可以成立的。“的確，玄奘《心經》的譯本在大唐王朝威揚四海的情況下，在推動其廣爲傳播方面發揮了最爲關鍵的作用。但他並非是將觀音和《心經》聯系起來的第一人，因爲這種聯系在其譯本之前實際上已經完成了。衆所周知，天臺宗的智顗于593年撰寫了《法華玄義》，隨後又接連著有《觀音玄義》、《觀音義疏》和《普門品疏》。人們一致認爲，這些著作在6世紀之後推動觀音崇拜熱潮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我本人認爲，正是玄奘《心經》譯本成功釋放出來的文化合力推動了唐王朝早期《心經》的廣泛傳播，而這一傳播在唐王朝對整個大陸的統治變得空前強大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中國佛教文化的角度對《心經》玄奘譯本同羅什譯本進行比較(市村承秉)》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