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生平史料七種綜述

　　陳士強

　　今存的記敘玄奘生平事迹的資料主要有七種：一、唐玄奘口述、辯機筆受的《大唐西域記》十二卷；二、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玄奘傳》；叁、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丫，四、唐靖邁《古今譯經圖記》卷四《玄奘傳丫，五、唐慧立、彥驚《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十卷：六、唐冥祥《大唐故叁藏玄奘法師行狀》一卷；七、唐佚名《口口寺沙門玄奘上表記》一卷。這些資料的記敘各有側重，而且並非全然一致，今據筆者所閱，作一粗略的介紹，以供有志者作進一步的深入的研究。

　　一、《大唐西域記》。據唐慧立、彥驚《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六記載，唐貞觀十九年(645)春正月，玄奘費經像回到長安，隨後前往洛陽，谒見唐太宗。唐太宗仔細地向他詢問了西行路上的所見聽聞，“並博望之所不傳，班(班固)馬(司馬遷)無得而載一，太宗對此很感興趣，因而對他說：“佛國遐遠，靈迹法敦，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睹，宜修一傳，以示未聞。一玄奘回到長安以後，一邊組建譯場，創譯《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敦論》、《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等等一批梵文佛經(凡五部五十八卷)，一邊由他自己口述、弟子辯機筆受，撰《大唐西域記》，貞觀二十年(646)七月撰成進呈。全書共記述了玄奘于貞觀叁年(629)發自高昌，杖钖西行，周遊印度各地，參學巡禮，最後費經回國的漫長旅程中，所經行的百一拾個國家和聽聞所得的廿八個國家的情況。內容包括：這些國家的名稱、方位、疆域、地形、城廓、居室、種族、刑政、兵製、賦稅、貨幣、言語、文字、教育、歲時、衣飾、馊食、禮儀、風習、氣候、田畜、物産，以及名勝古迹、人物傳說、曆史掌故、宗教信仰(尤其是佛教信仰)等。此書大體上是按玄奘取經時經行的路線記述的，但在經行國家的先後順序上，與《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如據《西域記》卷一的記載，玄奘到了羯霜那國之後，即去縛暍國(縛暍國之前記敘的睹貨邏國故地因是聽聞國，故不在經行的路線之內)。而據《慈恩傳》卷二的記載，玄奘到羯霜那國之後，先去活國，再去縛暍國。《西域記》卷十在奔那伐彈那國之後，所記敘的國家依次是：迦摩縷波國——叁摩咀吒國及以東六國(聽聞國)——耽摩栗底國——羯羅孥蘇伐刺那國——烏茶國。而《慈恩傳》卷四則爲：羯羅孥蘇伐剌那國——叁摩咀吒國及以東六國(聽聞國)——耽摩栗底國——僧伽羅國(聽聞國)——烏茶園，沒有迦摩縷波國，而且是先到羯羅孥蘇伐刺那國，再到耽摩栗底國，而不是相反：至于《西域記》卷十一記載的從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到伐刺孥國，沿途經行的國家，與《慈恩傳》卷四、卷五所記，更是大相徑庭。

　　二、《大唐內典錄·玄奘傳》。此傳作于唐麟德元年S64)，作者道宣是玄奘的弟子，曾參與佛經的翻譯。由于《大唐內典錄》的體裁是佛經目錄，故作者在記敘玄奘的生平事迹時，主要記敘的是他翻譯的佛經的名目部卷，但統計不全，連同《大唐西域記》在內，只有二八十七部一千叁百四十四卷一。

　　叁、《續高僧傳·玄奘傳》。此傳作于唐麟德二年S65)，《西域記》只記玄奘西行取經及回歸時所經行或聽聞的西域國家。而此傳則前記玄奘的生世、出家、求學、行化，中記玄奘的西域行程，末記玄奘歸國以後的譯經活動，首尾完整，其資料既有取于《西域記》的，也有取于玄奘的表狀的，還有根據玄奘平時的講述加進去的。書中所記玄奘翻譯的經論名目，“總有七十叁部一千叁百叁十卷”，雖未列出具體的經名，但其總數顯然較《內典錄》有了增加，從而表明作者已對《內典錄》的記載作了多正。

　　四、《古今譯經圖紀·玄奘傳》。《古今譯經圖紀》約作于麟德二年S64)信當時長安大慈恩寺翻經院爲紀念玄奘的譯經功績，在牆上畫了曆代佛經翻譯家的圖像，始自東漢的迦葉摩騰，終于唐代的玄奘。作者靖邁既爲玄奘的弟子，便受命爲每幅圖像配寫了人物小傳。但由于這些人物小傳屬題記性質，故對人物的生平行曆著墨不多，而對他們的譯典則二具列。傳中所錄的玄奘譯經數目，“除《西域記》，總七十五部一千叁百叁十五卷”。這個數目較爲准確，因而爲後代的佛經目錄如唐智升《開元釋敦錄》等所采納。

　　五、《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又名《丈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叁藏法師傳》、《慈恩傳》，十卷。唐麟德元年(664)，魏國西寺沙門慧立初撰：垂拱四年(688)，弘福寺沙門彥驚續成。故書題“唐沙門慧立本、釋彥驚箋”。慧立，與前面提到的辯機、道宣、靖邁，以及棲玄、明璇、行友，道卓、玄則共爲玄奘譯場的“綴文大德”，參預譯經積十九年之久。故彥驚《序》說：“(慧立)睹叁藏(指玄奘)之學行，矚叁藏之形儀，贊之仰之，彌堅彌遠，因修撰其事，以贻終古。及削稿雲畢，虐遺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聞。爾後役思纏疴，氣懸鍾漏，及顧命門徒掘以啓之，將出而卒。”也就是說，早在玄奘在世的時候，慧立已在私下編錄玄奘的事迹，至玄奘去世時已勒成初稿。由于擔心所記或有不周之處，會引起同門長幼的非議，故將書稿包起來，埋藏于地下，一直到自己身患重病，奄奄一息時，才向自己的門徒交代，叫他們將書稿挖出來，遺憾的是，書稿還未挖出，慧立便絕氣身亡。取出後的書稿經衆人傳閱，逐漸流散，相隔了奸幾年，才有門人搜集齊全。由于慧立的稿本主要記述的是玄奘的身世、出家前後的經曆以及西域之行，沒有記述玄奘回國以後的譯經活動，故慧立的門人祈請彥驚作序，並加以赓續，于是始有今本《慈恩傳》。

　　今本《慈恩傳》的前五卷是慧立寫的，不過所記當以玄奘于貞觀十九年春正月從西域回到長安爲止(即第六卷起首“釋彥驚述曰”之前的文字)，但在文字上已經彥驚修改：後五卷基本上是彥驚新撰的，不過卷十之末所載的慧立的；姗贊二對全書內容的總的評論)，原先當在慧立初撰的五卷本的末尾，是彥驚在補續時將它們栘至卷十之末的。

　　《慈恩傳》與《西域記》在內容上有一定的聯系。《慈恩傳》在撰作時曾參閱過《西域記》，並采用了《西域記》中對西域各國名稱的新譯，以及部分資料。《慈恩傳》卷四在記述僧伽羅國和摩臘婆國時兩次出現“語在《西域記》”的說法，便是其中的一個證據。但《慈恩傳》關于玄奘西域之行的敘錄，並不是根據《西域記》改編而成的，而是直接借助于慧立從玄奘的講敘中所獲得的資料編纂起來的。因爲《慈恩傳》中雖然也有玄奘親踐或聽聞的西域各國的山川地理、風物人情、宗教信仰、佛教名勝遺迹，以及曆史傳說等等的記載，對勘後，可知是參考《西域記》而扼述的。但它的重點不是記國(《西域記》卷一、卷叁、卷四、卷七、卷十凡有十二國未見于《慈恩傳》)，而是記人，即玄奘的行事，諸如玄奘在哪一國，遇到過甚麼人和甚麼事，瞻仰過何處聖迹，求學過哪位大師，以及其他活動，而這些情況，大半爲《西域記》所不載。而且有關玄奘的行徑次第和路線也敘述得更爲清晰。有些記載也與《西域記》下同，關于這一點已在前面提及了。

　　但《慈恩傳》也有不足之處。如對玄奘的生卒年缺乏前後一致的記載。若據卷一“法師年滿二十，即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具足戒)”的說法，則玄美生于仁壽叁年S03)：若據同卷玄奘在貞觀叁年出發西行，“時年二十六”的說法，則玄奘生于仁壽四年(604)：若據卷十玄奘在龍朔叁年(663)對諸僧說的“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于此伽藍(指玉華宮，又稱“玉華寺”)，則玄奘生于開皇十九年(599)箱生年既不一致，卒時的歲數自然也難以確定。這種情況雖然也存在于《續高僧傳·玄奘傳》之中，但它中間有一說倒是可以肯定的，即“麟德元年，(玄奘)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爲法必歸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

　　行年六十五矣，必卒于玉華。”此話的意思與《慈恩傳》所記大致相同，但時間上有出入。相比之下，《續高僧傳·玄奘傳》將說話的時間定爲玄奘去世的當年，即麟德元年(664)較爲合理。據此，玄奘的生年應是開皇二十年(600)，卒時六十五歲。

　　另外，據《續高僧傳·玄奘傳》記載，玄奘曾奉唐太宗之命，將《老子》譯成梵文，傳之西域。又將《大乘起信論》從漢文還譯爲梵文，使之流布天竺。此二事，《慈恩傳》也脫漏未載。

　　六、《大唐故叁藏玄奘法師行狀》。這篇《行狀》的作者冥祥是唐高宗時人，曾參加過玄奘的葬禮，但他與玄奘之間沒有師徒關系。《行狀》全文約一萬一千字，比《續高僧傳·玄奘傳》少七千字左右。通過對勘發現，《行狀》實是以《慈恩傳》十卷本爲底本改寫而成的，因而可以確定爲是垂拱四年(688)以後寫的。《行狀》雖然本于《慈恩傳》，但敘述簡潔明了，易于閱讀。有些地方糅入了《續高僧傳·玄奘傳》的記載，以及冥祥個人的新提法。如說玄奘在東都淨土道場爲師複述，“時年十五一：武德五年，玄奘“年二十有一”；貞觀叁年，“時年二十九一等，均是以《續高僧傳·玄奘傳》的說法而取代《慈恩傳》之說的。至于玄奘在蜀地“四五年間，究通諸部”的“四五年間一，則是冥祥的新說。另外，《行狀》中也引用了玄奘臨終前說的話：“今麟德元年，吾行年六十有叁，必卒于玉華”中的二八十有叁”疑是二八十有五”之誤。

　　七、《口口寺沙門玄奘上表記》。略稱《玄奘上表記》。此書今存的原本爲日本小泉策太郎收藏的唐代手鈔本，在我國已經失傳。書首脫落兩個字，從書中收載的最後一篇奏表(《請禦製大般若經序表》所署的“龍朔叁年十；一月廿二日坊州宣(宜)君懸(縣)玉華寺沙門上表”等句來看，脫落的當是“玉華”兩字，故它的全稱當是《玉華寺沙門玄奘上表記》。由于書中所載的表啓與敕答的名稱，凡涉及李世民的，一般稱“太宗文皇帝一，而涉及李治的則直稱“皇帝”，而不稱廟號二局宗一。以此推斷，編集的時間大致上在高宗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玄奘去世以後不久，編集者很可能是玄奘的弟子。此書共收錄表敕四十一篇，其中玄奘在唐太宗朝的上表十一篇，在高宗朝的上表二十叁篇，太宗的敕書四篇，高宗的敕書叁篇(內有詩一首)。

　　《玄奘上表記》的前部分，即玄奘在唐太宗朝的上表和唐太宗的敕答，與一部題名爲《大唐叁藏玄奘法師表啓》(一卷)的書相同。《表啓》是日本奈良時代寫的京都知恩院藏本，《玄奘上表記》與之相異的有兩點：一《表啓》的首篇是貞觀二十年七月十叁日的《進經論等表》，而《玄奘上表記》則缺此篇；二、《表啓》所收的各篇表啓都署有貞觀某年某月某日上表的具體日期，而《玄奘上表記》則無。今本《玄奘上表記》(指《大正藏》收錄之本)將《表啓》中的《進經論等表》補入，作爲首篇，而將《上表記》原先的首篇《進西域記表》改列爲第二。這樣，人們通常見到的《大正藏》中收錄的《玄奘上表記》實收表诏是四十叁篇。

　　《玄奘上表記》對于研究玄奘從印度學成回國後的主要活動，特別是自貞觀二十二年(646)至龍朔叁年(663)的十八年間的譯經、交往以及晚年的思想，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其中有些表啓的內容與《慈恩傳》敘錄不一，可資參比。有些表啓則爲《玄奘上表記》獨家所有，可補《慈恩傳》之阙遺。如《玄奘上表記》所收的《進經論等表》，也見載于《慈恩傳》。但兩書所載的同一篇表章，除新譯的五部經論的名目卷數是一致的以外，其余的前言後語全異，即是其中的一例。然而，由于《玄奘上表記》在編集時省略了各篇表啓的上表時間(最後一篇除外)，故它又必須借助于《慈恩傳》等的記載，方能考定時間。另外，它只是收錄了玄奘上表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除上述七種有關玄奘生平事迹的史料以外，記載玄奘譯經名目的，還有唐代靜泰于麟德二年(665)編的《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所記與《古今譯經圖紀·玄奘傳》相同，也是“七十五部一千叁百叁十五卷”。稍晚的還有唐代劉轲撰的《塔銘》。

　　原載《內明》第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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