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壇經》大義
錢穆
在後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有兩大偉人，對中國文化有其極大之影響，一爲唐代禅宗六祖慧能，一爲南宋儒家朱熹。六祖生于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卒于玄宗先天二年，當西曆之七世紀到八世紀之初，距今已有一千兩百多年。朱子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卒于甯宗慶元六年，當西曆之十二世紀，到今也已七百八十多年。慧能實際上可說是唐代禅宗的開山祖師，朱子則是宋代理學之集大成者。一儒一釋開出此下中國學術思想種種門路，亦可謂此下中國學術思想莫不由此兩人導源。言其同，則慧能是廣東人，朱子生卒皆在福建，可說是福建人，兩人皆崛起于南方，此乃中國文化由北向南之大顯例。言其異，慧能不識字，而朱子博極群書，又恰成一兩極端之對比。
學術思想有兩大趨向互相循環，一曰積，一日消。孟子曰：“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存是積，化是消。學術思想之前進，往往由積存到消化，再由消化到積存。正猶人之飲食，一積一消，始能營養身軀。同樣，思想積久，要經過消化工作，才能使之融會貫通。觀察思想史的過程，便是一積一消之循環。六祖能消能化，朱子能積能存。所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釋融合，如乳投水，經慧能大消化之後，接著朱子能大積存，這二者對後世學術思想的貢獻，也是相輔相成的。
自佛教傳入中國，到唐代已曆四百多年，在此四百多年中，求法翻經，派別紛歧。積存多了，須有如慧能其人者出來完成一番極大的消的工作。他主張不立文字，以心印心，直截了當的當下直指。這一號召令人見性成佛，把過去學佛人對于文字書本那一重擔子全部放下。如此的簡易方法，使此下全體佛教徒，幾乎全向禅宗一門，整個社會幾乎全接受了禅宗的思想方法，和求學路徑，把過去吃得太多太膩的全消化了。也可說，從慧能以下，乃能將外來佛教融入于中國文化中而正式成爲中國的佛教。也可說，慧能以前，四百多年間的佛教，犯了“實”病，經慧能把它根治了。
到了宋代，新儒學興起，諸大儒如周敦頤、程颢、程頤、張載諸人，他們都曾參究佛學，其實他們所參究的，也只以禅宗爲主。他們所講，雖已是一套新儒學，確乎與禅宗不同。但平心而論，他們也似當時的禅宗，同樣犯了一個虛病，似乎肚子吃不飽，要待朱子出來大大進補一番。此後陸、王在消的一面，明末顧、王諸大儒，在積的一面。而大體說來，朱子以下的中國學術界，七八百年間，主要是偏在積。
佛教有叁寶，一是佛，一是法，一是僧。佛是說法者，法是佛所說，但沒有了僧，則佛也沒了，法也沒了。佛學起于印度，而後來中斷了，正因爲他們沒有了僧，便亦沒有了佛所說之法。在中國則高僧大德，代代有之，綿延不絕，我們一讀曆代高僧傳可得其證，因此佛學終于成爲中國文化體系中之一大支。而慧能之貢獻，主要亦在能提高僧衆地位，擴大僧衆數量，使佛門叁寶，真能鼎足並峙，無所軒轾。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當前的社會，似乎在傳統方面，已是蕩焉無存，又犯了虛病。即對大家內心愛重的西方文化，亦多是囫囵吞棗，亂學一陣子，似乎又犯了一種雜病，其實質仍還是虛病。試問高唱西化的人，哪幾人肯埋首翻譯，把西方學術思想，像慧能以前那些高僧們般的努力，既無積，自也不能消。如一人長久營養不良，虛病愈來愈重。此時我們要複興中國文化，便該學朱子，把舊有的好好地積存。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該學慧能，把西方的能消化融解進中國來。最少亦要能積能存。把西方的移地積存到中國社會來，自能有人出來做消化工作。到底則還需要有如慧能其人，他能在中國文化中消化佛學，自有慧能而佛學始在中國社會普遍流傳而發出異樣的光彩。
講佛學，應分義解、修行兩大部門。其實其他學術思想，都該並重此兩部門。如特別著重在義解方面而不重修行，便像近世中國高呼西化，新文化運動氣焰方盛之時，一面說要全部西化，一面卻又要打倒宗教，不知宗教亦是西方文化中一大支。在此潮流下，又有人說佛教乃哲學，非宗教，此是僅重義解、思辨，卻蔑視了信奉修行。兩者不調和，又成爲近代中國社會一大病痛。
稍進一層講，佛教來中國，中國的高僧們早已不斷在修行、義解兩面用力，又無意中不斷把中國傳統文化滲進佛教，而使佛法中國化。我且舉一慧能以前的竺道生爲例。竺道生是東晉南宋間人，他是第一個提倡頓悟的。所謂“頓悟”我可簡單把八個字來說，即是：“義由心起，法由心生。”一切義解，不在外面文字上求，都該由心中起。要把我心和佛所說法迎合彙一，如是則法即是心，心即是法，但須悟後乃有此境界，亦可謂得此境界乃始謂之悟，悟到了此境界，則佛即是我，我即是佛。信法人亦成了說法人。如竺道生說一闡提亦得成佛，明明違逆了當時已譯出之《小品泥洹經》之所雲。但竺道生卻說，若我錯了，死後應入拔舌地獄；若我說不錯，則死後仍將坐獅子座宣揚正義。此後慧能一派的禅宗，正是承此“義由心起，法由心生”之八字而來。
此前佛門僧衆，只知著重文字，宣講經典，老在心外兜圈子，忽略了自己根本的一顆心。直到不識一字的慧能出現，才將竺道生此一說法付之實現，固然竺道生是一博學僧人，和慧能不同，兩人所悟亦有不同，然正因爲竺道生之博學，使人認爲其所悟乃由一切經典文字言說中悟，惟其慧能不識一字，乃能使人懂得其悟乃不自一切經典文字言說中悟，而實由心悟，而禅宗之頓悟法乃得正式形成。
今天我將偏重于慧能之“修”，不像一般人只來談他之悟。若少注意到他的修，無真修，又豈能有真悟
此義重要，大家應注意。慧能是廣東人，在他時代，佛法已在中國漸漸地普及民間，佛法從兩條路來中國：一從西域到長安，一從海道到廣州。當慧能出世，在廣州聽聞佛法已早有此機緣。
據《六祖壇經》記載，慧能是個早歲喪父的孤兒，以賣柴爲生，他亦是一個孝子，以賣柴供養母親。一日背柴到城裏賣，聽人念《金剛經》，心便開悟。此悟正是由心領會，不藉旁門。慧能便問此誦經人，這經從何而來，此人說：是從湖北黃梅縣東山禅寺五祖那裏得來。但慧能身貧如洗，家有老母，要進一步前去聽經是不易之事，有人出錢助他安置了母親，獨自上路前往黃梅。我們可說，他聽到其人誦《金剛經》時是初悟，此後花了叁十余天光陰從廣東到黃梅，試問在此一路上，那時他心境到底如何
他自然是抱著滿心希望和最高信心而前去，這種長途跋涉的艱苦情況，無疑是難能可貴的。我們可想知他在此叁十余天的路程中，實有他的一番修，此是真實的心修。
到了黃梅，見到五祖弘忍，弘忍問他：“你何方人，前來欲求何物
”他說：“惟求作佛，不求余事。”這真是好大的口氣呀!請問一個不識字人如何敢如此大膽
當知道這正與他叁十余天一路前來時的內心修行有大關系，不是臨時隨口能出此大言。他那時的心境，早和在廣東初聞誦《金剛經》時，又進了一大步，此是他進一步之悟。
當時弘忍再問：“你是嶺南人，又是獠猖，若爲堪作佛
”他答說：“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獠猖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此一語真是晴天霹雳，前無古人，想見慧能一路上早已自悟到此。在他以前，固是沒有人說過，在他之後，雖然人人會說，然如鹦鹉學舌，卻不能如慧能般之由心實悟。弘忍一聽之下，便知慧能不是泛泛之徒，爲使他不招意外，故將明珠暗藏，叫他到後院去做劈柴舂米工作。慧能眼巴巴自廣東遙遠來黃梅，一心爲求作佛，卻使他去廚下打雜做粗工，這是所爲何來
但他毫不介意，天天在廚下劈柴舂米，此時他心境應與他到黃梅初見五祖心境又大不同，這些工作，好像與他所要求的毫不相幹，其實他亦很明白，五祖叫他做此雜工，便正是叫他“修”，也便是做佛正法啊!
慧能在作坊苦作已曆八個月，一天，弘忍爲要考驗門下衆僧徒工夫境界，叫大家寫一偈子，自道心得，大家都不敢寫，只有首座弟子神秀不得不寫，在牆壁上寫一首偈說：“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首偈卻又不敢直陳五祖，但已立時傳遍了東山全寺，也傳到了慧能耳中，慧能一時耐不住，也想寫一偈，但不識字，不能寫，只好口念請人代筆寫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我們又當知，此“本來無一物”五字，正是他在磨坊中八個月磨米中磨出來的，只此一顆清清淨淨的心，沒有不快樂，沒有雜念，沒有渣滓，沒有塵埃，何處再要拂拭
此正是慧能自道心境，卻不是來講佛法。此時則已是慧能到家之悟了。
五祖弘忍見了慧能題偈，對于他身後傳法之事，便有了決定，他到磨坊問慧能：“米熟了沒有
”答稱：“早已熟了。”弘忍便以杖擊碓叁下，背手而去。有這老和尚這一番慈悲心與其一代宗師之機鋒隱語，配上慧能智慧大開，心下明白。叫他劈柴就劈柴，教他舂米就舂米，不折不扣，潛心暗修，時機一到，便知老和尚有事要他去，他便于叁更時分，由後門進入老和尚禅房，弘忍便把宗門相傳衣缽付給與慧能，囑他趕快離開黃梅以防不測，慧能說：深夜不熟路徑，五祖遂親自把他送到江邊，上了渡船，離開了黃梅。我們讀《壇經》看他們師弟間八個月來這一番經過，若不能直透兩人心下，只在經文上揣摩，我們將會是莫明其妙，一無所得。由上說來，我們固是非常佩服六祖，亦不能不佩服到五祖。但五祖也不是一個博學僧人呀!
兩個月後，六祖到了大庾嶺，但在黃梅方面，衣缽南去的消息也走漏了，好多人想奪回衣缽，其中一個腳力健快，趕到大庾嶺見到了慧能，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這位曾經是將軍出身的陳慧明追趕六祖的目的，無非是在衣缽上。即時六祖便把衣缽放置石上，陳慧明拿不動衣缽，轉而請教六祖，問：“如何是我本來面目
”六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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