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沒藥、郁金、诃黎勒、返魂香等數十種藥物，原産于印度、西域、東南亞等地，伴隨佛學傳入我國，成爲中藥的重要組成部分。佛香的來源廣泛，用途有浴香、塗香、焚香，除了在佛家活動中起到環境消毒和醒神怡神的作用外，還用于醫療。
佛家十分注重日常起居，規定嚴格的儀軌，其中食後漱口，用楊枝揩齒對中醫學影響尤大。佛門中“嚼楊枝”的傳統可以上溯到釋迦牟尼本人。晉《法顯傳》載釋迦牟尼在沙祗國“嚼楊枝，刺土中，即生長七尺”；《華嚴經》卷十一謂：“嚼楊枝具十德者：一銷宿食；二除痰飲；叁解衆毒；四去齒垢；五發口香；六能明目；七澤潤咽喉；八唇無皲裂；九增益聲氣；十食不爽味。晨朝食後。皆嚼楊枝；諸苦辛物，以爲齒木，細心用之，具如是德。”[17]《僧祗律》謂：“若口有熱氣及生瘡，應嚼楊枝咽汁。”[18]雖然僧人是出于宗教虔誠，用楊枝保持口腔衛生，但由于其確有療效，被衆多醫家所重視。《本草綱目．木部》“柳枝祛風、消腫、止痛，其嫩枝削爲牙杖，滌齒甚妙。”[19]可“煮酒漱齒痛”，或用白楊“煎醋含漱，止牙痛；煎漿水入鹽含漱，治口瘡。”[19]除了單味運用外，楊枝還能與其他藥物配合使用，《聖惠方》“治齒連耳腦腫痛，垂柳枝、槐白皮、白楊皮各一握，上藥細锉，每用半兩，以水一大盞，煎至七分，去滓，入鹽一錢，攪令勻，熱含冷吐。”《古今錄驗方》“治牙齒風齲：柳枝一升，大豆一升，合炒，豆炮盡，于磁器盛之，清酒叁升漬之，經叁日，含之頻吐。”佛家提倡沐浴，《十誦律》中就描繪了浴室設施的具體情況，“外國浴室，形圓猶如圓包，開戶通煙，下作伏渎，外出內施，叁擎閣齊人所及處，以鞏盛水，滿之重閣。火氣上升，上閣水熱，中閣水暖，下閣水冷，隨宜自取用。無別作湯，故雲淨水耳。”[20]《佛說溫室洗浴衆僧經》還規定了洗浴必備“然火、淨水、澡豆、蘇膏、淳灰、楊枝、內衣”[21]等七物，認爲通過沐浴可以有“清淨、面目端正、身體常香、肌體儒澤、口齒香好”[21]的養生、美容效果，更能達到“除風病、濕痹、寒水、熱氣”[21]的治療作用。
佛學的傳播還直接影響到中國的飲食風俗。《佛說佛醫經》認爲“春叁月有寒不得食麥豆，宜食粳米醍醐諸熱物，夏叁月有風，不得食芋豆麥，宜食粳米乳酪；秋叁月有熱，不得食粳米醍醐，宜食細米蜜稻黍；冬叁月有風寒，宜食粳米糊羹醍醐”，[22]對春夏秋冬四季飲食的宜忌作了具體的描述，其核心思想就是要順應自然規律，有所避宜，因時而食。印度原始佛教中並不禁肉食，可食“不見、不聞、不疑”[23]之叁淨肉。但漢化佛教大乘經典中認爲食肉就是殺生，在梁武帝嚴格懲罰飲酒食肉的出家人後，漢化佛教徒改變食肉的習慣，使茹素成爲中國佛教的重要特征。[23]中醫學早在《內經》中就認識到膏梁厚味的害處，兩晉時期仕人多崇尚清淡，自甘淡泊，認爲“食肉者鄙”，同時由于佛學的廣泛影響，“不殺生”和“因果報應”的觀念普遍被接受，因而以素食爲主的飲食習慣成了主流，但佛家禁用的“五辛”在飲食中並無限製，“案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醫家還常常運用這些辛物治療疾病。佛經中指出飲酒有叁十五種過失。飲酒過量會“生病”、“醉便躄頓，複起破傷面目”，“醉臥覺時，身體如疾病”、“醉便吐逆”，故禁酒。茶葉原來用作藥物，“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秦漢之際，茶葉開始由古代單純的藥用過度爲藥、飲兼用；魏晉南北朝時期茶又爲佛事所用，因長時間坐禅，勢必使人疲倦，于是允許僧侶飲茶清心提神，由于禅宗盛行，僧侶倡行的飲茶之風上及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從此轉相仿效，逐成風俗”，飲茶之風隨著佛學的興起而風行天下，佛學茹素、戒酒、飲茶的齋戒生活，雖然清苦，但的確起到十分有益的延年益壽作用，被中醫學所采納，備受推崇。
四、佛學對中外醫學交流的影響
佛學傳入我國後，佛教徒多習“五明”之學，尤其是“醫方明”，通過學習出家人既可憑醫術自保，又可擴大宗教影響。這樣客觀上使佛學與中醫學緊密結合，相互影響，共同發展。史書上多有精通醫學高僧的記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唐高僧鑒真。鑒真自幼出家，潛心佛學，除了“醫方明”之學外，還積極參與寺廟與寺廟附設的醫療慈善機構工作，自製丸散膏丹爲廣大貧苦民衆送診施藥，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鑒真身居揚州，當時是中外交流的國際性城市，他接觸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藥材，掌握了鑒別和加工藥材的知識。鑒真爲了弘揚佛法，接受日遣唐使之邀，冒著「滄海淼漫，百無一至”的極大危險，六次東渡日本。曆次東渡，都攜帶大量的藥材與香料。據《東證傳》記載，有“麝香甘臍、沈香、甲香、甘松香、龍腦香、膽唐香、安息香、檀香、零陵香、青木香、黃陸香都有八百余斤；又有荜撥、黎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鑒真抵日後，除講律授戒，還進行醫學活動，“鑒真又能醫治皇太後弗豫有功，任大僧正，賜備前水田一百町”盡管鑒真雙目失明，仍利用嗅覺、味覺、觸覺，將藥物知識傳授給日本人民，“邦人效之，醫道益群”。鑒真將中醫學傳播至日本，被譽爲醫祖，對日本漢方醫學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五、佛學對中醫辨證論治的影響
禅宗追求成佛解脫的境界是一種唯心的修行方法，但它強調意識的主觀能動性值得重視。“外無一事可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也就是說，對于一切外界的事物和現象，必須以個人心靈的體驗得到顯現，只有經過心靈體驗的確認，外界事物和現象才獲得真實存在的意義，只有當心靈與現實世界之間突破各種隔閡，揭開層層迷霧、直接溝通，世界才能呈現真實、純粹的面目，心靈才處于一種“應用自在”的無所滯礙的本然狀態。“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24]歸根究底需由個人體驗所得，是一種“悟”的結果。禅宗強調“明心見性”即是強調直觀領悟，當散亂不定的心緒甯靜專注起來，被壓抑的只是大腦皮層的一部份興奮區域，理性邏輯思惟暫時中止，潛意識的活動趨向活躍，平時按邏輯思惟無法推導的問題，會以直覺頓悟方式，得到豁然貫通。這是無法用任何文字來加以描繪的，正所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中醫學崇尚“天人合一”，用直覺來把握世界，感悟生命。中醫學的診治過程是一種直觀思辨，強調用心體驗。通過直觀外推和內向反思，也就是望聞問切四診合參，不受某些症候的影響，找出疾病的本質，也是一種悟的過程。禅宗獨特的思惟方式與中醫學固有的“醫者意也”的直覺體驗不謀而合。
六、佛學對中醫養生思想的影響
佛教煩惱的含義比通常指心煩惱怒的外延大得多。可以說泛指與佛教正道相反的一切心理和行爲，是負性的、錯誤的、有害的、罪惡的，可說是一切煩惱皆是虛妄。作爲病因的煩惱包括七情致病的主要內容，造成人的性情偏頗，心身疾病，在婦科疾病中大部份也是由煩惱而引起的。一般醫生治病靠藥物，佛學醫疾更多靠 “心”，法眼識藥，慈悲醫病，博愛兼濟。
佛教中的心理調理，精神衛生思想極爲豐富，甚至可以說它自成一套體系，凡人可借用這些具體的方式來修性養生。佛學修行的目的是跨越生、老、病、死，這已超過我們心理學上講究的心理衛生範疇。他通過參禅打坐，入靜止觀，內省靜慮，明心見性，避開人間凡塵的苦惱，清靜自然，調養疾病，修行四大，求得超脫，最後能寂滅一切煩惱，圓滿清淨的功德而達到涅槃境界。
佛家追求涅槃努力擺脫世俗雜念的束縛、名色的誘惑，認爲精神、心理因素可以致病，執著于煩惱惡念，必然生理失調而致病。若心靜行正，物我兩忘，則身體亦隨之健康。這與《黃帝內經．素問》“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25]的養生宗旨頗爲接近。爲求得解脫，僧衆們普遍采用靜坐修禅法，這雖是宗教修煉方式，但客觀上起到了良好的健身作用。通過坐禅使思慮集中，身心安甯，以臻虛靜狀態，産生異于常人的功能，協調和恢複髒腑的生理功能，祛病除邪、強身健體。佛學傳入中國後，産生了各種門派，各門派修禅方法也各有不同，這對醫學氣功的發展影響極大。
參考文獻：
1.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4；P.353
2.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4；P.358
3.《大藏經》(頻伽版)，頻伽精舍，民國：佛說佛醫經
4.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350
5.《中華大藏經》編輯局，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二
6.《中華大藏經》編輯局，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四
7.《中華大藏經》編輯局，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五
8.《大藏經》(頻伽版)，頻伽精舍，民國：佛說佛醫經
9.《中華大藏經》編輯局，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十五
10.孫思邈，《千金要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P.378
11.《大藏經》(頻伽版)，上海：頻伽精舍，民國：佛說佛醫經
12.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375
13.王焘，《外臺秘要》，抄本，卷二十一
14.《中華大藏經》編輯局，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十四
15.孫思邈，《千金翼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P.123
16.《大藏經》(頻伽版)，上海：頻伽精舍，民國：佛說醫喻經
17.《大藏經》(頻伽版)，上海：頻伽精舍，民國：華嚴經
18.《大藏經》(頻伽版)，上海：頻伽精舍，民國：僧祗律
19.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P.2031
20.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368
21.《大藏經》(頻伽版)，上海：頻伽精舍，民國：佛說溫室洗浴衆僧經
22.《大藏經》(頻伽版)，上海：頻伽精舍，民國：佛說佛醫經
23.樓培敏，《佛海拾趣》，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P.151
24.惠能，《六祖法寶壇經》，上海：上海佛學書局，1994；P.70
25.黃帝，《黃帝內經·素問》，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P.3
《佛學與中醫學(洪嘉禾)》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