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没药、郁金、诃黎勒、返魂香等数十种药物，原产于印度、西域、东南亚等地，伴随佛学传入我国，成为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佛香的来源广泛，用途有浴香、涂香、焚香，除了在佛家活动中起到环境消毒和醒神怡神的作用外，还用于医疗。
佛家十分注重日常起居，规定严格的仪轨，其中食后漱口，用杨枝揩齿对中医学影响尤大。佛门中“嚼杨枝”的传统可以上溯到释迦牟尼本人。晋《法显传》载释迦牟尼在沙祗国“嚼杨枝，刺土中，即生长七尺”；《华严经》卷十一谓：“嚼杨枝具十德者：一销宿食；二除痰饮；三解众毒；四去齿垢；五发口香；六能明目；七泽润咽喉；八唇无皲裂；九增益声气；十食不爽味。晨朝食后。皆嚼杨枝；诸苦辛物，以为齿木，细心用之，具如是德。”[17]《僧祗律》谓：“若口有热气及生疮，应嚼杨枝咽汁。”[18]虽然僧人是出于宗教虔诚，用杨枝保持口腔卫生，但由于其确有疗效，被众多医家所重视。《本草纲目．木部》“柳枝祛风、消肿、止痛，其嫩枝削为牙杖，涤齿甚妙。”[19]可“煮酒漱齿痛”，或用白杨“煎醋含漱，止牙痛；煎浆水入盐含漱，治口疮。”[19]除了单味运用外，杨枝还能与其他药物配合使用，《圣惠方》“治齿连耳脑肿痛，垂柳枝、槐白皮、白杨皮各一握，上药细锉，每用半两，以水一大盏，煎至七分，去滓，入盐一钱，搅令匀，热含冷吐。”《古今录验方》“治牙齿风龋：柳枝一升，大豆一升，合炒，豆炮尽，于磁器盛之，清酒三升渍之，经三日，含之频吐。”佛家提倡沐浴，《十诵律》中就描绘了浴室设施的具体情况，“外国浴室，形圆犹如圆包，开户通烟，下作伏渎，外出内施，三擎阁齐人所及处，以巩盛水，满之重阁。火气上升，上阁水热，中阁水暖，下阁水冷，随宜自取用。无别作汤，故云净水耳。”[20]《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还规定了洗浴必备“然火、净水、澡豆、苏膏、淳灰、杨枝、内衣”[21]等七物，认为通过沐浴可以有“清净、面目端正、身体常香、肌体儒泽、口齿香好”[21]的养生、美容效果，更能达到“除风病、湿痹、寒水、热气”[21]的治疗作用。
佛学的传播还直接影响到中国的饮食风俗。《佛说佛医经》认为“春三月有寒不得食麦豆，宜食粳米醍醐诸热物，夏三月有风，不得食芋豆麦，宜食粳米乳酪；秋三月有热，不得食粳米醍醐，宜食细米蜜稻黍；冬三月有风寒，宜食粳米糊羹醍醐”，[22]对春夏秋冬四季饮食的宜忌作了具体的描述，其核心思想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有所避宜，因时而食。印度原始佛教中并不禁肉食，可食“不见、不闻、不疑”[23]之三净肉。但汉化佛教大乘经典中认为食肉就是杀生，在梁武帝严格惩罚饮酒食肉的出家人后，汉化佛教徒改变食肉的习惯，使茹素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特征。[23]中医学早在《内经》中就认识到膏梁厚味的害处，两晋时期仕人多崇尚清淡，自甘淡泊，认为“食肉者鄙”，同时由于佛学的广泛影响，“不杀生”和“因果报应”的观念普遍被接受，因而以素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成了主流，但佛家禁用的“五辛”在饮食中并无限制，“案素食，谓但食菜果糗饵之属，无酒肉也”。医家还常常运用这些辛物治疗疾病。佛经中指出饮酒有三十五种过失。饮酒过量会“生病”、“醉便躄顿，复起破伤面目”，“醉卧觉时，身体如疾病”、“醉便吐逆”，故禁酒。茶叶原来用作药物，“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秦汉之际，茶叶开始由古代单纯的药用过度为药、饮兼用；魏晋南北朝时期茶又为佛事所用，因长时间坐禅，势必使人疲倦，于是允许僧侣饮茶清心提神，由于禅宗盛行，僧侣倡行的饮茶之风上及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从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饮茶之风随著佛学的兴起而风行天下，佛学茹素、戒酒、饮茶的斋戒生活，虽然清苦，但的确起到十分有益的延年益寿作用，被中医学所采纳，备受推崇。
四、佛学对中外医学交流的影响
佛学传入我国后，佛教徒多习“五明”之学，尤其是“医方明”，通过学习出家人既可凭医术自保，又可扩大宗教影响。这样客观上使佛学与中医学紧密结合，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史书上多有精通医学高僧的记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高僧鉴真。鉴真自幼出家，潜心佛学，除了“医方明”之学外，还积极参与寺庙与寺庙附设的医疗慈善机构工作，自制丸散膏丹为广大贫苦民众送诊施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鉴真身居扬州，当时是中外交流的国际性城市，他接触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药材，掌握了鉴别和加工药材的知识。鉴真为了弘扬佛法，接受日遣唐使之邀，冒著「沧海淼漫，百无一至”的极大危险，六次东渡日本。历次东渡，都携带大量的药材与香料。据《东证传》记载，有“麝香甘脐、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檀香、零陵香、青木香、黄陆香都有八百余斤；又有荜拨、黎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鉴真抵日后，除讲律授戒，还进行医学活动，“鉴真又能医治皇太后弗豫有功，任大僧正，赐备前水田一百町”尽管鉴真双目失明，仍利用嗅觉、味觉、触觉，将药物知识传授给日本人民，“邦人效之，医道益群”。鉴真将中医学传播至日本，被誉为医祖，对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五、佛学对中医辨证论治的影响
禅宗追求成佛解脱的境界是一种唯心的修行方法，但它强调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值得重视。“外无一事可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也就是说，对于一切外界的事物和现象，必须以个人心灵的体验得到显现，只有经过心灵体验的确认，外界事物和现象才获得真实存在的意义，只有当心灵与现实世界之间突破各种隔阂，揭开层层迷雾、直接沟通，世界才能呈现真实、纯粹的面目，心灵才处于一种“应用自在”的无所滞碍的本然状态。“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24]归根究底需由个人体验所得，是一种“悟”的结果。禅宗强调“明心见性”即是强调直观领悟，当散乱不定的心绪宁静专注起来，被压抑的只是大脑皮层的一部份兴奋区域，理性逻辑思惟暂时中止，潜意识的活动趋向活跃，平时按逻辑思惟无法推导的问题，会以直觉顿悟方式，得到豁然贯通。这是无法用任何文字来加以描绘的，正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中医学崇尚“天人合一”，用直觉来把握世界，感悟生命。中医学的诊治过程是一种直观思辨，强调用心体验。通过直观外推和内向反思，也就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不受某些症候的影响，找出疾病的本质，也是一种悟的过程。禅宗独特的思惟方式与中医学固有的“医者意也”的直觉体验不谋而合。
六、佛学对中医养生思想的影响
佛教烦恼的含义比通常指心烦恼怒的外延大得多。可以说泛指与佛教正道相反的一切心理和行为，是负性的、错误的、有害的、罪恶的，可说是一切烦恼皆是虚妄。作为病因的烦恼包括七情致病的主要内容，造成人的性情偏颇，心身疾病，在妇科疾病中大部份也是由烦恼而引起的。一般医生治病靠药物，佛学医疾更多靠 “心”，法眼识药，慈悲医病，博爱兼济。
佛教中的心理调理，精神卫生思想极为丰富，甚至可以说它自成一套体系，凡人可借用这些具体的方式来修性养生。佛学修行的目的是跨越生、老、病、死，这已超过我们心理学上讲究的心理卫生范畴。他通过参禅打坐，入静止观，内省静虑，明心见性，避开人间凡尘的苦恼，清静自然，调养疾病，修行四大，求得超脱，最后能寂灭一切烦恼，圆满清净的功德而达到涅槃境界。
佛家追求涅槃努力摆脱世俗杂念的束缚、名色的诱惑，认为精神、心理因素可以致病，执著于烦恼恶念，必然生理失调而致病。若心静行正，物我两忘，则身体亦随之健康。这与《黄帝内经．素问》“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25]的养生宗旨颇为接近。为求得解脱，僧众们普遍采用静坐修禅法，这虽是宗教修炼方式，但客观上起到了良好的健身作用。通过坐禅使思虑集中，身心安宁，以臻虚静状态，产生异于常人的功能，协调和恢复脏腑的生理功能，祛病除邪、强身健体。佛学传入中国后，产生了各种门派，各门派修禅方法也各有不同，这对医学气功的发展影响极大。
参考文献：
1.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4；P.353
2.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4；P.358
3.《大藏经》(频伽版)，频伽精舍，民国：佛说佛医经
4.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350
5.《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二
6.《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四
7.《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五
8.《大藏经》(频伽版)，频伽精舍，民国：佛说佛医经
9.《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十五
10.孙思邈，《千金要方》，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P.378
11.《大藏经》(频伽版)，上海：频伽精舍，民国：佛说佛医经
12.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375
13.王焘，《外台秘要》，抄本，卷二十一
14.《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十四
15.孙思邈，《千金翼方》，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P.123
16.《大藏经》(频伽版)，上海：频伽精舍，民国：佛说医喻经
17.《大藏经》(频伽版)，上海：频伽精舍，民国：华严经
18.《大藏经》(频伽版)，上海：频伽精舍，民国：僧祗律
19.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P.2031
20.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P.368
21.《大藏经》(频伽版)，上海：频伽精舍，民国：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
22.《大藏经》(频伽版)，上海：频伽精舍，民国：佛说佛医经
23.楼培敏，《佛海拾趣》，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P.151
24.惠能，《六祖法宝坛经》，上海：上海佛学书局，1994；P.70
25.黄帝，《黄帝内经·素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P.3
《佛学与中医学(洪嘉禾)》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