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佛教醫學

　　佛教宗旨是“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四谛(四大真理)之中的“苦谛”裏就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其他則爲精神上或感情上的痛苦。解除生、老、病、死之苦，單純靠說教是不行的，因此醫藥知識一開始就成爲佛教的重要組成部分，佛陀的醫術最高，故有醫王的別名。最早的《佛醫經》強調醫王“四知”:診斷、病因、製藥和治療，而且認爲“疾病與生俱在”。《諸德福田經》得福七法之一爲“常施醫藥，療救衆病”。由此可以斷定佛教醫學的存在一方面是僧、尼出于自保，另一方面也是弘法傳教的需要。

　　原始佛教的哲學思想和醫藥理論均帶有明顯的古希臘色彩，而與吠陀經相佐，吠陀醫經的理論基礎是氣膽痰“叁體液論”(Tridosa )o爲了與“地、水、火、風”四大相吻合，佛教醫藥在氣、膽、痰之後加一個合並氣膽痰綜合體液，變成“四體液”。由于古印度民族和地域傳統文化的影響，也不可避免地繼承了吠陀醫藥、婆羅門醫藥的內容，特別是在方藥方面，傳到中國後更是如此，凡天竺者，甚至中亞、西域醫藥知識，一旦被漢僧或中醫吸收、掌握、發展，都被籠統地稱爲佛教醫藥。

　　印度原始佛教的自然科學成分比例較大，這表現在對自然資源的認識和利用上，花、草、果、藥皆有名，而且如同其他民族用名一樣，同物異名、同名異物的現象很普遍，例如蓮花就包括了睡蓮科Nelumbo nucifera和NymPhaea alba兩個種。據初步統計，《大藏經》涉及藥用動植物500余種。由于語言、物種分類和分布知識的限製，在翻譯和傳播過程中失真，訛誤是很正常的現象。例如郁金香所指是藏紅花，爲製香的貴重原料，但我國古代本草學上一直與郁金混爲一談，且重出番紅花一條。李時珍雲“郁金香是用花，此(郁金)是用根”。在《本草綱目》郁金香條下記載佛書上譯名“茶矩摩”正是藏紅花的梵名。

　　佛教文獻數量巨大，內容豐富，涉及範圍非常廣泛，不僅有醫治世人“心病”的佛法，也有治人“身病”的對治方法和藥方。據《隋書》卷叁十四《經籍志叁》記載，大約六朝時，由印度、西域傳入中國的醫藥典籍有十二種，如《西域諸仙所說藥方》二十叁卷、《龍樹菩薩要方》四卷、《省婆所述仙人命論方》二卷、《幹陀利治鬼方》十卷、《婆羅門藥方》五卷等。

　　此外，中國僧侶所撰述的醫藥典籍也很多，例如釋道洪撰《寒食散對療))一卷、釋智斌的《解寒食散方》二卷、釋慧義《寒食解雜論》七卷、釋僧匡《針灸經》一卷等。

　　從內容來看，佛教醫學主要由基礎理論、臨床實踐、醫用咒語、養生保健等幾部分組成。從醫學內容的組織形式來看，佛教醫學典籍中既有專門的關于“醫”或者“病”名稱的經，也有雖然沒有醫名但有其實的佛教醫經。縱觀佛教醫學，其所涉及醫學範疇十分廣泛，涵蓋內、外、婦、兒、五官各科。相對來說，藥物部分的藥品分類則較系統，共分爲時藥、更藥、七日藥、盡形壽藥四類，並且藥物以植物藥爲主。根據佛經反映，僧團中最常見的疾病是風、冷、熱叁種，最常用的藥物是酥、蜜、糖、石蜜等。

　　在緣起的世間，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因此，當悉達多太子遊觀四城門時，看到這些人生的真相，不禁興起慈悲救度的心，而棄俗出家修道。他認爲衆生的病苦，除了來自身體器官上的疾病外，還包括心理上的毛病。爲了醫治衆生身心的病痛，佛陀以一生的時光說了叁藏十二部經典，這些法寶是一帖帖治療我們身心的藥材，讓色身得以借假修真，邁向健康的大道。

　　佛陀經常以法療治衆生貪嗅癡的疾病，因此，經典中喻“佛爲醫師，法爲藥方，僧爲看護，衆生如病人”。依于此義，佛教可以說是廣義的醫學，是治療人生疾苦的良方。除了生物醫學之外，西方醫學的心身醫學與社會醫學已經慢慢受到佛法與醫學思想的影響。反觀中國傳統醫學，隨著佛教傳入中國時，早與印度的佛教醫學産生了相當程度的融和。因此，在叁藏十二部經典之中，佛教醫學的文獻浩瀚如海，上承印度原始醫學的精粹，下集中國曆代醫學的精華，特別是經過古今高僧大德逐步補充而更臻完善，形成中國佛教醫學體系。

　　中國傳統醫藥在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中，佛教是最廣泛、最持久、最深刻的。佛教傳入中國最早或最主要的途徑是“絲綢之路”，由于喜馬拉雅山的阻隔，印度佛教先是傳到中亞西域各古國，“胡化”以後再東進中原，印僧和胡僧學漢語，漢僧學梵語(文)，共同完成佛教的漢化，並形成以《大藏經》爲標志的特有文化景觀和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