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攝諸懈怠，一心禅定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又經雲：自持戒，勸他持戒；自坐禅，勸他坐禅。《大智度論》雲：本師釋迦牟尼佛不舍穿針之福。祖師龍樹菩薩釋雲：如百歲翁翁舞。何以故？爲教兒孫故。況未居究竟位，全是自利門；從十信初心，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直至等覺佛前普賢位，猶自利利他門；登妙覺位，至佛後普賢，方純是利他之行。是以行明因示誨次，遂請問所行，或因師自說，編紀二叁，既自治之行可觀，則攝化之門弗墜，有斯益故乃敢敘焉。今具錄每日晝夜中間總行一百八件佛事，具列如後[6]。
引言中強調，編集《自行錄》的目的不是爲了誇耀延壽的德行，而是爲了教化衆生。因爲佛經中說，要先自行，後化他。接下來說，延壽平日經常教導弟子們說：《弘明集》中有“檢覆叁業門”[7]，目的是爲了檢點自己從早至晚、從夜至晨身口意叁業之所行，只有這樣嚴格地檢查自己、要求自己，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才會惕厲精進；只有自己首先做到，才能教化引導衆生。所以，菩薩爲度衆生，都是先自修行，然後化他。
引言最後說，因爲和尚經常有這樣的教示，所以每次當他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都請問他自己的所行，有時他也無問自說，我就借機記錄個兩條叁條。通過和尚這些每日總行的佛事，可以使欲學佛法、行菩薩道的人知道“只有自行可觀，才能攝化衆生”的道理。因爲有這樣的利益，所以才敢把它公之于世。
通過以上的介紹，我們可以知道，延壽這些修行雖然稱爲自行，但實際上遠遠不僅是爲了自行，其更大目的還是爲了通過以身作則來教化和引導弟子和衆僧，使他們知道只有自行才能化他，自行化他才是菩薩道的真髓，欲以此來增益他們的修行。編集者把它公之于世，也是爲了繼承延壽這一遺志。
(二)因時製宜
百八事的最後一項是著書。
延壽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萬善同歸集》和《宗鏡錄》。關于這兩部書，在這裏沒有時間詳細介紹，只能說一些結論性的東西，請大家見諒。
衆所周知，禅宗主張不立文字，因此，禅宗的祖師中很少有人著書立說，即使有，一般也都規模不大。所以，似延壽這樣大著而特著的禅宗祖師，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那麼延壽爲什麼要如此這般地著書呢？
當然這種著書立說的根本動機是爲了寄言教化，利益衆生，這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他爲什麼要以這種形式來教化和利益衆生呢？
《萬善同歸集》中屢屢說道，當時的禅宗教團由于素質的普遍低下和執理廢事思想的泛濫，致使弊害叢生，惡習蔓延，戒乘俱失，腐敗墮落。《宗鏡錄》中也再叁痛斥當時的禅徒多無智慧，缺少多聞，只重“非心非佛”(遮诠)，不信“是心是佛”(表诠)，真僞莫辨，是非不分，偏執門風緊峻，愛弄問答尖新，發狂慧而守癡禅，迷方便而違宗旨，拘于格量、規矩，不破名相、能所，全未開悟見性，卻起法我之執，輕蔑諸善知識，以邪知邪解贻誤後學，誹謗佛說經典，廢棄助道圓修，毀二乘之菩提，滅人天之善種。如此弊風惡習，在禅宗中蔓衍滋長，若不遏製，佛法堪憂。他的著作中還流傳下來一篇《壽禅師警策》，其中更有痛言時弊之語，可謂振聾發聩，尤能體現《萬善同歸集》和《宗鏡錄》問世的背景，故今並錄于此：
深嗟末世诳說一禅，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墮阿鼻，受得地獄業消，又入畜生餓鬼，百千萬劫無有出期。除非一念回光，立即翻邪爲正；若不自忏自悔自修，諸佛出來也無救爾處！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飲酒如屎尿相似，便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屍相似，便可行淫；若見己財如糞土相似，便可偷盜。饒爾煉得至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爲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賺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淫斷一切清淨種，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若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若不去肉斷一切慈悲種。叁世諸佛同口敷宣，天下禅宗一音演暢，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毀正因反行魔說！只爲宿薰業種，生遇邪師，善力易消，惡根難拔。豈不見古聖道：見一魔事如萬箭攢心，聞一魔聲如千錐劄耳，速須遠離，不可見聞。各自究心，慎莫容易。久立珍重！[8]
那麼，當時的佛教，特別是禅宗內部爲什麼會出現如此這般的腐敗墮落現象呢？
筆者以爲，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延壽所生活的唐末五代，佛教經過唐武宗滅佛的法難和長期戰亂的摧殘，經典散佚，學僧飄零，教下諸宗急劇衰落，而遁居山林、不重經論教學的禅宗諸派卻飛速成長。衆所周知，唐末五代以前的禅宗，基本上可以說是通曉諸宗教學而又不滿足于諸宗教學，進而追求真實開悟境界的上根大機求道者的團體。他們特別重視參禅悟道等實踐活動，爲其傾注熱情和精力，而對已經通曉了的經論的學習則不複關心和重視，甚至對這些入門的方便法門極力回避和排斥。這正是當時禅宗最主要的風格和特色。以這種形式存在的禅宗，在唐末以前的佛教界中，是一種神秘的、令人憧憬的存在是自不待言的，但經過了武宗滅佛和唐末五代的戰亂，諸宗衰微之後，這種格局就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即，禅宗已經無法再作爲佛教精英分子的神秘團體活動于幕後了，曆史的潮流已經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們剝離出來，並推到了佛教舞臺的最前列。于是，禅宗不得不開始承擔起以往教下諸宗所負擔的直接吸收新出家的僧侶，並把他們從一張白紙培養成才的義務。
但是，極力回避甚至排斥學習經論和諸宗教學，並已經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和風格的禅宗，以什麼方式、什麼方法來從零開始培養這些直接吸收進來的新出家的僧侶呢？不用說，它是不擅此道的。于是，禅宗開始明顯地陷入了一種嚴重二律背反的惡性循環的泥潭：一方面，既然已被推到曆史舞臺的前列，它也就無法拒絕接納新出家的僧侶，因而也就不得不承擔起從零開始培養新僧的義務；另一方面，作爲精英團體，它有自己獨特的傳統和風格，但卻根本沒有從零開始培養新僧的教學機製和循序漸進的修行方法。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勢必要釀發種種弊端。于是，禅宗便在這種貌似興盛壯大的假相之下，不可避免地開始腐敗墮落起來。可謂教滅禅衰，唇亡齒寒。
在這一大趨勢中挺身而出，欲力挽狂瀾于既倒的就是禅宗的法眼宗。法眼宗的創始者法眼文益引教入禅，主張：“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但知看古教”；延壽的師父天臺德韶爲天臺教觀的複興，對如來一大藏教的贊揚都可謂盡心竭力。到了延壽，更是廣修衆行，著書立說，特別是他斷然實行教育改革，推行初、中、高叁級的階梯式教育，把諸宗教學作爲製度引入禅宗。這些努力都是爲了挽救因缺乏基本常識和基本行持而招致的禅宗乃至整個佛教內部的腐敗墮落。
據《景德傳燈錄》等禅宗史料的記載，延壽住持永明以後，寺僧的人數增至二千，他自己于永明寺十五年中所度的出家弟子也有一千七百人之多。爲了解決他們的教育問題，他勢必要考慮一些適宜種種不同的性格、喜好和根基的有效的教育方法。所以，如果說日課百八事，是從行爲實踐上進行以身作則的指導的話，那麼，編著《萬善同歸集》、《宗鏡錄》，則可以說是從思想意識上進行引導和啓發。這些禅宗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破天荒的作法，也可以說是延壽因時製宜的非常手段。
又，據《淨慈寺志》卷叁引《淨慈寺舊志》說，淨慈寺昔有“蒙堂”，是教授沙彌叁學的地方。可知延壽曾在淨慈寺爲剛剛出家的沙彌們實行過戒定慧叁學的啓蒙教育(所以被稱爲“蒙堂”)。
此外《淨慈寺志》卷叁又引《淨慈寺舊志》說，淨慈寺以前還有“叁宗室”，是延壽會集慈恩、賢首、天臺叁宗義學沙門之處。據《禅林僧寶傳》以來的舊說，延壽會集叁宗義學的目的，是爲了調和叁宗教學的矛盾，平息叁宗學者的論爭，集佛教思想之大成。但是，從已經澄清的《宗鏡錄》的當機、背景和宗旨來看，《宗鏡錄》廣引叁宗的目的只是爲了揭示禅宗的“一心”宗旨，其對象是禅宗中不得宗旨的中下根之徒，完全沒有針對叁宗和調和叁宗的意圖與迹象。又據《淨慈寺志》卷二“宗鏡堂”條所引《淨慈寺舊志》所說，宗鏡堂本是演法堂(禅宗寺院皆有)，建于顯德元年(954)，後因紀念延壽集叁宗義學于此編寫《宗鏡錄》而改名爲宗鏡堂，故知“叁宗室”與《宗鏡錄》本無關系。所以，筆者以爲，延壽集叁宗義學沙門于叁宗室的目的絕非調和叁宗，而是爲了讓他們講授各自宗派的教法。
這裏，我們還應該注意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延壽在永明寺十五年所度弟子雖達一千七百人，寺僧也常達二千人，但其中嗣其法者，僅有二人[9]。這就是說，無論是一千七百弟子還是二千僧衆，其中絕大多數人不具有成爲禅師的根機和素質，所以，也就必須爲他們提供其他修學方法，讓他們修學諸宗教法。而且，即便是具備成爲禅師的根機和素質，也可以通過學習諸宗教學增益多聞，掌握一種說法教化的方便。這方面，延壽本人便是一個最好的榜樣。所以，招請叁宗學者的真正目的只能是爲了讓他們給寺僧和弟子們講授叁宗的教法。當然，並不否認他們也會參與演法堂裏的辯論，但絕不可因此便斷言延壽要調和或統一叁宗。
據《人天寶鑒》、《佛祖統紀》卷十、《镡津文集》卷十叁等記載，延壽有兩個弟子行紹和行靖(在俗時本是親兄弟)，出家後先習律，精通律部之後，延壽便命他們往德韶處修學，德韶觀其根基，又命二人至螺溪跟隨義寂學天臺止觀，二人學成後，回杭州石壁寺，弘揚天臺教觀五十余年。這是延壽的弟子中修學諸宗教學獲大成的一…
《永明延壽與僧伽教育(楊笑天)》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