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摄诸懈怠，一心禅定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又经云：自持戒，劝他持戒；自坐禅，劝他坐禅。《大智度论》云：本师释迦牟尼佛不舍穿针之福。祖师龙树菩萨释云：如百岁翁翁舞。何以故？为教儿孙故。况未居究竟位，全是自利门；从十信初心，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直至等觉佛前普贤位，犹自利利他门；登妙觉位，至佛后普贤，方纯是利他之行。是以行明因示诲次，遂请问所行，或因师自说，编纪二三，既自治之行可观，则摄化之门弗坠，有斯益故乃敢叙焉。今具录每日昼夜中间总行一百八件佛事，具列如后[6]。
引言中强调，编集《自行录》的目的不是为了夸耀延寿的德行，而是为了教化众生。因为佛经中说，要先自行，后化他。接下来说，延寿平日经常教导弟子们说：《弘明集》中有“检覆三业门”[7]，目的是为了检点自己从早至晚、从夜至晨身口意三业之所行，只有这样严格地检查自己、要求自己，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才会惕厉精进；只有自己首先做到，才能教化引导众生。所以，菩萨为度众生，都是先自修行，然后化他。
引言最后说，因为和尚经常有这样的教示，所以每次当他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请问他自己的所行，有时他也无问自说，我就借机记录个两条三条。通过和尚这些每日总行的佛事，可以使欲学佛法、行菩萨道的人知道“只有自行可观，才能摄化众生”的道理。因为有这样的利益，所以才敢把它公之于世。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延寿这些修行虽然称为自行，但实际上远远不仅是为了自行，其更大目的还是为了通过以身作则来教化和引导弟子和众僧，使他们知道只有自行才能化他，自行化他才是菩萨道的真髓，欲以此来增益他们的修行。编集者把它公之于世，也是为了继承延寿这一遗志。
(二)因时制宜
百八事的最后一项是著书。
延寿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万善同归集》和《宗镜录》。关于这两部书，在这里没有时间详细介绍，只能说一些结论性的东西，请大家见谅。
众所周知，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因此，禅宗的祖师中很少有人著书立说，即使有，一般也都规模不大。所以，似延寿这样大著而特著的禅宗祖师，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延寿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著书呢？
当然这种著书立说的根本动机是为了寄言教化，利益众生，这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他为什么要以这种形式来教化和利益众生呢？
《万善同归集》中屡屡说道，当时的禅宗教团由于素质的普遍低下和执理废事思想的泛滥，致使弊害丛生，恶习蔓延，戒乘俱失，腐败堕落。《宗镜录》中也再三痛斥当时的禅徒多无智慧，缺少多闻，只重“非心非佛”(遮诠)，不信“是心是佛”(表诠)，真伪莫辨，是非不分，偏执门风紧峻，爱弄问答尖新，发狂慧而守痴禅，迷方便而违宗旨，拘于格量、规矩，不破名相、能所，全未开悟见性，却起法我之执，轻蔑诸善知识，以邪知邪解贻误后学，诽谤佛说经典，废弃助道圆修，毁二乘之菩提，灭人天之善种。如此弊风恶习，在禅宗中蔓衍滋长，若不遏制，佛法堪忧。他的著作中还流传下来一篇《寿禅师警策》，其中更有痛言时弊之语，可谓振聋发聩，尤能体现《万善同归集》和《宗镜录》问世的背景，故今并录于此：
深嗟末世诳说一禅，只学虚头，全无实解，步步行有，口口谈空，自不责业力所牵，更教人拨无因果，便说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生遭王法，死堕阿鼻，受得地狱业消，又入畜生饿鬼，百千万劫无有出期。除非一念回光，立即翻邪为正；若不自忏自悔自修，诸佛出来也无救尔处！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饮酒如屎尿相似，便可饮酒；若见端正男女如死尸相似，便可行淫；若见己财如粪土相似，便可偷盗。饶尔炼得至此田地，亦未可顺汝意在！直待证无量圣身，始可行世间逆顺事。古圣施设岂有他心，只为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赚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广行遮护。千经所说，万论所陈，若不去淫断一切清净种，若不去酒断一切智慧种，若不去盗断一切福德种，若不去肉断一切慈悲种。三世诸佛同口敷宣，天下禅宗一音演畅，如何后学略不听从，自毁正因反行魔说！只为宿薰业种，生遇邪师，善力易消，恶根难拔。岂不见古圣道：见一魔事如万箭攒心，闻一魔声如千锥劄耳，速须远离，不可见闻。各自究心，慎莫容易。久立珍重！[8]
那么，当时的佛教，特别是禅宗内部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这般的腐败堕落现象呢？
笔者以为，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延寿所生活的唐末五代，佛教经过唐武宗灭佛的法难和长期战乱的摧残，经典散佚，学僧飘零，教下诸宗急剧衰落，而遁居山林、不重经论教学的禅宗诸派却飞速成长。众所周知，唐末五代以前的禅宗，基本上可以说是通晓诸宗教学而又不满足于诸宗教学，进而追求真实开悟境界的上根大机求道者的团体。他们特别重视参禅悟道等实践活动，为其倾注热情和精力，而对已经通晓了的经论的学习则不复关心和重视，甚至对这些入门的方便法门极力回避和排斥。这正是当时禅宗最主要的风格和特色。以这种形式存在的禅宗，在唐末以前的佛教界中，是一种神秘的、令人憧憬的存在是自不待言的，但经过了武宗灭佛和唐末五代的战乱，诸宗衰微之后，这种格局就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即，禅宗已经无法再作为佛教精英分子的神秘团体活动于幕后了，历史的潮流已经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们剥离出来，并推到了佛教舞台的最前列。于是，禅宗不得不开始承担起以往教下诸宗所负担的直接吸收新出家的僧侣，并把他们从一张白纸培养成才的义务。
但是，极力回避甚至排斥学习经论和诸宗教学，并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和风格的禅宗，以什么方式、什么方法来从零开始培养这些直接吸收进来的新出家的僧侣呢？不用说，它是不擅此道的。于是，禅宗开始明显地陷入了一种严重二律背反的恶性循环的泥潭：一方面，既然已被推到历史舞台的前列，它也就无法拒绝接纳新出家的僧侣，因而也就不得不承担起从零开始培养新僧的义务；另一方面，作为精英团体，它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风格，但却根本没有从零开始培养新僧的教学机制和循序渐进的修行方法。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势必要酿发种种弊端。于是，禅宗便在这种貌似兴盛壮大的假相之下，不可避免地开始腐败堕落起来。可谓教灭禅衰，唇亡齿寒。
在这一大趋势中挺身而出，欲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就是禅宗的法眼宗。法眼宗的创始者法眼文益引教入禅，主张：“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但知看古教”；延寿的师父天台德韶为天台教观的复兴，对如来一大藏教的赞扬都可谓尽心竭力。到了延寿，更是广修众行，著书立说，特别是他断然实行教育改革，推行初、中、高三级的阶梯式教育，把诸宗教学作为制度引入禅宗。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挽救因缺乏基本常识和基本行持而招致的禅宗乃至整个佛教内部的腐败堕落。
据《景德传灯录》等禅宗史料的记载，延寿住持永明以后，寺僧的人数增至二千，他自己于永明寺十五年中所度的出家弟子也有一千七百人之多。为了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他势必要考虑一些适宜种种不同的性格、喜好和根基的有效的教育方法。所以，如果说日课百八事，是从行为实践上进行以身作则的指导的话，那么，编著《万善同归集》、《宗镜录》，则可以说是从思想意识上进行引导和启发。这些禅宗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破天荒的作法，也可以说是延寿因时制宜的非常手段。
又，据《净慈寺志》卷三引《净慈寺旧志》说，净慈寺昔有“蒙堂”，是教授沙弥三学的地方。可知延寿曾在净慈寺为刚刚出家的沙弥们实行过戒定慧三学的启蒙教育(所以被称为“蒙堂”)。
此外《净慈寺志》卷三又引《净慈寺旧志》说，净慈寺以前还有“三宗室”，是延寿会集慈恩、贤首、天台三宗义学沙门之处。据《禅林僧宝传》以来的旧说，延寿会集三宗义学的目的，是为了调和三宗教学的矛盾，平息三宗学者的论争，集佛教思想之大成。但是，从已经澄清的《宗镜录》的当机、背景和宗旨来看，《宗镜录》广引三宗的目的只是为了揭示禅宗的“一心”宗旨，其对象是禅宗中不得宗旨的中下根之徒，完全没有针对三宗和调和三宗的意图与迹象。又据《净慈寺志》卷二“宗镜堂”条所引《净慈寺旧志》所说，宗镜堂本是演法堂(禅宗寺院皆有)，建于显德元年(954)，后因纪念延寿集三宗义学于此编写《宗镜录》而改名为宗镜堂，故知“三宗室”与《宗镜录》本无关系。所以，笔者以为，延寿集三宗义学沙门于三宗室的目的绝非调和三宗，而是为了让他们讲授各自宗派的教法。
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延寿在永明寺十五年所度弟子虽达一千七百人，寺僧也常达二千人，但其中嗣其法者，仅有二人[9]。这就是说，无论是一千七百弟子还是二千僧众，其中绝大多数人不具有成为禅师的根机和素质，所以，也就必须为他们提供其他修学方法，让他们修学诸宗教法。而且，即便是具备成为禅师的根机和素质，也可以通过学习诸宗教学增益多闻，掌握一种说法教化的方便。这方面，延寿本人便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招请三宗学者的真正目的只能是为了让他们给寺僧和弟子们讲授三宗的教法。当然，并不否认他们也会参与演法堂里的辩论，但绝不可因此便断言延寿要调和或统一三宗。
据《人天宝鉴》、《佛祖统纪》卷十、《镡津文集》卷十三等记载，延寿有两个弟子行绍和行靖(在俗时本是亲兄弟)，出家后先习律，精通律部之后，延寿便命他们往德韶处修学，德韶观其根基，又命二人至螺溪跟随义寂学天台止观，二人学成后，回杭州石壁寺，弘扬天台教观五十余年。这是延寿的弟子中修学诸宗教学获大成的一…
《永明延寿与僧伽教育(杨笑天)》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