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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與創新:藏傳佛教藝術的形成過程(張長虹)

  吸收與創新:藏傳佛教藝術的形成過程

  張長虹

  公元9世紀中葉,隨著吐蕃王朝的崩潰,佛教進入了沈寂時期,直到10世紀下半葉至11世紀初期,佛教才分別從西藏西部和東部兩個地區重新傳入,佛教史上將佛教重新複興的這一時期稱爲“後弘期”。從後弘期開始,隨著西藏各個宗教派別的興起和佛教寺院的興建,藏傳佛教藝術也進入了輝煌時期。

  11至12世紀的藏傳佛教藝術

  公元10世紀後半葉,佛教從上下兩路進入西藏腹地。所謂“上路弘法”從西北印度的克什米爾等地進入西藏西部地區,代表人物有大譯師仁欽桑布、尊者阿底峽、天喇嘛益西沃等人:“下路弘法”從東部的青海、甘肅一帶進入衛藏地區,由吐蕃末期滅法時逃亡至此地的僧人薪火傳承,最終有一批學法的僧人從這裏將佛教傳回西藏,代表人物有魯梅,楚臣喜饒等人。這一時期藏傳佛教藝術主要依靠外來的藝術家進行創作,由于上、下路弘法佛教傳人的途徑不同,因而在佛教藝術上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一般認爲這一時期西藏西部的佛教藝術主要受到鄰近地區克什米爾藝術風格的影響,而衛藏地區則主要受到來自印度、尼泊爾波羅風格的影響。

  史書記載,西藏西部古格王益西沃(?—1024)時期,共創建了托議,有源自西夏說,有源自敦煌漢地說,但隨著近年來于阗佛教考古材料的公布,也有學者提出回到題記本身,即源自于阗說,而文獻中記載關于吐蕃王朝時期與于阗藝術的聯系實爲追溯,實際描寫的應是更晚階段的史實。這種波羅/中巫風格的遺例主要有後藏康馬縣的江布寺和艾旺寺泥塑像、山南紮囊縣紮塘寺壁畫中的說法圖等,明顯可以看到于阗中亞的影響,在佛、菩薩所穿著的服飾上,衣著華貴富麗,廣袖寬袍,衣褶細密流暢,裝飾有整齊而碩大的團花圖案,這種藝術風格多出現于11世紀的上半葉。而東印度波羅風格表現較多的遺例主要有後藏夏魯寺的早期壁畫、大昭寺二樓回廊的早期壁畫、紮塘寺的壁畫及一些早期的衛藏唐卡,這種風格在11世紀下半葉出現以後,12世紀在整個西藏地區流行開來,並遠傳西夏和藏西,成爲12—14世紀整個西藏地區最爲流行的藝術樣式,這種風格的出現與東印度大師阿底峽1045年來到衛藏之後噶當派的建立,以及印藏僧人交往的增多有著密切關系。

  13至14世紀的藏傳佛教藝術

  這一時期,對西藏和西藏藝術來說,無論內外都是一個活躍的時期。在前兩個世紀建立的佛教僧團組織趨向繁榮,佛教藝術也臻于興盛。從周邊看,北方蒙古政權崛起並入主中原建立元朝,整個西藏地林寺、科迦寺、聶瑪寺、塔波寺等八座佛教寺院,其中大部分遺址尚存,但僅有少數尚保存有初建時期的建築、壁畫和塑像等遺存,如托林寺、科迦寺和塔波寺。此外,通過實地調查,中外學者在傳統意義上的西藏西部地區均發現了大量未見諸文獻記載的早期佛教遺存,如我國境內的阿裏地區發現有聶拉康、東嘎石窟等保存有精美壁畫的遺址,境外的拉達克地區和西北印度地區發現有瑪拉}則卡爾佛塔、阿濟寺、那科寺等,均保存有早期的佛教壁畫。通過對這些石窟或寺院壁畫、塑像等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這一時期占主導地位的藝術風格是克什米爾藝術風格,代表性壁畫有托林寺佛塔、聶拉康佛寺、塔波寺主殿壁畫以及皮央第79號窟壁畫等,均以典型的克什米爾藝術風格繪製。代表性塑像有塔波寺主殿和熱尼拉康保存的泥塑像、皮央寺出土的釋迎牟尼佛像、藏于卡孜寺據稱由仁欽桑布在克什米爾訂製的觀音菩薩像以及據傳出自科迦寺的“叁怙主”造像等。在圖像題材上,這一時期似乎特別流行曼荼羅的題材,從聶拉康和塔波寺主殿的金剛界曼荼羅和法界語自在曼荼羅僅兩種曼荼羅題材,到阿濟寺杜康殿、東嘎1號窟均整殿、整窟繪製各種類型的曼荼羅多達近10種。這種占主導地位的克什米爾藝術風格的出現,與大譯師仁欽桑布受古格王益西沃派遣前往克什米爾等地留學,帶回的大量佛教經典和克什米爾的藝術有密切關系。在克什米爾風格之外,似乎還可隱約看到來自中亞地區的影響,如東嘎1號窟的套鬥形窟頂、壁畫中出現的獅獸相逐圓圈圖案等,均非源自本土或克什米爾等地,而與中亞地區有著密切關系。

  這一時期流行于衛藏地區的佛教藝術流派。正如意大利著名藏學家杜齊在艾旺寺發現的題記中記載的那樣,有印度風格和于阗風格並行,也有學者名之爲“波羅/中亞風格”。前者主要來自東印度的波羅王朝,後者的來源學界頗多爭區被納入元朝的管轄範圍,政治上的統一表現在佛教藝術上也呈現出一致的藝術風格樣式,無論是遙遠的西藏西部、還是腹心的衛藏地區、甚至是傳人中原的佛教藝術,都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

  這一時期佛教藝術風格在繼承前一時期東印度波羅藝術風格的基礎上,盛行由尼泊爾加德滿都河谷的紐瓦爾人發展出的尼泊爾紐瓦爾藝術風格,同時來自中原內地的藝術影響也成爲不可忽視的藝術元素,極大豐富了藏傳佛教藝術的表現力,漢藏佛教藝術從此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相互交融。

  在西藏西部地區新發現的帕爾嘎爾布石窟、桑達石窟壁畫,是這一時期西藏西部地區佛教藝術的典型代表。此外還有國外學者關注到的拉達克阿濟寺索瑪拉康殿壁畫等;衛藏地區的代表性遺存有夏魯寺修複期壁畫及大量的唐}繪畫和金銅造像:保存于中原內地的有13世紀末的杭州飛來峰造像、14世紀中葉的北京居庸關浮雕以及尼泊爾工匠阿尼哥建立的北京城內著名的白塔;在西北敦煌開鑿的幾個晚期石窟及甘肅省的一些石窟壁畫亦屬于這一時期,這種藝術樣式的主要表現爲:線條流暢平直,織物圖案裝飾豐富精美,色彩生動活潑,人物比例勻稱優美,流行帶有六孥具的背屏和卷草紋背龛裝飾,背景中出現山石、大樹圖案,頭冠爲珠寶裝飾的叁花或五花冠,雙眼上眼睑彎曲等。

  從11至14世紀,藏傳佛教藝術不斷從周邊的佛教藝術中如克什米爾藝術、印度尼泊爾波羅藝術、于阗中亞藝術以及中原漢地藝術中不斷借鑒、吸取營養,並以自己非凡的創造力加以融會貫通,最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藏傳佛教藝術,並迎來了15至16世紀藏傳佛教藝術發展的巅峰,在衛藏地區出現了白居寺,在藏西地區出現了古格故城和托林寺的紅殿、白殿以及塔波寺的色康殿等高度精致的佛教壁畫。其後藏傳佛教藝術的發展經明、清延至今日而不絕,成爲我國多民族文化藝術寶庫中一朵奇葩。

  (原文刊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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