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夏魯寺及其佛教藝術

　　謝彬

　　後藏名刹夏魯寺是藏傳佛教夏魯派的發源地和根本道場，曆史上湧現出許多修行精進、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對藏傳佛教的弘揚做出過重要貢獻。夏魯寺獨特的藏漢合一的建築風格，以及保護完好的壁畫、造像藝術，在藏傳佛教藝術史上也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本文試圖對夏魯寺的曆史沿革和佛教藝術作一番梳理和探索，以飨《法音》讀者。

　　一、夏魯寺的曆史沿革

　　(一)古相家族與夏魯寺的緣起

　　夏魯寺位于西藏日喀則地區甲措雄鄉夏魯村，距日喀則東南30公裏。這裏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夏魯寺就座落在雅魯藏布江南岸與年楚河交彙處的下遊地段——夏魯河谷。寬闊的夏魯河谷中央平坦，四面環山，是喜馬拉雅山脈北坡的延伸，蜿蜒的夏魯河由南向北從夏魯村與夏魯寺身後緩緩流過，彙入年楚河。

　　公元11世紀初期，西藏分裂割據時代的地方領主吉尊·西饒迥乃在此創建了夏魯寺。傳說吉尊·西饒迥乃由于民衆的反抗鬥爭，被迫前往離自己領地不遠的堅貢寺，禮洛敦多吉旺秋披剃出家。公元1003年，吉尊·西饒迥乃返回夏魯地方，以地方領主和佛教僧侶的雙重身份開始了夏魯寺的修建工程。

　　據藏史記載，吉尊·西饒迥乃的祖先曾擔任過吐蕃時期松贊幹布的大臣。到赤松德贊(730—797)執政時期，吉氏家族中還出現了一位名叫吉欽珠的大譯師，他曾參與了吐蕃早期的佛經翻譯，據說還代表赤松德贊遠赴印度完成了迎請蓮花生與靜命大師入藏的偉大使命。吉氏家族吐蕃時期的另一位高官名叫吉赤桑勒金，傳說他在赤祖德贊(803—841)在位期間，曾以大臣的身份爲贊普出資修築過108座寺院的地基。赤祖德贊爲了答謝他的功德，特意贈送給吉氏家族一部《般若十萬頌》。這部象征吉氏家族榮耀的佛經，被後人稱爲“吉本”(吉之十萬頌)。今天，這部佛經僅存的兩塊雕刻精美的夾經板仍然保存在寺中，成爲夏魯寺的鎮寺之寶。

　　公元13世紀蒙古人統治西藏時期，夏魯萬戶在元朝政府與西藏薩迦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其聲望和權力都達到了頂峰，夏魯寺也因此得到了多次擴建和維修。因與元朝帝師薩迦八思巴(1235—1280)家族建立有姻親關系，因此吉氏家族也被人們稱爲“古相”(藏語中對舅舅的尊稱)。吉氏後裔古相·紮巴堅贊擔任夏魯地方長官期間，曾經前往漢地觐見元朝皇帝。著名藏族學者多羅那他在《後藏志》中記載：“古相·紮巴堅贊前往漢地，皇帝手端盛滿酒的孔雀形水晶杯說：“你是薩迦人世世代代的舅舅，也是朕的舅舅。”說完之後將酒賜予古相·紮巴堅贊。古相·紮巴堅贊擔任衛、藏、阿裏叁部的元帥，出任掌管銀製虎頭印章的法官。皇帝頒賜诰命，令其管轄夏魯萬戶所有僧部衆。”除皇帝的賞賜外，他還帶來許多技藝精湛的漢族工匠修建夏魯寺，擴建了夏魯金殿與多座佛殿，修築了圍牆和4個大型紮倉，並在佛殿裏繪製了精美的壁畫。

　　古相·紮巴堅贊與其子古相·貢噶頓珠進行的大規模擴建維修，對于夏魯寺形成最終的整體建築風格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他的另一功績，就是爲夏魯寺請來了著名佛教學者布頓·仁欽珠。布頓大師的到來使得夏魯寺成爲當時藏傳佛教的一大中心，也爲夏魯古相家族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拓展了更爲廣闊的活動領域。

　　(二)夏魯派的創始人布頓·仁欽珠與夏魯寺

　　布頓·仁欽珠(1290—1364)是藏族曆史上著名的佛學大師，是藏傳佛教夏魯派的創始人。他編著的《布頓佛教史》對夏魯派的創立以推進當時藏傳佛教的學術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公元1320年，布頓受古相·紮巴堅贊的邀請擔任了夏魯寺第11任堪布，時年31歲。據《夏魯派源流》記載：“陽鐵猴年(1320)，夏魯寺迎請布頓大師主持寺務，遂開西藏佛教夏魯一派。”古相·紮巴堅贊的家族與夏魯人，像當年古印度給孤獨長者供養佛陀一般侍奉布頓·仁欽珠。夏魯寺爲布頓大師提供了弘揚佛法的講壇，布頓大師在夏魯寺先後建立了密教學院和顯教學院，在離夏魯寺西南幾公裏以外阿底峽尊者修行過的日普山上修建了德欽頗章。每年舉行夏季法會和冬季法會時講解《大乘阿毗達磨集論》、《量抉擇論》、《入菩薩行論》等顯教經典；春季法會與秋季法會講解《時輪》、《密集淺釋》、《瑜珈金剛生起論》、《具德和合論》等密教經典。每日講經6次，經常爲弟子講解經論到深夜。布頓大師擔任堪布期間，夏魯寺彙聚了來自西藏各地的求學者，寺內常住僧衆多達4500人，佛教學者100多人，再加上外來短期聽經求學的，總人數超過7300人；此外，在日普山閉關修行的多達500人。日普山上密布著修行者的僧寮，夏魯金殿長長的圍牆中間也建滿了前來求學僧衆們的禅房。

　　公元1322年，布頓大師撰寫了藏傳佛教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重要著作《佛教史大寶藏論》，或稱《善逝教法源流》，俗稱《布頓佛教史》。這是藏族高僧撰寫的第一部系統的佛教教法史，也是西藏早期難得的佛教編年史。《布頓佛教史》全書藏文長條版212頁，前半部講述印度、尼泊爾佛教的弘傳曆史，後半部講述佛教在西藏的傳播發展曆史，對印度佛教的起源、傳承、不同派別所持的觀點以及西藏佛教各教派的教義、傳承及發展作了詳細論述和概括總結，對14世紀以後的西藏佛教著述以及藏族史學産生了重大的影響。

　　公元1344年，布頓大師婉言謝絕了元順帝派遣金冊使者入藏迎請他赴京的邀請，在他親自主持下，對當時編纂並不完整的納塘版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進行了全面修訂。布頓大師以納塘版《丹珠爾》爲底本，逐部修訂審閱了幾乎所有藏文佛經，增補了1000多部納塘版《丹珠爾》中未收錄的經論，包括依據梵文原本翻譯成藏文的許多經典。編纂《丹珠爾》是藏傳佛教界的大事，當時西藏各地的佛教教派，都派遣學者前往夏魯寺協助布頓大師完成這項浩大的工程。修訂後的《丹珠爾》成爲藏傳佛教大藏經《丹珠爾》部的勘定本，通稱《夏魯丹珠爾》。布頓大師親自爲這部《丹珠爾》編撰了名爲《如意摩尼自在王鬘》的目錄，這也是西藏第一部“丹珠爾目錄”。

　　作爲公元14世紀西藏最傑出的佛教學者之一，布頓·仁欽珠也贏得了當時社會各個階層的普遍尊敬和愛戴。他的名字前面被冠以許多尊貴的稱號，人們將這位極具智慧與慈悲的學者稱爲“第二佛陀”、“遍知一切的布頓·仁欽珠”、“遍知一切布頓大譯師”、“至尊夏魯巴”、“布頓喀且”等，給予極高尊崇。

　　布頓大師可以說是藏傳佛教曆史上著述最豐的佛教學者之一，他的大多數著作都是在夏魯寺完成的，涵蓋了宗教、藝術、教育、政治、翻譯、建築、醫學、天文等衆多學科。他的27函著作由其弟子仁欽南傑大譯師輯錄，布頓大師親自審定。遺憾的是布頓大師著作全集當時並未刊布，直到1917年十叁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執政時，才令布達拉宮大印經院刊刻印行，由善知識魯本·喜饒嘉措擔任總編輯，共28函(四川德格印經院刊刻本爲26函)、200多部。

　　布頓大師對藏傳佛教顯密經論作了不少詳細的注釋，涉及對法、經律、般若、中觀、量釋、俱舍、聲明、曆法和醫方明等大小五明著作和注釋。在這些論著中，他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研究與歸納了正統的印度佛教，對當時一些偏離軌道的佛教現象作出了批判。對西藏所存梵文經典在內的所有佛學典籍作了系統研讀和整理，尤其對早期藏傳佛教密教理論及實踐走向系統化並成爲藏傳佛教的核心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布頓大師對西藏寺院教育製度的系統化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除了佛教經論的注釋外，布頓大師還著有《五曜步度算法》、《作用明燈》、《智者生悅論》等多部天文曆算學著作。特別是《智者生悅論》一書，爲西藏天文曆算學奠定了深厚的基礎。他的《宇宙構造論》進一步闡發了印度時輪派的曆算學說，使之地方化和民族化。興趣廣泛的布頓大師在西藏還較早提出了“地爲圓形”學說，並依此理論繪製在夏魯寺回廊的牆壁上。布頓大師在醫學方面的貢獻，主要是翻譯並注疏了古印度大乘佛教學者龍樹大師的著作《百方篇》。

　　14世紀是藏傳佛教迅猛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各個教派相互競爭、彼此學習、共同發展的時期。作爲夏魯寺堪布的布頓大師也積極投身到夏魯寺的設計、擴建和維修當中。據史籍記載，布頓大師不僅參與了夏魯寺殿堂的設計規劃，還親自製訂了佛塔建築的量度和曼荼羅的畫法，並親手繪製多幅大型曼荼羅壁畫。他的《夏魯寺之無量宮殿東南西北諸方所安置曼荼羅等之目錄》一書，詳細記述了他和弟子們繪製夏魯寺曼荼羅壇城壁畫的過程。

　　作爲藝術家的布頓大師在佛教造像量度學與色彩學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更重要的是，他還親自實踐，用藝術的方式體驗和傳達佛教的思想精神。傳說他曾雕塑過一尊極具法力的護法神面具，懸挂在夏魯寺的大殿中央，以至于引起修行不圓滿者與外道的恐懼和反省。

　　布頓·仁欽珠教授的學生多達2500人，著名弟子有紮才巴·仁欽南嘉(繼承了布頓的傳承)、納塘譯師僧格室利、夏魯譯師曲郡桑波、敏珠爾覺端譯師阿旺·仁欽紮西、大譯師嘉卻華、達羅·喜饒仁欽(曾是宗喀巴的密教老師)等，培養了大量的弘法人才，對藏傳佛教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外布頓大師擔任堪布期間，在夏魯寺設立的各個紮倉使不同門類的學科系統化和規範化。他建立的夏魯派教育體系還影響到了格魯派，宗喀巴大師在夏魯寺學習期間，曾在多位布頓大師弟子門下求教，學習了布頓大師關于時輪金剛法以及密教灌頂儀軌的著作。布頓大師的著作至今在格魯派及西藏、安多、康巴等地區的各教派中仍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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