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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頓·仁欽珠一生雖然遠離政治，但他在藏族社會以及藏傳佛教曆史上卻有著崇高地位。20世紀著名的格魯派學者更敦群培(1905—1951)朝拜夏魯寺時，曾這樣寫到：“遍知布頓的臥室只有一柱之地，牆上沒有彩繪，除可以從門裏采光外，亦無一扇窗戶，是一間當今連普通僧徒都不願居住的簡陋住處。那些十分珍貴的典籍裝在兩口高叁柞差一指、寬六柞的灰色木箱裏。據說，此箱也是布頓的，裏面還保存著許多手抄本藏文典籍。一部大家都很陌生的長頁經卷裹在九層書布當中，打開一看，才知是布頓的著作《光明注釋瑩澈六方》第一部的手稿……那娴熟精湛的書法技藝，給人以爲是兩叁年前遺留下來的新穎感。此書大概著于宗喀巴尊者之前兩代人的一個時期裏。想到此，心中頓生一種毫無因由的悲傷之情。”
二、夏魯寺的建築藝術
夏魯村與夏魯寺在夏魯河谷谷口從堆區以南3公裏，座落在平坦的河谷中央。夏魯寺坐西朝東，村落圍繞寺院修建。民居大門朝各個方向隨意開設，戶與戶之間相接毗鄰，形成錯落有致的自然街道。村落與夏魯寺長期以來形成的總體建築布局爲兩個相連的矩形，田地分布在寺院與村莊周圍，古時夏魯村與寺院均由厚重的石砌圍牆圈起。夏魯人形容夏魯寺的建築平面爲盛裝糧食用的“升子”，村落與僧舍的總體布局爲篩選糧食用的“大鐵篩”。
夏魯寺現存佛殿建築格局，基本經曆了兩個重要曆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吉尊·西饒迥乃初建時期，修建了護法神殿、般若佛母殿、烏孜康、西殿、南殿、北殿等6座佛殿，至今保存完好的有東面的護法神殿、般若佛母殿，西面的覺康佛殿和馬頭金剛殿。吉尊·西饒迥乃的兄弟修築了防洪與防禦的圍牆，開挖了水井，修建了一些寺內外的水利設施。
公元13世紀末期，吉氏家族後裔逐漸開始了夏魯寺擴建與維修的第二個重要時期。古相·貢波貝首先在吉尊·西饒迥乃修建的馬頭金剛殿北面修建了叁門佛殿，他的侄子古相·紮巴堅贊隨後進行了夏魯寺創建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擴建維修。古相·紮巴堅贊還修建了與叁門佛殿對稱的甘珠爾殿，在原來佛殿基礎上又擴建了4座無量宮佛殿，並采用鋪設漢式琉璃重檐歇山式屋頂和修築圍牆的形式，將所有佛殿組成一個整體。同時在夏魯寺周圍修建了4座大型紮倉，在夏魯日普山上修建了幾座規模宏大的佛殿。夏魯寺建築的最後定型是由古相·紮巴堅贊之子古相·貢噶頓珠完成的，他在4座無量宮佛殿周圍又修建了無量壽殿、丹珠爾殿、羅漢殿、知己具樂殿等4座佛殿。貢噶頓珠的弟弟古相·益西貢噶修築和加固了寺院周圍的圍牆。
公元1845年，夏魯寺進行過一次整修，部分資金來源于清政府沒收的拉薩策墨林寺的寺産白銀1700兩。夏魯寺近期的維修是1984年，國家出資對損壞嚴重的佛殿進行了維修，尤其是對公元14世紀修建的漢式琉璃重檐歇山頂的殘破部分進行了重新鋪設。
公元14世紀，夏魯寺在原有藏式建築基礎上經過改造擴建，采用的漢式鬥拱架設重檐歇山式屋頂、漢族建築中常見的琉璃建築構件，以及二層4座無量宮佛殿的內部建築結構都明顯體現出中原漢文化建築的手法和風格，其特點是采用了中原宋元時期流行的“側腳”和“升起”兩種營造法式。此外夏魯寺大殿上層的後殿及東、西殿也采用了中原營造法式的“減柱法”，以擴大室內的空間感。可以說，夏魯寺是由藏漢工匠共同修建的兼具漢藏建築文化特色的寺院建築群。
1984年進行維修時，發現原來的建築構件上依然保存著漢字標注的構件編碼。14世紀後，夏魯工匠就系統掌握了琉璃構件的燒製技術，並把這一技術系統整理成書流傳于世。十叁世達賴喇嘛時期修建夏宮羅布林卡和維修拉薩大昭寺前琉璃橋時，所用的琉璃建築構件就是由夏魯工匠主持燒製的，因此十叁世達賴喇嘛還賜予夏魯工匠“增堪”的稱號。
夏魯寺的建築平面爲坐西朝東的長方形，整體建築由土石木結構的外牆圈起，南北對稱，東西軸線分明，東西長76米，南北寬44米，占地面積3300平方米。大多數建築由以石爲基礎的藏式夯土牆體和漢式琉璃重檐歇山頂組成，部分爲阿嘎土鋪設的平屋頂。總體建築由前庭和佛殿分成均勻的兩部分。
前庭中間空地東西28.4米，南北25.9米。東面與南面由一個2層結構的回廊貫通並連接佛殿。北面由3部分組成，東側爲房屋，中間一層爲講壇，二層爲民管會辦公室，西側由通向佛殿的一個2層結構的回廊組成，回廊的一層向西延伸形成通向二層佛殿的歇院，歇院中修建有石砌的臺階，回廊二層的西側與佛殿的入口處連接成平臺，東側連接民管會辦公室。前庭的回廊周圍整齊地分布著僧侶的住所，中央爲天井。北面西側回廊的背後又修建有院落，院落內是廚房，院落的東側通往寺外。
佛殿總體平面結構東西形成一個“凸”字形，建築正立面中間的底層護法神殿、二層般若佛母殿、叁層東無量宮佛殿爲凸出部分，四周以集會大殿爲中心呈放射狀緊密分布著其他佛殿。
夏魯寺現存佛殿21間。一層11間，按藏傳佛教右旋朝佛的習慣依次爲護法神殿、新建護法神殿、甘珠爾殿、釋迦佛殿、馬頭金剛殿、叁門佛殿，其余4間佛殿由于損壞嚴重常年關閉或作爲堆放雜物的倉庫使用。這些佛殿共同組成一層的矩形平面，中間形成帶有天井的集會大殿，集會大殿內的佛殿周圍又形成一個環繞各佛殿的2層封閉式轉經道。二層佛殿9間，依次爲般若佛母殿、丹珠爾殿、南無量宮、羅漢殿、西無量宮、知己具樂殿、北無量宮、無量壽殿以及西南角羅漢殿北側的1間房屋。般若佛母殿、丹珠爾殿、羅漢殿、知己具樂殿等佛殿因損壞嚴重常年關閉或當作倉庫使用。東無量宮佛殿是叁層上唯一的佛殿，也稱布頓佛殿。由于底層的護法神殿高度較低，導致二層般若佛母殿大大低于二層中的其它佛殿，使修建在般若佛母殿上面的東無量宮佛殿做到了與整體建築高度一致。
二層佛殿建築的中央部分是突出的集會大殿的天井，各個佛殿外均建有相互連接的開放式回廊，所有回廊的頂部形成相互連接的平臺。般若佛母殿外的回廊頂部，就是進入叁層東無量宮佛殿的地面平臺部分。
二層佛殿的背面建有一個封閉式轉經道，修建在集會大殿轉經道的上面。轉經道北側與西側的牆壁上，保存有14世紀古相·益西貢噶出資繪製的壁畫。按藏傳佛教右旋的習慣，叁層的東無量宮佛殿南側的一間小屋爲轉經道入口，經入口下幾級臺階便進入了轉經道，走完轉經道由二層北無量宮與無量壽殿之間的出口中走出。轉經道叁層一端的入口高于室內地平，二層一端的出口高于室外地平，二層轉經道還起著支撐夏魯寺琉璃屋頂的作用，厚重的外牆頂端架設托木支撐起琉璃重檐歇山頂的下半部分，形成了夏魯寺建築中的獨特現象。
夏魯寺建造者爲了追求建築的整體對稱，在並不十分整齊的原建築基礎上，對底層做了加固與增加支撐物以後，又加築了二層建築。因此，樓梯部分的建築構造在視覺上造成了極不舒服的感覺。通往二層的樓梯是由石頭壘建在建築外部的臺階，護法神殿內通往二層的樓梯間常年關閉，至少是由于無法采光的原因。新的大門被改建在集會大殿右側，門內側的壁畫風格足以證明新開設的門是14世紀建造者們所爲。各個佛殿的大門與許多通道巧妙連接，滿足了藏傳佛教連續右旋進行禮佛的宗教習慣。直至朝拜者從二層一端的轉經道走出，一場宗教與藝術的洗禮才算完成。夏魯寺整體建築中室內與室外地平落差很大，進入每一座佛殿，都要上下起伏于很多的臺階。面積很小的覺康佛殿與馬頭金剛殿內各有4根粗大的柱子，集會大殿中央用36根柱子形成柱網，支撐起二層建築，十分無奈地留了一個采光並不良好的天棚。在早期建築基礎的局限下，能形成二層建築的對稱，寺院隔壁的夏魯萬戶長應該對這一結果感到滿意。
公元14世紀，夏魯寺幾乎成了後藏佛教文化的中心，彙聚了來自各地的學者與名流，著名的宗喀巴大師也在其中。這些前來求師問學的僧侶們不僅帶走了佛學知識，更被夏魯寺的建築和壁畫藝術所震撼，不經意地傳播到西藏各地。夏魯寺建築藝術是那個時期西藏獨一無二的，在形成較晚的格魯派寺院建築中，漢式屋頂與集會大殿都借鑒了夏魯寺藏漢建築的藝術風格。
叁、夏魯寺的壁畫藝術
夏魯寺的壁畫繪製主要經曆了兩個重要曆史時期。所有壁畫的繪製，都與夏魯寺不同曆史時期進行的佛殿擴建緊密聯系。
第一個時期是公元11世紀吉尊·西饒迥乃初建夏魯寺時期。這一時期的壁畫，分布在吉尊·西饒迥乃修建的護法神殿、馬頭金剛殿、般若佛母殿主殿中，其中護法神殿是保留這一時期壁畫最多的佛殿。
第二個時期是公元13世紀末至公元14世紀古相·紮巴堅贊大規模擴建時期。這一時期又分爲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由古相·紮巴堅贊主持，在一層護法神殿、集會大殿、甘珠爾殿、轉經道、噶架牆佛殿以及二層般若佛母殿中的壁畫繪製；第二個階段是由古相·貢噶頓珠主持，在二、叁層的4座無量宮佛殿和羅漢殿中的壁畫繪製；第叁個階段是由古相·益西貢噶主持，在二層佛殿周圍的轉經道中的壁畫繪製。夏魯寺現存的大多數元代壁畫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夏魯寺壁畫內容可分爲六大類：佛經故事、曼陀羅壇城、佛菩薩畫像、金剛護法神像、曆代祖師像、裝飾畫案等，其中最有特色和規模最大的是佛經故事壁畫。佛經故事壁畫集中分布在一層回廊兩壁和二層前殿回廊兩壁；壇城壁畫主要分布在叁層後殿和東、西配殿的牆上；佛菩薩、金剛護法、曆代祖師尊像分布在各個殿堂，或點綴在各殿堂的壁畫之中。
一層回廊的大型佛本生故事壁畫，共有94幅，此壁畫是根據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讓瓊多傑(1284—1339)編寫的佛本生故事集《一百本生》繪製而成，每幅壁畫長2米、寬1.5米，基本上是長方形的造型構圖，每個長方形內繪製佛經故事的一個具體情節，或是一個場面，有的壁畫則表現一個完整的故事。夏魯寺二層前殿回廊的壁畫，大部分是用連環畫的形式表現一個完整的系列故事，如常見的“十二相成道”、“須摩提女請佛”、“薩埵太子舍身飼虎”、“五百強盜皈佛”等。
密教題材的壁畫主要是曼陀羅壇城以及壇城中的諸佛、菩薩、明王與護法等，包括一層回廊內殿中的大型五方佛壁畫(毗盧遮那佛、阿閦佛、阿彌陀佛、寶生佛、不空成就佛)，般若佛母殿的單尊畫像和叁層東、西、南、北無量宮佛殿中的大型壇城壁畫，如“吉祥勝樂壇城”、“金剛界壇城”、“普明壇城”、“文殊壇城”等。這些壇城壁畫都是按照布頓大師《十萬壇城尊像儀軌》的要求嚴格繪製的，其中東無量宮佛殿的文殊壇城系列壁畫是布頓大師親手所繪，因而顯得十分珍貴。
夏魯寺壁畫藝術風格受到印度、尼泊爾、中原漢地等不同地域、多種繪畫技巧和審美風格的影響。現在遺存的不同時期壁畫，集中體現了公元11世紀以後西藏寺院壁畫藝術發展的脈絡和大體情況。
公元11世紀的壁畫，主要集中在吉尊·西饒迥乃修建的護法神殿中，馬頭金剛殿和般若佛母殿的主殿中有少量遺存，題材均爲佛教尊像與世俗人物。護法神殿門廳西壁的佛說法圖與後面3間佛室中的壁畫，其線條與色彩體現的是兩種藝術風格。門廳西壁南北兩側的佛陀說法圖風格，據熊文彬先生考證：“南壁脅侍的造型和風格與紮巴歐協1081年開始修建、完成于1093年的山南紮塘寺同一題材的壁畫極其相似，體現出極爲純正的波羅藝術風格；此外，尤其是菩薩的造型，與敦煌吐蕃帛書的風格也極其相似。”其它叁間佛室的壁畫與馬頭金剛殿、般若佛母殿主殿中的壁畫風格極爲相似，題材爲菩薩與世俗人物。畫面色彩純正，線條簡潔奔放，體現出典型的印度、尼泊爾風格。
具體地說，尼泊爾、印度佛教藝術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壁畫的構圖、人物的造型、傳統諸佛菩薩尊像的儀軌上，例如佛菩薩的標識、手印、背光以及衣紋和蓮花座等的造型上。像一層回廊的佛本生故事壁畫中的“舞蹈本生圖”就帶有鮮明的南亞熱帶風格和審美情調。
夏魯寺現存數量最多的古代壁畫，是公元14世紀由古相·紮巴堅贊父子主持繪製的。當時紮巴堅贊聘請數名優秀的藏族藝術家繪製了集會大殿、甘珠爾殿、般若佛母殿的轉經道、一層轉經道以及噶架牆佛殿的所有壁畫。佛殿與轉經道中的壁畫，不但有印度、尼泊爾甚至西域、中亞的繪畫風格，更有大量中原漢地繪畫的元素，尤其是一層轉經道中描繪的釋迦牟尼本生畫傳中人物的服飾、亭臺樓閣，般若佛母殿轉經道壁畫的一些細節，都強烈體現了漢族的繪畫風格。護法神殿北壁的青龍和朱雀紋樣，西無量宮佛殿中薩迦五祖(貢噶甯布、索南孜摩、紮巴堅贊、貢噶堅贊、八思巴)壁畫中的樹木、山石、花草等構圖以及暈染筆法則有可能直接出自漢族藝術家之手。
這一時期夏魯寺壁畫的藝術風格與繪畫技藝已經非常成熟。古相·貢噶頓珠主持繪製的4座無量宮佛殿中的曼陀羅壁畫，據說全部由布頓大師親自設計。甘珠爾殿北壁上的一尊金剛手菩薩，傳說就是由古相家族中的桑結恩寶親自繪製的。從其精湛娴熟的線條和色彩中，不難看出藏族藝術家高超的藝術水平。
總之，夏魯寺的壁畫對元末明初西藏寺院的壁畫藝術産生了重大影響，向北影響到覺囊派著名寺院覺囊寺的壁畫藝術，促進了拉堆藝術風格的形成和發展；東南影響到著名的白居寺壁畫藝術創作風格。因此，夏魯寺壁畫在元明兩代西藏壁畫藝術的發展中起到了承先啓後的曆史作用，是元明西藏藝術發展史上的裏程碑，對研究整個西藏佛教藝術及其與中原、尼泊爾、印度等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具有重要價值。
【參考書目】
[1] 熊文彬《中世紀藏傳佛教藝術——白居寺壁畫藝術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
[2]阿底峽發現、盧亞軍譯注《柱間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
[3]宿白《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
[4]熊文彬《西藏夏魯寺藝術中的漢藏藝術因素與元代漢藏藝術交流》，網絡文章。
[5]格桑、傑布《夏魯寺簡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藏文版。
[6]多羅那他《後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藏文版。
[7]孫文景主編《藏文典籍目錄》，民族出版社，1997年。
《西藏夏魯寺及其佛教藝術(謝彬)》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