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着很大影响。
布顿·仁钦珠一生虽然远离政治，但他在藏族社会以及藏传佛教历史上却有着崇高地位。20世纪著名的格鲁派学者更敦群培(1905—1951)朝拜夏鲁寺时，曾这样写到：“遍知布顿的卧室只有一柱之地，墙上没有彩绘，除可以从门里采光外，亦无一扇窗户，是一间当今连普通僧徒都不愿居住的简陋住处。那些十分珍贵的典籍装在两口高三柞差一指、宽六柞的灰色木箱里。据说，此箱也是布顿的，里面还保存着许多手抄本藏文典籍。一部大家都很陌生的长页经卷裹在九层书布当中，打开一看，才知是布顿的著作《光明注释莹澈六方》第一部的手稿……那娴熟精湛的书法技艺，给人以为是两三年前遗留下来的新颖感。此书大概著于宗喀巴尊者之前两代人的一个时期里。想到此，心中顿生一种毫无因由的悲伤之情。”
二、夏鲁寺的建筑艺术
夏鲁村与夏鲁寺在夏鲁河谷谷口从堆区以南3公里，座落在平坦的河谷中央。夏鲁寺坐西朝东，村落围绕寺院修建。民居大门朝各个方向随意开设，户与户之间相接毗邻，形成错落有致的自然街道。村落与夏鲁寺长期以来形成的总体建筑布局为两个相连的矩形，田地分布在寺院与村庄周围，古时夏鲁村与寺院均由厚重的石砌围墙圈起。夏鲁人形容夏鲁寺的建筑平面为盛装粮食用的“升子”，村落与僧舍的总体布局为筛选粮食用的“大铁筛”。
夏鲁寺现存佛殿建筑格局，基本经历了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吉尊·西饶迥乃初建时期，修建了护法神殿、般若佛母殿、乌孜康、西殿、南殿、北殿等6座佛殿，至今保存完好的有东面的护法神殿、般若佛母殿，西面的觉康佛殿和马头金刚殿。吉尊·西饶迥乃的兄弟修筑了防洪与防御的围墙，开挖了水井，修建了一些寺内外的水利设施。
公元13世纪末期，吉氏家族后裔逐渐开始了夏鲁寺扩建与维修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古相·贡波贝首先在吉尊·西饶迥乃修建的马头金刚殿北面修建了三门佛殿，他的侄子古相·扎巴坚赞随后进行了夏鲁寺创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建维修。古相·扎巴坚赞还修建了与三门佛殿对称的甘珠尔殿，在原来佛殿基础上又扩建了4座无量宫佛殿，并采用铺设汉式琉璃重檐歇山式屋顶和修筑围墙的形式，将所有佛殿组成一个整体。同时在夏鲁寺周围修建了4座大型扎仓，在夏鲁日普山上修建了几座规模宏大的佛殿。夏鲁寺建筑的最后定型是由古相·扎巴坚赞之子古相·贡噶顿珠完成的，他在4座无量宫佛殿周围又修建了无量寿殿、丹珠尔殿、罗汉殿、知己具乐殿等4座佛殿。贡噶顿珠的弟弟古相·益西贡噶修筑和加固了寺院周围的围墙。
公元1845年，夏鲁寺进行过一次整修，部分资金来源于清政府没收的拉萨策墨林寺的寺产白银1700两。夏鲁寺近期的维修是1984年，国家出资对损坏严重的佛殿进行了维修，尤其是对公元14世纪修建的汉式琉璃重檐歇山顶的残破部分进行了重新铺设。
公元14世纪，夏鲁寺在原有藏式建筑基础上经过改造扩建，采用的汉式斗拱架设重檐歇山式屋顶、汉族建筑中常见的琉璃建筑构件，以及二层4座无量宫佛殿的内部建筑结构都明显体现出中原汉文化建筑的手法和风格，其特点是采用了中原宋元时期流行的“侧脚”和“升起”两种营造法式。此外夏鲁寺大殿上层的后殿及东、西殿也采用了中原营造法式的“减柱法”，以扩大室内的空间感。可以说，夏鲁寺是由藏汉工匠共同修建的兼具汉藏建筑文化特色的寺院建筑群。
1984年进行维修时，发现原来的建筑构件上依然保存着汉字标注的构件编码。14世纪后，夏鲁工匠就系统掌握了琉璃构件的烧制技术，并把这一技术系统整理成书流传于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修建夏宫罗布林卡和维修拉萨大昭寺前琉璃桥时，所用的琉璃建筑构件就是由夏鲁工匠主持烧制的，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还赐予夏鲁工匠“增堪”的称号。
夏鲁寺的建筑平面为坐西朝东的长方形，整体建筑由土石木结构的外墙圈起，南北对称，东西轴线分明，东西长76米，南北宽44米，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大多数建筑由以石为基础的藏式夯土墙体和汉式琉璃重檐歇山顶组成，部分为阿嘎土铺设的平屋顶。总体建筑由前庭和佛殿分成均匀的两部分。
前庭中间空地东西28.4米，南北25.9米。东面与南面由一个2层结构的回廊贯通并连接佛殿。北面由3部分组成，东侧为房屋，中间一层为讲坛，二层为民管会办公室，西侧由通向佛殿的一个2层结构的回廊组成，回廊的一层向西延伸形成通向二层佛殿的歇院，歇院中修建有石砌的台阶，回廊二层的西侧与佛殿的入口处连接成平台，东侧连接民管会办公室。前庭的回廊周围整齐地分布着僧侣的住所，中央为天井。北面西侧回廊的背后又修建有院落，院落内是厨房，院落的东侧通往寺外。
佛殿总体平面结构东西形成一个“凸”字形，建筑正立面中间的底层护法神殿、二层般若佛母殿、三层东无量宫佛殿为凸出部分，四周以集会大殿为中心呈放射状紧密分布着其他佛殿。
夏鲁寺现存佛殿21间。一层11间，按藏传佛教右旋朝佛的习惯依次为护法神殿、新建护法神殿、甘珠尔殿、释迦佛殿、马头金刚殿、三门佛殿，其余4间佛殿由于损坏严重常年关闭或作为堆放杂物的仓库使用。这些佛殿共同组成一层的矩形平面，中间形成带有天井的集会大殿，集会大殿内的佛殿周围又形成一个环绕各佛殿的2层封闭式转经道。二层佛殿9间，依次为般若佛母殿、丹珠尔殿、南无量宫、罗汉殿、西无量宫、知己具乐殿、北无量宫、无量寿殿以及西南角罗汉殿北侧的1间房屋。般若佛母殿、丹珠尔殿、罗汉殿、知己具乐殿等佛殿因损坏严重常年关闭或当作仓库使用。东无量宫佛殿是三层上唯一的佛殿，也称布顿佛殿。由于底层的护法神殿高度较低，导致二层般若佛母殿大大低于二层中的其它佛殿，使修建在般若佛母殿上面的东无量宫佛殿做到了与整体建筑高度一致。
二层佛殿建筑的中央部分是突出的集会大殿的天井，各个佛殿外均建有相互连接的开放式回廊，所有回廊的顶部形成相互连接的平台。般若佛母殿外的回廊顶部，就是进入三层东无量宫佛殿的地面平台部分。
二层佛殿的背面建有一个封闭式转经道，修建在集会大殿转经道的上面。转经道北侧与西侧的墙壁上，保存有14世纪古相·益西贡噶出资绘制的壁画。按藏传佛教右旋的习惯，三层的东无量宫佛殿南侧的一间小屋为转经道入口，经入口下几级台阶便进入了转经道，走完转经道由二层北无量宫与无量寿殿之间的出口中走出。转经道三层一端的入口高于室内地平，二层一端的出口高于室外地平，二层转经道还起着支撑夏鲁寺琉璃屋顶的作用，厚重的外墙顶端架设托木支撑起琉璃重檐歇山顶的下半部分，形成了夏鲁寺建筑中的独特现象。
夏鲁寺建造者为了追求建筑的整体对称，在并不十分整齐的原建筑基础上，对底层做了加固与增加支撑物以后，又加筑了二层建筑。因此，楼梯部分的建筑构造在视觉上造成了极不舒服的感觉。通往二层的楼梯是由石头垒建在建筑外部的台阶，护法神殿内通往二层的楼梯间常年关闭，至少是由于无法采光的原因。新的大门被改建在集会大殿右侧，门内侧的壁画风格足以证明新开设的门是14世纪建造者们所为。各个佛殿的大门与许多通道巧妙连接，满足了藏传佛教连续右旋进行礼佛的宗教习惯。直至朝拜者从二层一端的转经道走出，一场宗教与艺术的洗礼才算完成。夏鲁寺整体建筑中室内与室外地平落差很大，进入每一座佛殿，都要上下起伏于很多的台阶。面积很小的觉康佛殿与马头金刚殿内各有4根粗大的柱子，集会大殿中央用36根柱子形成柱网，支撑起二层建筑，十分无奈地留了一个采光并不良好的天棚。在早期建筑基础的局限下，能形成二层建筑的对称，寺院隔壁的夏鲁万户长应该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
公元14世纪，夏鲁寺几乎成了后藏佛教文化的中心，汇聚了来自各地的学者与名流，著名的宗喀巴大师也在其中。这些前来求师问学的僧侣们不仅带走了佛学知识，更被夏鲁寺的建筑和壁画艺术所震撼，不经意地传播到西藏各地。夏鲁寺建筑艺术是那个时期西藏独一无二的，在形成较晚的格鲁派寺院建筑中，汉式屋顶与集会大殿都借鉴了夏鲁寺藏汉建筑的艺术风格。
三、夏鲁寺的壁画艺术
夏鲁寺的壁画绘制主要经历了两个重要历史时期。所有壁画的绘制，都与夏鲁寺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的佛殿扩建紧密联系。
第一个时期是公元11世纪吉尊·西饶迥乃初建夏鲁寺时期。这一时期的壁画，分布在吉尊·西饶迥乃修建的护法神殿、马头金刚殿、般若佛母殿主殿中，其中护法神殿是保留这一时期壁画最多的佛殿。
第二个时期是公元13世纪末至公元14世纪古相·扎巴坚赞大规模扩建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古相·扎巴坚赞主持，在一层护法神殿、集会大殿、甘珠尔殿、转经道、噶架墙佛殿以及二层般若佛母殿中的壁画绘制；第二个阶段是由古相·贡噶顿珠主持，在二、三层的4座无量宫佛殿和罗汉殿中的壁画绘制；第三个阶段是由古相·益西贡噶主持，在二层佛殿周围的转经道中的壁画绘制。夏鲁寺现存的大多数元代壁画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夏鲁寺壁画内容可分为六大类：佛经故事、曼陀罗坛城、佛菩萨画像、金刚护法神像、历代祖师像、装饰画案等，其中最有特色和规模最大的是佛经故事壁画。佛经故事壁画集中分布在一层回廊两壁和二层前殿回廊两壁；坛城壁画主要分布在三层后殿和东、西配殿的墙上；佛菩萨、金刚护法、历代祖师尊像分布在各个殿堂，或点缀在各殿堂的壁画之中。
一层回廊的大型佛本生故事壁画，共有94幅，此壁画是根据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让琼多杰(1284—1339)编写的佛本生故事集《一百本生》绘制而成，每幅壁画长2米、宽1.5米，基本上是长方形的造型构图，每个长方形内绘制佛经故事的一个具体情节，或是一个场面，有的壁画则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夏鲁寺二层前殿回廊的壁画，大部分是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一个完整的系列故事，如常见的“十二相成道”、“须摩提女请佛”、“萨埵太子舍身饲虎”、“五百强盗皈佛”等。
密教题材的壁画主要是曼陀罗坛城以及坛城中的诸佛、菩萨、明王与护法等，包括一层回廊内殿中的大型五方佛壁画(毗卢遮那佛、阿閦佛、阿弥陀佛、宝生佛、不空成就佛)，般若佛母殿的单尊画像和三层东、西、南、北无量宫佛殿中的大型坛城壁画，如“吉祥胜乐坛城”、“金刚界坛城”、“普明坛城”、“文殊坛城”等。这些坛城壁画都是按照布顿大师《十万坛城尊像仪轨》的要求严格绘制的，其中东无量宫佛殿的文殊坛城系列壁画是布顿大师亲手所绘，因而显得十分珍贵。
夏鲁寺壁画艺术风格受到印度、尼泊尔、中原汉地等不同地域、多种绘画技巧和审美风格的影响。现在遗存的不同时期壁画，集中体现了公元11世纪以后西藏寺院壁画艺术发展的脉络和大体情况。
公元11世纪的壁画，主要集中在吉尊·西饶迥乃修建的护法神殿中，马头金刚殿和般若佛母殿的主殿中有少量遗存，题材均为佛教尊像与世俗人物。护法神殿门厅西壁的佛说法图与后面3间佛室中的壁画，其线条与色彩体现的是两种艺术风格。门厅西壁南北两侧的佛陀说法图风格，据熊文彬先生考证：“南壁胁侍的造型和风格与扎巴欧协1081年开始修建、完成于1093年的山南扎塘寺同一题材的壁画极其相似，体现出极为纯正的波罗艺术风格；此外，尤其是菩萨的造型，与敦煌吐蕃帛书的风格也极其相似。”其它三间佛室的壁画与马头金刚殿、般若佛母殿主殿中的壁画风格极为相似，题材为菩萨与世俗人物。画面色彩纯正，线条简洁奔放，体现出典型的印度、尼泊尔风格。
具体地说，尼泊尔、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壁画的构图、人物的造型、传统诸佛菩萨尊像的仪轨上，例如佛菩萨的标识、手印、背光以及衣纹和莲花座等的造型上。像一层回廊的佛本生故事壁画中的“舞蹈本生图”就带有鲜明的南亚热带风格和审美情调。
夏鲁寺现存数量最多的古代壁画，是公元14世纪由古相·扎巴坚赞父子主持绘制的。当时扎巴坚赞聘请数名优秀的藏族艺术家绘制了集会大殿、甘珠尔殿、般若佛母殿的转经道、一层转经道以及噶架墙佛殿的所有壁画。佛殿与转经道中的壁画，不但有印度、尼泊尔甚至西域、中亚的绘画风格，更有大量中原汉地绘画的元素，尤其是一层转经道中描绘的释迦牟尼本生画传中人物的服饰、亭台楼阁，般若佛母殿转经道壁画的一些细节，都强烈体现了汉族的绘画风格。护法神殿北壁的青龙和朱雀纹样，西无量宫佛殿中萨迦五祖(贡噶宁布、索南孜摩、扎巴坚赞、贡噶坚赞、八思巴)壁画中的树木、山石、花草等构图以及晕染笔法则有可能直接出自汉族艺术家之手。
这一时期夏鲁寺壁画的艺术风格与绘画技艺已经非常成熟。古相·贡噶顿珠主持绘制的4座无量宫佛殿中的曼陀罗壁画，据说全部由布顿大师亲自设计。甘珠尔殿北壁上的一尊金刚手菩萨，传说就是由古相家族中的桑结恩宝亲自绘制的。从其精湛娴熟的线条和色彩中，不难看出藏族艺术家高超的艺术水平。
总之，夏鲁寺的壁画对元末明初西藏寺院的壁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向北影响到觉囊派著名寺院觉囊寺的壁画艺术，促进了拉堆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东南影响到著名的白居寺壁画艺术创作风格。因此，夏鲁寺壁画在元明两代西藏壁画艺术的发展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是元明西藏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研究整个西藏佛教艺术及其与中原、尼泊尔、印度等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书目】
[1] 熊文彬《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白居寺壁画艺术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2]阿底峡发现、卢亚军译注《柱间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
[3]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
[4]熊文彬《西藏夏鲁寺艺术中的汉藏艺术因素与元代汉藏艺术交流》，网络文章。
[5]格桑、杰布《夏鲁寺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藏文版。
[6]多罗那他《后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藏文版。
[7]孙文景主编《藏文典籍目录》，民族出版社，1997年。
《西藏夏鲁寺及其佛教艺术(谢彬)》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