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夏鲁寺及其佛教艺术

　　谢彬

　　后藏名刹夏鲁寺是藏传佛教夏鲁派的发源地和根本道场，历史上涌现出许多修行精进、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对藏传佛教的弘扬做出过重要贡献。夏鲁寺独特的藏汉合一的建筑风格，以及保护完好的壁画、造像艺术，在藏传佛教艺术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对夏鲁寺的历史沿革和佛教艺术作一番梳理和探索，以飨《法音》读者。

　　一、夏鲁寺的历史沿革

　　(一)古相家族与夏鲁寺的缘起

　　夏鲁寺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甲措雄乡夏鲁村，距日喀则东南30公里。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夏鲁寺就座落在雅鲁藏布江南岸与年楚河交汇处的下游地段——夏鲁河谷。宽阔的夏鲁河谷中央平坦，四面环山，是喜马拉雅山脉北坡的延伸，蜿蜒的夏鲁河由南向北从夏鲁村与夏鲁寺身后缓缓流过，汇入年楚河。

　　公元11世纪初期，西藏分裂割据时代的地方领主吉尊·西饶迥乃在此创建了夏鲁寺。传说吉尊·西饶迥乃由于民众的反抗斗争，被迫前往离自己领地不远的坚贡寺，礼洛敦多吉旺秋披剃出家。公元1003年，吉尊·西饶迥乃返回夏鲁地方，以地方领主和佛教僧侣的双重身份开始了夏鲁寺的修建工程。

　　据藏史记载，吉尊·西饶迥乃的祖先曾担任过吐蕃时期松赞干布的大臣。到赤松德赞(730—797)执政时期，吉氏家族中还出现了一位名叫吉钦珠的大译师，他曾参与了吐蕃早期的佛经翻译，据说还代表赤松德赞远赴印度完成了迎请莲花生与静命大师入藏的伟大使命。吉氏家族吐蕃时期的另一位高官名叫吉赤桑勒金，传说他在赤祖德赞(803—841)在位期间，曾以大臣的身份为赞普出资修筑过108座寺院的地基。赤祖德赞为了答谢他的功德，特意赠送给吉氏家族一部《般若十万颂》。这部象征吉氏家族荣耀的佛经，被后人称为“吉本”(吉之十万颂)。今天，这部佛经仅存的两块雕刻精美的夹经板仍然保存在寺中，成为夏鲁寺的镇寺之宝。

　　公元13世纪蒙古人统治西藏时期，夏鲁万户在元朝政府与西藏萨迦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其声望和权力都达到了顶峰，夏鲁寺也因此得到了多次扩建和维修。因与元朝帝师萨迦八思巴(1235—1280)家族建立有姻亲关系，因此吉氏家族也被人们称为“古相”(藏语中对舅舅的尊称)。吉氏后裔古相·扎巴坚赞担任夏鲁地方长官期间，曾经前往汉地觐见元朝皇帝。著名藏族学者多罗那他在《后藏志》中记载：“古相·扎巴坚赞前往汉地，皇帝手端盛满酒的孔雀形水晶杯说：“你是萨迦人世世代代的舅舅，也是朕的舅舅。”说完之后将酒赐予古相·扎巴坚赞。古相·扎巴坚赞担任卫、藏、阿里三部的元帅，出任掌管银制虎头印章的法官。皇帝颁赐诰命，令其管辖夏鲁万户所有僧部众。”除皇帝的赏赐外，他还带来许多技艺精湛的汉族工匠修建夏鲁寺，扩建了夏鲁金殿与多座佛殿，修筑了围墙和4个大型扎仓，并在佛殿里绘制了精美的壁画。

　　古相·扎巴坚赞与其子古相·贡噶顿珠进行的大规模扩建维修，对于夏鲁寺形成最终的整体建筑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的另一功绩，就是为夏鲁寺请来了著名佛教学者布顿·仁钦珠。布顿大师的到来使得夏鲁寺成为当时藏传佛教的一大中心，也为夏鲁古相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拓展了更为广阔的活动领域。

　　(二)夏鲁派的创始人布顿·仁钦珠与夏鲁寺

　　布顿·仁钦珠(1290—1364)是藏族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是藏传佛教夏鲁派的创始人。他编著的《布顿佛教史》对夏鲁派的创立以推进当时藏传佛教的学术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元1320年，布顿受古相·扎巴坚赞的邀请担任了夏鲁寺第11任堪布，时年31岁。据《夏鲁派源流》记载：“阳铁猴年(1320)，夏鲁寺迎请布顿大师主持寺务，遂开西藏佛教夏鲁一派。”古相·扎巴坚赞的家族与夏鲁人，像当年古印度给孤独长者供养佛陀一般侍奉布顿·仁钦珠。夏鲁寺为布顿大师提供了弘扬佛法的讲坛，布顿大师在夏鲁寺先后建立了密教学院和显教学院，在离夏鲁寺西南几公里以外阿底峡尊者修行过的日普山上修建了德钦颇章。每年举行夏季法会和冬季法会时讲解《大乘阿毗达磨集论》、《量抉择论》、《入菩萨行论》等显教经典；春季法会与秋季法会讲解《时轮》、《密集浅释》、《瑜珈金刚生起论》、《具德和合论》等密教经典。每日讲经6次，经常为弟子讲解经论到深夜。布顿大师担任堪布期间，夏鲁寺汇聚了来自西藏各地的求学者，寺内常住僧众多达4500人，佛教学者100多人，再加上外来短期听经求学的，总人数超过7300人；此外，在日普山闭关修行的多达500人。日普山上密布着修行者的僧寮，夏鲁金殿长长的围墙中间也建满了前来求学僧众们的禅房。

　　公元1322年，布顿大师撰写了藏传佛教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要著作《佛教史大宝藏论》，或称《善逝教法源流》，俗称《布顿佛教史》。这是藏族高僧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佛教教法史，也是西藏早期难得的佛教编年史。《布顿佛教史》全书藏文长条版212页，前半部讲述印度、尼泊尔佛教的弘传历史，后半部讲述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发展历史，对印度佛教的起源、传承、不同派别所持的观点以及西藏佛教各教派的教义、传承及发展作了详细论述和概括总结，对14世纪以后的西藏佛教著述以及藏族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公元1344年，布顿大师婉言谢绝了元顺帝派遣金册使者入藏迎请他赴京的邀请，在他亲自主持下，对当时编纂并不完整的纳塘版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进行了全面修订。布顿大师以纳塘版《丹珠尔》为底本，逐部修订审阅了几乎所有藏文佛经，增补了1000多部纳塘版《丹珠尔》中未收录的经论，包括依据梵文原本翻译成藏文的许多经典。编纂《丹珠尔》是藏传佛教界的大事，当时西藏各地的佛教教派，都派遣学者前往夏鲁寺协助布顿大师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修订后的《丹珠尔》成为藏传佛教大藏经《丹珠尔》部的勘定本，通称《夏鲁丹珠尔》。布顿大师亲自为这部《丹珠尔》编撰了名为《如意摩尼自在王鬘》的目录，这也是西藏第一部“丹珠尔目录”。

　　作为公元14世纪西藏最杰出的佛教学者之一，布顿·仁钦珠也赢得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尊敬和爱戴。他的名字前面被冠以许多尊贵的称号，人们将这位极具智慧与慈悲的学者称为“第二佛陀”、“遍知一切的布顿·仁钦珠”、“遍知一切布顿大译师”、“至尊夏鲁巴”、“布顿喀且”等，给予极高尊崇。

　　布顿大师可以说是藏传佛教历史上著述最丰的佛教学者之一，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夏鲁寺完成的，涵盖了宗教、艺术、教育、政治、翻译、建筑、医学、天文等众多学科。他的27函著作由其弟子仁钦南杰大译师辑录，布顿大师亲自审定。遗憾的是布顿大师著作全集当时并未刊布，直到1917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执政时，才令布达拉宫大印经院刊刻印行，由善知识鲁本·喜饶嘉措担任总编辑，共28函(四川德格印经院刊刻本为26函)、200多部。

　　布顿大师对藏传佛教显密经论作了不少详细的注释，涉及对法、经律、般若、中观、量释、俱舍、声明、历法和医方明等大小五明著作和注释。在这些论著中，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与归纳了正统的印度佛教，对当时一些偏离轨道的佛教现象作出了批判。对西藏所存梵文经典在内的所有佛学典籍作了系统研读和整理，尤其对早期藏传佛教密教理论及实践走向系统化并成为藏传佛教的核心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布顿大师对西藏寺院教育制度的系统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除了佛教经论的注释外，布顿大师还著有《五曜步度算法》、《作用明灯》、《智者生悦论》等多部天文历算学著作。特别是《智者生悦论》一书，为西藏天文历算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的《宇宙构造论》进一步阐发了印度时轮派的历算学说，使之地方化和民族化。兴趣广泛的布顿大师在西藏还较早提出了“地为圆形”学说，并依此理论绘制在夏鲁寺回廊的墙壁上。布顿大师在医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翻译并注疏了古印度大乘佛教学者龙树大师的著作《百方篇》。

　　14世纪是藏传佛教迅猛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各个教派相互竞争、彼此学习、共同发展的时期。作为夏鲁寺堪布的布顿大师也积极投身到夏鲁寺的设计、扩建和维修当中。据史籍记载，布顿大师不仅参与了夏鲁寺殿堂的设计规划，还亲自制订了佛塔建筑的量度和曼荼罗的画法，并亲手绘制多幅大型曼荼罗壁画。他的《夏鲁寺之无量宫殿东南西北诸方所安置曼荼罗等之目录》一书，详细记述了他和弟子们绘制夏鲁寺曼荼罗坛城壁画的过程。

　　作为艺术家的布顿大师在佛教造像量度学与色彩学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更重要的是，他还亲自实践，用艺术的方式体验和传达佛教的思想精神。传说他曾雕塑过一尊极具法力的护法神面具，悬挂在夏鲁寺的大殿中央，以至于引起修行不圆满者与外道的恐惧和反省。

　　布顿·仁钦珠教授的学生多达2500人，著名弟子有扎才巴·仁钦南嘉(继承了布顿的传承)、纳塘译师僧格室利、夏鲁译师曲郡桑波、敏珠尔觉端译师阿旺·仁钦扎西、大译师嘉却华、达罗·喜饶仁钦(曾是宗喀巴的密教老师)等，培养了大量的弘法人才，对藏传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布顿大师担任堪布期间，在夏鲁寺设立的各个扎仓使不同门类的学科系统化和规范化。他建立的夏鲁派教育体系还影响到了格鲁派，宗喀巴大师在夏鲁寺学习期间，曾在多位布顿大师弟子门下求教，学习了布顿大师关于时轮金刚法以及密教灌顶仪轨的著作。布顿大师的著作至今在格鲁派及西藏、安多、康巴等地区的各教派中仍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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