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藏傳佛教與西藏政治

　　羅雪

　　摘要:一千多年以來，藏傳佛教像一朵聖潔的雪蓮花，綻放在氣候極端惡劣的中國青藏高原，鮮爲外人知曉。它的整個形成、發展過程始終與政治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並最終影響了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各個領域，溶入了藏族人民生活的全部。研究藏傳佛教與西藏政治對于了解西藏的曆史文化和政治發展則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學術價值。

　　關鍵詞:藏傳佛教;西藏;政治

　　中圖分類號:D67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9166(2010)023(C)-0166-02

　　談到藏傳佛教與西藏政治，許多人的第一反映是政教合一製度，因爲從各類文獻史料和著述文章中，對西藏的宗教和政治提到最多的就是政教合一製度，也將此作爲西藏宗教與政治的獨特表現和曆史結果。但通過學習馬恩原著，發現恩格斯在《普魯士國王弗裏德裏希—威廉四世》一文中說到，“在新教國家裏，國王就是總主教，他把教會和國家的權力集于一身，這種國家形式的最終目的是黑格爾所說的政教合一”[1]，即國王與教主集于一人之身才是真正的政教合一。在這一製度之前，則要經過政教分離的階段。按照這一觀點，我們就以藏傳佛教的發展爲線索來探討她如何與西藏政治發生關系並最終走向融合。

　　一、藏傳佛教的形成及初期的發展

　　佛教傳入西藏以前，古藏族先民信奉一種名叫“苯教”的原始宗教，苯教在當時的西藏影響很大。據西藏佛教史籍的神話傳說，佛教約在公元5世紀中葉即拉脫脫日年贊在位時傳入西藏地區。公元7世紀初，松贊幹布在其父囊日松贊統一雅魯藏布江南北諸部的基礎上，建立了統一的吐蕃王朝。但舊有的苯教不斷幹擾松贊幹布，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吐蕃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文化內涵以維護日益強大的國戚。7世紀中葉，松贊幹布爲與周邊國家建立鞏固的友好互助關系，先後與尼泊爾、唐王朝聯姻，他迎娶的尼泊爾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都分別從尼泊爾和唐朝帶來一尊佛像。後來，王室發現佛教有利于新生的吐蕃政權的鞏固，于是極力倡導興佛。佛教初入吐蕃後，遭到苯教的強烈抵製。赤德祖贊即位後，再次與唐聯姻，供養佛像，迎請漢僧，組織譯經，大力扶植佛教。赤松德贊繼位後，因爲年幼由苯教貴族輔政，王朝下令禁佛。這是藏族史上第一次禁佛運動。赤松德贊成年後，爲防止苯教勢力過大，進行反擊，宣布廢除禁佛令，恢複佛教廟堂和譯經活動。赤松德贊又派人迎請密教大師蓮花生入藏，蓮花生帶弟子25人到西藏弘法，以神咒和神通力降服了惡魔妖魅。蓮花生不反對藏地原始宗教——苯教，而是將苯教的一些教義和儀式融進了佛教，這樣使苯佛之間的矛盾得到了緩和，形成了一種新的、有自己特色的形式——藏傳佛教，至此，藏族人紛紛皈依佛教，並始終受到統治階級的支持，一直居統治地位，而蓮花生則成爲了藏傳佛教的創始人。

　　二、西藏政教合一製度的建立

　　公元13世紀，北方的蒙古族建立起強大的元王朝。1239年，闊端派他的將軍多大那波率領一支軍隊進攻西藏。蒙古軍隊從青海打到藏北，多大那波控製了前藏一些地區，並設立了個別驿站，旋即率軍北返。這次攻入西藏是一次試探性的軍事行動，其目的並不在攻城掠地、實行武力征服，而是旨在實地了解西藏政教情況，從互不統屬的各個地方勢力中尋找一個可以代表西藏的人物，隨後，蒙古貴族最後選擇了薩迦派領袖班智達。隨後，薩班便向親友弟子和西藏各地僧俗首領發出多封信件，傳達西藏歸附蒙古汗國。薩班順應當時全國曆史發展的總潮流，努力推進西藏地方建立起統轄關系，基本上未通過軍事征伐，從而使西藏地方正常的社會生産和生活得到了保障，封建經濟得以持續發展。

　　1251年，蒙哥繼承了汗位，其弟忽必烈得到了昔日闊端的封地，成爲西藏地區新的主宰者。薩班的侄子八思巴則繼承了教主和地方領主的雙重身份，成爲西藏一代新的宗教領袖。忽必烈即位後，即封八思巴爲帝師，並封八思巴爲“DB法王”，授玉印。在元代，帝師與前朝國師根本之不同，還在于帝師不僅使一種榮譽，而且具有很大的實權。因而，帝師實際成爲了西藏地區的最高領袖。在忽必烈將西藏地方政權交八思巴掌握之後，便實現了西藏的政教合一，從而也爲藏傳佛教與西藏政治的最終融爲一體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元後期，由于中央政府幹預能力的下降，更由于薩迦派自身的分裂，藏地重新陷入了混亂狀態，噶舉派勢力發展很快，特別是噶瑪噶舉和帕竹噶舉成爲重要的地方勢力。公元1368年，明代元而起，對西藏地區的管理，基本上沿襲了元代的製度，繼承元代尊崇佛教領袖，通過地方封建實權人物統治西藏的政策，大力扶植佛教，但改變了原來獨崇薩迦派的辦法，實行多封衆建，進一步製定了西藏僧官製度，這樣，西藏地方互不統屬的地方行政單位，便都直接受明朝廷的管轄，統一于明朝中央。佛教各勢力的發展，隨著各教派勢力的膨脹，宗教上層依附個地方勢力追求利祿享受，極大地敗壞了宗教的聲譽，也造成了西藏社會政治和宗教危機。在這種形勢下，宗喀巴發起了“宗教改革”運動，創立了以戒律爲本、顯密並重，上繼噶當，融合各教派爲一體的新教派——格魯派(黃教)。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在藏傳佛教界引起了很大震動，整肅了教團內部散漫、腐化之風，故格魯派産生之後，立即受到了漢藏統治者的支持和群衆的擁護，其組織發展迅速，勢力很快超過了其他諸派。明朝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中諸派系采取多頭扶植，使其相互鉗製的政策，故宗喀巴宗教改革完成以後，格魯派發展雖然很快，但尚未取得絕對統治地位。

　　明朝後期，格魯派竭力爭取朝廷的支持，鞏固與擴大自己的勢力，但到了15世紀末至16世紀前期，格魯派的保護、支持者帕竹闡化王政權迅速走向衰亡，仁蚌巴、辛夏巴相繼興起。爲求發展，達賴叁世索南嘉措全力向蒙古諸部傳播黃教，受到了蒙古民衆的歡迎和崇奉。1588年3月，索南嘉措在內蒙卡歐吐蜜地方圓寂，由蒙古貴族主持，指定俺達汗的曾孫雲丹嘉措爲叁世達賴的轉世靈通，四世達賴也成爲了諸世中惟一的非藏族人。1616年雲丹嘉措突然死亡，有傳說是崇信噶瑪噶舉的藏巴汗派人殺死了他。藏巴汗當時握有西藏政教大權，他懷疑四世達賴在用咒法使自己生病，故下令停止達賴活佛的轉世系統，還多次率兵攻打格魯派寺院，使格魯派的發展受到重大挫折。1641年，達賴、班禅2人密計，邀請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發兵入藏，殺死了藏巴汗，統治西藏約24年的藏巴汗政權從此宣告結束。1642年固始汗統治了全西藏，登上了汗王的寶座。便迎請五世達賴喇嘛到日喀則，將衛藏十叁萬戶奉獻給五世達賴喇嘛，同時將衛藏地方的賦稅作爲格魯派的供養，又把藏巴汗的宮中財物全部奉獻給五世達賴喇嘛。固始汗本人只抓軍隊及官吏的任免，而把衛、藏地區行政事務托付給達賴喇嘛的第巴管理。達賴喇嘛的親信強佐索南群培被固始汗命爲第巴，因達賴喇嘛居于哲蚌寺甘丹頗章，這個建立于1642年的由格魯派管理的西藏地方政權，史稱甘丹頗章政權。固始汗及其繼承人借助格魯派的力量內撫外平，使一度混亂紛爭的西藏局勢得到了統一和有序，爲格魯派在西藏政教舞臺上取得統治地位鋪平了道路。

　　1644年5月，清軍入關，開始了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的統治，清政府從當時西藏實際出發，一方面敕封和碩特蒙古領袖固始汗爲“遵行文義慧敏固始汗”讓他以汗王身份代表清朝中央管理西藏地方;另一方面則給黃教領袖以崇高的榮譽冊封五世達賴爲“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2]。這樣，清朝正式將西藏的宗教、行政大權分別授予五世達賴和蒙古始汗，從此，由藏傳佛教格魯派治理西藏的“政教合一”製度正式確立。

　　叁、藏傳佛教與西藏政治的相互作用及影響

　　藏傳佛教作爲西藏傳統社會的重要精神支柱和意識形態，與中國和西藏曆代政治關系密切。雖然宗教只是一種社會思想文化體系，但任何宗教都有政治屬性和政治作用。宗教的政治作用的進步性或保守性，決定于教會組織的政治傾向和扶助宗教的政治集團的社會屬性。是人支配宗教，而不是宗教支配人。具體來說，藏傳佛教與西藏政治的關系呈現了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藏傳佛教的傳播與發展始終離不開政治勢力的支持和推動。沒有政治的需要就沒有藏傳佛教的發展，兩次滅佛運動中藏傳佛教遭遇慘痛打擊;元王朝爲實現西藏的歸附和治理大力扶植藏傳佛教中的薩迦派，使其占有對藏傳佛教、西藏政治的絕對統治地位，保證了元朝的大一統;明朝實行的群封衆建、以夷製夷、因俗化導、爲我所用的政策，保證了國家西部邊陲的穩定，促進了藏傳佛教各教派的發展;清政府通過封敕名號、尊崇佛教、賞賜錢財、“興黃教柔順蒙古”[3]等手段以及建僧官製、金瓶掣簽等製度，既大大推動了藏傳佛教的傳播與發展，也加強了中央對藏傳佛教的控製，維護了多民族國家的政治統一。這些，都表現了宗教依附于政治而不是政治依附于宗教的關系。

　　二是藏傳佛教爲實現西藏政治統治提供了條件和手段。宗教作爲一種文化現象，一種意識形態，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容易俘獲人們的思想，凝聚民衆的心理基礎，成爲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例如明朝時期的西藏，藏傳佛教是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除了因果報應，叁世輪回，藏民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君臣父子、刑法律例。所以雖然同爲中國版圖，但綱常名教和大明律典對藏民並不起作用，他們不知皇帝而知活佛，不怕監獄而怕地獄。因此，對于這裏的教化明朝沒有用儒學，而是用藏傳佛教。正如當時的禮官劉春講到:“烏思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犷，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製……西番俗信佛教，故祖宗承前代舊，設立烏思藏諸司及陝西洮、泯，四川松潘諸寺，令化導番人。”

　　叁是藏傳佛教在與西藏政治不斷融合中實現了自我發展。佛教傳入西藏初期，爲獲得封建貴族的欣賞和支持，一方面加強與當地原始宗教苯教的融合，另一方面不斷融入統治階級的利益體系，爲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保證。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爲獲得西藏群衆的廣泛擁護和漢藏統治者的支持，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宗教改革，雖然一定程度上是向政治統治階級的妥協，但也在走向政治權力中心的過程中實現了自我發展，成爲藏傳佛教曆史上延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遠的教派。

　　在今天，雖然西藏社會通過民主改革廢除了野蠻統治和殘酷剝削西藏人民的政教合一封建農奴製度，但藏傳佛教早已深入了藏民族的文化體系，成爲其民族和人民心理素質的核心。在發展西藏政治經濟、推動西藏精神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珍視藏傳佛教帶來的文化思想成果、尊重藏族人民長久以來的宗教信仰，注重藏傳佛教在新世紀新社會背景下的新發展，將藏傳佛教的發展融入到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繼承、開拓與創新過程，讓其更好地服務于國家、順應民心、傳承文明，爲實現國家富強、民族複興作出新的貢獻。

　　作者單位: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基礎系政治學理論專業

　　出自: 《工會博覽·理論研究 》 2010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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