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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傳佛教的教派

  藏傳佛教的教派

  藏傳佛教在中國分布範圍較廣,內部宗教派多,寺院林立,僧尼信徒衆多,社會影響比較大,不僅對藏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産生巨大影響,而且對周邊民族地區也産生了一定影響。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甚至在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由于西藏實行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製度,藏傳佛教成爲支配西藏人民的意識形態,上層僧侶集團直接參與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這完全超越了宗教所應有的職能。直到1959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製度,進行了必要的宗教製度的改革,實現了政教分離,認真實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從而使廣大藏族人民無論在思想文化領域還是在生産生活方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據統計,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自治區境內共有2711座藏傳佛教各宗派寺院,114103名僧尼,其中上層活佛約4000人,僧尼總數約占西藏總人口的10%。其他藏區僧尼人數比例與此大致相當,如:青海省境內共有722座寺院,約57647名僧尼,其中活佛約1240人;四川省境內共有747座寺院,約93700名僧尼;甘肅省境內共有369座寺院,約16900名僧尼,其中活佛310人;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境內有24座寺院,3233名僧尼,其中活佛34人。這裏還沒有統計內蒙、新疆以及內地的藏傳佛教寺院及僧尼數。藏族地區4573座寺院中的僧尼人數多達285583人,如此龐大的佛教僧尼隊伍,他們不從事生産勞動,無疑給當時藏族地區的廣大農奴民在經濟上帶來深重的壓力。

  經過民主改革,在藏族地區實現了政教分離,宗教信仰完全成爲個人的私事。這是藏傳佛教史上發生的一次曆史性變革。根據1965年的統計,當時在西藏自治區境內只保留553座寺院,6913名僧尼。這是中國共産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在西藏的一次實踐,它基本上符合藏族地區的實際情況,不僅解放了社會生産力,而且也能滿足廣大藏族信教群衆宗教生活的需求。雖然“十年文革”(1966——1976年)使中國共産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蒙受挫折,給廣大藏族信教群衆帶來嚴重的心靈創傷。但隨著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藏族信教群衆又重新獲得宗教信仰的自由,並在藏族地區掀起一股修複寺院、出家爲僧尼的熱潮。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廣大藏族信教群衆對藏傳佛教懷有強烈的信仰之心。

  目前,藏傳佛教正處在一個健康發展的曆史新時期,無論在寺院組織、僧尼戒律,還是在開展宗教活動等方面,均趨于成熟和穩定。根據最近資料統計:中國藏族主要居住地區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甘肅和雲南境內,共有2769座藏傳佛教寺院。這一數目已達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全藏區寺院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以不同宗派的分布或勢力來看,格魯派乃是藏傳佛教中分布最廣、勢力最強的一支宗派,現有1460座寺院,接近藏傳佛教各宗派寺院總數的二分之一,遍及整個藏族地區。其勢力主要以七大寺院爲代表,即位于西藏拉薩的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號稱拉薩叁大寺,它們曆來是藏族信徒向往的朝佛聖地;位于西藏日喀則的紮什倫布寺,是曆代班禅大師的駐錫寺,在藏族信徒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位于西藏昌都的強巴林寺,是曆代帕巴拉活佛的駐錫寺,在該地區具有一定的勢力;位于青海湟中縣的塔爾寺,是宗喀吧大師的誕生地,在藏傳佛教界享有盛名;位于甘肅夏河縣的拉卡楞寺,是曆代嘉木樣活佛的駐錫寺,在甘、青、川藏區的廣大信教群衆中有著深遠的影響力。總之,格魯派的勢力主要在西藏自治區境內,其次爲青海和甘肅和的藏族地區。

  甯瑪派的宗教勢力僅次于格魯派而位居第二,現有753座寺院,遍及西藏、四川、青海、甘肅和雲南藏區,其中四川的甘孜和阿壩地區爲甯瑪派的勢力中心,主要以噶托寺、白玉寺和佐勤寺爲代表。西藏作爲甯瑪派的發源地也有一定的勢力,以敏珠林寺和多傑劄寺爲代表。簡而言之,甯瑪派在藏傳佛教諸多宗派中僅次于格魯派而在廣大藏族信教群衆中特別在藏族民間有著很強的影響力。

  噶舉派擁有366座寺院,遍及藏族地區,以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玉樹州爲該宗派的兩大活動中心。從規模和影響上看,噶舉派只能排在格魯派和甯瑪派之後,但仍不失爲藏傳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

  薩迦派,現有141座寺院,宗派勢力主要在西藏自治區境內,以薩迦寺爲代表。其次,覺囊派其有37座寺院,主要集中在四川阿壩州和青海果洛州境內,以壤塘寺爲代表。其余藏傳佛教宗派,諸如噶當派、希解派、覺域派、布魯派等,目前只是以宗派學說的形式在藏族地區流行,而作爲一種宗派實體在青藏高原幾乎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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