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藏傳佛教在國內的傳播

　　在蒙古族中的傳播

　　蒙古族與藏傳佛教的接觸最早是在成吉思汗時期。窩闊臺繼位執政後，確定了利用宗教統轄西藏的策略，並選中薩迦派作爲聯系的對象。1244年，闊端寫信邀請薩班

　　貢噶堅贊到涼州會晤。1247年，薩班赴涼州與闊端會面。《蒙古源流箋征》(卷四)中說：“(闊端)即遵薩斯嘉

　　班第達之言，首興宗教于邊界蒙古地方。”《西藏王臣記》作了類似的記載。從此藏傳佛教在西部蒙古開始傳播。薩班寫信給西藏地方僧俗首領明確表示臣屬于蒙古，闊端則承認薩迦派教主主持西藏政務。

　　1253年，忽必烈西征入大理，途經六盤山，派使到涼州迎請薩班，表達了他對藏傳佛教的敬意，此後接八思巴到上都與之會晤。1258年，忽必烈主持佛道辯論，八思巴爲佛教代表，一舉奪魁，表明忽必烈支持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傳播的態度。1260年，忽必烈稱汗于開平，封八思巴爲國師， “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並接受八思巴爲之舉行的灌頂儀式。1269年，遂升八思巴爲“DB法王”、“統領天下釋教”。1280年，八思巴死，诏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DB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自闊端至元亡的百余年中，“累朝皇帝，先受戒九次，方正大寶”。上自皇帝、宗室、後妃，下至王公、大臣、顯宦、庶士，無不歸敬藏傳佛教。元代，京城廣建寺廟，香火缭繞。

　　蒙古統治者扶植的藏傳佛教不限于薩迦派，對于噶瑪噶舉也推崇。忽必烈和蒙哥分別接見噶瑪拔希，這一系統也一直在皇室中傳授密法。

　　元亡以後，蒙古各部普遍注目于藏傳佛教。1566年，漠南蒙古土默特俺答汗之孫徹辰臺吉奉命進兵藏區時，爲軍事上的需要，皈依佛教。此後，他就向俺答汗進言：“今汗壽已高，漸至于老，事之有益于今生以及來世者，唯在經教，先賢曾言之。今聞西方純雪地方(指西藏)，有大悲觀世音菩薩出現，祈遣使請來”。同時勸請俺答汗仿效忽必烈和八思巴的故事。1571年，叁世達賴索南嘉措派阿升喇嘛向俺答汗傳教，俺答汗部屬始皈佛教。從1574年起，俺答汗多次派人赴藏邀請索南嘉措前來蒙古。1578年，俺答汗與索南嘉措在仰華寺會面，並召開規模宏大的法會，聚衆10萬人，受戒的蒙族多達千人，僅土默特部就有108人出家爲僧。以俺答汗爲首的蒙古貴族接受灌頂，至此，他宣布皈依佛教，開始扶植喇嘛教在蒙古地方的傳播。隨後，在今呼和浩特立廟，這就是內蒙古地區的第一座寺廟甘珠爾廟。此後，黃教寺廟接連建成。

　　1583年，俺答汗卒，他的繼承人僧格都棱汗邀請蒙古各部汗王及叁世達賴爲俺答汗會葬，索南嘉措借機講經說法，蒙古右翼各部先後皈依黃教。1536年，索南嘉措應蒙古左翼察哈爾部圖門汗的重禮聘請，到蒙古東部講經說法，黃教由此傳入左翼蒙古各部。同年，漠北喀爾喀部阿巴岱汗，遠道前來拜會索南嘉措，索南嘉措贈給他“諾門汗牙齊瓦齊爾可汗”的尊號，阿巴岱汗領受佛教要旨，迎經典回去，在今烏蘭巴托建立了喀爾喀第一座黃教寺院額爾德尼召(光顯寺)。

　　索南嘉措對格魯派向內外蒙古的傳播起了巨大作用。索南嘉措臨終留下遺言，說他將轉世在俺答汗的家族中，于是俺答汗家族中的蘇密爾代青洪臺吉之子成了轉世“靈童”，是爲四世達賴。

　　17世紀初，察哈爾部的林丹汗組織人力，將藏文《大藏經》中的《甘珠爾》譯成蒙文，豐富和活躍了蒙古的思想文化。

　　1640年，喀爾喀蒙古與西蒙古封建主集會，製定《蒙古

　　衛拉特法典》，明確規定了保護和扶植黃教的政策。封建主們爭相把土地、牲畜、金銀財寶等布施給寺廟，同時免除寺廟喇嘛的兵役、賦稅和其它封建差役。《蒙古

　　衛拉特法典》和《喀爾喀法典》則更詳細地規定了各級喇嘛的種種政治特權，使寺廟和喇嘛形成一股新的社會政治勢力，逐步參與和左右蒙古的政治形勢。

　　明王朝爲解除蒙古貴族的軍事侵擾，希圖用佛教溝通雙方的友好交往，對“出塞傳經頗效勤勞”的喇嘛一一封賞。凡蒙古地區迎送達賴喇嘛，都給予各種便利和支持，增進了蒙漢藏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聯系。

　　清朝中央進一步強化了對蒙藏地區的直接管轄，更特別看重藏傳佛教對蒙古的作用。乾隆說：“興黃教即所以安衆蒙古”。清代在北京、多倫諾爾、承德等地修建黃教寺廟40余座。蒙古地區興建寺廟更多，草原上出現許多華麗的寺廟建築群，僅漠南就是“旗旗有廟”，有的大廟喇嘛人數多達數千人。清廷對喇嘛教在蒙古地區的發展，限製在不造成對清政府的威脅範圍之內，對利用黃教進行反清活動，保持高度警惕。

　　在西夏的傳播

　　藏傳佛教傳入西夏的確切時間不明。西夏仁宗(1140—1193)時，在大度民寺舉行的大法會上，同時誦讀藏、漢文藏經，說明西夏已接觸藏傳佛教。仁宗很崇敬噶瑪噶舉的創始人都松欽巴，曾遣使入藏專程迎請。都松欽巴弟子藏索格西被西夏王尊爲上師。薩迦派紮巴堅贊的弟子瓊巴瓦國師覺本，也被西夏王奉爲上師。西夏後期，藏傳佛教的噶瑪噶舉、蔡巴噶舉和薩迦派都已傳入西夏。藏傳佛教在西夏占有重要地位，對西夏西部的影響尤爲強烈。

　　在青海的傳播

　　朗達瑪滅佛，西藏僧侶紛紛到青海避居，藏傳佛教開始落腳紮根。元朝，西藏僧侶經青海而往來內地絡繹不絕，青海地區的喇嘛教空前繁盛起來。元順帝至正年間，甯瑪派和噶舉派先後在青海化隆、玉樹等地傳播，建造了夏瓊、拉秀等寺院。此後薩迦派在西藏失勢，一部分僧侶流亡到青海，也建立一些薩迦派寺院，後多改歸格魯派。1560年，仁慶宗哲嘉措在宗喀巴的出生地、今湟中縣魯沙爾鎮修建了衮本堅巴林寺，格魯派在青海東部廣泛流傳起來。此時，蒙古俺答汗皈依格魯派，迎請叁世達賴，使格魯派在青海的勢力大增。1596年，格魯派在衮本堅巴林原址上，建成了著名的塔爾寺。1604年，建成郭隆寺(今佑甯寺)，1647年建郭莽寺(今廣惠寺)。格魯派在青海得到了最廣泛的流傳。

　　在甘肅的傳播

　　甘南藏區是曆史上安多藏區的組成部分，朗達瑪滅佛時，有些吐蕃僧侶來到安多，這裏開始受藏傳佛教的影響。13世紀蒙古勢力占據河西，薩迦派影響到武威一帶。明清時期，格魯派勢力也進入甘肅藏區。和碩特部蒙古固始汗的曾孫察汗丹津邀請拉薩哲蚌寺的嘉木祥前來選定寺址，興建拉布楞寺。寺成後，察汗丹津布施了大量資財等，使拉布楞寺擁有相當雄厚的政治和經濟實力。1718年，嘉木祥受清帝封號“扶法禅師班智達額爾德尼諾門罕”，准著黃馬褂。嘉木祥二世活佛受乾隆敕封前後，又建起許多屬寺。同時，加強和完善拉布楞寺的組織機構，進一步擴大寺院集團政教合一的權力。此後，嘉木祥叁、四、五世曆受清王朝的封賜，勢力日增，轄地更廣，屬寺多達108座，廣布甘、青藏區。

　　拉布楞寺以講經持律、治學嚴謹而聞名，産生過許多有學識的高僧大德。嘉木祥一世闡發佛教五部大論的著作，被很多寺院奉爲必讀課本。

　　藏傳佛教對裕固族的影響深刻。裕固族地區共有十個格魯派寺院，分布在各個部落，幾乎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寺院。

　　在四川的傳播

　　當藏傳佛教從11世紀中葉以後次第形成各種教派的時候，就陸續傳進四川藏區，建成一批寺院。屬甯瑪派的噶陀寺，12世紀由伽當巴

　　德謝喜巴喜建于今白玉縣北，受曆代德格土司的支持，寺主由轉世相承，以財産富足著稱；佐欽寺， 1684年由德格土司阿旺紮西建于德格東北，是甯瑪派在康區的最大寺院，屬寺百余座，遍布阿壩、甘孜和青海玉樹等地；佛教學術水平較高，國內以及不丹、尼泊爾等地的甯瑪派僧人經常來此求學。屬甯瑪派的還有白玉寺，17世紀由仁增衮桑喜饒創建于今白玉縣城附近，與八幫寺關系密切，屬寺近百，分布在阿壩、甘孜、青海果泊、西藏昌都的江達等地。噶瑪噶舉的八幫寺，由司徒卻吉瓊乃建于1727年，是康區最大的噶瑪噶舉派寺院，屬寺遠達雲南麗江。此外，18世紀40年代由第十二代德格土司曲吉

　　登巴澤仁出資興建了德格印經院，出版的藏文典籍，除藏文《甘珠爾》外，尚有天文、地理、曆史、哲學、醫學、文學等各類書籍，共326部，4500余種，對發展藏族文化起了很大作用。

　　從13世紀到19世紀中葉，曆經元、明、清叁朝，四川藏區分別受著由中央王朝分封的土司統治。土司將大量土地、農奴贈給寺廟，同時也控製了寺廟實權。這些寺廟既是宗教活動場所，也是經濟實體，同時擁有武裝和監獄。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四川藏區還有喇嘛寺廟七、八百座，共有僧尼10余萬人。

　　在雲南的傳播

　　13世紀中葉左右，甯瑪派和噶舉派傳入雲南藏區。明末清初，黃教傳入中甸，與此前傳入的兩教派發生沖突。到1949年，迪慶藏區尚有喇嘛寺廟24座，黃教占一半；共有喇嘛4000余人，尼姑68人，活佛4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