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受害者害怕報複。僧兵能繼續這種行爲，但更多的原因是誰也難以啓齒說曾經是個娈童。在西藏，主要的汙名是針對“受害者”或自願的參與者，而不是針對作惡的人——僧兵。我們知道在我國，在自願或強迫的同性戀中，同類的汙點是多麼的強大，而在西藏，當受害者是俗人時；這種偏見似乎更厲害。

　　然而按照僧兵行爲的兩重性，他誘拐幼童並不是其必須的一面。僧兵也以他們對娈童的慷慨而聞名，尤其對處于低階層的娈童來說，這部分撫慰了他們的恥辱感。

　　既然有了這簡潔的背景交代，同性戀關系的爭鬥便明顯了。僧兵以格鬥形式決定誰獲得一個自願的娈童。因爲這些格鬥是自發而公開的．因此當僧兵被寺院的管理人員抓獲、懲罰時，同時針對格鬥者和搞同性戀者也就很普遍了。

　　搏鬥通常發生在俗人試圖躲避誘拐的時候。學校的學生是僧兵的首選目標，並且主要在每天放學後的這段時間，當學生被告知僧兵在等他們時麻煩就來了。他們便有計劃地反守爲攻，所有的學生都帶小的鉛筆刀用以削鉛筆，這樣他們便有了一種“武器”。假如學生能成功地把僧兵弄倒，他們會給僧兵造成極嚴重的傷害，我的訪談者便知道好幾例僧兵被殺的例子。當然通常並非如此，學生們一般結伴而行，遇到僧兵時便扔石頭把他們哄走。

　　(我們僧兵)是外牆，(其他僧人)是內財。

　　這個僧兵的諺語扼要地闡述了僧兵在藏區寺院結構中的主要作用。僧兵是寺院的支柱。他們在寺院從事主要的體力勞動——建新房、熬茶、到各地做生意。在拉薩傳大召和傳小召會期間，哲蚌寺的僧人負責維持拉薩市的秩序。寺院警察力量的頭頭即協敖，他手下有許多從僧兵中招募的侍從，他們在兩個宗教節日期間充當警察。僧兵侍從穿著僧兵的全套衣裝，在康區，宗教活動期間，僧兵也作警察，僧兵走在隊伍的前面，以撥開路上的擁擠入群，他們也穿著僧兵的全套行頭，同時也包括耳發。他們按照各自所屬的教派戴帽。

　　僧兵的護衛作用在沒有宗教活動期間也不停止。當寺院的宗教首領必須到一個很遠的地方旅行時，僧兵便作保镖，這時候他常常穿旅行服裝而不是宗教服裝。另外，貴族和商人也常在旅行時雇用僧兵作保镖。

　　僧兵可以作新入寺僧人的老師，但他們把受托之人送到正式的老師那兒去學習，以回避他們作爲老師的教學任務。這種教師角色的變異並不奇怪。教師的觀念是一個寺院體系得以存在的基礎。對他的學生來說，就是老師、持戒者、托管人和寺院社會體製的體現。在這裏，年輕僧人找到愛和永久性的感覺，而這在世俗世界中是從他父親和叔叔那兒得到的。因此，未來僧人的父母便試圖爲他們的兒子找到一個親戚充當教師的角色。假如真有這佯的親戚，不管他的知識水平怎樣．孩子大部分會在他的監護、教導之下。就這樣，通過他的親屬關系，僧兵便成了教師了。

　　僧兵是屬于年輕人的。一到40歲，他們便“退役”並從寺院體系中吸收新成員。退役的僧兵中，有些進入了寺院的統治集團，成爲掌堂師(浴稱鐵棒喇嘛)，有些作爲白恰瓦(正規的學經僧)——學習高級教義的僧人，但大部分進入了僧人主體的行列——卓麥之中，他們不讀高深的教義，但仍留在寺院裏。有時．僧兵也有以其作爲佛教學者的博識而聞名的。

　　(我的)訪談者聽到過不少這樣的例子，以前的僧兵成了寺院堪布：甚至成爲得道者了。

　　盡管僧兵們不斷觸犯寺院的基本戒律，當寺院意識到“罪犯”時就懲罰他們——通常用鞭子打屁股。這種懲罰不很重，但也不流于形式以至鼓勵僧兵繼續我行我素的，寺院允許僧兵繼續存在，僧兵繼續想呆在寺院裏的緣由值得注意。

　　僧兵的成員並不離開。它的問題也在寺院內部解決。寺院是個封閉的體系、只有很少的僧人；也許僅占百分之二、叁的比例脫離寺院體系。這種忠誠好像有幾種原因。首先，僧人的威望是顯赫的。僧人穿著佛袍，是從虛幻的物質世界中脫離出來的有知人類，並且進入了智慧之道。藏族有句諺語表達了這種想法：

　　即使我的德行實踐沒有達到目的，但我仍然比有學問的但不是僧人的人水平高。這樣，等于宣稱僧人比任何俗人要高貴。

　　還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可以從僧侶生活中得到。一個僧人即使從事手工勞動。他的生活也不困難。尤其和鄉村的生活比較而言而，僧人對將來沒有什麼奢望，對食物和金錢，稅、幹旱和水災也不重視、因爲寺院保證了他們的基本需求。僧人可以得到實物和錢的補貼，其中一部分由寺院出，一部分則從托管基金中獲得，這種托管基金是由俗人向一個特定寺院的僧人提供的。這些基本“工資”足夠他們很少的物質需求，而且也很容易通過宗教和世俗的方式補充。

　　有些負面的壓力也使僧人留在了寺院。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假如一個僧人准備離開寺院，適合他的機會實在有限 。假如能回家，他也許無法得到與他的其他非僧人兄弟同樣的權利。假如他不能回家，他又能到那兒去呢？在藏族社會中、尋找一個新角色的困難是很難克服的，因此成爲僧人留在寺院的重要因素。

　　藏族並不認爲僧兵是最壞的僧人。他確實壞，但不屬于最壞之列。在藏區僧人常常因他們不留戀財富和世事而受人注目，僧兵尤其以擁有這種很重要的性格而被注意，他們對末來並沒有長遠的打算。既沒想法也不擔心，這種漠視也在其它地區流行。僧兵並不負有邪命，他掙錢是爲宗教服務的。藏族有一句說明這種漠視的諺語(這種諺語用在其他僧人身的時候要比僧兵的多)：

　　跌倒，就像一支香那樣跌倒；

　　站起，就像一支香那樣站起；

　　抓我的頭，只能得到一把頭發；

　　摸我的屁股，只能得到一手破衣服。

　　僧兵這種漠視態度的最典型例子是旺堆——近代最引人注目的凶狠的僧兵之一。他把他所有的錢都給了拉薩的乞丐，然後在拉薩的小餐館裏吃白食。(我)所有拉薩的訪談者都知道旺堆和他這鍾很爲特殊的“模範”行爲。

　　藏族社會中最值得驕傲的品性之一便是誠實，給人一種友善、坦誠的感覺。最壞的僧人並不是他的行爲有多壞

　　而是他骨子裏的虛僞和邪惡。讓我們通過一種叫八面玲珑(嚴格來說這是一個口語)的僧人來簡潔地檢驗一下。他是虛僞的。因爲他外表上看起來誠實、虔誠，但在他的腦子裏並非這樣想。當人們聚會時他會大聲贊美，但他給人的印象絕不簡單。

　　發生在藏區東部的一件事證實了藏族對這種類型的僧人的反應。有兩個獲得格西學位的人結下了很深的矛盾。有一天，其中的一個請他的隨從打茶，因爲他想說一個“很好”的消息。隨從倒希望格西能講一講給他曾聽過的一些新教義，但格西並沒有講這些，反而告訴隨從：他得知一件事，他並不喜歡的那個僧人與一個婦女偷情。隨從看到格西竟然對另一個僧人的不檢點而幸災樂禍，便對格西失去了信任。于是他轉而反對他的主人，到處說這件事，並解釋爲什麼他的主人這麼高興。那裏恰巧有個甘丹寺的活佛呆在這個地區，當有人問他對這件事的看法時。他說，那個幸災樂禍的格西甚至比那位確實觸犯禁欲戒律的格西還要壞。他繼續說，不管外在的表現如何，最終是內心的真實才算數的。因此，對此幸災樂禍的那位洛西，哪怕他沒有犯戒和熟知教義，比那個墮落的格西，在其內心更缺少宗教情感。

　　在現代，更有一個爲藏族所熟知的例子——格西洛桑，一個榮獲寺院學經製度中最高的拉然巴學位的蒙古族僧人。洛桑是個怪人，他才華橫溢，但他的舉止卻駭人聽聞。他抽煙、嗜好各種類型的賭博。他玩一嘴叨兩根香煙的把戲，他喜歡騎馬、跳舞、打牌。他說話粗魯，除非在探討宗教教義的時候，他幾乎從來是不嚴肅的。他戲弄女孩，不斷開色情玩笑，但他從不破色戒。他把任何東西部當作玩弄和嘲笑的對象。1960年，法王達賴喇嘛委任洛桑擔當了印度最大的僧人難民營(在博夏)的宗教精神領袖。當然，有了新的職責，洛桑改變了他的行爲。但這件事的焦點在于，達賴喇嘛毫不在意洛桑的外在表現，而是依據人的內在價值作出判斷的。什麼是看得見的、什麼才是真實的，這種兩分法對理解藏族社會特別是僧兵是十分重要的。

　　“僧兵”這個專名的運用恰當而清楚地表明了俗人甚至僧人對僧兵的態度。當一個俗人被認爲像一個僧兵時，它只不過指他是一個對別人真誠和坦率的人，他直言不諱，但並沒有超過或傷害他人的意思。他粗魯卻簡單，這沒有貶抑他的感覺、對女性來說，這也是一樣的，除非另有“頑皮姑娘”的含義。

　　在這篇文章的描述部分，我試圖展示這樣一幅面：不僅僅從小教義和小團體的觀點來看僧人中的異常類型，而且也從大教義來看。所謂的“大教義和大團體”是指佛教經籍(甘珠爾、丹珠爾等)、研究佛教典籍的學者和思辯者和很少一部分的世俗學者。其余所有的人我都把他劃入小教義中。主要的目的是想觀察從“大教義”的曆史或理論模式中分離出來的藏族社會的一個方面。站在“大教義”的立場上看，分析僧兵及社會中其它任何元素都無助于理解“小教義和“小團體”社會的真實性。描繪文化的程度——例如低級的薩滿教相動物崇拜，印度教，乃至佛教的不同教義——就是爲了，顯示“普通”藏族並沒有顯出的區別。盡管“大教義”的價值和“小教義”有著密切的聯系，但他們並不一樣(在僧兵問題上即很明顯)，對理解小團體的文化也是不必要的。根據小團體的價值觀，僧兵現象，即不壞也不好，僅僅是唯一的。

　　在這篇文章的後半部分，我想指出僧兵作爲一個群體有其預期的作用。它是一個寺院吸收異常人並在寺院裏給他一個合適角色的途徑，這是一個介于寺院和一般藏族社會的地方。通過這種方式，寺院首領把潛在的敵對成員演化成建設性成員，潛藏的反寺院因素化爲完全的維護寺院的因素。另外，寺院最終將這些“異常人”帶回到正常僧人的行列之中(最明顯的一個事實便是沒有一個僧兵超過40歲)；不管僧兵的行爲是多麼的與社會對抗、不自然、但從來沒有一個僧兵與單個寺院或整個寺院體製作對過，這意義深遠。事實上。僧兵從來沒有出現在反寺院運動中，藏族的寺院體製包容了一種擁有感人效驗的均衡。

《藏族僧兵研究》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