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藏傳佛教

　　對藏傳佛教，清代特別尊崇和扶植格魯派。

　　十四世紀時，藏傳佛教各派戒律廢馳，教風敗壞；上層僧侶享有特權，飛揚跋扈，生活放蕩。這種狀況引起了民衆的強烈不滿。十五世紀初，宗喀巴(1357-1419)在西藏地區進行宗教改革，要求僧侶嚴守戒律，獨身不娶；強化寺院組織和管理製度。改革得到封建領主和地方政權的支持。1409年，宗喀巴在拉薩大昭寺召集了一個大規模的全西藏教徒祈願法會。這次大會，奠定了他作爲西藏教界領袖的地位。同年，宗喀巴在拉薩以東的達孜縣興建甘丹寺，標志著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正式形成。除甘丹寺外，格魯派後來又相繼建立了哲蚌寺、色拉寺、紮什倫布寺。隨著勢力的擴大，格魯派逐漸由西藏向其他地區傳播，並作爲藏傳佛教的正統教派，一直延續至今。

　　由于格魯派禁止僧侶聚妻生子，爲了解決宗教首領的繼承問題，采取了活佛轉世相承的辦法。

　　所謂“活佛”，是指在宗教修行方面取得較高成就、能夠根據自己的意願而轉世的人。活佛轉世過程大致爲：一位活佛逝世後，按照他生前提供的線索，或由寺院上層通過占蔔、降神等儀式得出的線索，在指定的範圍內尋找符合條件的嬰孩即“靈童”，經過某種宗教儀式對靈童加以確認之後，他便在寺院中繼承原活佛的宗教地位。

　　在宗喀巴的再傳弟子根敦嘉措去世後，找來了年僅叁歲的索南嘉措，作爲轉世靈童，成爲格魯派活佛。此後，格魯派形成達賴和班禅兩大活佛系統，轉世製度也被格魯派寺廟普遍采用，許多寺廟都有活佛。

　　“達賴喇嘛”，意思是“智慧深廣猶如大海能包容一切的上師”。這一稱號始于第叁世達喇索南嘉措，前二世均屬追認。明萬曆六年(1578)，索南嘉措應邀到青海會見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出于政治需要，兩人互贈尊號。俺答汗贈給索南嘉措的尊號是“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意思是在顯、密兩教方面都有最高成就的，學問如大海般的超凡入聖大師。清順治九年(1625)，五世達賴赴北京朝觐，受清政府的優厚款待。翌年，他受清廷冊封，取得藏傳佛教各派總首領的稱號，確立了達賴喇嘛系統在西藏的政教地位。

　　“班禅”，意思是“大學者”。以班禅作爲曆代轉世活佛的稱號，是從第四世班禅即紮什倫布寺主羅桑卻吉堅贊開始的(前叁世均屬追認)。明崇祯十四年(1641)，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率軍進藏，爲了鞏固他在西藏的統治，贈羅桑卻吉堅贊“班禅博克多”稱號。“博克多”，意爲智勇雙全。自此，原來西藏地區習慣上用于博學高僧的“班禅”稱號，成了曆代轉世活佛的專有稱號。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朝廷派員入藏，封五世班禅羅桑益西爲“班禅額爾德尼”，正式確立了班禅的地位。“額爾德尼”，意爲“珍寶”。

　　達賴和班禅這兩大活佛轉世系統形成後，他們代代相傳，同爲格魯派教主。在清王朝的大力支持下，格魯派成爲西藏佛教的正統派和西藏地方執政的教派，並在蒙古地區廣泛傳播。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央政府頒行“金瓶掣簽”製度，即達賴和班禅轉世靈童的産生，須按宗教儀軌尋訪若幹候補靈童，在釋迦牟尼像前經“金瓶掣簽”認定，最後報請中央政府批准。從此以後，曆代達賴和班禅的轉世，均須經中央政府冊封，才算有效。這已成爲曆史慣例和定製。

　　十七世紀初期，藏傳佛教已傳至關外。清太宗(皇太極)開始與西藏達賴喇嘛五世(羅桑嘉措)建立關系，互致問候。入關不久，順治帝遣使去西藏問候達賴、班禅。達賴和班禅也派人到北京朝賀。順治九年，達賴五世率班禅代表應請入京，清廷封達賴爲“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有意讓他成爲藏、蒙兩地佛教界的領袖。回藏後，達賴五世用從內地帶回的金銀，在前後藏新建格魯派寺廟十叁所。康熙繼位後，繼續遣使進藏看望達賴、班禅，帶去貴重禮品。

　　1682年，五世達賴死後，據有天山南北的蒙古准格爾噶爾丹，與掌握西藏政權的巴桑結嘉措相勾結，東圖青海蒙古和碩特部，北攻漠北蒙古。1688年，漠北蒙古由哲布尊丹巴率喀爾喀部歸清。此後，各世哲布尊丹巴均受清廷冊封，成爲統治外蒙古的主要支柱。康熙叁十年(1691)，封章嘉喇嘛爲“呼圖克圖”，灌頂普慧廣慈大國師，總管內蒙古佛教事務。

　　當西藏上層爲爭奪六世達賴職位而鬥爭不已的時候，康熙五十二年(1713)，遣使封五世班禅羅桑益西爲“班禅額爾德尼”，爲黃教樹立另一領袖，以便分權統治。五十九年(1720)，派兵兩路進藏，冊封格桑嘉措爲達賴六世。次年，廢除第巴職位，設立四噶倫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務。雍正也十分重視藏傳佛教，他在即位的第叁年(1725)，將其前住的潛邸改爲雍和宮，至乾隆九年(1744)，又立爲藏傳佛教寺廟，成爲國都藏傳佛教的中心。在雍正、乾隆年間，藏傳佛教在內地相當流行，藏密經籍的翻譯也有所開展。

　　清王朝對藏傳佛教的支持，是它整個統治政策的組成部分。入關之前，清統治者采用滿、蒙聯合的手段對付明王朝。入關以後，爲了鞏固統治，清帝室根據滿、蒙、藏民族相似的文化、宗教、曆史背景，力圖用藏傳佛教激發他們共同的思想感情，並通過喇嘛上層控製邊疆地區，康熙曾說：“蒙古惑于喇嘛，罄其家赀，不知顧惜，此皆愚人偏信禍福之說，而不知其終無益也。”(《東華續錄》康熙朝卷一叁)他明知愚惑無益，卻還是多方扶植，目的就在“除逆撫順，綏衆興教”(《平定西藏碑文》，《清聖祖實錄》卷二九四)。乾隆統一新疆後，對厄魯特蒙古同樣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這叫做“綏靖荒服，柔懷遠人”。乾隆在《禦製喇嘛說》碑中，更明確地指出：“蓋中外黃教，總司以此二人(達賴、班禅)，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曳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番僧也。”

　　在清室扶植下，藏傳佛教在全國，特別是在蒙、藏和叁北地區有相當大的發展。僅據藏地統計，乾隆二年(1737)，屬達賴系統的寺廟爲叁千一百多所，喇嘛叁十萬二千多人，農奴十二萬一千多戶；屬班禅系統的寺廟有叁百二十七所，喇嘛叁千六百多人，農奴六千七百多戶。總計寺廟(屬格魯派的)叁千四百多所，喇嘛叁十一萬六千多人，所屬農奴十二萬八千多戶。到光緒八年(1882)，格魯派擁有大寺廟一千零二十六所，僧尼四十九萬一千多人，加上其他派別的(包括部分甘、青、康藏族地區)寺廟二萬五千余所，僧尼七十六萬余人，據估計，僧尼約占當時藏族人口的二分之一。至此，藏傳佛教已經走向它的反面。按照格魯派戒律，僧尼不得婚嫁；喇嘛一般不事生産，特別是不能從事農業生産。這對于藏族地區人口和經濟的正常發展，無疑是極其嚴重的威脅，也危害了整個民族的發展。在蒙古地區，情況大體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