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佛教的民間外交功能

　　黃夏年

　　佛教具有對外交流的功能，這種功能主要以民間外交的形式表現出來。佛教的外交，除了個別朝代外，基本上就處于民間外交的狀況下，其所發揮的功能對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影響作用最大，有時甚至涵蓋了官方外交。秦周之前，教化未開，交流僅限于神州之內。漢魏以後，眼界漸寬，人們爲了追求汗血寶馬、稀世珍寶之類而四處搜尋，逐漸開始向外武力擴張。但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佛教的交流才是仁義教化之旅的開始。信奉者爲了信仰，不惜身命，尋找經典，派遣使節，例如傳說中的後漢顯宗孝明皇帝夜夢金人，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到天竺，尋訪佛法，迎請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來中國，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東晉敦煌沙門竺法護，西遊叁十六國，大赍胡經沿路譯出，至長安青門外立寺。東晉涼州沙門釋寶雲、釋法顯、釋智嚴等，進入天竺，解諸音義，再回長安及江表，詳譯諸經。京兆沙門釋智猛與同志十五人，西自涼州鄯鄯諸國至罽賓，見五百羅漢問顯方俗而還。最有名的當然還是大唐京師大莊嚴寺沙門玄奘，他以貞觀叁年孤身西尋教迹，沿途走過一百五十國，奉诏譯經，著《西域傳》一十二卷。古代中外交流史上，佛教扮演著重要角色。連接中外的絲綢之路，最活躍的跋涉穿行者就是佛教僧侶。中外僧人爲了弘傳佛教，東來西去，促進了中國與外國的聯系，最終將印度佛教傳入本國。他們所起的作用，正是佛教發揮的民間外交的最好例子。所以佛教在溝通中外、促進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是中國佛教徒作爲民間外交形象大使的最好寫照。

　　如果說在唐代之前，中國佛教界主要是向外學習和輸入外來的印度佛教文化，佛教民間外交的活動更多的是由外而內的特點，那麼到了唐代，風氣翕然一變，轉爲由向外學習到向外輸出兩者並舉的時代。民間外交既有由外而內，也存在著由內而外的變化過程，特別是後者，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發展方向，並且奠定了後來佛教民間外交發展的主流。唐代佛教的民間外交是在大國佛教的社會背景下展開和進行的。中國佛教依靠國家的力量和強大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影響，也進入到發展的盛世，造就了中國佛教對內自我發展，對外積極輸出的勇氣和精神。

　　大國自有大國的特點，大國的文化與風範，必定會影響到世界其它國家。唐王朝作爲中國少有的世界最有影響的國家之一，其宗教主要是佛教的指向也發生了根本變化。佛教外交也隨著這一變化而變化，其風標就是中國佛教開始向外輸出。中國僧人已經不再滿足于到印度取經留學，而是把足迹深入到周邊東亞諸國。韓國、日本和越南等國先後接受了中國的宗派佛教，這種風氣一直沿習到後來的宋、元、明、清，長達千年的時間。中國佛教開始向外輸出，影響著周邊國家，其形式也是多樣的，既有受政府委托前往國外，充當中外友好的使者，但是更多的則是以民間外交的形式，通過受請的方式將佛教傳入他國，如唐代鑒真大和尚將律宗傳往日本同，被日本律宗爲初祖。鑒真擴大了中國佛教文化在海外的影響。清代以後，佛教衰弱，不再能夠發揮以往的對外交流功能。民國佛教複興，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佛教界組團訪問南亞和東南亞國家，宣傳抗戰愛國思想，不僅爲抗日募集大量資金和物品，而且還組建僧人上前線，直接參戰，這是20世上半葉中國佛教界在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利用佛教的民間外交做出的最重要貢獻之一。20世紀下半葉，中國佛教界開始統一起來。從五十年代起，中國佛教界人士在一直在民間外交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溝通了與周邊國家，如與緬甸、斯裏蘭卡、柬埔寨等國的佛教界交往，促進了與各國的宗教與文化的交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因爲受到國外某些反華勢力的阻撓，中國政府在外交上受阻，中國佛教界利用傳統民間外交的優勢，與周邊國家佛教界増進往來，促進與各國官方外交的提升。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沒有正式建交前，兩國間的來往主要是依靠民間團體的交往而完成的，其中中國佛教界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可睹的，這些都是當代中國佛教界發揮的民間外交最典型的示範。佛教民間外交是處理複雜的國家關系與團體關系的最好方式之一，共同的信仰可以將不同膚色和不同國籍的佛教徒牽在一起，増進雙方的友誼，客觀上也會推動官方外交，所以對佛教民間外交的作用不可小看。

　　中國佛教是一個大國佛教，我們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佛教徒，有最悠久的曆史，有最多的寺院，有最完整的經典，有最豐富的儀軌，還有最完善的組織，等等。進入21世紀，中國逐漸擔當起大國責任和發揮著大國影響，大國佛教也在這個形勢下被賦于了新的任務。佛教要爭取更多的信衆，獲取更大的地盤，産生更大的影響，創造更多的效益，就一定不能忽視民間外交這條道路。這是宗教的要素之一，也是宗教發展的規律。現在和平與對話是世界宗教發展的趨勢，教內教外人士都意識到，只有對話才能保持各自的宗教和平與安全。在這個意義上，宗教的民間外交無疑對宗教對話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寺院經濟的發展，佛教的輸出能力增強,當代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前景十分看好。在外交形式不斷多元化的今天，經濟、文化領域的交流越來越重要，“公共外交”超過了官方外交模式，將本國的文化與價值觀傳遞到世界，讓整個世界通過“公共外交”的影響力來認識中國，使中國精神和價值觀成爲普世性的價值觀，這也是中國佛教民間外交的任務之一。

　　在大國佛教背景下，中國佛教的山頭佛教現狀，實際上已經使具有經濟實力，想再進一步做大的寺院，無法找到更多投資的地方。換句話說，想進一步發展，擴大本寺的影響，選擇走出去，已經成爲一些寺院的新想法和新作爲。積極走出國門，向國外發展，正在成爲當前中國佛教界的潛流，且呈現出擴大趨勢。發展傳統友誼，促進文化交流，推動世界和平發展，是當代佛教民間外交的宗旨，也是以後佛教民間外交的努力方向。

　　發展佛教正在成爲當今亞洲國家的共識，除共同擁有的傳統宗教信仰因素之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這些國家看好佛教能帶來經濟發展，特別是中國的旅遊資源潛力巨大，中國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佛教徒，佛教旅遊已經成爲中國佛教徒向外走出的一個重要理由。隨著亞洲各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大國地位産生，龐大的中國市場與大國佛教對亞洲各國的旅遊市場與信仰市場可以帶來巨大利益，各國政府都對佛教的深度開發看好，其目的之一就在于吸引衆多中國客人。中國佛教徒到國外，有很多是出家的僧侶，他們除了谒拜佛教聖地之外，還多少帶有尋找雙邊文化交流合作的項目，佛教民間外交傳統正在得到新的發揚，所有這些無疑對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其與中國佛教合作提供了極好機會。2012年4月25日，中國第叁屆世界佛教論壇將在香港舉行，論壇的主題是“和諧世界同願同行”，與前兩屆的“和諧世界從心開始”、“和諧世界衆緣和合”的主題相比，這次的主題無疑是更進了一步，各國的佛教徒在同一個願望之下，共同行動，就預示著中國佛教與世界其它國家的佛教徒聯系更加緊密，中國大國佛教在世界佛教格局中占據中心地位，看來有望成爲現實。

　　從目前我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的趨勢來看，發揮佛教民間外交的功能在未來的歲月裏只能得到加強，不能削弱。傳統的中國文化平臺是由儒、釋、道叁家組成，但是經過我們這一百年來的革命，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傳統的中國文化主流——儒家的平臺作用越來越弱化，佛教則是當前我國最有影響的傳統文化平臺，利用中國佛教大國的地位，在已有的佛教平臺基礎上，專心致力于宣傳中國特色的圓融佛教，把中國文化通過以儒釋道叁家合一思想爲代表的佛教思想傳播到世界。佛教不僅能夠幫助儒家複興，而且還有能力將中國文化推向世界。這是當代中國佛教的民間外交肩負的重大使命。

　　要讓世界了解中國佛教，需要我們改變工作思維。我們既要有防範意識，更要有開拓意識。思考大國佛教背景，我們可以増加一些新的工作元素，支持中國佛教走出去，對外宣傳中國文化，充分利用佛教民間外交的傳統，與各國人士廣結善緣，鼓勵以寺院爲單位去國外發展，與外國的寺院結成友好單位，取得中國大乘佛教在世界佛教的話語權。佛教界一直把建造寺廟視爲最大的功德，如果有條件的話，中國佛教界也還可以按照中國佛教的傳統在別的國家建造下院，而建造中國寺廟的資金完全可以按照曆史慣例由當地佛教僧侶自籌。國家不用出錢，就可以在異域建成中國的寺院，真正把中國文化的根紮下來，這一切在今天中國大國、大國佛教的背景下，完全是可行的。

　　2011年中國佛教界展開的民間外交的活動，已經說明我們無法阻擋正在中國佛教界裏形成的走出去的趨勢，我們應該因勢利導，牢牢地把主動權抓在手中。中華民族是永摧不毀的民族，中國佛教是不懼困難、與時俱進的宗教。以玄奘、鑒真等古來大德的中國文化傳承者，他們所起到的示範作用，是佛教界學習的榜樣。他們爲了將中國佛教與文化傳到海外，不辭艱辛，克服萬難，實踐了佛教民間外交的責任，並最終取得了成功。這種精神已經超越了佛教，成爲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財富。盛世大國的背景，給中國佛教界提供了新契機。作爲中國的傳統宗教之一的佛教，不僅能夠爲我國的改革開放發揮自己的應有作用，而且還應該爲我國的民間外交與宣傳中國文化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