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靜林泉。這時，他發覺前拆除的魚簄，又重新豎立在溪水之中。臨海縣尉甚至提出“毀所樹之碑，複民簄業”。智者將此事啓告晉王楊廣。楊廣立即傳符旨，令簄民放生。但臨海縣尉卻拖延執行，認爲這不是隋文帝的旨意，臺州土地貧瘠，爲使“軍民豐沃”，只好讓其捕魚。智者即寫長信給臨海鎮將解拔國，述放生池之事。在《智者遺書與臨海鎮將解拔國述放生池》的信中，智者大師略述了天臺放生池的由來，國子祭酒徐孝克的樹放生碑及放生功德等，勸誡地方當局不要放任或縱容軍民毀所樹之碑，興殘害之業。爲使放生能得以長久，又從世間法和佛法兩個角度進行對地方當局官員解拔國的護生放生的勸誡。在信中，大師屢次提及晉王“江南諸州，事無大小，皆由決判”、“親有符旨，開許放生，何容在所，私行壅遏”、“若恣軍民收羅采捕，則是奪人現財，公行劫盜”等事，意在借隋王朝以晉王楊廣尊崇放生這一善舉，有告誡解拔國鎮將不得乖違之意。希望他不要放任或縱容軍民毀所樹之放生碑，以及毀放生池重新漁捕，興殘害衆生之業。如果“假令別有嚴使，的奉敕符，毀所樹之碑，複民滬業者，貧道即振錫披衣，擔簦蹑履，遠遊京辇，詣阙上書，殒首碎身，以全物命。”信中又說：“貧道辭還幽谷，有二因緣：一爲大王功德，治葺舊寺。二爲案行江溪，修營福會。共諸檀越，遠建菩提，爰被存亡莊嚴。永願一人有慶，保盤石之基。使十千之魚，恣相忘之樂。貧道至止，已久頻荷優任供給資須。人功影響，每思往彼，未展來遊。逖聽所聞，頗傳惠化。境有叁異之德，民謠五褲之歌。餐味高風，誠深隨喜。但君臨稍畢，旋返非賒。唯希善始令終，以全嘉譽。攀轅臥轍，無愧昔賢。”[34]大師希望解拔國能護持放生事業令善始善終，不要爲區區軍民口味，奪人善業。並告訴解拔國有德必酬，無善不報，“若不逆晉王符旨，不乖貧道之言，則是再灑法流，奉宣帝道”，如此即可獲得加官進爵的善報“玉佩雕弓，不求自至；金印紫绶，應念便來。”
最後智者大師希望借助解拔國的權力，起到教化民衆，改惡向善的作用。“今遣弟子普明，赍舊事往簡。但明府總此邦之務，執一鎮之兵機，有教必行，如風靡草。願以貧道此書，宣示百姓，訓誨軍民。使遵九言之教，無爲始禍。改十惡之心，永符元吉。事爭信人口具不複委陳。沙門智顗白。”[35]足以體現了大師舍己爲他、濟物救生的菩薩之心。
4、爲授歸戒說大法，以結法緣
在《流水長者品》中，流水長者子的救魚放生的典故，先是施魚以水，“是時流水及其二子，將二十大象，從治城人借索皮囊，疾至彼河上流決處，盛水象負，馳疾奔還至空澤池，從象背上下其囊水瀉置池中，水遂彌滿還複如本。”再是施魚以食，“時長者子，于池四邊彷徉而行，是魚爾時亦複隨逐循岸而行。時長者子，複作是念：是魚何緣隨我而行？是魚必爲饑火所惱，複欲從我求索飲食，我今當與。……時長者子見其子還心生歡喜踴躍無量，從子邊取飲食之物散著池中。” 最後是施魚以法，“與魚食已，即自思惟：“我今已能與此魚食令其飽滿，未來之世當施法食。”複更思惟：“曾聞過去空閑之處有一比丘，讀誦大乘方等經典，其經中說，若有衆生臨命終時，得聞寶勝如來名號即生天上，我今當爲是十千魚解說甚深十二因緣，亦當稱說寶勝佛名。”時閻浮提中有二種人：一者深信大乘方等，二者毀呰不生信樂。時長者子作是思惟：“我今當入池水之中，爲是諸魚說深妙法。”思惟是已，即便入水作如是言：“南無過去寶勝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禦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寶勝如來本往昔時，行菩薩道作是誓願：“若有衆生，于十方界臨命終時聞我名者，當令是輩即命終已，尋得上生叁十叁天。”爾時流水複爲是魚，解說如是甚深妙法——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36]此既救魚的自然生命，又救魚的佛教法命，兩命同救，可以說爲佛教放生奠定了基本定式。智者大師對于《金光明經》十分重視，大師的放生思想亦有受其之影響。因此，智者大師于天臺山設放生池，並勸化臨海漁夫放生，每當放生時，必先爲放生水族之類授“叁皈戒”並講授《金光明經》、《法華經》等，以結法緣。《別傳》中載：
方舟江上講《流水品》，又散粳糧爲財法二施。[37]
又，明·智覺撰《四教儀緣起》中曰：
四明草庵法師道因《教苑遺事》雲：“昔智者禅師剏放生池于海涯，其放之也必爲授歸戒說大法，然後縱之海中。智者滅後，至唐末中國天臺之道浸息，而海東高麗新羅諸國盛弘此教。扶宗繼忠法師雲：“智者緣在此方，而教敷于海東者，此必放生池中諸魚聞教禀戒報生者爾。”然聞此說者，頗譏以爲誕殊，不知教理有憑也，流水十千天子即脫魚報，豈外此乎。”[38]
四、智者大師放生思想的影響(曆史意義)
(一)、倡放生、設放生池的影響
《天臺山國清寺釋智顗傳》中敘述，智者大師往居臨海，因見天臺山麓臨海之民日以漁捕爲業，罾網相連四百余裏，江溪簄梁六十余所，不忍“彼此相害”，從而發動僧衆信徒集資湊物贖買“簄梁”始豐溪水面作放生池，後又上表遊說陳宣帝，遂感得宣帝下旨將整條椒江水系敕作放生池。智者大師勸立放生池的記載，乃是中國曆史上最早有明確出現放生池的記載。智者大師提倡的這種“撷取江海一段禁止漁捕” ,即將某一水系(或其中的一段)作爲固定放生池的形式，成爲中國唐宋時期放生池重要的典型模式。在八世紀中期的地方诏書中出可以看到這種形式的發展狀況。如唐肅宗乾元二年(759)，下诏令天下設立放生池八十一所：“端命左骁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诏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劍南、黔中、荊南、嶺南、浙西諸道、迄于升州之江甯、秦淮太平橋、臨江帝郭、上下五裏、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39]大師這種以“撷取江海一段禁止漁捕”的放生模式，雖直接實踐了佛教的慈悲護生的精神，但是實施的過程中，也因影響民衆的采捕習慣而不易維持。
在唐中期，受智者大師放生池思想的影響，出現了“鑿製放生池”的雛型，如《宋高僧傳》中雲：“長安(釋法成)，於京兆西市疏鑿大坎，號曰“海池”焉，支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爲放生之所。”[40]至宋天禧元年(1017)，宋真宗敕令天下重修放生池。“诏天下州郡放生池悉與興複，無池之處，沿江淮州郡近城五裏，並禁漁捕。”[41]隨後又出現以“全湖”爲放生池的形式，當時杭州的西湖就是最有名的“圍湖放生池”之一。其始於宋天禧叁年(1020)，天臺宗遵式(963-1032)奏請以杭州西湖爲放生池，並于每年四月八日舉行放生會，爲天子祝聖。另天聖叁年(1025)，又有四明知禮亦奏請以南湖爲放生池。可以說，唐、宋年間是中國曆史上建造放生池最爲興盛的年代。
然而，自南宋以後，由于種種原因，造成建築放生池的風氣漸漸衰落，元明(萬曆以前)時期已基本不見建造放生池的記載，這種現狀直到明雲棲祩宏後方開始轉變。他將南宋以後漸衰微的放生池重新振興起來，舍棄了“撷取江河”的放生形式，而重新複興“鑿製放生池”的放生池的模式，其後一直傳播影響至今。
因此，在中國佛教放生思想發展的過程中，放生池模式也由最初將把某一江河或其中一段水系當作固定的放生池，而逐漸更多地轉變爲在寺院內或是附近建一放生池的“鑿製放生池”，以此用來滿足信徒的放生需求。但，放生池這種延續至今的做法其根源乃是起源于智者大師。可以說，智者大師設“放生池”之舉乃是在中國佛教放生史上的孤明獨創，意義非凡，可以說影響甚巨！
(二)、對放生會及製定放生儀規的影響
贖取被捕之魚、鳥等諸禽畜，再放于池沼、山野，稱爲放生；而爲放生舉行放生儀式的法會，稱爲放生會。[42]最初，佛製比丘貯放生器，日常羅漉水囊之生類容之，以放之于泉池河水。未有放生會之事。至天臺智者製天臺山海曲爲放生池，使海上漁人放魚介于此。放之當爲授叁歸戒，說大法以結法緣。蓋取《金光明經》所說流水長者救生之事緣也。是爲放生會之濫觞。其後，於宋天禧叁年(1020)，天臺宗遵式奏請以杭州西湖爲放生池，自製“放生慈濟法門”，于每年四月八日舉行放生會，爲天子祝聖。另，天聖叁年(1025)，四明知禮亦奏請永久成立南湖放生池之佛生日放生會，並撰《放生文》以定其儀規。如《佛祖統紀》卷十二中記載：“法師智環，學于法智，楊文公勸法智止其焚軀，作書與慈雲，令師往勸住世。法智(四明智禮)建放生會，請樞密劉筠撰碑記述。師疊書催之，遂得成文。”[43]又，劉筠《敕延慶院放生池碑銘並序》中載：“每歲以佛生之旦，衆大和會，浮泛彩鹢，演暢竺墳，寤流水之勝緣。識銜珠之善報，莫不競持詭類，鹹造碕浔，縱之于波，快哉共歎。……”[44]至此天臺之慈雲、四明將放生會盛行之，並製定系統的放生儀規。
爲放生物念誦經咒以祈乘力往生的儀式，始自于天臺智者大師。《釋門正統》中雲：
智者甞剏放生池于海涯，當其放之也，則爲授歸戒、說大法，然後縱之海中，圉圉洋洋得其所也，而不知日活幾千萬億乎！智者沒，至唐末，中國臺道漸息，而海東諸國極熾。忠法師謂智者緣在此方，而道敷于海東者，此必放生諸魚所致耳！聞者莫不笑之，以余觀之，其語若誕，教理有憑，流水十千天子，即脫魚報，豈非此乎！中興以來，祥開延慶，化廣葛川，金塘大堤，歌于劉禮部之頌溍浔渌浦，酬于王丞相之恩。故《教行錄》、《金園集》各有放生儀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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