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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圓仁法師的足迹(下)——阿南史代女士訪談▪P4

  ..續本文上一頁開始了大規模滅佛運動。皇帝下诏令天下僧尼一律還俗,國中所有僧人的生活一落千丈。許多僧人四處奔逃,各自避難。5月14日,在一片滅佛的殺氣和混亂中,圓仁和他的弟子匆匆離開了這個曾經是那麼寬容開明、繁華鼎盛的都城——長安。

  圓仁蓄留頭發,當然也不可能穿著僧服。有一個細節非常重要,今天日本天臺宗僧人們胸前挂有一條不太寬的帶子,就是爲了紀念圓仁當年不能穿袈裟時,將袈裟疊成細長條的帶子系于胸前,稱爲“輪袈裟”。袈裟盡管變成了帶子,但它代表了圓仁虔誠信仰的決心——只要身上還有那條帶子,就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難。今天日本各宗派僧人的僧裝都受到了圓仁的影響。

  對我來說,閱讀圓仁日記,或是踏尋圓仁的足迹,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行路的過程就是加深理解圓仁日記的過程,也就是了解認識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過程。他的日記有許多感人的地方,有一個情節至今仍令我十分感動。圓仁從長安逃到洛陽已經是6月,在鄭州他遇到了在長安就認識的一個叫辛久昱的官員朋友。日記寫道,他“在長安長供飯直,情分甚殷勤。今在州相見,悲喜交駛,存問至厚。”這位姓辛的官員邀請圓仁去他家用齋,敘談分別後的事情,分手時又贈送禮品銀兩。6月9日,圓仁離開洛陽前往開封,已經走出15裏路後,他驚奇地發現,這位官員又騎馬追了上來再次惜別。他們在路邊的茶館喝茶暢談,臨別時這位官員對圓仁說:“吾國佛法即無也。佛法東流,自古所言。願和尚努力,早到本國弘揚佛法。今日一別,今生中應難得相見,和尚成佛之時,願不舍弟子。”我每次讀到這個送別情節都非常激動,它飽含了非常深厚的友誼和人情味。

  從圓仁離開長安到他回國花了兩年的時間,期間他目睹了全國各地佛寺被毀的殘敗景象。如說:“揚州城裏僧尼正裹頭,遞歸本貫。擬拆寺舍,錢物、莊園、鍾等官家收驗。近敕有牒來雲:天下銅佛、鐵佛盡毀碎,稱量斤兩,委鹽鐵司收管訖。”

  直到公元846年3月23日,武宗皇帝因服用道士們煉就的丹藥喪命,新皇帝即位,大唐的佛教才有所好轉,僧尼們才被允許重新出家。圓仁寫道,50歲以上僧人允許依舊出家,其中已經80歲的,國家賜五貫文。就這樣,圓仁在揚州和山東半島之間來回奔走了數次,直到聽說有一艘新羅的船只要從赤山渡海去日本,他才有機會踏上了漫漫的歸鄉之路。

  公元847年8月15日,圓仁在日記裏鄭重寫道:“剃頭,再披缁衣。”離開唐朝時,圓仁的和尚朋友棲白曾作《送圓仁叁藏歸本國》,表達了依依惜別之情:

  家山臨晚日,海路信歸桡。

  樹滅渾無岸,風生只有潮。

  歲窮程未盡,天末國仍遙。

  已入閩王夢,香花境外邀。

  圓仁對日本佛教的貢獻

  公元847年10月18日,圓仁在遊曆了江蘇、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等地後終于回到日本。與他同船到日本的還有“唐客四十余人”。第二年抵達京都,受賜“傳燈大法師”稱號,成爲皇室內供的十禅師之一。其後不久經朝廷批准,在日本嘉祥二年(公元849)舉行了有千僧參加的盛大密教灌頂法會,史料曾形容說:“上翊對聖躬,延寶祚于無窮;下勸器性,傳法燈而不絕。”當時受叁昧耶戒(《大日經》所說的密教戒法,“叁昧耶”意爲平等)者多達一千余人。嘉祥叁年(公元853 )圓仁奏請修建總持院作爲天皇的“本命道場”,並配置14僧;又得到朝廷的允准,每年可以剃度4人,二人分別習誦《金剛頂經》、《蘇悉地經》,另二人專修天臺止觀。仁壽元年(公元851)在比睿山引入五臺山法照的念佛法。齊衡元年(公元854)任比睿山延曆寺座主。後應诏入宮爲文德天皇、皇子及大納言藤原良相、藤原良綱、藤原基經等人授密法灌頂,又爲天皇授菩薩戒。清和天皇即位後,應請爲天皇及太後等人授戒。

  回國後,圓仁把自己在唐朝的所學完全奉獻給比睿山的弘法事業。特別是出任比睿山延曆寺座主後,他更加繁忙了。當然,他在唐朝求法巡禮的經曆也爲他贏得了許多榮譽,受到了日本佛教界、皇室以及廣大信衆的頂戴,聲名遠播。

  圓仁還先後受到叁位天皇的崇信,是繼空海大師後再次在日本朝野掀起密教熱的主要倡導者之一。當時以東寺、高野山爲中心的真言宗因爲沒有著名的高僧,而圓仁在唐十年的求法經曆被人廣泛傳頌,一時間天臺密教風靡朝野,勢力和影響都超過真言宗。

  他向日本僧人傳授“念佛”的方式,也傳授佛教儀軌中的梵唱,即“聲明”中吟誦經文的音聲。同時,他要求僧衆實踐“迴峰行”(繞比睿山特定路線疾行),以體驗他巡禮中國期間每天步行40公裏的修行。

  圓仁自己的沈思院中觀堂,修建在橫川風景秀美的深山裏。寺院建于公元848年,爲了感謝他安全度過大海,堂中供奉了一尊觀音像。中堂觀前的小山丘上立有一座小神龛,象征山東的赤山宮,以祭獻赤山的護法神靈。赤山的神靈自圓仁之後,就一直是日本天臺宗的保護神。而圓仁的寺院前有一塊石碑,上面刻寫“須有佛國”。

  圓仁對日本佛教,特別是日本天臺宗的發展,曾作出過重大貢獻。可以說,他的老師最澄的許多遺願是在圓仁回國後才得以一一實現的。比如,圓仁上奏天皇依唐密儀軌設立皇帝本命道場,修習熾盛光法,以祈禱國泰民安;設立總持院,置十四僧,以鎮護國家;在日本承和十四年(公元847年)首次設置十禅師;修建文殊樓、法華叁昧院、常行叁昧院等,比睿山天臺宗這些重要設施都是在圓仁主持時期完成的。

  總之,日本天臺宗自最澄大師開創,至圓仁時比睿山的基礎設施才逐步完備,在日本佛教界的地位才得以鞏固。

  此外,圓仁還著有《金剛頂經疏》7卷、《蘇悉地經略疏》7卷、《法華入門觀心絕對妙釋》、《法華本門觀心十妙釋》、《寂光土記》、《真言所立叁身問答》以及《顯揚大戒論》等著作。他積極倡導“顯密一致”的觀點,特別是建立總持院後,比睿山的密教修持氣氛更加濃厚,以致于有把“天臺宗的密教”變成“密教的天臺宗”的趨勢,使得日本的天臺教法與密教得到了進一步的結合與發展。

  同時圓仁對日本的佛教文化藝術也有多方面的貢獻。他在比睿山雕塑了一批佛像,還繪製了一批密教曼陀羅,倡立了比睿山僧衆一邊行路一邊誦經的修行習俗。雖然後來比睿山曾遭焚毀,但仍保留下來一些圓仁當年從唐朝帶來的珍貴文物。

  公元864年圓仁法師圓寂,享年71歲。到了日本貞觀八年(公元866),日本天皇追谥他“慈覺大師”稱號,同時追谥圓仁的老師最澄“傳教大師”谥號。這也算是得到了當時最高的肯定和評價。

  圓仁的意義

  至于談到如何看待中國佛教協會已故會長趙樸初先生提出的中韓日叁國佛教的“黃金紐帶”關系,這個問題很有意義。我似乎又回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朝,看到古老的長安城中那些拜唐朝大和尚爲師修學佛法的日本、韓國僧人,曆史有時竟是那樣的相像。

  1995年6月,中韓日叁國在北京廣濟寺舉行大型法會的時候,叁個國家的法師們用不同的語言念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時,我就坐在趙樸老的身邊,再一次感受著叁種語言念誦出的同一種佛法的偉大精神。沒有國籍,沒有隔閡,在佛陀偉大慈悲、平等、和平精神的感召下,叁國佛教徒聚集一堂,爲弘揚佛法,爲世界和平,爲人類進步祈禱祝福,這是何等美好的動人場面啊!我同樣有回到1200年前長安故都,聆聽盛唐之音的感覺,而我心裏卻總是想到那個跋山涉水,行走在青山綠水間,巡禮求法的“慈覺大師”——圓仁。

  在20多年斷斷續續追尋圓仁足迹的過程中,我對他的理解也愈加深刻。圓仁不僅是一個旅行家、香客,更是一名宗教和文化使者。他對自己在唐朝經曆的記錄,不僅告訴了我們那個時代中國社會的真實信息,還傳達了這位高僧走過漫漫旅途去尋求知識的決心和信念。

  (本文采訪得到了李賀敏先生的協助,謹此致謝)

  (原載《法音》2004年第10期 (總第242期)第31頁)

  

《尋訪圓仁法師的足迹(下)——阿南史代女士訪談》全文閱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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