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訪圓仁法師的足迹(上)——阿南史代女士訪談
作者:桑吉紮西
緣 起
公元八世紀,日本入唐求法僧圓仁在中土巡禮九年,足迹遍及江蘇、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浙江許多名寺古刹,他每天記錄參訪寺院、求法問道的遊學經曆,這部日記就是聞名後世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它與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和《馬可波羅遊記》,並稱爲世界叁大遊記。
1100年後的今天,一位美國學者多次沿著當年圓仁走過的足迹踏古訪今,追尋前賢大德的解行風範,尋訪圓仁筆下寺院、佛塔、村莊、河流、百姓、信徒在曆史長河中的盛衰變遷,探索中日佛教法乳一脈的法緣親情,重溫和體味圓仁入唐求法的心路曆程,一走就是20多年。這位學者就是從事中國曆史地理研究的美裔日籍學者、日本駐華大使阿南惟茂先生的夫人阿南史代女士。
初見阿南夫人是在2001年中國佛學院爲安田順惠女士舉辦的《沿著玄奘法師的足迹》攝影展上。那時的她身著和服,忙著招呼來賓,一會兒說英語,一會兒說日語,十分忙碌。她溫文爾雅的微笑與身上的和服無疑散發著東瀛日本的氣息,而她說話的腔調和與人打交道的方式卻讓我明顯感受到美國的風格:直率、坦誠與熱情。
北京八月的一天,我如約來到大使官邸。透過敞亮的窗戶,能夠看到窗外的花草樹木,一切都是日本的情調和風格,精致典雅,小巧玲珑。客廳的沙發上擺放著幾大本阿南夫人拍攝的近萬張照片,還有桌子上放著不同版本的圓仁日記,有英文版、日文版和中文版。
盡管大使夫人有點感冒,但她還是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訪,從下午2點一直談到5點多。她的漢語講得很好,然而說到佛教的專有名詞,難以用漢語表達時,她一會兒用日語,一會兒又夾雜一點英語,這讓我感到多元文化在表達同一思想概念時所具有的語言魅力和多樣色彩。
說起圓仁走過的路、住過的廟、見過的高僧、遇到的重大事件等,阿南夫人如數家珍,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情節,每一個細節,似乎都經過了她仔細的思考和體味,好象那些曾經逝去的故事仍然活在她記憶的深處。的確,她是用自己的心靈重溫一個遙遠時代的曆史與人物、文化與信仰。
她對我說,踏尋圓仁的足迹對她來說,就像是穿越曆史,仿佛又回到了久遠的過去。沿著圓仁的足迹,站在他曾經站立的位置,看到當年的運河上依然還有行船,那種感覺就像在一個絕佳的角度觀賞花朵的綻放,那些寫于一千多年前的文字立刻鮮活起來。
她手裏拿著那本不知讀過多少遍的英文版圓仁日記興奮地說:從國際的角度看,在中國行走,沿著圓仁的足迹踏古訪今,一方面是從日記了解大唐帝國走向國際化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在考察1100年前圓仁所走的路與今天有什麼不同,曆史與當代有哪些異同,這條古老的求法之路究竟變化了多少?這些問題對她始終充滿了誘惑。就像圓仁當年感興趣的問題,她也同樣感興趣一樣,而行走也慢慢變成了感受大地蒼穹、山川河流以及曆史人生的一種自覺的修行方式。
但畢竟這是一位僧侶的日記,它所涉及的內容更多是佛教的世界。因此,沿著圓仁的足迹前行,探訪他停留過的寺廟,和思考他曾向大德高僧請教過的問題。
望著阿南夫人,我不由想起另一位沿著玄奘的足迹,踏尋玄奘法師西行求法之路的安田夫人來,她也從事中國曆史地理的研究。阿南夫人告訴我,她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安田夫人目前在陝西戶縣,調查新近發現的玄奘法師西行取經的壁畫資料;而阿南夫人正在幫她翻譯一部關于玄奘法師的著作。兩位偉大高僧的求法足迹,分別被兩位東西方的女性所踏訪追尋,我覺得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被注銷的圓仁日記
我的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書的時候,他的老師賴肖爾教授(Prof. E.O. Reischauer)是一位研究中國和日本曆史的東方學者,曾任美國駐日大使,夫人是日本人。賴肖爾教授的博士論文就是關于圓仁日記的翻譯研究。他把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從古漢文譯成英文,還寫了一本介紹該書的著作;另外,他還有一本從圓仁日記看唐朝社會生活的著作。這兩本書是美國最早研究圓仁的著作,因此很有影響。1969年時,我就知道有這兩本書,但當時很難讀到。
可以說,那個時候我就知道圓仁法師入唐求法的曆史。當然,我先是受了我先生的影響,因爲他是一位日本學者。後來我去了日本,就在賴肖爾教授夫人姐姐的學校工作,所以有機會與賴肖爾教授經常見面請益。這位教授大使除了研究日本曆史文化外,還研究中國曆史。我以前從事中國古代曆史地理的研究,對日本曆史地理的研究並不感興趣。後來到了日本,與日本人結婚,我的想法也發生了變化。我希望我的研究能與日本和中國的曆史結合起來。後來,我發現賴肖爾教授的研究就是中日關系結合研究,他的研究個案就是通過圓仁日記來看公元8世紀唐朝與日本的文化交流,這樣的結合非常有意思。
當年圓仁法師所走的路程和他每天記錄的日記,恰好就是一個特別有趣的曆史地理研究課題,于是我便開始了圓仁法師入唐求法巡禮的研究。但那個時候很難找到圓仁日記和相關研究著作及參考資料。我首先請教賴肖爾教授:“現在在哪裏能夠找到或是買到圓仁法師的日記?”他吃驚地看著我,然後笑著說:“現在還有誰會讀公元八世紀圓仁的書啊!”(她雙手做了一個美國式的誇張手勢)我問他爲什麼沒人讀?這是多麼有趣的一個問題啊。他說:“也許你去舊書店能買到吧。”
于是,我就去東京的古舊書店,一個書店一個書店地去問、去找。終于在一家舊書店,從舊書堆裏驚喜地找到了一本被一個大學圖書館注銷了的圓仁法師的日記。你看!這裏還蓋著注銷的公章呢。啊!從那時起我就開始閱讀圓仁日記,搜集有關圓仁的研究資料,一直到今天。
初到中國
1976年我第一次來中國,那個時候我只在北京和上海做了短暫的停留,其它地方根本去不了。1983年,我隨先生來中國工作的時候,我們就住在北京。我身邊就帶著從舊書店買來的英文版圓仁日記,它伴隨著我度過了30多年的時光,今天依然是我最鍾愛的圖書之一。
可是你記得嗎?那個時候的中國還在撥亂反正的初期,“文化大革命”遺留的許多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人們的思想意識以及對外國人的態度還處于比較保守的時期,但有些著名的曆史古城是對外國人開放的。這樣我首先想到去西安,因爲圓仁法師當年在長安留學的時間最長,在那裏他結識了許多中國的高僧大德,學習到了許多佛教知識,特別是在那裏他學修了唐密,對後來日本密教的發展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在西安時,我去了玄奘法師曾駐錫的大慈恩寺、大興善寺,但當時有些寺院還沒有對外開放。後來我又去了南方的幾個城市,如揚州等地。西安和揚州都與圓仁有關系,但那個時候我想沿著圓仁的足迹重走一次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爲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的許多地方對外國人是不開放的。我曾經想過,公元8世紀開放的唐朝允許圓仁法師走的路,1200年後的我卻不能走,爲此感到十分悲哀和遺憾,只能耐心等待中國開放時代的到來。
到了1986年的時候,中國已經邁向改革開放的道路,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濟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得中國有了較快的發展。這一年的8月,我獨自去了被譽爲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山西五臺山。第一次登臨東臺,望著日出朝霞,站在1100多年前圓仁法師曾經到過的地方,我似乎感到曆史與當下、時間與生命都停留在某一永恒的時刻。我激動萬分,情不自禁問自己:這難道就是當年圓仁法師踏足的地方嗎?在這裏,我親身感受到凝固的曆史以及圓仁日記描述的真實魅力。
九十年代以後,中國擴大開放,幾乎什麼地方都可以去了。所以我去了山東等地,沿著圓仁法師當年的行迹,一一尋訪乳山、赤山、文登、登州、萊州、青州、密州等地,真正開始了踏尋圓仁法師足迹之旅,許多年前的美好願望終于能夠實現了。
行路與修行
爲什麼要踏尋圓仁法師走過的路呢?因爲這既是一個曆史地理研究的學術問題,更是一個關乎我尋求圓仁法師精神世界的信仰問題。
日本天臺宗總本山比睿山很重要的一個修行功課就是“行路”。比睿山的僧人們與當年的圓仁法師一樣,每年都要走路、爬山、用冷水洗澡等,這既是爲了鍛煉身體,更是爲了磨練信心與毅力。
當然,我並非完全從一個佛教徒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我還從一個曆史地理學者的角度來觀察,可是我非常贊同和欣賞把行路視爲宗教徒修行的重要途徑之一。爲什麼行路是重要的事情呢?走路的時候,我們才能深入了解社會、曆史、百姓以及外部的自然環境,了解社會、自然與我們發生的種種關系。圓仁日記的價值就在于他不間斷地記錄每天生活中發生的大小事情和接觸的種種人物,而這些事件和人物都構成了圓仁對生命、對佛法的感悟。所以,我覺得一定要走他走過的路,住他住過的地方,只有這樣才能了解他對唐朝佛教所做的真實記錄和認識。圓仁的入唐求法其實很艱難,也很危險,吃不飽、餓肚子是常事。當然求法本身就是在自覺地吃苦,這種苦難對求法者而言是考驗,也是挑戰。
你知道那個時候,從日本來到唐朝,或是回到日本,都是九死一生的事情。比如你提到的鑒真大和尚,他前五次東渡失敗,除了人爲因素外,還有就是波濤的險惡,直至第六次隨日本遣唐使的船隊才東渡成功。當時與鑒真一同啓航的阿倍仲麻呂的船就被海風吹到了越南,許多人死在那裏,而阿倍仲麻呂叁年後才從陸地回到中國,後來就死在唐朝,再也沒能回到自己的故鄉日本。大詩人李白還爲這位死去的日本朋友寫詩悼念,就是剛才李賀敏先生誦讀的這首詩。
踏尋圓仁走過的路,其實就是了解他行路時的心情與思想,看看現在發展變化中的中國,有哪些地方改變了,有哪些地方根本沒有多少變化,就像走在古代蜿蜒的小路上,看到圓仁筆下描繪的中國寺院、農村、城鎮一樣。
你知道,我是做曆史地理研究的,所以行路和田野考察對我來說十分重要。另外,我感興趣的還有圓仁記錄了一些非佛教的、但是能夠反映唐朝一般百姓社會生活的真實情景。例如,圓仁去了太原的西邊,第一次看到了煤,以爲這不是真的,他怎麼也不相信這樣一塊石頭裏可以有火。當時的日本人不知道煤是什麼,當然也就沒有關于煤的知識。圓仁感興趣的所有問題,我似乎同樣懷有極大的興趣,于是我也去了圓仁去過的地方,我必須去那個煤礦看看。煤礦的人不讓我進去,但是我偷偷地進去了。站在那裏,心裏想著圓仁當時的感覺是什麼,他在這裏第一次看到能夠著火的石頭,這是多麼奇妙啊!
許多世紀以來,在中國漫長的曆史長河中,很少有高僧大德記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圓仁日記的價值也在于他真實地記錄了所見所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一斤小米多少錢、一斤豆子多少錢。我在山東專門去了農村市場,就是爲了看看圓仁記錄的曆史情景還存在嗎?它與今天有什麼不同?這些看似瑣碎的記錄,其實有助于我們了解唐朝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不僅僅是佛教。
還有在圓仁去五臺山和進入陝西的時候,途中遇到了蝗蟲。提到蝗蟲對農作物的破壞時,說到“叁四年有蝗災,五谷不熟,糧食難得。”到處是蝗蟲,但作爲僧人的他是不能殺生的,可在行路之中還是難免踩死一些蝗蟲。圓仁非常惶恐,但沒有辦法。這些記錄我認爲都非常生動有趣。
經過這個地方時,我的心情異常激動,說不清楚是爲什麼。這個地方很窮,我曾經問這裏的老鄉:你們知道唐朝的時候這裏有日本和尚來嗎?如今我與圓仁走的是同樣的路,但現在沒有蝗蟲了,而旁邊就是高速公路。
他的行路是艱苦的,但我想也是身心愉悅的,對于他來說是心性的磨砺和修煉。他腳踏大地,頭頂藍天,左邊看,右邊看,從中感受與體味人間百姓的疾苦,了解衆生真實的生活狀態。的確,這樣的行走是真正的修行,就像後來日本比睿山所倡導的一樣:“一行一切行,一切行一行。”
圓仁走過的一個地方,我至今還沒有走完,不過10月份的時候,我就能走完這一段路程。這個地方在山東文登的南面,江蘇的北面,這是他走過的一段海路。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乘一只船,最後走完這段路程。那將是多麼愉快的事情啊!不過我想去試試看。
五臺山我去了五次,但我還想去。那是一個讓圓仁法師迷戀的地方,也是讓我忍不住要去的地方。因爲還有許多佛教的知識需要學習,這也是一個人重要的修行。行路和研究對我來說當然是愉快的事情。除了對圓仁的研究外,我也做中國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遼代的研究。
這麼多年來,我之所以不斷踏尋圓仁法師的足迹,一次次體味先賢大德的解行風範,是想最終寫一部有關圓仁的著作。不過,目前日本研究圓仁的學者和著作也有不少,我也沒有完全想好從哪個角度下筆。但我可以告訴你,這一定是個全新的角度,寫我心目中的慈覺大師——圓仁。
(原載《法音》2004年第9期 (總第241期)第35頁 )
《尋訪圓仁法師的足迹(上)——阿南史代女士訪談》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