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完成十世班禅大師的心願——達紮活佛訪談錄

　　作者：桑吉紮西

　　 　　達紮·丹增格列，是藏傳佛教格魯派著名活佛，1958年于拉薩坐床，是第四世達紮活佛的轉世靈童。他1980年代曾在西藏大學藏語系深造，現任中華全國青聯常委、西藏自治區政協常委、中國佛教協會理事、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副會長、《丹珠爾》藏文版大藏經辦公室主任、拉薩木如寺西藏印經院負責人。多年來，他爲了完成十世班禅大師的心願，積極從事拉薩版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的重新刊印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今年8月藏曆雪頓節前夕，本刊記者爲此專門走訪了達紮活佛。

　　一、爲了完成十世班禅大師的心願

　　1984年西藏自治區政府將收藏在西藏檔案館中的拉薩版《甘珠爾》藏文大藏經經版送還給了我們西藏佛教協會。從那時候起，我們就開辦了拉薩印經院。印經院的任務就是刊印好《甘珠爾》藏文大藏經，以滿足西藏各個寺院及廣大信衆對大藏經的需求。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我們刊印發行了1700套《甘珠爾》大藏經，180000冊單卷佛經，現已基本上滿足了各寺院和信教群衆的需求。目前西藏的大小寺院幾乎都供有一套我們刊印的《甘珠爾》大藏經。我們的這一做法不僅受到寺院僧人們的熱情歡迎，同時也受到了廣大信教群衆的贊譽。也可以說這是中共十一屆叁中全會以來，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得到貫徹落實的有力證明。

　　當時我們一部《甘珠爾》大藏經(100函)的售價僅是九千七百元，價格並不高。記得當年十世班禅大師就明確地說：“刊刻藏文大藏經不是爲了賺錢，而是爲了信仰。”所以我們一直牢記著大師的諄諄教誨。

　　當然，你也了解一部完整的大藏經還應當包括《丹珠爾》。但是拉薩版大藏經只有《甘珠爾》，而沒有《丹珠爾》。于是1990年，我們西藏佛教協會決定重新刻製拉薩版《丹珠爾》大藏經。1991年經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並撥款50萬元，我們西藏佛教協會成立了《丹珠爾》藏文大藏經刊刻辦公室，辦公室就設在木如寺。當時西藏佛教協會的副會長兼秘書長策墨林活佛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從那時開始，我就一直負責這項工作的具體落實。其實，這個版本也是應十世班禅大師的要求刊印的。當然，話說起來還要追溯到十叁世達賴喇嘛時期。那時他邀請藏傳佛教著名高僧喜饒嘉措大師主持負責拉薩版藏文大藏經《甘珠爾》的刊刻工作，但是只完成了《甘珠爾》，而沒有時間和精力繼續刊刻《丹珠爾》。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拉薩版大藏經只有《甘珠爾》而沒有《丹珠爾》。班禅大師之所以讓我們佛教協會再次刊刻《丹珠爾》，其實也就是希望我們補全拉薩版藏文大藏經。

　　《丹珠爾》的早期印經版毀于“文革”時期。爲了能刊刻好《丹珠爾》大藏經，我們從哲蚌寺和色拉寺分別借來了兩套納塘版的《丹珠爾》大藏經，不過由于年代久遠，借來的大藏經也有不少頁碼受到雨水的侵蝕與破壞，爲此我們也花了不少工夫修補這些受損的殘破經書。目前，我們分別采用納塘版大藏經《丹珠爾》和五世達賴喇嘛時期的手寫本《丹珠爾》，與我們現在刊刻的《丹珠爾》版本相互校勘。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爲了減少刊刻過程中出現的錯誤，盡量做到完美而沒有錯誤或是少出錯誤。

　　我們現有民間刻工52人，有的人只能刻但不能讀。我們的校對組有43人，3人一組，拿叁套經書，一個人念，兩個人看，相互糾正錯誤。

　　經過12年的努力我們共購置經板87000塊，刊刻經板42000塊。至今完成了《丹珠爾》大藏經中255冊中的125冊，只能說完成了一半以上的工作。其中信教群衆訂購的數量占大多數。此外像尼泊爾、印度等境外的信衆也訂購了不少。目前國外迎請預訂的《丹珠爾》大藏經共有13部。總體而言，西藏各大小寺院基本上都供有《甘珠爾》大藏經，但是缺少《丹珠爾》。

　　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困難，一是資金缺乏，二是刊刻完的大藏經的存放問題。爲了能湊夠刊刻印刷的費用，我們想盡辦法請各界人士捐款，但是收到的捐款並不多。信衆捐一元、二元和幾元的都有，甚至有的信衆們幾毛錢的捐款，我們也登記在冊，一點也不馬虎，我們記得很認真。每月我們進行一次帳目結算，每年進行一次大的帳目核查。施主們捐款的分角都要記好帳目。2000年全年捐款193121元；2001年捐款10160元；2002年捐款68183元。今年我們尊敬的十一世班禅活佛也捐款1萬元。

　　經過十多年藏文大藏經的刊刻工作，我對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又有了新的認識和感受。以前我也不了解佛經裏有這麼多的好東西，現在一看才知道，大藏經不光是宗教的內容，還有那麼多的有關醫學、工藝、天文、曆法、建築等自然科學方面的思想內容。但是由于傳統的偏見以及我們佛教界本身對這方面的宣傳不夠，加之藏傳佛教寺院與社會生活的遠離，致使人們對佛教中的科學思想認識非常有限，而且存有許多偏見。因而，我想刊印大藏經不光是弘揚佛法，而且也是在宣傳寶貴的科學文化遺産。所以，我們還要繼續努力，爭取早日完成這項工作，以滿足廣大信教群衆的需求，實現十世班禅大師和十一世班禅的美好心願。

　　此外，我們還計劃將“文革”時期破壞和搞亂的經書加以系統地整理和研究。例如日喀則夏魯寺收藏有不同時代的各種版本的藏文佛經典籍，我們希望對這部分典籍進行整理和校對，將部分經書整理後精選出幾套印刷流通，以滿足信衆的讀經要求。但是這樣的工作也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例如，一些年長的喇嘛們不願意將經書拿出來整理供更多的人了解，他們認爲這是寺院的聖物，不能輕易示人。可是有不少的經書放在寺院裏並沒有得到妥善的保護，不是成堆的放在佛殿的角落，就是被雨水侵蝕，這同樣是對佛和佛經的不敬呀。我也希望老一輩的喇嘛們能改變一些傳統的觀念，能讓更多的信衆了解各個寺院裏珍藏的不同時代的佛經和著述，包括吐蕃時期的貝葉經，不同教派的高僧大德們撰寫的著作，使得佛教的思想真正地被信衆所接受，讓佛陀的偉大思想影響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而不是將佛經和典籍只供養在那裏，與信衆的精神思想不發生關系。因爲佛法在世間嘛。我們應該倡導趙樸初會長提出的“人間佛教”的思想，同時也應牢記我們尊敬的十世班禅大師所說的“我們既要向往來世的佛國世界，更要建造今世的“極樂世界””的思想。

　　二、寺院也應做社會慈善事業

　　藏傳佛教寺院在其曆史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只注重誦經和做佛事活動，此外很少面向社會做慈善事業。當然這一現象與每個寺院的經濟能力有著直接的關系。從現在寺院的情形來看，國家和政府提倡以寺養寺的宗教政策，總體看，曆史悠久的著名的大寺院經濟條件比較好，小寺院一般都比較困難。例如有的寺院除了門票收入外，還有不少捐助和布施的收入。可是這些收入除了用于寺院正常的維修和開支外，其余部分很少拿出來做社會慈善公益活動。這也說明我們藏傳佛教寺院確實有不少陳舊的思想觀念。其實，這種傳統的觀念和現行的做法對于藏傳佛教的發展和弘法利生並沒有多大的好處，值得我們認真的思考，並逐漸改變這種與現代社會生活不相適宜的傳統做法。

　　去年我在加拿大訪問時，遇到一位加拿大天主教教會的會長，他對我說：我們天主教會除了正常的宗教活動之外，我們還做了大量的社會慈善公益事業。那麼我想知道，你們藏傳佛教的寺院除了念經之外，你們爲社會做了哪些貢獻？當時，我實在是難以回答，心裏很是難過。事實上與天主教相比，我們藏傳佛教在社會公益事業上的確沒做多少貢獻，我們只知道念經和做佛事，很少考慮佛教應該積極主動地爲廣大的社會民衆做些什麼。

　　色拉寺年輕的寺管會主任拉布就是一個很有思想和開拓精神的喇嘛。他的話很讓我感動。他說，寺院應該將多余的一部分錢拿出來用于社會慈善事業，扶貧或是幫助貧困地區孩子們的文化教育等。我自己覺得藏傳佛教寺院應該大力培養那些文化水平高、佛教修養好的愛國愛教的年輕僧人。傳統的寺院管理模式應該與現代的寺院管理方式相結合，應該讓更多年輕有爲、愛國愛教的青年喇嘛充任寺院的各個管理階層，多給他們一些信任，不能總是懷疑他們。與此同時，我們宗教部門的管理幹部也應該認真學習黨的宗教理論、政策和宗教法規，同時也要了解和學習佛教的文化與曆史，否則就做不好宗教工作。無論是黨的宗教幹部還是寺院裏老一輩的高僧大德都應該解放思想，更新觀念，不能總是原地踏步，沒有前進和發展。

　　叁、喇嘛不在多，而在質量高

　　近幾年，西藏的大小寺院都進行了愛國愛教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活動，喇嘛們的思想覺悟都普遍得到了提高。寺院管理和弘法活動都在正常的運行，各個寺院也進行了人員的定編。不過，這幾年還俗的、圓寂的僧人也有不少。但是減少的人員名額並沒得到及時的增補，不少寺院目前都存在這個問題。如有的寺院喇嘛很少，群衆家裏需要邀請僧人們外出念經和做佛事時，由于喇嘛人數不夠就不能前去。于是信教群衆請社會上流動的喇嘛去家裏念經。這些喇嘛有的佛教造詣還不錯，但是大部分遊方僧的佛教修爲十分有限，有的甚至就是借佛斂財，從某些方面說極大地影響和破壞了藏傳佛教的聲譽。因此，我自己認爲那些空缺的名額應該增補。不增加的話，有些寺院的日常宗教活動就不能正常的開展。比如，我自己的寺院編製是16人，但現在只有8人。按照藏傳佛教的傳統，外出到信教群衆家裏念經一般都要有3到4名喇嘛，可是現在一個人去一個家，所以，僧人人數如不增加的話，從佛教的角度上說，做有些佛事活動是不合教規的。以寺養寺，人少了也不行。比如牧區有牛羊，農區有田地，這些都需要人力。可是現在我們僧人的生活來源大部分是依靠廣大群衆的布施，因而還沒有能力和條件來做更多的社會慈善事業。我的寺院也供養了幾個五保戶，逢年過節我們送酥油、糌粑等食物和日用品。西藏自治區黨委李立國副書記也說應該按原來的編製增補。目前，西藏的各個寺院也在著手落實增補空缺僧人的工作。當然，我自己認爲喇嘛多了也沒意思，要使每一個出家人真正成爲佛陀慈悲濟世精神的體現者，否則只能增加廣大信衆的負擔與社會的負擔。用我們尊敬的十世班禅大師的話來說就是“喇嘛不在多，而在質量高。”

　　四、藏傳佛教也要與時俱進

　　我以爲，作爲藏族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藏傳佛教以及寺院文化也要與時俱進，積極主動地與社會的發展，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適應，逐步改變藏傳佛教寺院僧人們只念經、做佛事，而不關心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的傳統習俗與局面，我們要逐漸改變人們對藏傳佛教的偏見和不好的印象，同時還要抛棄寺院中長期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陳規陋習。

　　去年中國西藏文化代表團出訪歐洲各國宣傳西藏文化時，我作爲代表之一在北京學習了4天，對黨的西藏民族宗教政策感受頗深。在拉薩時，我有許多思想顧慮，不知道應該說什麼，不應該說什麼。可是到了北京，通過兩天的學習，打消了我的種種思想顧慮。有關領導明確地告訴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做了什麼工作就講什麼工作。于是，我在歐洲議會的座談會上就講我們西藏佛教協會如何重新刊印拉薩版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的經曆，受到了海外關心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人士們的普遍歡迎，消除了不少西方人士對中國西藏宗教文化政策的偏見和誤解。同時，我也真切地感受到黨的民族宗教政策貫徹落實的重要性。

　　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腳踏實地去做，一件一件地去做，負起自己的責任。同時要深入反思藏傳佛教在當代社會中存在的不足和問題，在積極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同時，搞好弘法利生工作。當然，西藏佛教事業的發展也與我們佛教協會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波米活佛是我們十分尊敬的享有藏傳佛教最高拉然巴格西學位的著名活佛，也是我們西藏佛教協會的會長，但是我們佛協當時並沒有給他創造更多的在國內外弘法利生的機會，反而，我們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科委等單位邀請波米活佛去香港、臺灣等地講經說法，不僅讓外界了解了藏傳佛教，同時也宣傳了黨的宗教政策在西藏的落實情況，對我們佛教協會的工作也大有好處。

　　又比如，藏北的廣大牧民群衆們對珠康活佛都十分的尊敬，爲什麼呢？因爲珠康活佛心裏想著廣大的普通群衆，所以他贏得了許多百姓們的愛戴與敬重。信衆們捐給他的錢，他都用于扶貧和希望工程。而我們有的喇嘛將信衆的捐款用于買車、蓋房子等自己身上，而珠康活佛不是這樣。去年我們西藏佛教協會進行了換屆，珠康活佛開始負責西藏佛教協會的日常工作，我相信珠康活佛一定會把我們西藏佛教協會的工作做好，把西藏佛協帶向一個新的臺階。

　　(《法音》2003年第09期(總第229期)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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