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訪談

　　他是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中極少數的幸運者，無論時局如何變遷，始終未被湮滅，他在學海中浮沈，爲教育盡力，被毛澤東譽爲“鳳毛麟角”。

　　初春的陽光潮水般湧進窗戶，暖暖地鋪在地板上，包圍了房間裏的25個巨大書櫃和藤椅中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國學大師任繼愈先生。

　　時間在這位再過兩個月就將年屆90的瘦小老人身上表現出了無限延伸的可能，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地想起羅素的一篇文章《人生像一條河流》。2005年4月14日，經任先生再叁要求終于從擔任了18年的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退下，那天正是他89歲生日的前夕。現在，棲居在北京叁裏河南沙溝一個普通大院裏的國學大師依然不得清閑，盡管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失明，左眼視力也只有0.6左右，但依然習慣了每天早晨4點起床，一直工作到8點，孜孜不倦地從事著兩部鴻篇巨製的總編纂工作：《中華大藏經》曆經15年的嘔心瀝血，已經完成了106卷1.2億字，續編恐怕還有叁四倍的字數，剛進行了一年；皇皇7億字的《中華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跨世紀出版工程，此項工作已進行了十年，剛完成叁分之一……

　　“我始終記著我的老師熊十力先生的勉勵：“做學問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學者，要像上戰場一樣，義無反顧，富貴利祿不能動其心，艱難挫折不能亂其氣。””大半個世紀以來，任繼愈正是如此身體力行。

　　作爲一名傳統知識分子，他經曆了中國曆史上最爲動蕩的20世紀，這種巨大的世紀動蕩促使他探尋人的價值、社會發展的方向以及中國現代化的軌迹。他以驚人的興趣和精力廣泛研究哲學、神學、曆史、文學等等，並且在相關領域成就卓越，《漢唐佛教思想論集》(1963年)、《中國哲學史》(1979年)、《宗教大詞典》(1981年)、《中國道教史》(1990年)、《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中華大典》等學術著作爲他贏得了持久的注意力和廣泛的敬意。他同時創造了一個“奇迹”：他是他那一代知識分子中極少數的幸運者，無論時局如何變遷，始終未被湮滅，他在學海中浮沈，爲教育盡力，被毛澤東譽爲“鳳毛麟角”。

　　任的學生使用了“叁個階段二層角色”來確認其人格定位：1949年以前、1949年～1979年以及1979年至今，後兩個階段他一方面做“學者”，從事著價值中立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擔任“行政領導”，他追求著與時俱進。

　　1916年4月15日，任繼愈生于山東省平原縣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種像巴金筆下《家》的味道、北方傳統的封建主義大家庭”。任少小離家，進入北平大學附屬高中讀書，並于18歲時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湯用彤、熊十力、賀麟、錢穆諸教授。“七七事變”後，北大南遷，任繼愈隨校輾轉至湖南衡山腳下的北大文學院，半年後又遷往設立在雲南蒙自縣的西南聯合大學。他參加了學校組織的“湘黔滇旅行團”，300學子耗時兩月，一路風餐露宿，行程達1300多公裏。“這次旅行，使我有機會看到中國農村的貧困和敗落。”任繼愈後來寫道。正如哲學起源于驚訝一樣，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繼愈深深地思慮並歎服于這個偉大而苦難的民族所具有的韌性——其時，抗戰的重擔全壓在了中國農民身上，而中國農民的狀況又如此堪憂，但我們卻最終勝利了，這是爲什麼呢？任繼愈遂起了研究中國哲學之心。

　　1942～1964年，任繼愈任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致力于哲學普及的工作。其間，于1956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忽然把任繼愈找去，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的書我都看過。接著說，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毛詢問任，北大有沒有人研究宗教，任說除他搞佛教研究外，還沒有人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問，道教有沒有人研究，福音書有沒有人研究。任回答說，基督教也沒有人專門研究。毛又問，你們哲學系有多少人？任回答說師生加起來有500人。于是毛說，500人一個系怎麼能沒有人研究宗教呢？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任繼愈于1964年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此後擔任該所所長達20余年。文革期間，國家和個人都在爲此付出沈重的代價，任繼愈也不能幸免。他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陽的幹校，由于勞累過度和所處環境光線太暗，一只眼睛患了嚴重的眼疾……

　　回京之後，世界宗教研究所恢複建製，任繼愈重新拾掇起老本行。80年代，他重新提出“儒教說”，並在其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專門成立了一個儒教室。他認爲：“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維系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和民族。”中國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爲了從各個方面論證這一觀點，從1980年的《從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國哲學與中國宗教》、《儒教的特點及其發展階段》、《儒家個性與宗教共性》、《儒教是人倫日用的神學》，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攏》、1986年的《重視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學術專著，任繼愈撰寫出一篇篇重要文論自圓其說，學界則公認其思想觀點打破了“五四”以來“中國無宗教”這一流行觀點，觸及到了中國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問題，漸漸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

　　在寫作、授課同時，任繼愈以年邁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古籍資料整理工作。1987年起，他出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坐擁書城，傳播知識和文明——他視之爲一位嚴肅知識分子的最高使命。

　　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任繼愈曾請人刻了一枚圖章，他刻的是“不敢從心所逾”。這是他的一個原則，他說，“我只說自己懂了的話，吃不透的話，不要跟著亂嚷嚷，不要跟著瞎說，免得自己後悔。”

　　他窮其一生研究個體和群體。他喜歡使用“群體認識論”這個詞語。他說：“離開群體，個人在曆史的大趨勢面前是無能爲力的。”

　　他喜歡斯賓諾莎的一句話：“爲真理而死不容易，爲真理而活著就更難！”

　　他又說：“有效的生命方能使人幸福。”

　　和任繼愈這樣的國學大師促膝而談，請教知識、文明、人類、現代化以及宗教這些犀利明亮的問題，其言說令人如沐春風。然而，作爲采訪者則內心充滿矛盾。想盡可能多問一些問題，但又不忍過多耗費老人精力；想盡可能獲得他的人生故事和獨特經驗，但很難憑借一面之緣走進這位智者博大而保守的內心世界。漫長人生的曆練使得這位長輩確如一條河流，從來不在某一個細節上停留，其波瀾不驚的言說往往事後方讓人悟出玄機。他尊重每一個來訪者，穿西服，打領帶，親切握手，選擇角度配合拍照，整整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裏，他始終腰板挺直，雙腳合攏，雙手置膝，精氣神十足。他年輕時喜歡運動，初中打籃球，高中打網球，大學打乒乓球，球越打越小，至今仍是“多讀書，多睡覺，多用腦”，從不擔心健康問題。他以耄耋之年關注新鮮事物，上網沖浪，並希望記者通過電子郵件和他保持聯系。他喜歡散步和聽音樂。他思路清晰，言語溫和，做事認真，當談到《中華大藏經》時，堅持從高高的書架上親自取下一部厚厚的“磚頭”，站在記者身邊一一指點。他關心青年，樂意爲青年服務，在國家圖書館館長任上堅持爲讀者鋪紅地毯，而自己辦公則因陋就簡。和這樣一位高人單獨坐在一間幹淨的屋子裏談話是一種幸福，作爲采訪者、交流者、聆聽者和受益者，記者無以言表心中的敬意，只好臨別時向這位紳士深深地鞠了一躬……

　　以下爲訪談部分——

　　圖書館應服務于社會大衆

　　記者：您擔任了18年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與前任如馬敘倫、梁啓超、蔡元培、丁西林諸公相比，您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任繼愈：梁啓超先生政治上失意後，就到圖書館來了，他說，我們這個圖書館的任務應當區別于一般公共圖書館，性質屬于貴族圖書館。“貴族圖書館”這個名稱未必妥當，但梁氏提出，國家圖書館的性質應當區別于一般公共圖書館。今天，我們這個圖書館實際上是國家總書庫，爲國家提供各個方面的資料參考。我也是靠圖書館成長起來的，受圖書館的恩賜，所以要回報社會，盡可能做好服務工作。圖書館與博物館不一樣，書要使它發生社會效益，要給人看，書讓人看不到，就沒有意義。我們的鎮館寶書之一《趙城金藏》，是當年八路軍趕在日軍動作之前保護下來的，非常珍貴，我主張公開出版，製作成書給大夥兒來讀。圖書館是社會的一面鏡子。我們國家圖書館一年365天開放，目的就是爲了方便讀者，即便到了節假日，他們照樣也可以來這裏看書。讀書應該成爲一種生活方式……

　　記者：那麼您如何對付孔乙己？

　　任繼愈：嗬嗬！不但有孔乙己，有的還是高級知識分子呢。他們不但在我們這裏竊書，就是在大學圖書館裏也幹這種事。我們這裏的書一般都很貴重，外文原版書五六百塊錢一本，有的人沒錢買書，就用刀片把書中某些地方裁走，弄得書裏到處開天窗。竊書是一種社會病，畢竟占極少數，加以注意就行了，國外亦如此。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皆不可或缺

　　記者：作爲國學大師，您認爲傳統文化該如何繼承和發展？

　　任繼愈：人類的發展史和人們認識事物的過程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總的趨勢是不斷進步，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中國的傳統文化不論如何博大精深，總是曆史遺産，不可能已達頂峰而不被超越。有些人喜歡把古人的智慧和成就拔高到離奇的程度，如把《周易》《河圖》《洛書》等一些古典文獻或傳說捧爲至高無上的經典。從曆史唯物論的觀點看，有兩種錯誤地對待傳統文化的…

《傳統文化該如何繼承和發展——任繼愈先生訪談》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