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的義務，強調“順”。儒家的“叁綱”明確規定，臣子、妻子、子女必須絕對服從君王、丈夫、父親。從其孝道思想的角度來看，就是做子女的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父母(主要是父家長的權威)，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儒家孝道倫理發展到極致的真實寫照。
而中國佛教孝道思想張揚的孝親意識，更多的是一種宇宙間的自然親情關系，不像中土孝親倫理含有更多的社會宗法關系。它從佛教的“衆生平等”、“六道輪回”、“自渡渡人”的基本義理出發，倡導人們爲脫離苦海，走出輪回，成就涅槃，而孝順生身父母、七世父母以及所有衆生；從父母恩重來強調對父母恩情的報答，尤其側重論說母恩難報。其報恩是對父母的尊敬、奉養，讓父母得到精神上的改變及修行，使他們得到安穩，是一種親情的自然流露。佛教爲孝道的推行提供了善惡報應、生死輪回的信仰威懾力，要求人們“諸惡莫作”、“諸善奉行”。依照因果報應理論，人生的命運、前途完全受因果律的支配和主宰，善因得善果，惡因得惡果，如果行善行孝，死後成善靈，升至西方極樂世界；否則成爲惡鬼，變牛做馬，下十八層地獄受苦受難。儒家說忠孝節義，佛教說因果輪回，道教說神佑鬼懲，積澱在內心的倫理觀念和外在的鬼神信仰構成了對世俗民衆的強大製約力，儒釋道在孝道觀上的結合極大地強化了孝道的社會功能。
行孝爲了報恩,是佛教孝道思想的基本理念。佛教的孝與報恩理念緊密相聯，無論是《佛說孝子經》,還是《佛說父母恩難報經》,都著重強調父母養育之恩。一些佛教經典詳細說明了父母養育子女的艱辛，指出子女能使父母聞法得戒,修習叁昧,成就無上智慧,最後獲得解脫,才是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報答,是真正的孝。
(叁)理行同修
中國傳統孝道思想包括對現世父母的“事孝”，祭祀先祖的“享孝”，追祭已故父母的“追孝”。傳統儒家認爲，父母在世時，爲人子者，要盡其尊敬和奉養，要不忘立身以養其志。父母生病時，爲人子者，要盡心侍疾。父母去世時，爲人子者，要送葬、承志，要追念父母和祖先。爲了使人們做到親老，子女養之；親病，子女侍之；親死，子女葬之，儒家經典規定了一系列的孝道規範和行動准則。
而中國佛教孝道思想認爲，要以“敬”、“德”報父母恩，更要以“道”報父母恩，只有理、行同修，才能達到真正的大孝。對父母的哀喪，儒家主張叁年服喪；印度佛教不主張在人去世後，身著孝服，悲戚流淚；而契嵩加以折衷，認爲僧人的父母去世，不宜穿普通的喪服，僧人的大布袈裟即是出家喪服。他認爲叁年必心喪，靜居修我法，贊父母之冥。所謂心喪，原是古代老師死後，弟子不必穿喪服，只在心理悼念。契嵩認爲，僧人的父母去世，要以心服喪，靜居修法，以幫助父母修造冥福。
(四)笃孝修福
中國傳統儒家孝道思想與忠君觀相聯，孝親表現爲遵從宗法等級製的“孝忠”，存在著森嚴的等級秩序。不同等級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孝的形式和內容，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都有不同的規定。忠孝相通在觀念上使君和父的權威聯成一體，兩種權威互相支持，使其變得神聖而至上。中國傳統思想家們注重“孝慈”，是因爲他們認爲“孝慈”規範的貫徹，不僅可以穩定社會秩序，還能培養人們報國之心、愛國之情。孟子認爲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意思是說，由尊養家庭老者擴展到尊養社會上的老人，用對父母的感情去孝敬別的老人。
而中國佛教孝道思想認爲，笃孝、修戒是爲了求福、養親，要修福不如行孝，行孝不如持戒，出家僧人應節衣縮食，以贍養父母。佛教還把人們的孝行和佛事活動結合起來，竭力在民間造成奉行孝道的氣氛。《盂蘭盆經》說：“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念中常憶父母供養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常以孝慈憶所生父母乃至七世父母，爲作盂蘭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 中國佛教依照這種說法，爲拔救雙親乃至七世父母，而舉行盂蘭盆會，目連救母的故事綴成文學、繪畫、戲劇等，對維系儒家的綱常名教和宗法製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五)行孝“戒殺”
中國傳統孝道思想的倫理原則都是依血緣而定的，其核心是孝悌。正如孟子所說，仁的實質是事奉父母，義的實質是順從兄長，智的實質是明了並信守這二者的道理，禮的實質就是調節修飾這二者。而中國佛教孝道思想超出了俗世血緣鏈條，宣揚衆生平等，一切衆生皆有可能是你的前世或七世父母，因而中國佛教主張“戒殺”也是行孝的一個重要方面。《梵網經》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密切相關性是慈悲孝順的出發點。所以，佛教若行孝道，首先就要遵守不殺生的戒條。因爲殺生而食，有可能是殺我的父母，殺我的前身。
叁、中國佛教孝道思想的曆史作用和現代價值
中國佛教孝道思想作爲中國傳統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古代社會中曾發揮過積極的曆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豐富了佛教倫理思想的內容
如前文所述，中國佛教思想家們根據不同時代社會發展的現實要求，在不同時期通過對含有孝的思想觀念的佛教經典的理解和佛教教義的精神領會，對不少佛教經典進行翻譯和注疏，在必要時不惜借佛之名，撰寫具有中國特色的有著豐富孝道思想的中國佛教經典著作。所有這些，一方面，表明了一代代中國佛教學者和僧侶們爲弘揚佛法、傳承佛理、踐行佛教孝道所作的貢獻；另一方面，他們所翻譯、注疏、編撰的佛教著作對于佛教倫理思想的發展和豐富，對于整個佛教經典寶庫的資源擴充，有著不可磨滅的曆史作用。
(二)加速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
中國傳統儒家對于孝道一直是寵愛有加的，特別是在漢代孝觀念的勢力極爲強勁，基本上每個皇帝的谥號，都冠以“孝”字。中國佛教思想家們深深懂得“權變”的重要性，追求人生解脫的佛教要想在中土社會得到傳播和發展，必須發掘出印度佛教教義中與中國傳統儒家孝道相契合的倫理思想觀點。于是很多中國佛教徒，從印度佛教勸人爲善、衆生平等的倫理觀念著手，運用佛教的五戒比附儒家五常，以奉行五戒、五常者爲大孝，從而得出印度佛教倫理思想和儒家傳統倫理思想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而且可以相互補充，這樣就找到了外來佛教在中土社會立足的倫理依據和思想基礎。同時中國佛教思想家們大力宣揚佛教中的孝道思想，不僅提倡在家居士要講孝道，遵循世間孝道倫理規範，而且還標榜出家沙門可以勸父母行善修身，成就佛果，實現“巨孝”。這就加速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使佛教倫理思想成爲中國傳統倫理(儒釋道叁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叁)促進了儒家孝道觀與佛教果報說的融合
印光大師曾說：“儒佛二教，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他強調“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佛家人倫會通于儒家的“克己複禮”、“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倫理道德，主張“盡倫盡性”的思想。這充分說明儒佛是各顯其美，相輔相成的。儒家孝道所主張的“尊敬”、“奉養”、“侍疾”、“承志”、“立身”、“谏诤”、“送葬”、“追念”等多方面的內容，無不說明儒家孝道趨善避惡，而佛教主張心存善念最爲重要，心惡的人絕不可能往生淨土。
佛教主張“報通叁世，轉變由心”，認爲要想避免墜入叁惡的果報，須發大菩提心，改惡修善，力求超凡入聖。印光大師說：“孔子之贊周易也，最初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夫積善、積不善，因也；余慶、余殃，則果也。”由此可知，中國佛教所注重的倫常日用之道與儒教所說大致相同，比如俗話所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屋檐水點點滴”，其實就是佛教“生報”(又稱“花報”)所包含的倫理內容；所不同的是，佛教還主張“後報”，後報雖遲早不定，但沒有不報的。叁世因果，善惡報應，一方面使行善之人對來生寄托希望，另一方面使心中存有惡念的人，有著畏懼之感，不敢隨心所欲、胡作非爲。
(四)有利于傳統社會和家庭的穩定
中國佛教在弘揚人生的精神解脫法門時，自始至終擔負著醒世勸善的倫理使命。“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長期以來，這句俗語體現著中土社會廣大民衆對傳統孝道思想極端重要的體認。中國佛教孝道思想不僅認可俗世的孝道思想，還以其地獄觀念、輪回觀念、善惡果報觀念等佛教倫理觀念來強化人們棄惡從善、積善成德的道德信念，加強孝道意識和孝道行爲的自覺性和自律性。中國佛教孝道思想的勸世行孝，以其獨有的形式賦予孝道以信仰的力量，爲封建倫理教化開辟了一片新領地，一方面對那些不行孝道的惡人給以警醒作用，如果爲惡不改，胡作非爲，將來一定墜入地獄，永世不得超生；另一方面對于那些奉行孝道的善人給以安慰，只要心存善意，多做善事，來世一定能夠往生淨土，走出六道輪回。比如佛教“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所爲是”的叁世兩重因果說，使人們既立足于現實，又相信未來美好。這對于當時生活在貧苦之中的廣大民衆來說，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佛教孝道思想起著重要的精神安慰作用，同時，也有利于傳統社會和家庭的穩定。
鑒古是爲知今。對于中國佛教孝道思想有選擇地吸收，批判性地繼承，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和創新，是我們研究佛教倫理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我們對待中國佛教孝道思想的科學的、理性的態度。弘揚中國佛教孝道思想，無論是在當今社會，還是未來經濟、科技更加高度發達的社會，無論是對中國佛教界，還是對世俗社會，都是十分必要的。不僅因爲它有著深厚的社會現實基礎，而且它還有著多方面的社會功能。
新的世紀，我國已經邁入人口老齡化國家行列，而家庭養老依然是我國社會的基本養老方式。一方面，解決老年人問題需要孝道；另一方面，自私的“小皇帝”很少能盡孝道，成年後“啃老”、“刮老”現象日趨嚴重。加強孝道教育既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也是完善個人人格、培養責任感和富有同情心的重要途徑，還是培養21世紀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的需要。中國佛教孝道思想因其特有的內容和特征，以及多方面社會功能和曆史作用，只要我們對中國佛教孝道思想進行梳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夠實現其勸世行孝、助世行孝的倫理價值。
首先，中國佛教孝道思想在當今社會仍然可以發揮向善止惡功能。中國佛教孝道觀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向“善”。《法句經》要求“履仁行慈，博愛濟衆”，《分別善惡所起經》要求“用谏曉事，善心好意,敬事尊老,禮節兼備”，要“視人之善，猶己之善；視己之善，猶人之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人民總體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由于曆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日益盛行，一部分人花天酒地，也有一部分人饑寒交迫，于是，有關道德淪喪的事件層出不窮。生活在當代社會的人們，面對物質文明的繁華以及精神需求的提高，如果能夠擁有向善止惡的良好品德，對于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形成和睦的社會風尚，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無疑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其次，中國佛教孝道思想在當今社會可以發揮健全人格的功能。孝道是健全人格的保證，佛教認爲，一國的人民若能行孝，則長幼和順，國泰民安，家庭和睦；反之,若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則不能安國治邦。要達于上述境界，就必須通過完善道德的生活和嚴格戒律等途徑，不斷調適、整合、完善個人人格乃至家庭、社會、國家和世界，以呈現恒久和諧、協調、穩定狀態。
最後，在物欲、人欲橫流的社會生活中，我們可以利用佛教主張的“衆生平等”的理念，來說明父母、子女雙方能夠站在平等的立場上，以朋友的身份進行溝通和交流；可以利用中國佛教孝道注重對母恩的報答，更好地融洽母子、母女親情，減少子女對父母管教的敵對情緒，以促進未成年人健全地成長；可以利用中國佛教孝道倫理主張“心喪”叁年的孝道意識，讓人們在父母棄世後懷念父母，緬懷生前教導，從而勉勵自己加倍地努力，更好地學習、生活；還可以利用中國佛教孝道倫理“戒爲孝先”以及“勸善棄惡”的倫理理念，在當代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倡導人人趨善棄惡的社會氛圍，形成和諧健康、安定繁榮的社會環境，不管是對于尊老愛幼、互助友愛、鄰裏團結的家庭道德、社會美德的培養，還是對于整個社會的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精神的樹立，對新世紀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中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健康有序和協調發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積極的現實意義。
《中國佛教的孝道思想(劉立夫、劉忠于)》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