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jiaxingpal
印度大乘佛教派别之一。中国传统称为有宗。因强调瑜伽的修行方法而得名、以《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唯识三十颂》、《唯识二十论》和《成唯识论》等为主要经典。从事这派修持的人被称为瑜伽师。
传承 传说瑜伽行派的祖师是弥勒，但弥勒是否实有其人，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一般认为，在瑜伽行派兴起时，大乘佛教中曾有弥勒论师，该派假托弥勒菩萨所说作了种种论著。该派理论的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世亲的继承者有亲胜和火辨两家。较亲胜稍后并发挥亲胜学说的有德慧和安慧等，史家称为前期瑜伽行派或无相唯识派；世亲的另一继承者是陈那，他特别注意用因明的方法阐发瑜伽学说，是后期瑜伽行派或有相唯识派的先驱，陈那的后继者有无性、护法、戒贤、法称等。迨7~8世纪密教兴起后，大乘佛教中的两派开始接近起来，逐渐融合为瑜伽行中观派或称中观瑜伽行派。
学说 三类八识 瑜伽行派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人们精神的总体——识所转变显现出来的（“内识生时，似外境现”），所谓“万法唯识”、“三界唯心”。按识的变现和作用可分为三类八识：①前六识——眼识、耳识、知识、鼻识、身识、意识。它们主要的职能是起了别和认识的作用，前六识都以各自相应的认识器官（眼、耳、鼻、舌、身、心脏）为其活动的根据，并以相应的、幻现的外境（色、身、香、味、触、法）为其认识的对象；②第七识——末那识。它的职甬起思维度量的作用，是前六识和第八识（阿赖耶识）的中介，它以阿赖耶识为其自己存在的前提和认识对象，由于末那识的活动伴随有四种根本烦恼，从而使人们陷于痛若和生死轮回；③第八识——阿赖耶识（藏识）。是前七识的共同根据，宇宙万有的根源。它的本相有三：(a)能藏，即阿赖耶识能摄持和保存一切“种子”（潜在力），种子或潜在力在时机成熟时能够生出宇宙万有（种子生现行），宇宙万有也可发生（熏习）新的宇宙万有的潜在能力或状态（现行生种子），这种势如瀑流永恒不断的因果变化，亦即人间若海的无限变化过程；(b)所藏，即生起宇宙万有潜在力的所藏处；(c)我爱执藏，阿赖耶识原非自我（灵魂）而是识的流转，但第七识妄执为永恒主宰的灵魂，因之被称为我爱执藏，这个自我（灵魂）也就是轮回果报的主体。
四分 该派对认识的职能和作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四分”（四种作用之分）：①相分。是幻现的外界对象反映在人们认识中的形相，亦即客观对象反映在主观上的表象；②见分。是人们自己对于形相的认识能力或作用；③自证分。是证知、鉴定自己如何认识形相的了别作用，亦即见分、相分的自觉作用；④证自证分。是对于自证分的再证知、再鉴定，它是认识能力或作用的最高阶段和总结。他们曾以尺量布为例，说明这四分的关系。相分好比布，见分好比尺，自证分好比是根据尺所量知布的长短，证自证分好比是对于所量布的长短的证实。关于四分的学说在瑜伽行派内部有着不同的主张。安慧等人认为见分和相分是无体的、虚妄的实在（遍计无体），自证分才是相对的实在（依他实体）。因此这派称为无相唯识派；陈那、护法等人认为相分是有体的真实的存在，见分缘相分为外境时，见分上才会生起或显现相分的形相，因之被称为有相唯识派。
五位百法 对于识所变现的宇宙万有，瑜伽行派概括为五位百法。五位是心法（精神现象）、心所有法（心的随属现象或作用）、色法（物质现象）、心不相应行法（非精神非物质的现象）、无为法（不生不灭的现象）。此外，他们也对宇宙万有的本性作了说明，认为从“存在”或“有”的方面看，可分为三性：①遍计性。即虚妄的表相（相）；②依他起性。即假有的或相对的表相，由因缘或条件所引起；③圆成实性。即绝对的表相，圆成实性不借因缘或条件，是由自身所引起的一种真实的实在，它是由完成修行的人在瑜伽直觉中所亲证，圆成实性也就是真如佛性。从“非存在”或“无”的方面看，可分析为三无性：(a)相无性。一切体性都无；(b)生无性。没有生，没有自然所有之性。非有似有，一切犹如幻象；(c)胜义无性。远离妄执，无相空寂，一切清净，这是瑜伽行者修持所达的最高境界。
五种姓 瑜伽行派把一切众生分为声关乘种姓、缘觉乘种姓、如来乘种姓、不定种和无种性五类。认为这五姓由于各自所具有的无漏种子（没有被烦恼所污的种子）和有漏种子（为烦恼所污、被束缚限制的种子）的不同，而修持所得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声闻乘种姓可修证阿罗汉果；缘觉乘种姓可修证辟支佛（缘觉）；如来乘种姓可修证为如来佛；不定种姓所修的证果很不定；无种性因为只具有有漏种子，要受业报轮回的限制不能成阿罗汉或菩萨。以上被称为五性各别说。
传播 唯识思想在南北朝的北魏时代就由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人传入中国，在北方地区成立了地论学派。在南朝的梁陈时期，真谛又把这一思想弘传于南方，在江南一带形成了摄论学派。但南北朝时代在中国流传的唯识思想基本上都属于印度前期瑜伽行派的思想或唯识古学。迨唐玄奘自印度回国译出《成唯识论》后，中国才传播鳊护法一系的唯识新学，从而建立了唯识学派——法相宗。唯识学在唐代曾风靡一时，但在唐末五代即开始衰微。新罗在玄奘以前即弘传地论和摄论，以后又有玄奘的直传弟子神昉、圆测和圆测的弟子道证等传入唯识新学，建立了新罗的唯识宗。日本的唯识学最初由直接从玄奘学习的道昭传入，以后又有玄昉等人到中国学习，带回大批经论，弘传唯识，逐渐建立了日本的法相宗。这个学派在奈良、平安朝和江户时代一直盛行不绝。（黄心川）
wuming
古代印度的五类学科。全称五明处，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前四明是各学派共同的，后一明各学派各有自己的典籍、宗旨，内容亦不相同。如佛教以三藏十二部经典教义为内明，婆罗门教则以四吠陀为内明。大乘佛教积极主张利益众生，以五明为学人所必学的内容，并认为经是圆成佛果的“大智资粮”。
声明 研究语言和名、句、文身等如何构成的学问。义净说“西方”6岁童子开始学《悉谈章》等声明著作。中国唐代沙门智广撰有《悉昙字记》，即此类专著。藏文大藏经中译有声明专著近40种。
工巧明 包括的范围很广，据《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工业明处”称：农，商，事王，书、标、计度、数、印，占相，咒术，营造（雕塑），生成（豢养六畜等），防那（纺织、编织、缝纫），和合（调解争讼），成熟（饮食业），音乐等十二种均属此。
医方明 相当于现代的医药科学和医疗技术。释伽牟尼在世时，其弟子耆婆（王舍城名医）对医药就有所贡献。随着佛经的传译，天竺医术也传入中国，佛经中的“地水火风”和“四百四病”之说，早为中国古代医学界所采用。义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除病品》中曾讲到风、热、痰荫、总集等病和针刺、伤破等8种治疗方术。融合汉、印、藏医学的西藏《四部经典》也颇负盛名。
因明 印度逻辑学。印度正理派首创。印度佛教瑜伽行派学者弥勒、无著在《瑜伽师地论》中用“论体”等七事来作解释，重在辩论术方面的研究。到了陈那作《集量论》，把它发展到以“量论”（带有认识论的意义）为主要内容的探讨。北魏延兴二年（472）吉迦夜译《方便心论》，梁大宝元年（550）真谛译《如实论》，因明之学开始传入中国。其后玄奘传习因明，译有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后窥基作《因明入正理论疏》6卷，成为汉地研习因明的主要典籍。从此因明在中国佛学界中得到广泛流传。
内明 即佛学，指释迦的言教，包括菩萨藏和声闻藏两类教典。据《瑜伽师地论》卷十三《闻所成地》的解说，“内明处”略有4种相：1、由事施设建立相（指经、律、论的建立）；2、由想差别施设建立相（指佛教专有名相的建立）；3、由摄圣教相（指解释佛教教义的理论）；4、由佛教所应知处相（指佛教所应知道的法数）。（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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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苦谛。苦是受逼迫苦恼之意，主要指三界生死轮回的苦恼。有三苦、八苦的不同。三苦，一为苦苦，指正在受痛苦时的苦恼；二为坏苦，是享受快乐结束时的苦恼；三为行苦，谓不苦不乐时，为无常变化的自然规律所支配的苦恼，包括生、老、病、死在内。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五阴盛苦。佛教认为，三苦、八苦有的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有的是自然原因造成的。
2、集谛。亦名习谛。集是积聚感招之意。说一切众生，常时以来，由于贪瞋愚痴的行动，造成的善恶行为的业因，能感招将来的生死苦果。
3、灭谛。亦名尽谛，为息灭、灭尽之意，灭尽三界内之烦恼业因以及生死果报，称为灭，也称了脱生死，从此不再受三界内的生死苦恼，达到涅槃寂灭境界，即为解脱。
4、道谛。道为通达之意，也是道路的意思。这种道路是达到寂灭解脱的方法和手段；原始佛教认为道谛是指八正道。以后大、小乘又各有发展。佛教认为依道谛去修行，就能达到寂灭解脱的灭谛。由此途径确实可以达到解脱生死的目的。
古印度著名大佛塔。在今印度中央邦马尔瓦地区波保尔附近。塔直径36.6米，高约16.5米，雄浑古朴，庄严宏伟。塔中心半圆形的覆钵，最初是公元前250年左右由阿育王修建的。后在巽伽王朝时代由当地富商资助的一个僧团继续扩建，在覆钵土墩外面垒砌砖石，顶上增修一个方形平台和三层伞盖，底部构筑了石砌的基坛和围栏。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到公元1世纪初叶，安达罗王朝又在围栏四方陆续依次建造南、北、东、西四座砂石的塔门牌坊。每座牌坊由三道横梁和两根立柱构成，并饰以左右对称的浮雕嵌板和圆雕构件。浮雕嵌板的内容多为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由于当时佛教雕刻尚禁忌出现佛陀本身的形象，故只有法轮、宝座、菩提树等象征物表示释迦牟尼的存在。圆雕人物的代表作是东门牌坊横梁与立柱相交处的著名的树神药叉女像。她双臂攀援芒果树枝，纵身向外倾斜，凌空悬挂于整个建筑结构之外，富有节奏感的S型体态，健壮丰满，被誉为印度标准女性美的雏形和始祖。印度把这种塔门牌坊称作“陀兰那”(Torana)，故后代把这种雕刻艺术称作“陀兰那艺术”。（方广 ）
Fosuoxingzan
佛教典籍。又名《佛本行经》、《佛所行赞经传》、《佛所行赞经》、《佛本行赞经》、《佛所行赞传》。古印度马鸣著，北凉昙无谶译。5卷。叙述释迦牟尼一生事迹，把宗教故事、宗教理义用诗歌形式巧妙地表达出来，在印度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汉译异本有南朝宋宝云的译本，7卷；另有藏译本，内容与汉译大致相同。此外还有梵文残本传世。1893年初次刊行。现已有现代汉语译本。
这部诗歌体的典籍在古代流传颇广，影响很大。7世纪时，巡游印度的中国高僧义净说此经“五天南海，无不讽诵”，意即全印度与东南亚沿海及岛屿皆甚流行。了还认为“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复令读者心悦忘倦，又复纂持圣教能生福利”。（方广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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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术语。指地、水、火、风为四种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又名四界。界，是种类的意思，谓地、水、火、风四种物体均能保持各自的形态，不相紊乱。亦名四大种。种，有能生的作用，如种子。佛教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四大所生。又把物质世界称为色法。色，分能造色和所造色两类，四大种为能造色，其余一切物体为所造色。
四大之“大”，有两种含义：1、相大，如大山大地，大江大海，大山劫火，黑团风、龙卷风等；2、用大，一切物体皆为四大组成（所造）。说一切有部认为，四大各有不同的性能和业用，地大以坚为性，有一定硬度，其业用能受持万物；水大以湿为性，有一定的湿度，其业用能使物摄聚不散；火大以热为性，有一定的温度，其业用能使物成熟；风大以动为性，有一家的动力，其业用能使物成长。四大发内外两类，动物体内的四大称内四大，动物体外的四大称外四大。四大又有实假之分。从四大的坚湿暖动诸性而言，唯身根能感触，属触处所摄色，为实四大；眼根所见的四大，是形色（地水火风的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等形状）和颜色（地水火风的青、黄、赤、白、黑等颜色），属假四大。佛教认为人身亦由四大构成，以此说明人身无常、不实、受苦。《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称：“地水火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同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居一箧。”
四大原是古印度用以分析和认识物质世界的传统说法，佛教加以改造。但古印度佛教以外的各学派，对四大的解释各有不同。顺世派对于物质世界不论能造所造，都说是四大，并认为是常住不变的。胜论派认为四大属于实句义（实体范畴），是常与无常。数论派认为，地水火风既是所造也是能造，说四大是色、声、香、味、触五尘（五唯，即五种细微元素）所造。佛教各派对四大也有不同的见解。大众部认为，四大为能造，色香味触四尘为所造。成实学派认为，四尘能造四大，四大能造五根，主张四大通能造所造。经量部认为能造所造皆通实假，主张微尘是实，粗色属假。一说部认为，能造所造唯有假名，都无实体。瑜伽行派认为，有漏大种所造色属依他起性，无漏大种所造色通圆成实和依他起；大种唯属实，造色通实假。（刘明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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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教义。姓亦作性。略称五姓，或称五种种姓、五种乘姓及五乘种姓。瑜伽行派和法相宗认为一切众生先天具有五种本性，由阿赖耶识中无漏种子（没有烦恼所污）和有漏种子（为烦恼所污，受到束缚限制）所决定，不可改变。《大乘入楞伽经》卷二称五种种姓为：声闻乘种姓，缘觉乘种姓，如来乘种性，不定种姓，无种姓。佛教认为，此五种种姓，证得的果位均不同。1、声闻乘定姓（定姓声闻）。闻佛声教而得觉悟，故名声闻。专门修习声闻因，而证声闻果，不想进求佛道，是名声闻乘定姓。2、缘觉乘定姓（定姓缘觉）。观察思维因缘生灭的法和理，契证真实灭谛，故名缘觉。专门修习缘觉因，而证缘觉果，更不进求佛道，是名缘觉乘定姓。在大乘看来，这只是独善其身而不拯救众生。3、如来乘定性（定姓菩萨）。菩萨悲智双运，冤亲等观，广利众生，证菩提果，是名定性菩萨（如来乘定姓）。以上三种统称“三乘”。认为这三乘一定会相应地达到罗汉、辟支佛、菩萨（或佛）的果位，故称定性。4、不定种姓。指具有三乘本有种子，遇缘薰习，修行不定。若近声闻，就修习声闻法，若近缘觉，则修习缘觉法，若近菩萨，又修习菩萨法，究竟达到何种果位，不能肯定，是名不定种姓。5、无种姓。无种，指无善根种子。生成邪见，拨无因果，不受化度，不求解脱，甘溺生死，是名无种姓，又名一阐提。谓不信佛法，无佛种姓，永远沉沦生死苦海，虽然能修得人天胜妙果报，却永远不能成佛。此五种姓之说，虽是瑜伽行派和法相宗所特有的主张，但思想来源很早。《大般若经》卷五百九十三中已提到三乘性及不定性。即声闻乘性决定者、独觉乘性决定者、无上乘性决定者和三乘性不定者。（元湛）
Yuanzhen
日本佛教天台宗寺门派创始人。俗姓和气，字远尘。赞岐国（今香川县）人。空海俗甥。15岁师事延历寺义真，受菩萨戒，安居比睿山12年。因通达显密，博鉴他宗，被推为“一山真言学头”。853年入唐，于福州开元寺就存式学《妙法莲华经》、《华严经》、《俱舍论》，又从般若怛罗学梵语和密教。继至天台山国清寺，研习天台章疏。唐大中九年（855）至长安青龙寺，从法全受瑜伽密旨，受传阿阇黎位灌顶；又向大兴善寺智慧轮学胎藏、金刚两部秘法。翌年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开元寺，谒良 。复上天台，于国清寺止观院建立一堂，题名“天台山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请清观住持。大中十二年携带经疏千余卷回国。依敕命住比睿山山王院，并屡次受请入宫讲经修法。越年移住山下三井园城寺，奏请为天台的别院；又创立唐院，收藏由中国带回的典籍。868年敕许以园城寺为传法灌顶道场，形成后来的寺门派。同年任天台宗第五代座主，职位僧教。教义上不同意圆仁所说圆密两者教理相同只是“事相”（仪轨等）不同的观点，认为密教比圆教（天台宗）优越。卒后追谥智证大师。主要著作有《法华论记》、《法华玄义略要》、《大日经指归》、《讲演法华仪》等。所著《授决集》2集，后成日本天台宗寺门派教学的根本圣典。（林子青）
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亦称睿山大师、根本大师、山家大师、澄上人。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近江国（今滋贺县）人。初依大安寺行有为弟子，学唯识章疏等。15岁于近江国国分寺剃度785年于奈良东大寺受具足戒。后人比睿山结草羯，学法华、金光明、般若诸经，特别精究《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天台三大部）。788年改草庵为寺（后称一乘止观院、延历寺）。804年作为“入唐请益天台法华宗还学生”，率弟子义真入唐。在天台山从修禅寺道邃和佛陇寺行满受天台教义，并与弟子义真从道邃受菩萨大戒；从禅林寺的翛然习牛头禅要。离天台山后，又至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从顺晓受密教灌顶，并抄写许多经疏。翌年携带《台州录》102部240卷、《截止州录》230部460卷及金字《妙法莲华经》、法具等回国。先为南部八高僧讲授天台宗法门，又在高雄山寺设灌顶坛传密教，为日本有灌顶之始。并获准设天台宗“年分度者”（按年限定出家人数），正式创立日本天台宗。819年上奏，欲创建大乘戒坛于比睿山，遭到奈良其他佛教徒的反对和攻讦，因撰《显戒论》3卷、《显戒缘起》2卷上之于天皇，未被允许。直到逝世后，日本天台宗方获准在比睿山设大乘戒坛。866年，清和天皇追赠传教大师谥号，为日本有大师号之始。所创天台宗为“圆密一致”，主张四宗（天台宗、密宗、禅宗、大乘戒）合一。著作主要有《守护国界章》、《法华秀句》、《内证佛法自脉谱》、《山家学生式》、《显戒论》等，近代辑有《传教大师全集》。
1982年，日本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山田惠谛率众到中国巡礼天台，和中国天台宗联合举行法会，立“最澄大师天台得法灵迹碑”于国清寺，中国天台宗也立碑纪念。（林子青）
古印度佛教晚期大乘瑜伽行派的重要学者。据藏传资料，他系东印度婆连陀罗王族班支达毗斯沙迦之子，曾从安慧、阿输迦等人受学，精内外五明。曾在东印度跋卢舍王国写了声明、医方、韵律、工巧等方面的著作多种。后被国王逐出，随商人到今斯里兰卡，建狮子音神殿，讲大乘法，并写作工巧、医方等著作。随后到南印度，为《波腻尼经》作注；又到那烂陀寺，以瑜伽行派学者的身份与中观派学者月称辩论。据说这场辩论持续了七年，旁听者甚众，最后的结论是“嗟嗟龙树宗，有药亦有毒，慈氏无著书，众生之甘露”。意谓月称所传的龙树之学，有可取的，也有不足取的；而月官所传的瑜伽学则守全是可取的。月官在这场辩论中获得好评，说明他对瑜伽行派学说有所发展。嗣又在檀那室利建立百余度母神庙。最后逝于南印度普陀山。
月官从瑜伽行派观点出发讲中道，学贯显、密；弘通博识，著述甚丰。传说他对世间的声明、工巧，佛家的赞颂、义理等四个方面著作各有108部，共计432部。但今存甚少，梵文仅有《与弟子书》一封信，汉译全无，藏译有40余部；其中一半以上是关于密教的，大多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中。主要著作有关于声明的《记论旃陀罗经》、《记论旃陀罗字经解》、《字缘二十颂释》、《忏悔赞》、《菩萨律仪二十论》（以二十颂概括菩萨戒的内容）等。他在西藏主要是作为一个文法学者而名彰后世。此外，他对菩萨戒的说法，也与玄奘的译本有出入，内容虽无变化，但也戒的说法，也与玄奘的译本有出入，内容虽无变化，但也显示出两家传承的不同。他的说法，完全为藏传佛教所传承。（方文 ）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汉 地 佛 教
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丁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
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鳊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永平年间（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
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谦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科经律，共88部，1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
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辽，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4）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支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歪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两宋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继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并使中纪委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祐（1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经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太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吴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亲制《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提供不问宗派异同，都应念佛，对近世佛教有重要影响。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譬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竞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入，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手吉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华僧人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
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醒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无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般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弼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
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太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土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槃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竞相研习，形成大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
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入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属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我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纂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直城藏》共6900余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汉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油共，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
僧伽制度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但有自己的特点：①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②僧徒必须素食；③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④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良，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变更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
佛事活动与节日 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远，历代相沿。盂半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瓷日举行供佛及僧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瑜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
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槃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教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
文化 佛教自传入汉地以来，即与中土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佛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后世称为“曹衣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艺术宝库。唐代盛代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合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也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入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入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起过一些促进作用。
藏 传 佛 教
藏传佛教，或称藏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10世纪后半期形成。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传佛教。
历史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分“前弘期”和“后弘期”。前者自7世纪至838年朗达玛禁佛约200余年。后者开始之年颇多异说，依仲敦巴之说，当始于978年，至今已达千年。
前弘期 开始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并为她们带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传说当时曾请印度人俱萨罗、尼泊尔人向达尔及汉人大天寿和尚译出少量经典，但未建立僧伽。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其时唐僧往还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还曾受到文尬以主的礼遇。至赤德祖赞时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庙，汉地佛教随之传入。同时，因西域动乱及大食东侵，于阗及中亚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蕃，赤德祖赞都予以收容。他还曾派人至冈底斯山迎请印度密教学者佛密和佛寂，二人辞谢未来。晚年，他又派大臣桑希等四人去汉地取回大量经典并带回汉僧一人。赤德祖赞死后，崇奉本教的贵族大臣掌权，发动第一次禁佛运动，驱逐汉、尼泊尔等地僧徒，拆毁寺庙。至赞普赤松德赞年长亲政，才又兴复佛教。赤松德赞时从印度请来寂护和莲花生，营建桑耶寺，度僧出家，建立僧伽制度，迎请译师翻译经典。还曾召集佛教徒与本教徒乾地辩论以灭本兴佛；又举行汉僧与印僧的辩论以统一信仰。赤松德赞后又历牟尼赞普、赛那累赤德松赞两代，至热巴巾赤祖德赞在位时，请印、藏高僧审定译名，编辑梵藏辞汇，校订已译经典，编定三大译经目录。据迦登目录所载，在此以前译出的小乘、大乘、显、密的经、律、论、注共有700多种。他又规定“七户养僧”，任命僧人钵阐布为大相，委以军政大权。最后，反佛大臣谋杀了赤祖德赞，拥立其兄朗达玛嗣位，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内流传。经过此次禁佛运动，至100多年（838～978）后，佛教才从多康地区重新传入西藏，开始了后弘期。
后弘期 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词，藏语意为“上师”。密教中尊师如佛，以上师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别于前期佛教之“三皈依”。这一时期中藏传佛教的特点，一为大量传译印度波罗王朝时期盛行起来的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典和法门，一为以密教传承为主形成各种教派。传译工作至13世纪初基本结束。200多年中，不仅印度许多显密兼通的高僧到西藏传法译经，西藏也有大量僧人前往印度、尼泊尔学法，以后成为著名的译师。双方有名可考的译师达300余人。这些译籍以后都收入甘珠尔和丹珠尔中。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尔有1055部，丹珠尔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尔有1114部，丹珠尔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为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经》收入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4907部，共5962部。汉藏两种文字的大藏经相较互有短长。汉文大藏经中经藏有四“阿含”、《大涅槃经》、《大集经》等，律藏有《十诵律》、《四分律》、《弥沙塞律》等，论藏有《大智度论》、《大毗婆沙论》、《成实论》、《顺正理论》等重要典籍为藏译所无。而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中，译有大量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论、疏释以及中观、因明、声明、医药、历算、工巧等论著为汉译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数量也很庞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本，始于元成宗时（1295～1307），至明神宗时（1573～1619）完成甘珠尔的翻译，至清初章嘉呼图克图又完成了丹珠尔的翻译。藏文大藏经的满文译本完成于清乾隆（1736～1795）末年。
藏传佛教的各派，是在后弘期中逐渐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争，佛教内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后弘期中因传承的不同产生若干教派，较大的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较小的有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派。本教虽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后弘期中渐与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佛教的一个派别。
僧伽制度 藏传佛教奉行说一切有部戒律，各派对大乘菩萨戒及密宗根本戒等也都遵行。但在后弘期中如噶举及萨迦两大派创宗传法者大多有妻室，宁玛派因经历禁佛而在家庭中世传。严格按照戒律建立比丘僧伽制度立寺推行的只有格鲁派。但其他各派也非全无具戒比丘。寺院组织因派别及寺院大小各不相同。格鲁派后来曾形成政教合一制度，以教统政，大寺院中的僧职亦可起官职作用。西藏振奋寺远望与汉地大寺相似，其实内部如一小型城镇，除异常、僧舍、灵塔、经幢外，尚有私人住宅及街巷等，形成一自给自足这社会。以格鲁派拉萨三大寺为例。寺中僧众集体构成札仓（经学院）。有一住持称“堪布”，实即汉译之“和尚”。堪布总理寺务，能代表寺院出度地方政府重要会议。堪布以下设有喇让强佐一人，为堪布的总管；格贵一人，俗称铁棒喇嘛，维持纪委秩序，查处犯戒及各种纠纷；翁则一人领众诵经；雄来巴一人管理僧众学经、辩率及考试格西学位事务。以上职务由堪布自行任免。札仓下另设“康村”一层组织，按地区划分僧众。此一级组织在各寺中多少不一。如哲蚌寺的罗色林札仓即有23个康村。每一康村另设管理事务职事若干人。在大寺中常有数个札仓又合设一是高管理机构名喇吉，采取委员制各札仓的堪布为当然委员，从中选出年资最高者为赤巴堪布，俗称法台。喇吉下另设叶索二至四人为全寺大总管；磋钦协敖两人为全寺铁棒喇嘛，俗称大铁棒喇嘛；磋钦翁则一人领全寺僧众诵经。另各派皆有活佛转世制度。活佛藏语称朱古，即化身佛，有大、中、小这分，选定条件各不相同。在格鲁派中，班禅为无量光佛化身，达赖为观音化身，为最大活佛。另外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又有磋钦朱古为全寺活佛，札仓朱古为重新忆仓内活佛。磋钦朱古中也有大小的区别，最高为甲波朱古，有在新达赖未亲政前担任摄政的资格。其他活佛也都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特殊地位，有各自的喇让（馆舍）和执事人员。西藏僧人的学制和学位在格鲁派中有严格规定。有资格的学僧称贝恰哇即读书者，一般从入寺起至考取格西学位需20～25年。如能出钱免服寺中劳役，称为群则（法行者），学程可以缩短一半以上。在显宗札仓学习的内容以五部大论为主，学习完毕即可申请参加辩论考取学位。学位总称是格西，即善知识或善友。在三大寺系统中格西又分四级，即拉然巴、磋然巴、林赛和朵然巴（或称日然巴）。已得格西学侠的僧人如再进密宗学院学习时则佐仁巴，由此可逐步上升为格郭、喇嘛翁则、堪布、堪苏、夏孜却杰及绛孜却杰，后二者七年一届轮流升住甘丹墀巴，为格鲁派教主，享有与达赖、班禅、萨迦法王同等尊荣，任满后得荣举称号赤苏，死后有作为活佛转世的资格。
佛事仪式与节日 藏传佛教既有前弘期的传承，又全盘接受了印度晚期大乘盛行的无上瑜伽部密宗，传承千差万别，仪轨极为繁复，学者各尊所传，各行其是，情况远比汉地佛教复杂。大体上，寺僧上殿诵经，高僧讲经说未能，举办大型法会等显宗法事和汉地佛教基本相同。至于密宗传法灌顶以及修法仪式则按各派各法传承仪轨举行，种类极多，为汉地佛教所无。
西藏民间传统节日充满佛教内容或带有佛教色彩，故与佛教本身节日无从严格区别。各地各派的节日活动也不一致。一般说来，纪念佛诞为藏历四月上弦七日，和汉地相近。拉萨每年正月举行祈愿法会长达一月余。六月底七月初举行的雪顿节，系由夏安居衍变而来。七月底举行望果节为庆祝丰收。青海塔尔寺于每年正月十五粘节展出酥油花，正月初八至十五日举行祈愿大未能会，四月初八至十五日举行四月法会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与涅槃。六月初三至初八举行纪念释迦牟尼三转法轮大法会，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举行纪念释迦牟尼降凡大法会。
文化 佛教开始自汉地传入西藏，以后又直接自印度传入。在前弘期中，汉、印两系佛教在西藏都有影响。汉、印两地高度发展的工艺美术也一并传入，故莲花生主持兴建的桑耶寺即采用印、汉、藏三式，这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以精用宏的作风在西藏民族文化中随处可见。西藏文字虽仿梵文字母制造，但书法汲取汉字的正、行、草三体并行的方式，万以草体迅捷酣畅，别具一格。西藏医学以《四部续》集其大成，其中医药理论及医疗技术明显地综合会通了汉、印、藏的医学成果，并吸收当时西域、中亚的医术，形成独具特色的“藏医”；以后传入蒙古，又发展而成“蒙医”。后弘期之初，北宋已完成统一大业，而西藏统一的地方政权已经解体。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唃斯罗遣使入贡，宋朝以对藩属之礼给予厚赐。元、明、清三代藏族与内地关系更加密切，正治、经济日益融合为一体。故此期藏传佛教虽以全盘接受当时印度流行之无上瑜伽部密宗为主，但文化上受汉文化之影响更大。寺院等建筑，大多采取汉地宫殿形式而又有所发展，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雕梁画栋，备极精巧。如拉萨之布达拉宫以及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青海塔尔寺等为古代伟大建筑中的杰作。尤其因为密宗注重像设，因而使藏传佛教发展了雕塑、绘画的技巧。藏地种佛教造像，无论雕、镂、塑、铸都能注重体型比例，栩栩如生，极为精美。大型造像如扎什伦布寺大弥勒铜像高26米，北京雍和宫旃檀木雕大弥勒像高18米，造型生动庄严，工艺巧妙精湛，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西藏各种刻版佛经，雕印工艺也很精美，尤以各种御赐及藏地金字藏经写工之精妙，装潢之瑰丽，为民族文化之奇珍。至于彩绘画像更以布局设色见长，纤细入微，形成特殊的艺术风格。另外，藏族使用的历法，以无上瑜伽部时轮金刚经所传历法为主，参用汉地传入的历法，从1027年（丁卯）开始，每60年为一“饶琼”，用干支纪年与汉地农历同。
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
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亦即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传的小乘佛教在教义、学说上都有不同的发展而各具特色。中国汉文大藏经中关于北传小乘的经律、论三藏都有比较完备的译本。高僧法显曾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抄写经律，但所携回译出的《杂阿含经》原本是否为巴利语已不可考。南朝齐永明七年（489）译出的《善见律毗婆沙》和梁天监十四年（515）译出的《解脱道论》则出于南传。中国律宗奉行的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传同一系统。律宗解释律义即常引《善见律毗婆沙》之说。中国出家尼众的得戒最初也由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余人前来传授。故汉地戒律与南传有很深渊源。在教义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内容。在南传三藏中《小部》的《本行藏》即集录各种波罗蜜行的事亦，承认佛道不与声闻道共，为大乘理论之先河。尤其主张“心性本净，为客尘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的初期禅宗根本思想。近代研究发现，达摩的壁观，可能与南传定学从地遍处入手应用地色曼茶罗有关。由此可见，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与汉传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错综的关系。
南传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约在7世纪中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亦只口耳相传。约在11世纪前后，因战事波及，人员逃散，佛教也随之消失。战事平息后，佛教由勐润（今泰国清边一带）经缅甸景栋传西双版纳，并随之传入泰润文书写的佛经。这就是现在傣族地区的润派佛教。此外，另有缅甸摆庄派佛教传入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创制后始有刻写贝叶经文。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金莲公主嫁与第十九代宣慰使刀应勐时，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三藏典籍及佛像随来传教。最初在景洪地区兴建大批塔寺，不低度缅僧双将佛教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地，尔后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这些地区的傣族中。
经典内容和南传巴利语系三藏相同，但编次稍有差别。三藏典籍有巴利语的傣语译音本及注释本和部分重要经典的傣语译本，还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的著述，除经典注释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诗歌、传说及佛经故事等。
现在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按其名称可分为润、摆庄、多列、左祗四派、又可细分为八个支派。傣族男童达到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中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时再还俗。个别被认为优秀的，可继续留寺深造，并按僧阶逐步升为正式僧侣。僧阶大体可分帕（沙弥）、都（比丘）、祜巴（都统长老）、沙密（沙门统长老）、僧伽罗阇（僧王、僧主长老，这一僧阶长期来虚职无人）、帕召祜（阐教长老）、松迪（僧正长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长老）等八级。或在帕之前增帕诺（行童）一级，在都之后增都龙（僧都）一级则为十级。自五级以上晋升十分严格，最后两级在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只分别授与傣族和布朗族各一个，成为地区最高宗教领袖。（赵朴初）
Jingxingguo
佛教术语。境，指佛教徒修行所应分别观察的诸法境界，包括佛教所讲的三科、五位、百法、四谛、十二因缘等世出世法。行，指修行，即对上述诸法境界分别观察其孰善孰恶，应断应修，进行闻思修，断除烦恼，求证圣果的思想行为。可分为有漏行、无漏行两类。无漏行中又可分声闻行、缘觉行、菩萨行三种。由于行的不同，所得的果报亦各异。果，指修行断烦恼所得的果报，修有漏善行，感人天妙果；修无漏行，得无漏圣果。此中可分“分果”和“满果”两种。分果即断一分烦恼，得一分果。如修声闻行有四果之分，修菩萨行有十地之别。满果则修声闻行最终得阿罗汉果，修缘觉得最终得独觉果，修菩萨行最终得大觉果。由于各宗派各经论的主张不同，对于境行果的解释也各有差别。如法相宗主张对一切法分别观察其三性有体无体、有为无为等为境；对于已知境法习闻思修三慧、修五重唯识观为行，修无漏行永断诸障，得大菩提为果。又对《唯识三十颂》的分科，以前二十五颂为境，中四颂为行，末一颂为果。《大乘起信论幽赞》则主张一心、三大（体大、相大、用大）为境，四信（信根本真如、信佛、信法、信僧）、五行（施、戒、忍、进、止观）为行，以分果（随分觉，即随去一分染迷得一分净觉）、满果（究竟果，成佛）为果。（刘明渊）
Piluzang
越南佛教灭喜禅派（又称南方派）创始人。其名意译为灭喜。南天竺人，出身婆罗门，曾周游印度，学习和研究佛教。南朝陈太建六年（574）到达长安，从中国禅宗三祖僧璨参学，后至广州制旨寺从事译经，译有《象头精舍经》和《报业差别经》。在中国居住7年，太建十二年到达越南，住河东法云寺，翻译《大乘方广总持经》等。在越地14年，创立灭喜禅派。临终前将心印（意即不立文字，不依言语，以心为印）传授弟子法贤。他是越南禅宗的始祖，对越南佛教的发展卓有贡献。《禅苑传灯辑录》中有毗尼多流支的传记。（梁志明）
Putiliuzhi
北魏僧人。佛经翻译家。一译菩提留支，意译道希。北印度人。深悉三藏，显密兼通。北魏永平元年（508）携大量梵本，经葱岭来洛阳。宣武帝慰劳礼遇，请居灵太后所建规模宏丽的永宁寺。当时，该寺有印度、西域僧700人，而以菩提流支为翻译的宗主。后随东魏迁到邺城（今河北临漳），继续翻译。到天平二年（535），前后20余年所译经论，据唐《开元释教录》刊定，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卷、《弥勒菩萨所问经》1卷、《胜思惟梵天所问经》6卷、《深密解脱经》5卷、《入楞伽经》10卷、《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10卷、《弥勒菩萨所问经论》5卷、《究竟一乘宝性论》4卷（阙本）、《法华经论》2卷、《宝积经论》4卷等共30部，101卷。据李廓《众经目录》所记，他室内梵本万夹，译稿满屋。其翻译偏重大乘瑜伽行派的学说。《十地经论》系与勒那摩提等共译，主张阿梨耶识为诸法缘起的根本。他和弟子道宠号称相州北道系，为地论学派内两个对立的流派之一。所译《入楞伽经》，对于北方禅师的修禅，有一定的影响。他又以《观元量寿经》授与修习净土的昙鸾，并译有《无量寿经论》，对于净土宗的建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判教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智顗的《法华玄义》说他主张二时教，即佛成道后12年内所说法都是半字教，12年后所说才是满字教。窥基在《大乘义林章》则说他主张一音教，即佛用一音说法，众生随不同的根性而获得不同的理解。（苏晋仁）
古印度佛教僧人，印度佛教大乘中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平不详。传说他出身于南印度萨曼多婆罗门种姓。少年出家，师承佛护的弟子莲花觉。精通佛护一系的中观学说。曾任那烂陀寺住持，并曾与月官进行过辩论。后又在南方，弘扬佛法，兴建寺庙。最后逝于摩 藩伽山。他发挥了中观无自性学说，反对瑜伽行派的阿赖耶识，不同意立自证分。承认有离心的名言外境，但认为无论是世俗谛、胜义谛外境都无自性，反对清辨的世俗谛有自性。他把龙树的缘起性空的理论发展成性空缘起，并发展了如何安立烦恼障和所知障的二障差别，以及佛果位的尽有智如何观照世俗谛的理论。在方法论上，他发扬了佛护的传统，对论敌的观点采用归谬论证法，严格地只破不立，以破显宗。因此被称为“随应破派”或“应成派”现存的月称著作有十余部，既有中观通论性质的著作，也有对龙树的《中论》、《六十颂正理论》、《七十颂性空论》和提婆的《四百论》所作的注。主要有《入中论》、《中观根本明句论》（又名《明句论》）、《六十道理论释》、《七十空性论释》、《菩萨瑜伽行四百论广释》等。其中《中观根本明句论》，梵本已由西方学者校刊出版。苏联谢尔巴茨科依还将其中的第一品《观象品》与本宗的最后一品《观涅 品》译成英语。日本荻原云来译出其中的六品，山口益译出了十一品。《入中论》西方学者也已校印，法尊则从藏译本译成汉语。
随应破派由于月称的努力而大张其势，不仅与瑜伽行派相对立，而且与中观自立量派相抗衡。月称的学说通过阿底峡完整地传入西藏，中经宗喀巴等人的提倡，在西藏十分流行。（方广 ）
部派佛教 在佛陀逝世的100年后，佛教内部由于对戒律和教义看法的不同，开始分裂。先后形成了许多部派。最初分为大众部和上座部，这被称为根本二部，以后又从两个根本部中分裂为十八部或二十部，称为枝末部派。部派佛教争论的主要总是诃梨跋摩在《成实论》中曾概括为“十论”，即二世有无？一切有无？中阴（轮回的主体）有无？顿悟或渐悟？罗汉是否有退？随眠（烦恼）与心是否相应？未受根业是否存在？佛是否在僧数？在无人我（灵魂）等。对于这些问题各个部派都有不同的回答。上座部认为佛教徒修行的最高境界应是阿罗汉果，阿罗汉果与佛果位相同，他们把一切现实存在分为色法（物质存在形式）和心法等，色法有“四大种”（地、水、风、火四元素）及所造色（长、短、大、小、方、圆等形象和青、黄、赤、白等显色以及其他感官对象），心法有八十九种，并作了详细的分析。上座部后来又分为根本上座部和说一切有部。前者流传于雪山即喜马拉雅山麓，后者流传于克什米尔地区。说一切有部后来分出犊子部，犊子部又分出正量等四部，继又分出化地部、经量部等共十一部，说一切有部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三藏中的论藏，也就是着重对佛教理论问题的阐述。在1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统治时，曾举行大规模的结集，编纂了《大毗婆沙论》、《发智论》和六足论等庞大的论书，主张“法有我无”、“三世实有”和“法体恒有”；经量部约成立于3世纪末，是最晚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主张“过去未来无本，现在实有”。佛陀以蕴、处、界概括一切法，但未区别实有和假有。说一切有部主张蕴、处、界都是实有。经量部则主张蕴、处是假有，界是实有，这意思是说外界一切的事物或主客观的存在形式（蕴）以及人们的认识器官和对象（处）都是一种虚假或唯名的实在，它们不过是人们认识中的感觉材料，只有人们的认识的根源（界）才是真实的存在（实有）。大众部崇信超越的、神化的佛陀，特别提倡“一心相续说”和“心性本净说”。部派佛教后来向大乘发展，从大众部向中观派（空宗）发展，从上座部向经量部发展，进而向瑜伽行派（有宗）发展。
Darijing
佛教密宗根本经典之一。全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亦称《毗卢遮那成佛经》。唐善无畏等译。7卷。“大毗卢遮那”，意为“大日”。据佛教传说，此经是大日如来在金刚法界宫为金刚手秘密主等所说，原有广本十万颂，系龙猛菩萨入南天竺铁塔，亲承金刚萨埵的传授后诵出。龙猛又撮取十万颂本要义，编成略本三千余颂。
唐开元四年（716），善无畏来长安弘法，偕弟子一行往华严寺，拣出无行游学天竺那烂陀寺搜集的龙猛所传略本，于开元十二年在洛阳奉（福）先寺译出此经前6卷，由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兼缀辞理。翌年，又译出善无畏自己带来的梵本（一说为善无畏自撰），是为第7卷，前后合为一经，共三十六品，以前6卷三十一品为正经。约在汉译本问世30年后，又有印度戒王菩提论师和西藏的翻译官德积的藏译本出现。藏译分为内外两编，其中内编和汉译的前6卷相当，内容亦大同小异，但品目的废立和次第互不相同（仅二十九品），文字方面亦略有出入。外编在世出世护摩法品之后，有寂静护摩仪轨等七品，全经亦为三十六品。但藏译外编，汉译全无；而汉译第7卷，藏译也付阙如。
该经第1卷主要讲述密教的基本教义，第2卷至第6卷为密教的各种仪轨、行法等；第7卷主要为供养念诵三昧耶法门（供养方式、方法）。全经于所说诸曼荼罗（坛场）中，特以大悲胎藏生曼荼罗为正式灌顶曼荼罗，所传密教胎藏部大法即从此出。它开示一切众生本有的净菩提心所持无尽庄严藏的本有本觉的曼荼罗，并宣称能悟入这本有净菩提心的身、语、心三密方便。此经所说不出三句法门，更以菩提即是如实知自心，众生自心即一切智，须要如实观察、了了证知。从因到果，皆以无所住而住其心。阐扬了说理平等法门。经内所有密咒，全都写出梵字，并逐字用汉音对译。
汉文注疏有一行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疏》20卷，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收有佛密《毗卢遮那现等觉大怛荼罗注释》一书。一行和佛密都是注疏此经的前6卷。第7卷有新罗不可思议的《大毗卢遮那经供养次第法疏》2卷。日本重要注疏有空海的《大日经开题》1卷，圆仁的《大毗卢遮那成道经心目》1卷。此外，观贤、信正、实范、高辨、圆尔等，也有注疏之作。（苏渊雷）
佛教国际性组织。原名佛陀伽耶摩诃菩提会。摩诃菩提是“广觉悟”的意思，1891年5月创立于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创始人是达摩波罗，其目的是要收复、维护印度菩提伽耶等佛教圣地及在世界各地复兴佛教。1891年6月派遣第一个传教团去菩提伽耶，10月在该地首次召开了国际佛教会议，有锡兰、中国、日本、缅甸和印度等国佛教代表出度。1892年，该会总部由科伦坡迁到印度加尔各答，同时，出版《摩诃菩提与统一佛教世界》杂志。1915年，在加尔各答建造总部法王舍利寺。
摩诃菩提会的主要工作虽在印度，但其影响及于世界很多地区，除印度的马德拉斯、拘尸那揭罗、孟买、新德里、伽耶以及锡兰的阿努拉德·普勒和东南亚外，还在日本、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和非洲成立了分会或传教中心；在鹿野苑、孟买等地兴建寺庙、图书馆、施诊所等。1933年创办摩诃菩提教育学院。1936年成立了摩诃菩提会青年联盟。此外，出版了不少不同语种的三藏经典和书刊；编辑、发行了《摩诃菩提》杂志；经常派人到世界各地弘传佛教。目前总部仍在印度，并主办达摩波罗文化研究所、摩诃菩提学院等。（叶均）
Rilian
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俗姓贯名，幼名善日 。祖籍远江国（今静冈县），生于安房国（今千叶县）小凑。幼年于本县清澄山寺从道善落发，名莲长，后改名日莲。初学真言宗，后游镰仓，偶逢延历寺尊海，结伴登比睿山，从诸学匠习天台教义十余年。又巡游大和（今奈良）、纪伊（今和歌山）等地寺院，结识了禅宗名僧辩圆、道元等。认为“末法”时代，唯有《妙法莲华经》是诸经中最胜之经，是与时机相应之法。1253年归乡访亲，登清澄山面对旭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10遍，后世遂以此日为日莲宗开宗之日。旋于清澄山寺大开法席，依《法华经》反对净、禅、密、律诸宗。提出四句格言：“念佛进无间地获，禅宗是天魔，真言宗导致亡国，律宗是国贼。”引起各宗的反对，为其师道善和邑主东条景信所怒逐；遂逃往镰仓结草庵，日夜诵读《法华经》，并时到街头高唱《法华经》题目，赞其功德，向来往男女传教。1260年，将所著《立正安国论》上之幕府，以立正为因，安国为果，立正就是信仰《法华经》。要求禁止净、禅诸宗，专奉法华信仰，大触北条时赖之怒，以诳惑罪发配到伊豆（在今静冈）之东。两年后被赦回镰仓，仍骂诸宗如故。后又被幕府逮捕，发配佐渡（在今新 ）。他在此为诸弟子撰《开目钞》、《观心本尊钞》等，阐明宗义，采取阐述“摄受门”的态度。三年后被赦回镰仓。不久至甲斐（今山梨）身延山建草庵，为弘布《法华经》道场，即今莲宗总本山的身延山久远寺。寂后大正天皇追谥立正大师号。著作尚有《守护国家论》、《教机时国钞》等。
Fojiao jiaozhu
建筑 主要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烂陀遗址，规模极为宏大。东南亚诸国均有同类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扬崖壁大佛像，都是闻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石窟寺，系根据古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筑的。中国的佛教石窟为数甚多，其中敦煌、云冈、龙门尤为著名。中国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都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原来印度的佛塔是覆钵状的圆坟形，上饰竿和伞，后发展成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凭眺的楼阁式建筑。现存的塔可分二类，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带有中国特色；二是另式扩要采取中国原有楼阁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为七至九层。结构有木塔、砖塔、砖木塔、石塔、铜塔、铁塔和琉璃砖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与汉族地区略有不同。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外八庙等是这种建筑的典型。日本的东本愿寺，朝鲜的佛国寺都采用木结构的殿堂形式，雄伟壮丽，是世界知名的古刹。（赵朴初）
yujiashidilun
佛教论书。简称《瑜伽论》。瑜伽师地，意即瑜伽师修行所历的境界（十七地），故亦称《十七地论》。相传为古印度弥勒口述，无著记录。为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和中国法相宗的根本论书。
译本 唐玄奘译。100卷。但在玄奘以前，已有北凉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10卷（相当于奘译本35～50卷前半《本地分·菩萨地》，近年来发现有和阗文译本残篇）及《菩萨戒本》1卷（相当于奘译本40～41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菩萨善戒经》9卷（相当于奘译本《本地分·菩萨地》，和《地持经》相仿，但另有序品）和《优婆塞五戒威仪经》1卷（为《菩萨戒本》的异译）；陈真谛译《十七地论》5卷（相当于奘译本第1～3卷，已佚），《决定藏论》3卷（相当于奘译本50～54卷）等几种译本行世。
此论梵本菩萨地部分，1930～1936年间由日本荻原云来校订印行。1936年印度罗睺罗于西藏萨迦寺发现此论，录写归印。经校订，于1957年由加尔各答大学部分刊行。藏文有题名为《瑜伽行地》译本，分为前十二地（26卷）、声闻地（20卷）、菩萨地（22卷）、摄决择（43卷）、摄事（22卷）、摄调伏、摄异门、摄释（以上三部分不分卷）等八部分。收在丹珠尔中。
内容 全书中心内容是论释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性质及其所依客观对象是人们根本心识——阿赖耶识所假现的现象；禅观渐次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境界，以及修行瑜伽禅观的各种果位。以分析名相有无开始，最后加以排斥，从而使人悟入中道。全书分五部分：①本地分（1～50卷）。将瑜伽禅观境界或阶段分为十七地，即五识身相应地、意地、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三摩（ ）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地、无心地、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有余依地、无余依地；②摄决择分（50～80卷）。论述十七地的深隐要义；③摄释分（81～82卷）。释十七地有关诸经，特别是阿含经的说法和仪则。初明说法应知的五分，次明解经的六义；④摄异门分（83～84卷）。释十七地有关诸经，特别是阿含经所有诸法的名义和差别；⑤摄事分（85～100卷）。释十七地有关三藏，特别是《杂阿含经》等众多要义。初明契经事，次明调伏事，后明本母事。五分中以本地分为重点，后四分主要是解释其中的义理。
注疏 印度注释中最古的一种为最胜子等撰，有汉、藏两种译本。汉译《瑜伽师地论释》1卷，简称《瑜伽论释》，唐玄奘译。现存藏译本有《菩萨地释》，德光撰，燃灯吉祥智、戒胜同译；《菩萨戒品释》，德光撰，慧铠、智军同译；《菩萨戒品广释》，胜子撰，慧铠、智军同译；《菩萨地释》，海云撰，寂贤、戒胜同译。
中国注疏现存有唐窥基撰《瑜伽师地论略纂》16卷（为第1～66卷的注释）、《瑜伽论劫章颂》1卷（为七言颂），遁论集撰《瑜伽论记》48卷，清素撰《瑜伽师地论义演》40卷。另有敦煌本《瑜伽师地论分门记》（已印出6卷）和《瑜伽论手记》（已印出4卷），均为唐法成讲述，听者笔记而成。近代有欧阳竟无撰《瑜伽师地论叙》2卷。此外，尚有20～30种注释已散佚。（苏渊雷）
Zhongguo Fojiao meishu
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与此略同。《佛祖统纪》等也记其事。传蔡 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佛万骑三匝绕塔图。《释书·释老志》说：”自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渊源和发展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从印度现存佛教遗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罗只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有佛传。犍陀罗当时为中国西北月氏族移民所建贵霜王朝的国都，取希腊所遗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术，独具特色。传入中土首达新疆西部，今存者有拜城县克孜尔明屋壁画，绘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库车县库木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等。沿丝绸之路，东来而至甘肃的，有敦煌鸣沙山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又有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广元石窟，以及江南摄山石窟等。全国造石窟之数不可胜计，其中碑幢之类，历世残毁颇多，但今所保存，为世界之冠。
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成立贵霜王朝，继续占领西南高附，东南罽宾，以及整个犍陀罗。地当丝绸之路的商业要冲，财力雄厚，贸易常用金币。迦腻色迦王远征中印在地他的支持下，佛教得到重要的发展。佛教经像传于中土，即自大月氏来。而中国西部佛教美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其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经像美术，于9世纪后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毁，仅佛教几个大石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无论造像绘画和雕塑等，都是在中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初期虽曾受有印度的影响，但同一题材、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华艳，婉娈多姿，色彩鲜明，即使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常常阴森可怖，画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饲虎，强盗挖自等。线条与色彩，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的感情。
佛画 早在梁代，张僧繇即以善画佛像名世。他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此有了很好的发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画，并擅佛画，能传其业。善果画悉达太子纳纪图，灵嘉寺塔样；儒童画释迦会图，宝积经变图。在南北朝后期，张僧繇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学习他的画派，所谓“望其尘躅，如周孔焉”，可见声望之隆。他笔法简练，《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严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隋以前，僧繇是中国佛教绘画的一个开创者和推动者。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亨盛名。因来自中亚的曹国，原来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染上中国民族风格，创立了“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大式样之一。它的样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样的风格。后与吴道子结合中国传统风格所创立的“吴家样”并称。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他的画风。隋唐时期，佛画已经中国化。
壁画 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相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缓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这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们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随着佛教的绘画艺术传入中国，印度佛教的绘画理论也同时传入。南齐谢赫曾经总结绘画的艺术有“六法”，而印度也有“六支”，两者解释都不很明确，不能肯定说“六法”就是“六支”，但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的确是存在的。
雕塑 虽有外来的影响，但了有其伟大的创造和民族风格。在新疆，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在甘肃河西走廓，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窟、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邯郸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恨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造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乐山大佛，尤呈伟观。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雕塑美术，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与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 干漆造像，更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绩。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受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较，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与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独运，改用彩塑。唐塑在基高窟中，焕发光彩。江南的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
藏传佛教美术 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独具风格。北京雍和宫、西黄寺及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其殿宇、佛像等，均属藏传佛教美术系统。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普遍受到信众的供养。在青海塔尔寺，每年以酥油制作酥油花礼佛，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术，在五屯，有制作佛画的传统技法，至今仍在发展。
影响 在唐代，中国佛教美术曾流传到朝鲜和日本等地。朝鲜南部庆州石窟庵释迦如来坐像，妙相庄严；一一面观音像、四菩萨像，姿态端庄，与中国盛唐时期佛教美术极为相似。日本奈良中宫寺的菩萨像、木造彩画，支颐微笑；药师寺东院堂圣观音菩萨像，铜造镀金，修短合度；法隆寺梦殿救世观音像，木造漆箔；法隆寺五重塔文殊菩萨像，塑敷彩；东大寺释迦如来像，铜造线刻镀金；唐招提寺金堂卢舍那佛像，干漆造漆箔；各寺造像的取材和制作方法各不相同，但皆受中国唐代佛教美术风格的影响。法隆寺金堂壁画，瑰丽庄严，也与中国敦煌壁画，千古同辉。
综观中国的佛教美术虽然曾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的佛教美术风格也传到印度犍陀罗等地区，对印度佛教美术的发展曾有过一定的影响。（常任侠）
Zhongguo Fojiao yinyue
中国佛教寺院和信众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用的音乐。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法华经·方便品》云：“歌呗颂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
形式 有声乐和器乐等多种。声乐主要有：1、独唱，由维那担任；2、领唱和齐唱结合，即由维那唱上句，僧众唱下句：3、齐唱；4、轮唱。
声乐曲调的格式主要有四种，即赞、偈、咒、白。赞，用于颂佛之功德，如三宝赞、得赞等，其词多为长短句式的诗。偈，用于颂扬佛教教义，如净三业偈、沐浴偈等，其词有四、五、六、七和九言的句式，在曲调上除了用上下对句外，一般常以四句为一乐段。咒，是密语或真言，如洒净真言等，其词的格式变化甚多，曲调比较活泼。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书声白、书梵白、道腔白等都带有音乐旋律，与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器乐订演奏曲牌。各地各派寺院用的曲牌不尽相同，如江苏地区用十番鼓，山西五台山用八大套，北京有智化寺的京音乐等。
佛教常见的主要仪式有朝课、晚课、佛诞祝仪、忏仪、放焰口及水陆法会（水陆道场）、戒坛仪式等等。其中禅门日育是比丘每日在寺院中早晚必做的功课，音乐并不复杂，而且各地较为一致。放焰口和水陆法会规模较大，费时较长，有的还有情节内容，其音乐和舞蹈、诵白的结合安排都有一定的水平。音乐旋律有的庄重，有的活泼，有的凄厉，有的热情，随仪式发展而变化。如放焰口，据传有九板十三腔，不同的唱腔旋律有几十种，因此，放焰口的音乐结构实际上相当于一出音乐清唱剧。水陆法会的规模更大，主要盛行于江浙一带和台湾等地。
演奏使用的乐器，自明代起，在早晚课诵、祝圣等宗教仪式中，著名寺院都较统一，即只用经书中称之为法器的打击乐器，如磬、引磬、木鱼、铛、铪、钟、鼓等。在其他佛事仪式中，特别是民间应赴的佛事仪式，各地应用乐器不全相同，各有地方特色。除打击乐器之外，吹管乐器有管子、笛、笙、唢呐、昭君等。也有采用丝弦乐器的。
源流 佛教音乐源于印度。公元前后，天竺的佛教音乐甚盛。后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称为梵呗。慧皎的《高僧传》云：“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义争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初出家者……即须先教颂斯二赞，无问大乘、小乘，咸同遵此。”自佛教开始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兰、迦时摩腾、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帛尸梨蜜多罗、有“胡呗三契”和“高声梵呗”；支昙 有“六言梵呗”；鸠摩罗什作十首偈颂，赠沙门法和。《隋书·音乐志》载：吕光等灭龟兹，因得龟兹乐“于阗佛曲”。赞宁《高僧传·读诵篇》云：“北则竺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僧会，扬曲韵以讽通”，慧皎《高僧传》卷十三云：鸠摩罗什“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把竺法兰、康僧会、鸠摩罗什等奉为梵呗传入中国的鼻祖。
发展 印度佛教音乐在汉地流传中，因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为了便于弘扬佛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音乐遂“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汉译经文。相传最早改梵为秦的是三国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魏晋间的佛教出现了与印度佛教音乐相异的形式，由中国人创制的佛教音乐，可视为中国佛教音乐的萌芽。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民间吟唱赞偈甚为流行。佛教中涌现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书中，记载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称、真观等。据传，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梁武帝箫衍积极倡导师佛教音乐，《隋书·音乐志》云：帝既笃敬佛法，“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这一时期，各地佛教音乐在创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乐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风格各异。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评论道：佛教音乐“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南北朝时代，乐僧辈出，新创作丰富多彩，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这就为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唐代，西域音乐广泛传入中原地区，唐太宗在宫廷欢宴百僚时，经常演奏《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其中《天竺乐》、《西凉乐》、《龟兹乐》等西域音乐和佛教音乐均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当时中原最流行的音乐。《旧唐书·音乐志》云：“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同时，中国佛教音乐在创作和演唱、演奏上均达到很高水平，进入了鼎盛时期。庙会在唐代已成为艺术表演场所，寺院成为保存和传习佛教音乐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师辈出。如《宋高僧传》称少康唱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其艺术魅力如“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入口耳”；唐《乐府杂录》和《因话录》说文淑“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听者填咽寺舍”。《太平广记》称唐文宗曾采其讲声成为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贞元年间与有“长安第一手”之称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比艺，其高超的演奏技术使听众倾倒，康昆仑惊服，后拜其为师。唐代佛教的“俗讲”吸引广大百姓，韩愈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姚合也有“仍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和“酒坊鱼市尽无人”之句。《续高僧传》记载宝巖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有的高僧“随物赞祝，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据近人任二北对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进行考证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好住娘》、《散花乐》、《归去来》、《太子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281首。在陈旸的《乐书》中，还载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等几十首。此外，在《羯鼓录》、《食曲》、《唐会要》等书中。也有佛曲名的记载。唐代佛教音乐还吸收和融合了民间音乐和古乐，如佛曲《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好住娘》等。在历经了600余年发展、变化，经过汉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创造，中国佛教音乐在唐代进入了辉煌灿烂时期。
宋元明清诸代，佛教音乐又经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400余首，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本曲集不但影响全国，还流传越南、缅甸一带。
近代佛教音乐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传统。音乐活动较著名的，有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扬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台山诸博物院。为发掘、整理中国古老的佛教音乐，1986年3月，北京于广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统（1436~1449）年间流传下来的京音乐。
佛教音乐对于中国民间说唱音乐、音韵学以及乐律、音阶和字谱学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另外，崇奉佛教的音乐家和民间音乐艺人，还创作过不少宣传佛家思想的非宗教仪式所用的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说唱音乐“宣卷”、“宝卷”的早期作品和现代名僧弘一所作的《三宝歌》等。
史料 中国佛教音乐的史料不多，流传的谱集更为少见。现藏法国伯希和编号为P3539，即写在“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的背面的残谱两行和编号为P3808，即写于后唐长兴四年（933）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台山鼓乐老谱等唐代字谱，是目前研究唐代佛教音乐的珍贵资料。明永乐趣一年（1404）行世的普集以及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北京智化寺的曲谱集，也是重要资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鱼山声明集》、《鱼山和钞》以及西藏扎什伦寺所藏的《央移普》等均为声曲线谱，这些重要的音乐史料，尚待破译。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谱本。（陈大灿）
Wangyue Xinheng
日本佛教学者，原姓松原，名胜次郎，福井县人。12岁于该县圆海寺从加纳法宣出家，入净土宗僧籍。因被神户滕之寺望月有成收为法嗣和养子，改姓望月。1896年，为净土宗派至比睿山及京都专攻天台教义。旋与同不宇京都创办《宗粹》杂志，宣扬净土教义。1899年，任东京小石川的净土宗高等学院教授。1905年，与鹫尾顺敬等于东京创办《宗教界》月刊，发表研究作品，刊行《法然上人全集》。1906年，着手编纂《望月佛教大辞典》。1909年完成《佛教大年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间与高楠顺次郎、大村西崖等编纂《大日本佛教全书》150卷。1924年写出《净土教之起源及发达》论文，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0年任东京大正大学校长。1936年，《望月佛教大辞典》7册编纂完成。1945年任日本净土宗管长。1947年被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主要著作有《大乘起信论之研究》（中国有梁启超缩译本）、《净土教之研究》、《净土教概论》、《中国净土教理史》、《佛教史之诸研究》等。所编《望月佛教大辞典》，1954年经 本善隆等补遗3册出版，合为10册，为近代日本最被重视的佛教研究工具书。
Jieshenmijing
印度瑜伽行派和中国法相宗的基本经典之一。唐玄奘译。5卷。相传此经有梵文广本十万颂，汉译为其略本，一千五百颂。异译本有3种：①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相续解脱经》1卷；②北魏菩提流支译《深密解脱经》5卷；③南朝陈真谛译《解节经》1卷。此经以阐述大乘境行果为中心，分序、胜义谛相、心意识相、一切法相、无自性相、分别瑜伽、地波罗蜜，如来成所作事等八品。序品，即序分。其余七品为正宗分。正宗分前四品讲所观境，次二品明能观行，后一品显所得果。此经传来中国后，法相宗依《无自性相品》判释迦一代教法为有、空、中道三时教，并依心意识相品和一切法相品等，以三性说及唯识说，阿赖耶识和缘起说，为一宗根本教义。
主要注疏有：圆测《解深密经疏》10卷（现存前9卷），道伦《解深密经注》5卷，令因《解深密经疏》11卷，玄范《解深密经疏》10卷。真谛有《解节经义疏》之作，现已不传；但圆测在其所撰疏文中曾有部分引文，经支那内学院辑成《解节经真谛义》1卷。藏译有无著撰、胜友等译的《解深密经略释》二百二十颂，龙幢撰、译者不详的《解深密经广释》40卷，圆测撰、法成译的《解深密经大疏》75卷等。新罗元晓、憬兴所作注疏，现已失传。（刘明渊）
培养中国佛教专门人才的院校。1956年创办于北京，院址设在法源寺。在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下，由院务委员会负责教学、行政一切事宜。学僧来自全国各地寺院，分设本科、专修科2班，共100多人。1961年设研究部。次年开办藏语班，学员来自西藏、四川、青海、云南等省。10年间共培养300多人，现大部分在各地寺庙任住持和管理工作，少数从事佛学研究。1966年停办。1980年复校。设2年制专修科1班，1982年设本科2班。又在苏州灵岩山和南京栖霞山各设分院1所。全国有条件的地区和寺庙也先后成立佛学院和培训班。现已招生开学的有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福建佛学院、厦门南普陀佛学院以及各地的佛学培训班等。
中国佛教僧众办学始于20世纪初。1903年，湖南僧人笠云得日僧水野梅晓之助，在长沙开福寺首创湖南僧学堂。继起的有扬州天宁寺的普通僧学堂和南京三藏殿的江苏僧师范学堂。1907年，杨文会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又创办精舍（又名梵文学堂）。上述学堂为时不久即告停办。辛亥革命后，佛教各类院校再度勃兴，其中较著名的有1914年创办于上海，专研华严教义的华严大学；1918年创办于浙江宁波双宗寺，专研天台教义的观宗学社（后改名弘法研究社）；1922年创办于武昌，师资、课程设置比较完备的武昌佛学院；1925年创办于福建厦门南普陀寺，丛林化的闽南佛学院；还有1922年成立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1927年创办于北京的三时学会以及1932年成立于四川重庆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这些院校大都在30~40年代先后停办。
此外，尚有北京广济寺的弘慈佛学院，法源寺的中华佛学院，瑞应寺的中国佛教学院，柏林寺的柏林佛学院；开封的河南佛学院；安微九华山的九华佛学院，安庆迎江寺的安微佛学院；浙江普陀山的南海佛学院，杭州的武林佛学院/；湖南宁乡的沩山佛学院；江苏常熟的法界学院，泰县的觉海佛学院（后改名光孝佛学院），常州清凉寺的清凉学院、天宁寺佛学院，镇江的竹林佛学院、焦山佛学院，苏州灵岩山佛学院；福建福州的鼓山佛学院；广东潮州开元寺的岭东佛学院，以及上海玉佛寺的上海佛学院、静安寺佛学院等，办学时间大都不长。（参见彩图插页第16页）（林子青）
Dasi
印度西藏学家。曾任加尔各答大学佛学教授。毕生从事西藏学和佛学的研究。1879年入藏，1881年再度入藏，收集大量藏文古典文献。重要著作有《藏英辞典》（附梵文同义语，1902），《藏语文法导论》（附《悉都文法金刚明鉴》及《悉都讲义》，1915）。两书在西藏学研究者中颇受重视，多次再版。另著有《拉萨及中藏旅行记》（1902）一书。（郭元兴）
佛教流传于欧美，至今约有150年。但欧洲人最初对佛教的了解，则可上溯到公元前329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侵入鳊河流域时期。公元前259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派遣佛教布道团去希腊属地传教。在中世纪，佛陀的本生故事通过中亚穆斯林学者的介绍传入欧洲，在西欧和东欧很多地区广泛流行。据《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1982年的统计，欧洲有佛教徒21万余人，北美约近19万人，南美有50万余人，其中极大部分是亚洲移民的后裔或侨民，分属于南传上座部和北传大乘佛教的许多派别。佛教传入欧美后，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在戒律和仪式方面有很多变化。
在欧美，佛学的研究，早于佛教的传播。17～18世纪欧洲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人都已谈到了佛教。特别是18世纪末，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后，他们为了改变当地居民的信仰，使其成为基督教徒，开始对东方宗教，特别是对有影响的佛教进行研究。
英国 佛学研究 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后，殖民当局鼓励对印度巴利语和梵语的研究。英国传教士克拉夫于1824年发表的《巴利语语法和语言》为其滥觞。随着法国东方学家鲍诺夫与拉森发表了《巴利语论集》（1826），英国传教士斯宾塞发表了《东方僧门》（1850）和从僧伽罗文译出《现代佛教手册》（1853），这些著作引起了西方学者最初对佛教的兴趣。183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尼泊尔收集了大量梵文贝叶经文献，分赠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鲍诺夫根据霍格森提供的资料整理出版了《鳊佛教史导论》（1845），在鲍诺夫门下的马克斯·缪勒受英国皇家学会的委托，编译出版了《东方圣书》49册，其中包括不少佛教大、小乘的经典。英国佛学家李斯·戴维斯夫妇，在1881年建立了巴利圣典协会，马浩瀚的巴利语三藏和注疏用罗马字刊出，并把其中一部分译成英语，这为欧洲的佛学研究打开了大门。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曾3次到中国新疆和中亚“考察”，掠夺了敦煌千佛洞所藏大批梵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经典，这些文献在西谝有出后，震动了欧洲的学术界，引起了对佛教考古学、佛教语言学和文献学的举。由于对佛教文学和考古的研究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宣伟。亚诺尔特所写的《亚洲之光》（1879）和卡洛斯所著的《佛陀的福音》（1897），用优美通俗易懂的散文和诗歌描绘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深受一些群众的欢迎。
佛教传播 20世纪初，英国始有佛教徒，第一个比丘是贝纳特（法名阿难陀弥勒）。他于1898年去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研究佛法，在缅成立了国际佛教会；1908年率布道团去英国传教，但遭到了失败。1906年杰克逊、埃仑等人在伦敦首先组织了英国佛教协会，公推李斯·戴维斯为会长。两年后，改名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佛教会，并在利物浦、伯明罕、曼彻斯特、牛津、剑桥和布莱登等地建立分会，出版《佛教评论》。参加这个会的主要是一些对佛学有举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白人信徒。这个会由于创建人相继逝世，不久即衰落。1924年法官洪飞斯在英国灵智学会中建立佛教中心，出版《英国佛教》；1926年又从灵智学会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伦敦佛教会，并在丹佛、爱丁堡等地建立分支，把《英国佛教》改名为《中道》。这个会提倡大、小乘并行，参加的人数较多，迄今还有重要的影响。1926年锡兰的达摩波罗去伦敦传播佛法，创立了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这个组织主要宣传南传上座部的佛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佛教一度衰落，战后即又复苏，除原有的大小乘佛教继续发展外，还引入了藏传佛教的很多派别。如空仁波且建立的桑耶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索巴仁波且主持的曼殊室利研究所等。
近年来，英国佛教徒人数有较大的增长，1970年联合王国有佛教徒约3万人，1975年骤增至8万多人，1980年又增至12万人以上。1970～1978年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1。3%，其中藏传佛教信徒约占50%，上座位中佛教徒约占25%，大乘禅宗佛教徒约占25%。出现了12个要佛教中心和45个教团组织。
德国 佛学研究 最早的倡导人是马克斯·缪勒。最初弘扬佛法的是奥登堡。他著有《佛陀生涯·教义·教团》一书，曾被翻译为14种文字。与奥登堡同时代的有威柏、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勒泽尔，他们有的研究巴利语经典，有的研究梵语经典，其中有些人还兼通汉语和藏语等。在纽曼、塞登斯杜车、奥登堡等人通力协作下，把巴利语阿含经典全部译成了德语。继起者有安吞苏特（法名三界智）、格林和达尔克等人。三界智把巴利语经典《清净道论》和《弥兰陀王问经》译成德语。达尔克在欧洲最初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阐述佛陀的教义，著有《佛教》、《佛教的世界意识》等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研究佛教贡献较多的鲁本在《印度哲学史》（1954）中对佛教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系统的阐述，并且编集、翻译出版了《印度佛教资料选辑》。早期德国的佛学研究着重翻译、校勘巴利语佛典，阐述小乘佛教的教义，但后来也扩及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研究，翻译和出版了不少著作。1956年霍夫曼发表的《西藏宗教》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好评。
佛教传播 1913年，塞登斯杜车首先在柏林建立了德国佛教传道会，陆续出版了《佛教徒》、《佛教新报》、《佛陀世界镜报》等。1921年格林和塞登斯村车在慕尼黑附近的乌亭建立了佛教联合会，出版了《乘》杂志，参加这个组织的有500人。1925年瓦勒泽尔在慕尼黑创立了佛教协会，主要宣传佛教的哲学思想，普及佛教的知识。1932年达尔克在柏林北郊的福禄那乌建立了有名的佛教精舍，内设佛殿、禅堂和图书馆等，是欧洲佛教运动的中心道场之一。1951年柏林佛教徒建立了柏林佛教会，1954年建立了汉保佛教会，1955年联合成立了德国佛教会。1960年改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设总部于汉堡，这是联帮德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同年，藏传佛教信徒在柏林建立了圣弥勒寺，又称圣弥勒教会，主要宣传和实践密宗的教义。根据《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刊》的报告，联帮德国约有佛教徒7万人（另说少于5万人）。佛教徒大都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如汉堡、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和下莱茵等地。
法国 佛学研究 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首辟蹊径的是鲍诺夫，他在巴黎倡立了法亚协会，把梵语《妙法莲华经》等译成法语。继起者有列维、福切尔和波尔兹洛斯基等。列维长期研究汉藏和梵文佛典，校勘《中边论颂》法译《大简编城严经论》，另外和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等编纂了佛教词书《法宝义林》，现已出版6卷。列维的弟子普桑，用法语校订、注释龙树的《中论颂》及释月称的藏译《明句论》，另外，把玄奘所编译的《成唯识论》和世亲的《俱舍论》译成法语。列维等人的活动为欧洲现代佛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巴黎法兰西学院的协诺、戴密微和费洛赛特对梵汉佛教研究也作出贡献。佛教信仰者卡贝尔曾精心校订了全部巴利语大藏经。在藏传佛教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有大卫·尼尔和拉露。拉露著有《西藏的宗教》（1957）和《敦粕所藏十万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藏文写本》（1939）等。
佛教传播 最早的佛教组织——佛教友谊会是在中国太虚法师的推动下，1929年由龙伯尔建立的。以后改名为巴黎佛教会，自1939年起出版《佛教思想》月刊，定期举行佛事，展览佛教艺术，是目前法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和活动中心。1945年后，大批越南佛教徒定居法国，在巴黎建立了越南佛教徒联盟。近年来，藏传佛教各派在法国也很活跃。宁玛派在卡斯特朗市仿照西藏寺院的形式建立了乌金滚桑却林寺，该寺占地面积120公顷，规模宏大，每年有大批法国和欧洲的藏传佛教信徒去学习密法。据《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1980年法国有佛教徒近3万人，其中约有半数是亚洲裔佛教徒，蓁为法国佛教徒。主要集中在巴黎、格里茨、班尼斯堡、莫金等城市。
美国 佛学研究 是在西欧的影响下出现的，但有后来居上之势。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世界宗教会议后，美国学术界开始注意对佛教的研究。哈佛大学首先发起了《东方从书》的编译工作。华仑翻译了几部佛经，巴庇特译注了《法句经》，卡洛斯写作了《佛陀的教说》，华特发表了《禅道》，特别是日本铃木大拙有关禅宗一系列的传译、讲演和著作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止，佛学研究一度消深。但战后随着佛教的急遽发展，佛学研究也进入了高潮。在50～60年代，禅宗的研究风靡一时，渗透到了哲学、文艺、音乐、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各个领域。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亚米斯《禅与美国思想》（1962），杜姆林的《现代世界佛教》（1960），卡普洛的《禅门三柱》，福洛姆的《心理分析与佛教禅学》和《爱的艺术》，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禅》（1963）等。美国的禅宗披上了新大陆的形式，有所谓稳如泰山废禅、杂烩禅、方禅和禅外禅等种种禅门。此外，在这个时期，正值亚洲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佛学研究为了配合政治，大力开展了对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各国佛教现状的调查研究工作。普林斯顿大学组织、出版了一套专门研究南亚、东南亚诸国政治与宗教关系的丛书。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威尔奇发表了3部关于中国佛教的著作：《1900年至1950年中国佛教的实践》（1967）、《中国佛教的复兴》（1968）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佛教》（1972）。70年代西藏的密教或金刚乘在美国兴起以后，涌现了大批研究和宣传西藏禅法的著作。如韦曼的《佛教的创始与怛多罗的传统》（1962），埃克沃尔的《西藏的宗教习俗》（1964）等。目前美国很多著名大学都开设佛学课程，设有博士学位，出版定期的刊物，其中重要的有《世界佛教研究协会会刊》、《东西方哲学》、《金莲》等。
佛教传播 美国是一个盛行基督教的国家，原没有佛教。19世纪末期，日本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开始向夏威夷群岛移民。日本佛教也随之展开活动。日本佛教徒首先在夏威夷等地建立了净土宗别院（分寺）。日本西本愿寺也派人去火奴鲁鲁（檀香山）等地传教，建立了寺院。夏威夷并入美国后，佛教活动尤为活跃。随着日本移民涌入美国本土，西本愿寺和其他教派（日莲宗、真言宗、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等）派出大批传教人员并建立众多的寺院。1899年西本愿寺 田宗惠开始夏日金山活动，逐步建立了今天最有势力的佛教团体——美国佛教会。接着在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建立佛寺，发展教徒。1900年只有佛教徒几千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展到18000人。佛教由美国北向加拿大，南向巴西、阿根廷等地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美处于战争状态，日本的传教活动被勒令停止，一度受到挫折，但在战后即恢复并有较大规模的发展。50～60年代，美国佛教信仰的主流是大乘禅宗和日莲正宗。千崎如纪最先在纽约建立了第一禅院，佐佐木周承在纽约又建立了临济宗禅堂。创价学会是附属于日莲正宗的在家居士社团，由于它的教义具有现代化的内容，仪式简单，组织比较严密，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崛起后，声速成为美国佛教中最大的教派。70年代以后，藏传佛教的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等主要教派都在美国传教、建寺，吸引了大批群众参加。南传佛教的上座部也在华盛顿、洛杉矶等地建寺，开展活动。中国的大乘佛教在上世纪末就由华侨传入夏威夷，以后又传入美国本土，在夏威夷设有中华华侨佛教总会，修建富丽堂皇的檀华寺和启华学校在纽约、旧金山都设有佛教会和寺院，参加中国佛教会活动的极大部分是华裔和侨民。
目前美国佛教徒约有20～30万人（不包括信仰藏传佛教的信徒），有40个较大的佛教团体、教派组织。其中重要的有美国佛教会（西本愿寺）、北美日莲佛教会（创价学会）、美国佛教联合会（白人组织）、泰西佛教团、美国第一禅堂、东渐禅窟、华盛顿上座部佛教中心、普世佛教徒联谊会、夏威夷华侨佛教总会、旧金山纽约华侨佛教会、曹洞宗北美教友会、高野山美国别院、净土宗美国别院、罗彻斯特禅宗中心、藏传佛教宁玛派禅定中心、噶举派禅定中心、萨迦派研究中心、中美佛教总会等。佛教徒分布在美国十几个州，藏传佛教徒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科蜀拉多州、佛蒙特州；大乘佛教徒集中在夏威夷、旧金山和纽约三地；南传上座部佛教徒集中在华盛顿、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凯米尔。佛教为了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已有了很多的变化。宗派、寺院常被称为教会，教徒称为会员。有些教派还仿效基督教划分教区，附设青年会、妇女会、童子军等。宗教生活一般这排在星期日上午在佛寺中举行，在钢琴伴奏下，读诵英译的佛经，代替了东方的晨钟暮鼓，顶礼焚香。在军队中还配有随军僧侣。
其他各地 近来年，意大利、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对佛教的研究也很活跃，建立了不少佛教研究所和佛学研究中心，出版了一系列佛教研究菱和葫早。例如意大利的中东远东研究所，在村齐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著名的《罗马与东方丛书》，其中包括很多佛教著作。但在这些国家中，佛教信徒屈指可数。（黄心川）
Shijueyue
印度佛学家、汉学家。在印度大学毕业后，曾去法国远东学院师事佛学家莱维教授，从事汉文佛典的研究工作。曾任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副校长。到中国留学时，任北京大学访问教授。通晓古汉语、梵语和中亚语言，专门从事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千年史》、《印度与中亚》、《中国佛教圣典》（上、下册）。他还把唐道宣的《释迦方志》译成英语。（于 众）
Jingangjing
佛教经典。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译出。1卷。以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①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②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③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④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⑤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另外，还有藏文、满文译本等。
此经以一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用，以大乘为教相。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意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现实世界不执着或留恋。由于此经以空慧为体，说一切法无我之理，篇幅适中，不过于浩瀚，也不失之简略，故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惠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金刚经》梵文本在中国、日本、巴基斯坦、中亚等地都有发现，中国吐鲁番等地并有和阗、粟特等文字的译本出土。此经传入西方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1837年修弥笃根据藏译首次译成德文，1881年马克斯·缪勒将汉文、日文及藏文译本加以校订，译成英文，收入《东方圣书》第49卷。1957年爱德华·康芝又再次译成英文，收入《罗马东方丛书》第8卷。达尔杜根据据梵文并对照中国满文译本，译为法文。日本宇井伯寿、中村元等曾多次译成日文。
释论甚多。在印度，除弥勒所造八十偈释本之外，尚有无著《金刚般若论》2卷，世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3卷，功德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2卷。另有师子月、月官等亦撰有论释，但无汉译本。中国从东晋、隋唐直至清末民初，各家撰述不绝。主要有：后秦僧肇《金刚经注》1卷；隋吉藏《金刚经义疏》4卷（一作6卷），智顗《金刚经疏》1卷；唐慧净《金刚经注疏》3卷，智俨《金刚经略疏》2卷，窥基《金刚经赞述》2卷，惠能《金刚经解义》2卷；《金刚经口诀》1卷，宗密《金刚经疏论纂要》2卷；宋子睿《金刚经同刊守记》4卷；清徐槐廷《金刚经解义》2卷；近人丁福保《金刚经笺注》等。日本则有空海《金刚经解题》1卷，法树《金刚经诸译互证》3卷，光谦《金刚经破空论俗谈》1卷，楞伽道人《金刚经讲义》1卷等（苏渊雷）
Yibuzonglunlun
佛教说一切有部论书。异部，指宗派之部类各异，宗轮，谓所宗之法互有取舍，如轮转不定。记述佛灭后印度佛教分派的历史及其教义等。古印度世友撰，唐玄奘译。1卷。异译本有二：①《十八部论》，又名《分别部论》。未标译者姓名。1卷。序偈前有“罗什法师集”五字，隋吉藏认为是罗什译，而各旧经录均作失译。②《部执异论》，又称《部异执论》，陈真谛译。1卷。据玄奘所传，本论作者世友，系迦腻色迦王时人，说一切有部四大家之一。全论分为序分偈颂和正文长行两大部分。序偈主要叙述造论因缘及介绍作者生平。正文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 ，阐明佛教分派的年代及其原因，记述大天五事等引起的争论，即当时大天认为阿罗汉果（修行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还有五种局限性，即①还有梦遗之事；②还为无明所覆盖；③还有对三宝、佛法的“犹豫”；④还要佛和其他长者的指教；⑤仍有无常、苦等感觉，发出苦的声音。因此阿罗汉不是究竟位，佛才是究竟位。对大天这种主张引起的争论，使统一的佛教分裂为大众、上座两部，最后又分裂成18部。第二，记述佛教各派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主张，归为11类；对如来语是否皆转法轮，菩萨有无贪欲、瞋恚等烦恼，阿罗汉（第四果）退不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是实有还是假有等不同看法，分别加以阐述。为研究部派佛教的发生、发展及其教义的重要资料。
此论有藏文译本。近代有日本木村泰贤、宇井伯寿、寺本婉雅和日幕京雄等人的日译本；尚有增田慈良等人的英译本和苏联华西列夫斯基的俄译本。注释有唐窥基的《异部宗轮论述记》3卷；《部异执论》有陈真谛疏10卷，今已不传。日本尚有注释窥基《异部宗轮论述记》的荣天《目论》5卷和宪荣《发（ ）
》3卷等。藏传佛教译有清辨的注释。（刘明渊）
Makesi Miule
德裔英国东方学家、宗教学家，尤擅佛学。早年在柏林大学学习，以后又在巴黎大学随东方学家布尔诺夫研究梵文和佛学。1847年去英国定居，任牛津大学教授，专门从事印度宗教和哲学等研究工作，校勘、翻译和出版佛典。他对印度宗教、神话、哲学、语言等都有比较广博和深湛的研究，是19世纪兴起的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和比较神话学的创建人之一。他的主要著译有《佛教及佛教巡礼者》、《古代梵文文学史》、《梵文文法入津》、《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吠檀多哲学》、《印度六派哲学》；还主编《东方圣书》51卷（1875年以后）。在南条文雄和竺原研寿等协助下校勘、翻译和出版了佛教文献《阿弥陀经》（梵文1881，英译1894）、《无量寿经》（梵文1883，英译1894）、《金刚盘若经》（梵文1881，英译1894）、《般若心经》（梵文1884，英译1894）、《佛顶尊胜陀罗尼经》（1884）、《法集经》（1884）等。日本的梵文学家和佛学家南条文雄、南楠顺次郎都出其门下。
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1953年成立于北京。该会的宗旨是：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耋全国各民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职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该会章程规定其任务为：①团结和倡导广大佛教徒参加各项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庄严国土、利乐有情”；②在爱国爱教的立场上，维护教徒信仰自由的权利，推动教徒学习宗教政策和其他有关政策法令，爱国守法；支持教徒管好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③积极开展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出版佛教书刊，协助政府保护佛教文物古迹；④发展与各国佛教信徒的友好联系，增进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根据上述任务，近年来全国各地修缮了大批寺院，其中有北京的雍和宫、法源寺；上海的玉佛寺、龙华寺；江苏苏州灵岩寺、南京栖霞寺；浙江杭州灵隐寺、天台国清寺；广东南华寺；福建的鼓山涌泉寺等以及西藏的许多寺院，并先后陆续开放供广大佛教徒进行宗教活动。在开展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恢复了中国佛学院，并开办灵岩山分院和栖霞山分院；上海、福建、四川、甘肃、西藏等地也各自创办了佛学院。恢复金陵刻经处，成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发掘、拓印、整理、研究和印行房山石经。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先后多次参加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与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佛教徒的友好往来频繁，1980年与1984年在西安与日本佛教界共同举行了善导大师圆寂1300周年纪念法会和惠果、空海纪念堂落成典礼法会。
该会现任名誉会长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会长赵朴初。出版会刊《法音》，向国内外发行。（王新）
国际佛教学术研究组织，简称IABS。1976年成立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主要任务是在国际范围内促进和加强佛教各个领域的研究；组织国际佛教学者的协作和交流；出版学习和研究佛教的工具书；鼓励和支持刊布、翻译佛教的原始文献；定期出版《国际佛教研究协会期刊》；举行定期的国际佛教研究会议和地区性的会议。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各国从事哲学、宗教、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和考古学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自1976年成立后已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印度那烂陀巴利语佛教学院，加拿大曼尼士巴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召开了5次大会。中国曾派学者出席在印度、加拿大等国召开的大会。该会现设有欧洲、美洲和亚洲三个地区中心。常设的权力机构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各个地区中心的秘书和若干著名佛学家组成。会址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南亚学系。（于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