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这一。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历 史
起源 佛教创建时，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当时印度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以及婆罗门作为一切智的垄断者和神权统治的代表的地位开始动摇，成为众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现了种种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
佛教属于沙门思潮之一。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纪。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逝世。
演变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场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来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技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上座部（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和大众部在教义上有较大差别。两在部的主要差别是：①对法（事物、存在）的认识。大众部认为“过去未来，非实有体”、“现有体用，可名实有”，即认为一切现实都依因缘生灭，过去的已经灭了，没有实体，未来的没有生起，也没有实体，仅仅现在一刹那中才有法体和作用；说一切有部主张法体是永恒存在的，过法、现在和将来三世也都是实有的，即所谓“法体恒有”、“三世实有”，被称为我空法有论。②对佛陀的认识。大众部认为生灭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非实身，佛陀的实身是积累极长期的修行而成，他有着无际的寿命和威力，所说一切言语为随机说法，并以一音说一切法；说一切有部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化身，认为佛说言语并非都是经教，也并不是一音说一切法。③对声闻和菩萨的认识。大众部强调菩萨广度众生的慈悲愿力，轻声闻而贵菩萨；说一切有部虽承认声闻、缘觉、菩萨能修行根性和所修行道路有差别，但认为佛与声闻、缘觉所得解脱没有差异。
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根据《大般若经》、《维摩经》、《妙法莲华经》等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进行修持和传教，形成了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系统，而将早期佛教贬称为小乘。
佛陀逝世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此派创始人龙树，阐发“空”、“中道”、“二谛”的思想，其弟子提婆继续弘扬龙树的学说，使大乘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以后还有清辩和佛护、月称等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中观的思想，形成自续派和应成派。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
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尊基人是无著和世亲。无著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其弟世亲，原是说一切有部学者，后从无著改宗大乘，称“千部论师”。无著世亲弘扬“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唯识论，此后传承主要有难陀、安慧、陈那、护法之后还有戒贤、亲光等。
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传播 佛教原来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从此遍传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同时又派传教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大致可分为两条路线：南向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传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佛教向斯里兰卡传播，约在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派他的儿子摩哂陀去斯里兰卡传授上座部佛教。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出现了两个佛教派别：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3世纪上半叶大乘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在无畏山寺派中又分出了南寺派。5世纪初，觉音用巴利语对南传三藏进行了整理和注释，确立了上座部教义的完整体系。大寺派被认为是南传佛教的正统派。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的佛教都承受斯里兰卡大寺派的法统。12世纪以后，由于外族和殖民主义者的侵入，斯里兰卡佛教曾两度受到破坏，后再由缅甸和泰国重新传入。
上座部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约在4~5世纪。11世纪中叶，薄甘王朝的阿奴律陀王，建立缅甸最早的统一封建王朝，曾奉大寺派佛教为国教。以后历代王朝都保护佛教，建立了大量雄伟华丽的佛塔，如18世纪所建仰光大金塔等。
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泰国约在12世纪左右。13世纪，泰国素可泰王朝宣布奉佛教为国教。18世纪曼谷王朝诸王都笃信佛教。19世纪中叶以后，拉玛四世对佛教进行改革，形成新旧两派，绵延至今。1919~1927年刊行了全部三藏注释及藏外典籍。泰国目前是东南亚佛教兴盛的国家，被称为“僧侣之国”。
5~6世纪时，佛教传入扶南（早期柬埔寨），当时大小乘兼传。6世纪扶南改称为真腊，宗教信仰为大小乘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存在，这明显地反映在宗教仪式和9~12世纪吴哥城的许多宫殿建筑上。14世纪中叶后，柬埔寨沦为泰国的属国上座部佛教随之传入。以后，老挝又从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
从5世纪起，佛教开始传入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巴厘等地。据中国高僧义净的记述，7世纪中叶印度尼西亚诸岛小乘佛教盛行，以后诸王朝都信仰大乘佛教与印度教；至15世纪伊斯兰教开始盛行。
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汉代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至南北朝时传播于全国，出现了很多学派。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宗派。宋代以后，佛教各派趋向融合，同时儒、佛、道的矛盾也渐趋消失。7~8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中国西藏，至10世纪中叶后形成藏语系佛教，后又辗转传到四川、青海、甘肃、蒙古和俄国布利雅特蒙古族居住的地区。
大约在2世纪末，佛教从中国传入越南。在4~5世纪时获得广泛传播。10~14世纪，越南佛教进入兴盛时期。泰国和缅甸佛教对越南佛教也产生影响。
4世纪后半叶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高句丽。7世纪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后，由中国传入的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都很盛行，以后禅宗尤为兴盛。14世纪末刊行了《高丽藏》。14世纪李氏王朝虽然一度采取排佛崇儒的政策，但朝鲜佛教仍然有所发展，17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衰落，至近代又有所复兴。
6世纪，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此后一直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7世纪初，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要求全体臣民“皈依三宝”。从中国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留学僧，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日本。12世纪以后，日本佛教形成很多民族化的宗派。
在印度阿育王时传至叙利亚、埃及等国的佛教，以后又传到非洲一些地区，但影响不大。
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佛教先后传入欧洲和北美。1906年英国成立“英国佛教协会”，欧洲佛教徒开始有自己的组织。以后英、法、德、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都有佛教僧团和研究机构。佛教传入美国后，又北传加拿大，南传巴西、秘鲁、阿根廷等国。
目前佛教已传播到世界各大洲。但主要仍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这个地区的佛教信徒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信徒。
派 系
传教传播到每一个地区以后，由于受到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形式和内容都有相应的变化，形成许多宗派。
中国：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大系统。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学派和宗派。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此外还有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几个小派。其中格鲁派的规模最大。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有润（又分摆罢、摆孙二个支派）、摆庄、多列（又分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坐四个支派）、左抵四派（见中国佛教）。
日本：有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临济、曹洞、黄檗）、日莲宗等；现代尚有属于日莲系的新兴宗派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见日本佛教）。
朝鲜：有曹溪宗、涅槃宗、太古宗和圆佛教等（见朝鲜佛教）。
斯里兰卡：早期有大寺派、无畏山寺派和祗多林寺派；现代有暹罗派、阿摩罗普罗派、罗曼那派等三大派（见斯里兰卡佛教）。
越南：有灭喜禅派、无言通禅派、草堂禅派、竹林禅派、了观禅派和禅净合一的莲宗派等（见越南佛教）。
缅甸：早期有僧伽罗僧伽派、末罗姆摩僧伽派、偏袒派、全缠派、现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
泰国、柬埔寨、老挝：主要佛教宗派有法相应部和大部派。
教 义 与 经 典
基本教义 原始佛教的主要教义有四谛、缘起、五蕴以及无常、无我等。公历纪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陆续出现一批阐发大乘思想的经典，在理论上发挥了空、中道、实相、六度的学说，对教义有所发展。其中主要的有无住涅槃、缘起性空和唯识说。
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上有许多创新。主要的有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以及顿悟、十玄、六相和三观等。
经典 佛教典籍分为经、律、论三藏。“藏”（Pitaka）的原意是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箧，有容纳、收藏的含义，佛教用以概括全部佛教典籍。经是释迦本人所说的教义；律是佛陀为教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及其解释；论是为阐明经、律而作的各种理论的解释和研究。尚有一部分佛教僧侣、学者对三藏所作的注疏、撰述，称为“藏外典籍”。三藏在南北朝时称“一切经”，隋代以后称“大藏经”。
大藏经按语系划分，一般认为有三大系统：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梵文经典只有少量残存于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近年来，中国新疆和克什米尔又发现了一些，主要是大乘经典。
巴利语系大藏经 流传在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泰国和中国云南的傣、布朗和德昂等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上座部佛教的经典，现存的最完善版本巴利语大藏经，是1954~1956年间缅甸政府召集的第六次结集时勘定的。另外，这个体系也包括用僧伽罗全罗文，泰文、缅甸文、高棉文和老挝文等译出的佛典。
汉语系大藏经 流传在中国汉族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主要内容为翻译印度的佛教经、律、论和中国、朝鲜等国僧人的撰述。汉语系的佛经大部分是从梵文译出的，一部分是从巴利语或西域语言（胡语）译出的，版本甚多。第一次刻本是宋开宝四年（971）所刻的《开宝藏》。后历宋、辽、金、元、明、清各代，有22种刻本和排印本，另外朝鲜和日本也刊行多种。据《开元释教录》载，入藏的经典有1076部，5048卷，其中属于大乘经、律、论的638部，2745卷，属于小乘的330部，1762卷。又据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载入藏经典为1532部，5814卷。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1932）共收3493部，13520卷。目前中国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拟收23000卷，从1984年起已陆续出版发行。
藏语系大藏经 流传在中国藏、蒙、土、羌、裕固等民族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蒙古、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内容分为甘珠尔、丹珠尔、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丹珠尔也称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有关著作。藏文大藏经自1313~1939年，各地共刻出11种不同的版本。
另有从汉语或藏语转译的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和西夏文大藏经。
僧 伽 制 度
出家僧尼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定及传统习惯。相传释迦牟尼成道后，到鹿野苑为 陈如等五人三转四谛法轮，同时始建僧团。但此时还未制戒，还没有传戒所规定的僧数。根据《毗奈耶》卷一所述，释迦“证觉”后第13年有苏阵那犯过，始与诸比丘结戒，创制波罗夷（意译为弃，即弃于佛法之外）不共住戒法。以后比丘越来越多，犯过失的也随之增多，于是陆续制定相应的禁戒，逐渐形成系统而完备的律制。佛教分成上座、大众两个部派以后，南传佛教奉行上座部律，至今不衰。由于对律制的理解和奉行渐有差异，因而各国佛教又分成若干派别，僧伽除了有共同遵奉的戒律外，还有适应本国情况的僧团制度。有的国家还设有管理全国僧伽事务的僧王、僧议会和僧内阁或大长老会等。三国魏嘉平年间，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戒本传入中国，北传佛教僧众当时奉为准绳。后律典翻译渐多，从东晋到宋、齐、梁时代，中国僧众主要奉行说一切有部《十诵律》。后因提倡法藏部《四分律》的人增多，唐道宣便依据《四分律》建立律宗。此后汉族地区僧众一直奉行此律。
中国藏、蒙等地区佛教都奉行说一切有部律，有些寺庙还订立清规。如格鲁派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都有自家的清规，它们设有“堪布”（相当于汉地丛林的“住持”）、“翁则”（负责食欲念诵修持，相当于汉地丛林的“维那”）、“格贵”（蒙族佛教叫“格斯贵”，俗称“铁棒喇嘛”，监察僧众勤惰，相当于汉地丛林的“僧值”）、“涅巴”（管家，职掌库房财务等）、“强佐”（管理扎仓行政事务和财产）等职分司各事。
中国傣族等地区巴利语系佛教的最高领袖称“松迪阿伽摩尼”，寺院住持称“都龙”，奉行的律部和僧制与南传缅甸上座部佛教大同小异。
日本佛教的律制主要是中国唐代鉴真传去的，也是《四分律》。后来有些寺院又传中国寺院的清规。日本佛教管辖一宗一派的首领一般称“管长”，但有些宗派如天台宗称“座主”，西本愿寺派称“门主”，大谷派称“法主”等。天台、真言、禅、净等各宗各派也都各有自家的规制。
佛事仪式与节日
佛事仪式 原是释迦时代所行的示教活动，传到中国后演变为应赴社会的经忏、佛事等一套固定仪式。主要有忏法、水陆法会、盂兰盆会、焰口等。藏族地区的佛事仪式，其诵经说法、传召大会等显宗法事与汉族地区佛教基本相同。另外还有密宗的传法灌顶和修法等仪式。傣族地区佛事仪式则或多或少带有当地居民固有的鬼神崇拜和精灵活崇拜等的痕迹。
主要节日 有佛诞节（亦称浴佛节）、成道节（亦称佛成道日、腊八节）、涅槃节、观音节（中国汉族地区于农历二、六、九三个月的十九日为纪念观音的节日）、世界佛陀节（亦称维莎迦节，即南传佛教将释迦的诞生、成道、涅槃并在一起纪念的节日）、驱鬼节和跳神节（藏族地区佛教节日）、泼水节（傣族佛教节日）、佛牙节（斯里兰卡的佛教节日）等。有些节日已成为民俗。
文 化 艺 术
佛教文化艺术包括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等，主要用于表现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古印度佛教文化随着佛教的发展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向世界各地，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它们民族文的组成部分。
文学 数千卷印度佛典，如《维摩经》、《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等，本身就是瑰丽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百喻经》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叙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经》（《本生谭》）是著名的传记文学。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印度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颂、赞、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传记、游记、文集等，均为优美的佛教文学作品。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汲取本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它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方法。《维摩经》、《百喻经》等，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俗讲、变文对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禅宗语录不仅为宋明理学家所仿效，也影响到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
美术 包括佛教绘画、雕刻、塑像等。古印度阿育王时代所立石柱，柱顶有狮子、象、牛、马、宝轮等雕刻，庄严华美。当时还建有许多石塔，以藏佛舍利，外绕石栏，镌刻浮雕图案。在巴雅、贝德萨、巴尔胡特、桑奇等地，早期佛教的建筑、雕刻达到很高的水平。犍陀罗佛教艺术汲取古希腊、罗马艺术精华，创造出释迦牟尼的各种形象，颇具特色。埃罗拉阿旃陀石窟的艺术一直脍炙人口，是印度引为骄傲的“艺术之宫”。以上这些佛教艺术，对亚洲各国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中国佛教艺术，先是仿效印度，后来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初期在丝绸之路上，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受印度佛教美术影响较多，但同一题材，其内容和表现方法已有所不同。梁代张僧繇的佛画，创立了“张家样”；北齐曹仲达的佛画，创立了“曹家样”。曹画的人像，衣服紧贴全身而显露曲线，他所创造的风格，后人胃之“曹衣出水”。到了隋唐地代，佛教美术已经中国化。吴道子在长安、洛阳画了300多幅佛画，人物奋袂，衣裙飞舞飘动，富有运动感，后人称为“吴带当风”。敦粕莫高窟等唐代壁画，是中国佛教学术的代表。在雕塑方面，北魏至隋唐，创造了规模巨大的石窟，以云冈、龙门的石刻为代表，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敦煌与麦积山的唐代彩塑，更具中国特色。宋元以后，佛寺盛行泥塑佛像，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藏传佛教美术，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独具风格。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都带有西藏地方特色。青海塔尔寺以各色酥油制作的酥油花，更是一种特殊佛教美术作品。
音乐 有梵呗、佛曲等形式。梵呗亦叫赞呗，是以短偈形式赞颂佛、菩萨之颂歌，起源于古印度。相传三国魏陈思王曹植曾作梵呗六契（章），即后世后传《鱼山梵》。梵呗主要用一讲经仪式、六时行道（后世形成为朝幕课诵）和道场忏法等，谓之“三启式”。隋唐前流行的梵呗有《如来呗》、《云何呗》等。近世禅林流行的梵呗尚有“四大祝延”、“八大赞”等，但已通称为唱念。佛曲，即将佛经配上乐谱进行讽咏。相传7世纪时，即有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送给中国佛曲10种，并派来乐工32人。至唐代，佛曲已相当普遍。当时每唱佛曲，常配以笙笛。今只用点板，配以铛、铪等敲唱。在敦煌杂曲中还保留有一部分佛曲作品。佛教的古音乐对日本“雅乐”的韵律也有重要影响。
建筑 主要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烂陀遗址，规模极为宏大。东南亚诸国均有同类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扬崖壁大佛像，都是闻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石窟寺，系根据古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筑的。中国的佛教石窟为数甚多，其中敦煌、云冈、龙门尤为著名。中国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都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原来印度的佛塔是覆钵状的圆坟形，上饰竿和伞，后发展成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凭眺的楼阁式建筑。现存的塔可分二类，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带有中国特色；二是另式扩要采取中国原有楼阁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为七至九层。结构有木塔、砖塔、砖木塔、石塔、铜塔、铁塔和琉璃砖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与汉族地区略有不同。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外八庙等是这种建筑的典型。日本的东本愿寺，朝鲜的佛国寺都采用木结构的殿堂形式，雄伟壮丽，是世界知名的古刹。（赵朴初）
Tiesaluo
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南朝宋元嘉十年（433）带领十位比丘尼随该国船主难提到中国建康（今南京），应景福寺尼慧果和净音之请，于元嘉十一年在南林寺设坛传戒，请僧伽跋摩为传戒师，为三百余尼僧重受具足戒。创中国尼僧如律如法从二部僧众受比丘尼戒之始。中国妇女出家为尼者，东汉时阿潘出家，仅受三归依；其后受具足戒者，始于东晋洛阳竹林寺净检尼等从昙摩羯多受戒，但仅系一边授戒，并非全戒。故元嘉六年师子国比丘尼八人来建康时，曾询及中国尼僧受戒情况，认为戒本从僧而发，虽二众不全，以从权之故，无妨尼僧得戒。如能重受，当然更好。先是慧果、净音等尼曾请求求那跋摩主持为她们重行受戒，求那跋摩也认为如律重受更好，但师子国比丘尼不满十人，而且正在学习汉语，最好是再行邀请外国比丘尼前来，凑足十人之数，不久求那跋摩去世，直到铁萨罗等十一尼来后，方改请僧伽跋摩主持传戒，但遭到祗洹寺慧义的反对，认为无需重受。僧伽跋摩几经和慧义辩论，终于说服慧义，而且还派遣他的弟子慧基等人参与传戒仪式。（童玮）
Jianisejia
佛教护法名王。印度贵霜王朝第三代国王。又译作割尼尸割、 腻迦、葛诺歌。生卒年月不详。在位年代约在2世纪前期。关于他的事迹，佛教中有很多传说。近年来考古发掘的钱币、碑铭提供了一些可信的依据。
迦腻色迦与中国《汉书》中所记的贵霜王朝前两代国王丘就却、阎膏珍可能并无血统关系。据佛教典籍的记载，他出生于新疆和阗（一说在和阗国为质子）。出任贵霜国王后，迁都白沙瓦，继续扩展领土，成为当时与中国、罗马、安息并立的世界大国。贵霜王朝融合了印度、中国、罗马、塞族等文化，他仿照中国皇帝自称天子；使用罗马的金币；在国内的钱币上铸造了释迦牟尼、阿波罗、湿婆等神像。他统治贵霜约28~29年（一说24年）。传说他在向北方征战中被部下暗杀。1911年在印度马土腊曾出土一尊迦腻色迦雕像，高1.85米，身穿牧人服装，手持宝剑，并有婆罗谜字体铭文，雕像头部已失落。
据佛教传说，迦腻色迦曾修建白沙瓦大塔，并于塔的四方建造四大伽蓝，供养3万大、小乘比丘。因当时佛教部派分烈，歧说纷纭，他还曾召集说一切有部500名比丘结集佛典，共得三十万颂，刻于铜碟，封于石室，并建塔加固。北传佛教称这次结集为第四次结集。此外，据说他还曾派兵前往摩揭陀国，迎请著名佛教诗人马鸣。他与著名佛教学者胁尊者、世友关系也很密切。上述传说是否确实尚须研究。由于贵霜王朝在迦腻色迦在位时空前强盛，佛教得以向四方传播。佛教徒把他看作与阿育王、戒日王齐名的护法名王。（方广 ）
Sanxue
佛教教义。学佛者必须修持的三种基本学业，即戒、定、慧。
戒 亦称增上（卓越）戒学，指戒律。即防止行为、语言、思想三方面的过失。由于大小乘的不同，其戒律也有所不同。另外对出家的僧侣和在家的居士也有所区别。例如小乘有五戒、八戒、二百五十戒等；大乘有三聚净戒、十重四十八轻戒等。小乘五戒为：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八戒为：在五戒外另加卧高广大床、花鬘璎珞、歌舞戏乐。二百五十戒：即二百五十项应戒的言行细目，合并为五项时，称五篇门。大乘三聚净戒为：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十重禁戒为：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说过罪、自赞毁他、悭、瞋、谤三宝。四十八轻戒为：不敬师长、不举教忏、背正向邪、不瞻病苦等四十八项具体戒条。
定 亦称增上心学，指禅定。即摈除杂念，专心致志，观悟四谛。小乘有四禅，大乘有九种在禅、百八三昧等。小乘四禅为：1、初禅。即禅定的初级阶段，这时沉思于专一，摈除情欲、消除不善心，这就是“离”。由此渐进而生喜乐，即欣喜与慰安。但此时尚有思虑，尚未达到表象的沉静，故称初禅。2、二神。由初禅进而安住一想，达到表象的沉静，获得一种更高的喜乐。3、三禅。由二禅进而舍离喜乐而达到完全安静境地，获得轻安的妙乐。这时已产生了智慧，达到了正念和正智的阶段。但此时尚有身体上妙乐的感觉，所以对涅槃境地来说还有一段距离。4、四禅。由三禅再进一步，完全超脱苦、乐，连自身的存在都已忘却，达到舍念清净的境界。即涅槃境界。九种大禅为：自性禅、一切禅、难禅、一切门禅、善人禅、一切行禅、除烦恼禅、此世他世乐禅、清净禅。百八三昧为：般若经典中所说的一百零八种禅定，《大智度论》卷五有详细说明。
慧 又称增上慧学，亦即智慧。慧就是有厌、无欲、见真。摈除一切欲望和烦恼，专思四谛、十二因缘，以窥见法，获得智慧解脱。
三学概括了全部佛教教义，也包含六度、三十七菩提分等全部修行法门。三学中以慧最重要，戒和定都是获得慧的手段。只有获得慧，才能达到最终解脱的涅槃境界。（高振农）
Aidixia
——古印度僧人、佛学家。汉名无极自在，本名月藏，法名燃灯吉祥智。生于巴格浦尔（另说班加尔或比哈尔）。11岁在那烂陀寺从觉贤学习佛学，旋去王舍城跟密教大师阿缚都底波陀学习密法，尔后又去超戒寺从那洛波钻研显密两乘。29岁在菩提伽耶摩底寺（另说奥坦多补梨寺）从戒护受具足戒，学习戒律，又从法护学习显教经典。在1013年阿富汗的穆突起默德·伽塞尼的穆斯林军队最后一次侵入印度前，他去金地岛（今苏门答腊）从法称学习密法，并去锡兰（今斯里兰卡）钻研大小乘经论和密咒。44岁时返印度，出任超戒寺首座（大上座），声名极盛，与宝生寂、觉贤、阿缚都底波陀、动毗波、寂贤等人一起被称为超戒寺八贤。
——朗达玛在西藏禁佛以后，佛教陷于危机之中。11世纪西藏阿里地区的统治者绛曲沃（智光）之请，著《菩提道灯论》，提倡三士道和业果的学说，因而被称为业果学者。此时他就西藏当时大译师仁钦桑布（宝贤）之请至妥顶寺。时仁钦桑布已85岁，交谈之后，极为敬佩，遂请其校正自己所译经典，并听从阿底峡的劝告，建舍闭关修定，直至逝世。
阿底峡住阿里三年，正欲回印，到达尼泊尔边境时，适逢战乱，交通阻断，不得不折回西藏。西藏译师仲敦巴请其到卫地弘法，遂应邀至桑耶寺，译出《摄大乘论》及世亲《摄大乘论释》等多种经论。他在桑耶寺看到大量印度所无的经典，甚为震惊。其后又被请到拉萨聂塘，译出《中观心要释思择焰》，并自著两部解释此论的著作。后至耶巴，译出无著造的《究竟一乘宝性论》。
阿底峡的显密译著收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的有百多种。他传播的思想和学说，后来形成噶当派。宗喀巴继承和发展他的学说，创立了格鲁派，传播到甘肃、青海、蒙古等地。（郭元兴）
Qingjingdaolun
研究上座部佛教思想和教理的重要论书。觉音著。约成书于5世纪，被誉为三藏典籍和义疏的精要。据传，觉音在5世纪20年代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研读僧伽罗文论疏和上座部佛教教义时，大寺派僧团为了测验他的才干，命其注释两首偈颂，而写出此论。它虽和《解脱道论》在体裁和内容方面都十分相似，但见解不同。它依据上座部佛教大寺派的观点，对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的阐述，烦琐而复杂。全论共二十三品，依照次第论述戒、定、慧三学要义。一致二品阐明戒的定义、作用、种类和持戒的各项规定等；三至十三品阐述定的定义、种类、修习禅定的各种方法、目的和所获得的福德等；十四至二十三品阐述慧的定义、种类及修习方法等，这是《清净道论》的核心，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详细阐明关于四谛、五蕴、八正道和十二缘起等佛教的基本理论。
《清净道论》除了有僧伽罗文、泰文、缅甸文、高棉文、老挝文、傣文、天城体梵文和拉丁字母的音译巴利文本外，还被译为汉、日、英、法、德等文字，一向被视为研究上座部佛教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参考资料，受到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重视。（童玮）
Rongxi
日本佛教临济宗创始人。俗姓贺阳，号明庵。备中国（今冈山县）吉备郡人。幼年从父学佛，14岁在本郡安养寺从静心落发，旋登比睿山受大乘戒。19岁于比睿山就有辩学天台教义，又到伯耆（今岛取）的大山从基好学密教。后又还比睿山精读藏经。1168年到中国求法，先到明州（今浙江宁波）访广慧寺，继往天台山巡礼圣迹，得天台章疏等30余部回国。1187年再次入宋，原拟去天竺（印度）巡礼佛迹，未获当地知府许可，即上天台山谒万年寺虚庵怀敞，后随虚庵至宁波天童寺，继承临济正宗的法脉。在天台山时曾舍衣钵之资，修理智者大师塔院，到天童寺又赞助重修千佛阁工程，1191年回国。1196年于博多建圣福寺，弘扬临济禅风，为日本禅寺之始。1202年将军源赖家于京都创建仁寺，请荣西为开山，遭到南都和北岭诸宗反对，乃作《兴禅护国论》3卷，驳斥诸宗的谤难，名声大振。翌年，建仁寺设立真言院和止观院，作为传播天台、真言、禅三宗的基地。后应将军源实朝之请，至镰仓创寿福寺，初传禅宗于关东。他融合天台、真言、禅三宗，形成日本临济宗。著作还有《契茶养生记》、《出家大纲》等。
北传佛教之一。4世纪后期由中国传入。其传播和发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三国时期 最初传入佛教的是三国鼎立时代的高句丽（朝鲜北部）。据《海东高僧传》卷一载，高句丽小兽林王（高邱夫）二年（372），中国前秦苻坚遣使者及僧顺道送去佛像和佛经。两年后，又有东晋僧阿道赴高句丽。五年（375），小兽林王为阿道建伊弗兰寺，又立省门寺供顺道居住，是为佛教输入朝鲜之始。百济（朝鲜西南部）在枕流王元年（384）开始迎接来自中国的东晋梵僧摩罗难陀，翌年于汉山州创建佛寺，并使平民10人从他为僧。新罗（朝鲜东南部）的佛教是在纳祗王时（417～457）由高句丽传入的，起初受到抵制，到法兴王十五年（528）才正式流传。
迨6世纪，佛教已广为流传。中国隋唐时期大小乘各宗教理几乎全部输入，其中影响较大的宗派是三论宗和律宗等。当时，由于三国封建政权都积极扶持佛教，派很多僧人到中国求法，知名的有高句丽僧朗大师、义渊、实法师、印法师等；百济僧谦益、慧慈等；新罗僧无相、圆光、慈藏圆胜、惠通、胜诠等。其中有许多人还赴印度求法。百济僧谦益由中国到中印度专攻梵语和律部，回国时带回许多梵本加以翻译和研究，促使律宗在三国迅速传播；新罗僧惠超，曾踏遍五天竺，著《往五天竺国传》，介绍了印度及其周边诸国的地理、交通、文化和风俗，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
朝鲜三国时期的佛教对中国佛教传入日本起了桥梁作用。6世纪中叶，百济的圣明王将金铜释迦佛像和经论幡盖等赠给日本，为中国佛教传入日本的开始。其后慧慈自高句丽渡日，为日本圣德太子所师事。高句丽僧慧灌赴日后成为日本三论宗开祖，新罗僧审详赴日，始传华严宗。
三国时期，佛教的流传虽然较为广泛，但还处在传播和解释教义的阶段。
新罗王朝时期 新罗王朝统一三国后，为朝鲜佛教隆盛时代。出现元晓、憬兴、义湘、圆测、太贤、义寂、宣证、胜庄等著名佛教理论家及其著作，其中对朝鲜佛教的发展，影响最深的是元晓、义湘和圆测。元晓的《十门和诤论》、义湘的《华严一乘法界图》和圆测的《解深密经疏》等著作。为创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华严宗和唯识宗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个时期有四个主要宗派：①涅槃宗。高句丽僧普德于景福寺所创。普德有11个高足，其中著名的有无上、寂灭等，建有八大伽蓝。②律宗。新罗僧慈藏入唐回国于通度寺所创。③华严宗（一名圆融宗）。有二派，一为元晓在新罗庆州芬皇寺所创，称为海东宗；二为入唐的义湘从智俨传承的中国华严宗，设祖庭于浮石寺，故亦名浮石宗。④法相宗。真表律师在金山寺所创，宣传瑜伽唯识，其弟子有永深宝宗等。此外密教系统有神印宗和总持宗（或称真言宗）。神印宗创始人是明朗，他于善德王四年（635）受帛尸梨蜜多罗所译神印秘法，其密教被称为神印宗（亦称文豆娄宗），在密教史上属善无畏、金刚智以前的杂密。总持宗创始人是惠通，他入唐受善无畏印诀，为善无畏一派密教。新罗僧惠日受青龙寺惠果密法，带回《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等，在新罗大弘密教。成实学派、俱舍学派也在弘传。9世纪初，中国禅宗开始传入朝鲜。新罗宣德王五年（784），道义入唐从虔州西堂智藏参学心法，受其法脉。822年回国后传达摩禅，始传南宗禅，不很兴盛，但它成为后来的禅门九山之一的迦智山派。兴德王三年（828），洪陟入唐从智藏受法，回国后在实相寺宣扬禅法，开禅门九山的另一派——实相山派，禅宗始兴。新罗末期的道诜把佛教的善根功德思想同道教的阴阳五行及地理风水说相结合，开创具有特色的“祈福佛教”，使佛教更加神秘化。此时，教禅，分庭抗礼，互相竞争，佛教势力渐衰。
高丽王朝时期 高丽统一全国后，由于太祖王建深信佛教，造塔建增，佛教又渐转盛。文宗出家的第四王子义天，被封为祐世僧统，世称义天僧统。他于高丽宣宗二年（1084）入宋，历访高僧大德，学习华严、天台教义以及戒法和禅法，回国后慨叹天台一宗，海东未兴，遂于肃宗二年（1096）创立了高丽的天台宗。高丽王朝初期，华严学者均如，为华严宗北岳（希朗）法孙，融合南岳（观惠）北岳两家分歧，与仁裕首座共倡归一之旨，蔚然成风。光宗王特于松岳下建归法寺，诏均如主持，备极崇信。中期，禅门渐见衰落。时有知讷结定慧社，阐扬修禅宗风，于是禅师迭出，曹溪禅风，再次中兴。知讷成为曹溪山修禅社开祖。他对华严亦有研究。所著《圆顿成佛论》，为曹溪宗的宗典。共后有太古普愚，曾入元从屋清珙受法，回国后统一禅门九山为一宗，称曹溪宗（亦称禅寂宗）。时天台宗亦视为禅宗一派，故禅有曹溪、天台两家。教的五宗亦各改称：圆融宗改称华严宗，法相宗改称慈恩宗，法性宗改称中道宗，戒律宗改称南山宗，涅槃宗改称始兴宗。后称“五教二宗”。这一时期的佛教最显著的事业是大藏经的出版。高丽显宗二年（1010），在所谓“丹冠祈禳”的口号下，开始雕大藏经（共6000余卷），作为全国性事业，历经70余年，终于在1087年宣宗王时完成，藏之八公山符仁寺。高宗十九年（1232）为蒙古兵所毁。二十四年（1237）发愿重立都监，历时16年，刻成经版8万余块，约完成6780卷的《高丽藏》，今存南朝鲜的伽耶山海印寺。其次，义天为完成刻经事业入宋游历14个月，搜集佛教经典，归国后，设置教藏都监，刻印大藏经，称之为义天的《续藏经》。据《新编诸宗教藏目录》（刊行预定目录）载称，《续藏经》收录内外佛典1000余部，4000余卷。但大部失传，现在残存20部。
李朝时期 14世纪末，太祖李成桂统一朝鲜半岛，国号朝鲜，亦称李朝。他尊儒排佛，在即位时放逐了禁中的僧侣。世祖（太宗）六年，将曹溪、天台、慈南三宗合为禅宗，将华严、慈恩、中神（中道宗及神印宗）、始兴南山四宗合为教宗。合并后的教、禅二宗，各保留一定数量的寺院。到明宗（1545～1566）时，由于文定皇后的庇护与普雨禅师的努力，佛教禅宗稍见复苏，但不久即衰。成宗时更禁止供养僧侣，并毁佛像造兵器。出家为僧被视为违犯国禁。直至“壬辰之乱”（1592），日本丰臣秀吉率大军侵入朝鲜，宣祖出奔义州，时有禅僧清虚休静率门徒并募僧兵5000人，与明军一起作战，克复京城，赶走日军。宣祖还都后，赐号国一都大禅师。后还妙香山，有弟子千余人。著有《清虚堂集》8卷等。至此，佛教禅宗稍有恢复。
在李朝统治的500年间，总的是采取尊儒排佛政策，然由新罗、高丽时代长期流传下来的佛教仍隐存于一般民众之间。从1910年至1945年朝鲜为日本军国主义并吞的35年间，朝鲜佛教僧人也有公然娶妻食肉的，因此教团分有独身僧与有妻僧两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仍在朝鲜半岛继续流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曾于平壤建立佛教总务院，后改为佛教徒中央委员会。50年代初期，寺院大多毁于侵略者的战火。现南朝鲜的佛教较前略有发展。（林子青）
产生和流传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创始人是悉达多·乔答摩，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简称佛陀（觉者）。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原始佛教 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相继传承时期的佛教。约为公元前6～前5世纪。佛陀的说教最初是口传的，为了便于记忆，采取偈颂的形式，后来编集为由经、律、论组成的“三藏”。在经藏中近代学者认为真正属于佛陀的教说和最早的经典是《经集》、《如是语经》和《无问自说经》，其中也包括一些戒律条文。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其核心内容是讲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其次，又从缘起思想出发，提出了“诸法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的学说。后人把原始佛教的修持，概括为戒、定恝三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以及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等三十七菩提分法。佛陀在世时反对婆罗门教四种姓的不平等制度，因此，在他所创立的僧团中允许各个种性和贱民参加。另外，还容许教团中包括过在家生活的男女信徒，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或在家二众。
部派佛教 在佛陀逝世的100年后，佛教内部由于对戒律和教义看法的不同，开始分裂。先后形成了许多部派。最初分为大众部和上座部，这被称为根三二部，以后又从两个根本部中分裂为十八部或二十部，称为枝末部派。部派佛教争论的主要总是诃梨跋摩在《成实论》中曾概括为“十论”，即二世有无？一切有无？中阴（轮回的主体）有无？顿悟或渐悟？罗汉是否有退？随眠（烦恼）与心是否相应？未受根业是否存在？佛是否在僧数？在无人我（灵魂）等。对于这些问题各个部派都有不同的回答。上座部认为佛教徒修行的最高境界应是阿罗汉果，阿罗汉果与佛果位相同，他们把一切现实存在分为色法（物质存在形式）和心法等，色法有“四大种”（地、水、风、火四元素）及所造色（长、短、大、小、方、圆等形象和青、黄、赤、白等显色以及其他感官对象），心法有八十九种，并作了详细的分析。上座部后来又分为根本上座部和说一切有部。前者流传于雪山即喜马拉雅山麓，后者流传于克什米尔地区。说一切有部后来分出犊子部，犊子部又分出正量等四部，继又分出化地部、经量部等共十一部，说一切有部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三藏中的论藏，也就是着重对佛教理论问题的阐述。在1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统治时，曾举行大规模的结集，编纂了《大毗婆沙论》、《发智论》和六足论等庞大的论书，主张“法有我无”、“三世实有”和“法体恒有”；经量部约成立于3世纪末，是最晚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主张“过去未来无本，现在实有”。佛陀以蕴、处、界概括一切法，但未区别实有和假有。说一切有部主张蕴、处、界都是实有。经量部则主张蕴、处是假有，界是实有，这意思是说外界一切的事物或主客观的存在形式（蕴）以及人们的认识器官和对象（处）都是一种虚假或唯名的实在，它们不过是人们认识中的感觉材料，只有人们的认识的根源（界）才是真实的存在（实有）。大众部崇信超越的、神化的佛陀，特别提倡“一心相续说”和“心性本净说”。部派佛教后来向大乘发展，从大众部向中观派（空宗）发展，从上座部向经量部发展，进而向瑜伽行派（有宗）发展。
大乘佛教 在部派佛教流行时期，大乘的思想在南印度已开始产生和传播。当时在家佛教徒中流行着对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参加这些教团的有出家的导师（僧侣）和在家的支持者（俗人）。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为了修持和传教的需要，编辑了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最初为般若系经典，以后又有《妙法莲华经》、《维摩经》、《华严经》和《无量寿经》等出现。这些经典阐发了空、中道、实相、六度、菩萨道、多佛、三乘分别和一心本净等等思想。在上述种种经典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大乘两个主要派别——中观派、瑜伽行派。中观派大概在2世纪才开始形成，创始人是龙树，经提婆、罗睺罗跋陀罗传至佛护和清辨时，因对中观的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分为自续派和应成派。中观派发挥了般若经中的思想，认为修持最高的境界是空，空是“不可描述的存在”，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关系（缘合）和一种假借的要领或名相（假名），它本身没有实体（无自性）。对于真正的佛教徒应该证悟上述空性的“真谛”，但是对于被无知（无明）覆盖的凡夫仍应导以“俗谛”，即承认世界相对存在的真理。瑜伽行派兴起于4～5世纪间，因强调瑜伽的修行方法并以瑜伽行总括全部佛教教义而得名，该派的理论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主要经论是《解深密经》、《瑜合伽师地论》、《唯识二十论》、《成唯识论》等。世亲的继承者有亲胜和火辨两家，较亲胜稍后并发挥亲胜学说的有德慧和安慧，以上称为无相唯识派；世亲的另一继承者是陈那，他是后期瑜伽行派的先驱。陈那的后继者有护法和法称，护法发展了世亲和陈那的唯识学说，法称发挥了陈那的因明学说。瑜伽行派认为人所认识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人们的认识主体即“识”所变现出来的，提出“万法唯识”、“三界唯心”。他们把识分为三类八识，而把第八识即阿赖耶识（藏识）看作是现象世界（现行）的根源（种子生现行），所以名之为“所知依”。他们又把一切存在现象分为“五位百法”。另外还阐扬五种姓说，认为有一种“无种姓”的人，毕竟不能成佛。
密教 6～7世纪，印度教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逐渐取得了占优势的地位，从玄奘的记述中可知当时对湿婆、毗湿奴、梵天的崇拜极为盛行。8～9世纪间商羯罗创新吠檀多派，使印度教在理论上得到重大发展而空前地盛行。佛教在这种社会潮流影响下开始吸收印度教和民间信爷而逐步密教化，在南印度和德干高原以及东印度出现了金刚乘和易行乘等。前一个时期的显教中观派和瑜伽行派逐渐融合起来作为密教的世界观而继续存在。其主要经典为《大日经》、《金刚顶经》、《密集经》、《喜金刚经》、《胜乐轮经》、《时轮经》等。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坛场、仪轨和各种神格信爷为其特征。仪轨极为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皆有严格的规定，主张修“三密”，即手结印契（身密）、口诵真言（语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应，即身成佛。8～9世纪以后，由于印度教的兴盛，佛教僧团日益衰败，内部派系纷争不已，从而日趋式微。后来又由于伊斯兰教的大规模传播，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迄13世纪初，终于一蹶不振趋于消亡。
现状 19世纪末，在印度沉寂约700年的佛教出现了复兴运动。1891年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在印度首创摩诃菩提会，很多佛教胜地恢复旧观，并重新建立了一些寺院。1947年印度独立后，佛教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在那烂陀、浦那、贝纳勒斯等地创设了一些研究机构，并在很多著名大学设佛学系或巴利语系；出版了大量书刊。1956年印度政府举行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的国际性大规模纪念活动。同年10月，印度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安培多伽尔在那格浦尔组织了一个有50万“贱民”参加的改信佛教运动，先后有几百万“贱民”由印度教皈依佛教。1957年印度佛教徒组织了佛教的政党——共和党。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因不满共和党的政治路线另组了困豹党。该党在孟买和马哈施特拉有一定影响。近年来，印度的佛教组织（摩诃菩提会、佛教神智会、圣弥勒教会等），在国外建立了很多分支，广泛地开展了国际活动，经常召开国际佛教学术讨论会、座谈会等。根据1980年的统计，印度有佛教徒5554000人，约占总人口的0.8%，印度的佛教徒虽然人数很少，但在印度的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宫静于众）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汉 地 佛 教
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丁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
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鳊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永平年间（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
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谦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科经律，共88部，1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
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辽，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4）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支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歪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两宋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继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并使中纪委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祐（1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经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太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吴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亲制《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提供不问宗派异同，都应念佛，对近世佛教有重要影响。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譬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竞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入，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手吉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华僧人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
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醒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无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般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弼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
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太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土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槃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竞相研习，形成大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
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入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属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我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纂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直城藏》共6900余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汉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油共，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
僧伽制度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但有自己的特点：①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②僧徒必须素食；③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④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良，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变更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
佛事活动与节日 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远，历代相沿。盂半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瓷日举行供佛及僧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瑜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
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槃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教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
文化 佛教自传入汉地以来，即与中土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佛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后世称为“曹衣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艺术宝库。唐代盛代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合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也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入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入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起过一些促进作用。
藏 传 佛 教
藏传佛教，或称藏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10世纪后半期形成。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传佛教。
历史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分“前弘期”和“后弘期”。前者自7世纪至838年朗达玛禁佛约200余年。后者开始之年颇多异说，依仲敦巴之说，当始于978年，至今已达千年。
前弘期 开始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并为她们带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传说当时曾请印度人俱萨罗、尼泊尔人向达尔及汉人大天寿和尚译出少量经典，但未建立僧伽。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其时唐僧往还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还曾受到文尬以主的礼遇。至赤德祖赞时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庙，汉地佛教随之传入。同时，因西域动乱及大食东侵，于阗及中亚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蕃，赤德祖赞都予以收容。他还曾派人至冈底斯山迎请印度密教学者佛密和佛寂，二人辞谢未来。晚年，他又派大臣桑希等四人去汉地取回大量经典并带回汉僧一人。赤德祖赞死后，崇奉本教的贵族大臣掌权，发动第一次禁佛运动，驱逐汉、尼泊尔等地僧徒，拆毁寺庙。至赞普赤松德赞年长亲政，才又兴复佛教。赤松德赞时从印度请来寂护和莲花生，营建桑耶寺，度僧出家，建立僧伽制度，迎请译师翻译经典。还曾召集佛教徒与本教徒乾地辩论以灭本兴佛；又举行汉僧与印僧的辩论以统一信仰。赤松德赞后又历牟尼赞普、赛那累赤德松赞两代，至热巴巾赤祖德赞在位时，请印、藏高僧审定译名，编辑梵藏辞汇，校订已译经典，编定三大译经目录。据迦登目录所载，在此以前译出的小乘、大乘、显、密的经、律、论、注共有700多种。他又规定“七户养僧”，任命僧人钵阐布为大相，委以军政大权。最后，反佛大臣谋杀了赤祖德赞，拥立其兄朗达玛嗣位，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内流传。经过此次禁佛运动，至100多年（838～978）后，佛教才从多康地区重新传入西藏，开始了后弘期。
后弘期 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词，藏语意为“上师”。密教中尊师如佛，以上师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别于前期佛教之“三皈依”。这一时期中藏传佛教的特点，一为大量传译印度波罗王朝时期盛行起来的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典和法门，一为以密教传承为主形成各种教派。传译工作至13世纪初基本结束。200多年中，不仅印度许多显密兼通的高僧到西藏传法译经，西藏也有大量僧人前往印度、尼泊尔学法，以后成为著名的译师。双方有名可考的译师达300余人。这些译籍以后都收入甘珠尔和丹珠尔中。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尔有1055部，丹珠尔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尔有1114部，丹珠尔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为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经》收入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4907部，共5962部。汉藏两种文字的大藏经相较互有短长。汉文大藏经中经藏有四“阿含”、《大涅槃经》、《大集经》等，律藏有《十诵律》、《四分律》、《弥沙塞律》等，论藏有《大智度论》、《大毗婆沙论》、《成实论》、《顺正理论》等重要典籍为藏译所无。而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中，译有大量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论、疏释以及中观、因明、声明、医药、历算、工巧等论著为汉译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数量也很庞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本，始于元成宗时（1295～1307），至明神宗时（1573～1619）完成甘珠尔的翻译，至清初章嘉呼图克图又完成了丹珠尔的翻译。藏文大藏经的满文译本完成于清乾隆（1736～1795）末年。
藏传佛教的各派，是在后弘期中逐渐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争，佛教内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后弘期中因传承的不同产生若干教派，较大的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较小的有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派。本教虽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后弘期中渐与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佛教的一个派别。
僧伽制度 藏传佛教奉行说一切有部戒律，各派对大乘菩萨戒及密宗根本戒等也都遵行。但在后弘期中如噶举及萨迦两大派创宗传法者大多有妻室，宁玛派因经历禁佛而在家庭中世传。严格按照戒律建立比丘僧伽制度立寺推行的只有格鲁派。但其他各派也非全无具戒比丘。寺院组织因派别及寺院大小各不相同。格鲁派后来曾形成政教合一制度，以教统政，大寺院中的僧职亦可起官职作用。西藏振奋寺远望与汉地大寺相似，其实内部如一小型城镇，除异常、僧舍、灵塔、经幢外，尚有私人住宅及街巷等，形成一自给自足这社会。以格鲁派拉萨三大寺为例。寺中僧众集体构成札仓（经学院）。有一住持称“堪布”，实即汉译之“和尚”。堪布总理寺务，能代表寺院出度地方政府重要会议。堪布以下设有喇让强佐一人，为堪布的总管；格贵一人，俗称铁棒喇嘛，维持纪委秩序，查处犯戒及各种纠纷；翁则一人领众诵经；雄来巴一人管理僧众学经、辩率及考试格西学位事务。以上职务由堪布自行任免。札仓下另设“康村”一层组织，按地区划分僧众。此一级组织在各寺中多少不一。如哲蚌寺的罗色林札仓即有23个康村。每一康村另设管理事务职事若干人。在大寺中常有数个札仓又合设一是高管理机构名喇吉，采取委员制各札仓的堪布为当然委员，从中选出年资最高者为赤巴堪布，俗称法台。喇吉下另设叶索二至四人为全寺大总管；磋钦协敖两人为全寺铁棒喇嘛，俗称大铁棒喇嘛；磋钦翁则一人领全寺僧众诵经。另各派皆有活佛转世制度。活佛藏语称朱古，即化身佛，有大、中、小这分，选定条件各不相同。在格鲁派中，班禅为无量光佛化身，达赖为观音化身，为最大活佛。另外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又有磋钦朱古为全寺活佛，札仓朱古为重新忆仓内活佛。磋钦朱古中也有大小的区别，最高为甲波朱古，有在新达赖未亲政前担任摄政的资格。其他活佛也都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特殊地位，有各自的喇让（馆舍）和执事人员。西藏僧人的学制和学位在格鲁派中有严格规定。有资格的学僧称贝恰哇即读书者，一般从入寺起至考取格西学位需20～25年。如能出钱免服寺中劳役，称为群则（法行者），学程可以缩短一半以上。在显宗札仓学习的内容以五部大论为主，学习完毕即可申请参加辩论考取学位。学位总称是格西，即善知识或善友。在三大寺系统中格西又分四级，即拉然巴、磋然巴、林赛和朵然巴（或称日然巴）。已得格西学侠的僧人如再进密宗学院学习时则佐仁巴，由此可逐步上升为格郭、喇嘛翁则、堪布、堪苏、夏孜却杰及绛孜却杰，后二者七年一届轮流升住甘丹墀巴，为格鲁派教主，享有与达赖、班禅、萨迦法王同等尊荣，任满后得荣举称号赤苏，死后有作为活佛转世的资格。
佛事仪式与节日 藏传佛教既有前弘期的传承，又全盘接受了印度晚期大乘盛行的无上瑜伽部密宗，传承千差万别，仪轨极为繁复，学者各尊所传，各行其是，情况远比汉地佛教复杂。大体上，寺僧上殿诵经，高僧讲经说未能，举办大型法会等显宗法事和汉地佛教基本相同。至于密宗传法灌顶以及修法仪式则按各派各法传承仪轨举行，种类极多，为汉地佛教所无。
西藏民间传统节日充满佛教内容或带有佛教色彩，故与佛教本身节日无从严格区别。各地各派的节日活动也不一致。一般说来，纪念佛诞为藏历四月上弦七日，和汉地相近。拉萨每年正月举行祈愿法会长达一月余。六月底七月初举行的雪顿节，系由夏安居衍变而来。七月底举行望果节为庆祝丰收。青海塔尔寺于每年正月十五粘节展出酥油花，正月初八至十五日举行祈愿大未能会，四月初八至十五日举行四月法会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与涅槃。六月初三至初八举行纪念释迦牟尼三转法轮大法会，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举行纪念释迦牟尼降凡大法会。
文化 佛教开始自汉地传入西藏，以后又直接自印度传入。在前弘期中，汉、印两系佛教在西藏都有影响。汉、印两地高度发展的工艺美术也一并传入，故莲花生主持兴建的桑耶寺即采用印、汉、藏三式，这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以精用宏的作风在西藏民族文化中随处可见。西藏文字虽仿梵文字母制造，但书法汲取汉字的正、行、草三体并行的方式，万以草体迅捷酣畅，别具一格。西藏医学以《四部续》集其大成，其中医药理论及医疗技术明显地综合会通了汉、印、藏的医学成果，并吸收当时西域、中亚的医术，形成独具特色的“藏医”；以后传入蒙古，又发展而成“蒙医”。后弘期之初，北宋已完成统一大业，而西藏统一的地方政权已经解体。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唃斯罗遣使入贡，宋朝以对藩属之礼给予厚赐。元、明、清三代藏族与内地关系更加密切，正治、经济日益融合为一体。故此期藏传佛教虽以全盘接受当时印度流行之无上瑜伽部密宗为主，但文化上受汉文化之影响更大。寺院等建筑，大多采取汉地宫殿形式而又有所发展，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雕梁画栋，备极精巧。如拉萨之布达拉宫以及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青海塔尔寺等为古代伟大建筑中的杰作。尤其因为密宗注重像设，因而使藏传佛教发展了雕塑、绘画的技巧。藏地种佛教造像，无论雕、镂、塑、铸都能注重体型比例，栩栩如生，极为精美。大型造像如扎什伦布寺大弥勒铜像高26米，北京雍和宫旃檀木雕大弥勒像高18米，造型生动庄严，工艺巧妙精湛，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西藏各种刻版佛经，雕印工艺也很精美，尤以各种御赐及藏地金字藏经写工之精妙，装潢之瑰丽，为民族文化之奇珍。至于彩绘画像更以布局设色见长，纤细入微，形成特殊的艺术风格。另外，藏族使用的历法，以无上瑜伽部时轮金刚经所传历法为主，参用汉地传入的历法，从1027年（丁卯）开始，每60年为一“饶琼”，用干支纪年与汉地农历同。
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
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亦即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传的小乘佛教在教义、学说上都有不同的发展而各具特色。中国汉文大藏经中关于北传小乘的经律、论三藏都有比较完备的译本。高僧法显曾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抄写经律，但所携回译出的《杂阿含经》原本是否为巴利语已不可考。南朝齐永明七年（489）译出的《善见律毗婆沙》和梁天监十四年（515）译出的《解脱道论》则出于南传。中国律宗奉行的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传同一系统。律宗解释律义即常引《善见律毗婆沙》之说。中国出家尼众的得戒最初也由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余人前来传授。故汉地戒律与南传有很深渊源。在教义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内容。在南传三藏中《小部》的《本行藏》即集录各种波罗蜜行的事亦，承认佛道不与声闻道共，为大乘理论之先河。尤其主张“心性本净，为客尘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的初期禅宗根本思想。近代研究发现，达摩的壁观，可能与南传定学从地遍处入手应用地色曼茶罗有关。由此可见，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与汉传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错综的关系。
南传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约在7世纪中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亦只口耳相传。约在11世纪前后，因战事波及，人员逃散，佛教也随之消失。战事平息后，佛教由勐润（今泰国清边一带）经缅甸景栋传西双版纳，并随之传入泰润文书写的佛经。这就是现在傣族地区的润派佛教。此外，另有缅甸摆庄派佛教传入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创制后始有刻写贝叶经文。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金莲公主嫁与第十九代宣慰使刀应勐时，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三藏典籍及佛像随来传教。最初在景洪地区兴建大批塔寺，不低度缅僧双将佛教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地，尔后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这些地区的傣族中。
经典内容和南传巴利语系三藏相同，但编次稍有差别。三藏典籍有巴利语的傣语译音本及注释本和部分重要经典的傣语译本，还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的著述，除经典注释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诗歌、传说及佛经故事等。
现在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按其名称可分为润、摆庄、多列、左祗四派、又可细分为八个支派。傣族男童达到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中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时再还俗。个别被认为优秀的，可继续留寺深造，并按僧阶逐步升为正式僧侣。僧阶大体可分帕（沙弥）、都（比丘）、祜巴（都统长老）、沙密（沙门统长老）、僧伽罗阇（僧王、僧主长老，这一僧阶长期来虚职无人）、帕召祜（阐教长老）、松迪（僧正长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长老）等八级。或在帕之前增帕诺（行童）一级，在都之后增都龙（僧都）一级则为十级。自五级以上晋升十分严格，最后两级在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只分别授与傣族和布朗族各一个，成为地区最高宗教领袖。（赵朴初）
大乘佛教 在部派佛教流行时期，大乘的思想在南印度已开始产生和传播。当时在家佛教徒中流行着对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参加这些教团的有出家的导师（僧侣）和在家的支持者（俗人）。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为了修持和传教的需要，编辑了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最初为般若系经典，以后又有《妙法莲华经》、《维摩经》、《华严经》和《无量寿经》等出现。这些经典阐发了空、中道、实相、六度、菩萨道、多佛、三乘分别和一心本净等等思想。在上述种种经典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大乘两个主要派别——中观派、瑜伽行派。中观派大概在2世纪才开始形成，创始人是龙树，经提婆、罗睺罗跋陀罗传至佛护和清辨时，因对中观的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分为自续派和应成派。中观派发挥了般若经中的思想，认为修持最高的境界是空，空是“不可描述的存在”，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关系（缘合）和一种假借的要领或名相（假名），它本身没有实体（无自性）。对于真正的佛教徒应该证悟上述空性的“真谛”，但是对于被无知（无明）覆盖的凡夫仍应导以“俗谛”，即承认世界相对存在的真理。瑜伽行派兴起于4～5世纪间，因强调瑜伽的修行方法并以瑜伽行总括全部佛教教义而得名，该派的理论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主要经论是《解深密经》、《瑜合伽师地论》、《唯识二十论》、《成唯识论》等。世亲的继承者有亲胜和火辨两家，较亲胜稍后并发挥亲胜学说的有德慧和安慧，以上称为无相唯识派；世亲的另一继承者是陈那，他是后期瑜伽行派的先驱。陈那的后继者有护法和法称，护法发展了世亲和陈那的唯识学说，法称发挥了陈那的因明学说。瑜伽行派认为人所认识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人们的认识主体即“识”所变现出来的，提出“万法唯识”、“三界唯心”。他们把识分为三类八识，而把第八识即阿赖耶识（藏识）看作是现象世界（现行）的根源（种子），个人所认识的一切现象都是由阿赖耶识所派生的（种子生现行），所以名之为“所知依”。他们又把一切存在现象分为“五位百法”。另外还阐扬五种姓说，认为有一种“无种姓”的人，毕竟不能成佛。
北传佛教之一。佛教传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
初传时期 一般以日本钦明天皇13年（552）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马信佛法，为佛教传日之始。一说是继体天皇16年（522），南梁司马达等来到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礼拜，为日本知有佛教之始。不过，当时世人不知佛像为何物，视为异域之神未加崇奉。百济的佛像传入日本以后，在朝廷贵族之间，引起激烈的急诊天皇乃依请求将佛像交给大臣苏我宿祢稻目试行礼拜。稻目舍出向原的住宅安置佛像。后疫病流行，屡有死亡，大臣物部舆认为是国神的谴责，奏将佛像投于难波（今大阪）的堀江，并烧毁供佛的殿堂。苏我氏和物部氏之间的信仰之争，实际上反映了皇室和苏我氏为代表的主张接受大陆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与以物部氏和大伴氏为代表的贵州反对接受大陆政治文化的政治之争。
圣德太子与佛教 佛教在日本流传后40年，为日本飞鸟时代的开始。圣德太子摄政，下诏传播佛教，贵州大臣竞造佛寺，从此佛教广传于日本。推古3年（594），高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来到日本，说法于法兴寺。圣德太子奉慧慈为师，学习佛教。12年，圣德太子制定宪法17条，其第2条就是“笃敬三宝”。由于圣德太子的弘扬，日本佛教很快得到流传，据推古3年统计，时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
大化改新 圣德太子死后25年，日本发生了“大化改新”，即模仿中国唐代文物制度，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由于促进这个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如被任命为国博士的高向玄理、僧旻等，都是入唐留学僧，故使佛教进入一个新时期。大化元年（645）大量济大寺召集僧尼，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首次任命十师，并设置法头检查全国各寺僧尼，对于僧尼脱籍的寺院，都施给土地，天皇还资助建造寺院。
奈良时代（710～784） 圣武天皇治世的天平年间，奈良佛教极盛，有五大寺。天平13年（741），又敕建东大寺，并于诸国建国分寺，以东大寺为总国分寺，统辖国分寺。
东大寺是圣武天皇发愿，良辨僧都尊基，行基菩萨劝化，天竺婆罗门僧菩提仙那导师完成的。他们被称为东大寺的四圣。所铸毗卢舍那佛，称为奈良大佛，是日本最大的佛像。中国唐代鉴真受请赴日传戒，天平宝字3年（759）于奈良建立唐招提寺。天平宝字8年，又于奈良之西建立西大寺，与东大寺相对。于是有了奔流奶七大寺。
南都六宗 在飞鸟时代至奈良时代之间，直接和间接从中国传入了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即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学派、成实学派、华严宗和律宗，称奈良六宗。后迁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称为南都六宗。
三论宗以高丽僧慧灌为初祖。慧灌曾入唐从嘉祥吉藏学三论，推古天皇33年（624）赴日，把三论传入日本。慧灌门下，人材颇我，福亮为其高足。其弟子智藏入唐后回国进行讲学，为三论宗第二传。智藏弟子道慈亦入唐，广学经典，回国后传三论为学，为三论宗的第三传。成实学派在中国曾盛极一时，出了不少学者，但传到日本却未独立成宗，被称为三论宗的附宗。
法相宗是道昭传入日本的。道昭在白雉4年（653）随遣唐使入唐，受教于玄奘，与窥基同学，在唐7年，回国后住奈良元兴寺，并巡历各地，大弘法相唯识。文武天皇4年（700）寂于元兴寺禅院，遗言火葬，为日本实行火葬之始。道昭之后，智通、智达亦入唐，从玄奘，窥基师徒学法相宗。不久，智凤、智鸾、智雄等，亦依敕入唐，从智周学唯识教义。以上三传，第一、二传合称为南寺传或元兴寺传，第三会称为北寺传或兴福寺传。时有行基者，曾受教于道昭学瑜伽和唯识；足迹遍及全国，广建寺院，架桥修路，周济贫民。天平17年（745），受任为大僧正，日本大僧正之官自此始。此外还有玄昉，也曾入唐学法相18年，带回大量藏经，被称为法相宗的第四传。俱舍宗附属于法相宗。
华严宗是因新罗僧审祥在日本开讲《华严经》而成立，故审祥被奉为华严宗初祖，以请他宣讲《华严经》的良辨僧正为第二祖。审祥初住大安寺，后任东大寺别当（住持），主持寺务和法务。其弟子相续，后受持此宗，并以东大寺为华严宗本山。审祥的老师是中国华严宗的第三祖法藏，所以他的法脉也间接传自中国。
律宗是奈良六宗中最后传入的宗派。开始有兴福寺的荣睿与大安寺的普照，鉴于日本戒律不兴，入唐求律，并敦请鉴真东渡。鉴真曾5次航行失败，经过12年苦心精进，始到达日本，而荣睿则于途中病故。鉴真到日本后，先在东大寺佛殿前建筑戒坛，为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等授菩萨戒，一时受戒的达400余人，继于寺内建戒坛院，为随从比丘依受戒羯磨（作法）重受新戒。后在唐招提寺终其一生。生前由其弟子所塑的遗像，至今犹存，为日本的国宝。
此时期的日本佛教除从中国引进外，本身没有创新，但制度逐渐完备，从僧官的设置、僧位授与、僧侣的品行衣食住所，均有详细规定。佛教被作为镇劾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密切，僧侣待遇优厚。寺院都建于城市，被称为“都市佛教”。但僧侣在朝廷的支持下，兼并土地，秽乱法门，出现了堕落的趋势。
平安时代（784～1192） 或称平安朝。这一时期，日本仍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学习进步的工艺、美术和宗教等，通过遣唐使传入中国进步的评论经。其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相继创立。唐贞元二十年（804），最澄、空海奉敕随遣唐使藤原葛野 到中国求法。回国后，最澄在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宗，成为以密的创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创立日本真言宗，后被称为“平安二宗”。
最澄、空海之后，密教大盛，主要流行于贵族之间，继他们入唐学密的，东密除空海之外，有常晓、圆行、慧运、宗睿；台密除最澄之外，有圆仁、圆珍。这八人被称为“八唐八家”。
神佛习合与新宗派的产生 在平安时代，日本佛教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要使本国固有的神祗崇拜，与外来的崇拜佛、菩萨相融合，即所谓“神佛习合”思想。在佛寺的境内可以建神社，在神社的境内也可以建佛寺，神号与佛号一致这种思想一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神佛分离”之说后才线路束。另一种是对教理深奥流传于贵族中的天台宗与真言宗赞美有示不满。引起净土思想渐次普及，以至后来产生了净土宗、真宗、禅宗、日莲宗等许多宗派。
中国晚唐时期，禅宗极盛，然尚未正式传入日本。9世纪时，嵯峨帝皇后桔氏，笃信佛教，特别崇仰中国马祖道一法嗣盐官齐安的禅风，特派僧慧萼来华延请齐案。齐安推荐高足义空应请。义空率法弟道昉东渡，初住京都东寺。皇后时请入宫，询问禅要，后创建檀林寺，被请为开山，桔氏遂被称为檀林皇后。义空以当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正盛，不立文字的禅宗不易推行，居日数年，借故离日回国。其后慧萼再度入唐，于五台山请得观音圣像，唐大中十二年（858），回国至普陀山洋面时，船不能进，因而上陆建寺，借奉观音，普陀山遂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此后，日本到中国有名高僧有芿然、成寻、俊芿等。 然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入宋，为太宗召见，住太平兴国寺。后历访各地巨刹和当时名僧。雍熙四年（987）回国，赝回床版大世故经和旃檀释迦像（亦称旃檀瑞像）至今犹存于京都嵯峨清凉寺。成寻于熙宁五年（1072）入宋，过长江时，曾受到金山寺宝觉务周的斋请。后于太平兴国寺与日称、天吉祥等参加译经，赐号“善慧大师”。元丰四年（1081）示寂于开宝寺，敕葬天台山。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观心论注》等。俊芿于元丰元年入宋，历游两浙名刹就四明景福寺了弘学戒律、松江超果寺宗印学天台教义。南宋嘉定四年（1211）赍律部书327卷、天台章疏716卷、华严章疏175卷及其他杂书共2000余卷回国。后为京都泉诵寺开山，真言建示之祖。
这一时期的日本佛教，因受盛唐的影响，多在名山建立寺院，开创了日本的“山岳佛教”。与政治的联系也不如前代那样密切，可以说从政教合一转变为政教并立。佛教的任务是祈祷国家平安。以后的日本佛教派别，不再单纯是中国的佛教。最澄的天台宗已是台、密、禅、律的“四宗合一”、“圆密一致”。空海的《十住心论》对佛教本身来说是一种发展。
镰仓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1192～1603） 这一时期历经南北朝时代（1333～1392）、室町时代（1392～1573），直至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为止，除前代各宗延续外，又建立了净土宗和禅宗，还产生了日本特有的净土真宗、时宗及日莲宗等派别。
净土系宗派的勃兴 净土思想早已传入日本，但净土宗却是源空依中国唐代善导的《观无量寿佛经疏》深信弥陀本愿理论而创立。源空应藤原兼实之请，撰《选择本愿念佛集》，标榜“偏依善导”，专修念佛，建立净土宗。他门下有圣淘镇西派、证空的西山派、隆宽的长乐寺派、觉明的九品寺派和幸西的一念义派，合称为净土五流。此外属于净土系的还有融通念佛宗和时宗，为经二次世界大战前十三宗中之二宗。
自净土宗分出的还有以亲鸾为宗祖的净土真宗，亦称“真宗”、“一向宗”。亲鸾撰《教行信证文类》6卷，作为创立净土真宗的根本圣典。真宗以净土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依据，崇奉鳊的龙树、世亲以及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和日本的源信、源空七位高僧，自然数为三国七祖。亲鸾寂灭后，其幼女觉信尼与亲鸾之孙如信和散在各地的弟子相谋，于就都东山大谷亲鸾墓旁建立佛阁，奉置亲鸾的曩像，为本愿寺的起源，本愿寺的住持，顺序血脉相传。到第11代以后，分为东、西两派加上兴正寺派、佛光寺派、锦织寺派、毫摄寺派、专照寺派、证诚寺派、诚照寺派等，即为现在真宗的10派。1948年北海道还成立有真宗北本愿寺派等。目前真宗系共计有22个教团。
荣西与道元 中国禅宗早由道昭、道睿、义空等传人日本，然未独立成为宗派。后睿山的觉阿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到中国，从杭州灵隐寺佛海禅师慧远受临济宗杨岐派法脉，四年后回国，是日本有临济禅之始。及荣西入宋回国，才开创日本临济宗。
荣西于乾道四年（1168）四月到中国，登天台山巡礼圣迹。同年九月，携带天台章疏30余部回国。淳熙十四年（1187）再度入宋，受传佛心宗，时怀敞住持天童寺，又亲侍左右，遂嗣其法，传临济正宗法脉。绍熙二年（1191）回国，初于博多津开圣福寺，盛倡临济禅法。日建仁2年（1202），源赖家于京都建立建仁寺，请他为开山。他为提倡禅宗，著有《兴禅护国论》3卷。后应源实朝之请，赴镰仓创立寿福寺，开始传禅法于关东，为日本临济宗的开祖。中国宋代禅宗盛行，日本僧人入宋求法和中国禅僧前往日本传禅的，络绎不绝。古来日本称禅宗为24派。其中3派属于曹洞，21派属于临济。荣西灭后25年，圆尔辨圆入宋，于浙江径山，得受无准师范禅法。五年后，兰溪道隆赴日，大但教外之旨于镰仓，北条时赖将军大喜，仓立建长寺，请为开山。弘安元年（1278）入寂。门下有24人，最有名的是南浦绍明。他入宋回国后，应北条贞时之请，继主镰仓建长寺。其后传禅的，还有车明葱日、东陵永玙、兀庵普宁、子元祖元、一山一宁、清拙正澄、大休正念等有名禅僧。
荣西来后，日本禅宗逐渐得势，但多属临济宗派。及道元入宋归国，于嘉祯2年（1236）在山城京都极乐寺旧址，开堂进法，设立僧堂，赐寺额为兴圣宝林禅寺，是日本有曹洞宗之始。
道元24岁时入宋。时曹洞宗如净禅师主天童寺，道元从学三年，嗣其法，为洞山第14世正统。直宋绍定元年（1228）回国，初寓京都建仁寺，宽元2年（1244），被多野义重于越前（今福井县）建大佛寺，被请为开山，这就是现在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道元遂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开祖。曹洞宗的信徒多为地方农民，临济宗的多为将军武士，故日本向有“曹洞土民，临济将军”的俗谚。
五山文学与茶道花道 禅宗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后，经吉野时代（亦称南北朝）至室町时代的200余年间，由于朝野崇奉，不断得到发展。临济宗14派的本山，几科都在京都和镰仓。当时模仿中国宋代禅宗五山十刹制度的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的僧侣，致力于诗文的研究，形成了所谓五山文学。其后日本遣明的正副使节，多数为五山僧侣所担任。其中知名的有了庵桂悟和策彦周良等。此时禅守的思想、文学、美术、风俗、习惯等，对日本国民生活的影响很大。如茶道、花道、香道与书道等，均随禅宗的发展而流行。
独立发展的日莲宗 刻宗以创宗者日莲的名字命名，与中国佛教无直接关系。日莲认为只有《妙法莲华经》是正法。建长5年（1253），归乡访亲，4月28日登清澄山，向着海上初升的红日，高唱《高无妙法莲华经》10遍，为日莲宗创立之始。为了宣扬自己的新教义，他对其他宗派进行了剧烈的批驳，因此三度被流配。其教化方法有所谓“折伏”（恶逆的教化）和“摄受”（顺信的教化）两种。灭后由其门下的日昭、日朗、日兴、日向、日顶、日持等六老僧葬其遗骸于身延山，建久远寺，即今日宗的总本山。著作有《守护国家论》、《立正安国论》等300余种。后来日莲的弟子各分成许多派别。近代日本新兴宗教的几十个教团，有70%属于日莲系。
这一时期，各派都采取否定现实的态度，厌恶秽土，欣求净土或耽于禅，教义和规则都较简单，具有“平民化”的特点。这些新派别还与日本15～16世纪的农民起义有关系。如1488年加贺国（今石川县）地区爆发的真宗农民起义、1563年通用州一向宗起义、1570年伊势长岛真宗僧徒起义等。而加贺国地区的真宗农民起义气胜利，使其后百年间加圆国的管理权掌握在真宗教徒手中，由农村上层、僧侣和农民代表组成领导机构。末期，由于儒学影响的扩大，佛教的影响逐渐缩小。
德川时代（1603～1867） 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代了佛教，成为德川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的影响进一步缩小。当时京都佛教虽趋衰落，但关东地区（指箱根以东的关东八州，即今东京横滨地方）的佛教渐盛。德川幕府一方面采取锁国政策，同时订立各方面的制度。对于佛教，自寺院的等级，僧阶的高下，乃至僧侣的法服等，都有一定的规制。先定皇室的佛教制度，明示“门迹”、“院家”以下的级别。门迹有“宫门迹”、“摄家门迹”及“准门迹”之别，订立晋级的法规，禁止僧位、僧官的滥授。划定区域，一寺一皆令有所隶属。以总本山辖大本山，以大本山统摄其所属各寺。如净土宗以东京增上寺为本山统辖关东诸寺；天台宗以日光门主统辖一宗：真宗东、西两派的别院各设“轮番”（别院轮流住职之称）等。这些制度小自一寺、大至一宗一派，其应遵守的法规，修行的阶段，僧阶的晋级，法衣的等差等，完全具备，一直维持到明治维新以前。
日本禅宗自镰仓时代以来，自临济与曹洞两宗平分天下。到了德川时代，由于锁国政策，只留长崎一港与外国通商。当时中日贸易商舶往来频繁。居住在长崎的华侨，先后开创了分紫山福济寺（漳州寺）、东明山兴福寺（南京寺）和圣寿山崇福寺（福州寺），即所谓三唐寺。三唐寺的住持，均从中国请去。最初有明僧真圆、觉海、超然、逸然等。后有福州黄檗山万福寺，在临济曹洞之外，另立黄檗一宗，成为日本禅宗三派之一。
明治维新后 日本起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提出王下笔昨古、“神佛分离”和“废佛毁释”。首先命令门迹亲王复饰（还俗），废止宫廷的佛教仪式，排除神社内的佛像，废止供于神前的佛具，禁止僧侣参加神道仪式，禁止“神佛混淆”，颁布所谓“神佛判然”的法令。从而日本各地发生了烧弃佛像佛画、破坏寺庙堂塔、命令僧尼还俗、把寺院改作医院和学校等事件。明治5年4月25日，新政府以太政官布告，许可僧侣带妻食肉和蓄发，同时又命僧侣于治名上加姓，于是某些寺院的僧侣便公开娶妻食肉。佛教僧徒为适应新的形势，兴办各种社会事业，派遣僧侣出国考察和留学，创办学校，培植人材，并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及事临狱的教化等。明治22年，日本政府颁布宪法，允许信教自由，各宗竞相兴办大学或专门学校出版了不少佛教著作，同时于各大学设佛教讲座，一时佛教虽有复苏的迹象，但总的趋势是影响越来越小。自明治维新以后的60年间，日本的佛教形成了13宗56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5年12月15日占领军颁发了《神道指令》，日本开始实行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由国家颁布的《宗教团体法》于同年12月18撤销，同时公布了《宗教法人令》。过去依据《宗教团体法》，曾把原有的佛教13宗56派，统合为13宗28派。在《宗教法人令》公布后，又各分派独立，成为270个教团。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隶属和脱离所属的宗派是被允许的，从而使寺院之间的隶属关系松弛。
战后新兴宗教有显著发展。据统计，日本大约每20人中即有一人参加新兴教团，其中70%属于日莲系。主要有：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妙智会、灵友会、佛所护念会、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念法真教、孝道教团、解脱地、真如苑等。此中除天台系的念法真教、孝道教团和真言系的解脱会外：其余创价学会等均属于日莲系。这些新兴教团，多与政治活动发生联系。
新兴教团开始产生于战前，战后依《宗教法人令》而被公认。由于传统佛教考虑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对于现实总是不很关心。新兴教团所关心的不是死后，而是要实现天国于地上。如创价学会就主张把“真善美”，改为“利善美”，换“真”为“利”，追求地上幸福的实现。这种思想比较适合时代潮流和日本国内形势，故新兴教团不断得到发展。到目前为止，佛教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现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学20余所。还有许多学会、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佛教的研究。各宗还派遣传教师到欧美各国建立别院，进行佛教宣传。（林子青）
部派佛教 在佛陀逝世的100年后，佛教内部由于对戒律和教义看法的不同，开始分裂。先后形成了许多部派。最初分为大众部和上座部，这被称为根本二部，以后又从两个根本部中分裂为十八部或二十部，称为枝末部派。部派佛教争论的主要总是诃梨跋摩在《成实论》中曾概括为“十论”，即二世有无？一切有无？中阴（轮回的主体）有无？顿悟或渐悟？罗汉是否有退？随眠（烦恼）与心是否相应？未受根业是否存在？佛是否在僧数？在无人我（灵魂）等。对于这些问题各个部派都有不同的回答。上座部认为佛教徒修行的最高境界应是阿罗汉果，阿罗汉果与佛果位相同，他们把一切现实存在分为色法（物质存在形式）和心法等，色法有“四大种”（地、水、风、火四元素）及所造色（长、短、大、小、方、圆等形象和青、黄、赤、白等显色以及其他感官对象），心法有八十九种，并作了详细的分析。上座部后来又分为根本上座部和说一切有部。前者流传于雪山即喜马拉雅山麓，后者流传于克什米尔地区。说一切有部后来分出犊子部，犊子部又分出正量等四部，继又分出化地部、经量部等共十一部，说一切有部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三藏中的论藏，也就是着重对佛教理论问题的阐述。在1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统治时，曾举行大规模的结集，编纂了《大毗婆沙论》、《发智论》和六足论等庞大的论书，主张“法有我无”、“三世实有”和“法体恒有”；经量部约成立于3世纪末，是最晚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主张“过去未来无本，现在实有”。佛陀以蕴、处、界概括一切法，但未区别实有和假有。说一切有部主张蕴、处、界都是实有。经量部则主张蕴、处是假有，界是实有，这意思是说外界一切的事物或主客观的存在形式（蕴）以及人们的认识器官和对象（处）都是一种虚假或唯名的实在，它们不过是人们认识中的感觉材料，只有人们的认识的根源（界）才是真实的存在（实有）。大众部崇信超越的、神化的佛陀，特别提倡“一心相续说”和“心性本净说”。部派佛教后来向大乘发展，从大众部向中观派（空宗）发展，从上座部向经量部发展，进而向瑜伽行派（有宗）发展。
尼泊尔是佛教最早流行的地区之一。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即诞生于迦毗罗卫的蓝毗尼（今尼泊尔南部提匀拉科附近的洛明达）。
初期传播 相传在公元前520年左右，释迦牟尼曾率领弟子在尼泊尔谷地传播佛法。公元前265年，鳊孔雀王朝阿育王曾带他的女儿恰鲁玛蒂到蓝毗尼园朝拜，并树立了“尼加里瓦”石柱，并在帕坦城修建了“毕波罗瓦”佛塔。他把女儿嫁给了当地王族中一个名叫提婆波罗的人。恰鲁玛蒂在尼泊尔修建了一座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寺院。此外，还派印度僧人末示摩和迦萨帕嘎陀等人去尼泊尔宣传佛法。梨车毗王朝建立后，尼泊尔一直是佛教徒朝圣的中心。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一直盛行佛教说一切有部。大乘佛教兴起后，瑜伽行派的理论奠基人世亲到过尼泊尔并在那里传播佛法。
佛教与印并教并行时期 5世纪梨车毗五朝摩纳提婆统治时期，印度教在尼泊尔得到了发展，摩纳提婆虽然是一个毗湿奴的崇信者，但也尊重佛教，在各地修建一些佛寺和佛塔。中国高僧法显在405年去迦毗罗卫瞻爷佛陀出生地，并将所见记录在《佛国记》中。与法显访尼的同时，尼泊尔的一位出身于佛陀同族的僧人佛陀跋陀罗应中国僧人智严的邀请，大约于东晋义熙二年（406）到达中国长安弘传禅学。他译出《华严经》、《摩诃僧祇律》等15部，117卷。从佛陀跋陀罗的译经中可证当时大乘佛教根本教理之一的菩萨行在尼泊尔已很流行。
尼泊尔佛教在梨车毗王朝盎输伐摩王的支持下取得了显著进展。兴建的一些巨大的佛教建筑，当时出使尼泊尔的中国使节王玄策曾备加赞赏。盎输伐摩王把他的女儿尺尊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赴藏时携携牟尼八岁等身像和其他佛教文物，从此沟通了从印度经加德满都、拉萨到长安的通道。从这个时候起，藏地开始了翻译梵文佛经的工作，参与翻译的有尼泊尔的尸罗曼殊、香达等。唐贞观七年（633），中国高僧玄奘瞻拜了迦毗罗卫和腊伐尼林。他在《大唐西域记》中写道：“劫比罗伐窣堵国，周四千余里，空城十数，荒芜已甚……伽蓝天祠，接堵边隅。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攻综习”。新罗僧人慧超距玄奘访尼90年后也到过迦毗罗卫。据同时代的湿婆提婆二世在725和749年所立的碑铭中记载，湿婆提婆曾兴建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佛寺——湿婆提婆寺，并在寺中创立了雅利安比丘僧伽。碑铭中还提到当时的其他著名寺院如曼纳提婆寺、伽罗屈哩伽寺、阎摩寺等。这些寺院是尼泊尔佛教活动的吣并与中国藏地和其他北传佛教国家有着宗教上的联系。在这个时期，中国僧人玄照、道希、道方、道生、末底僧诃、弱会、悟空，新罗僧人玄太、玄恪等在往返印印度时都路经尼泊尔；道生、末底僧诃和玄会死于尼泊尔。在梨车毗几个后王统治时期，佛教与印度教和睦共处，并行不悖。
佛教与印度教混同时期 8世纪末9世纪初，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经过商羯罗的改革后，出现了复兴运动，这也推动了尼泊尔印度教的发展。据尼泊尔史料记载，商羯罗在晚年曾访问过尼泊尔，他用压迫佛教的手段大力推行印度教。佛教虽然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在尼泊尔谷地和东北山区仍在流传。嗣后几个世纪，由于佛教和印度教的融合，出现了混合的密教或“新佛教”。印度密教中的主要派别——真言乘、金刚乘、易行乘和时轮乘几乎在尼泊尔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尼泊尔是印度易行乘悉地师（成就师）崇拜流行最早的地区之一，这个派别宣传即身成佛的大乘思想，赞颂《多诃俱舍》在尼泊尔佛教徒中成为日常的行事之一。印度教和佛教密宗的思想和实践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它们的界线很难划清；在鳊教的神殿中常常可以见到佛教的菩萨、佛像，在佛教的寺高中也可见到印度教的神祗。两种宗教徒常常崇拜共同的对象，举行共同的祭祀仪式，并有共同的节日。这种混同的形式自中世纪直至现代一直颇为流行。同时，在佛教中也出现了象印度教一样的种姓制度。在佛教的僧伽中分为朱古巴（僧侣）、班达耶（佛教僧侣的后裔）、瓦吉拉恰利耶（高级僧侣、密教师）和乌陀莎（商人、金银匠、画匠等出身的僧侣）。在一般佛教徒中也分成若干种姓和亚种姓，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
印度和西藏的影响 尼泊尔佛教密宗的广泛传播和印度，西藏僧侣的定居、访问有着密切的关系。藏传佛教的形成和传播，反过来又推动了尼泊尔佛教的发展。743年印计划处在续中观派的一些著名理论家应赤松德赞之请，赴藏传播佛法。寂护去藏前曾在尼泊尔停留6年，他在尼泊尔传播唯识论，并为斯瓦扬布寺（自体放光寺）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在入藏前也在尼泊尔逗留过四年。他向尼泊尔、藏传佛教僧侣学习了密法，并在坎提普尔（今加德满都）的东北地区建立了宣传密法的佛陀纳特寺。寂护的弟子莲花戒在762年路经尼泊尔时，曾受到斯瓦扬布寺和佛陀纳特寺僧众的欢迎。阿底峡在1041年访问尼泊尔时曾在加德满都谷地和尼西波尔帕平原弘传时轮教，并在坎提普尔建立了上初寺。藏传佛教噶举派的理论奠基人玛尔巴和弟子米拉日巴、噶当派的著名译师俄·罗丹喜饶都曾在尼泊尔学习和弘传佛教。密教大师达摩·尸伐密还在尼泊尔住了9年。11～13世纪穆斯林侵入孟加拉和比哈尔，印度著名的超戒佛教大学等遭到破坏后，大批佛教徒携带经卷和文物到尼泊尔和西藏避难，因此，佛教的大批典籍和手稿得以保存。由于大批印度佛教徒的涌入，促进了尼泊尔佛教的繁荣。11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藏传佛教的很多宗派形成后，如萨迦派、宁玛派和噶举派中的噶玛派等也先后相继传入尼泊尔，有的至今仍有影响。
佛学理论的建树 11世纪后，尼泊尔在佛学理论方面有新的建树，逐渐形成了四个哲学派别及其分支：①斯伐跋维迦（自性派）。强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有其自性，这种自性有时表现为展开的，有时表现为非展开或潜在的；②阿尸伐哩迦（自天派）。信仰没有他力的、无限而至善的神；③伽尔弥迦（业因派）。主张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由于无明所作的努力；④耶多哩伽（修行派）。相信人们智慧的力量和自由意志。这些哲学思潮明显地是在印度教和佛教影响下，继承了西藏和印度的佛学思想而创立的。
现状 目前印度教虽然是尼泊尔的国教，但政府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近几十年来，除传统的佛教得以继续发展外，又引入了南传佛教。1944年尼泊尔僧人达摩逻迦、甘露喜和释迦以陀在印度鹿野苑和加德满都的舍利伽寺创建了佛教复兴会，专门从事南方上座部的宣传工作，在尼泊尔新建南传形式的楞伽寺，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巴利语佛经和研究菱。1954年尼泊尔佛教代表团参加了在缅甸召开的第六次佛教结集。最近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从事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园的修复工作。
根据20世纪80年代初的统计，尼泊尔有佛教徒867000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1%，大都集中于尼泊尔的东北部和中部，东北山区的佛教徒大部分信奉藏传佛教。由于和中国西藏的宗教联系十分密切，1956年中尼两国政府曾签订协定，为两佛教徒往来和朝圣提供方便。（黄心川）
原始佛教 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相继传承时期的佛教。约为公元前6~前5世纪。佛陀的说教最初是口传的，为了便于记忆，采取偈颂的形式，后来编集为由经、律、论组成的“三藏”。在经藏中近代学者认为真正属于佛陀的教说和最早的经典是《经集》、《如是语经》和《无问自说经》，其中也包括一些戒律条文。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其核心内容是讲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其次，又从缘起思想出发，提出了“诸法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的学说。后人把原始佛教的修持，概括为戒、定恝三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以及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等三十七菩提分法。佛陀在世时反对婆罗门教四种姓的不平等制度，因此，在他所创立的僧团中允许各个种性和贱民参加。另外，还容许教团中包括过在家生活的男女信徒，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或在家二众。
Fojiao wenxue
文学 数千卷印度佛典，如《维摩经》、《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等，本身就是瑰丽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百喻经》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叙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经》（《本生谭》）是著名的传记文学。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印度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颂、赞、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传记、游记、文集等，均为优美的佛教文学作品。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汲取本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它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方法。《维摩经》、《百喻经》等，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俗讲、变文对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禅宗语录不仅为宋明理学家所仿效，也影响到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
北传佛教之一。约于2世纪开始从中国传入。
初传时期 据越南《禅苑集英》记载，195年，东汉苍梧（今广本梧州）学者牟子奉母流寓交趾（指今越南北部）。他“锐志于佛道”，著有《牟子理惑论》。这是佛教传入越南北部的开始。约在255～256年间，月氏僧侣支疆梁接（畺良娄至）到达交州。3世纪末，印度僧人摩罗耆域经扶南至交州，同时到达的不有僧人丘陀罗；在交州北宁建有法云、法雨、法雷、法电四所寺宇。
2～3世纪，佛教已经多种途径传入越南。首先，由于中国中原战乱，大批士民流寓交州，将佛教带入；其次，南亚、西亚的移民及僧侣人海路进入交州；第三，也可能经由缅甸、云南进入红河谷地。史载三国东吴所属交州太守士燮，“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喜欢吹，车骑满道，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些夹毂梦香的胡人即来自南亚、西亚或西域的僧人。
发展过程 6世纪后，越南僧团逐渐形成。574年印度僧人毗尼多流支到达长安，7～9世纪，越南佛教传播更广，寺庙遍及各地。9世纪初，无言通在交州，创立新的禅派，对越南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唐代中国僧人到达交州弘传佛教，或与越南僧人同往印度或南海求法取经者的人数颇多。义净记述了运期、解脱天、窥冲、慧琰、智行、大乘灯六位越南僧侣求支取经的事迹。
10～14世纪越南佛教兴盛。佛教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重要精神支柱。从939年吴权称王，经过丁朝（968～979）和前黎朝（980～1009），封建国家政权主要掌握在僧侣和武将手中。国王重用僧人，赋予特权；僧人参与朝政，制定律令文书。前黎末年，国王黎龙铤在位，因僧侣权柄过重，试图压抑。以僧统万行和尚为首的僧侣集团便支持殿前指挥李公蕴，乘国王去世之机，篡夺了政权。李公蕴为万行之侄，建立李朝（1010～1224）后，尊万行为国师，以佛教为国教。李朝各代国王大力推崇佛教，传播禅宗佛学，各地广造寺宇，度民为僧，出现了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的局面。陈朝（1225～1399）建立后，继续推崇佛教，弘扬禅宗。
李朝和陈朝前后400年间，有8位国王出家为僧。尤其是陈朝前期陈太示、陈仁宗先后禅位出家，创立竹林禅派，并派遣使臣到中国求大藏经，在国内印刷佛教经典和佛像。这一时期寺院形成一股社会势力，拥有寺田、食邑和田奴；僧侣享有多除赋税、徭役的特权，高级僧人出入宫廷、官府，位比王侯卿相。僧团制度正式形成，组织严密。上有国师、僧统和僧录，各府有教门公事。寺院林立，建筑富丽堂皇。
创立宗派 越南佛教深受中国南宗禅学的影响，属于大乘佛教。先后创立了下述几派：
①灭喜禅派。毗尼多流支（又译“灭喜”）所创。又称“南方派”。毗尼多流支，南天竺人，574年至长安，后随中国禅宗三祖僧璨，承袭中国禅宗衣钵。580年到达交州，住法云寺，传授禅学。他所创立的“灭喜禅宗派”传播三祖僧璨的“心印”思想。在圆寂前将法统传弟子法贤。这一派系存在于580～1216年，共传十九代。各代名僧如法顺、万行、惠生、庆喜和圆通等均受到当朝国王的重视，封为法师、国师，被任命为僧统。
②无言通禅派。唐代僧人无言通所创。又称观壁派。无言通从学百丈怀海禅师，820年至交州北宁建初寺，传授禅学，创立该派，实行面壁禅观。他承受中国南宗禅学惠能、怀让、道一和怀海的法统，宣传佛性无所不在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等观点。这一派历经十五代，活动于820～1221年间。其中第四代祖吴真流为丁朝、前黎朝僧统，封为“匡越大师”。第七代的圆照禅师曾访问中国，被称为“高座法师”。无言通派是越南佛教的主要宗派，越南陈朝兴起的竹林禅派直接承袭其法统。
③草堂禅派。北宋云门宗僧人草堂所创。亦称雪窦明觉派。草堂为雪窦重显的弟子，曾至占婆弘传佛教，后到达越南北方，受李圣宗重视，封为国师，赐居首都昇龙（今河内）开国寺。草堂创立该派，主要传“雪窦百则”，提倡禅净一致，即实行禅宗的修禅与净土宗的念佛相结合。该派活动于1009～1205年间，传五代。其中有三个国王、两名太傅。
④竹林禅派。相传为陈仁宗所创。实际始于陈朝开国皇帝陈太宗。陈太宗曾受教于由中国赴越的天封禅师，又从宋朝禅师德诚参学。越南史学家陶维英则认为这一派是由禅月禅师传给陈太宗，后经定香长老、圆照大师，至道惠禅师（皆无言通禅宗派名僧）时分类一个支系，其中主要的一支出逍遥禅师传给慧忠上士，再传给调御觉皇，即陈仁宗。陈太宗所著《课虚录》提出“四山”之说，认为生、老、病、死，乃四座大山，人能求佛学禅，勤行修忏，便可“超若海，渡迷津”，越过四山，解脱轮回。该书为竹林禅派的基本著作。慧忠将禅宗要旨传给陈仁宗。竹林禅派以陈仁宗为初祖，他笃志禅学，即位后日理朝政，夜至宫内资福寺研习禅学。后禅位出家，在海阳东潮县安子山花烟寺出家修行，讲授禅法，正式创立竹林禅派，迹称竹林安子禅派。自号香云大头陀，竹林上士，人称调御觉皇。著作甚多。该派承袭无言通禅派法统，以唐代禅宗五家之一临济宗为主，认为佛法亦即老子的“道”与孔子的“中庸”。宣扬佛法不离世间法。主张坐禅和采用临济宗的“四宾主”师徒问答方式传道。认为心即是佛，佛在众人心中。陈仁宗之后，有二祖法螺，三祖玄光，合称“竹林三祖”。法螺创立琼林院，编撰佛经，著有《参禅旨要》等。玄光，状元出身，后出家从学法螺，1317年继承竹林派衣钵，著有《玉鞭集》等。该派因得皇室大力扶持，成为陈朝时期越南佛教的主要派别，对越南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佛教禅宗不讲究烦琐的礼仪，不重戒律，主张坐禅修行，甚至可居家修禅，著书立说，其教理把中国和印度的佛学与儒学思想结合起来，适应越南封建阶级的需要，对于知识阶层也具有吸引力，因而在越南中古时期各王朝获得广泛发展，并对越南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等等产生深刻的影响。
佛儒消长 14世纪以后，由于儒学的发展，儒士阶层势力上升，僧侣集团开始推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陈朝末年，朝廷多次沙汰僧徒，并限制寺院僧侣势力的发展。后黎朝（1428～1526）建立后，独尊儒学，执行抑佛重儒政策，道教日益兴起，佛教由此日趋衰落。朝廷禁止新建寺宇，将寺田、寺庙领地收归国有，勒令不知诵经不持戒律的僧尼还俗，并以改革民俗之名，在民众中宣传佛教为迷信异端。至15世纪后半叶，僧侣人数大减，通达佛教教义者寥寥无几。从1500年起，黎氏朝廷下令只许庶民信奉佛教。从此，越南佛教便由皇室庇护的贵族化宗教转化为以平民信仰为主的民间宗教。
16～17世纪，天主教开始传入越南。越南佛教虽不似以前兴盛，但仍绵延不绝。当时，封建中央政权衰落，形成南北朝分裂割据局面，佛教有所振兴。北方郑氏王府和南方阮氏王府都曾延请中国高僧讲解佛经，修建寺院。1665年，郑王选拔国内有名佛师，为御用寺宇塑造几百尊佛像，禅宗再度复兴。隐居安子山的竹林禅派名僧白梅麟角将竹林三祖的教义和净土宗融合为一体，在河内的婆 寺开创新教派——莲宗。主张禅教双运，以教为眼，禅是佛心，以阿弥陀佛为禅的公案，但实修上专念弥陀名号，由此而得悟平生。此外，在越南北方有中力尚拙公创立的拙公派，这一派以临济宗为主，并受净土宗影响，亦称竹林新派。同时，还有曹洞宗的水月派。南方阮王府于1604年在顺化修建了大乘佛教的寺院——天姥寺。中国僧人道明、原绍等在越南传授禅宗佛学。原绍创建临济正宗的原绍禅派，造平定十塔寺，宣扬禅净并修的教义。迄今，莲宗在越南北方仍有一定影响，而临济正宗教派在南方势力则较大。
19世纪初，阮朝建立。阮朝初年执行保护临济正宗、歧视莲宗的政策。僧纲的职位皆授给临济正宗派僧侣，对莲宗僧侣限制颇多。但莲宗派仍在北方民间活动。
1858年后，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越南佛教徒参加了爱国抗法运动。进入近代时期，越南兴起佛道儒三教合一运动。19世纪末，随着天主教之传播，又出现“四教一源说”。这一时期建立的高台教则是把佛、道、儒和天主教及民间信仰糅合起来的新宗教。
Fojiao jiaozhu
建筑 主要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烂陀遗址，规模极为宏大。东南亚诸国均有同类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扬崖壁大佛像，都是闻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石窟寺，系根据古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筑的。中国的佛教石窟为数甚多，其中敦煌、云冈、龙门尤为著名。中国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都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原来印度的佛塔是覆钵状的圆坟形，上饰竿和伞，后发展成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凭眺的楼阁式建筑。现存的塔可分二类，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带有中国特色；二是另式扩要采取中国原有楼阁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为七至九层。结构有木塔、砖塔、砖木塔、石塔、铜塔、铁塔和琉璃砖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与汉族地区略有不同。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外八庙等是这种建筑的典型。日本的东本愿寺，朝鲜的佛国寺都采用木结构的殿堂形式，雄伟壮丽，是世界知名的古刹。（赵朴初）
Pusa jieben
佛教大乘戒律书。亦称《菩萨善戒经》、《瑜伽戒本》等。汉译题为弥勒说，藏译题为无著造。为大乘律藏中记载菩萨戒条文、说明戒相的典籍。
译本 汉译有四种：①《菩萨戒本》。北凉昙无谶译，1卷；从《菩萨地持经·方便处戒品》录出，加归敬颂而成，亦称《地持戒本》。②《菩萨善戒经》。南朝宋求那跋摩译，1卷。③《优婆塞五戒威仪经》。译者不详（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题南朝宋求那跋摩译），1卷。④《菩萨或本》。唐玄奘译，1卷；从《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菩萨地初持瑜伽处戒品》录出，亦称《瑜伽戒本》。玄奘又于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在大慈恩寺译出《菩萨戒羯磨文》1卷，别出《菩萨戒本》1卷，普光笔受，是为最后定本。此外，尚有后秦鸠摩罗什所译《梵网经》，据称梵本共61卷，罗什只译了《菩萨心地戒品》，分上下品。下品说十重戒、四十八轻或，故也称《菩萨戒经》，流行较《瑜伽戒本》为广。
玄奘译的《菩萨戒本》，十分流行，其入室弟子多持大乘戒，且常在名字前冠以“大乘”字样，如窥基称“大乘基”等。
内容 主要说明菩萨戒相。书中列举四种重戒和四十八种轻戒。菩萨戒相分摄律仪戒、摄善法戒和饶益有情戒三大类，称“三聚戒”。重戒为：贪求利养、恭敬，自赞或毁他；他求财法，悭吝不施；忿恼有情，不受谏谢；谤大乘法，说相似法。轻戒为：不供养、颂赞、信念三宝；贪着利养、恭敬无厌；不敬长老、不答来问；不受他请；不受施物；求法不施；弃舍犯戒有情；于诸遮罪不应与声闻共学而共学；为利他故七支性罪应开不开；邪命不舍；威仪不静；不乐涅槃；于恶声誉不护不雪；护他忧恼不作调伏；报复瞋打骂弄；犯他不忏谢；不受他忏谢；于他怀恨坚持不舍；染心畜徒众；贪睡眠休卧；贪无义语虚度时日；不求教授；不除盖障；贪世间禅；轻弃声闻乘；舍菩萨藏专学声闻藏；未精佛教研异学外论；爱乐异、外论；谤菩萨藏甚深法义；怀爱恚心、自赞毁他；不往听正法；轻慢说法者；不为助伴；不瞻病苦；见作非理不为说正理；不报恩惠；不畏忧恼；求财不施；不以财法摄受徒众；不随他心转；他实有德不欲赞扬；不折伏行非法者；不现神通引摄制伏。
法疏 现存有隋慧远述《地持论义记》（卷三，下）；唐遁伦集撰《瑜伽师地论记》（卷十），窥基撰《瑜伽师地论略纂》（卷十一）；明智旭笺《菩萨戒本经笺要》1卷（系释昙无谶译《菩萨戒本》）。此外有日本行性述《菩萨或本笺解》3卷（系用汉文注释玄奘译《菩萨戒本》）。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有印度关于《瑜伽戒本》注释多种。藏文注释有宗喀巴的《菩萨戒本品释》（系集诸家注释之大成），另有藏译月官造《菩萨戒摄颂》。（隆莲）
南传上座部佛教之一。相传公元前3世纪，为印度阿育王之子摩哂陀等所传入。由于其经典都用巴语传承，故近代又常称其为巴利语系佛教。
历史及教派演化 为迎请摩哂陀到斯里兰卡传教，国王提婆南毗耶·商沙曾在首都阿努拉达普拉兴建“大寺”。当时，这是上座部佛教的唯一中心。摩哂陀在此创建了大寺派。公元前28年，伐多伽摩尼·阿巴耶王再度嗣位，为报答摩诃帝沙长老在他流亡期间给予的帮助，特在无畏山新建一认寺庙，作为摩诃帝沙的传教据点，摩诃帝沙遂与印度僧人法喜同建无畏山寺派（又名法喜派）。4世纪时，萨伽利长老又于祗多林寺创建祗多林寺派，亦称南寺派。约在5世纪前期，上述三派并行。6世纪末阿合唱团普提王统治时期，由于王室对大寺派的扶植，使一度濒于衰亡的大寺派的势力理度复兴，蓁两派均隶属于大寺派。
7世纪初，达多优婆帝沙一世及其继承者伽叶二世统治时期，适值玄奘游学印度。玄奘根据在南印度的听闻，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当时斯里兰卡国王不信佛法，破坏佛像、寺塔，有300多名高僧逃往印度等情事。根据中国史籍记载，8世纪上半叶，斯里兰卡曾一度崇奉大乘，密教尤盛。当时赴华的印度密教高僧金刚智曾在斯里兰卡弘传密法；其弟子不空也在斯里兰卡从他和普贤阿阇梨等学习密法。密教不但受到王室的支持，在民间也普遍流行。10世纪以后，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已奄奄一息，连举行正式佛事仪式所需的额定比丘数也难以凑足。
11世纪下半叶，维阇耶巴忽王即位，遣使去缅甸，迎请精通三藏的持戒高僧来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佛教。此后，其他派别才销声匿迹。但由于内忧外患频仍，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中，斯里兰卡王位时为外族占据，首都被毁，佛教也连同受到破坏。直到1395年维阇罗巴忽二世时，僧王达摩揭谛二世主持召开佛教教团会议，上座部佛教才再次出现新局面。但是，1506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入侵，他们在推行基督教的同时，打击佛教，很多寺庙被毁，僧徒被迫改宗。1592年即位的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不得不先后两次迎请缅甸佛教长老来斯里兰卡复兴上座部佛教。嗣后继位的室利维阇耶罗阇辛哈王又人缅甸的北古、阿拉干和暹罗（今泰国）的阿尤恰迎请佛法。暹罗送来了斯里兰卡所没有的佛典、佛像，派遣了很多长老前来授戒，使上座部佛教逐渐得到复兴。
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借缅甸和暹罗之力得以复兴后，分为三派：①罗曼那派，即11世纪从缅甸迎请的佛教长老所建的系统。②暹罗派，也称优婆哩派，为18世纪从暹罗迎请的系统。③阿摩罗普罗派，为一部分斯里兰卡在家佛教徒因社会地位较低，本国僧人不愿给予授戒而于1802年去缅甸的罗摩罗睺罗从当地长老受戒后返回的系统。三派在教理上无甚相违，但戒律稍有不同，因此和睦相处，直至今日。
19世纪末，斯里兰卡掀起了佛教改革和复兴运动。1880年，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和俄国的勃拉瓦斯基夫人首先在科伦坡建立了神智学会，推动佛教的复兴。达磨波罗继又在印度创立摩诃菩提会，发掘的保护佛教遗迹，编纂佛典，出版刊物，在国内外宣传佛教，建立分支，使摩诃菩提会的活动成为一个广泛的佛教复兴运动。1945年，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把复兴佛教看作恢复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建立了具有世俗性质的各种佛教社团，创办佛教大学，编辑出版《佛教百科全书》。斯里兰卡人口中约有74%是僧伽罗人，而僧伽罗人中佛教徒约占94%；全国有寺庙5600余所，僧侣约2万人。
典籍 上座部佛典原不成文。在佛教传入斯里兰卡200年后，才开始将口诵相传的佛典用文字记录下来。现存的斯里兰卡上座部典籍由律、经、论三藏及三藏注疏和藏外典籍组成。5世纪上半叶，印度比丘觉音到斯里兰卡，将上座部佛教三藏的僧伽罗文注释改写成巴利文并详加疏解，又写了《清净道论》，论述大寺派所传上座部教义的纲要。
中斯佛教交流 开始于4世纪。据《梁书》记载，当时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得悉东晋孝武帝崇奉佛教，特派遣沙门昙摩渡海送来玉佛，于义熙二年（406）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义熙六年，中国法显从印度去斯里兰卡，参拜了无畏山寺、大寺和佛牙寺等，在斯里兰卡住了两年，带回很多佛经。当时，斯里兰卡也有一些僧人到中国弘法和参加译经事业。南朝宋元嘉六年（429），舶主竺难提从师子国带比丘尼8人到宋都，住影福寺，元嘉十年有铁萨罗等11人到中国传比丘尼戒，当时僧众特为之建铁萨罗寺。在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双方交往不绝。7世纪中叶，中国往师子国瞻礼佛牙，佛迹的人逐渐增多，其中知名的有义朗、明远、窥冲、智行、慧琰、智弘、无行、僧哲等等，玄游还在师子国出家。
8世纪初，金刚智赴华时曾在师子国滞留，师子国人不空拜他为师，并随侍入唐弘法。以后不空又率弟子含光、慧 等去师子国学习密法。在不空返华时，国王曾赠送佛教法器和药物等。含光返国后译出仪轨两部，并在五台山金阁寺创建密教灌顶道场。至宋代，师子国僧众到中国的仍然不少。
16世纪以后，斯里兰卡先后沦为葡、荷、英的殖民地，中国和斯里兰卡佛教交往几乎中断，直到斯里兰卡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佛教徒的传统友谊又重新得到发展。（王作九）
Zhongguo Fojiao meishu
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与此略同。《佛祖统纪》等也记其事。传蔡 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佛万骑三匝绕塔图。《释书·释老志》说：”自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渊源和发展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从印度现存佛教遗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罗只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有佛传。犍陀罗当时为中国西北月氏族移民所建贵霜王朝的国都，取希腊所遗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术，独具特色。传入中土首达新疆西部，今存者有拜城县克孜尔明屋壁画，绘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库车县库木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等。沿丝绸之路，东来而至甘肃的，有敦煌鸣沙山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又有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广元石窟，以及江南摄山石窟等。全国造石窟之数不可胜计，其中碑幢之类，历世残毁颇多，但今所保存，为世界之冠。
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成立贵霜王朝，继续占领西南高附，东南罽宾，以及整个犍陀罗。地当丝绸之路的商业要冲，财力雄厚，贸易常用金币。迦腻色迦王远征中印在地他的支持下，佛教得到重要的发展。佛教经像传于中土，即自大月氏来。而中国西部佛教美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其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经像美术，于9世纪后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毁，仅佛教几个大石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无论造像绘画和雕塑等，都是在中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初期虽曾受有印度的影响，但同一题材、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华艳，婉娈多姿，色彩鲜明，即使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常常阴森可怖，画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饲虎，强盗挖自等。线条与色彩，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的感情。
佛画 早在梁代，张僧繇即以善画佛像名世。他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此有了很好的发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画，并擅佛画，能传其业。善果画悉达太子纳纪图，灵嘉寺塔样；儒童画释迦会图，宝积经变图。在南北朝后期，张僧繇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学习他的画派，所谓“望其尘躅，如周孔焉”，可见声望之隆。他笔法简练，《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严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隋以前，僧繇是中国佛教绘画的一个开创者和推动者。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亨盛名。因来自中亚的曹国，原来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染上中国民族风格，创立了“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大式样之一。它的样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样的风格。后与吴道子结合中国传统风格所创立的“吴家样”并称。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他的画风。隋唐时期，佛画已经中国化。
壁画 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相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缓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这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们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随着佛教的绘画艺术传入中国，印度佛教的绘画理论也同时传入。南齐谢赫曾经总结绘画的艺术有“六法”，而印度也有“六支”，两者解释都不很明确，不能肯定说“六法”就是“六支”，但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的确是存在的。
雕塑 虽有外来的影响，但了有其伟大的创造和民族风格。在新疆，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在甘肃河西走廓，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窟、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邯郸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恨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造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乐山大佛，尤呈伟观。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雕塑美术，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与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 干漆造像，更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绩。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受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较，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与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独运，改用彩塑。唐塑在基高窟中，焕发光彩。江南的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
藏传佛教美术 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独具风格。北京雍和宫、西黄寺及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其殿宇、佛像等，均属藏传佛教美术系统。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普遍受到信众的供养。在青海塔尔寺，每年以酥油制作酥油花礼佛，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术，在五屯，有制作佛画的传统技法，至今仍在发展。
影响 在唐代，中国佛教美术曾流传到朝鲜和日本等地。朝鲜南部庆州石窟庵释迦如来坐像，妙相庄严；一一面观音像、四菩萨像，姿态端庄，与中国盛唐时期佛教美术极为相似。日本奈良中宫寺的菩萨像、木造彩画，支颐微笑；药师寺东院堂圣观音菩萨像，铜造镀金，修短合度；法隆寺梦殿救世观音像，木造漆箔；法隆寺五重塔文殊菩萨像，塑敷彩；东大寺释迦如来像，铜造线刻镀金；唐招提寺金堂卢舍那佛像，干漆造漆箔；各寺造像的取材和制作方法各不相同，但皆受中国唐代佛教美术风格的影响。法隆寺金堂壁画，瑰丽庄严，也与中国敦煌壁画，千古同辉。
综观中国的佛教美术虽然曾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的佛教美术风格也传到印度犍陀罗等地区，对印度佛教美术的发展曾有过一定的影响。（常任侠）
Lingmudazhuo
日本佛教学者。原名贞太郎，后因学禅，改名大拙，别号也风流居士。石川县金泽市人。1892年秋，师事临济宗圆觉寺派宗演学禅。次年，美国芝加哥召开世界宗教大会，随师参加，任英语翻译，会后宗演推荐他为美国佛教学进保罗·克拉斯的助手。1900年将汉译《大乘起信论》转译为英语出版。1907年在伦敦出版。英语著作《大乘佛教纲要》翌年再版于芝加哥。1908年游历法、德诸国，后于英国就瑞甸波尔研究欧洲哲学。1909年回国，历任学习院大学和东京大学讲师、教授。1911年再度赴英，介绍佛教禅学。1921年回国后，任大谷大学教授，创办英语杂志《东方佛教徒》。1933年，写成《楞伽经之研究》一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将《楞伽经》译成英语。1934年访问中国，回国后用英语著《中国佛教印象记》。1959年，将在美国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加州各大学的佛教讲稿整理为《禅为日本文化》一书，在纽约、伦敦出版。同年在夏威夷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世界东西哲学会议上，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晚年隐居镰仓松冈文库，英译出版了真宗创始人亲鸾的《教行信证》。主要著作有《禅的研究》、《禅的诸问题》、《禅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佛教与基督教》、《华严的研究》等。全部著作收于《铃木大拙全集》。（林子青）
Zhongguo Fojiao yinyue
中国佛教寺院和信众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用的音乐。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法华经·方便品》云：“歌呗颂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
形式 有声乐和器乐等多种。声乐主要有：1、独唱，由维那担任；2、领唱和齐唱结合，即由维那唱上句，僧众唱下句：3、齐唱；4、轮唱。
声乐曲调的格式主要有四种，即赞、偈、咒、白。赞，用于颂佛之功德，如三宝赞、得赞等，其词多为长短句式的诗。偈，用于颂扬佛教教义，如净三业偈、沐浴偈等，其词有四、五、六、七和九言的句式，在曲调上除了用上下对句外，一般常以四句为一乐段。咒，是密语或真言，如洒净真言等，其词的格式变化甚多，曲调比较活泼。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书声白、书梵白、道腔白等都带有音乐旋律，与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器乐订演奏曲牌。各地各派寺院用的曲牌不尽相同，如江苏地区用十番鼓，山西五台山用八大套，北京有智化寺的京音乐等。
佛教常见的主要仪式有朝课、晚课、佛诞祝仪、忏仪、放焰口及水陆法会（水陆道场）、戒坛仪式等等。其中禅门日育是比丘每日在寺院中早晚必做的功课，音乐并不复杂，而且各地较为一致。放焰口和水陆法会规模较大，费时较长，有的还有情节内容，其音乐和舞蹈、诵白的结合安排都有一定的水平。音乐旋律有的庄重，有的活泼，有的凄厉，有的热情，随仪式发展而变化。如放焰口，据传有九板十三腔，不同的唱腔旋律有几十种，因此，放焰口的音乐结构实际上相当于一出音乐清唱剧。水陆法会的规模更大，主要盛行于江浙一带和台湾等地。
演奏使用的乐器，自明代起，在早晚课诵、祝圣等宗教仪式中，著名寺院都较统一，即只用经书中称之为法器的打击乐器，如磬、引磬、木鱼、铛、铪、钟、鼓等。在其他佛事仪式中，特别是民间应赴的佛事仪式，各地应用乐器不全相同，各有地方特色。除打击乐器之外，吹管乐器有管子、笛、笙、唢呐、昭君等。也有采用丝弦乐器的。
源流 佛教音乐源于印度。公元前后，天竺的佛教音乐甚盛。后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称为梵呗。慧皎的《高僧传》云：“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义争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初出家者……即须先教颂斯二赞，无问大乘、小乘，咸同遵此。”自佛教开始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兰、迦时摩腾、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帛尸梨蜜多罗、有“胡呗三契”和“高声梵呗”；支昙 有“六言梵呗”；鸠摩罗什作十首偈颂，赠沙门法和。《隋书·音乐志》载：吕光等灭龟兹，因得龟兹乐“于阗佛曲”。赞宁《高僧传·读诵篇》云：“北则竺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僧会，扬曲韵以讽通”，慧皎《高僧传》卷十三云：鸠摩罗什“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把竺法兰、康僧会、鸠摩罗什等奉为梵呗传入中国的鼻祖。
发展 印度佛教音乐在汉地流传中，因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为了便于弘扬佛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音乐遂“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汉译经文。相传最早改梵为秦的是三国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魏晋间的佛教出现了与印度佛教音乐相异的形式，由中国人创制的佛教音乐，可视为中国佛教音乐的萌芽。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民间吟唱赞偈甚为流行。佛教中涌现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书中，记载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称、真观等。据传，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梁武帝箫衍积极倡导师佛教音乐，《隋书·音乐志》云：帝既笃敬佛法，“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这一时期，各地佛教音乐在创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乐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风格各异。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评论道：佛教音乐“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南北朝时代，乐僧辈出，新创作丰富多彩，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这就为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唐代，西域音乐广泛传入中原地区，唐太宗在宫廷欢宴百僚时，经常演奏《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其中《天竺乐》、《西凉乐》、《龟兹乐》等西域音乐和佛教音乐均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当时中原最流行的音乐。《旧唐书·音乐志》云：“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同时，中国佛教音乐在创作和演唱、演奏上均达到很高水平，进入了鼎盛时期。庙会在唐代已成为艺术表演场所，寺院成为保存和传习佛教音乐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师辈出。如《宋高僧传》称少康唱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其艺术魅力如“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入口耳”；唐《乐府杂录》和《因话录》说文淑“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听者填咽寺舍”。《太平广记》称唐文宗曾采其讲声成为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贞元年间与有“长安第一手”之称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比艺，其高超的演奏技术使听众倾倒，康昆仑惊服，后拜其为师。唐代佛教的“俗讲”吸引广大百姓，韩愈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姚合也有“仍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和“酒坊鱼市尽无人”之句。《续高僧传》记载宝巖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有的高僧“随物赞祝，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据近人任二北对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进行考证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好住娘》、《散花乐》、《归去来》、《太子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281首。在陈旸的《乐书》中，还载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等几十首。此外，在《羯鼓录》、《食曲》、《唐会要》等书中。也有佛曲名的记载。唐代佛教音乐还吸收和融合了民间音乐和古乐，如佛曲《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好住娘》等。在历经了600余年发展、变化，经过汉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创造，中国佛教音乐在唐代进入了辉煌灿烂时期。
宋元明清诸代，佛教音乐又经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400余首，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本曲集不但影响全国，还流传越南、缅甸一带。
近代佛教音乐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传统。音乐活动较著名的，有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扬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台山诸博物院。为发掘、整理中国古老的佛教音乐，1986年3月，北京于广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统（1436~1449）年间流传下来的京音乐。
佛教音乐对于中国民间说唱音乐、音韵学以及乐律、音阶和字谱学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另外，崇奉佛教的音乐家和民间音乐艺人，还创作过不少宣传佛家思想的非宗教仪式所用的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说唱音乐“宣卷”、“宝卷”的早期作品和现代名僧弘一所作的《三宝歌》等。
史料 中国佛教音乐的史料不多，流传的谱集更为少见。现藏法国伯希和编号为P3539，即写在“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的背面的残谱两行和编号为P3808，即写于后唐长兴四年（933）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台山鼓乐老谱等唐代字谱，是目前研究唐代佛教音乐的珍贵资料。明永乐趣一年（1404）行世的普集以及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北京智化寺的曲谱集，也是重要资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鱼山声明集》、《鱼山和钞》以及西藏扎什伦寺所藏的《央移普》等均为声曲线谱，这些重要的音乐史料，尚待破译。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谱本。（陈大灿）
以南传上座部为主的佛教。主要传播于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越南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据有关史料记述，公历纪元前后，上座部佛教已在东南亚流行。《太平御览》引万震著《南州异物志》称：“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水经注》引竺枝著《扶南记》中也有“扶南举国事佛”的记述。扶南即柬埔寨的古称。2～6世纪，东南亚佛教已很隆盛。比佛教传入更早的婆罗门教，经与佛教并存和融和的阶段之后，虽为佛教所取代，但对佛教的影响仍然存在。婆罗浮屠、吴哥寺、薄甘王朝的塔寺以及其他一些寺庙建筑、佛像雕塑和佛事仪式，都带有一定的婆罗门教色彩。10世纪以后，上座部佛教受到大部分国家封建领主的推崇和提倡，并加强了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联系，互派僧侣留学，根据巴利语音序创立本民族文字，用以写定音译巴利三藏典籍，确定了摩诃尼迦耶和达磨育特两派僧王制度，佛教被尊为国教，在大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18世纪到现代，泰文、缅文、高棉文、老挝文的巴利三藏音译编纂工作逐渐完备，并进一步将部分经卷译为本民族文字，使上座部佛教得以更加广泛地流传。
老挝 1世纪初期，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曾一度流行于南部地区。14世纪中叶，由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被尊为国教，并确立了达磨育特和摩诃尼迦耶两派僧王制度。16～17世纪，曾一度成为东南亚的佛教中心，修建了许多寺塔，雕塑了佛像，创立巴利语佛教学校和实行僧侣考试制度。19世纪末沦为法国殖民地后，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寺塔被毁，经像被劫，僧侣惨遭杀戮。随着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佛教又出现复兴的气象，成立全国统一的佛教组织机构，整理出现了寮文巴利三藏典籍，并恢复以寺院为主的巴利语教学的教育中心制度。
柬埔寨 早期的宗教信仰，除了原始的拜物教和精灵崇拜外，在公历纪元前后，即深受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影响。5～6世纪时，大小乘佛教开始传入。由于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往来频繁，大乘佛教得到较大的发展。其间高僧迭出。硕学沙门到中国传教、译经者不乏其人，如6世纪上半叶，即有僧伽婆罗和曼陀罗仙等人。9世纪后，已成为东南亚的佛教中心，但印度教也并得不衰，9世纪末创建、12世纪完成的吴哥城以及以后建立的吴哥窟大伽蓝，即为两教混合在寺庙建筑上的反映。此后，由于受到外族的影响，大乘佛教和印度教趋于衰微。14世纪中叶之后，泰国的上座部佛教传入柬埔寨，逐渐推行两派僧王制度，并定为国教。国王为佛教的当然护持。20世纪初叶，柬埔寨人民在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虽然许多佛寺受到破坏，但佛教仍有一定的发展。很多僧侣参加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创办了巴利语学校、西哈努克大学和佛教研究所，出版了高棉字母的巴利语三藏典籍和高棉文译文的部分上座部经论。
泰国 古称暹罗。从那坤巴通发掘出的佛教文物和寺塔遗址判断，早在公元前，已有小乘佛教的传入。以后，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才由印度传入南暹罗及其沿海邻国。11世纪，缅甸的阿努罗陀王朝崛起，其势力扩展到暹罗北部和中部的许多地区，阿努罗陀王笃信小乘佛教，并大力支持其发展传播。因此，小乘佛教又一度在暹罗，特别是北部地区流行。13世纪中叶，泰族在速可台建立了独立的部族国家，势力逐步向南扩张，将南暹罗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并接受流行于这个地区的大乘佛教。同时，带有婆罗门教色彩的大乘佛教宗教仪式，也逐步为泰国小乘佛教信徒所接受。此前，锡兰曾于12世纪时举行佛教第七次结集，整顿僧团组织，严肃戒律，使上座部佛教在锡兰臻于隆盛。当时北暹罗地区的一些部族国家，都派遣比丘前往学习，并传入具足戒仪式。速可台王朝建国初期，锡兰教派势力，已扩展到南暹罗地区，并在那坤室利塔玛罗陀建立锡兰派传教中心。速可台王朝第三代君主拉马康亨，曾迎奉锡兰僧团到都城弘扬教义，使锡兰教派得以流行，而大乘佛教却退居次要地位。此后，佛教在封建君主的护持下，逐渐形成僧王制度，佛教几成全民信仰，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之中。速可台王朝第四位君主黎汰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一度出家为僧，开创了泰国国王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出家为僧的先例。他于1361年迎请锡兰高僧，用上座部佛教统一了本国的宗教。
1767年，大城王朝的阿瑜陀耶为缅甸攻陷时，王宫和各寺院所藏典籍及经像文物，均毁于兵火。吞武里王朝建立后，国王郑昭下令收集佛教文献，汇集整理保存，但不久郑昭被弑身死，此项工作遂告停顿。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玛一世继承郑昭未竟的事业，于1788年召集230名硕学比丘和30名皇家学者，对已收集的三藏典籍进行整理编定，此即泰国佛教史上的第九次结集，编写的三藏名为“结集版三藏”或“皇家版三藏”，共计288箧。在拉玛四世统治时（1851～1868），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在上座部内出现了一个要求严格遵守戒律的派别，称为“正法派”，而把传统的佛教称为“大众派”，这两派在教理上没有重大差别，只在遵守戒律方面有所宽严。现泰国佛教主要是这两派。拉玛五世朱拉隆功王在位时（1868～1910），提出将全部三藏付印的计划。付印前，不仅对泰文本作了详尽的校订，还和高棉文、僧伽罗文及孟加拉文进行了比勘，于1893年出版，共39卷，印行1000部。这次编印的泰文藏经，尚遗小部经8种未曾编入。1925年拉玛七世继位时，遵照其兄拉玛六世遗嘱，重编泰文三藏，收录所缺的小部各经，编为45卷，于1928年全部出版。现泰国有90%都是上座部佛教徒。
缅甸 佛教传入较早。根据《岛史》记载，印度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曾派须那与忧多罗两位长老到金地传教，有人认为金地即今之下缅甸塔通地区，但此说不能认为确凿的史实。公历纪元前后，从东南印度到缅甸有航路可通，锡兰与缅甸的交通通过东南印度为中心而发展起来，因此锡兰的上座部佛教大概是通过海道传入的。据骠族（缅甸族一支）古都卑谬发现的碑文记载，5世纪时，锡兰已流行上座部佛教。6世纪后期，佛教密宗的阿阇利耶教，又传入缅甸的蒲甘地区。11世纪中叶，蒲甘王朝阿努陀罗王统一缅甸全境，他排斥了阿阇利耶教，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尊阿罗汉长老为国师；1058年始创缅文字母，音译了上座部佛教三藏典籍，奠定缅甸上座部佛教的基础。此后缅甸王朝虽几经变迁，但一直信奉佛教。13世纪末，蒲甘王朝崩溃，缅甸出现了南北朝分立，但南北朝都信奉佛教，北方在阿瓦大造寺庙佛塔，南方也修建大金塔。此后历代国王都将大金塔增高，并敷金箔，增设回廊，形成现代所见的形态。18世纪中叶，缅甸南北朝为雍籍牙王朝所统一，佛教十分繁荣。这个王朝的孟云王在明恒费时11年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砖塔和一口大钟。12～19世纪末，僧伽罗僧伽派和末罗姆摩僧伽派逐渐分裂，形成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1871年，明顿王曾召集各派长老2400人于曼德里举行第五次结集，重编缅文巴利三藏，后将全部经典刻在729块大理石碑上，以垂永久。随着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缅甸僧侣建立了佛教组织，参与反英殖民主义的斗争。缅甸独立后，曾于1956年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时，邀请各国佛教界代表，举行了有2500人参加的第六次结集，校勘上座部缅文巴利三藏，印行结集版藏经51卷本。1961年，宣布佛教为国教，继又取消国教的地位，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目前缅甸佛教徒约占总人口的80%以上。
印度尼西亚 在公历纪元前后，印度尼西亚是海上交通的要冲，居民都为印度人，主要信仰婆罗门教。5世纪初，法显去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及爪哇）时，据他著的《佛国记》所载，当地盛行婆罗门教，但亦有少量的佛教。稍后，印僧求那跋摩赴华，路经阇婆时，已见佛教甚为流行。据中国史籍《宋书》、《南史》和《梁书》的记载，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上半叶，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等地已广信佛法，崇仰三宝。7世纪末，在苏门答腊地区建立了室利佛逝王国。中国高僧义净往返印度时都在此落脚，据其所述该地大小乘并举；但从出土的文物看，密教系的观世音菩萨和多罗菩萨信仰也很普遍。8世纪初，到中国的印度高僧金刚智，曾在室利佛逝滞留，不空即在阇婆拜金刚智为师。可见8世纪前后大乘佛教特别是密教一系在室利佛逝十分流行。8世纪以后佛教由室利佛逝向马来半岛发展，当地王室都信奉密教，在马来半岛建立了大批密教寺院，民间亦多信奉者。
5世纪以后佛教在爪哇广为流传。8～9世纪，在中爪哇建立的夏莲特拉王朝诸王，都信奉大乘佛教与印度教混合的密教，建立了很多寺院，如世界驰名的婆罗浮屠大寺，高达十层，代表十法界，石砌回廊都刻有精美的浮雕，庄严雄传，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观。（参见彩图插页第14页）
10世纪初，室利佛逝的高僧编集了著名的佛教教义书《圣大乘论》。13世纪庚·安禄在东爪哇创建的新诃沙里王朝和14世纪韦阇耶建立的满者百夷王朝都信奉佛教。爪哇佛教是大乘密教和印度教湿婆派的混合物。他们把佛陀和湿婆看作一本，在崇拜的对象中杂有印度教的很多神祗。15世纪伊斯兰教传入爪哇后，佛教和湿婆派的信仰逐渐衰落，以致绝迹。
越南 盛传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仅流行于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信徒仅及大乘佛教的10%（见越南佛教）。
培养中国佛教专门人才的院校。1956年创办于北京，院址设在法源寺。在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下，由院务委员会负责教学、行政一切事宜。学僧来自全国各地寺院，分设本科、专修科2班，共100多人。1961年设研究部。次年开办藏语班，学员来自西藏、四川、青海、云南等省。10年间共培养300多人，现大部分在各地寺庙任住持和管理工作，少数从事佛学研究。1966年停办。1980年复校。设2年制专修科1班，1982年设本科2班。又在苏州灵岩山和南京栖霞山各设分院1所。全国有条件的地区和寺庙也先后成立佛学院和培训班。现已招生开学的有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福建佛学院、厦门南普陀佛学院以及各地的佛学培训班等。
中国佛教僧众办学始于20世纪初。1903年，湖南僧人笠云得日僧水野梅晓之助，在长沙开福寺首创湖南僧学堂。继起的有扬州天宁寺的普通僧学堂和南京三藏殿的江苏僧师范学堂。1907年，杨文会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又创办精舍（又名梵文学堂）。上述学堂为时不久即告停办。辛亥革命后，佛教各类院校再度勃兴，其中较著名的有1914年创办于上海，专研华严教义的华严大学；1918年创办于浙江宁波双宗寺，专研天台教义的观宗学社（后改名弘法研究社）；1922年创办于武昌，师资、课程设置比较完备的武昌佛学院；1925年创办于福建厦门南普陀寺，丛林化的闽南佛学院；还有1922年成立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1927年创办于北京的三时学会以及1932年成立于四川重庆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这些院校大都在30~40年代先后停办。
此外，尚有北京广济寺的弘慈佛学院，法源寺的中华佛学院，瑞应寺的中国佛教学院，柏林寺的柏林佛学院；开封的河南佛学院；安微九华山的九华佛学院，安庆迎江寺的安微佛学院；浙江普陀山的南海佛学院，杭州的武林佛学院/；湖南宁乡的沩山佛学院；江苏常熟的法界学院，泰县的觉海佛学院（后改名光孝佛学院），常州清凉寺的清凉学院、天宁寺佛学院，镇江的竹林佛学院、焦山佛学院，苏州灵岩山佛学院；福建福州的鼓山佛学院；广东潮州开元寺的岭东佛学院，以及上海玉佛寺的上海佛学院、静安寺佛学院等，办学时间大都不长。（参见彩图插页第16页）（林子青）
佛教流传于欧美，至今约有150年。但欧洲人最初对佛教的了解，则可上溯到公元前329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侵入鳊河流域时期。公元前259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派遣佛教布道团去希腊属地传教。在中世纪，佛陀的本生故事通过中亚穆斯林学者的介绍传入欧洲，在西欧和东欧很多地区广泛流行。据《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1982年的统计，欧洲有佛教徒21万余人，北美约近19万人，南美有50万余人，其中极大部分是亚洲移民的后裔或侨民，分属于南传上座部和北传大乘佛教的许多派别。佛教传入欧美后，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在戒律和仪式方面有很多变化。
在欧美，佛学的研究，早于佛教的传播。17～18世纪欧洲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人都已谈到了佛教。特别是18世纪末，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后，他们为了改变当地居民的信仰，使其成为基督教徒，开始对东方宗教，特别是对有影响的佛教进行研究。
英国 佛学研究 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后，殖民当局鼓励对印度巴利语和梵语的研究。英国传教士克拉夫于1824年发表的《巴利语语法和语言》为其滥觞。随着法国东方学家鲍诺夫与拉森发表了《巴利语论集》（1826），英国传教士斯宾塞发表了《东方僧门》（1850）和从僧伽罗文译出《现代佛教手册》（1853），这些著作引起了西方学者最初对佛教的兴趣。183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尼泊尔收集了大量梵文贝叶经文献，分赠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鲍诺夫根据霍格森提供的资料整理出版了《鳊佛教史导论》（1845），在鲍诺夫门下的马克斯·缪勒受英国皇家学会的委托，编译出版了《东方圣书》49册，其中包括不少佛教大、小乘的经典。英国佛学家李斯·戴维斯夫妇，在1881年建立了巴利圣典协会，马浩瀚的巴利语三藏和注疏用罗马字刊出，并把其中一部分译成英语，这为欧洲的佛学研究打开了大门。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曾3次到中国新疆和中亚“考察”，掠夺了敦煌千佛洞所藏大批梵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经典，这些文献在西谝有出后，震动了欧洲的学术界，引起了对佛教考古学、佛教语言学和文献学的举。由于对佛教文学和考古的研究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宣伟。亚诺尔特所写的《亚洲之光》（1879）和卡洛斯所著的《佛陀的福音》（1897），用优美通俗易懂的散文和诗歌描绘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深受一些群众的欢迎。
佛教传播 20世纪初，英国始有佛教徒，第一个比丘是贝纳特（法名阿难陀弥勒）。他于1898年去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研究佛法，在缅成立了国际佛教会；1908年率布道团去英国传教，但遭到了失败。1906年杰克逊、埃仑等人在伦敦首先组织了英国佛教协会，公推李斯·戴维斯为会长。两年后，改名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佛教会，并在利物浦、伯明罕、曼彻斯特、牛津、剑桥和布莱登等地建立分会，出版《佛教评论》。参加这个会的主要是一些对佛学有举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白人信徒。这个会由于创建人相继逝世，不久即衰落。1924年法官洪飞斯在英国灵智学会中建立佛教中心，出版《英国佛教》；1926年又从灵智学会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伦敦佛教会，并在丹佛、爱丁堡等地建立分支，把《英国佛教》改名为《中道》。这个会提倡大、小乘并行，参加的人数较多，迄今还有重要的影响。1926年锡兰的达摩波罗去伦敦传播佛法，创立了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这个组织主要宣传南传上座部的佛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佛教一度衰落，战后即又复苏，除原有的大小乘佛教继续发展外，还引入了藏传佛教的很多派别。如空仁波且建立的桑耶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索巴仁波且主持的曼殊室利研究所等。
近年来，英国佛教徒人数有较大的增长，1970年联合王国有佛教徒约3万人，1975年骤增至8万多人，1980年又增至12万人以上。1970～1978年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1。3%，其中藏传佛教信徒约占50%，上座位中佛教徒约占25%，大乘禅宗佛教徒约占25%。出现了12个要佛教中心和45个教团组织。
德国 佛学研究 最早的倡导人是马克斯·缪勒。最初弘扬佛法的是奥登堡。他著有《佛陀生涯·教义·教团》一书，曾被翻译为14种文字。与奥登堡同时代的有威柏、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勒泽尔，他们有的研究巴利语经典，有的研究梵语经典，其中有些人还兼通汉语和藏语等。在纽曼、塞登斯杜车、奥登堡等人通力协作下，把巴利语阿含经典全部译成了德语。继起者有安吞苏特（法名三界智）、格林和达尔克等人。三界智把巴利语经典《清净道论》和《弥兰陀王问经》译成德语。达尔克在欧洲最初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阐述佛陀的教义，著有《佛教》、《佛教的世界意识》等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研究佛教贡献较多的鲁本在《印度哲学史》（1954）中对佛教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系统的阐述，并且编集、翻译出版了《印度佛教资料选辑》。早期德国的佛学研究着重翻译、校勘巴利语佛典，阐述小乘佛教的教义，但后来也扩及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研究，翻译和出版了不少著作。1956年霍夫曼发表的《西藏宗教》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好评。
佛教传播 1913年，塞登斯杜车首先在柏林建立了德国佛教传道会，陆续出版了《佛教徒》、《佛教新报》、《佛陀世界镜报》等。1921年格林和塞登斯村车在慕尼黑附近的乌亭建立了佛教联合会，出版了《乘》杂志，参加这个组织的有500人。1925年瓦勒泽尔在慕尼黑创立了佛教协会，主要宣传佛教的哲学思想，普及佛教的知识。1932年达尔克在柏林北郊的福禄那乌建立了有名的佛教精舍，内设佛殿、禅堂和图书馆等，是欧洲佛教运动的中心道场之一。1951年柏林佛教徒建立了柏林佛教会，1954年建立了汉保佛教会，1955年联合成立了德国佛教会。1960年改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设总部于汉堡，这是联帮德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同年，藏传佛教信徒在柏林建立了圣弥勒寺，又称圣弥勒教会，主要宣传和实践密宗的教义。根据《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刊》的报告，联帮德国约有佛教徒7万人（另说少于5万人）。佛教徒大都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如汉堡、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和下莱茵等地。
法国 佛学研究 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首辟蹊径的是鲍诺夫，他在巴黎倡立了法亚协会，把梵语《妙法莲华经》等译成法语。继起者有列维、福切尔和波尔兹洛斯基等。列维长期研究汉藏和梵文佛典，校勘《中边论颂》法译《大简编城严经论》，另外和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等编纂了佛教词书《法宝义林》，现已出版6卷。列维的弟子普桑，用法语校订、注释龙树的《中论颂》及释月称的藏译《明句论》，另外，把玄奘所编译的《成唯识论》和世亲的《俱舍论》译成法语。列维等人的活动为欧洲现代佛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巴黎法兰西学院的协诺、戴密微和费洛赛特对梵汉佛教研究也作出贡献。佛教信仰者卡贝尔曾精心校订了全部巴利语大藏经。在藏传佛教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有大卫·尼尔和拉露。拉露著有《西藏的宗教》（1957）和《敦粕所藏十万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藏文写本》（1939）等。
佛教传播 最早的佛教组织——佛教友谊会是在中国太虚法师的推动下，1929年由龙伯尔建立的。以后改名为巴黎佛教会，自1939年起出版《佛教思想》月刊，定期举行佛事，展览佛教艺术，是目前法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和活动中心。1945年后，大批越南佛教徒定居法国，在巴黎建立了越南佛教徒联盟。近年来，藏传佛教各派在法国也很活跃。宁玛派在卡斯特朗市仿照西藏寺院的形式建立了乌金滚桑却林寺，该寺占地面积120公顷，规模宏大，每年有大批法国和欧洲的藏传佛教信徒去学习密法。据《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1980年法国有佛教徒近3万人，其中约有半数是亚洲裔佛教徒，蓁为法国佛教徒。主要集中在巴黎、格里茨、班尼斯堡、莫金等城市。
美国 佛学研究 是在西欧的影响下出现的，但有后来居上之势。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世界宗教会议后，美国学术界开始注意对佛教的研究。哈佛大学首先发起了《东方从书》的编译工作。华仑翻译了几部佛经，巴庇特译注了《法句经》，卡洛斯写作了《佛陀的教说》，华特发表了《禅道》，特别是日本铃木大拙有关禅宗一系列的传译、讲演和著作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止，佛学研究一度消深。但战后随着佛教的急遽发展，佛学研究也进入了高潮。在50～60年代，禅宗的研究风靡一时，渗透到了哲学、文艺、音乐、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各个领域。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亚米斯《禅与美国思想》（1962），杜姆林的《现代世界佛教》（1960），卡普洛的《禅门三柱》，福洛姆的《心理分析与佛教禅学》和《爱的艺术》，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禅》（1963）等。美国的禅宗披上了新大陆的形式，有所谓稳如泰山废禅、杂烩禅、方禅和禅外禅等种种禅门。此外，在这个时期，正值亚洲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佛学研究为了配合政治，大力开展了对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各国佛教现状的调查研究工作。普林斯顿大学组织、出版了一套专门研究南亚、东南亚诸国政治与宗教关系的丛书。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威尔奇发表了3部关于中国佛教的著作：《1900年至1950年中国佛教的实践》（1967）、《中国佛教的复兴》（1968）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佛教》（1972）。70年代西藏的密教或金刚乘在美国兴起以后，涌现了大批研究和宣传西藏禅法的著作。如韦曼的《佛教的创始与怛多罗的传统》（1962），埃克沃尔的《西藏的宗教习俗》（1964）等。目前美国很多著名大学都开设佛学课程，设有博士学位，出版定期的刊物，其中重要的有《世界佛教研究协会会刊》、《东西方哲学》、《金莲》等。
佛教传播 美国是一个盛行基督教的国家，原没有佛教。19世纪末期，日本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开始向夏威夷群岛移民。日本佛教也随之展开活动。日本佛教徒首先在夏威夷等地建立了净土宗别院（分寺）。日本西本愿寺也派人去火奴鲁鲁（檀香山）等地传教，建立了寺院。夏威夷并入美国后，佛教活动尤为活跃。随着日本移民涌入美国本土，西本愿寺和其他教派（日莲宗、真言宗、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等）派出大批传教人员并建立众多的寺院。1899年西本愿寺 田宗惠开始夏日金山活动，逐步建立了今天最有势力的佛教团体——美国佛教会。接着在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建立佛寺，发展教徒。1900年只有佛教徒几千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展到18000人。佛教由美国北向加拿大，南向巴西、阿根廷等地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美处于战争状态，日本的传教活动被勒令停止，一度受到挫折，但在战后即恢复并有较大规模的发展。50～60年代，美国佛教信仰的主流是大乘禅宗和日莲正宗。千崎如纪最先在纽约建立了第一禅院，佐佐木周承在纽约又建立了临济宗禅堂。创价学会是附属于日莲正宗的在家居士社团，由于它的教义具有现代化的内容，仪式简单，组织比较严密，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崛起后，声速成为美国佛教中最大的教派。70年代以后，藏传佛教的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等主要教派都在美国传教、建寺，吸引了大批群众参加。南传佛教的上座部也在华盛顿、洛杉矶等地建寺，开展活动。中国的大乘佛教在上世纪末就由华侨传入夏威夷，以后又传入美国本土，在夏威夷设有中华华侨佛教总会，修建富丽堂皇的檀华寺和启华学校在纽约、旧金山都设有佛教会和寺院，参加中国佛教会活动的极大部分是华裔和侨民。
目前美国佛教徒约有20～30万人（不包括信仰藏传佛教的信徒），有40个较大的佛教团体、教派组织。其中重要的有美国佛教会（西本愿寺）、北美日莲佛教会（创价学会）、美国佛教联合会（白人组织）、泰西佛教团、美国第一禅堂、东渐禅窟、华盛顿上座部佛教中心、普世佛教徒联谊会、夏威夷华侨佛教总会、旧金山纽约华侨佛教会、曹洞宗北美教友会、高野山美国别院、净土宗美国别院、罗彻斯特禅宗中心、藏传佛教宁玛派禅定中心、噶举派禅定中心、萨迦派研究中心、中美佛教总会等。佛教徒分布在美国十几个州，藏传佛教徒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科蜀拉多州、佛蒙特州；大乘佛教徒集中在夏威夷、旧金山和纽约三地；南传上座部佛教徒集中在华盛顿、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凯米尔。佛教为了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已有了很多的变化。宗派、寺院常被称为教会，教徒称为会员。有些教派还仿效基督教划分教区，附设青年会、妇女会、童子军等。宗教生活一般这排在星期日上午在佛寺中举行，在钢琴伴奏下，读诵英译的佛经，代替了东方的晨钟暮鼓，顶礼焚香。在军队中还配有随军僧侣。
其他各地 近来年，意大利、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对佛教的研究也很活跃，建立了不少佛教研究所和佛学研究中心，出版了一系列佛教研究菱和葫早。例如意大利的中东远东研究所，在村齐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著名的《罗马与东方丛书》，其中包括很多佛教著作。但在这些国家中，佛教信徒屈指可数。（黄心川）
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1953年成立于北京。该会的宗旨是：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耋全国各民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职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该会章程规定其任务为：①团结和倡导广大佛教徒参加各项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庄严国土、利乐有情”；②在爱国爱教的立场上，维护教徒信仰自由的权利，推动教徒学习宗教政策和其他有关政策法令，爱国守法；支持教徒管好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③积极开展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出版佛教书刊，协助政府保护佛教文物古迹；④发展与各国佛教信徒的友好联系，增进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根据上述任务，近年来全国各地修缮了大批寺院，其中有北京的雍和宫、法源寺；上海的玉佛寺、龙华寺；江苏苏州灵岩寺、南京栖霞寺；浙江杭州灵隐寺、天台国清寺；广东南华寺；福建的鼓山涌泉寺等以及西藏的许多寺院，并先后陆续开放供广大佛教徒进行宗教活动。在开展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恢复了中国佛学院，并开办灵岩山分院和栖霞山分院；上海、福建、四川、甘肃、西藏等地也各自创办了佛学院。恢复金陵刻经处，成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发掘、拓印、整理、研究和印行房山石经。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先后多次参加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与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佛教徒的友好往来频繁，1980年与1984年在西安与日本佛教界共同举行了善导大师圆寂1300周年纪念法会和惠果、空海纪念堂落成典礼法会。
该会现任名誉会长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会长赵朴初。出版会刊《法音》，向国内外发行。（王新）
国际佛教学术研究组织，简称IABS。1976年成立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主要任务是在国际范围内促进和加强佛教各个领域的研究；组织国际佛教学者的协作和交流；出版学习和研究佛教的工具书；鼓励和支持刊布、翻译佛教的原始文献；定期出版《国际佛教研究协会期刊》；举行定期的国际佛教研究会议和地区性的会议。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各国从事哲学、宗教、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和考古学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自1976年成立后已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印度那烂陀巴利语佛教学院，加拿大曼尼士巴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召开了5次大会。中国曾派学者出席在印度、加拿大等国召开的大会。该会现设有欧洲、美洲和亚洲三个地区中心。常设的权力机构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各个地区中心的秘书和若干著名佛学家组成。会址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南亚学系。（于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