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並列的世界叁大宗教這一。公元前6世紀至前5世紀，釋迦牟尼創建于古印度。以後廣泛傳播于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對許多國家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産生過重大影響。
曆 史
起源 佛教創建時，印度已經進入了封建領主統治的農奴社會。當時印度傳統的吠陀天啓、祭祀萬能和婆羅門至上叁種信仰，以及婆羅門作爲一切智的壟斷者和神權統治的代表的地位開始動搖，成爲衆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現了種種反傳統信仰的沙門思潮。
佛教屬于沙門思潮之一。創始人釋迦牟尼生于今尼泊爾境內的迦毗羅衛，是釋迦族的一個王子。關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傳佛教中，至今仍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但一般認爲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紀。他在青少年時即感到人世變幻無常，深思解脫人生苦難之道。29歲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譯覺者）後，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區向大衆宣傳自己證悟的真理，擁有越來越多的信徒，從而組織教團，形成佛教。80歲時在拘屍那迦逝世。
演變 佛教創立後，在印度幾經演變。佛陀及其直傳弟子所宣場的佛教，稱爲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後，弟子們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義，在教團生活中維持著他在世時的施設和慣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時于不同場合對不同的對象有著不同的說法，弟子們對此便産生不同的理解。約在佛來後100年，佛教分裂爲上座部、大衆部兩大派，稱根本二部。此後100余年間續有分裂，先後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稱技末部派。關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稱、地區均有不同的說法。當時佛教傳播的範圍，北至喜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裏希那河）。一般認爲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說一切有部。上座部（以說一切有部爲代表）和大衆部在教義上有較大差別。兩在部的主要差別是：①對法（事物、存在）的認識。大衆部認爲“過去未來，非實有體”、“現有體用，可名實有”，即認爲一切現實都依因緣生滅，過去的已經滅了，沒有實體，未來的沒有生起，也沒有實體，僅僅現在一刹那中才有法體和作用；說一切有部主張法體是永恒存在的，過法、現在和將來叁世也都是實有的，即所謂“法體恒有”、“叁世實有”，被稱爲我空法有論。②對佛陀的認識。大衆部認爲生滅于人間的釋迦牟尼佛是化身而非實身，佛陀的實身是積累極長期的修行而成，他有著無際的壽命和威力，所說一切言語爲隨機說法，並以一音說一切法；說一切有部不承認釋迦牟尼是化身，認爲佛說言語並非都是經教，也並不是一音說一切法。③對聲聞和菩薩的認識。大衆部強調菩薩廣度衆生的慈悲願力，輕聲聞而貴菩薩；說一切有部雖承認聲聞、緣覺、菩薩能修行根性和所修行道路有差別，但認爲佛與聲聞、緣覺所得解脫沒有差異。
公曆紀元前後，在佛教徒中流行著對佛塔的崇拜，從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團--菩薩衆。他們中間一部分人根據《大般若經》、《維摩經》、《妙法蓮華經》等闡述大乘思想和實踐的經籍，進行修持和傳教，形成了中觀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兩大系統，而將早期佛教貶稱爲小乘。
佛陀逝世後約500年，大乘中觀派興起。此派創始人龍樹，闡發“空”、“中道”、“二谛”的思想，其弟子提婆繼續弘揚龍樹的學說，使大乘佛教得以進一步發展。以後還有清辯和佛護、月稱等從不同的角度闡發中觀的思想，形成自續派和應成派。同時，小乘佛教中的說一切有部、經量部等，仍繼續發展。
佛陀逝世後約900年，瑜伽行派興起。此派尊基人是無著和世親。無著原是說一切有部僧人，因對說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闡發大乘教義。其弟世親，原是說一切有部學者，後從無著改宗大乘，稱“千部論師”。無著世親弘揚“萬法唯識”、“叁界唯心”的唯識論，此後傳承主要有難陀、安慧、陳那、護法之後還有戒賢、親光等。
7世紀以後，印度密教開始流行，到8世紀以後，與印度教相接近。波羅王朝在那爛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爲研習和宣傳密教的中心；9世紀後，密教更盛，相繼形成金剛乘、俱生乘和時輪乘。11世紀起，伊斯蘭教的勢力逐漸進入東印度各地，到13世紀初，超戒寺等許多重要寺院被毀，僧徒星散，佛教終于在南亞次大陸消失。
傳播 佛教原來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帶。孔雀王朝時期，阿育王奉佛教爲國教，廣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從此遍傳南亞次大陸的很多地區。同時又派傳教師到周圍國家傳教，東至緬甸，南至斯裏蘭卡，西到敘利亞、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漸成爲世界性宗教。
佛教向亞洲各地傳播，大致可分爲兩條路線：南向最先傳入斯裏蘭卡，又由斯裏蘭卡傳入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國。北傳經帕米爾高原傳入中國，再由中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等國。
佛教向斯裏蘭卡傳播，約在公元前3世紀的孔雀王朝時期。阿育王曾派他的兒子摩哂陀去斯裏蘭卡傳授上座部佛教。公元前1世紀，斯裏蘭卡出現了兩個佛教派別：大寺派和無畏山寺派。3世紀上半葉大乘佛教傳入斯裏蘭卡，在無畏山寺派中又分出了南寺派。5世紀初，覺音用巴利語對南傳叁藏進行了整理和注釋，確立了上座部教義的完整體系。大寺派被認爲是南傳佛教的正統派。緬甸、柬埔寨、老撾等國的佛教都承受斯裏蘭卡大寺派的法統。12世紀以後，由于外族和殖民主義者的侵入，斯裏蘭卡佛教曾兩度受到破壞，後再由緬甸和泰國重新傳入。
上座部佛教由斯裏蘭卡傳入緬甸約在4~5世紀。11世紀中葉，薄甘王朝的阿奴律陀王，建立緬甸最早的統一封建王朝，曾奉大寺派佛教爲國教。以後曆代王朝都保護佛教，建立了大量雄偉華麗的佛塔，如18世紀所建仰光大金塔等。
佛教由斯裏蘭卡傳入泰國約在12世紀左右。13世紀，泰國素可泰王朝宣布奉佛教爲國教。18世紀曼谷王朝諸王都笃信佛教。19世紀中葉以後，拉瑪四世對佛教進行改革，形成新舊兩派，綿延至今。1919~1927年刊行了全部叁藏注釋及藏外典籍。泰國目前是東南亞佛教興盛的國家，被稱爲“僧侶之國”。
5~6世紀時，佛教傳入扶南（早期柬埔寨），當時大小乘兼傳。6世紀扶南改稱爲真臘，宗教信仰爲大小乘佛教和印度教同時存在，這明顯地反映在宗教儀式和9~12世紀吳哥城的許多宮殿建築上。14世紀中葉後，柬埔寨淪爲泰國的屬國上座部佛教隨之傳入。以後，老撾又從柬埔寨傳入上座部佛教。
從5世紀起，佛教開始傳入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爪哇、巴厘等地。據中國高僧義淨的記述，7世紀中葉印度尼西亞諸島小乘佛教盛行，以後諸王朝都信仰大乘佛教與印度教；至15世紀伊斯蘭教開始盛行。
約在公曆紀元前後，佛教傳入中國。在漢代被視爲神仙方術的一種。至南北朝時傳播于全國，出現了很多學派。隋唐時期進入鼎盛階段，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宗派。宋代以後，佛教各派趨向融合，同時儒、佛、道的矛盾也漸趨消失。7~8世紀佛教分別由印度和中國漢族地區傳入中國西藏，至10世紀中葉後形成藏語系佛教，後又輾轉傳到四川、青海、甘肅、蒙古和俄國布利雅特蒙古族居住的地區。
大約在2世紀末，佛教從中國傳入越南。在4~5世紀時獲得廣泛傳播。10~14世紀，越南佛教進入興盛時期。泰國和緬甸佛教對越南佛教也産生影響。
4世紀後半葉佛教由中國傳入朝鮮高句麗。7世紀新羅王朝統一朝鮮半島後，由中國傳入的華嚴宗、法相宗、律宗、禅宗都很盛行，以後禅宗尤爲興盛。14世紀末刊行了《高麗藏》。14世紀李氏王朝雖然一度采取排佛崇儒的政策，但朝鮮佛教仍然有所發展，17世紀中葉以後開始衰落，至近代又有所複興。
6世紀，佛教從中國經朝鮮傳入日本，此後一直成爲日本的主要宗教。7世紀初，聖德太子在《十七條憲法》中要求全體臣民“皈依叁寶”。從中國隋唐時期開始，日本向中國派出了大批留學僧，中國佛教的主要宗派相繼傳入日本。12世紀以後，日本佛教形成很多民族化的宗派。
在印度阿育王時傳至敘利亞、埃及等國的佛教，以後又傳到非洲一些地區，但影響不大。
約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佛教先後傳入歐洲和北美。1906年英國成立“英國佛教協會”，歐洲佛教徒開始有自己的組織。以後英、法、德、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國都有佛教僧團和研究機構。佛教傳入美國後，又北傳加拿大，南傳巴西、秘魯、阿根廷等國。
目前佛教已傳播到世界各大洲。但主要仍集中在東亞和東南亞一帶，這個地區的佛教信徒人數遠遠超過其他宗教信徒。
派 系
傳教傳播到每一個地區以後，由于受到當地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形式和內容都有相應的變化，形成許多宗派。
中國：有漢語系、藏語系和巴利語系叁大系統。它們在發展過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學派和宗派。漢語系佛教主要有天臺宗、叁論宗、法相宗、律宗、淨土宗、禅宗、華嚴宗、密宗等；藏語系佛教主要有甯瑪派、噶當派、噶舉派、薩迦派、格魯派。此外還有希解、覺宇、覺囊、夏魯等幾個小派。其中格魯派的規模最大。巴利語系佛教主要有潤（又分擺罷、擺孫二個支派）、擺莊、多列（又分達拱旦、蘇特曼、瑞竟、緬坐四個支派）、左抵四派（見中國佛教）。
日本：有天臺宗、真言宗、淨土宗、淨土真宗、禅宗（臨濟、曹洞、黃檗）、日蓮宗等；現代尚有屬于日蓮系的新興宗派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等（見日本佛教）。
朝鮮：有曹溪宗、涅槃宗、太古宗和圓佛教等（見朝鮮佛教）。
斯裏蘭卡：早期有大寺派、無畏山寺派和祗多林寺派；現代有暹羅派、阿摩羅普羅派、羅曼那派等叁大派（見斯裏蘭卡佛教）。
越南：有滅喜禅派、無言通禅派、草堂禅派、竹林禅派、了觀禅派和禅淨合一的蓮宗派等（見越南佛教）。
緬甸：早期有僧伽羅僧伽派、末羅姆摩僧伽派、偏袒派、全纏派、現善法派、瑞琴派、門派等。
泰國、柬埔寨、老撾：主要佛教宗派有法相應部和大部派。
教 義 與 經 典
基本教義 原始佛教的主要教義有四谛、緣起、五蘊以及無常、無我等。公曆紀元前後，大乘佛教興起，陸續出現一批闡發大乘思想的經典，在理論上發揮了空、中道、實相、六度的學說，對教義有所發展。其中主要的有無住涅槃、緣起性空和唯識說。
佛教傳入中國後，教義上有許多創新。主要的有叁谛圓融、一念叁千以及頓悟、十玄、六相和叁觀等。
經典 佛教典籍分爲經、律、論叁藏。“藏”（Pitaka）的原意是可以盛放東西的竹箧，有容納、收藏的含義，佛教用以概括全部佛教典籍。經是釋迦本人所說的教義；律是佛陀爲教徒製定的必須遵守的規則及其解釋；論是爲闡明經、律而作的各種理論的解釋和研究。尚有一部分佛教僧侶、學者對叁藏所作的注疏、撰述，稱爲“藏外典籍”。叁藏在南北朝時稱“一切經”，隋代以後稱“大藏經”。
大藏經按語系劃分，一般認爲有叁大系統：巴利語系、漢語系、藏語系。梵文經典只有少量殘存于尼泊爾、印度和中國。近年來，中國新疆和克什米爾又發現了一些，主要是大乘經典。
巴利語系大藏經 流傳在斯裏蘭卡，緬甸、柬埔寨、老撾、印度、泰國和中國雲南的傣、布朗和德昂等少數民族地區，主要是上座部佛教的經典，現存的最完善版本巴利語大藏經，是1954~1956年間緬甸政府召集的第六次結集時勘定的。另外，這個體系也包括用僧伽羅全羅文，泰文、緬甸文、高棉文和老撾文等譯出的佛典。
漢語系大藏經 流傳在中國漢族和朝鮮、日本、越南等國。主要內容爲翻譯印度的佛教經、律、論和中國、朝鮮等國僧人的撰述。漢語系的佛經大部分是從梵文譯出的，一部分是從巴利語或西域語言（胡語）譯出的，版本甚多。第一次刻本是宋開寶四年（971）所刻的《開寶藏》。後曆宋、遼、金、元、明、清各代，有22種刻本和排印本，另外朝鮮和日本也刊行多種。據《開元釋教錄》載，入藏的經典有1076部，5048卷，其中屬于大乘經、律、論的638部，2745卷，屬于小乘的330部，1762卷。又據元代《至元法寶勘同總錄》載入藏經典爲1532部，5814卷。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1932）共收3493部，13520卷。目前中國正在編纂《中華大藏經》，擬收23000卷，從1984年起已陸續出版發行。
藏語系大藏經 流傳在中國藏、蒙、土、羌、裕固等民族以及尼泊爾、不丹、錫金、蒙古、蘇聯西伯利亞地區，內容分爲甘珠爾、丹珠爾、松繃叁大類。甘珠爾又名正藏，收入律、經和密咒叁個部分；丹珠爾也稱續藏，收入贊頌、經釋和咒釋叁個部分；松繃即雜藏，收入藏、蒙佛教徒有關著作。藏文大藏經自1313~1939年，各地共刻出11種不同的版本。
另有從漢語或藏語轉譯的蒙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和西夏文大藏經。
僧 伽 製 度
出家僧尼共同遵守的製度、規定及傳統習慣。相傳釋迦牟尼成道後，到鹿野苑爲 陳如等五人叁轉四谛法輪，同時始建僧團。但此時還未製戒，還沒有傳戒所規定的僧數。根據《毗奈耶》卷一所述，釋迦“證覺”後第13年有蘇陣那犯過，始與諸比丘結戒，創製波羅夷（意譯爲棄，即棄于佛法之外）不共住戒法。以後比丘越來越多，犯過失的也隨之增多，于是陸續製定相應的禁戒，逐漸形成系統而完備的律製。佛教分成上座、大衆兩個部派以後，南傳佛教奉行上座部律，至今不衰。由于對律製的理解和奉行漸有差異，因而各國佛教又分成若幹派別，僧伽除了有共同遵奉的戒律外，還有適應本國情況的僧團製度。有的國家還設有管理全國僧伽事務的僧王、僧議會和僧內閣或大長老會等。叁國魏嘉平年間，大衆部的《摩诃僧祇律》戒本傳入中國，北傳佛教僧衆當時奉爲准繩。後律典翻譯漸多，從東晉到宋、齊、梁時代，中國僧衆主要奉行說一切有部《十誦律》。後因提倡法藏部《四分律》的人增多，唐道宣便依據《四分律》建立律宗。此後漢族地區僧衆一直奉行此律。
中國藏、蒙等地區佛教都奉行說一切有部律，有些寺廟還訂立清規。如格魯派拉薩叁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都有自家的清規，它們設有“堪布”（相當于漢地叢林的“住持”）、“翁則”（負責食欲念誦修持，相當于漢地叢林的“維那”）、“格貴”（蒙族佛教叫“格斯貴”，俗稱“鐵棒喇嘛”，監察僧衆勤惰，相當于漢地叢林的“僧值”）、“涅巴”（管家，職掌庫房財務等）、“強佐”（管理紮倉行政事務和財産）等職分司各事。
中國傣族等地區巴利語系佛教的最高領袖稱“松迪阿伽摩尼”，寺院住持稱“都龍”，奉行的律部和僧製與南傳緬甸上座部佛教大同小異。
日本佛教的律製主要是中國唐代鑒真傳去的，也是《四分律》。後來有些寺院又傳中國寺院的清規。日本佛教管轄一宗一派的首領一般稱“管長”，但有些宗派如天臺宗稱“座主”，西本願寺派稱“門主”，大谷派稱“法主”等。天臺、真言、禅、淨等各宗各派也都各有自家的規製。
佛事儀式與節日
佛事儀式 原是釋迦時代所行的示教活動，傳到中國後演變爲應赴社會的經忏、佛事等一套固定儀式。主要有忏法、水陸法會、盂蘭盆會、焰口等。藏族地區的佛事儀式，其誦經說法、傳召大會等顯宗法事與漢族地區佛教基本相同。另外還有密宗的傳法灌頂和修法等儀式。傣族地區佛事儀式則或多或少帶有當地居民固有的鬼神崇拜和精靈活崇拜等的痕迹。
主要節日 有佛誕節（亦稱浴佛節）、成道節（亦稱佛成道日、臘八節）、涅槃節、觀音節（中國漢族地區于農曆二、六、九叁個月的十九日爲紀念觀音的節日）、世界佛陀節（亦稱維莎迦節，即南傳佛教將釋迦的誕生、成道、涅槃並在一起紀念的節日）、驅鬼節和跳神節（藏族地區佛教節日）、潑水節（傣族佛教節日）、佛牙節（斯裏蘭卡的佛教節日）等。有些節日已成爲民俗。
文 化 藝 術
佛教文化藝術包括文學、美術、音樂、建築等，主要用于表現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古印度佛教文化隨著佛教的發展取得了較高的藝術成就，隨著佛教的傳播而傳向世界各地，並與當地文化相結合，成爲它們民族文的組成部分。
文學 數千卷印度佛典，如《維摩經》、《妙法蓮華經》、《楞嚴經》等，本身就是瑰麗的文學作品，向爲文人所喜愛。《百喻經》已被譯爲多種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認爲是世界文學中的珍品。敘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經》（《本生譚》）是著名的傳記文學。馬鳴的《佛所行贊》是印度著名的長篇敘事詩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頌、贊、散文、故事、俗講、變文、語錄、傳記、遊記、文集等，均爲優美的佛教文學作品。中國、日本、斯裏蘭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學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響下，汲取本國傳統文學的藝術形式，逐漸形成的一種獨具風格的文學作品。它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和新的命意遣詞方法。《維摩經》、《百喻經》等，鼓舞了中國晉、唐小說的創作；俗講、變文對後來的平話、小說、戲曲等中國通俗文學的形成，有一定的淵源關系；禅宗語錄不僅爲宋明理學家所仿效，也影響到後來的民間文學作品。
美術 包括佛教繪畫、雕刻、塑像等。古印度阿育王時代所立石柱，柱頂有獅子、象、牛、馬、寶輪等雕刻，莊嚴華美。當時還建有許多石塔，以藏佛舍利，外繞石欄，镌刻浮雕圖案。在巴雅、貝德薩、巴爾胡特、桑奇等地，早期佛教的建築、雕刻達到很高的水平。犍陀羅佛教藝術汲取古希臘、羅馬藝術精華，創造出釋迦牟尼的各種形象，頗具特色。埃羅拉阿旃陀石窟的藝術一直脍炙人口，是印度引爲驕傲的“藝術之宮”。以上這些佛教藝術，對亞洲各國都發生過重要的影響。中國佛教藝術，先是仿效印度，後來逐漸發展成具有中國民族風格和特色。初期在絲綢之路上，新疆的克孜爾千佛洞壁畫和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畫，受印度佛教美術影響較多，但同一題材，其內容和表現方法已有所不同。梁代張僧繇的佛畫，創立了“張家樣”；北齊曹仲達的佛畫，創立了“曹家樣”。曹畫的人像，衣服緊貼全身而顯露曲線，他所創造的風格，後人胃之“曹衣出水”。到了隋唐地代，佛教美術已經中國化。吳道子在長安、洛陽畫了300多幅佛畫，人物奮袂，衣裙飛舞飄動，富有運動感，後人稱爲“吳帶當風”。敦粕莫高窟等唐代壁畫，是中國佛教學術的代表。在雕塑方面，北魏至隋唐，創造了規模巨大的石窟，以雲岡、龍門的石刻爲代表，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敦煌與麥積山的唐代彩塑，更具中國特色。宋元以後，佛寺盛行泥塑佛像，亦爲中國佛教美術所特有。藏傳佛教美術，既與漢族地區佛教美術有一定的淵源關系，又受印度、尼泊爾佛教美術影響，獨具風格。拉薩的布達拉宮，藏有大量佛畫與金銅佛像以及刺繡與木刻的板畫佛像，都帶有西藏地方特色。青海塔爾寺以各色酥油製作的酥油花，更是一種特殊佛教美術作品。
音樂 有梵呗、佛曲等形式。梵呗亦叫贊呗，是以短偈形式贊頌佛、菩薩之頌歌，起源于古印度。相傳叁國魏陳思王曹植曾作梵呗六契（章），即後世後傳《魚山梵》。梵呗主要用一講經儀式、六時行道（後世形成爲朝幕課誦）和道場忏法等，謂之“叁啓式”。隋唐前流行的梵呗有《如來呗》、《雲何呗》等。近世禅林流行的梵呗尚有“四大祝延”、“八大贊”等，但已通稱爲唱念。佛曲，即將佛經配上樂譜進行諷詠。相傳7世紀時，即有在今緬甸境內的骠國送給中國佛曲10種，並派來樂工32人。至唐代，佛曲已相當普遍。當時每唱佛曲，常配以笙笛。今只用點板，配以铛、铪等敲唱。在敦煌雜曲中還保留有一部分佛曲作品。佛教的古音樂對日本“雅樂”的韻律也有重要影響。
建築 主要爲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爛陀遺址，規模極爲宏大。東南亞諸國均有同類建築。柬埔寨的吳哥寺窟，緬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揚崖壁大佛像，都是聞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築。中國佛教建築是隨著佛教傳入而發展起來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築爲石窟寺，系根據古印度佛教造型藝術，結合中國傳統的形式建築的。中國的佛教石窟爲數甚多，其中敦煌、雲岡、龍門尤爲著名。中國佛塔的建築，起源甚早，現存的上海龍華寺塔和蘇州報恩寺塔，相傳都是叁國時代創建而經後人重修的。原來印度的佛塔是覆缽狀的圓墳形，上飾竿和傘，後發展成相輪（在塔頂豎一根金屬刹，用七重或九重鐵環套在刹身）。傳入中國後，結合中國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憑眺的樓閣式建築。現存的塔可分二類，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帶有中國特色；二是另式擴要采取中國原有樓閣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爲七至九層。結構有木塔、磚塔、磚木塔、石塔、銅塔、鐵塔和琉璃磚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築，與漢族地區略有不同。一般都有龐大的建築群所有建築體現了藏族古建築藝術的鮮明特色和漢藏文化融合的風格。北京的雍和宮，拉薩的布達拉宮，承德的外八廟等是這種建築的典型。日本的東本願寺，朝鮮的佛國寺都采用木結構的殿堂形式，雄偉壯麗，是世界知名的古刹。（趙樸初）
Tiesaluo
師子國（今斯裏蘭卡）比丘尼。南朝宋元嘉十年（433）帶領十位比丘尼隨該國船主難提到中國建康（今南京），應景福寺尼慧果和淨音之請，于元嘉十一年在南林寺設壇傳戒，請僧伽跋摩爲傳戒師，爲叁百余尼僧重受具足戒。創中國尼僧如律如法從二部僧衆受比丘尼戒之始。中國婦女出家爲尼者，東漢時阿潘出家，僅受叁歸依；其後受具足戒者，始于東晉洛陽竹林寺淨檢尼等從昙摩羯多受戒，但僅系一邊授戒，並非全戒。故元嘉六年師子國比丘尼八人來建康時，曾詢及中國尼僧受戒情況，認爲戒本從僧而發，雖二衆不全，以從權之故，無妨尼僧得戒。如能重受，當然更好。先是慧果、淨音等尼曾請求求那跋摩主持爲她們重行受戒，求那跋摩也認爲如律重受更好，但師子國比丘尼不滿十人，而且正在學習漢語，最好是再行邀請外國比丘尼前來，湊足十人之數，不久求那跋摩去世，直到鐵薩羅等十一尼來後，方改請僧伽跋摩主持傳戒，但遭到祗洹寺慧義的反對，認爲無需重受。僧伽跋摩幾經和慧義辯論，終于說服慧義，而且還派遣他的弟子慧基等人參與傳戒儀式。（童玮）
Jianisejia
佛教護法名王。印度貴霜王朝第叁代國王。又譯作割尼屍割、 膩迦、葛諾歌。生卒年月不詳。在位年代約在2世紀前期。關于他的事迹，佛教中有很多傳說。近年來考古發掘的錢幣、碑銘提供了一些可信的依據。
迦膩色迦與中國《漢書》中所記的貴霜王朝前兩代國王丘就卻、閻膏珍可能並無血統關系。據佛教典籍的記載，他出生于新疆和阗（一說在和阗國爲質子）。出任貴霜國王後，遷都白沙瓦，繼續擴展領土，成爲當時與中國、羅馬、安息並立的世界大國。貴霜王朝融合了印度、中國、羅馬、塞族等文化，他仿照中國皇帝自稱天子；使用羅馬的金幣；在國內的錢幣上鑄造了釋迦牟尼、阿波羅、濕婆等神像。他統治貴霜約28~29年（一說24年）。傳說他在向北方征戰中被部下暗殺。1911年在印度馬土臘曾出土一尊迦膩色迦雕像，高1.85米，身穿牧人服裝，手持寶劍，並有婆羅謎字體銘文，雕像頭部已失落。
據佛教傳說，迦膩色迦曾修建白沙瓦大塔，並于塔的四方建造四大伽藍，供養3萬大、小乘比丘。因當時佛教部派分烈，歧說紛纭，他還曾召集說一切有部500名比丘結集佛典，共得叁十萬頌，刻于銅碟，封于石室，並建塔加固。北傳佛教稱這次結集爲第四次結集。此外，據說他還曾派兵前往摩揭陀國，迎請著名佛教詩人馬鳴。他與著名佛教學者脅尊者、世友關系也很密切。上述傳說是否確實尚須研究。由于貴霜王朝在迦膩色迦在位時空前強盛，佛教得以向四方傳播。佛教徒把他看作與阿育王、戒日王齊名的護法名王。（方廣 ）
Sanxue
佛教教義。學佛者必須修持的叁種基本學業，即戒、定、慧。
戒 亦稱增上（卓越）戒學，指戒律。即防止行爲、語言、思想叁方面的過失。由于大小乘的不同，其戒律也有所不同。另外對出家的僧侶和在家的居士也有所區別。例如小乘有五戒、八戒、二百五十戒等；大乘有叁聚淨戒、十重四十八輕戒等。小乘五戒爲：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八戒爲：在五戒外另加臥高廣大床、花鬘璎珞、歌舞戲樂。二百五十戒：即二百五十項應戒的言行細目，合並爲五項時，稱五篇門。大乘叁聚淨戒爲：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十重禁戒爲：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說過罪、自贊毀他、悭、瞋、謗叁寶。四十八輕戒爲：不敬師長、不舉教忏、背正向邪、不瞻病苦等四十八項具體戒條。
定 亦稱增上心學，指禅定。即擯除雜念，專心致志，觀悟四谛。小乘有四禅，大乘有九種在禅、百八叁昧等。小乘四禅爲：1、初禅。即禅定的初級階段，這時沈思于專一，擯除情欲、消除不善心，這就是“離”。由此漸進而生喜樂，即欣喜與慰安。但此時尚有思慮，尚未達到表象的沈靜，故稱初禅。2、二神。由初禅進而安住一想，達到表象的沈靜，獲得一種更高的喜樂。3、叁禅。由二禅進而舍離喜樂而達到完全安靜境地，獲得輕安的妙樂。這時已産生了智慧，達到了正念和正智的階段。但此時尚有身體上妙樂的感覺，所以對涅槃境地來說還有一段距離。4、四禅。由叁禅再進一步，完全超脫苦、樂，連自身的存在都已忘卻，達到舍念清淨的境界。即涅槃境界。九種大禅爲：自性禅、一切禅、難禅、一切門禅、善人禅、一切行禅、除煩惱禅、此世他世樂禅、清淨禅。百八叁昧爲：般若經典中所說的一百零八種禅定，《大智度論》卷五有詳細說明。
慧 又稱增上慧學，亦即智慧。慧就是有厭、無欲、見真。擯除一切欲望和煩惱，專思四谛、十二因緣，以窺見法，獲得智慧解脫。
叁學概括了全部佛教教義，也包含六度、叁十七菩提分等全部修行法門。叁學中以慧最重要，戒和定都是獲得慧的手段。只有獲得慧，才能達到最終解脫的涅槃境界。（高振農）
Aidixia
——古印度僧人、佛學家。漢名無極自在，本名月藏，法名燃燈吉祥智。生于巴格浦爾（另說班加爾或比哈爾）。11歲在那爛陀寺從覺賢學習佛學，旋去王舍城跟密教大師阿縛都底波陀學習密法，爾後又去超戒寺從那洛波鑽研顯密兩乘。29歲在菩提伽耶摩底寺（另說奧坦多補梨寺）從戒護受具足戒，學習戒律，又從法護學習顯教經典。在1013年阿富汗的穆突起默德·伽塞尼的穆斯林軍隊最後一次侵入印度前，他去金地島（今蘇門答臘）從法稱學習密法，並去錫蘭（今斯裏蘭卡）鑽研大小乘經論和密咒。44歲時返印度，出任超戒寺首座（大上座），聲名極盛，與寶生寂、覺賢、阿縛都底波陀、動毗波、寂賢等人一起被稱爲超戒寺八賢。
——朗達瑪在西藏禁佛以後，佛教陷于危機之中。11世紀西藏阿裏地區的統治者绛曲沃（智光）之請，著《菩提道燈論》，提倡叁士道和業果的學說，因而被稱爲業果學者。此時他就西藏當時大譯師仁欽桑布（寶賢）之請至妥頂寺。時仁欽桑布已85歲，交談之後，極爲敬佩，遂請其校正自己所譯經典，並聽從阿底峽的勸告，建舍閉關修定，直至逝世。
阿底峽住阿裏叁年，正欲回印，到達尼泊爾邊境時，適逢戰亂，交通阻斷，不得不折回西藏。西藏譯師仲敦巴請其到衛地弘法，遂應邀至桑耶寺，譯出《攝大乘論》及世親《攝大乘論釋》等多種經論。他在桑耶寺看到大量印度所無的經典，甚爲震驚。其後又被請到拉薩聶塘，譯出《中觀心要釋思擇焰》，並自著兩部解釋此論的著作。後至耶巴，譯出無著造的《究竟一乘寶性論》。
阿底峽的顯密譯著收于藏文大藏經丹珠爾中的有百多種。他傳播的思想和學說，後來形成噶當派。宗喀巴繼承和發展他的學說，創立了格魯派，傳播到甘肅、青海、蒙古等地。（郭元興）
Qingjingdaolun
研究上座部佛教思想和教理的重要論書。覺音著。約成書于5世紀，被譽爲叁藏典籍和義疏的精要。據傳，覺音在5世紀20年代到錫蘭（今斯裏蘭卡）研讀僧伽羅文論疏和上座部佛教教義時，大寺派僧團爲了測驗他的才幹，命其注釋兩首偈頌，而寫出此論。它雖和《解脫道論》在體裁和內容方面都十分相似，但見解不同。它依據上座部佛教大寺派的觀點，對一切物質和精神現象的闡述，煩瑣而複雜。全論共二十叁品，依照次第論述戒、定、慧叁學要義。一致二品闡明戒的定義、作用、種類和持戒的各項規定等；叁至十叁品闡述定的定義、種類、修習禅定的各種方法、目的和所獲得的福德等；十四至二十叁品闡述慧的定義、種類及修習方法等，這是《清淨道論》的核心，從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詳細闡明關于四谛、五蘊、八正道和十二緣起等佛教的基本理論。
《清淨道論》除了有僧伽羅文、泰文、緬甸文、高棉文、老撾文、傣文、天城體梵文和拉丁字母的音譯巴利文本外，還被譯爲漢、日、英、法、德等文字，一向被視爲研究上座部佛教哲學思想體系的重要參考資料，受到學術界和佛教界的重視。（童玮）
Rongxi
日本佛教臨濟宗創始人。俗姓賀陽，號明庵。備中國（今岡山縣）吉備郡人。幼年從父學佛，14歲在本郡安養寺從靜心落發，旋登比睿山受大乘戒。19歲于比睿山就有辯學天臺教義，又到伯耆（今島取）的大山從基好學密教。後又還比睿山精讀藏經。1168年到中國求法，先到明州（今浙江甯波）訪廣慧寺，繼往天臺山巡禮聖迹，得天臺章疏等30余部回國。1187年再次入宋，原擬去天竺（印度）巡禮佛迹，未獲當地知府許可，即上天臺山谒萬年寺虛庵懷敞，後隨虛庵至甯波天童寺，繼承臨濟正宗的法脈。在天臺山時曾舍衣缽之資，修理智者大師塔院，到天童寺又贊助重修千佛閣工程，1191年回國。1196年于博多建聖福寺，弘揚臨濟禅風，爲日本禅寺之始。1202年將軍源賴家于京都創建仁寺，請榮西爲開山，遭到南都和北嶺諸宗反對，乃作《興禅護國論》3卷，駁斥諸宗的謗難，名聲大振。翌年，建仁寺設立真言院和止觀院，作爲傳播天臺、真言、禅叁宗的基地。後應將軍源實朝之請，至鐮倉創壽福寺，初傳禅宗于關東。他融合天臺、真言、禅叁宗，形成日本臨濟宗。著作還有《契茶養生記》、《出家大綱》等。
北傳佛教之一。4世紀後期由中國傳入。其傳播和發展大體可分爲以下幾個階段：
叁國時期 最初傳入佛教的是叁國鼎立時代的高句麗（朝鮮北部）。據《海東高僧傳》卷一載，高句麗小獸林王（高邱夫）二年（372），中國前秦苻堅遣使者及僧順道送去佛像和佛經。兩年後，又有東晉僧阿道赴高句麗。五年（375），小獸林王爲阿道建伊弗蘭寺，又立省門寺供順道居住，是爲佛教輸入朝鮮之始。百濟（朝鮮西南部）在枕流王元年（384）開始迎接來自中國的東晉梵僧摩羅難陀，翌年于漢山州創建佛寺，並使平民10人從他爲僧。新羅（朝鮮東南部）的佛教是在納祗王時（417～457）由高句麗傳入的，起初受到抵製，到法興王十五年（528）才正式流傳。
迨6世紀，佛教已廣爲流傳。中國隋唐時期大小乘各宗教理幾乎全部輸入，其中影響較大的宗派是叁論宗和律宗等。當時，由于叁國封建政權都積極扶持佛教，派很多僧人到中國求法，知名的有高句麗僧朗大師、義淵、實法師、印法師等；百濟僧謙益、慧慈等；新羅僧無相、圓光、慈藏圓勝、惠通、勝诠等。其中有許多人還赴印度求法。百濟僧謙益由中國到中印度專攻梵語和律部，回國時帶回許多梵本加以翻譯和研究，促使律宗在叁國迅速傳播；新羅僧惠超，曾踏遍五天竺，著《往五天竺國傳》，介紹了印度及其周邊諸國的地理、交通、文化和風俗，促進了中印文化交流。
朝鮮叁國時期的佛教對中國佛教傳入日本起了橋梁作用。6世紀中葉，百濟的聖明王將金銅釋迦佛像和經論幡蓋等贈給日本，爲中國佛教傳入日本的開始。其後慧慈自高句麗渡日，爲日本聖德太子所師事。高句麗僧慧灌赴日後成爲日本叁論宗開祖，新羅僧審詳赴日，始傳華嚴宗。
叁國時期，佛教的流傳雖然較爲廣泛，但還處在傳播和解釋教義的階段。
新羅王朝時期 新羅王朝統一叁國後，爲朝鮮佛教隆盛時代。出現元曉、憬興、義湘、圓測、太賢、義寂、宣證、勝莊等著名佛教理論家及其著作，其中對朝鮮佛教的發展，影響最深的是元曉、義湘和圓測。元曉的《十門和诤論》、義湘的《華嚴一乘法界圖》和圓測的《解深密經疏》等著作。爲創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鮮華嚴宗和唯識宗奠定了理論基礎。這個時期有四個主要宗派：①涅槃宗。高句麗僧普德于景福寺所創。普德有11個高足，其中著名的有無上、寂滅等，建有八大伽藍。②律宗。新羅僧慈藏入唐回國于通度寺所創。③華嚴宗（一名圓融宗）。有二派，一爲元曉在新羅慶州芬皇寺所創，稱爲海東宗；二爲入唐的義湘從智俨傳承的中國華嚴宗，設祖庭于浮石寺，故亦名浮石宗。④法相宗。真表律師在金山寺所創，宣傳瑜伽唯識，其弟子有永深寶宗等。此外密教系統有神印宗和總持宗（或稱真言宗）。神印宗創始人是明朗，他于善德王四年（635）受帛屍梨蜜多羅所譯神印秘法，其密教被稱爲神印宗（亦稱文豆婁宗），在密教史上屬善無畏、金剛智以前的雜密。總持宗創始人是惠通，他入唐受善無畏印訣，爲善無畏一派密教。新羅僧惠日受青龍寺惠果密法，帶回《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等，在新羅大弘密教。成實學派、俱舍學派也在弘傳。9世紀初，中國禅宗開始傳入朝鮮。新羅宣德王五年（784），道義入唐從虔州西堂智藏參學心法，受其法脈。822年回國後傳達摩禅，始傳南宗禅，不很興盛，但它成爲後來的禅門九山之一的迦智山派。興德王叁年（828），洪陟入唐從智藏受法，回國後在實相寺宣揚禅法，開禅門九山的另一派——實相山派，禅宗始興。新羅末期的道诜把佛教的善根功德思想同道教的陰陽五行及地理風水說相結合，開創具有特色的“祈福佛教”，使佛教更加神秘化。此時，教禅，分庭抗禮，互相競爭，佛教勢力漸衰。
高麗王朝時期 高麗統一全國後，由于太祖王建深信佛教，造塔建增，佛教又漸轉盛。文宗出家的第四王子義天，被封爲祐世僧統，世稱義天僧統。他于高麗宣宗二年（1084）入宋，曆訪高僧大德，學習華嚴、天臺教義以及戒法和禅法，回國後慨歎天臺一宗，海東未興，遂于肅宗二年（1096）創立了高麗的天臺宗。高麗王朝初期，華嚴學者均如，爲華嚴宗北嶽（希朗）法孫，融合南嶽（觀惠）北嶽兩家分歧，與仁裕首座共倡歸一之旨，蔚然成風。光宗王特于松嶽下建歸法寺，诏均如主持，備極崇信。中期，禅門漸見衰落。時有知讷結定慧社，闡揚修禅宗風，于是禅師疊出，曹溪禅風，再次中興。知讷成爲曹溪山修禅社開祖。他對華嚴亦有研究。所著《圓頓成佛論》，爲曹溪宗的宗典。共後有太古普愚，曾入元從屋清珙受法，回國後統一禅門九山爲一宗，稱曹溪宗（亦稱禅寂宗）。時天臺宗亦視爲禅宗一派，故禅有曹溪、天臺兩家。教的五宗亦各改稱：圓融宗改稱華嚴宗，法相宗改稱慈恩宗，法性宗改稱中道宗，戒律宗改稱南山宗，涅槃宗改稱始興宗。後稱“五教二宗”。這一時期的佛教最顯著的事業是大藏經的出版。高麗顯宗二年（1010），在所謂“丹冠祈禳”的口號下，開始雕大藏經（共6000余卷），作爲全國性事業，曆經70余年，終于在1087年宣宗王時完成，藏之八公山符仁寺。高宗十九年（1232）爲蒙古兵所毀。二十四年（1237）發願重立都監，曆時16年，刻成經版8萬余塊，約完成6780卷的《高麗藏》，今存南朝鮮的伽耶山海印寺。其次，義天爲完成刻經事業入宋遊曆14個月，搜集佛教經典，歸國後，設置教藏都監，刻印大藏經，稱之爲義天的《續藏經》。據《新編諸宗教藏目錄》（刊行預定目錄）載稱，《續藏經》收錄內外佛典1000余部，4000余卷。但大部失傳，現在殘存20部。
李朝時期 14世紀末，太祖李成桂統一朝鮮半島，國號朝鮮，亦稱李朝。他尊儒排佛，在即位時放逐了禁中的僧侶。世祖（太宗）六年，將曹溪、天臺、慈南叁宗合爲禅宗，將華嚴、慈恩、中神（中道宗及神印宗）、始興南山四宗合爲教宗。合並後的教、禅二宗，各保留一定數量的寺院。到明宗（1545～1566）時，由于文定皇後的庇護與普雨禅師的努力，佛教禅宗稍見複蘇，但不久即衰。成宗時更禁止供養僧侶，並毀佛像造兵器。出家爲僧被視爲違犯國禁。直至“壬辰之亂”（1592），日本豐臣秀吉率大軍侵入朝鮮，宣祖出奔義州，時有禅僧清虛休靜率門徒並募僧兵5000人，與明軍一起作戰，克複京城，趕走日軍。宣祖還都後，賜號國一都大禅師。後還妙香山，有弟子千余人。著有《清虛堂集》8卷等。至此，佛教禅宗稍有恢複。
在李朝統治的500年間，總的是采取尊儒排佛政策，然由新羅、高麗時代長期流傳下來的佛教仍隱存于一般民衆之間。從1910年至1945年朝鮮爲日本軍國主義並吞的35年間，朝鮮佛教僧人也有公然娶妻食肉的，因此教團分有獨身僧與有妻僧兩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佛教仍在朝鮮半島繼續流傳。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曾于平壤建立佛教總務院，後改爲佛教徒中央委員會。50年代初期，寺院大多毀于侵略者的戰火。現南朝鮮的佛教較前略有發展。（林子青）
産生和流傳于南亞次大陸的佛教。創始人是悉達多·喬答摩，佛教徒尊稱他爲釋迦牟尼，簡稱佛陀（覺者）。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爲五個曆史階段：
原始佛教 釋迦牟尼創教及其弟子相繼傳承時期的佛教。約爲公元前6～前5世紀。佛陀的說教最初是口傳的，爲了便于記憶，采取偈頌的形式，後來編集爲由經、律、論組成的“叁藏”。在經藏中近代學者認爲真正屬于佛陀的教說和最早的經典是《經集》、《如是語經》和《無問自說經》，其中也包括一些戒律條文。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義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緣”，其核心內容是講現實世界的苦難和解決苦難的方法。其次，又從緣起思想出發，提出了“諸法無常”、“諸法無我”和“涅槃寂靜”的學說。後人把原始佛教的修持，概括爲戒、定恝叁學、慈悲喜舍四無量心以及四念處、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等叁十七菩提分法。佛陀在世時反對婆羅門教四種姓的不平等製度，因此，在他所創立的僧團中允許各個種性和賤民參加。另外，還容許教團中包括過在家生活的男女信徒，稱爲優婆塞、優婆夷或在家二衆。
部派佛教 在佛陀逝世的100年後，佛教內部由于對戒律和教義看法的不同，開始分裂。先後形成了許多部派。最初分爲大衆部和上座部，這被稱爲根叁二部，以後又從兩個根本部中分裂爲十八部或二十部，稱爲枝末部派。部派佛教爭論的主要總是诃梨跋摩在《成實論》中曾概括爲“十論”，即二世有無？一切有無？中陰（輪回的主體）有無？頓悟或漸悟？羅漢是否有退？隨眠（煩惱）與心是否相應？未受根業是否存在？佛是否在僧數？在無人我（靈魂）等。對于這些問題各個部派都有不同的回答。上座部認爲佛教徒修行的最高境界應是阿羅漢果，阿羅漢果與佛果位相同，他們把一切現實存在分爲色法（物質存在形式）和心法等，色法有“四大種”（地、水、風、火四元素）及所造色（長、短、大、小、方、圓等形象和青、黃、赤、白等顯色以及其他感官對象），心法有八十九種，並作了詳細的分析。上座部後來又分爲根本上座部和說一切有部。前者流傳于雪山即喜馬拉雅山麓，後者流傳于克什米爾地區。說一切有部後來分出犢子部，犢子部又分出正量等四部，繼又分出化地部、經量部等共十一部，說一切有部的基本特征是重視叁藏中的論藏，也就是著重對佛教理論問題的闡述。在1世紀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統治時，曾舉行大規模的結集，編纂了《大毗婆沙論》、《發智論》和六足論等龐大的論書，主張“法有我無”、“叁世實有”和“法體恒有”；經量部約成立于3世紀末，是最晚從說一切有部分出來的，主張“過去未來無本，現在實有”。佛陀以蘊、處、界概括一切法，但未區別實有和假有。說一切有部主張蘊、處、界都是實有。經量部則主張蘊、處是假有，界是實有，這意思是說外界一切的事物或主客觀的存在形式（蘊）以及人們的認識器官和對象（處）都是一種虛假或唯名的實在，它們不過是人們認識中的感覺材料，只有人們的認識的根源（界）才是真實的存在（實有）。大衆部崇信超越的、神化的佛陀，特別提倡“一心相續說”和“心性本淨說”。部派佛教後來向大乘發展，從大衆部向中觀派（空宗）發展，從上座部向經量部發展，進而向瑜伽行派（有宗）發展。
大乘佛教 在部派佛教流行時期，大乘的思想在南印度已開始産生和傳播。當時在家佛教徒中流行著對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從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團——菩薩衆。參加這些教團的有出家的導師（僧侶）和在家的支持者（俗人）。他們中間一部分人爲了修持和傳教的需要，編輯了闡述大乘思想和實踐的經籍，最初爲般若系經典，以後又有《妙法蓮華經》、《維摩經》、《華嚴經》和《無量壽經》等出現。這些經典闡發了空、中道、實相、六度、菩薩道、多佛、叁乘分別和一心本淨等等思想。在上述種種經典思想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大乘兩個主要派別——中觀派、瑜伽行派。中觀派大概在2世紀才開始形成，創始人是龍樹，經提婆、羅睺羅跋陀羅傳至佛護和清辨時，因對中觀的理論有不同的解釋，分爲自續派和應成派。中觀派發揮了般若經中的思想，認爲修持最高的境界是空，空是“不可描述的存在”，世界上的一切現象都是一種相對的依存關系（緣合）和一種假借的要領或名相（假名），它本身沒有實體（無自性）。對于真正的佛教徒應該證悟上述空性的“真谛”，但是對于被無知（無明）覆蓋的凡夫仍應導以“俗谛”，即承認世界相對存在的真理。瑜伽行派興起于4～5世紀間，因強調瑜伽的修行方法並以瑜伽行總括全部佛教教義而得名，該派的理論奠基人是無著和世親，主要經論是《解深密經》、《瑜合伽師地論》、《唯識二十論》、《成唯識論》等。世親的繼承者有親勝和火辨兩家，較親勝稍後並發揮親勝學說的有德慧和安慧，以上稱爲無相唯識派；世親的另一繼承者是陳那，他是後期瑜伽行派的先驅。陳那的後繼者有護法和法稱，護法發展了世親和陳那的唯識學說，法稱發揮了陳那的因明學說。瑜伽行派認爲人所認識的一切現象都是由人們的認識主體即“識”所變現出來的，提出“萬法唯識”、“叁界唯心”。他們把識分爲叁類八識，而把第八識即阿賴耶識（藏識）看作是現象世界（現行）的根源（種子生現行），所以名之爲“所知依”。他們又把一切存在現象分爲“五位百法”。另外還闡揚五種姓說，認爲有一種“無種姓”的人，畢竟不能成佛。
密教 6～7世紀，印度教在當時的社會和文化生活中逐漸取得了占優勢的地位，從玄奘的記述中可知當時對濕婆、毗濕奴、梵天的崇拜極爲盛行。8～9世紀間商羯羅創新吠檀多派，使印度教在理論上得到重大發展而空前地盛行。佛教在這種社會潮流影響下開始吸收印度教和民間信爺而逐步密教化，在南印度和德幹高原以及東印度出現了金剛乘和易行乘等。前一個時期的顯教中觀派和瑜伽行派逐漸融合起來作爲密教的世界觀而繼續存在。其主要經典爲《大日經》、《金剛頂經》、《密集經》、《喜金剛經》、《勝樂輪經》、《時輪經》等。它以高度組織化的咒術、壇場、儀軌和各種神格信爺爲其特征。儀軌極爲複雜，對設壇、供養、誦咒、灌頂皆有嚴格的規定，主張修“叁密”，即手結印契（身密）、口誦真言（語密）和心作觀想（意密）。叁密相應，即身成佛。8～9世紀以後，由于印度教的興盛，佛教僧團日益衰敗，內部派系紛爭不已，從而日趨式微。後來又由于伊斯蘭教的大規模傳播，重要寺院被毀，僧徒星散，迄13世紀初，終于一蹶不振趨于消亡。
現狀 19世紀末，在印度沈寂約700年的佛教出現了複興運動。1891年錫蘭（今斯裏蘭卡）的達磨波羅在印度首創摩诃菩提會，很多佛教勝地恢複舊觀，並重新建立了一些寺院。1947年印度獨立後，佛教活動有了新的發展。在那爛陀、浦那、貝納勒斯等地創設了一些研究機構，並在很多著名大學設佛學系或巴利語系；出版了大量書刊。1956年印度政府舉行釋迦牟尼涅槃2500年的國際性大規模紀念活動。同年10月，印度首任司法部長、憲法起草人安培多伽爾在那格浦爾組織了一個有50萬“賤民”參加的改信佛教運動，先後有幾百萬“賤民”由印度教皈依佛教。1957年印度佛教徒組織了佛教的政黨——共和黨。後來，其中一部分人因不滿共和黨的政治路線另組了困豹黨。該黨在孟買和馬哈施特拉有一定影響。近年來，印度的佛教組織（摩诃菩提會、佛教神智會、聖彌勒教會等），在國外建立了很多分支，廣泛地開展了國際活動，經常召開國際佛教學術討論會、座談會等。根據1980年的統計，印度有佛教徒5554000人，約占總人口的0.8%，印度的佛教徒雖然人數很少，但在印度的思想文化界頗有影響。（宮靜于衆）
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而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由于傳入的時間、途徑、地區和民族文化、社會曆史背影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叁大系，即漢地佛教（漢語系）、藏傳佛教（藏語系）和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
漢 地 佛 教
傳入中國漢族地區的佛教，經過長期的經典傳譯、講習、融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丁結合，從而形成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學派和宗派；並外傳朝鮮、日本和越南。
曆史 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年代，學術界尚無定論。古代漢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時沙門室利防等18人到中國的記載。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叁次結集後，曾派大德摩诃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迹傳世，無法證實。
初傳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叁年（公元前139～前～126），張骞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鳊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漢武帝還開辟了海上航道與印度東海岸的黃支等地建立聯系。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蘇連雲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證實也屬于東漢時期。東漢明帝于永平八年（65）賜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叁月，與神爲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入。經典的傳入，據傳始于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佛典），但究爲何經，已失傳無聞。曆來均以永平年間（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爲佛法傳入中國之始。此說是否爲曆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因當時西域發生戰亂，交通斷絕，至永平十六年才開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傳入漢族地區。傳播的地區以長安、洛陽爲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當時有人認爲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
叁國時期 承漢之後，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昙柯迦羅、昙谛、康僧铠等先後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支謙謙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禮遇，拜爲博士；並爲康僧會建立寺塔。昙柯迦羅、昙谛精于律學，譯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張僧衆應遵佛製，禀受歸戒，爲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馬寺譯出《昙無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還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和《無量壽經》等4部。吳國譯經，始于武昌，盛于建業。支謙專以譯經爲務，所譯典籍廣涉大小科經律，共88部，118卷，現存51部，69卷；康僧會譯出《六度集經》9卷等。當時譯經，大小乘並舉。小乘經典強調禅法，注重守神養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這個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教義的宣傳、研究，爲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礎。此外，這個時期的寺塔建築、佛像雕塑也各具規模，但今存極少。
南北朝 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稱“叁寶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遼，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衆常有萬人。北朝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雲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爲紀念母後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共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余座，僧尼約200余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余萬人，寺廟4萬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遊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雲、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
隋唐 佛教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濟上都爲隋唐時期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造了條件。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後，即下诏在五嶽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並恢複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佛像。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4）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並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名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炀帝繼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等，作爲傳播佛教的據點，並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仁壽年間，全國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萬人，寫經46藏328616卷，修理舊經3853部，營造大小石像尊修複舊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國佛教臻于鼎盛時期。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後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采取道佛並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後，下诏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刹，並在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延請國內外名僧進行譯經、宣化事業，培養出了大批高僧、學者。高宗繼位後，在帝都和各州設官寺，祈願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雲寺。終唐之世，佛教僧人備受禮遇，賞賜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肅宗和代宗叁朝，出入宮門，封肅國公；入寂後，代宗廢朝叁日，以示哀悼。唐時中國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上的闡發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前代，因此爲建立具有民族特點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間，創造了通俗的俗講、變文等等文藝形式。在建築、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面，建樹很大，豐富了中國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在唐時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事業，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義淨）不辭艱辛支印度遊學。中國佛教宗派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歪洲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和商業的關系。但是，到了會昌五年（845），由于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原因，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土地財産，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據《唐會要》記載，當時拆毀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蘭若等佛教建築4萬余所，沒收寺産，並強迫僧尼還俗達260500人。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
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創立的天臺宗；吉藏創立的叁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叁家；由北魏昙鸾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淨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後又陸續出現“禅門五家”，即沩仰、臨濟、曹洞、雲門和法眼五派；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這些宗派創立後，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
兩宋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繼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並使中紀委從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經版。太平興國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萬人，五年設立譯經院，恢複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中斷達170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同時，西域、古印度僧人攜經赴華者絡繹不絕，至景祐（1034～1037）初已達80余人。譯經規模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宗派以禅宗特別是臨濟、雲門兩派最盛，天臺、華嚴、律宗、淨土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臺、華嚴）禅一致”、“淨禅一致”，因而廣爲流行華嚴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臺宗中分爲山家、山外兩派，而在民間念佛結社特別興盛，影響極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4萬所，爲北宋佛教發展的高峰。徽宗時（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爲道觀，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于官方限製佛教的發展，除禅、淨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淨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甯以後禅教僧人又多歸宿淨土，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學一方面汲取佛教華嚴、禅宗的思想，從而豐富了經們的內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歐陽修，但歐陽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張商英、李綱和劉谧等人的反對。張商英作《護法論》創叁教調和說，認爲孔子之道與佛教所主張的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無異儒參治皮膚之疾，道以治血脈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叁教本旨無違。劉谧的《叁教平心論》也發揮了同樣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21.3萬人，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製度，加以監督，頒行了《敕修百太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甯寺版的大藏經。
明萬曆以後，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進一步發展了對內融會禅、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叁家的風氣，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並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采取限製政策。康熙時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吳現出活躍的氣象。雍正雖重視藏傳佛教，但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並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親製《揀魔辨異錄》、《禦選語錄》，提供不問宗派異同，都應念佛，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乾隆時刊行《龍藏》，並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譬大藏全咒》，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清末以來，楊文會、歐陽競無等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辦刻經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爲佛教義學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家如康有爲、譚嗣同、章太炎、梁啓超等都受過佛學的影響。佛學思想曾是譚嗣同所建立的《仁學》體系的思想淵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閑、圓瑛、太虛、弘一等也都奮起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産生了新的氣象。
經典傳譯與編纂 隨著佛教的傳入，來華西域僧人和佛教學者日益增多，譯經事業也隨之發展。自東漢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手吉余年中，共有譯師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華僧人計71人。譯出經、律、論5700余卷（現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漢地著述，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收錄爲13520卷。
大乘經典的傳譯 佛經的大量翻譯，始于東漢醒帝時（146～167）到中國的安世高和靈帝時的支婁迦谶。安世高雖以傳譯《安般守意經》等小乘經典爲主，但其譯籍中已有大乘經典。東漢光和二年（179），支婁迦谶譯出《道行般若經》；西晉永平、無康之際，無羅叉、竺叔蘭譯出《放光般若經》；這些大乘經典開始流行，即與漢文化相結合。當時學者常以佛經與中國道家思想相比附，認爲經中有關“空”的思想和老莊“無”的思想一脈相通。這對魏晉玄學的發展頗有影響。如王弼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學命題和般若理論有密切的聯系。
叁國吳支謙于黃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間譯出《大阿彌陀經》、《維摩經》、《大般泥洹經》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譯出《無量壽經》；晉竺法護于太康七年（286）譯出《正法華經》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華、淨土等大乘經典。後秦弘始叁年（401），鸠摩羅什至長安，以後十余年間，廣譯般若系經典及龍樹、提婆的論典共74部384卷。昙無谶于北涼玄始十年（421）也譯出《大般涅槃經》40卷；佛陀跋陀羅于東晉義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譯出《華嚴經》60卷；求那跋陀羅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譯出《楞伽經》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508）譯出《十地經論》12卷；真谛于南朝陳天嘉四年（563）譯出《攝大乘論》3卷及《攝大乘論釋》12卷；唐顯慶五年（660）玄奘譯出《大般若經》600卷，般若系經典的傳譯工作基本完成。其後，不空與善無畏又分別譯出《金剛頂經》、《大日經》等。這些大乘主要經論的傳譯、僧人、學者競相研習，形成大乘佛教思想發展的主流。
大藏經的編纂 佛教及其經典傳入中國前，印度已有四次叁藏（經、律、論）的結集，內容全屬小乘。小乘叁藏漢譯多屬北傳之本。但自漢末迄宋，譯出經籍6000余卷，則我屬大乘，《開元釋教錄》著錄1076部，5048卷，皆爲寫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經，以隋代開始所刻房山石經最爲完整。木版刻經，始自唐代，至宋開寶年間始刻全藏，曆元、明、清、民國至今共編纂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經22種。宋《開寶藏》初刻時共5048卷；金《直城藏》共6900余卷；元《普甯藏》共6004卷；明《萬曆藏》共5997卷；清《龍藏》7168卷；民國《頻伽藏》8416卷。近年，中國正在編輯《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擬收23000余卷，集漢漢及漢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油共，除巴利語大藏經尚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傳，幸賴漢譯得窺其內容，因而對佛學研究貢獻甚大。
僧伽製度 出家僧衆遵行的戒律，漢地相傳有五部。自唐代律宗興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傳統，但但有自己的特點：①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後一律以“釋”爲姓；②僧徒必須素食；③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養；後來禅宗提倡農、禅兼修、僧人可務農自養；④僧人受菩薩戒，唐代已有燒身供養以示願行堅固，以後逐漸變爲燃頂（燒香疤）。1983年12月，中國佛教協會在《關于漢族佛教寺廟剃度傳戒的決議》中，認爲這種習慣“並非佛教原有的儀製，因有損身體健良，今後一律廢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監院、維那、知客等僧職。唐末禅宗盛行後，逐漸在全國寺院推行改訂的《百丈清規》，對僧徒誦經的儀式和參禅、變更請等活動，作了具體的規定。
佛事活動與節日 主要有忏法、盂蘭盆會等。忏法原爲佛教忏悔罪愆的儀則的儀則和作法，起于晉代道安和慧遠，曆代相沿。盂半盆會盛行于唐代，爲每年農曆七月十五日僧自瓷日舉行供佛及僧超度先靈的法會。宋以後又有水陸法會和瑜伽焰口，用以爲衆積聚“功德”超度先靈。半月布薩之製，在漢地早已形成習慣，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禮佛、供養、誦經。
佛陀誕辰（農曆四月初八）、成道日（農曆臘月初八）、涅槃日（農曆二月十五日）皆爲佛教重要節日，其中以佛陀誕日最爲重要。此外，觀音和地藏菩薩在漢地民間信仰頗盛，每逢傳說中兩菩薩的誕辰等節日，亦多舉行佛事活動。
文化 佛教自傳入漢地以來，即與中土傳統文化相結合，並逐漸發展成爲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及至隋唐時期，達到了高峰。其中，在繪畫方面，曆代著名畫家大都精于佛畫。如叁國時吳曹不興、晉顧恺之和衛協並稱爲漢地最初叁大佛畫家。梁張僧繇于天監中爲武帝所建寺院作畫極多，北齊曹仲達與唐吳道子的畫後世稱爲“曹衣出水”與“吳帶當風”。特別是甘肅敦煌石窟壁畫，集中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藝術才華，爲世界上現存最大的藝術寶庫。唐代盛代變文，用以講述佛經故事，講時多配合圖畫（變相），對後世鼓詞、彈詞等說唱文學影響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東漢的也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種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澆鑄等造像藝術，形式多樣，氣魄宏偉，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風格，如敦煌、雲岡、龍門石窟，均爲世界文化之瑰寶。在建築方面，曆代佛教寺院不僅依照宮殿形式，而且多有發展，美輪美奂，爲中國建築藝術的精華。在音樂方面，相傳陳思王曹植曾製山梵呗，以後龜茲等地舞樂傳入內地，逐漸形成了漢地特有的佛教音樂傳統。此外，佛經的翻譯和佛教的發展，對中國音韻學、翻譯理論的發展也有很大影響。自鸠摩羅什譯《大品般若》以後，譯場組織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譯經院之設，以宰輔爲潤文使，成爲國家正式機構。此外，伴隨佛教傳入的醫藥、曆算等知識也對中國這些學科的發展起過一些促進作用。
藏 傳 佛 教
藏傳佛教，或稱藏藏語系佛教（俗稱喇嘛教）。10世紀後半期形成。13世紀中開始流傳于蒙古地區，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傳佛教。
曆史 佛教在西藏的發展分“前弘期”和“後弘期”。前者自7世紀至838年朗達瑪禁佛約200余年。後者開始之年頗多異說，依仲敦巴之說，當始于978年，至今已達千年。
前弘期 開始時，吐蕃贊普松贊幹布迎娶尼泊爾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並爲她們帶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傳說當時曾請印度人俱薩羅、尼泊爾人向達爾及漢人大天壽和尚譯出少量經典，但未建立僧伽。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述，其時唐僧往還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還曾受到文尬以主的禮遇。至赤德祖贊時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廟，漢地佛教隨之傳入。同時，因西域動亂及大食東侵，于阗及中亞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蕃，赤德祖贊都予以收容。他還曾派人至岡底斯山迎請印度密教學者佛密和佛寂，二人辭謝未來。晚年，他又派大臣桑希等四人去漢地取回大量經典並帶回漢僧一人。赤德祖贊死後，崇奉本教的貴族大臣掌權，發動第一次禁佛運動，驅逐漢、尼泊爾等地僧徒，拆毀寺廟。至贊普赤松德贊年長親政，才又興複佛教。赤松德贊時從印度請來寂護和蓮花生，營建桑耶寺，度僧出家，建立僧伽製度，迎請譯師翻譯經典。還曾召集佛教徒與本教徒乾地辯論以滅本興佛；又舉行漢僧與印僧的辯論以統一信仰。赤松德贊後又曆牟尼贊普、賽那累赤德松贊兩代，至熱巴巾赤祖德贊在位時，請印、藏高僧審定譯名，編輯梵藏辭彙，校訂已譯經典，編定叁大譯經目錄。據迦登目錄所載，在此以前譯出的小乘、大乘、顯、密的經、律、論、注共有700多種。他又規定“七戶養僧”，任命僧人缽闡布爲大相，委以軍政大權。最後，反佛大臣謀殺了赤祖德贊，擁立其兄朗達瑪嗣位，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內流傳。經過此次禁佛運動，至100多年（838～978）後，佛教才從多康地區重新傳入西藏，開始了後弘期。
後弘期 藏傳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詞，藏語意爲“上師”。密教中尊師如佛，以上師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別于前期佛教之“叁皈依”。這一時期中藏傳佛教的特點，一爲大量傳譯印度波羅王朝時期盛行起來的密教無上瑜伽部的經典和法門，一爲以密教傳承爲主形成各種教派。傳譯工作至13世紀初基本結束。200多年中，不僅印度許多顯密兼通的高僧到西藏傳法譯經，西藏也有大量僧人前往印度、尼泊爾學法，以後成爲著名的譯師。雙方有名可考的譯師達300余人。這些譯籍以後都收入甘珠爾和丹珠爾中。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爾有1055部，丹珠爾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爾有1114部，丹珠爾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爲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經》收入甘珠爾1055部，丹珠爾4907部，共5962部。漢藏兩種文字的大藏經相較互有短長。漢文大藏經中經藏有四“阿含”、《大涅槃經》、《大集經》等，律藏有《十誦律》、《四分律》、《彌沙塞律》等，論藏有《大智度論》、《大毗婆沙論》、《成實論》、《順正理論》等重要典籍爲藏譯所無。而藏文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中，譯有大量密教無上瑜伽部的經、論、疏釋以及中觀、因明、聲明、醫藥、曆算、工巧等論著爲漢譯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數量也很龐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經的蒙古文譯本，始于元成宗時（1295～1307），至明神宗時（1573～1619）完成甘珠爾的翻譯，至清初章嘉呼圖克圖又完成了丹珠爾的翻譯。藏文大藏經的滿文譯本完成于清乾隆（1736～1795）末年。
藏傳佛教的各派，是在後弘期中逐漸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爭，佛教內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後弘期中因傳承的不同産生若幹教派，較大的有甯瑪派、噶當派、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較小的有希解、覺宇、覺囊、郭紮、夏魯等派。本教雖爲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後弘期中漸與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爲佛教的一個派別。
僧伽製度 藏傳佛教奉行說一切有部戒律，各派對大乘菩薩戒及密宗根本戒等也都遵行。但在後弘期中如噶舉及薩迦兩大派創宗傳法者大多有妻室，甯瑪派因經曆禁佛而在家庭中世傳。嚴格按照戒律建立比丘僧伽製度立寺推行的只有格魯派。但其他各派也非全無具戒比丘。寺院組織因派別及寺院大小各不相同。格魯派後來曾形成政教合一製度，以教統政，大寺院中的僧職亦可起官職作用。西藏振奮寺遠望與漢地大寺相似，其實內部如一小型城鎮，除異常、僧舍、靈塔、經幢外，尚有私人住宅及街巷等，形成一自給自足這社會。以格魯派拉薩叁大寺爲例。寺中僧衆集體構成劄倉（經學院）。有一住持稱“堪布”，實即漢譯之“和尚”。堪布總理寺務，能代表寺院出度地方政府重要會議。堪布以下設有喇讓強佐一人，爲堪布的總管；格貴一人，俗稱鐵棒喇嘛，維持紀委秩序，查處犯戒及各種糾紛；翁則一人領衆誦經；雄來巴一人管理僧衆學經、辯率及考試格西學位事務。以上職務由堪布自行任免。劄倉下另設“康村”一層組織，按地區劃分僧衆。此一級組織在各寺中多少不一。如哲蚌寺的羅色林劄倉即有23個康村。每一康村另設管理事務職事若幹人。在大寺中常有數個劄倉又合設一是高管理機構名喇吉，采取委員製各劄倉的堪布爲當然委員，從中選出年資最高者爲赤巴堪布，俗稱法臺。喇吉下另設葉索二至四人爲全寺大總管；磋欽協敖兩人爲全寺鐵棒喇嘛，俗稱大鐵棒喇嘛；磋欽翁則一人領全寺僧衆誦經。另各派皆有活佛轉世製度。活佛藏語稱朱古，即化身佛，有大、中、小這分，選定條件各不相同。在格魯派中，班禅爲無量光佛化身，達賴爲觀音化身，爲最大活佛。另外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又有磋欽朱古爲全寺活佛，劄倉朱古爲重新憶倉內活佛。磋欽朱古中也有大小的區別，最高爲甲波朱古，有在新達賴未親政前擔任攝政的資格。其他活佛也都享有不同的政治、經濟和宗教上的特殊地位，有各自的喇讓（館舍）和執事人員。西藏僧人的學製和學位在格魯派中有嚴格規定。有資格的學僧稱貝恰哇即讀書者，一般從入寺起至考取格西學位需20～25年。如能出錢免服寺中勞役，稱爲群則（法行者），學程可以縮短一半以上。在顯宗劄倉學習的內容以五部大論爲主，學習完畢即可申請參加辯論考取學位。學位總稱是格西，即善知識或善友。在叁大寺系統中格西又分四級，即拉然巴、磋然巴、林賽和朵然巴（或稱日然巴）。已得格西學俠的僧人如再進密宗學院學習時則佐仁巴，由此可逐步上升爲格郭、喇嘛翁則、堪布、堪蘇、夏孜卻傑及绛孜卻傑，後二者七年一屆輪流升住甘丹墀巴，爲格魯派教主，享有與達賴、班禅、薩迦法王同等尊榮，任滿後得榮舉稱號赤蘇，死後有作爲活佛轉世的資格。
佛事儀式與節日 藏傳佛教既有前弘期的傳承，又全盤接受了印度晚期大乘盛行的無上瑜伽部密宗，傳承千差萬別，儀軌極爲繁複，學者各尊所傳，各行其是，情況遠比漢地佛教複雜。大體上，寺僧上殿誦經，高僧講經說未能，舉辦大型法會等顯宗法事和漢地佛教基本相同。至于密宗傳法灌頂以及修法儀式則按各派各法傳承儀軌舉行，種類極多，爲漢地佛教所無。
西藏民間傳統節日充滿佛教內容或帶有佛教色彩，故與佛教本身節日無從嚴格區別。各地各派的節日活動也不一致。一般說來，紀念佛誕爲藏曆四月上弦七日，和漢地相近。拉薩每年正月舉行祈願法會長達一月余。六月底七月初舉行的雪頓節，系由夏安居衍變而來。七月底舉行望果節爲慶祝豐收。青海塔爾寺于每年正月十五粘節展出酥油花，正月初八至十五日舉行祈願大未能會，四月初八至十五日舉行四月法會紀念釋迦牟尼的誕生、成道與涅槃。六月初叁至初八舉行紀念釋迦牟尼叁轉法輪大法會，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舉行紀念釋迦牟尼降凡大法會。
文化 佛教開始自漢地傳入西藏，以後又直接自印度傳入。在前弘期中，漢、印兩系佛教在西藏都有影響。漢、印兩地高度發展的工藝美術也一並傳入，故蓮花生主持興建的桑耶寺即采用印、漢、藏叁式，這種兼收並蓄，博采衆長，以精用宏的作風在西藏民族文化中隨處可見。西藏文字雖仿梵文字母製造，但書法汲取漢字的正、行、草叁體並行的方式，萬以草體迅捷酣暢，別具一格。西藏醫學以《四部續》集其大成，其中醫藥理論及醫療技術明顯地綜合會通了漢、印、藏的醫學成果，並吸收當時西域、中亞的醫術，形成獨具特色的“藏醫”；以後傳入蒙古，又發展而成“蒙醫”。後弘期之初，北宋已完成統一大業，而西藏統一的地方政權已經解體。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唃斯羅遣使入貢，宋朝以對藩屬之禮給予厚賜。元、明、清叁代藏族與內地關系更加密切，正治、經濟日益融合爲一體。故此期藏傳佛教雖以全盤接受當時印度流行之無上瑜伽部密宗爲主，但文化上受漢文化之影響更大。寺院等建築，大多采取漢地宮殿形式而又有所發展，規模宏大，氣勢雄偉，雕梁畫棟，備極精巧。如拉薩之布達拉宮以及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青海塔爾寺等爲古代偉大建築中的傑作。尤其因爲密宗注重像設，因而使藏傳佛教發展了雕塑、繪畫的技巧。藏地種佛教造像，無論雕、镂、塑、鑄都能注重體型比例，栩栩如生，極爲精美。大型造像如紮什倫布寺大彌勒銅像高26米，北京雍和宮旃檀木雕大彌勒像高18米，造型生動莊嚴，工藝巧妙精湛，具有高度的藝術水平。西藏各種刻版佛經，雕印工藝也很精美，尤以各種禦賜及藏地金字藏經寫工之精妙，裝潢之瑰麗，爲民族文化之奇珍。至于彩繪畫像更以布局設色見長，纖細入微，形成特殊的藝術風格。另外，藏族使用的曆法，以無上瑜伽部時輪金剛經所傳曆法爲主，參用漢地傳入的曆法，從1027年（丁卯）開始，每60年爲一“饒瓊”，用幹支紀年與漢地農曆同。
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
雲南傣族等少數民族佛教，屬巴利語系，亦即南傳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傳的小乘佛教在教義、學說上都有不同的發展而各具特色。中國漢文大藏經中關于北傳小乘的經律、論叁藏都有比較完備的譯本。高僧法顯曾到師子國（今斯裏蘭卡）抄寫經律，但所攜回譯出的《雜阿含經》原本是否爲巴利語已不可考。南朝齊永明七年（489）譯出的《善見律毗婆沙》和梁天監十四年（515）譯出的《解脫道論》則出于南傳。中國律宗奉行的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傳同一系統。律宗解釋律義即常引《善見律毗婆沙》之說。中國出家尼衆的得戒最初也由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十余人前來傳授。故漢地戒律與南傳有很深淵源。在教義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內容。在南傳叁藏中《小部》的《本行藏》即集錄各種波羅蜜行的事亦，承認佛道不與聲聞道共，爲大乘理論之先河。尤其主張“心性本淨，爲客塵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的初期禅宗根本思想。近代研究發現，達摩的壁觀，可能與南傳定學從地遍處入手應用地色曼茶羅有關。由此可見，南傳巴利語系佛教與漢傳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錯綜的關系。
南傳巴利語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約在7世紀中由緬甸傳入中國雲南傣族地區。最初未立塔寺，經典亦只口耳相傳。約在11世紀前後，因戰事波及，人員逃散，佛教也隨之消失。戰事平息後，佛教由勐潤（今泰國清邊一帶）經緬甸景棟傳西雙版納，並隨之傳入泰潤文書寫的佛經。這就是現在傣族地區的潤派佛教。此外，另有緬甸擺莊派佛教傳入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創製後始有刻寫貝葉經文。明隆慶叁年（1569），緬甸金蓮公主嫁與第十九代宣慰使刀應勐時，緬甸國王派僧團攜叁藏典籍及佛像隨來傳教。最初在景洪地區興建大批塔寺，不低度緬僧雙將佛教傳至德宏、耿馬、孟連等地，爾後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這些地區的傣族中。
經典內容和南傳巴利語系叁藏相同，但編次稍有差別。叁藏典籍有巴利語的傣語譯音本及注釋本和部分重要經典的傣語譯本，還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的著述，除經典注釋外，還有天文、曆算、醫藥、曆史、詩歌、傳說及佛經故事等。
現在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按其名稱可分爲潤、擺莊、多列、左祗四派、又可細分爲八個支派。傣族男童達到入學年齡必須出家爲僧，在寺院中學習文化知識，接近成年時再還俗。個別被認爲優秀的，可繼續留寺深造，並按僧階逐步升爲正式僧侶。僧階大體可分帕（沙彌）、都（比丘）、祜巴（都統長老）、沙密（沙門統長老）、僧伽羅阇（僧王、僧主長老，這一僧階長期來虛職無人）、帕召祜（闡教長老）、松迪（僧正長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長老）等八級。或在帕之前增帕諾（行童）一級，在都之後增都龍（僧都）一級則爲十級。自五級以上晉升十分嚴格，最後兩級在整個西雙版納地區只分別授與傣族和布朗族各一個，成爲地區最高宗教領袖。（趙樸初）
大乘佛教 在部派佛教流行時期，大乘的思想在南印度已開始産生和傳播。當時在家佛教徒中流行著對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從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團——菩薩衆。參加這些教團的有出家的導師（僧侶）和在家的支持者（俗人）。他們中間一部分人爲了修持和傳教的需要，編輯了闡述大乘思想和實踐的經籍，最初爲般若系經典，以後又有《妙法蓮華經》、《維摩經》、《華嚴經》和《無量壽經》等出現。這些經典闡發了空、中道、實相、六度、菩薩道、多佛、叁乘分別和一心本淨等等思想。在上述種種經典思想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大乘兩個主要派別——中觀派、瑜伽行派。中觀派大概在2世紀才開始形成，創始人是龍樹，經提婆、羅睺羅跋陀羅傳至佛護和清辨時，因對中觀的理論有不同的解釋，分爲自續派和應成派。中觀派發揮了般若經中的思想，認爲修持最高的境界是空，空是“不可描述的存在”，世界上的一切現象都是一種相對的依存關系（緣合）和一種假借的要領或名相（假名），它本身沒有實體（無自性）。對于真正的佛教徒應該證悟上述空性的“真谛”，但是對于被無知（無明）覆蓋的凡夫仍應導以“俗谛”，即承認世界相對存在的真理。瑜伽行派興起于4～5世紀間，因強調瑜伽的修行方法並以瑜伽行總括全部佛教教義而得名，該派的理論奠基人是無著和世親，主要經論是《解深密經》、《瑜合伽師地論》、《唯識二十論》、《成唯識論》等。世親的繼承者有親勝和火辨兩家，較親勝稍後並發揮親勝學說的有德慧和安慧，以上稱爲無相唯識派；世親的另一繼承者是陳那，他是後期瑜伽行派的先驅。陳那的後繼者有護法和法稱，護法發展了世親和陳那的唯識學說，法稱發揮了陳那的因明學說。瑜伽行派認爲人所認識的一切現象都是由人們的認識主體即“識”所變現出來的，提出“萬法唯識”、“叁界唯心”。他們把識分爲叁類八識，而把第八識即阿賴耶識（藏識）看作是現象世界（現行）的根源（種子），個人所認識的一切現象都是由阿賴耶識所派生的（種子生現行），所以名之爲“所知依”。他們又把一切存在現象分爲“五位百法”。另外還闡揚五種姓說，認爲有一種“無種姓”的人，畢竟不能成佛。
北傳佛教之一。佛教傳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曆史。
初傳時期 一般以日本欽明天皇13年（552）百濟的聖明王進獻佛像、經論、幡蓋和上表馬信佛法，爲佛教傳日之始。一說是繼體天皇16年（522），南梁司馬達等來到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禮拜，爲日本知有佛教之始。不過，當時世人不知佛像爲何物，視爲異域之神未加崇奉。百濟的佛像傳入日本以後，在朝廷貴族之間，引起激烈的急診天皇乃依請求將佛像交給大臣蘇我宿祢稻目試行禮拜。稻目舍出向原的住宅安置佛像。後疫病流行，屢有死亡，大臣物部輿認爲是國神的譴責，奏將佛像投于難波（今大阪）的堀江，並燒毀供佛的殿堂。蘇我氏和物部氏之間的信仰之爭，實際上反映了皇室和蘇我氏爲代表的主張接受大陸政治製度和宗教文化，與以物部氏和大伴氏爲代表的貴州反對接受大陸政治文化的政治之爭。
聖德太子與佛教 佛教在日本流傳後40年，爲日本飛鳥時代的開始。聖德太子攝政，下诏傳播佛教，貴州大臣競造佛寺，從此佛教廣傳于日本。推古3年（594），高麗僧慧慈、百濟僧慧聰來到日本，說法于法興寺。聖德太子奉慧慈爲師，學習佛教。12年，聖德太子製定憲法17條，其第2條就是“笃敬叁寶”。由于聖德太子的弘揚，日本佛教很快得到流傳，據推古3年統計，時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
大化改新 聖德太子死後25年，日本發生了“大化改新”，即模仿中國唐代文物製度，進行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權製度，完成了國家的統一。由于促進這個革新運動的中心人物，如被任命爲國博士的高向玄理、僧旻等，都是入唐留學僧，故使佛教進入一個新時期。大化元年（645）大量濟大寺召集僧尼，頒布了興隆佛教的诏書，首次任命十師，並設置法頭檢查全國各寺僧尼，對于僧尼脫籍的寺院，都施給土地，天皇還資助建造寺院。
奈良時代（710～784） 聖武天皇治世的天平年間，奈良佛教極盛，有五大寺。天平13年（741），又敕建東大寺，並于諸國建國分寺，以東大寺爲總國分寺，統轄國分寺。
東大寺是聖武天皇發願，良辨僧都尊基，行基菩薩勸化，天竺婆羅門僧菩提仙那導師完成的。他們被稱爲東大寺的四聖。所鑄毗盧舍那佛，稱爲奈良大佛，是日本最大的佛像。中國唐代鑒真受請赴日傳戒，天平寶字3年（759）于奈良建立唐招提寺。天平寶字8年，又于奈良之西建立西大寺，與東大寺相對。于是有了奔流奶七大寺。
南都六宗 在飛鳥時代至奈良時代之間，直接和間接從中國傳入了六個佛教宗派或學派：即叁論宗、法相宗、俱舍學派、成實學派、華嚴宗和律宗，稱奈良六宗。後遷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稱爲南都六宗。
叁論宗以高麗僧慧灌爲初祖。慧灌曾入唐從嘉祥吉藏學叁論，推古天皇33年（624）赴日，把叁論傳入日本。慧灌門下，人材頗我，福亮爲其高足。其弟子智藏入唐後回國進行講學，爲叁論宗第二傳。智藏弟子道慈亦入唐，廣學經典，回國後傳叁論爲學，爲叁論宗的第叁傳。成實學派在中國曾盛極一時，出了不少學者，但傳到日本卻未獨立成宗，被稱爲叁論宗的附宗。
法相宗是道昭傳入日本的。道昭在白雉4年（653）隨遣唐使入唐，受教于玄奘，與窺基同學，在唐7年，回國後住奈良元興寺，並巡曆各地，大弘法相唯識。文武天皇4年（700）寂于元興寺禅院，遺言火葬，爲日本實行火葬之始。道昭之後，智通、智達亦入唐，從玄奘，窺基師徒學法相宗。不久，智鳳、智鸾、智雄等，亦依敕入唐，從智周學唯識教義。以上叁傳，第一、二傳合稱爲南寺傳或元興寺傳，第叁會稱爲北寺傳或興福寺傳。時有行基者，曾受教于道昭學瑜伽和唯識；足迹遍及全國，廣建寺院，架橋修路，周濟貧民。天平17年（745），受任爲大僧正，日本大僧正之官自此始。此外還有玄昉，也曾入唐學法相18年，帶回大量藏經，被稱爲法相宗的第四傳。俱舍宗附屬于法相宗。
華嚴宗是因新羅僧審祥在日本開講《華嚴經》而成立，故審祥被奉爲華嚴宗初祖，以請他宣講《華嚴經》的良辨僧正爲第二祖。審祥初住大安寺，後任東大寺別當（住持），主持寺務和法務。其弟子相續，後受持此宗，並以東大寺爲華嚴宗本山。審祥的老師是中國華嚴宗的第叁祖法藏，所以他的法脈也間接傳自中國。
律宗是奈良六宗中最後傳入的宗派。開始有興福寺的榮睿與大安寺的普照，鑒于日本戒律不興，入唐求律，並敦請鑒真東渡。鑒真曾5次航行失敗，經過12年苦心精進，始到達日本，而榮睿則于途中病故。鑒真到日本後，先在東大寺佛殿前建築戒壇，爲天皇、皇後和皇太子等授菩薩戒，一時受戒的達400余人，繼于寺內建戒壇院，爲隨從比丘依受戒羯磨（作法）重受新戒。後在唐招提寺終其一生。生前由其弟子所塑的遺像，至今猶存，爲日本的國寶。
此時期的日本佛教除從中國引進外，本身沒有創新，但製度逐漸完備，從僧官的設置、僧位授與、僧侶的品行衣食住所，均有詳細規定。佛教被作爲鎮劾家的要法，與政治關系密切，僧侶待遇優厚。寺院都建于城市，被稱爲“都市佛教”。但僧侶在朝廷的支持下，兼並土地，穢亂法門，出現了墮落的趨勢。
平安時代（784～1192） 或稱平安朝。這一時期，日本仍不斷向唐朝派遣使節和留學生，學習進步的工藝、美術和宗教等，通過遣唐使傳入中國進步的評論經。其時日本天臺、真言二宗相繼創立。唐貞元二十年（804），最澄、空海奉敕隨遣唐使藤原葛野 到中國求法。回國後，最澄在比睿山創立日本天臺宗，成爲以密的創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創立日本真言宗，後被稱爲“平安二宗”。
最澄、空海之後，密教大盛，主要流行于貴族之間，繼他們入唐學密的，東密除空海之外，有常曉、圓行、慧運、宗睿；臺密除最澄之外，有圓仁、圓珍。這八人被稱爲“八唐八家”。
神佛習合與新宗派的産生 在平安時代，日本佛教中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要使本國固有的神祗崇拜，與外來的崇拜佛、菩薩相融合，即所謂“神佛習合”思想。在佛寺的境內可以建神社，在神社的境內也可以建佛寺，神號與佛號一致這種思想一直到明治維新時期提出“神佛分離”之說後才線路束。另一種是對教理深奧流傳于貴族中的天臺宗與真言宗贊美有示不滿。引起淨土思想漸次普及，以至後來産生了淨土宗、真宗、禅宗、日蓮宗等許多宗派。
中國晚唐時期，禅宗極盛，然尚未正式傳入日本。9世紀時，嵯峨帝皇後桔氏，笃信佛教，特別崇仰中國馬祖道一法嗣鹽官齊安的禅風，特派僧慧萼來華延請齊案。齊安推薦高足義空應請。義空率法弟道昉東渡，初住京都東寺。皇後時請入宮，詢問禅要，後創建檀林寺，被請爲開山，桔氏遂被稱爲檀林皇後。義空以當時日本天臺、真言二宗正盛，不立文字的禅宗不易推行，居日數年，借故離日回國。其後慧萼再度入唐，于五臺山請得觀音聖像，唐大中十二年（858），回國至普陀山洋面時，船不能進，因而上陸建寺，借奉觀音，普陀山遂爲中國佛教四大道場之一。此後，日本到中國有名高僧有芿然、成尋、俊芿等。 然于太平興國八年（983）入宋，爲太宗召見，住太平興國寺。後曆訪各地巨刹和當時名僧。雍熙四年（987）回國，赝回床版大世故經和旃檀釋迦像（亦稱旃檀瑞像）至今猶存于京都嵯峨清涼寺。成尋于熙甯五年（1072）入宋，過長江時，曾受到金山寺寶覺務周的齋請。後于太平興國寺與日稱、天吉祥等參加譯經，賜號“善慧大師”。元豐四年（1081）示寂于開寶寺，敕葬天臺山。著有《參天臺五臺山記》、《觀心論注》等。俊芿于元豐元年入宋，曆遊兩浙名刹就四明景福寺了弘學戒律、松江超果寺宗印學天臺教義。南宋嘉定四年（1211）赍律部書327卷、天臺章疏716卷、華嚴章疏175卷及其他雜書共2000余卷回國。後爲京都泉誦寺開山，真言建示之祖。
這一時期的日本佛教，因受盛唐的影響，多在名山建立寺院，開創了日本的“山嶽佛教”。與政治的聯系也不如前代那樣密切，可以說從政教合一轉變爲政教並立。佛教的任務是祈禱國家平安。以後的日本佛教派別，不再單純是中國的佛教。最澄的天臺宗已是臺、密、禅、律的“四宗合一”、“圓密一致”。空海的《十住心論》對佛教本身來說是一種發展。
鐮倉時代至安土桃山時代（1192～1603） 這一時期曆經南北朝時代（1333～1392）、室町時代（1392～1573），直至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3）爲止，除前代各宗延續外，又建立了淨土宗和禅宗，還産生了日本特有的淨土真宗、時宗及日蓮宗等派別。
淨土系宗派的勃興 淨土思想早已傳入日本，但淨土宗卻是源空依中國唐代善導的《觀無量壽佛經疏》深信彌陀本願理論而創立。源空應藤原兼實之請，撰《選擇本願念佛集》，標榜“偏依善導”，專修念佛，建立淨土宗。他門下有聖淘鎮西派、證空的西山派、隆寬的長樂寺派、覺明的九品寺派和幸西的一念義派，合稱爲淨土五流。此外屬于淨土系的還有融通念佛宗和時宗，爲經二次世界大戰前十叁宗中之二宗。
自淨土宗分出的還有以親鸾爲宗祖的淨土真宗，亦稱“真宗”、“一向宗”。親鸾撰《教行信證文類》6卷，作爲創立淨土真宗的根本聖典。真宗以淨土叁部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爲依據，崇奉鳊的龍樹、世親以及中國的昙鸾、道綽、善導和日本的源信、源空七位高僧，自然數爲叁國七祖。親鸾寂滅後，其幼女覺信尼與親鸾之孫如信和散在各地的弟子相謀，于就都東山大谷親鸾墓旁建立佛閣，奉置親鸾的曩像，爲本願寺的起源，本願寺的住持，順序血脈相傳。到第11代以後，分爲東、西兩派加上興正寺派、佛光寺派、錦織寺派、毫攝寺派、專照寺派、證誠寺派、誠照寺派等，即爲現在真宗的10派。1948年北海道還成立有真宗北本願寺派等。目前真宗系共計有22個教團。
榮西與道元 中國禅宗早由道昭、道睿、義空等傳人日本，然未獨立成爲宗派。後睿山的覺阿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到中國，從杭州靈隱寺佛海禅師慧遠受臨濟宗楊岐派法脈，四年後回國，是日本有臨濟禅之始。及榮西入宋回國，才開創日本臨濟宗。
榮西于乾道四年（1168）四月到中國，登天臺山巡禮聖迹。同年九月，攜帶天臺章疏30余部回國。淳熙十四年（1187）再度入宋，受傳佛心宗，時懷敞住持天童寺，又親侍左右，遂嗣其法，傳臨濟正宗法脈。紹熙二年（1191）回國，初于博多津開聖福寺，盛倡臨濟禅法。日建仁2年（1202），源賴家于京都建立建仁寺，請他爲開山。他爲提倡禅宗，著有《興禅護國論》3卷。後應源實朝之請，赴鐮倉創立壽福寺，開始傳禅法于關東，爲日本臨濟宗的開祖。中國宋代禅宗盛行，日本僧人入宋求法和中國禅僧前往日本傳禅的，絡繹不絕。古來日本稱禅宗爲24派。其中3派屬于曹洞，21派屬于臨濟。榮西滅後25年，圓爾辨圓入宋，于浙江徑山，得受無准師範禅法。五年後，蘭溪道隆赴日，大但教外之旨于鐮倉，北條時賴將軍大喜，倉立建長寺，請爲開山。弘安元年（1278）入寂。門下有24人，最有名的是南浦紹明。他入宋回國後，應北條貞時之請，繼主鐮倉建長寺。其後傳禅的，還有車明蔥日、東陵永玙、兀庵普甯、子元祖元、一山一甯、清拙正澄、大休正念等有名禅僧。
榮西來後，日本禅宗逐漸得勢，但多屬臨濟宗派。及道元入宋歸國，于嘉祯2年（1236）在山城京都極樂寺舊址，開堂進法，設立僧堂，賜寺額爲興聖寶林禅寺，是日本有曹洞宗之始。
道元24歲時入宋。時曹洞宗如淨禅師主天童寺，道元從學叁年，嗣其法，爲洞山第14世正統。直宋紹定元年（1228）回國，初寓京都建仁寺，寬元2年（1244），被多野義重于越前（今福井縣）建大佛寺，被請爲開山，這就是現在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道元遂成爲日本曹洞宗的開祖。曹洞宗的信徒多爲地方農民，臨濟宗的多爲將軍武士，故日本向有“曹洞土民，臨濟將軍”的俗諺。
五山文學與茶道花道 禅宗自鐮倉時代傳入日本後，經吉野時代（亦稱南北朝）至室町時代的200余年間，由于朝野崇奉，不斷得到發展。臨濟宗14派的本山，幾科都在京都和鐮倉。當時模仿中國宋代禅宗五山十刹製度的鐮倉五山和京都五山的僧侶，致力于詩文的研究，形成了所謂五山文學。其後日本遣明的正副使節，多數爲五山僧侶所擔任。其中知名的有了庵桂悟和策彥周良等。此時禅守的思想、文學、美術、風俗、習慣等，對日本國民生活的影響很大。如茶道、花道、香道與書道等，均隨禅宗的發展而流行。
獨立發展的日蓮宗 刻宗以創宗者日蓮的名字命名，與中國佛教無直接關系。日蓮認爲只有《妙法蓮華經》是正法。建長5年（1253），歸鄉訪親，4月28日登清澄山，向著海上初升的紅日，高唱《高無妙法蓮華經》10遍，爲日蓮宗創立之始。爲了宣揚自己的新教義，他對其他宗派進行了劇烈的批駁，因此叁度被流配。其教化方法有所謂“折伏”（惡逆的教化）和“攝受”（順信的教化）兩種。滅後由其門下的日昭、日朗、日興、日向、日頂、日持等六老僧葬其遺骸于身延山，建久遠寺，即今日宗的總本山。著作有《守護國家論》、《立正安國論》等300余種。後來日蓮的弟子各分成許多派別。近代日本新興宗教的幾十個教團，有70%屬于日蓮系。
這一時期，各派都采取否定現實的態度，厭惡穢土，欣求淨土或耽于禅，教義和規則都較簡單，具有“平民化”的特點。這些新派別還與日本15～16世紀的農民起義有關系。如1488年加賀國（今石川縣）地區爆發的真宗農民起義、1563年通用州一向宗起義、1570年伊勢長島真宗僧徒起義等。而加賀國地區的真宗農民起義氣勝利，使其後百年間加圓國的管理權掌握在真宗教徒手中，由農村上層、僧侶和農民代表組成領導機構。末期，由于儒學影響的擴大，佛教的影響逐漸縮小。
德川時代（1603～1867） 儒學特別是朱子學取代了佛教，成爲德川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佛教的影響進一步縮小。當時京都佛教雖趨衰落，但關東地區（指箱根以東的關東八州，即今東京橫濱地方）的佛教漸盛。德川幕府一方面采取鎖國政策，同時訂立各方面的製度。對于佛教，自寺院的等級，僧階的高下，乃至僧侶的法服等，都有一定的規製。先定皇室的佛教製度，明示“門迹”、“院家”以下的級別。門迹有“宮門迹”、“攝家門迹”及“准門迹”之別，訂立晉級的法規，禁止僧位、僧官的濫授。劃定區域，一寺一皆令有所隸屬。以總本山轄大本山，以大本山統攝其所屬各寺。如淨土宗以東京增上寺爲本山統轄關東諸寺；天臺宗以日光門主統轄一宗：真宗東、西兩派的別院各設“輪番”（別院輪流住職之稱）等。這些製度小自一寺、大至一宗一派，其應遵守的法規，修行的階段，僧階的晉級，法衣的等差等，完全具備，一直維持到明治維新以前。
日本禅宗自鐮倉時代以來，自臨濟與曹洞兩宗平分天下。到了德川時代，由于鎖國政策，只留長崎一港與外國通商。當時中日貿易商舶往來頻繁。居住在長崎的華僑，先後開創了分紫山福濟寺（漳州寺）、東明山興福寺（南京寺）和聖壽山崇福寺（福州寺），即所謂叁唐寺。叁唐寺的住持，均從中國請去。最初有明僧真圓、覺海、超然、逸然等。後有福州黃檗山萬福寺，在臨濟曹洞之外，另立黃檗一宗，成爲日本禅宗叁派之一。
明治維新後 日本起資産階級改革運動，提出王下筆昨古、“神佛分離”和“廢佛毀釋”。首先命令門迹親王複飾（還俗），廢止宮廷的佛教儀式，排除神社內的佛像，廢止供于神前的佛具，禁止僧侶參加神道儀式，禁止“神佛混淆”，頒布所謂“神佛判然”的法令。從而日本各地發生了燒棄佛像佛畫、破壞寺廟堂塔、命令僧尼還俗、把寺院改作醫院和學校等事件。明治5年4月25日，新政府以太政官布告，許可僧侶帶妻食肉和蓄發，同時又命僧侶于治名上加姓，于是某些寺院的僧侶便公開娶妻食肉。佛教僧徒爲適應新的形勢，興辦各種社會事業，派遣僧侶出國考察和留學，創辦學校，培植人材，並開始向國外傳播佛教及事臨獄的教化等。明治22年，日本政府頒布憲法，允許信教自由，各宗競相興辦大學或專門學校出版了不少佛教著作，同時于各大學設佛教講座，一時佛教雖有複蘇的迹象，但總的趨勢是影響越來越小。自明治維新以後的60年間，日本的佛教形成了13宗56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1945年12月15日占領軍頒發了《神道指令》，日本開始實行信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原由國家頒布的《宗教團體法》于同年12月18撤銷，同時公布了《宗教法人令》。過去依據《宗教團體法》，曾把原有的佛教13宗56派，統合爲13宗28派。在《宗教法人令》公布後，又各分派獨立，成爲270個教團。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隸屬和脫離所屬的宗派是被允許的，從而使寺院之間的隸屬關系松弛。
戰後新興宗教有顯著發展。據統計，日本大約每20人中即有一人參加新興教團，其中70%屬于日蓮系。主要有：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妙智會、靈友會、佛所護念會、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念法真教、孝道教團、解脫地、真如苑等。此中除天臺系的念法真教、孝道教團和真言系的解脫會外：其余創價學會等均屬于日蓮系。這些新興教團，多與政治活動發生聯系。
新興教團開始産生于戰前，戰後依《宗教法人令》而被公認。由于傳統佛教考慮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對于現實總是不很關心。新興教團所關心的不是死後，而是要實現天國于地上。如創價學會就主張把“真善美”，改爲“利善美”，換“真”爲“利”，追求地上幸福的實現。這種思想比較適合時代潮流和日本國內形勢，故新興教團不斷得到發展。到目前爲止，佛教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現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學20余所。還有許多學會、研究團體，專門從事佛教的研究。各宗還派遣傳教師到歐美各國建立別院，進行佛教宣傳。（林子青）
部派佛教 在佛陀逝世的100年後，佛教內部由于對戒律和教義看法的不同，開始分裂。先後形成了許多部派。最初分爲大衆部和上座部，這被稱爲根本二部，以後又從兩個根本部中分裂爲十八部或二十部，稱爲枝末部派。部派佛教爭論的主要總是诃梨跋摩在《成實論》中曾概括爲“十論”，即二世有無？一切有無？中陰（輪回的主體）有無？頓悟或漸悟？羅漢是否有退？隨眠（煩惱）與心是否相應？未受根業是否存在？佛是否在僧數？在無人我（靈魂）等。對于這些問題各個部派都有不同的回答。上座部認爲佛教徒修行的最高境界應是阿羅漢果，阿羅漢果與佛果位相同，他們把一切現實存在分爲色法（物質存在形式）和心法等，色法有“四大種”（地、水、風、火四元素）及所造色（長、短、大、小、方、圓等形象和青、黃、赤、白等顯色以及其他感官對象），心法有八十九種，並作了詳細的分析。上座部後來又分爲根本上座部和說一切有部。前者流傳于雪山即喜馬拉雅山麓，後者流傳于克什米爾地區。說一切有部後來分出犢子部，犢子部又分出正量等四部，繼又分出化地部、經量部等共十一部，說一切有部的基本特征是重視叁藏中的論藏，也就是著重對佛教理論問題的闡述。在1世紀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統治時，曾舉行大規模的結集，編纂了《大毗婆沙論》、《發智論》和六足論等龐大的論書，主張“法有我無”、“叁世實有”和“法體恒有”；經量部約成立于3世紀末，是最晚從說一切有部分出來的，主張“過去未來無本，現在實有”。佛陀以蘊、處、界概括一切法，但未區別實有和假有。說一切有部主張蘊、處、界都是實有。經量部則主張蘊、處是假有，界是實有，這意思是說外界一切的事物或主客觀的存在形式（蘊）以及人們的認識器官和對象（處）都是一種虛假或唯名的實在，它們不過是人們認識中的感覺材料，只有人們的認識的根源（界）才是真實的存在（實有）。大衆部崇信超越的、神化的佛陀，特別提倡“一心相續說”和“心性本淨說”。部派佛教後來向大乘發展，從大衆部向中觀派（空宗）發展，從上座部向經量部發展，進而向瑜伽行派（有宗）發展。
尼泊爾是佛教最早流行的地區之一。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即誕生于迦毗羅衛的藍毗尼（今尼泊爾南部提勻拉科附近的洛明達）。
初期傳播 相傳在公元前520年左右，釋迦牟尼曾率領弟子在尼泊爾谷地傳播佛法。公元前265年，鳊孔雀王朝阿育王曾帶他的女兒恰魯瑪蒂到藍毗尼園朝拜，並樹立了“尼加裏瓦”石柱，並在帕坦城修建了“畢波羅瓦”佛塔。他把女兒嫁給了當地王族中一個名叫提婆波羅的人。恰魯瑪蒂在尼泊爾修建了一座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寺院。此外，還派印度僧人末示摩和迦薩帕嘎陀等人去尼泊爾宣傳佛法。梨車毗王朝建立後，尼泊爾一直是佛教徒朝聖的中心。在公元後的最初幾個世紀中，一直盛行佛教說一切有部。大乘佛教興起後，瑜伽行派的理論奠基人世親到過尼泊爾並在那裏傳播佛法。
佛教與印並教並行時期 5世紀梨車毗五朝摩納提婆統治時期，印度教在尼泊爾得到了發展，摩納提婆雖然是一個毗濕奴的崇信者，但也尊重佛教，在各地修建一些佛寺和佛塔。中國高僧法顯在405年去迦毗羅衛瞻爺佛陀出生地，並將所見記錄在《佛國記》中。與法顯訪尼的同時，尼泊爾的一位出身于佛陀同族的僧人佛陀跋陀羅應中國僧人智嚴的邀請，大約于東晉義熙二年（406）到達中國長安弘傳禅學。他譯出《華嚴經》、《摩诃僧祇律》等15部，117卷。從佛陀跋陀羅的譯經中可證當時大乘佛教根本教理之一的菩薩行在尼泊爾已很流行。
尼泊爾佛教在梨車毗王朝盎輸伐摩王的支持下取得了顯著進展。興建的一些巨大的佛教建築，當時出使尼泊爾的中國使節王玄策曾備加贊賞。盎輸伐摩王把他的女兒尺尊公主嫁給吐蕃贊普松贊幹布。她赴藏時攜攜牟尼八歲等身像和其他佛教文物，從此溝通了從印度經加德滿都、拉薩到長安的通道。從這個時候起，藏地開始了翻譯梵文佛經的工作，參與翻譯的有尼泊爾的屍羅曼殊、香達等。唐貞觀七年（633），中國高僧玄奘瞻拜了迦毗羅衛和臘伐尼林。他在《大唐西域記》中寫道：“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余裏，空城十數，荒蕪已甚……伽藍天祠，接堵邊隅。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新羅僧人慧超距玄奘訪尼90年後也到過迦毗羅衛。據同時代的濕婆提婆二世在725和749年所立的碑銘中記載，濕婆提婆曾興建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佛寺——濕婆提婆寺，並在寺中創立了雅利安比丘僧伽。碑銘中還提到當時的其他著名寺院如曼納提婆寺、伽羅屈哩伽寺、閻摩寺等。這些寺院是尼泊爾佛教活動的吣並與中國藏地和其他北傳佛教國家有著宗教上的聯系。在這個時期，中國僧人玄照、道希、道方、道生、末底僧诃、弱會、悟空，新羅僧人玄太、玄恪等在往返印印度時都路經尼泊爾；道生、末底僧诃和玄會死于尼泊爾。在梨車毗幾個後王統治時期，佛教與印度教和睦共處，並行不悖。
佛教與印度教混同時期 8世紀末9世紀初，南亞次大陸的印度教經過商羯羅的改革後，出現了複興運動，這也推動了尼泊爾印度教的發展。據尼泊爾史料記載，商羯羅在晚年曾訪問過尼泊爾，他用壓迫佛教的手段大力推行印度教。佛教雖然受到沈重的打擊，但在尼泊爾谷地和東北山區仍在流傳。嗣後幾個世紀，由于佛教和印度教的融合，出現了混合的密教或“新佛教”。印度密教中的主要派別——真言乘、金剛乘、易行乘和時輪乘幾乎在尼泊爾都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尼泊爾是印度易行乘悉地師（成就師）崇拜流行最早的地區之一，這個派別宣傳即身成佛的大乘思想，贊頌《多诃俱舍》在尼泊爾佛教徒中成爲日常的行事之一。印度教和佛教密宗的思想和實踐相互吸收、相互滲透，它們的界線很難劃清；在鳊教的神殿中常常可以見到佛教的菩薩、佛像，在佛教的寺高中也可見到印度教的神祗。兩種宗教徒常常崇拜共同的對象，舉行共同的祭祀儀式，並有共同的節日。這種混同的形式自中世紀直至現代一直頗爲流行。同時，在佛教中也出現了象印度教一樣的種姓製度。在佛教的僧伽中分爲朱古巴（僧侶）、班達耶（佛教僧侶的後裔）、瓦吉拉恰利耶（高級僧侶、密教師）和烏陀莎（商人、金銀匠、畫匠等出身的僧侶）。在一般佛教徒中也分成若幹種姓和亞種姓，從事各種不同的職業。
印度和西藏的影響 尼泊爾佛教密宗的廣泛傳播和印度，西藏僧侶的定居、訪問有著密切的關系。藏傳佛教的形成和傳播，反過來又推動了尼泊爾佛教的發展。743年印計劃處在續中觀派的一些著名理論家應赤松德贊之請，赴藏傳播佛法。寂護去藏前曾在尼泊爾停留6年，他在尼泊爾傳播唯識論，並爲斯瓦揚布寺（自體放光寺）的創建奠定了基礎。印度密宗大師蓮花生在入藏前也在尼泊爾逗留過四年。他向尼泊爾、藏傳佛教僧侶學習了密法，並在坎提普爾（今加德滿都）的東北地區建立了宣傳密法的佛陀納特寺。寂護的弟子蓮花戒在762年路經尼泊爾時，曾受到斯瓦揚布寺和佛陀納特寺僧衆的歡迎。阿底峽在1041年訪問尼泊爾時曾在加德滿都谷地和尼西波爾帕平原弘傳時輪教，並在坎提普爾建立了上初寺。藏傳佛教噶舉派的理論奠基人瑪爾巴和弟子米拉日巴、噶當派的著名譯師俄·羅丹喜饒都曾在尼泊爾學習和弘傳佛教。密教大師達摩·屍伐密還在尼泊爾住了9年。11～13世紀穆斯林侵入孟加拉和比哈爾，印度著名的超戒佛教大學等遭到破壞後，大批佛教徒攜帶經卷和文物到尼泊爾和西藏避難，因此，佛教的大批典籍和手稿得以保存。由于大批印度佛教徒的湧入，促進了尼泊爾佛教的繁榮。11世紀中葉至15世紀初，藏傳佛教的很多宗派形成後，如薩迦派、甯瑪派和噶舉派中的噶瑪派等也先後相繼傳入尼泊爾，有的至今仍有影響。
佛學理論的建樹 11世紀後，尼泊爾在佛學理論方面有新的建樹，逐漸形成了四個哲學派別及其分支：①斯伐跋維迦（自性派）。強調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有其自性，這種自性有時表現爲展開的，有時表現爲非展開或潛在的；②阿屍伐哩迦（自天派）。信仰沒有他力的、無限而至善的神；③伽爾彌迦（業因派）。主張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是由于無明所作的努力；④耶多哩伽（修行派）。相信人們智慧的力量和自由意志。這些哲學思潮明顯地是在印度教和佛教影響下，繼承了西藏和印度的佛學思想而創立的。
現狀 目前印度教雖然是尼泊爾的國教，但政府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近幾十年來，除傳統的佛教得以繼續發展外，又引入了南傳佛教。1944年尼泊爾僧人達摩邏迦、甘露喜和釋迦以陀在印度鹿野苑和加德滿都的舍利伽寺創建了佛教複興會，專門從事南方上座部的宣傳工作，在尼泊爾新建南傳形式的楞伽寺，翻譯和出版了一些巴利語佛經和研究菱。1954年尼泊爾佛教代表團參加了在緬甸召開的第六次佛教結集。最近還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下，從事佛陀誕生地藍毗尼園的修複工作。
根據20世紀80年代初的統計，尼泊爾有佛教徒867000人，約占全國人口的6.1%，大都集中于尼泊爾的東北部和中部，東北山區的佛教徒大部分信奉藏傳佛教。由于和中國西藏的宗教聯系十分密切，1956年中尼兩國政府曾簽訂協定，爲兩佛教徒往來和朝聖提供方便。（黃心川）
原始佛教 釋迦牟尼創教及其弟子相繼傳承時期的佛教。約爲公元前6~前5世紀。佛陀的說教最初是口傳的，爲了便于記憶，采取偈頌的形式，後來編集爲由經、律、論組成的“叁藏”。在經藏中近代學者認爲真正屬于佛陀的教說和最早的經典是《經集》、《如是語經》和《無問自說經》，其中也包括一些戒律條文。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義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緣”，其核心內容是講現實世界的苦難和解決苦難的方法。其次，又從緣起思想出發，提出了“諸法無常”、“諸法無我”和“涅槃寂靜”的學說。後人把原始佛教的修持，概括爲戒、定恝叁學、慈悲喜舍四無量心以及四念處、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等叁十七菩提分法。佛陀在世時反對婆羅門教四種姓的不平等製度，因此，在他所創立的僧團中允許各個種性和賤民參加。另外，還容許教團中包括過在家生活的男女信徒，稱爲優婆塞、優婆夷或在家二衆。
Fojiao wenxue
文學 數千卷印度佛典，如《維摩經》、《妙法蓮華經》、《楞嚴經》等，本身就是瑰麗的文學作品，向爲文人所喜愛。《百喻經》已被譯爲多種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認爲是世界文學中的珍品。敘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經》（《本生譚》）是著名的傳記文學。馬鳴的《佛所行贊》是印度著名的長篇敘事詩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頌、贊、散文、故事、俗講、變文、語錄、傳記、遊記、文集等，均爲優美的佛教文學作品。中國、日本、斯裏蘭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學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響下，汲取本國傳統文學的藝術形式，逐漸形成的一種獨具風格的文學作品。它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和新的命意遣詞方法。《維摩經》、《百喻經》等，鼓舞了中國晉、唐小說的創作；俗講、變文對後來的平話、小說、戲曲等中國通俗文學的形成，有一定的淵源關系；禅宗語錄不僅爲宋明理學家所仿效，也影響到後來的民間文學作品。
北傳佛教之一。約于2世紀開始從中國傳入。
初傳時期 據越南《禅苑集英》記載，195年，東漢蒼梧（今廣本梧州）學者牟子奉母流寓交趾（指今越南北部）。他“銳志于佛道”，著有《牟子理惑論》。這是佛教傳入越南北部的開始。約在255～256年間，月氏僧侶支疆梁接（畺良婁至）到達交州。3世紀末，印度僧人摩羅耆域經扶南至交州，同時到達的不有僧人丘陀羅；在交州北甯建有法雲、法雨、法雷、法電四所寺宇。
2～3世紀，佛教已經多種途徑傳入越南。首先，由于中國中原戰亂，大批士民流寓交州，將佛教帶入；其次，南亞、西亞的移民及僧侶人海路進入交州；第叁，也可能經由緬甸、雲南進入紅河谷地。史載叁國東吳所屬交州太守士燮，“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箫喜歡吹，車騎滿道，人夾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這些夾毂夢香的胡人即來自南亞、西亞或西域的僧人。
發展過程 6世紀後，越南僧團逐漸形成。574年印度僧人毗尼多流支到達長安，7～9世紀，越南佛教傳播更廣，寺廟遍及各地。9世紀初，無言通在交州，創立新的禅派，對越南佛教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據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唐代中國僧人到達交州弘傳佛教，或與越南僧人同往印度或南海求法取經者的人數頗多。義淨記述了運期、解脫天、窺沖、慧琰、智行、大乘燈六位越南僧侶求支取經的事迹。
10～14世紀越南佛教興盛。佛教成爲維護封建製度的重要精神支柱。從939年吳權稱王，經過丁朝（968～979）和前黎朝（980～1009），封建國家政權主要掌握在僧侶和武將手中。國王重用僧人，賦予特權；僧人參與朝政，製定律令文書。前黎末年，國王黎龍铤在位，因僧侶權柄過重，試圖壓抑。以僧統萬行和尚爲首的僧侶集團便支持殿前指揮李公蘊，乘國王去世之機，篡奪了政權。李公蘊爲萬行之侄，建立李朝（1010～1224）後，尊萬行爲國師，以佛教爲國教。李朝各代國王大力推崇佛教，傳播禅宗佛學，各地廣造寺宇，度民爲僧，出現了百姓大半爲僧，國內到處皆寺的局面。陳朝（1225～1399）建立後，繼續推崇佛教，弘揚禅宗。
李朝和陳朝前後400年間，有8位國王出家爲僧。尤其是陳朝前期陳太示、陳仁宗先後禅位出家，創立竹林禅派，並派遣使臣到中國求大藏經，在國內印刷佛教經典和佛像。這一時期寺院形成一股社會勢力，擁有寺田、食邑和田奴；僧侶享有多除賦稅、徭役的特權，高級僧人出入宮廷、官府，位比王侯卿相。僧團製度正式形成，組織嚴密。上有國師、僧統和僧錄，各府有教門公事。寺院林立，建築富麗堂皇。
創立宗派 越南佛教深受中國南宗禅學的影響，屬于大乘佛教。先後創立了下述幾派：
①滅喜禅派。毗尼多流支（又譯“滅喜”）所創。又稱“南方派”。毗尼多流支，南天竺人，574年至長安，後隨中國禅宗叁祖僧璨，承襲中國禅宗衣缽。580年到達交州，住法雲寺，傳授禅學。他所創立的“滅喜禅宗派”傳播叁祖僧璨的“心印”思想。在圓寂前將法統傳弟子法賢。這一派系存在于580～1216年，共傳十九代。各代名僧如法順、萬行、惠生、慶喜和圓通等均受到當朝國王的重視，封爲法師、國師，被任命爲僧統。
②無言通禅派。唐代僧人無言通所創。又稱觀壁派。無言通從學百丈懷海禅師，820年至交州北甯建初寺，傳授禅學，創立該派，實行面壁禅觀。他承受中國南宗禅學惠能、懷讓、道一和懷海的法統，宣傳佛性無所不在和心、佛、衆生叁無差別等觀點。這一派曆經十五代，活動于820～1221年間。其中第四代祖吳真流爲丁朝、前黎朝僧統，封爲“匡越大師”。第七代的圓照禅師曾訪問中國，被稱爲“高座法師”。無言通派是越南佛教的主要宗派，越南陳朝興起的竹林禅派直接承襲其法統。
③草堂禅派。北宋雲門宗僧人草堂所創。亦稱雪窦明覺派。草堂爲雪窦重顯的弟子，曾至占婆弘傳佛教，後到達越南北方，受李聖宗重視，封爲國師，賜居首都昇龍（今河內）開國寺。草堂創立該派，主要傳“雪窦百則”，提倡禅淨一致，即實行禅宗的修禅與淨土宗的念佛相結合。該派活動于1009～1205年間，傳五代。其中有叁個國王、兩名太傅。
④竹林禅派。相傳爲陳仁宗所創。實際始于陳朝開國皇帝陳太宗。陳太宗曾受教于由中國赴越的天封禅師，又從宋朝禅師德誠參學。越南史學家陶維英則認爲這一派是由禅月禅師傳給陳太宗，後經定香長老、圓照大師，至道惠禅師（皆無言通禅宗派名僧）時分類一個支系，其中主要的一支出逍遙禅師傳給慧忠上士，再傳給調禦覺皇，即陳仁宗。陳太宗所著《課虛錄》提出“四山”之說，認爲生、老、病、死，乃四座大山，人能求佛學禅，勤行修忏，便可“超若海，渡迷津”，越過四山，解脫輪回。該書爲竹林禅派的基本著作。慧忠將禅宗要旨傳給陳仁宗。竹林禅派以陳仁宗爲初祖，他笃志禅學，即位後日理朝政，夜至宮內資福寺研習禅學。後禅位出家，在海陽東潮縣安子山花煙寺出家修行，講授禅法，正式創立竹林禅派，迹稱竹林安子禅派。自號香雲大頭陀，竹林上士，人稱調禦覺皇。著作甚多。該派承襲無言通禅派法統，以唐代禅宗五家之一臨濟宗爲主，認爲佛法亦即老子的“道”與孔子的“中庸”。宣揚佛法不離世間法。主張坐禅和采用臨濟宗的“四賓主”師徒問答方式傳道。認爲心即是佛，佛在衆人心中。陳仁宗之後，有二祖法螺，叁祖玄光，合稱“竹林叁祖”。法螺創立瓊林院，編撰佛經，著有《參禅旨要》等。玄光，狀元出身，後出家從學法螺，1317年繼承竹林派衣缽，著有《玉鞭集》等。該派因得皇室大力扶持，成爲陳朝時期越南佛教的主要派別，對越南佛教的發展影響很大。
佛教禅宗不講究煩瑣的禮儀，不重戒律，主張坐禅修行，甚至可居家修禅，著書立說，其教理把中國和印度的佛學與儒學思想結合起來，適應越南封建階級的需要，對于知識階層也具有吸引力，因而在越南中古時期各王朝獲得廣泛發展，並對越南的哲學、文學藝術、建築、音樂等等産生深刻的影響。
佛儒消長 14世紀以後，由于儒學的發展，儒士階層勢力上升，僧侶集團開始推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陳朝末年，朝廷多次沙汰僧徒，並限製寺院僧侶勢力的發展。後黎朝（1428～1526）建立後，獨尊儒學，執行抑佛重儒政策，道教日益興起，佛教由此日趨衰落。朝廷禁止新建寺宇，將寺田、寺廟領地收歸國有，勒令不知誦經不持戒律的僧尼還俗，並以改革民俗之名，在民衆中宣傳佛教爲迷信異端。至15世紀後半葉，僧侶人數大減，通達佛教教義者寥寥無幾。從1500年起，黎氏朝廷下令只許庶民信奉佛教。從此，越南佛教便由皇室庇護的貴族化宗教轉化爲以平民信仰爲主的民間宗教。
16～17世紀，天主教開始傳入越南。越南佛教雖不似以前興盛，但仍綿延不絕。當時，封建中央政權衰落，形成南北朝分裂割據局面，佛教有所振興。北方鄭氏王府和南方阮氏王府都曾延請中國高僧講解佛經，修建寺院。1665年，鄭王選拔國內有名佛師，爲禦用寺宇塑造幾百尊佛像，禅宗再度複興。隱居安子山的竹林禅派名僧白梅麟角將竹林叁祖的教義和淨土宗融合爲一體，在河內的婆 寺開創新教派——蓮宗。主張禅教雙運，以教爲眼，禅是佛心，以阿彌陀佛爲禅的公案，但實修上專念彌陀名號，由此而得悟平生。此外，在越南北方有中力尚拙公創立的拙公派，這一派以臨濟宗爲主，並受淨土宗影響，亦稱竹林新派。同時，還有曹洞宗的水月派。南方阮王府于1604年在順化修建了大乘佛教的寺院——天姥寺。中國僧人道明、原紹等在越南傳授禅宗佛學。原紹創建臨濟正宗的原紹禅派，造平定十塔寺，宣揚禅淨並修的教義。迄今，蓮宗在越南北方仍有一定影響，而臨濟正宗教派在南方勢力則較大。
19世紀初，阮朝建立。阮朝初年執行保護臨濟正宗、歧視蓮宗的政策。僧綱的職位皆授給臨濟正宗派僧侶，對蓮宗僧侶限製頗多。但蓮宗派仍在北方民間活動。
1858年後，法國殖民者入侵越南，越南佛教徒參加了愛國抗法運動。進入近代時期，越南興起佛道儒叁教合一運動。19世紀末，隨著天主教之傳播，又出現“四教一源說”。這一時期建立的高臺教則是把佛、道、儒和天主教及民間信仰糅合起來的新宗教。
Fojiao jiaozhu
建築 主要爲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爛陀遺址，規模極爲宏大。東南亞諸國均有同類建築。柬埔寨的吳哥寺窟，緬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揚崖壁大佛像，都是聞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築。中國佛教建築是隨著佛教傳入而發展起來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築爲石窟寺，系根據古印度佛教造型藝術，結合中國傳統的形式建築的。中國的佛教石窟爲數甚多，其中敦煌、雲岡、龍門尤爲著名。中國佛塔的建築，起源甚早，現存的上海龍華寺塔和蘇州報恩寺塔，相傳都是叁國時代創建而經後人重修的。原來印度的佛塔是覆缽狀的圓墳形，上飾竿和傘，後發展成相輪（在塔頂豎一根金屬刹，用七重或九重鐵環套在刹身）。傳入中國後，結合中國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憑眺的樓閣式建築。現存的塔可分二類，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帶有中國特色；二是另式擴要采取中國原有樓閣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爲七至九層。結構有木塔、磚塔、磚木塔、石塔、銅塔、鐵塔和琉璃磚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築，與漢族地區略有不同。一般都有龐大的建築群所有建築體現了藏族古建築藝術的鮮明特色和漢藏文化融合的風格。北京的雍和宮，拉薩的布達拉宮，承德的外八廟等是這種建築的典型。日本的東本願寺，朝鮮的佛國寺都采用木結構的殿堂形式，雄偉壯麗，是世界知名的古刹。（趙樸初）
Pusa jieben
佛教大乘戒律書。亦稱《菩薩善戒經》、《瑜伽戒本》等。漢譯題爲彌勒說，藏譯題爲無著造。爲大乘律藏中記載菩薩戒條文、說明戒相的典籍。
譯本 漢譯有四種：①《菩薩戒本》。北涼昙無谶譯，1卷；從《菩薩地持經·方便處戒品》錄出，加歸敬頌而成，亦稱《地持戒本》。②《菩薩善戒經》。南朝宋求那跋摩譯，1卷。③《優婆塞五戒威儀經》。譯者不詳（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題南朝宋求那跋摩譯），1卷。④《菩薩或本》。唐玄奘譯，1卷；從《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戒品》錄出，亦稱《瑜伽戒本》。玄奘又于唐貞觀二十叁年（649）在大慈恩寺譯出《菩薩戒羯磨文》1卷，別出《菩薩戒本》1卷，普光筆受，是爲最後定本。此外，尚有後秦鸠摩羅什所譯《梵網經》，據稱梵本共61卷，羅什只譯了《菩薩心地戒品》，分上下品。下品說十重戒、四十八輕或，故也稱《菩薩戒經》，流行較《瑜伽戒本》爲廣。
玄奘譯的《菩薩戒本》，十分流行，其入室弟子多持大乘戒，且常在名字前冠以“大乘”字樣，如窺基稱“大乘基”等。
內容 主要說明菩薩戒相。書中列舉四種重戒和四十八種輕戒。菩薩戒相分攝律儀戒、攝善法戒和饒益有情戒叁大類，稱“叁聚戒”。重戒爲：貪求利養、恭敬，自贊或毀他；他求財法，悭吝不施；忿惱有情，不受谏謝；謗大乘法，說相似法。輕戒爲：不供養、頌贊、信念叁寶；貪著利養、恭敬無厭；不敬長老、不答來問；不受他請；不受施物；求法不施；棄舍犯戒有情；于諸遮罪不應與聲聞共學而共學；爲利他故七支性罪應開不開；邪命不舍；威儀不靜；不樂涅槃；于惡聲譽不護不雪；護他憂惱不作調伏；報複瞋打罵弄；犯他不忏謝；不受他忏謝；于他懷恨堅持不舍；染心畜徒衆；貪睡眠休臥；貪無義語虛度時日；不求教授；不除蓋障；貪世間禅；輕棄聲聞乘；舍菩薩藏專學聲聞藏；未精佛教研異學外論；愛樂異、外論；謗菩薩藏甚深法義；懷愛恚心、自贊毀他；不往聽正法；輕慢說法者；不爲助伴；不瞻病苦；見作非理不爲說正理；不報恩惠；不畏憂惱；求財不施；不以財法攝受徒衆；不隨他心轉；他實有德不欲贊揚；不折伏行非法者；不現神通引攝製伏。
法疏 現存有隋慧遠述《地持論義記》（卷叁，下）；唐遁倫集撰《瑜伽師地論記》（卷十），窺基撰《瑜伽師地論略纂》（卷十一）；明智旭箋《菩薩戒本經箋要》1卷（系釋昙無谶譯《菩薩戒本》）。此外有日本行性述《菩薩或本箋解》3卷（系用漢文注釋玄奘譯《菩薩戒本》）。藏文大藏經丹珠爾中有印度關于《瑜伽戒本》注釋多種。藏文注釋有宗喀巴的《菩薩戒本品釋》（系集諸家注釋之大成），另有藏譯月官造《菩薩戒攝頌》。（隆蓮）
南傳上座部佛教之一。相傳公元前3世紀，爲印度阿育王之子摩哂陀等所傳入。由于其經典都用巴語傳承，故近代又常稱其爲巴利語系佛教。
曆史及教派演化 爲迎請摩哂陀到斯裏蘭卡傳教，國王提婆南毗耶·商沙曾在首都阿努拉達普拉興建“大寺”。當時，這是上座部佛教的唯一中心。摩哂陀在此創建了大寺派。公元前28年，伐多伽摩尼·阿巴耶王再度嗣位，爲報答摩诃帝沙長老在他流亡期間給予的幫助，特在無畏山新建一認寺廟，作爲摩诃帝沙的傳教據點，摩诃帝沙遂與印度僧人法喜同建無畏山寺派（又名法喜派）。4世紀時，薩伽利長老又于祗多林寺創建祗多林寺派，亦稱南寺派。約在5世紀前期，上述叁派並行。6世紀末阿合唱團普提王統治時期，由于王室對大寺派的扶植，使一度瀕于衰亡的大寺派的勢力理度複興，蓁兩派均隸屬于大寺派。
7世紀初，達多優婆帝沙一世及其繼承者伽葉二世統治時期，適值玄奘遊學印度。玄奘根據在南印度的聽聞，在《大唐西域記》中記述了當時斯裏蘭卡國王不信佛法，破壞佛像、寺塔，有300多名高僧逃往印度等情事。根據中國史籍記載，8世紀上半葉，斯裏蘭卡曾一度崇奉大乘，密教尤盛。當時赴華的印度密教高僧金剛智曾在斯裏蘭卡弘傳密法；其弟子不空也在斯裏蘭卡從他和普賢阿阇梨等學習密法。密教不但受到王室的支持，在民間也普遍流行。10世紀以後，上座部佛教在斯裏蘭卡已奄奄一息，連舉行正式佛事儀式所需的額定比丘數也難以湊足。
11世紀下半葉，維阇耶巴忽王即位，遣使去緬甸，迎請精通叁藏的持戒高僧來斯裏蘭卡重建上座部佛教。此後，其他派別才銷聲匿迹。但由于內憂外患頻仍，從12世紀末到13世紀中，斯裏蘭卡王位時爲外族占據，首都被毀，佛教也連同受到破壞。直到1395年維阇羅巴忽二世時，僧王達摩揭谛二世主持召開佛教教團會議，上座部佛教才再次出現新局面。但是，1506年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入侵，他們在推行基督教的同時，打擊佛教，很多寺廟被毀，僧徒被迫改宗。1592年即位的維摩羅達磨蘇裏耶王不得不先後兩次迎請緬甸佛教長老來斯裏蘭卡複興上座部佛教。嗣後繼位的室利維阇耶羅阇辛哈王又人緬甸的北古、阿拉幹和暹羅（今泰國）的阿尤恰迎請佛法。暹羅送來了斯裏蘭卡所沒有的佛典、佛像，派遣了很多長老前來授戒，使上座部佛教逐漸得到複興。
斯裏蘭卡上座部佛教借緬甸和暹羅之力得以複興後，分爲叁派：①羅曼那派，即11世紀從緬甸迎請的佛教長老所建的系統。②暹羅派，也稱優婆哩派，爲18世紀從暹羅迎請的系統。③阿摩羅普羅派，爲一部分斯裏蘭卡在家佛教徒因社會地位較低，本國僧人不願給予授戒而于1802年去緬甸的羅摩羅睺羅從當地長老受戒後返回的系統。叁派在教理上無甚相違，但戒律稍有不同，因此和睦相處，直至今日。
19世紀末，斯裏蘭卡掀起了佛教改革和複興運動。1880年，美國的奧爾考特少校和俄國的勃拉瓦斯基夫人首先在科倫坡建立了神智學會，推動佛教的複興。達磨波羅繼又在印度創立摩诃菩提會，發掘的保護佛教遺迹，編纂佛典，出版刊物，在國內外宣傳佛教，建立分支，使摩诃菩提會的活動成爲一個廣泛的佛教複興運動。1945年，斯裏蘭卡獨立後，政府把複興佛教看作恢複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建立了具有世俗性質的各種佛教社團，創辦佛教大學，編輯出版《佛教百科全書》。斯裏蘭卡人口中約有74%是僧伽羅人，而僧伽羅人中佛教徒約占94%；全國有寺廟5600余所，僧侶約2萬人。
典籍 上座部佛典原不成文。在佛教傳入斯裏蘭卡200年後，才開始將口誦相傳的佛典用文字記錄下來。現存的斯裏蘭卡上座部典籍由律、經、論叁藏及叁藏注疏和藏外典籍組成。5世紀上半葉，印度比丘覺音到斯裏蘭卡，將上座部佛教叁藏的僧伽羅文注釋改寫成巴利文並詳加疏解，又寫了《清淨道論》，論述大寺派所傳上座部教義的綱要。
中斯佛教交流 開始于4世紀。據《梁書》記載，當時師子國（今斯裏蘭卡）得悉東晉孝武帝崇奉佛教，特派遣沙門昙摩渡海送來玉佛，于義熙二年（406）到達建康（今江蘇南京）。義熙六年，中國法顯從印度去斯裏蘭卡，參拜了無畏山寺、大寺和佛牙寺等，在斯裏蘭卡住了兩年，帶回很多佛經。當時，斯裏蘭卡也有一些僧人到中國弘法和參加譯經事業。南朝宋元嘉六年（429），舶主竺難提從師子國帶比丘尼8人到宋都，住影福寺，元嘉十年有鐵薩羅等11人到中國傳比丘尼戒，當時僧衆特爲之建鐵薩羅寺。在南北朝以至隋唐時期，雙方交往不絕。7世紀中葉，中國往師子國瞻禮佛牙，佛迹的人逐漸增多，其中知名的有義朗、明遠、窺沖、智行、慧琰、智弘、無行、僧哲等等，玄遊還在師子國出家。
8世紀初，金剛智赴華時曾在師子國滯留，師子國人不空拜他爲師，並隨侍入唐弘法。以後不空又率弟子含光、慧 等去師子國學習密法。在不空返華時，國王曾贈送佛教法器和藥物等。含光返國後譯出儀軌兩部，並在五臺山金閣寺創建密教灌頂道場。至宋代，師子國僧衆到中國的仍然不少。
16世紀以後，斯裏蘭卡先後淪爲葡、荷、英的殖民地，中國和斯裏蘭卡佛教交往幾乎中斷，直到斯裏蘭卡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兩國佛教徒的傳統友誼又重新得到發展。（王作九）
Zhongguo Fojiao meishu
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國發揚光大的佛教繪畫、雕塑等的總稱。最初隨佛教從印度傳入，後來逐漸發展而具有中國民族風格和特色。晉袁宏《後漢紀》稱：“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問其道術，遂于中國而圖其形像焉。“《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載與此略同。《佛祖統紀》等也記其事。傳蔡 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說永平九年），偕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時以白馬馱經及白氈裹釋迦立像，因在洛陽城西雍關外，建立白馬寺並在寺中壁上作千佛萬騎叁匝繞塔圖。《釋書·釋老志》說：”自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這是中國最初自作的佛畫。
淵源和發展 中國佛教造像、畫佛、造塔，最初都從印度傳來。從印度現存佛教遺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魯特、桑奇都無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叁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與佛足迹，兩者同時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羅只有佛像而無佛足迹，並刻有佛傳。犍陀羅當時爲中國西北月氏族移民所建貴霜王朝的國都，取希臘所遺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術，獨具特色。傳入中土首達新疆西部，今存者有拜城縣克孜爾明屋壁畫，繪有佛傳及佛本生故事，庫車縣庫木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等。沿絲綢之路，東來而至甘肅的，有敦煌鳴沙山莫高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又有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雲崗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四川廣元石窟，以及江南攝山石窟等。全國造石窟之數不可勝計，其中碑幢之類，曆世殘毀頗多，但今所保存，爲世界之冠。
公元1世紀時，大月氏成立貴霜王朝，繼續占領西南高附，東南罽賓，以及整個犍陀羅。地當絲綢之路的商業要沖，財力雄厚，貿易常用金幣。迦膩色迦王遠征中印在地他的支持下，佛教得到重要的發展。佛教經像傳于中土，即自大月氏來。而中國西部佛教美術，亦以于阗、龜茲所保存者最多。敦煌、雲岡馳名世界，其余朝鮮、日本等地，皆學于中國。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經像美術，于9世紀後爲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毀，僅佛教幾個大石窟較完整地保存至今。
無論造像繪畫和雕塑等，都是在中國土地上發育成長的，具有中國的民族風格。初期雖曾受有印度的影響，但同一題材、內容和表現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畫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現不少娛樂場面，飲酒宴談，神通遊戲，菩薩人物裝飾華豔，婉娈多姿，色彩鮮明，即使降魔變這樣的題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劇的場景一樣，使人並無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畫中，常常陰森可怖，畫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飼虎，強盜挖自等。線條與色彩，也是粗犷而強烈，看不出柔和與可親的感情。
佛畫 早在梁代，張僧繇即以善畫佛像名世。他獨出心裁，創立了“張家樣”，佛像的中國化，從此有了很好的發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畫，並擅佛畫，能傳其業。善果畫悉達太子納紀圖，靈嘉寺塔樣；儒童畫釋迦會圖，寶積經變圖。在南北朝後期，張僧繇的影響很大，有不少學習他的畫派，所謂“望其塵躅，如周孔焉”，可見聲望之隆。他筆法簡練，《曆代名畫記》說他“筆才一二，而像已應嚴焉，因材取之，今古獨立，象人之妙，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隋以前，僧繇是中國佛教繪畫的一個開創者和推動者。北齊曹仲達，佛畫頗亨盛名。因來自中亞的曹國，原來帶有西域的作風，在中原既久，畫藝漸染上中國民族風格，創立了“曹家樣”，爲唐代盛行的四大式樣之一。它的樣點是衣服緊窄，大約與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樣的風格。後與吳道子結合中國傳統風格所創立的“吳家樣”並稱。所謂“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就是對他們概括的評語。曹畫雖失傳，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釋迦立像，衣如濕沾體上，就可想見曹畫。吳畫衣帶寬博，飄飄欲仙，在敦煌壁畫中還可看到他的畫風。隋唐時期，佛畫已經中國化。
壁畫 隋唐時代的壁畫，今存于麥積山石窟與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畫，尤爲富美，色彩豔麗，人物造型，往往以當時的貴官貴嫔爲範，端莊華貴，男女形貌，都甚膚麗。佛前演奏，弦管雜陳，較之阿旃陀壁畫，尤或過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畫與彩塑的洞窟，共207個，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貞觀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開元、天寶年間。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爲張議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寫于鹹通六年的《莫高窟記》等，都存有輝煌燦爛的作品，可爲唐代佛教美術的代表。這些洞窟壁畫，雖出于無名畫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風，應該說是與吳道子、閻立本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畫中的維摩诘經變，在座前的聽衆，有諸王貴官，與現存的閻立本的帝王圖相似。相此可以推知這些圖像的畫法，應有共同的淵源爲當時的規範。
唐代這些壁畫，表現的題材是佛經經變故事、淨土變相以及佛菩薩像等。其內容較之過去更豐富，色彩也比較絢麗，表現的境界也更擴大。當時最流行的是佛教淨土信仰，因此淨土變相在壁畫中也表現得最多，約占228壁。其他如樂師淨土變相，報恩經變相等，也往往采取淨土變相作爲主要的部分。
在淨土變相中，以富麗的物質現象，描繪觀想的境界。如彩緩七寶樓臺、香花伎樂、蓮池樹鳥等，將西方極樂世界裝飾得非常美麗。這與出世苦行禁欲的態度，有很大的差異。其中所繪的佛、菩薩、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這和唐代的社會生活、人民的愛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畫還點綴許多人們社會生活小景，樂觀、明朗，富有情趣。
隨著佛教的繪畫藝術傳入中國，印度佛教的繪畫理論也同時傳入。南齊謝赫曾經總結繪畫的藝術有“六法”，而印度也有“六支”，兩者解釋都不很明確，不能肯定說“六法”就是“六支”，但彼此之間互相影響的確是存在的。
雕塑 雖有外來的影響，但了有其偉大的創造和民族風格。在新疆，有古代龜茲、高昌等洞窟的造像；在甘肅河西走廓，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靈窟、天水麥積山等石窟造像；再東進有山西大同雲岡、河南洛陽龍門、山西太原天龍山、河北邯鄲響堂山、河南鞏縣石窟寺、山東雲門山、江蘇連雲港、遼甯義縣恨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爲盛觀。在江南的有攝山石窟造像，分布既廣，數目亦多。樂山大佛，尤呈偉觀。從北魏到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的雕塑美術，創造了很多偉大的工程。以上所記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與隋唐時代的最爲精美，其中雲岡與龍門的石刻，可爲代表。其他全國各寺院中的金銅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夾 幹漆造像，更不計其數。佛教對于中國的雕刻與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績。北魏時期的石窟造像，受外來影響，但與印度犍陀羅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較，也各有不同的風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莊嚴，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氣魄與所要求的藝術標准。在甘肅的敦煌與天水麥積山，由于石質是礫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獨運，改用彩塑。唐塑在基高窟中，煥發光彩。江南的楊惠之成爲泥塑名家。自宋、元以來，各寺泥塑甚多，此亦爲中國佛教美術所特有。
藏傳佛教美術 既與漢族地區佛教美術有一定的淵源關系，又受印度、尼泊爾佛教美術影響，在中國佛教美術中，獨具風格。北京雍和宮、西黃寺及承德須彌福壽之廟，其殿宇、佛像等，均屬藏傳佛教美術系統。拉薩的布達拉宮，藏有古代流傳下來的大量佛畫與金銅佛像，以及刺繡與木刻的板畫佛像，普遍受到信衆的供養。在青海塔爾寺，每年以酥油製作酥油花禮佛，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術，在五屯，有製作佛畫的傳統技法，至今仍在發展。
影響 在唐代，中國佛教美術曾流傳到朝鮮和日本等地。朝鮮南部慶州石窟庵釋迦如來坐像，妙相莊嚴；一一面觀音像、四菩薩像，姿態端莊，與中國盛唐時期佛教美術極爲相似。日本奈良中宮寺的菩薩像、木造彩畫，支頤微笑；藥師寺東院堂聖觀音菩薩像，銅造鍍金，修短合度；法隆寺夢殿救世觀音像，木造漆箔；法隆寺五重塔文殊菩薩像，塑敷彩；東大寺釋迦如來像，銅造線刻鍍金；唐招提寺金堂盧舍那佛像，幹漆造漆箔；各寺造像的取材和製作方法各不相同，但皆受中國唐代佛教美術風格的影響。法隆寺金堂壁畫，瑰麗莊嚴，也與中國敦煌壁畫，千古同輝。
綜觀中國的佛教美術雖然曾受到印度的影響，但中國的佛教美術風格也傳到印度犍陀羅等地區，對印度佛教美術的發展曾有過一定的影響。（常任俠）
Lingmudazhuo
日本佛教學者。原名貞太郎，後因學禅，改名大拙，別號也風流居士。石川縣金澤市人。1892年秋，師事臨濟宗圓覺寺派宗演學禅。次年，美國芝加哥召開世界宗教大會，隨師參加，任英語翻譯，會後宗演推薦他爲美國佛教學進保羅·克拉斯的助手。1900年將漢譯《大乘起信論》轉譯爲英語出版。1907年在倫敦出版。英語著作《大乘佛教綱要》翌年再版于芝加哥。1908年遊曆法、德諸國，後于英國就瑞甸波爾研究歐洲哲學。1909年回國，曆任學習院大學和東京大學講師、教授。1911年再度赴英，介紹佛教禅學。1921年回國後，任大谷大學教授，創辦英語雜志《東方佛教徒》。1933年，寫成《楞伽經之研究》一文，獲文學博士學位，並將《楞伽經》譯成英語。1934年訪問中國，回國後用英語著《中國佛教印象記》。1959年，將在美國哈佛、哥倫比亞、耶魯、加州各大學的佛教講稿整理爲《禅爲日本文化》一書，在紐約、倫敦出版。同年在夏威夷大學召開的第叁屆世界東西哲學會議上，被授予名譽博士學位。晚年隱居鐮倉松岡文庫，英譯出版了真宗創始人親鸾的《教行信證》。主要著作有《禅的研究》、《禅的諸問題》、《禅思想史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佛教與基督教》、《華嚴的研究》等。全部著作收于《鈴木大拙全集》。（林子青）
Zhongguo Fojiao yinyue
中國佛教寺院和信衆在舉行宗教儀式時所用的音樂。佛教認爲，音樂有“供養”、“頌佛”作用。《法華經·方便品》雲：“歌呗頌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
形式 有聲樂和器樂等多種。聲樂主要有：1、獨唱，由維那擔任；2、領唱和齊唱結合，即由維那唱上句，僧衆唱下句：3、齊唱；4、輪唱。
聲樂曲調的格式主要有四種，即贊、偈、咒、白。贊，用于頌佛之功德，如叁寶贊、得贊等，其詞多爲長短句式的詩。偈，用于頌揚佛教教義，如淨叁業偈、沐浴偈等，其詞有四、五、六、七和九言的句式，在曲調上除了用上下對句外，一般常以四句爲一樂段。咒，是密語或真言，如灑淨真言等，其詞的格式變化甚多，曲調比較活潑。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書聲白、書梵白、道腔白等都帶有音樂旋律，與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器樂訂演奏曲牌。各地各派寺院用的曲牌不盡相同，如江蘇地區用十番鼓，山西五臺山用八大套，北京有智化寺的京音樂等。
佛教常見的主要儀式有朝課、晚課、佛誕祝儀、忏儀、放焰口及水陸法會（水陸道場）、戒壇儀式等等。其中禅門日育是比丘每日在寺院中早晚必做的功課，音樂並不複雜，而且各地較爲一致。放焰口和水陸法會規模較大，費時較長，有的還有情節內容，其音樂和舞蹈、誦白的結合安排都有一定的水平。音樂旋律有的莊重，有的活潑，有的淒厲，有的熱情，隨儀式發展而變化。如放焰口，據傳有九板十叁腔，不同的唱腔旋律有幾十種，因此，放焰口的音樂結構實際上相當于一出音樂清唱劇。水陸法會的規模更大，主要盛行于江浙一帶和臺灣等地。
演奏使用的樂器，自明代起，在早晚課誦、祝聖等宗教儀式中，著名寺院都較統一，即只用經書中稱之爲法器的打擊樂器，如磬、引磬、木魚、铛、铪、鍾、鼓等。在其他佛事儀式中，特別是民間應赴的佛事儀式，各地應用樂器不全相同，各有地方特色。除打擊樂器之外，吹管樂器有管子、笛、笙、唢呐、昭君等。也有采用絲弦樂器的。
源流 佛教音樂源于印度。公元前後，天竺的佛教音樂甚盛。後隨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當時稱爲梵呗。慧皎的《高僧傳》雲：“天竺方俗，凡歌詠法言，皆稱爲呗。至于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贊則號爲梵呗。”義爭的《南海寄歸內法傳》雲：“初出家者……即須先教頌斯二贊，無問大乘、小乘，鹹同遵此。”自佛教開始傳入至叁國時，來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樂。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蘭、迦時摩騰、支婁迦谶、支謙、康僧會、帛屍梨蜜多羅、有“胡呗叁契”和“高聲梵呗”；支昙 有“六言梵呗”；鸠摩羅什作十首偈頌，贈沙門法和。《隋書·音樂志》載：呂光等滅龜茲，因得龜茲樂“于阗佛曲”。贊甯《高僧傳·讀誦篇》雲：“北則竺蘭，始直聲而宣剖；南惟僧會，揚曲韻以諷通”，慧皎《高僧傳》卷十叁雲：鸠摩羅什“傳聲則叁千有余，在契則四十有二”，把竺法蘭、康僧會、鸠摩羅什等奉爲梵呗傳入中國的鼻祖。
發展 印度佛教音樂在漢地流傳中，因漢、梵語音不同，曲調難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爲了便于弘揚佛法，爲廣大信徒所接受，音樂遂“改梵爲秦”，用中國的音調來配唱漢譯經文。相傳最早改梵爲秦的是叁國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遊魚山時，聞空中梵天之響而“製轉贊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鹹憲章焉”。魏晉間的佛教出現了與印度佛教音樂相異的形式，由中國人創製的佛教音樂，可視爲中國佛教音樂的萌芽。
南北朝時，隨著佛教的傳播，民間吟唱贊偈甚爲流行。佛教中湧現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藝術修養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傳》和道宣的《續高僧傳》等書中，記載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許多擅長佛教音樂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稱、真觀等。據傳，他們皆“尤善唱導，出語成章”，“聲韻錘鈴”，“唱說之功，獨步當世”；其見聞者，莫不驚異。梁武帝箫衍積極倡導師佛教音樂，《隋書·音樂志》雲：帝既笃敬佛法，“製《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另外，他還開創了童聲演唱佛曲的“法樂童子伎”，讓“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舉辦“無遮大會”，爲中國佛教音樂創作、傳播，提供了有利的場所和條件。這一時期，各地佛教音樂在創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樂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風格各異。道宣在《續高僧傳·雜科聲德篇》中評論道：佛教音樂“地分鄭魏，聲亦參差”，“東川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哀般遮屈勢之類也”，“吳越志揚，俗好浮绮，致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爲工”，“江淮之境，偏饒此玩，雕飾文绮，糅以聲華”，“秦壤雍冀，音詞雄遠”。南北朝時代，樂僧輩出，新創作豐富多彩，信衆歡迎，加上帝王倡導，這就爲佛教音樂的中國化奠定了基礎。
唐代，西域音樂廣泛傳入中原地區，唐太宗在宮廷歡宴百僚時，經常演奏《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等十部樂。其中《天竺樂》、《西涼樂》、《龜茲樂》等西域音樂和佛教音樂均有密切的關系，也是當時中原最流行的音樂。《舊唐書·音樂志》雲：“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同時，中國佛教音樂在創作和演唱、演奏上均達到很高水平，進入了鼎盛時期。廟會在唐代已成爲藝術表演場所，寺院成爲保存和傳習佛教音樂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師輩出。如《宋高僧傳》稱少康唱偈贊，“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其藝術魅力如“善醫以饧蜜塗逆口之藥，誘嬰兒入口耳”；唐《樂府雜錄》和《因話錄》說文淑“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裏人”，“聽者填咽寺舍”。《太平廣記》稱唐文宗曾采其講聲成爲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貞元年間與有“長安第一手”之稱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侖比藝，其高超的演奏技術使聽衆傾倒，康昆侖驚服，後拜其爲師。唐代佛教的“俗講”吸引廣大百姓，韓愈詩雲：“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鍾吹螺鬧宮廷”；姚合也有“仍聞開講日，湖上少魚船”和“酒坊魚市盡無人”之句。《續高僧傳》記載寶巖和尚登座俗講時，“案幾顧望，未及吐言，擲物雲崩，須臾坐沒”，有的高僧“隨物贊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據近人任二北對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進行考證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羅門》、《悉昙頌》、《佛說楞伽經禅門悉昙章》、《好住娘》、《散花樂》、《歸去來》、《太子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等281首。在陳旸的《樂書》中，還載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如來藏佛曲》等幾十首。此外，在《羯鼓錄》、《食曲》、《唐會要》等書中。也有佛曲名的記載。唐代佛教音樂還吸收和融合了民間音樂和古樂，如佛曲《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好住娘》等。在曆經了600余年發展、變化，經過漢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創造，中國佛教音樂在唐代進入了輝煌燦爛時期。
宋元明清諸代，佛教音樂又經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樂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來通行南北的佛教音樂曲調400余首，編成《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行世。這本曲集不但影響全國，還流傳越南、緬甸一帶。
近代佛教音樂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傳統。音樂活動較著名的，有常州天甯寺、甯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揚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臺山諸博物院。爲發掘、整理中國古老的佛教音樂，1986年3月，北京于廣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樂團，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統（1436~1449）年間流傳下來的京音樂。
佛教音樂對于中國民間說唱音樂、音韻學以及樂律、音階和字譜學的發展，均有重要影響。另外，崇奉佛教的音樂家和民間音樂藝人，還創作過不少宣傳佛家思想的非宗教儀式所用的聲樂作品和器樂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說唱音樂“宣卷”、“寶卷”的早期作品和現代名僧弘一所作的《叁寶歌》等。
史料 中國佛教音樂的史料不多，流傳的譜集更爲少見。現藏法國伯希和編號爲P3539，即寫在“叁藏法師阇那崛多譯”的背面的殘譜兩行和編號爲P3808，即寫于後唐長興四年（933）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臺山鼓樂老譜等唐代字譜，是目前研究唐代佛教音樂的珍貴資料。明永樂趣一年（1404）行世的普集以及清康熙叁十叁年（1694）的北京智化寺的曲譜集，也是重要資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魚山聲明集》、《魚山和鈔》以及西藏紮什倫寺所藏的《央移普》等均爲聲曲線譜，這些重要的音樂史料，尚待破譯。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譜本。（陳大燦）
以南傳上座部爲主的佛教。主要傳播于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以及越南中、南部的部分地區。據有關史料記述，公曆紀元前後，上座部佛教已在東南亞流行。《太平禦覽》引萬震著《南州異物志》稱：“林陽在扶南西七千余裏，地皆平博。民十余萬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水經注》引竺枝著《扶南記》中也有“扶南舉國事佛”的記述。扶南即柬埔寨的古稱。2～6世紀，東南亞佛教已很隆盛。比佛教傳入更早的婆羅門教，經與佛教並存和融和的階段之後，雖爲佛教所取代，但對佛教的影響仍然存在。婆羅浮屠、吳哥寺、薄甘王朝的塔寺以及其他一些寺廟建築、佛像雕塑和佛事儀式，都帶有一定的婆羅門教色彩。10世紀以後，上座部佛教受到大部分國家封建領主的推崇和提倡，並加強了同錫蘭（今斯裏蘭卡）的聯系，互派僧侶留學，根據巴利語音序創立本民族文字，用以寫定音譯巴利叁藏典籍，確定了摩诃尼迦耶和達磨育特兩派僧王製度，佛教被尊爲國教，在大衆中産生了深刻影響。18世紀到現代，泰文、緬文、高棉文、老撾文的巴利叁藏音譯編纂工作逐漸完備，並進一步將部分經卷譯爲本民族文字，使上座部佛教得以更加廣泛地流傳。
老撾 1世紀初期，大乘佛教和婆羅門教曾一度流行于南部地區。14世紀中葉，由柬埔寨傳入上座部佛教，被尊爲國教，並確立了達磨育特和摩诃尼迦耶兩派僧王製度。16～17世紀，曾一度成爲東南亞的佛教中心，修建了許多寺塔，雕塑了佛像，創立巴利語佛教學校和實行僧侶考試製度。19世紀末淪爲法國殖民地後，佛教受到嚴重的打擊，寺塔被毀，經像被劫，僧侶慘遭殺戮。隨著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佛教又出現複興的氣象，成立全國統一的佛教組織機構，整理出現了寮文巴利叁藏典籍，並恢複以寺院爲主的巴利語教學的教育中心製度。
柬埔寨 早期的宗教信仰，除了原始的拜物教和精靈崇拜外，在公曆紀元前後，即深受婆羅門教和佛教的影響。5～6世紀時，大小乘佛教開始傳入。由于同中國和印度的貿易往來頻繁，大乘佛教得到較大的發展。其間高僧疊出。碩學沙門到中國傳教、譯經者不乏其人，如6世紀上半葉，即有僧伽婆羅和曼陀羅仙等人。9世紀後，已成爲東南亞的佛教中心，但印度教也並得不衰，9世紀末創建、12世紀完成的吳哥城以及以後建立的吳哥窟大伽藍，即爲兩教混合在寺廟建築上的反映。此後，由于受到外族的影響，大乘佛教和印度教趨于衰微。14世紀中葉之後，泰國的上座部佛教傳入柬埔寨，逐漸推行兩派僧王製度，並定爲國教。國王爲佛教的當然護持。20世紀初葉，柬埔寨人民在反抗法國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中，雖然許多佛寺受到破壞，但佛教仍有一定的發展。很多僧侶參加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創辦了巴利語學校、西哈努克大學和佛教研究所，出版了高棉字母的巴利語叁藏典籍和高棉文譯文的部分上座部經論。
泰國 古稱暹羅。從那坤巴通發掘出的佛教文物和寺塔遺址判斷，早在公元前，已有小乘佛教的傳入。以後，婆羅門教和大乘佛教才由印度傳入南暹羅及其沿海鄰國。11世紀，緬甸的阿努羅陀王朝崛起，其勢力擴展到暹羅北部和中部的許多地區，阿努羅陀王笃信小乘佛教，並大力支持其發展傳播。因此，小乘佛教又一度在暹羅，特別是北部地區流行。13世紀中葉，泰族在速可臺建立了獨立的部族國家，勢力逐步向南擴張，將南暹羅地區納入其統治範圍，並接受流行于這個地區的大乘佛教。同時，帶有婆羅門教色彩的大乘佛教宗教儀式，也逐步爲泰國小乘佛教信徒所接受。此前，錫蘭曾于12世紀時舉行佛教第七次結集，整頓僧團組織，嚴肅戒律，使上座部佛教在錫蘭臻于隆盛。當時北暹羅地區的一些部族國家，都派遣比丘前往學習，並傳入具足戒儀式。速可臺王朝建國初期，錫蘭教派勢力，已擴展到南暹羅地區，並在那坤室利塔瑪羅陀建立錫蘭派傳教中心。速可臺王朝第叁代君主拉馬康亨，曾迎奉錫蘭僧團到都城弘揚教義，使錫蘭教派得以流行，而大乘佛教卻退居次要地位。此後，佛教在封建君主的護持下，逐漸形成僧王製度，佛教幾成全民信仰，滲透到日常生活習俗之中。速可臺王朝第四位君主黎汰王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曾一度出家爲僧，開創了泰國國王必須在一定時期內出家爲僧的先例。他于1361年迎請錫蘭高僧，用上座部佛教統一了本國的宗教。
1767年，大城王朝的阿瑜陀耶爲緬甸攻陷時，王宮和各寺院所藏典籍及經像文物，均毀于兵火。吞武裏王朝建立後，國王鄭昭下令收集佛教文獻，彙集整理保存，但不久鄭昭被弑身死，此項工作遂告停頓。曼谷王朝建立後，拉瑪一世繼承鄭昭未竟的事業，于1788年召集230名碩學比丘和30名皇家學者，對已收集的叁藏典籍進行整理編定，此即泰國佛教史上的第九次結集，編寫的叁藏名爲“結集版叁藏”或“皇家版叁藏”，共計288箧。在拉瑪四世統治時（1851～1868），對佛教進行了改革，在上座部內出現了一個要求嚴格遵守戒律的派別，稱爲“正法派”，而把傳統的佛教稱爲“大衆派”，這兩派在教理上沒有重大差別，只在遵守戒律方面有所寬嚴。現泰國佛教主要是這兩派。拉瑪五世朱拉隆功王在位時（1868～1910），提出將全部叁藏付印的計劃。付印前，不僅對泰文本作了詳盡的校訂，還和高棉文、僧伽羅文及孟加拉文進行了比勘，于1893年出版，共39卷，印行1000部。這次編印的泰文藏經，尚遺小部經8種未曾編入。1925年拉瑪七世繼位時，遵照其兄拉瑪六世遺囑，重編泰文叁藏，收錄所缺的小部各經，編爲45卷，于1928年全部出版。現泰國有90%都是上座部佛教徒。
緬甸 佛教傳入較早。根據《島史》記載，印度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紀曾派須那與憂多羅兩位長老到金地傳教，有人認爲金地即今之下緬甸塔通地區，但此說不能認爲確鑿的史實。公曆紀元前後，從東南印度到緬甸有航路可通，錫蘭與緬甸的交通通過東南印度爲中心而發展起來，因此錫蘭的上座部佛教大概是通過海道傳入的。據骠族（緬甸族一支）古都卑謬發現的碑文記載，5世紀時，錫蘭已流行上座部佛教。6世紀後期，佛教密宗的阿阇利耶教，又傳入緬甸的蒲甘地區。11世紀中葉，蒲甘王朝阿努陀羅王統一緬甸全境，他排斥了阿阇利耶教，立上座部佛教爲國教，尊阿羅漢長老爲國師；1058年始創緬文字母，音譯了上座部佛教叁藏典籍，奠定緬甸上座部佛教的基礎。此後緬甸王朝雖幾經變遷，但一直信奉佛教。13世紀末，蒲甘王朝崩潰，緬甸出現了南北朝分立，但南北朝都信奉佛教，北方在阿瓦大造寺廟佛塔，南方也修建大金塔。此後曆代國王都將大金塔增高，並敷金箔，增設回廊，形成現代所見的形態。18世紀中葉，緬甸南北朝爲雍籍牙王朝所統一，佛教十分繁榮。這個王朝的孟雲王在明恒費時11年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磚塔和一口大鍾。12～19世紀末，僧伽羅僧伽派和末羅姆摩僧伽派逐漸分裂，形成善法派、瑞琴派、門派等。1871年，明頓王曾召集各派長老2400人于曼德裏舉行第五次結集，重編緬文巴利叁藏，後將全部經典刻在729塊大理石碑上，以垂永久。隨著20世紀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緬甸僧侶建立了佛教組織，參與反英殖民主義的鬥爭。緬甸獨立後，曾于1956年釋迦牟尼涅槃2500年紀念時，邀請各國佛教界代表，舉行了有2500人參加的第六次結集，校勘上座部緬文巴利叁藏，印行結集版藏經51卷本。1961年，宣布佛教爲國教，繼又取消國教的地位，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目前緬甸佛教徒約占總人口的80%以上。
印度尼西亞 在公曆紀元前後，印度尼西亞是海上交通的要沖，居民都爲印度人，主要信仰婆羅門教。5世紀初，法顯去耶婆提（今蘇門答臘及爪哇）時，據他著的《佛國記》所載，當地盛行婆羅門教，但亦有少量的佛教。稍後，印僧求那跋摩赴華，路經阇婆時，已見佛教甚爲流行。據中國史籍《宋書》、《南史》和《梁書》的記載，5世紀中葉至6世紀上半葉，蘇門答臘、爪哇和巴厘等地已廣信佛法，崇仰叁寶。7世紀末，在蘇門答臘地區建立了室利佛逝王國。中國高僧義淨往返印度時都在此落腳，據其所述該地大小乘並舉；但從出土的文物看，密教系的觀世音菩薩和多羅菩薩信仰也很普遍。8世紀初，到中國的印度高僧金剛智，曾在室利佛逝滯留，不空即在阇婆拜金剛智爲師。可見8世紀前後大乘佛教特別是密教一系在室利佛逝十分流行。8世紀以後佛教由室利佛逝向馬來半島發展，當地王室都信奉密教，在馬來半島建立了大批密教寺院，民間亦多信奉者。
5世紀以後佛教在爪哇廣爲流傳。8～9世紀，在中爪哇建立的夏蓮特拉王朝諸王，都信奉大乘佛教與印度教混合的密教，建立了很多寺院，如世界馳名的婆羅浮屠大寺，高達十層，代表十法界，石砌回廊都刻有精美的浮雕，莊嚴雄傳，是世界美術史上的奇觀。（參見彩圖插頁第14頁）
10世紀初，室利佛逝的高僧編集了著名的佛教教義書《聖大乘論》。13世紀庚·安祿在東爪哇創建的新诃沙裏王朝和14世紀韋阇耶建立的滿者百夷王朝都信奉佛教。爪哇佛教是大乘密教和印度教濕婆派的混合物。他們把佛陀和濕婆看作一本，在崇拜的對象中雜有印度教的很多神祗。15世紀伊斯蘭教傳入爪哇後，佛教和濕婆派的信仰逐漸衰落，以致絕迹。
越南 盛傳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僅流行于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區，信徒僅及大乘佛教的10%（見越南佛教）。
培養中國佛教專門人才的院校。1956年創辦于北京，院址設在法源寺。在中國佛教協會領導下，由院務委員會負責教學、行政一切事宜。學僧來自全國各地寺院，分設本科、專修科2班，共100多人。1961年設研究部。次年開辦藏語班，學員來自西藏、四川、青海、雲南等省。10年間共培養300多人，現大部分在各地寺廟任住持和管理工作，少數從事佛學研究。1966年停辦。1980年複校。設2年製專修科1班，1982年設本科2班。又在蘇州靈岩山和南京棲霞山各設分院1所。全國有條件的地區和寺廟也先後成立佛學院和培訓班。現已招生開學的有上海佛學院、四川尼衆佛學院、福建佛學院、廈門南普陀佛學院以及各地的佛學培訓班等。
中國佛教僧衆辦學始于20世紀初。1903年，湖南僧人笠雲得日僧水野梅曉之助，在長沙開福寺首創湖南僧學堂。繼起的有揚州天甯寺的普通僧學堂和南京叁藏殿的江蘇僧師範學堂。1907年，楊文會在南京金陵刻經處又創辦精舍（又名梵文學堂）。上述學堂爲時不久即告停辦。辛亥革命後，佛教各類院校再度勃興，其中較著名的有1914年創辦于上海，專研華嚴教義的華嚴大學；1918年創辦于浙江甯波雙宗寺，專研天臺教義的觀宗學社（後改名弘法研究社）；1922年創辦于武昌，師資、課程設置比較完備的武昌佛學院；1925年創辦于福建廈門南普陀寺，叢林化的閩南佛學院；還有1922年成立于南京的支那內學院、1927年創辦于北京的叁時學會以及1932年成立于四川重慶缙雲山的漢藏教理院。這些院校大都在30~40年代先後停辦。
此外，尚有北京廣濟寺的弘慈佛學院，法源寺的中華佛學院，瑞應寺的中國佛教學院，柏林寺的柏林佛學院；開封的河南佛學院；安微九華山的九華佛學院，安慶迎江寺的安微佛學院；浙江普陀山的南海佛學院，杭州的武林佛學院/；湖南甯鄉的沩山佛學院；江蘇常熟的法界學院，泰縣的覺海佛學院（後改名光孝佛學院），常州清涼寺的清涼學院、天甯寺佛學院，鎮江的竹林佛學院、焦山佛學院，蘇州靈岩山佛學院；福建福州的鼓山佛學院；廣東潮州開元寺的嶺東佛學院，以及上海玉佛寺的上海佛學院、靜安寺佛學院等，辦學時間大都不長。（參見彩圖插頁第16頁）（林子青）
佛教流傳于歐美，至今約有150年。但歐洲人最初對佛教的了解，則可上溯到公元前329年希臘亞曆山大大帝侵入鳊河流域時期。公元前259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派遣佛教布道團去希臘屬地傳教。在中世紀，佛陀的本生故事通過中亞穆斯林學者的介紹傳入歐洲，在西歐和東歐很多地區廣泛流行。據《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1982年的統計，歐洲有佛教徒21萬余人，北美約近19萬人，南美有50萬余人，其中極大部分是亞洲移民的後裔或僑民，分屬于南傳上座部和北傳大乘佛教的許多派別。佛教傳入歐美後，爲了適應當地的社會生活，在戒律和儀式方面有很多變化。
在歐美，佛學的研究，早于佛教的傳播。17～18世紀歐洲的一些著名哲學家如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等人都已談到了佛教。特別是18世紀末，歐洲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向亞洲進行殖民擴張後，他們爲了改變當地居民的信仰，使其成爲基督教徒，開始對東方宗教，特別是對有影響的佛教進行研究。
英國 佛學研究 1788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立後，殖民當局鼓勵對印度巴利語和梵語的研究。英國傳教士克拉夫于1824年發表的《巴利語語法和語言》爲其濫觞。隨著法國東方學家鮑諾夫與拉森發表了《巴利語論集》（1826），英國傳教士斯賓塞發表了《東方僧門》（1850）和從僧伽羅文譯出《現代佛教手冊》（1853），這些著作引起了西方學者最初對佛教的興趣。1833年英國駐尼泊爾公使霍格森在尼泊爾收集了大量梵文貝葉經文獻，分贈倫敦大學和牛津大學。鮑諾夫根據霍格森提供的資料整理出版了《鳊佛教史導論》（1845），在鮑諾夫門下的馬克斯·缪勒受英國皇家學會的委托，編譯出版了《東方聖書》49冊，其中包括不少佛教大、小乘的經典。英國佛學家李斯·戴維斯夫婦，在1881年建立了巴利聖典協會，馬浩瀚的巴利語叁藏和注疏用羅馬字刊出，並把其中一部分譯成英語，這爲歐洲的佛學研究打開了大門。20世紀初，英國探險家斯坦因曾3次到中國新疆和中亞“考察”，掠奪了敦煌千佛洞所藏大批梵文、龜茲文、于阗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經典，這些文獻在西谝有出後，震動了歐洲的學術界，引起了對佛教考古學、佛教語言學和文獻學的舉。由于對佛教文學和考古的研究也推動了佛教信仰的宣偉。亞諾爾特所寫的《亞洲之光》（1879）和卡洛斯所著的《佛陀的福音》（1897），用優美通俗易懂的散文和詩歌描繪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深受一些群衆的歡迎。
佛教傳播 20世紀初，英國始有佛教徒，第一個比丘是貝納特（法名阿難陀彌勒）。他于1898年去錫蘭（今斯裏蘭卡）、緬甸研究佛法，在緬成立了國際佛教會；1908年率布道團去英國傳教，但遭到了失敗。1906年傑克遜、埃侖等人在倫敦首先組織了英國佛教協會，公推李斯·戴維斯爲會長。兩年後，改名爲大不列顛和愛爾蘭佛教會，並在利物浦、伯明罕、曼徹斯特、牛津、劍橋和布萊登等地建立分會，出版《佛教評論》。參加這個會的主要是一些對佛學有舉的知識分子和一部分白人信徒。這個會由于創建人相繼逝世，不久即衰落。1924年法官洪飛斯在英國靈智學會中建立佛教中心，出版《英國佛教》；1926年又從靈智學會中分離出來，單獨成立了倫敦佛教會，並在丹佛、愛丁堡等地建立分支，把《英國佛教》改名爲《中道》。這個會提倡大、小乘並行，參加的人數較多，迄今還有重要的影響。1926年錫蘭的達摩波羅去倫敦傳播佛法，創立了摩诃菩提會倫敦分會。這個組織主要宣傳南傳上座部的佛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佛教一度衰落，戰後即又複蘇，除原有的大小乘佛教繼續發展外，還引入了藏傳佛教的很多派別。如空仁波且建立的桑耶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索巴仁波且主持的曼殊室利研究所等。
近年來，英國佛教徒人數有較大的增長，1970年聯合王國有佛教徒約3萬人，1975年驟增至8萬多人，1980年又增至12萬人以上。1970～1978年每年平均增長率爲11。3%，其中藏傳佛教信徒約占50%，上座位中佛教徒約占25%，大乘禅宗佛教徒約占25%。出現了12個要佛教中心和45個教團組織。
德國 佛學研究 最早的倡導人是馬克斯·缪勒。最初弘揚佛法的是奧登堡。他著有《佛陀生涯·教義·教團》一書，曾被翻譯爲14種文字。與奧登堡同時代的有威柏、紐曼、蓋格、格拉澤納普、瓦勒澤爾，他們有的研究巴利語經典，有的研究梵語經典，其中有些人還兼通漢語和藏語等。在紐曼、塞登斯杜車、奧登堡等人通力協作下，把巴利語阿含經典全部譯成了德語。繼起者有安吞蘇特（法名叁界智）、格林和達爾克等人。叁界智把巴利語經典《清淨道論》和《彌蘭陀王問經》譯成德語。達爾克在歐洲最初用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闡述佛陀的教義，著有《佛教》、《佛教的世界意識》等書。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後，研究佛教貢獻較多的魯本在《印度哲學史》（1954）中對佛教的起源和發展作了系統的闡述，並且編集、翻譯出版了《印度佛教資料選輯》。早期德國的佛學研究著重翻譯、校勘巴利語佛典，闡述小乘佛教的教義，但後來也擴及大乘佛教和藏傳佛教的研究，翻譯和出版了不少著作。1956年霍夫曼發表的《西藏宗教》一書在學術界受到好評。
佛教傳播 1913年，塞登斯杜車首先在柏林建立了德國佛教傳道會，陸續出版了《佛教徒》、《佛教新報》、《佛陀世界鏡報》等。1921年格林和塞登斯村車在慕尼黑附近的烏亭建立了佛教聯合會，出版了《乘》雜志，參加這個組織的有500人。1925年瓦勒澤爾在慕尼黑創立了佛教協會，主要宣傳佛教的哲學思想，普及佛教的知識。1932年達爾克在柏林北郊的福祿那烏建立了有名的佛教精舍，內設佛殿、禅堂和圖書館等，是歐洲佛教運動的中心道場之一。1951年柏林佛教徒建立了柏林佛教會，1954年建立了漢保佛教會，1955年聯合成立了德國佛教會。1960年改名爲德國佛教聯合會，設總部于漢堡，這是聯幫德國佛教徒的統一組織。同年，藏傳佛教信徒在柏林建立了聖彌勒寺，又稱聖彌勒教會，主要宣傳和實踐密宗的教義。根據《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刊》的報告，聯幫德國約有佛教徒7萬人（另說少于5萬人）。佛教徒大都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如漢堡、柏林、慕尼黑、斯圖加特和下萊茵等地。
法國 佛學研究 至今已有100余年曆史。首辟蹊徑的是鮑諾夫，他在巴黎倡立了法亞協會，把梵語《妙法蓮華經》等譯成法語。繼起者有列維、福切爾和波爾茲洛斯基等。列維長期研究漢藏和梵文佛典，校勘《中邊論頌》法譯《大簡編城嚴經論》，另外和日本佛教學者高楠順次郎等編纂了佛教詞書《法寶義林》，現已出版6卷。列維的弟子普桑，用法語校訂、注釋龍樹的《中論頌》及釋月稱的藏譯《明句論》，另外，把玄奘所編譯的《成唯識論》和世親的《俱舍論》譯成法語。列維等人的活動爲歐洲現代佛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巴黎法蘭西學院的協諾、戴密微和費洛賽特對梵漢佛教研究也作出貢獻。佛教信仰者卡貝爾曾精心校訂了全部巴利語大藏經。在藏傳佛教研究中比較突出的有大衛·尼爾和拉露。拉露著有《西藏的宗教》（1957）和《敦粕所藏十萬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藏文寫本》（1939）等。
佛教傳播 最早的佛教組織——佛教友誼會是在中國太虛法師的推動下，1929年由龍伯爾建立的。以後改名爲巴黎佛教會，自1939年起出版《佛教思想》月刊，定期舉行佛事，展覽佛教藝術，是目前法國佛教徒的統一組織和活動中心。1945年後，大批越南佛教徒定居法國，在巴黎建立了越南佛教徒聯盟。近年來，藏傳佛教各派在法國也很活躍。甯瑪派在卡斯特朗市仿照西藏寺院的形式建立了烏金滾桑卻林寺，該寺占地面積120公頃，規模宏大，每年有大批法國和歐洲的藏傳佛教信徒去學習密法。據《基督教百科全書》統計，1980年法國有佛教徒近3萬人，其中約有半數是亞洲裔佛教徒，蓁爲法國佛教徒。主要集中在巴黎、格裏茨、班尼斯堡、莫金等城市。
美國 佛學研究 是在西歐的影響下出現的，但有後來居上之勢。1893年在芝加哥舉行世界宗教會議後，美國學術界開始注意對佛教的研究。哈佛大學首先發起了《東方從書》的編譯工作。華侖翻譯了幾部佛經，巴庇特譯注了《法句經》，卡洛斯寫作了《佛陀的教說》，華特發表了《禅道》，特別是日本鈴木大拙有關禅宗一系列的傳譯、講演和著作引起了廣泛的興趣。自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止，佛學研究一度消深。但戰後隨著佛教的急遽發展，佛學研究也進入了高潮。在50～60年代，禅宗的研究風靡一時，滲透到了哲學、文藝、音樂、醫學、心理學、社會學各個領域。在這方面影響較大的是亞米斯《禅與美國思想》（1962），杜姆林的《現代世界佛教》（1960），卡普洛的《禅門叁柱》，福洛姆的《心理分析與佛教禅學》和《愛的藝術》，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禅》（1963）等。美國的禅宗披上了新大陸的形式，有所謂穩如泰山廢禅、雜燴禅、方禅和禅外禅等種種禅門。此外，在這個時期，正值亞洲民族民主革命風起雲湧，佛學研究爲了配合政治，大力開展了對中國和東南亞、南亞各國佛教現狀的調查研究工作。普林斯頓大學組織、出版了一套專門研究南亞、東南亞諸國政治與宗教關系的叢書。哈佛大學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威爾奇發表了3部關于中國佛教的著作：《1900年至1950年中國佛教的實踐》（1967）、《中國佛教的複興》（1968）和《毛澤東統治下的佛教》（1972）。70年代西藏的密教或金剛乘在美國興起以後，湧現了大批研究和宣傳西藏禅法的著作。如韋曼的《佛教的創始與怛多羅的傳統》（1962），埃克沃爾的《西藏的宗教習俗》（1964）等。目前美國很多著名大學都開設佛學課程，設有博士學位，出版定期的刊物，其中重要的有《世界佛教研究協會會刊》、《東西方哲學》、《金蓮》等。
佛教傳播 美國是一個盛行基督教的國家，原沒有佛教。19世紀末期，日本向太平洋地區擴張，開始向夏威夷群島移民。日本佛教也隨之展開活動。日本佛教徒首先在夏威夷等地建立了淨土宗別院（分寺）。日本西本願寺也派人去火奴魯魯（檀香山）等地傳教，建立了寺院。夏威夷並入美國後，佛教活動尤爲活躍。隨著日本移民湧入美國本土，西本願寺和其他教派（日蓮宗、真言宗、禅宗的臨濟宗和曹洞宗等）派出大批傳教人員並建立衆多的寺院。1899年西本願寺 田宗惠開始夏日金山活動，逐步建立了今天最有勢力的佛教團體——美國佛教會。接著在洛杉矶、芝加哥、紐約等地建立佛寺，發展教徒。1900年只有佛教徒幾千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發展到18000人。佛教由美國北向加拿大，南向巴西、阿根廷等地傳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日美處于戰爭狀態，日本的傳教活動被勒令停止，一度受到挫折，但在戰後即恢複並有較大規模的發展。50～60年代，美國佛教信仰的主流是大乘禅宗和日蓮正宗。千崎如紀最先在紐約建立了第一禅院，佐佐木周承在紐約又建立了臨濟宗禅堂。創價學會是附屬于日蓮正宗的在家居士社團，由于它的教義具有現代化的內容，儀式簡單，組織比較嚴密，適應美國的社會生活，在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崛起後，聲速成爲美國佛教中最大的教派。70年代以後，藏傳佛教的甯瑪派、薩迦派、噶舉派等主要教派都在美國傳教、建寺，吸引了大批群衆參加。南傳佛教的上座部也在華盛頓、洛杉矶等地建寺，開展活動。中國的大乘佛教在上世紀末就由華僑傳入夏威夷，以後又傳入美國本土，在夏威夷設有中華華僑佛教總會，修建富麗堂皇的檀華寺和啓華學校在紐約、舊金山都設有佛教會和寺院，參加中國佛教會活動的極大部分是華裔和僑民。
目前美國佛教徒約有20～30萬人（不包括信仰藏傳佛教的信徒），有40個較大的佛教團體、教派組織。其中重要的有美國佛教會（西本願寺）、北美日蓮佛教會（創價學會）、美國佛教聯合會（白人組織）、泰西佛教團、美國第一禅堂、東漸禅窟、華盛頓上座部佛教中心、普世佛教徒聯誼會、夏威夷華僑佛教總會、舊金山紐約華僑佛教會、曹洞宗北美教友會、高野山美國別院、淨土宗美國別院、羅徹斯特禅宗中心、藏傳佛教甯瑪派禅定中心、噶舉派禅定中心、薩迦派研究中心、中美佛教總會等。佛教徒分布在美國十幾個州，藏傳佛教徒集中在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華盛頓州、馬薩諸塞州、科蜀拉多州、佛蒙特州；大乘佛教徒集中在夏威夷、舊金山和紐約叁地；南傳上座部佛教徒集中在華盛頓、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凱米爾。佛教爲了適應美國的社會生活，已有了很多的變化。宗派、寺院常被稱爲教會，教徒稱爲會員。有些教派還仿效基督教劃分教區，附設青年會、婦女會、童子軍等。宗教生活一般這排在星期日上午在佛寺中舉行，在鋼琴伴奏下，讀誦英譯的佛經，代替了東方的晨鍾暮鼓，頂禮焚香。在軍隊中還配有隨軍僧侶。
其他各地 近來年，意大利、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國對佛教的研究也很活躍，建立了不少佛教研究所和佛學研究中心，出版了一系列佛教研究菱和葫早。例如意大利的中東遠東研究所，在村齊的主持下編輯出版了著名的《羅馬與東方叢書》，其中包括很多佛教著作。但在這些國家中，佛教信徒屈指可數。（黃心川）
中國各民族佛教徒的聯合組織。1953年成立于北京。該會的宗旨是：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耋全國各民族佛教徒發揚佛教優良傳統，職極參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促進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該會章程規定其任務爲：①團結和倡導廣大佛教徒參加各項爲人民服務的工作，“莊嚴國土、利樂有情”；②在愛國愛教的立場上，維護教徒信仰自由的權利，推動教徒學習宗教政策和其他有關政策法令，愛國守法；支持教徒管好宗教活動場所，開展正常的宗教活動；③積極開展佛教教育和學術研究，出版佛教書刊，協助政府保護佛教文物古迹；④發展與各國佛教信徒的友好聯系，增進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根據上述任務，近年來全國各地修繕了大批寺院，其中有北京的雍和宮、法源寺；上海的玉佛寺、龍華寺；江蘇蘇州靈岩寺、南京棲霞寺；浙江杭州靈隱寺、天臺國清寺；廣東南華寺；福建的鼓山湧泉寺等以及西藏的許多寺院，並先後陸續開放供廣大佛教徒進行宗教活動。在開展佛教教育和學術研究方面，恢複了中國佛學院，並開辦靈岩山分院和棲霞山分院；上海、福建、四川、甘肅、西藏等地也各自創辦了佛學院。恢複金陵刻經處，成立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發掘、拓印、整理、研究和印行房山石經。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動日益增多，先後多次參加世界宗教者和平會議和亞洲宗教和平會議；與世界各國特別是日本佛教徒的友好往來頻繁，1980年與1984年在西安與日本佛教界共同舉行了善導大師圓寂1300周年紀念法會和惠果、空海紀念堂落成典禮法會。
該會現任名譽會長爲班禅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會長趙樸初。出版會刊《法音》，向國內外發行。（王新）
國際佛教學術研究組織，簡稱IABS。1976年成立于美國威斯康辛州的麥迪遜。主要任務是在國際範圍內促進和加強佛教各個領域的研究；組織國際佛教學者的協作和交流；出版學習和研究佛教的工具書；鼓勵和支持刊布、翻譯佛教的原始文獻；定期出版《國際佛教研究協會期刊》；舉行定期的國際佛教研究會議和地區性的會議。參加這個組織的有各國從事哲學、宗教、心理學、曆史學、社會學、人類學、藝術和考古學等方面的專家和學者。自1976年成立後已先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印度那爛陀巴利語佛教學院，加拿大曼尼士巴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召開了5次大會。中國曾派學者出席在印度、加拿大等國召開的大會。該會現設有歐洲、美洲和亞洲叁個地區中心。常設的權力機構由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各個地區中心的秘書和若幹著名佛學家組成。會址設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南亞學系。（于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