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g

　　佛教教义。音译舜若。佛教用来表述“非有”、“非存在”的一个基本概念。佛教各时期、各派别对空的解释不一。在原始佛教中，空只是整个佛教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普通概念。部派佛教时期，这一概念成为当时争论的重点之一。大乘佛教时期，尤其是般若经系统的大乘思想则进而以空为其理论基础。从所否定的对象来说，空可分“我空”、“法空”两种。我空，即认为一切有情都是由各个组成元素聚合而成，不断流转生灭，因此不存在常一主宰的主体——我，这是小乘佛教的观点；法空，则认为一切事物都依赖于一定的因缘或条件才能存在，本身没有任何质的规定性，但法空并非虚无，它是一种不可描述的实在，称为“妙有”，这主要是大乘中观派阐明的观点。从论证的方式来说，空可分“分析空”、“当体空”两种。分析空即从统一之可分解为若干部分或因素上，从事物的生灭变化上，说明事物的不实在和不自在，这主要是小乘所采用的方法；当体空则认为一切事物无须分解，只要用空的理法去观察，就可以明白它本身就是空的，这主要是大乘所采用的方法。从是否终极真理来说，大乘又把空分成“但空”、“不但空”两种。把空当作绝对的虚无，认识不到它实际是有的一种存在形式，即一种妙有，就是但空，也叫“恶趣空”；反之，如能认识到事物不但有空的一面，还有不空的一面，认识到空不遣有，有不离空，空中摄有，有内存空，这就是不但空，也叫中道。从上述几种对空的基本解释出发，佛教各派还推衍出三空、四空、六空、七空、十空、十一空、十二空、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十九空、二十空等。其中以《大品般若》、《大智度论》所说的十八空影响较大。（方广錩）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这一。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以后广泛传播于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历　　史

　　起源　　佛教创建时，印度已经进入了封建领主统治的农奴社会。当时印度传统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种信仰，以及婆罗门作为一切智的垄断者和神权统治的代表的地位开始动摇，成为众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现了种种反传统信仰的沙门思潮。

　　佛教属于沙门思潮之一。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是释迦族的一个王子。关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传佛教中，至今仍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纪。他在青少年时即感到人世变幻无常，深思解脱人生苦难之道。29岁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译觉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区向大众宣传自己证悟的真理，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从而组织教团，形成佛教。80岁时在拘尸那迦逝世。

　　演变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场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来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技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上座部（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和大众部在教义上有较大差别。两在部的主要差别是：①对法（事物、存在）的认识。大众部认为“过去未来，非实有体”、“现有体用，可名实有”，即认为一切现实都依因缘生灭，过去的已经灭了，没有实体，未来的没有生起，也没有实体，仅仅现在一刹那中才有法体和作用；说一切有部主张法体是永恒存在的，过法、现在和将来三世也都是实有的，即所谓“法体恒有”、“三世实有”，被称为我空法有论。②对佛陀的认识。大众部认为生灭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而非实身，佛陀的实身是积累极长期的修行而成，他有着无际的寿命和威力，所说一切言语为随机说法，并以一音说一切法；说一切有部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化身，认为佛说言语并非都是经教，也并不是一音说一切法。③对声闻和菩萨的认识。大众部强调菩萨广度众生的慈悲愿力，轻声闻而贵菩萨；说一切有部虽承认声闻、缘觉、菩萨能修行根性和所修行道路有差别，但认为佛与声闻、缘觉所得解脱没有差异。

　　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根据《大般若经》、《维摩经》、《妙法莲华经》等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进行修持和传教，形成了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两大系统，而将早期佛教贬称为小乘。

　　佛陀逝世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此派创始人龙树，阐发“空”、“中道”、“二谛”的思想，其弟子提婆继续弘扬龙树的学说，使大乘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以后还有清辩和佛护、月称等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中观的思想，形成自续派和应成派。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

　　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尊基人是无著和世亲。无著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其弟世亲，原是说一切有部学者，后从无著改宗大乘，称“千部论师”。无著世亲弘扬“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唯识论，此后传承主要有难陀、安慧、陈那、护法之后还有戒贤、亲光等。

　　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传播　　佛教原来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从此遍传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同时又派传教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

　　佛教向亚洲各地传播，大致可分为两条路线：南向最先传入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传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

　　佛教向斯里兰卡传播，约在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派他的儿子摩哂陀去斯里兰卡传授上座部佛教。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出现了两个佛教派别：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3世纪上半叶大乘佛教传入斯里兰卡，在无畏山寺派中又分出了南寺派。5世纪初，觉音用巴利语对南传三藏进行了整理和注释，确立了上座部教义的完整体系。大寺派被认为是南传佛教的正统派。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的佛教都承受斯里兰卡大寺派的法统。12世纪以后，由于外族和殖民主义者的侵入，斯里兰卡佛教曾两度受到破坏，后再由缅甸和泰国重新传入。

　　上座部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约在4~5世纪。11世纪中叶，薄甘王朝的阿奴律陀王，建立缅甸最早的统一封建王朝，曾奉大寺派佛教为国教。以后历代王朝都保护佛教，建立了大量雄伟华丽的佛塔，如18世纪所建仰光大金塔等。

　　佛教由斯里兰卡传入泰国约在12世纪左右。13世纪，泰国素可泰王朝宣布奉佛教为国教。18世纪曼谷王朝诸王都笃信佛教。19世纪中叶以后，拉玛四世对佛教进行改革，形成新旧两派，绵延至今。1919~1927年刊行了全部三藏注释及藏外典籍。泰国目前是东南亚佛教兴盛的国家，被称为“僧侣之国”。

　　5~6世纪时，佛教传入扶南（早期柬埔寨），当时大小乘兼传。6世纪扶南改称为真腊，宗教信仰为大小乘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存在，这明显地反映在宗教仪式和9~12世纪吴哥城的许多宫殿建筑上。14世纪中叶后，柬埔寨沦为泰国的属国上座部佛教随之传入。以后，老挝又从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

　　从5世纪起，佛教开始传入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巴厘等地。据中国高僧义净的记述，7世纪中叶印度尼西亚诸岛小乘佛教盛行，以后诸王朝都信仰大乘佛教与印度教；至15世纪伊斯兰教开始盛行。

　　约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在汉代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至南北朝时传播于全国，出现了很多学派。隋唐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很多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宗派。宋代以后，佛教各派趋向融合，同时儒、佛、道的矛盾也渐趋消失。7~8世纪佛教分别由印度和中国汉族地区传入中国西藏，至10世纪中叶后形成藏语系佛教，后又辗转传到四川、青海、甘肃、蒙古和俄国布利雅特蒙古族居住的地区。

　　大约在2世纪末，佛教从中国传入越南。在4~5世纪时获得广泛传播。10~14世纪，越南佛教进入兴盛时期。泰国和缅甸佛教对越南佛教也产生影响。

　　4世纪后半叶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高句丽。7世纪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后，由中国传入的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都很盛行，以后禅宗尤为兴盛。14世纪末刊行了《高丽藏》。14世纪李氏王朝虽然一度采取排佛崇儒的政策，但朝鲜佛教仍然有所发展，17世纪中叶以后开始衰落，至近代又有所复兴。

　　6世纪，佛教从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此后一直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7世纪初，圣德太子在《十七条宪法》中要求全体臣民“皈依三宝”。从中国隋唐时期开始，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留学僧，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日本。12世纪以后，日本佛教形成很多民族化的宗派。

　　在印度阿育王时传至叙利亚、埃及等国的佛教，以后又传到非洲一些地区，但影响不大。

　　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佛教先后传入欧洲和北美。1906年英国成立“英国佛教协会”，欧洲佛教徒开始有自己的组织。以后英、法、德、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都有佛教僧团和研究机构。佛教传入美国后，又北传加拿大，南传巴西、秘鲁、阿根廷等国。

　　目前佛教已传播到世界各大洲。但主要仍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这个地区的佛教信徒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信徒。

　　派　　系

　　传教传播到每一个地区以后，由于受到当地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形式和内容都有相应的变化，形成许多宗派。

　　中国：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大系统。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学派和宗派。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此外还有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几个小派。其中格鲁派的规模最大。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有润（又分摆罢、摆孙二个支派）、摆庄、多列（又分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坐四个支派）、左抵四派（见中国佛教）。

　　日本：有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临济、曹洞、黄檗）、日莲宗等；现代尚有属于日莲系的新兴宗派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见日本佛教）。

　　朝鲜：有曹溪宗、涅槃宗、太古宗和圆佛教等（见朝鲜佛教）。

　　斯里兰卡：早期有大寺派、无畏山寺派和祗多林寺派；现代有暹罗派、阿摩罗普罗派、罗曼那派等三大派（见斯里兰卡佛教）。

　　越南：有灭喜禅派、无言通禅派、草堂禅派、竹林禅派、了观禅派和禅净合一的莲宗派等（见越南佛教）。

　　缅甸：早期有僧伽罗僧伽派、末罗姆摩僧伽派、偏袒派、全缠派、现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

　　泰国、柬埔寨、老挝：主要佛教宗派有法相应部和大部派。

　　教　　义　　与　　经　　典

　　基本教义　　原始佛教的主要教义有四谛、缘起、五蕴以及无常、无我等。公历纪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陆续出现一批阐发大乘思想的经典，在理论上发挥了空、中道、实相、六度的学说，对教义有所发展。其中主要的有无住涅槃、缘起性空和唯识说。

　　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上有许多创新。主要的有三谛圆融、一念三千以及顿悟、十玄、六相和三观等。

　　经典　　佛教典籍分为经、律、论三藏。“藏”（Pitaka）的原意是可以盛放东西的竹箧，有容纳、收藏的含义，佛教用以概括全部佛教典籍。经是释迦本人所说的教义；律是佛陀为教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规则及其解释；论是为阐明经、律而作的各种理论的解释和研究。尚有一部分佛教僧侣、学者对三藏所作的注疏、撰述，称为“藏外典籍”。三藏在南北朝时称“一切经”，隋代以后称“大藏经”。

　　大藏经按语系划分，一般认为有三大系统：巴利语系、汉语系、藏语系。梵文经典只有少量残存于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近年来，中国新疆和克什米尔又发现了一些，主要是大乘经典。

　　巴利语系大藏经　　流传在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泰国和中国云南的傣、布朗和德昂等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上座部佛教的经典，现存的最完善版本巴利语大藏经，是1954~1956年间缅甸政府召集的第六次结集时勘定的。另外，这个体系也包括用僧伽罗全罗文，泰文、缅甸文、高棉文和老挝文等译出的佛典。

　　汉语系大藏经　　流传在中国汉族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主要内容为翻译印度的佛教经、律、论和中国、朝鲜等国僧人的撰述。汉语系的佛经大部分是从梵文译出的，一部分是从巴利语或西域语言（胡语）译出的，版本甚多。第一次刻本是宋开宝四年（971）所刻的《开宝藏》。后历宋、辽、金、元、明、清各代，有22种刻本和排印本，另外朝鲜和日本也刊行多种。据《开元释教录》载，入藏的经典有1076部，5048卷，其中属于大乘经、律、论的638部，2745卷，属于小乘的330部，1762卷。又据元代《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载入藏经典为1532部，5814卷。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1932）共收3493部，13520卷。目前中国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拟收23000卷，从1984年起已陆续出版发行。

　　藏语系大藏经　　流传在中国藏、蒙、土、羌、裕固等民族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蒙古、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内容分为甘珠尔、丹珠尔、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正藏，收入律、经和密咒三个部分；丹珠尔也称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三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藏、蒙佛教徒有关著作。藏文大藏经自1313~1939年，各地共刻出11种不同的版本。

　　另有从汉语或藏语转译的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和西夏文大藏经。

　　僧　　伽　　制　　度

　　出家僧尼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定及传统习惯。相传释迦牟尼成道后，到鹿野苑为　　陈如等五人三转四谛法轮，同时始建僧团。但此时还未制戒，还没有传戒所规定的僧数。根据《毗奈耶》卷一所述，释迦“证觉”后第13年有苏阵那犯过，始与诸比丘结戒，创制波罗夷（意译为弃，即弃于佛法之外）不共住戒法。以后比丘越来越多，犯过失的也随之增多，于是陆续制定相应的禁戒，逐渐形成系统而完备的律制。佛教分成上座、大众两个部派以后，南传佛教奉行上座部律，至今不衰。由于对律制的理解和奉行渐有差异，因而各国佛教又分成若干派别，僧伽除了有共同遵奉的戒律外，还有适应本国情况的僧团制度。有的国家还设有管理全国僧伽事务的僧王、僧议会和僧内阁或大长老会等。三国魏嘉平年间，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戒本传入中国，北传佛教僧众当时奉为准绳。后律典翻译渐多，从东晋到宋、齐、梁时代，中国僧众主要奉行说一切有部《十诵律》。后因提倡法藏部《四分律》的人增多，唐道宣便依据《四分律》建立律宗。此后汉族地区僧众一直奉行此律。

　　中国藏、蒙等地区佛教都奉行说一切有部律，有些寺庙还订立清规。如格鲁派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都有自家的清规，它们设有“堪布”（相当于汉地丛林的“住持”）、“翁则”（负责食欲念诵修持，相当于汉地丛林的“维那”）、“格贵”（蒙族佛教叫“格斯贵”，俗称“铁棒喇嘛”，监察僧众勤惰，相当于汉地丛林的“僧值”）、“涅巴”（管家，职掌库房财务等）、“强佐”（管理扎仓行政事务和财产）等职分司各事。

　　中国傣族等地区巴利语系佛教的最高领袖称“松迪阿伽摩尼”，寺院住持称“都龙”，奉行的律部和僧制与南传缅甸上座部佛教大同小异。

　　日本佛教的律制主要是中国唐代鉴真传去的，也是《四分律》。后来有些寺院又传中国寺院的清规。日本佛教管辖一宗一派的首领一般称“管长”，但有些宗派如天台宗称“座主”，西本愿寺派称“门主”，大谷派称“法主”等。天台、真言、禅、净等各宗各派也都各有自家的规制。

　　佛事仪式与节日

　　佛事仪式　　原是释迦时代所行的示教活动，传到中国后演变为应赴社会的经忏、佛事等一套固定仪式。主要有忏法、水陆法会、盂兰盆会、焰口等。藏族地区的佛事仪式，其诵经说法、传召大会等显宗法事与汉族地区佛教基本相同。另外还有密宗的传法灌顶和修法等仪式。傣族地区佛事仪式则或多或少带有当地居民固有的鬼神崇拜和精灵活崇拜等的痕迹。

　　主要节日　　有佛诞节（亦称浴佛节）、成道节（亦称佛成道日、腊八节）、涅槃节、观音节（中国汉族地区于农历二、六、九三个月的十九日为纪念观音的节日）、世界佛陀节（亦称维莎迦节，即南传佛教将释迦的诞生、成道、涅槃并在一起纪念的节日）、驱鬼节和跳神节（藏族地区佛教节日）、泼水节（傣族佛教节日）、佛牙节（斯里兰卡的佛教节日）等。有些节日已成为民俗。

　　文　　化　　艺　　术

　　佛教文化艺术包括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等，主要用于表现佛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古印度佛教文化随着佛教的发展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向世界各地，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它们民族文的组成部分。

　　文学　　数千卷印度佛典，如《维摩经》、《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等，本身就是瑰丽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百喻经》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叙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经》（《本生谭》）是著名的传记文学。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印度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颂、赞、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传记、游记、文集等，均为优美的佛教文学作品。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汲取本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它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方法。《维摩经》、《百喻经》等，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俗讲、变文对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禅宗语录不仅为宋明理学家所仿效，也影响到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

　　美术　　包括佛教绘画、雕刻、塑像等。古印度阿育王时代所立石柱，柱顶有狮子、象、牛、马、宝轮等雕刻，庄严华美。当时还建有许多石塔，以藏佛舍利，外绕石栏，镌刻浮雕图案。在巴雅、贝德萨、巴尔胡特、桑奇等地，早期佛教的建筑、雕刻达到很高的水平。犍陀罗佛教艺术汲取古希腊、罗马艺术精华，创造出释迦牟尼的各种形象，颇具特色。埃罗拉阿旃陀石窟的艺术一直脍炙人口，是印度引为骄傲的“艺术之宫”。以上这些佛教艺术，对亚洲各国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中国佛教艺术，先是仿效印度，后来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初期在丝绸之路上，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受印度佛教美术影响较多，但同一题材，其内容和表现方法已有所不同。梁代张僧繇的佛画，创立了“张家样”；北齐曹仲达的佛画，创立了“曹家样”。曹画的人像，衣服紧贴全身而显露曲线，他所创造的风格，后人胃之“曹衣出水”。到了隋唐地代，佛教美术已经中国化。吴道子在长安、洛阳画了300多幅佛画，人物奋袂，衣裙飞舞飘动，富有运动感，后人称为“吴带当风”。敦粕莫高窟等唐代壁画，是中国佛教学术的代表。在雕塑方面，北魏至隋唐，创造了规模巨大的石窟，以云冈、龙门的石刻为代表，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敦煌与麦积山的唐代彩塑，更具中国特色。宋元以后，佛寺盛行泥塑佛像，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藏传佛教美术，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独具风格。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都带有西藏地方特色。青海塔尔寺以各色酥油制作的酥油花，更是一种特殊佛教美术作品。

　　音乐　　有梵呗、佛曲等形式。梵呗亦叫赞呗，是以短偈形式赞颂佛、菩萨之颂歌，起源于古印度。相传三国魏陈思王曹植曾作梵呗六契（章），即后世后传《鱼山梵》。梵呗主要用一讲经仪式、六时行道（后世形成为朝幕课诵）和道场忏法等，谓之“三启式”。隋唐前流行的梵呗有《如来呗》、《云何呗》等。近世禅林流行的梵呗尚有“四大祝延”、“八大赞”等，但已通称为唱念。佛曲，即将佛经配上乐谱进行讽咏。相传7世纪时，即有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送给中国佛曲10种，并派来乐工32人。至唐代，佛曲已相当普遍。当时每唱佛曲，常配以笙笛。今只用点板，配以铛、铪等敲唱。在敦煌杂曲中还保留有一部分佛曲作品。佛教的古音乐对日本“雅乐”的韵律也有重要影响。

　　建筑　　主要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烂陀遗址，规模极为宏大。东南亚诸国均有同类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扬崖壁大佛像，都是闻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石窟寺，系根据古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筑的。中国的佛教石窟为数甚多，其中敦煌、云冈、龙门尤为著名。中国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都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原来印度的佛塔是覆钵状的圆坟形，上饰竿和伞，后发展成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凭眺的楼阁式建筑。现存的塔可分二类，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带有中国特色；二是另式扩要采取中国原有楼阁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为七至九层。结构有木塔、砖塔、砖木塔、石塔、铜塔、铁塔和琉璃砖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与汉族地区略有不同。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外八庙等是这种建筑的典型。日本的东本愿寺，朝鲜的佛国寺都采用木结构的殿堂形式，雄伟壮丽，是世界知名的古刹。（赵朴初）

　　古印度佛教遗址。传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亦译岚毗尼、龙弥尼、林微尼、腊伐尼等。在今尼泊尔境内靠近印边境小镇鲁明迪旁，是善觉王为其夫人蓝毗尼建造的一座花园。据说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夫人摩耶产期将临，按当地习俗回母家分娩，途经蓝毗尼时，在一棵娑罗树下生下了释迦牟尼。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来此朝拜并建石柱留念。

　　蓝毗尼遗址中央是白色的摩耶夫人祠。祠内有摩耶夫人诞子浮雕。浮雕表面虽已残缺不全，但人物轮廓尚可辨认。祠南是一长方形水池，池旁有一棵大菩提树。据佛教传说，摩耻夫人诞子后就在当时长满了青、白莲花的水池中沐浴净身。著名的阿育王石柱在摩耶夫人祠西。据玄奘记载，石柱“上作马像”，“后为恶龙霹雳，其柱中折扑地”。现该柱存高7.2米，柱头马像已失，柱体有裂缝一道，似系雷击所致。石柱离地3米处有婆罗迹字体阿育王铭文：“天爱喜见王（即阿育王——引者）于灌顶之第二十年亲自来此朝拜，因此处乃是释迦牟尼佛诞生之地。兹在此造马像、立石柱以纪念世尊在此诞生。并特谕蓝毗尼村免除赋，仅缴收入的八分之一。”

　　阿育王石柱是1896年被考古学家发现的。在此后多次的勘查发掘中，又发现了不少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时期的遗物。近年来，一些外国佛教徒先后在此修建寺庙。尼泊尔政府也新修了一些塔、寺，并计划在联合国资助下修建神圣花园、蓝毗尼新村的寺庙区。（方广　　）

　　Sanjie

　　佛教术语。即欲界、色界、无色界。界，义为类别。三界又可总分为有情界（有情识的生物）和器世界（处所）两类，而以有情界为主体。三界是据有情所造善、恶业及修不同定业所感苦、乐、色、无色等不同果报而建立的。如“三界众生，轮回六趣”即此义。

　　1、欲界。欲指财、色、名、食、睡五欲。主要指男女色欲。“男女参居，多诸染欲，故曰欲界。”欲界有五趣十二处。趣，义为趣向，五趣指有情生死，有五个去处，即地狱，畜生、饿鬼、人及六欲天，所以又称五趣杂居地。又有佛、菩萨来此度生及有修行成圣果者，又称凡圣同居地。其中地狱有等活、黑绳、众合、号叫、大叫、炎热、大热、无间等八处，加上畜生、饿鬼为十恶趣。人有南赡部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等四处。天有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睹史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等六处。人天合为十善趣。此立足于人，地狱在下，最底层是无间地狱；天在上，他化自天位居最上。

　　2、色界。位于欲界之上，为离欲的众生所居。色，义为物质。“宫殿高大，是色化生，故名色界。”色界有四静虑十七天。静虑即平静思虑的禅定境界，四静虑天即有情依成就禅定的深浅所感的不同果报，有四级处所。初静虑三天（梵众、梵辅、大梵），二静虑三天（少光、天量光、极光净），三静虑三天（少净、无量净、遍净），四静虑八天（无云、福生、广果、无烦、无热、善现、善见、色究竟）。此八天中前三天是凡夫所居，次五天为圣者所居，圣者烦恼清净，又称五净居天。是为凡圣分居地。

　　3、无色界。在色界之上。为无形色众生所居。“但有四心，无色形质，故名无色界。”无色界有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此四皆以不同定心境界立名。无色界无处所，有情在某地修某空定成就，舍色身后，即于是处入某空处。由于无物质形态，又名四空天。此三界总为一个世界。大乘佛教认为宇宙之中有无数这样的世界。（刘明渊）

　　yinming

　　古印度的逻辑学说。因，指推理的根据、理由；明，即知识，智慧。是通过宗、因、喻所组成的三支作法，进行推理、证明的学问。三支中，因是主要部分，故称因明。包括逻辑学和认识论（又称量论）。逻辑学部分，研究逻辑规则和逻辑错误。逻辑规则是宗、因、喻三支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定，主要有因三相、九句因、合与离等。逻辑错误称为“似宗”、“似因”、“似喻”，或称“过失”，包括宗九过、因十四过、喻十过等。认识论部分研究现量和比量，即直觉知识和推理知识。

　　形成及内容　　古印度逻辑学说，导源于辩论术。印度各学派之间的辩论，目的是指明对方学说的错误，证明本派学说的正确。在长期辩论中，逐渐形成推理形式。最早起源于古印度正统婆罗门哲学派别关于祭祀的辩论，其中正理派深入研究了逻辑问题，以五支作法为中心，初步归纳出正确推理的基本规则和错误推理的原因、类型。唐人把它包括在“古因明”内。2世纪时，佛教内部对因明采取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大乘中观派（空宗）创始人龙树对正理派的逻辑学说持否定态度。龙树著《回诤论》（有汉译本），总破正理派的“量”与“所量”；又著《广破论》（有藏译本）——破斥正理派十六句义，即今本《正理经》十六句义。其中学清辩一系，虽著书立说多用因明轨式，然无因明专著。仅8世纪寂护著有《摄真实论》，亦仅祖述陈那、法称之说而已。

　　小乘说一切有部则对因明持肯定态度。在《大毗婆沙论》中即有佛徒应“能通世俗诸论，所谓记论、因论、王论、诸医方论、工巧论等”。其中因论又作“历明论”，有“辩无碍解以习因明论为加行故”之语。藏传《大毗婆沙论》四评家之一的法救，曾作《论说门论》（书已不存），《青史》列举因明传承时也列有法救之名。4世纪兴起的大乘瑜伽行派（有宗），逐渐吸取并发展了古因明，使之成为驳斥其他派别、宣传教义的重要工具。当时广泛使用了五明之说，亦名“五明处”，即：内明、医方明、因明、声明、工巧明。《大乘庄严经论》卷五有“菩萨习五明，总为求种智”和“学因明为伏外执”等语。其他重要典籍如《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集论》、《杂集论》等在讲因明时，都讲到“七因明”，即论体性、论处所、论所依、论庄严、论堕负、论出离、论多所作法。关于因明的核心问题，辩论中所用的推理形式，都在“论所依”项下进行阐述。在四部书中前两书与后两书在分类上和各个术语的定义上也略有不同。相传世亲曾著有《论轨》、《论式》、《论心》三书，惜俱不存。所著《如实论》（梁真谛译），原书共二千颂，今汉译本仅万余字，显非全书。但在《道理难品》有世亲关于因三相说：“我立因三种相，是根本法，同类所摄，异类相离，是故立因成就不动。”而无著在《顺中论》里也引述了耆那教人之因三相说。这一时期的佛家逻辑学说，唐人也称为古因明。5～6世纪时，陈那对因明作重大改革。其因明著作，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说有八论，即《观三世论》（有藏译本）、《观总相论》（有汉译残本）《观境论》（即《观所缘缘论》，有真谛、玄奘二汉译及藏译本）、《因门论》（今佚）、《似因门论》（今佚），《理门论》（有玄奘汉译本）、《取事施设论》（有汉译残本）、《集量论》（有两种藏译本）。此外藏文大藏经中尚有寂护与法光共译的陈那《因轮论》，其内容即“九句因”，九句因在《集量论》、《正理门论》也都详细讲述过，是陈那“新因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九句因用排列法，枚举了因与同品、异品九种可能的关系，穷尽了因与同、异二品共同组合的一切可能。它确定第二、第八为正因，第四、第六为相违似因，余五为不定似因。这不仅为正因、似因从形式上下了定义，也明确了同、有、异、无必需合为一体，才有确立因与宗中能别的不相离性。由九句因演为因三相，进而改五支作法为三支作法。古因明五支作法为宗、因、喻、合、结。其推论性质，为类比推理。陈那三支推论性质为演绎推理，也就是说，具备三相即能显示其推论的正确，并保证其逻辑推理之必然性，这是陈那在印度逻辑史上的重大贡献，因此称为新因明。印度学者称陈那为中世逻辑之祖，也是由于他的这一贡献。

　　发展　　7世纪时的法称，承袭陈那《集量论》的精义，又加以改革，一般认为有重大发展。所著量论书籍，共有七种：1、《量评释论》。系评释陈那《集量论》之书，为其最初最主要的著作。分为成量、现量、为自比量、为他比量四品，偈颂体，共一千四百余颂。2、《量决择论》。分为现量、为自比量、为他比量三品。有颂有长行。颂文半数采自《量评释论》。3、《正理滴论》。分品同《量决择论》，只有长行，为初学入门书。4、《因论一滴论》。5、《观相属论》。6、《论议正理论》。7、《成他相续论》。西藏学者总称法称因明七论。法称晚年又为《量评释论·为自比量品》作注释。这八部书全都是藏译本，无汉译本。其中《量评释论》和《正理滴论》有梵文原本。法称在讲比量时，沿用陈那的因三相说而有所修正和补充。他在《量评释论·为自比量品》的第一颂为“正因”下定义时，提出“宗法，彼分遍，正因。此三种”。“宗法”指因为宗中有法之法。即第一相遍是宗法性。“彼分遍”，彼，指宗，彼分，即宗中一分“能别”。遍字用的受动分词，彼分的“分”字用的是具格，应该理解为“因”为“所遍”，“能别”为“能遍”。陈那因三相后二相所确立的“能别”与“因”之间的“不相离性”，这一由遮诠所表示的抽象关系，法称把它修正为用表诠所表示的抽象关系，法称把它修正为用表诠所显示的“能遍”与“所遍”的比较具体的关系。这一修正，不仅对后来佛家因明而且对正理论、胜论等派都发生过深远影响。也就在同一颂的同一行中，法称又提出正因应分为自性、果、不可得三种。这就和陈那摒弃《瑜伽》、《集论》等佛家内部古因明关于因的分类，以及破斥正理论、数论等派之分因为“有前”、“有余”、“平等”三类的精神有明显不同。至于法称三支比量之具体排列，喻（存体废依）为第一；因为第二；宗为第三；并称宗言可省，则又与陈那三支比量不仅形式上，而且在精神上都不相同。法称使三支论式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在形式上更为接近。

　　法称和陈那在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上的根本不同点表现在现量、特别是在五根现量学说上。在他们对现量所下的定义，结合他们所讲能量、所量、量果的文字看，陈那以唯识义为主，主张识外无境，故以识中相分为所量，见分为能量，自证为量果。法称以经部义为主，主张境在识外。故以外境为所量，以识中所带境相为能量，以自证为量果。因明传入中国，汉族地区仅传陈那学说，藏族地区主要传法称学说。汉、藏所传因明学说之所以不同，实导源于陈那、法称因明学说之相异。

　　在印度传承法称量论之学的有三派：1、由天主慧传释迦慧，再传律天。据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记述：法称造《量评释论》，命其弟子天主慧作注释，释成，不当其意，命毁而重作者再。至第三稿成，法称已知其不能更深入一步，认为仅可解释文字而已，遂留传下来。后人即称天主慧、释迦慧、律天这一派的疏释为释文派。2、由法上传阿难陀，继传旺估班底达，又传释迦吉祥贤，再传萨班。法上曾为法称《量决择论》、《正理滴论》作详注，并对若干重要因明理论问题写有专著。后人谓其能阐述法称深义，因称之为阐义派。3、由慧生护传日护，继传亚玛日，再传智吉祥友。慧生护曾为法称《量评释论》（除“为自比量品”）作释，名《量评释论庄严疏》，对“成量”、“现量”二品释文特详，又多发挥已见，认为《量评释论》不仅是一部因明著作，也是一部佛家哲学的著作。日护曾为《量评释论庄严疏》作注；亚玛日更作详注。均自谓得慧生护本意，后被称为庄严派。上述三派对法称的量论注疏，均有藏译本，保存于丹珠尔中。以上是因明在印度的大体轮廓。

　　汉地因明　　中国汉族地区的因明，翻译讲授较早，而以弘传陈那的新因明为主。早在北魏延兴四年（474），即译出一部因明专著《方便心论》（宋以后刻本标为龙树著，实是小乘学人所作）。梁大宝元年（550），真谛又译出世亲《如实论》一卷，虽不是完本，但从中可看到与陈那《正理门论》的某些关系。玄奘是汉地因明的主要翻译、讲授者。他在留学印度时，曾于迦湿弥罗从僧称习《因明论》（当即《入正理论》），在至那仆底从调伏光学《理门论》。后又于那烂陀寺从戒贤学《因明论》、《集量论》各两遍。还在南（　　）萨罗国专学《集量论》，在低罗择迦寺及杖林山居士胜军等处咨询有关因明的疑难问题。回国前曾修正胜军所立“大乘是佛所说量”，又在戒日王为他在曲女城召开的无遮大会上立“唯识比量”（后世称“真唯识量”）。回国时还带回因明著述36部（贝叶写本）。但回国后只译出《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没有翻译他一再学习、质疑的《集量论》，这与他重视弘扬无著、世亲、护法等的法相唯识之学固然有关，更和他自己对因明观点有密切关系。因唯识家的主要论书如《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集论》、《杂集论》等，所说学习因明论的目的，与陈那早期所作《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的《入正理论》基本相同。两论的内容，也均以立破轨式为主。而世亲、陈那以后的相宗诸家著述，又多采用因明论式以证成其说。故玄奘在译《瑜伽师地论》的同时，即译出《入正理论》，稍后又译《正理门论》。此两论译出后，陈那的新因明理论即盛传一时，时人欣闻新学，锐意钻研，有“译寮僧伍，竞造文疏”之盛。自贞观二十一年（647）至开元年间，为《入正理论》所作疏记有23～24部，为《正理门论》所作疏记有16～17部。其书现存者仅有神仄、净眼的《正理门论疏》两部（俱残），文轨《入正理论疏》残本1部。只有窥基所著《因明入正理论疏》及其弟子慧沼再传弟子智周等疏释基疏之作，由智周弟子日本神昉传至日本奈良，得以随相宗流传至今。玄奘所传因明，在中国到开元年间与法相唯识之学同归衰微。会昌禁佛，晚唐五代，兵戈扰攘，因明疏记，世解讲习，其书亦隐晦不传。直至清末，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以及慧沼、智周等人阐述捍卫基疏之作，始由日本返传中国，刻版流通；僧俗学人争相传习，玄奘所传因明之学乃得再显于世。迄今已有若干专著和大量论文刊行。

　　在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里，保存了不少玄奘的口义。近代学人认为，其主要内容有四宗、六因、因同异品、能力绮互、四相违分合等。今日所见11世纪耆那教人师子贤所著《入正理论注疏》，尚多有与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相同处。这都是陈那及其后学的印度因明学说。因此，因明学说在汉族地区，只是由玄奘及其弟子辈，保存了这一时期的珍贵的重要史料。在因明理论本身，由于玄奘博学精湛，所传陈那之学，实为精当。其所译《入正理论》，13世纪中曾由汉僧译为藏文，稍后经合尊·法宝（即南宋恭帝赵（　　））校订，遂流传于藏族地区。

　　藏传因明　　在翻译陈那、法称等人的著作方面，时间比汉地晚，但数量之多，注释之完备，讲传著述之盛，远远超过汉地。盖因藏地前弘期、后弘期大量译经，正值印度佛家盛传法称量论之时。而藏族地区显教各派，受印土影响也都把量论与中观、瑜伽并列，将陈那、法称与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等量齐观，称为“阎浮六严”。千余年来，因明在藏地传译、讲说、著述，乃至在学经时应用因明论式以辩明经义，一直相沿不衰。

　　当8～9世纪时，自赤松德赞建桑耶寺至热巴巾去世的数十年间，翻译因明论典之论师有吉祥积、智军、空护、法光等四人。先后译出法称著作有《正理滴论》、《因论一滴论》、《观相属论》及《观相属释》、《成他相续论》等5部；译出律天著《正理滴广注》、《因滴广注》、《观相续论疏》、《成他相续疏》、《观所缘论疏》等五部。又译出善护（法上之师）著《成一切智论》、《成外境论》；法上著《正理滴论广注》；胜友，莲花戒有关《正理滴论》的著作各一部。以上15部皆法称偏重因明论式之书及其注释。另有寂护与法光译出陈那《因轮论》（内容讲“九句因”，与《集量论》、《理门论》文字略同，北京版并附九句因图）1部。此16部著作，现均存丹珠尔量论部（见于《丹噶目录》者略多于此数）。当时有无讲授传承著述，因史册未见明文，难以窥知，就所译诸书而论，法称原著以偏重逻辑论式之《正理滴论》、《因论一滴论》为主，注释书以律天著述为多，可以推知当时藏地佛教翻译者，得在因明论式，主要接受了法称弟子辈释文派之说。

　　约11世纪，有宝贤和阿底峡两人之弟子玛善慧译出《量评释颂》及其《为自比量品自注》；天主慧《量评释论》其他三品注；释迦慧《量评释注疏》以及法称《论诡计正理论》等书。并开始按照释文派之说为徒众讲解传授。又有玛善慧弟子辈穹卜扎塞，将阿里玛善慧所讲因明学说传播于卫藏，曾在今布达拉宫所在地红山广授学徒，著有几部因明著述。后世藏人称其所传习之量论为“旧量论”，后有翱大译师名罗丹喜饶，曾赴迦湿弥罗留学17年，从班智达利他贤、吉庆王萨加那等人学因明。曾在迦湿弥罗与利他贤共译法称《量决择论》及法上《量决择论详疏》，与吉庆王共译智生护《量释庄严注》等重要因明论书七八种。返藏后，受阿里王拉内的请求和资助，于聂巴寺译出亚玛里著《量释庄严注疏》，并校订、修改前人所译量论诸书。后任桑浦寺堪布，讲经授徒，听众前后达2300人。其助手中能讲《量释庄严注》和《量决定论疏》的有55人，能阐述《量决择论》义理的有280人。桑浦寺遂有西藏地区传授因明的中心，学者辈出，不少人著有《量决择论》注疏传世。罗丹喜饶四传弟子法狮子任桑浦寺第六任堪布18年，因明的讲解、传授盛极一时（萨迦三祖称幢曾从法狮子学因明），史称其上首弟子有精进狮子等八大狮子。法狮子著有《量决择论广注》，并独运匠心，为初学因明者造《量论摄义祛蔽颂》及自释，和另一部《量论摄义》（长行本）。其书条举量论义类一十八事，依经部义加以解说，使初学僧人习此易于通达法称原著。其书为后人所著《都扎》（解释量论若干重要义门的教本）、《达日》（从逻辑方面简述因明学说的教本）、《洛日》（从认识方面简述因明学说的教本）及其他种种因明入门书开创了范例。后人著书，或直接承用法狮子书之体例，增义类为二十一或二十八；或师其意而自著新书，均用经部义阐述法称的量论。时西藏各派显教学僧之习因明者，多来桑浦寺学习，此后二三百年仍持续不衰。其所传量论以法称《量决择论》为主，讲传则以法上为首的阐义派学说为主。此外，11世纪末12世纪初，有夏玛狮子王曾从当时四位名译师学习梵文，并和印人持世护共译陈那《集量论》。约在同时，译师信慧和印人金铠也共同译出《集量论》和《集量论颂》。还有年时不详的译师金刚幢和印人吉祥安慧共译《集量论广博无垢疏》（书中已用法称义）。但藏史不详其讲授传承情况，后人研习此疏也很少。《集量论》分为现量、为自比量、为他比量、喻、遮诠、过类等六品。藏人尊称此论为经。但传习不广，注疏亦甚少。今所习见者为贾曹杰《集量论注》一书，用的是狮子王译本（藏地学习《集量论》多用狮子王译本）。约12世纪末，萨迦称幢与迦湿弥罗一切智吉祥护共译梵本《入正理论》为藏文，而误认为是陈那之《正理门论》。

　　13世纪早期，西藏又出现了传授因明的另一中心——萨迦寺。萨班·贡噶坚赞（萨迦四祖）幼从伯父称幢（萨迦三祖）学法受沙弥戒。23岁（1204）起从那烂陀寺座主大班智达释迦吉祥贤及其弟子辈学习法称所著《量评释论》等七部因明论及其他佛教经论，兼学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及诗词、韵律、修词、歌舞、星算等小五明，皆能精通，人称班智达。25岁从释迦师利受具足戒。又和释迦师利师徒共依中印传本重新修改罗丹喜饶修订过的《量评释论》等书中散见各处要义并参酌各家注疏而著《正理藏论颂》及自释《正理藏论》，颇为时人及后世重视，流传广远（明代曾在北京刻印此书）。书分观境品、观慧品、观总别品、观成遮品、观所诠能诠品、观相属品、观相违品、观相品、观现量品、观为自比量品、观为他比量品等十一品。全书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七品，主要讲认识论，第二部分包括后四品，专讲能作是非正误标准的正智，即所谓“量”。其中后三品为陈那、法称所讲量论的主体。此书为萨班重新组织形成自已量论体系之书，能使学者更深入了解法称精意。萨班之学，由其弟子3人分别在萨迦寺东、西、前三院讲授。传萨班因明之学的以西院明狮子为最有名。其所著《量评释论详注》，依法上义兼用庄严堪布（指著《量评释论庄严疏》之智生护）注义。故其讲授传承属阐义派兼庄严派。藏传佛教其他教派，如噶举派以传密法为主，藏文史籍未见其有因明传承历史。唯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法称海，不依印藏注疏，直读法称原著，著有《正理海》一书，为时人所称。又主巴噶举白莲亦有因明著作。此外，在11～12世纪，还有其他译师翻译因明著作，有的也有讲授传承，但都远不及桑浦、萨迦两系之兴盛且流传久远。

　　15世纪初，格鲁派兴起。创始人宗喀巴曾学习桑浦、萨迦两派的因明讲授传承，并穷究陈那、法称所在藏译著作及法称《量评释论》的八种印度人注解的藏译本，提出了他自己和前人不同的见解。认为量论不仅是推理辩论之学，也是佛家哲学一个独立的体系，其中包括有从凡夫到成佛的一套教理。但他本人只写了一本仅23页的小书《七部量论入门启蒙》，没有其他更重要因明著作。其著名弟子贾曹杰（本名盛宝）、克主杰（本名善祥贤）、僧成（今通称第一世达赖）等有重要因明著述。

　　贾曹杰学兼显密，尤精因明。著有《集量论释》，为藏人因明巨著之一。于法称著作，有《量评释论颂详注》，又著《量释论摄义》、《量决定论详注》、《正理滴注》，并注《观相属论》、《相违相属释》。还有《现量品（量释论）随闻录》和《量论随闻录》（二书均系记录其师宗喀巴讲义）。又著有《量论道要指津》、《正理藏论释善说心要》等。所作注疏，以释义为主，不拘泥于解说文字，科判详密，明义精审，文字简畅易解。克主杰因明著作有《七部量论庄严祛惑论》（总论法称七部因明之书）和《量释论详解正理海》（详释《量评释论》之书）。释文以天主慧、释迦慧两人注疏为主要依据，重于解释文字。另有《量评释论现量品疏》（记其师宗喀巴讲义）和《量论道要指津》（释量论中所含之解脱道），为研究格鲁派量论新义之要籍。僧成著有《量评释论释》及《量评释论正理庄严》（依《量评释论》通论因明要义之书）。自宗喀巴师徒建甘丹、哲蚌、色拉、扎什伦布四大寺后，格鲁派寺院成为卫藏佛教学术重心。寺中学制规定《量评释论》为显教学僧必读的五部重要论典之一（其他四部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俱舍论》、《戒经》）。藏传其他教派如萨迦、噶举、宁玛等派此后亦逐渐建立学制，规定僧人必学之书13部，《量评释论》亦均为其中之一。格鲁派注释《量评释论》者甚多，其中甘丹寺有墀巴坚慧、墀巴愿吉祥等；哲蚌寺有妙音善法满、大班底达福称、法生、妙音笑金刚语自在精进等；色拉寺有结尊法幢等；扎什伦布寺有罗卓雷桑、善慧法幢（四世班禅）等。17世纪中叶，格鲁派领袖掌握藏区政教大权，格鲁派因明学说，也借政教势力广为传播，并流传于青海及漠南北蒙古，300余年来，学者辈出，著述繁多。此期著述，有为法称量论、特别是《量评释论》作注疏的，亦有不少因明专题论述。仅据拉卜楞寺藏书目录因明类所著录者，就达120～130种。数量最多的为初学入门书及寺院所用教本，如《都扎》、《洛日》、《达日》等。在各大寺各札仓均各有一套由浅入深的因明教科书，内容远承法狮子《量论摄义》遗义而有所发展。学理方面虽不出陈那、法称及西藏古德著述范围，实践上已逐渐形成西藏特有的一套辩论方式，在藏蒙地区学僧学习经典的口头辩论中和学者著述的辩论文字中，都得到广泛的运用。也因为因明在藏蒙寺院中，在学经辩论中，在考取格西的辩论中，都必须运用精熟的一门学问，所以因明之讲传著述一直不衰；在国内外独具特色，也颇为国际学人所重视。（王森）

　　Foshen

　　佛教术语。原指释迦牟尼之生身。释迦入灭后，其弟子们认为佛陀的特质不止在于“觉悟”，还应具备多种理想的品质，遂以佛陀能证能显诸法实相之智和所显所证的法理及其所修福德等为佛身；亦有以佛陀所说教法和所制律仪称为佛身。

　　佛身理论的实质是如何评价成佛的意义。历史上的释迦牟尼成佛之后，同样要入灭，其成佛的意义何在？在小乘佛典中提出肉身灭、法身不灭的说法。所谓汉身，指缘起的法则。《中阿含经》卷七称：“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缘起的法则，是法尔道理，不生不灭。释迦成佛，即契证此缘起法，不再迷惑，故说法身不灭。又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五法是佛陀因地修持和成佛后教导弟子的法门大纲，此五法在果位上即转成五分法身。五分法身是佛陀积聚的智慧和功德，不会消失，故法身不灭。

　　大乘佛教对佛身理论作进一步发挥，指出当年成佛的释迦牟尼只不过是“从本垂迹”倒驾慈航的应化之身，他在无量劫前早已成佛，这带有否定人间佛陀现实性的趋向。在大乘经典中，有时说为一法身；有时说有二身，即常住身与方便应化身，或生身与法身。一般皆说三身，但名称各有不同。《佛地经》等为法身、受用身、变化身；《胜鬘经》等为法佛、受用佛、化佛；《成唯识论》等为法性身、受用身、变化身；《法华论》为法身、报身、应身。以最后一说比较通行。法身指我空真如、法空真如所显之法性。报身指佛陀的智慧和悲愿以及辐德庄严所成之身。此又分为两种：以如如智证如如理，是唯佛与佛所自证的境界，称自受用报身；为初地以上菩萨现起相好庄严之身而转无上法轮，称他受用报身。应身，即应物现身。指佛为普度众生随三界六道之不同状况和需要而显现之身，也指2500年前诞生印度、化导人间、80岁入灭的释迦牟尼。《华严经》、《心地观经》等更有六身、十身等说法。（净慧）

　　Fajie

　　佛教术语。法泛指宇宙万有一切事物，包括世出世间法，通常释为“轨持”，即一切不同的万事万物都能保持各自的特性，互不相紊，并按自身的轨则，能让人们理解是什么事物。界，含有种族、分齐的意思，即分门别类的不同事物各守其不同的界限。法界一词，在佛学中，一般指意识所缘的境，即十八界中之法界。此法界在小乘七十五法中摄四十六心所、十四不相应行、三无为法及无表色，共六十四法。在大乘百法中摄五十一心所、二十四不相应行、六无为法及法处所摄色（无表），共八十二法。有说法界统摄一切法，其余十七界亦名法界。不同的经论和宗派，对法界的开合分类有所不同，有一法界、三法界、四法界、五法界、十法界等说法。如，《杂阿含经》、《大般若经》、《华严经》、《大乘起信论》等讲一法界，华严宗讲三法界、四法界、五法界、十法界，天台宗、密宗也讲十法界。

　　一法界　　又称缘起法界、真如法界、一真法界、清净法界，并各有不同的解释。1、缘起法界。指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缘起法。因为有无明，所以有行，因为有行所以有识，乃至因为有生所以有老死。此缘起法非佛所作，亦非余人所作，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常住。2、真如法界。指宇宙万有诸法理体的不变易性、不虚妄性、离言说相、诸法实相。3、一真法界，亦即真如法界。在华严宗称“理”，在天台宗名“实相”，在唯识宗叫“胜义”，“无二曰一，不妄名真，交彻融摄，故曰法界，即是诸佛平等法身”。4、清净法界。指一切有情远离一切烦恼障、所智障而显现的本来清净的佛性亦即佛的清净法身。

　　三法界　　1、理法界，即真空观。所谓真空，“非断灭空，非离色空，即有明空，亦无空相”。2、理事无碍法界，即理事无碍观。理无形相，全在相（事）中，互为存亡，互不相碍。3、事事无碍法界，即周遍圆融观。指诸法事相，本互相碍，如大小等殊，但为理所包遍，如空无碍，以理容事，全事如理，所以无碍。

　　四法界　　1、事法界。指万有诸法，一一事相有差别。有分齐。2、理法界。指万有诸法同一理性，真如平等，无有差别。3、理事无碍法界。谓理由事显，事中含理，诸注因无自性而能缘起，即理无碍事，缘生诸法皆无自性，即事无碍理。4、事事无碍法界。指一切事法，各有分齐，各守自性，事事相望，多缘互应，一多相即，大小互容，重重无尽。

　　五法界　　1、有为法界。分心境二门，“心”指本识所持种子，“境”指三世诸法差别相，即前事法界。2、无为法界。分本来净和离染净二门。法界众生本来清净，真空一味，无有差别，名本来净；随行浅深，净有差别，名离染净即前理法界。3、亦有为亦无为法界。分随相门与无碍门。受、想、行、识及五种色、八无为法，意识所缘名随相门；一心法界，心真如性，名无碍门。此二门如水与波，恒相杂故，即前理事无碍法界。4、非有为非无为法界。分形夺门和无寄门。事无不入理故非有为，理无不由事显，故非无为。离有为法，无为法不可得，离无为法，有为法不可得，名形夺门；说此法界，离相离性，故二俱非，离相故非有为，离性故非无为，名无寄门。5、无障碍法界。分普摄门和圆融门。指上四法界，随一即摄余一切故，名普摄门；以理融事，事无分齐，微尘非小能融十刹，刹海非大，潜入一尘，以事融理，理中非无分齐，一多无碍，名圆融门。又有法法界、人法界、人法俱融法界、人法俱泯法界、无障碍法界等五法界。

　　十法界　　华严宗有十种法法界和十种人法界。注法界：1、事法界。指十重居宅等；2、理法界。指一味湛然等；3、境法界。指所知分齐等；4、行法界。即悲智广深等；5、体法界。指寂灭无生等；6、用法界。即胜道自在等；7、顺法界。指六度正行等；8、达法界。指五热众鞞等；9、教法界。即所闻言说等；10、义法界。即所诠旨趣等。人法界：即人、天、男、女、在家、出家、外道、诸神、菩萨、佛。

　　天台大师依法华经义约四圣六凡各自的意境，说十法界：1、佛法界。指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境界；2、菩萨法界。为得无上菩提修六度万行的境界；3、缘觉法界。为入涅槃修十二因缘观的境界；4、声闻法界。为入涅槃，依佛声教修四谛观法的境界；5、天法界。修上品十善兼修禅定，生于天界，受静妙乐的境界；6、人法界。修五戒及中品十善，受人中苦乐的境界；7、阿修罗法界。行下品十善，得通力自在的非入境界；8、鬼法界。犯下品五逆十恶，受饥渴苦的境界；9、畜生法界。犯中品五逆十恶，受吞“敢杀戮苦：的境界；10、地狱法界。犯上品五逆十恶，受寒热叫唤苦的最下境界。

　　密宗依《理趣经》约有情五凡五圣说十法界。五凡指地狱、饿鬼、畜生、人、天；五圣即声闻、缘觉、菩萨、权佛、实佛。与上述天台宗说四圣六凡为十法界相似。唯六凡中的阿修罗摄在天中。佛分为权、实二种。权佛，指修密教、即生成佛的修证果位；实佛，指经三大阿僧祇劫修六度万行，自觉觉佛觉行圆满的大觉。

　　天台止观，于正修行所观十境立十法界；1、阴界入法界；2、烦恼法界；3、病患法界；4、业相法界；5、魔事法界；6、禅定法界；7、诸见法界；8、增上慢法界；9、二乘法界；10、菩萨法界。名观门十法界。（刘明渊）

　　Fayin

　　佛教术语。亦译法本、本末、忧檀那等。佛教徒用来鉴别佛法真伪的标准。法，指佛教教义，印，喻世俗印玺，能印证真伪的佛法之印，故名法印。佛教认为，凡符合法印的是佛法，违背法印的则非佛法。按佛教发展的顺序，有三法印、四法印、五法印、一法印之分。

　　三法印　　较早的小乘经、律、论和大乘经、论多说三法印。一般称：1、诸行无常（宇宙万有，皆变化无常）；2、诸法无我（世界一切现象皆因缘和合，没有独立的实体或主宰者）；3、涅槃寂静（佛教徒修行断尽烦恼，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涅槃寂静境界）。《杂阿含经》卷十作“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大智度论》卷二十二称：“佛法印有三种，一者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二者一切法无我；三者寂灭涅槃。”《法印经》则别说三解脱门（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为三法印。

　　四法印　　三法印加上“一切诸行苦”为四法印。《增一阿含经》卷十八：“今有四法本末，如来之所说。云何为四？一切诸行无常，是谓初法本末……一切诸行苦，是谓第二法本末……一切诸行无我，是谓第三法本末……涅槃为永寂，是谓第四法本末。”《菩萨地持经》卷八：“有四忧檀那法，诸佛菩萨为令众生清净故说。云何为四？一切行无常，是忧檀那法；一切行若，是忧檀那法；一切法无我，是忧檀那法；涅槃寂灭，是忧檀那法。”南传巴利语“增一部”及《法句经》则立三法印为：1、一切行无常；2、一切行苦；3、一切法无我。增“涅槃永寂”为四法印，均大同而小异。

　　五法印　　四法印加“一切法空”（世界一切现象皆虚幻不实）则为五法印。《维摩经》卷上：“昔者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谓无常义、苦义、空义、无我义、寂灭义。”

　　一法印　　即“一实相印”（实相即“真如”、“法性”）。小乘讲三法印，大乘提一实相印。《法华经·方便品》：“无量众所尊，为说实相印。”《法华玄义》卷八上：“诸小乘经，若有无常、无我、涅槃三印印之，即是佛说，修之得道；无三法印即是魔说。大乘经但有一法印，谓诸法实相，名了义经，能得大道；若无实相印，是魔所说。”

　　上述三法印、四法印、五法印、一法印等，只是在不同场合的说法，无实质差异。智顗在《法华玄义》卷八，列举实相十二异名，即妙有、真善妙色、实际、毕竟空、如如、涅槃、虚空、佛性、如来藏中实理心、非有非无中道、第一义谛、微妙寂灭。说明一实相印可总摄缘起、无常、无我、寂灭等，合三、四、五法印为一实相印。（刘明渊）

　　Jileshijie

　　佛教术语。也称净土、乐邦。佛教徒所信仰的没有苦难的理想世界，是相对于世俗众生所居的“秽土”而言。净土的思想起源很早，在婆罗门教和小乘佛教的一些派别中就有它的渊源。在婆罗门教中，净土是毗湿奴所在的天界。小乘佛教中有些俗人集团已信仰净土往生。但作为一种系统的思想派别则在大乘佛教时期。大乘《弥勒上生经》中提到有兜率天净土；《妙法莲华经》提到灵山净土；《华严经》中提到莲花藏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提到琉璃净土；《大宝积经》中提到如来妙喜净土；《大乘密严经》中提到密严净土等。《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等则详细描述阿弥陀佛的净土，并根据上述经典的思想建立了净土宗。该宗认为人们只要通过念佛、修观的方法，就能在一期生命终止时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教主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净土与弥勒净土、药师净土同为中国佛教徒所信仰的三大净土。

　　佛教认为时间无始无终，空间无边无际，佛土（世界）无穷无尽，每一佛土中都有一位佛在那里教化众生。极乐世界即是这无穷无尽世界中的一个。《阿弥陀经》说，极乐世界距离人们居住的“娑婆世界”有“十万亿佛土”之遥。在这个极乐世界中，无量功德庄严，国中声闻，菩萨无数，讲堂、精舍、宫殿、楼观、宝树、宝池等均以七宝庄严，微妙严净，百味饮食随意而至，自然演出万种伎乐，皆是法音。其国人等智慧高明，颜貌端严。但受诸乐，无有痛若，皆能趋向佛之正道。

　　《阿弥陀经》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从一日乃至七日能够一心不乱，此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等所说的东方药师佛居住教化的琉璃世界，也是佛教徒所向往的理想国土。那里的地面由琉璃构成，连药师佛的身躯，也如同琉璃一样内外光洁，所以称琉璃世界。佛经上说此世界和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具有说不尽的庄严美妙；那里没有男女性别上的差异，没有五欲的过患；琉璃为地，金绳界道；城垣、宫殿都是七宝所成。人们只要在生前持诵《药师经》，称念药师佛名号，并广修众善，死后即可往生琉璃世界。（净慧）

　　印度尼西亚著名佛塔。位于爪哇岛中部古鲁州马吉朗地区，始建于9世纪初年塞林多罗王朝的全盛时期。它是一座独具特色的“窣堵波”（塔）。自下而上的十层可分为塔底、塔身和顶部三大部分。塔底呈方形，周长达120米。塔墙高4米，下面的基石亦高达1.5米，宽3米；塔身共五层平台，愈往上愈小。第一层平台离地面边缘约7米，形成环绕佛塔四周的宽平台。其余每层平台依次收缩2米，四周装栏杆变平台为走廓；顶部由三个圆台组成，每个圆台都有一圈钟形舍利塔丁绕，共计72座。在这同一圆心的三圈舍利塔中央，是佛塔本身的半球形圆顶，离地面35米。这种宗教象征性建筑融合概括了大乘佛理。渐次升高的十层，象征菩萨成佛前的十地。塔底代表欲界，此界中人们摆脱不了各种欲望；五层方台代表色界，此界中人们已摒弃各种欲望，但仍有名有形；三个圆台和大圆顶代表无色界，此时人们不再有名有形，永远摆脱了世间一切桎梏。此塔的另一精神意蕴是祖先崇拜。按照当时人的观念，阶梯式住菜建筑，是祖先住所的象征。

　　婆罗浮屠的雕刻艺术附属于整个建筑设计之内，共有壁龛（佛龛）432个。各层平台的壁龛、顶部的舍利塔中皆置一尊佛像，总计505尊，加深了佛教主题的表现。其浅浮雕尤具特色。塔底四面墙内有160幅浮雕，宣传业报轮回、来世解脱。塔身墙上、栏杆上均饰有浮雕，在全长2500米的范围里，有1300幅叙事浮雕，1212幅装饰浮雕。第一层走廓的正墙上，描绘了佛陀从降生到涅槃的全部过程。第二、三、四层的浮雕描绘胜财到处参访、寻求人生真谛的情节。佛陀、菩萨往往与动物飞鸟、舞女乐师、渔民猎人杂处，国王、武士和战争也都是经常表现的题材。艺术家技艺精湛，能在布满小孔及微粒的火长石上较好地表现出人体肌肤的柔润感。画面布局完美，结构和谐。据传造此塔曾组织农民和奴录几十万人，用15年时间建成，用去石块5500立方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建筑之一。

　　随着15世纪当地居民改信伊斯兰教，婆罗浮屠旺盛的香火日渐衰竭。后因火山爆发而遭堙没，直到19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1985年2月正在修缮之际，又遭到破坏。（罗照辉）

　　jingliangbu

　　小乘佛教派别。又称说转部、说经部，简称经部。部派佛教中最晚出的一派。主张在佛教三藏中应以经而不以律、论为正量或正确的认识根据，故名。其特点是将外界一切事物的存在（蕴）和认识的对象（处）都认为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的感觉材料，都是假名，只有人们的认识才是事物固有的体性（界）。

　　学说渊源　　经量部渊源于说一切有部（简称有部）的譬喻师，创导者为北印度坦叉始罗的鸠摩罗多（童受），然而由譬喻师转为经量部并建立经量部学说的却是室利罗多（胜受）。室利罗多曾于阿逾陀（无敌城）造《经部毗婆沙论》，但此书早佚，其主要内容尚保存在玄奘译的《阿毗达磨顺正理论》中。世亲曾依经量部学说写在《俱舍论》，也是研究经量部学说的主要著作。该部学说虽渊源于说一切有部，但与说一切有部的率点有许多不同之处。经量部认为：现在实有，过去、未来无体。这一基本观点，是在接受大众部的影响与批判说一切有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之，可以说经量部是小乘内部备派宰的辩难和大、小乘之间论战拉物。

　　原子论　　是印度哲学中后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佛教各派中也颇流行，其中以说一切有部和经量部最为突出。法称在《量评释论·现量品》中，对经量部的原子论有较详细的论述。认为孤立、分散的原子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而只有原子在无间隙的结合、积聚时，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对此，《量评释论注释》中提到过一种反对意见：个体原子是超感觉的，因之把超感觉的原子积聚起来自然也不能产生知觉。从而积聚的原子也不能成为认训的对象。针对这种反驳，经量部指出：个体原子是超感觉的，诸如对象、感官、光、精神集中等分开来说虽皆不能产生认识，但是当它们在一起活动时就会产生认识。个体原子固然不能使人产生知觉，可是当许多愿子积聚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一种俱本原子所没遥新增添的优点。具有这种优点的原子积聚就会产生两种作用：一是在认识中投入自身的形象，二是成为产生认识的原因。具有这两种作用，就能成为认识的对象。

　　虽然，经量部的这种主张必然导致承认正确的认识，就意味着感觉与事实的一致，亦即承认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虽然原子论并非经量部学说体系的基础，但它毕竟是构成其基础的一个部分。

　　无我论　　经量部坚持原始佛教的无我论。世亲根据经量部的学说，在《俱舍信纸·破我品》中就曾驳斥了犊子部的有我论。《破我品》首先从“由我执力诸烦恼生，三有轮回无容解脱”开始，展开了对有我论的批判。犊子部主张补特伽罗（我）为谛义、胜义，并谓补特伽罗非即蕴、离蕴，亦即补特伽罗与五蕴的关系是非一非异犹如火与薪的关系。对此，经量部指出，火与薪非一则异非异则一，故非一非异之说就根本无法成立。又如关于如何认识补特伽罗的问题，犊子部主张无论据六识中的任何一识皆可知有补特伽罗。世亲则指出，辨识人皆以不同之法为其对境，怎能知有补特伽罗呢？通过辩难，犊子部提出，如否定补特伽罗就无法解释轮回解脱的问题。对此，经量部虽然有辩驳，但仍难解决无我论与轮回解脱之间的矛盾。

　　随界论　　经量部也承认业报轮回学说。尽管他们否认补特伽罗实有，但其随界论的主张却暗暗地脱离了他们的心外实在论。既然已经把细意识说引进了自己的体系，就无法否认补特伽罗的存在。实际上，这和大众部的极本识，化地部的穷生死蕴、上座部的有分识在本质上并无差别，都是生死轮回的主体。

　　随界论受大众部的影响很深，并对以后大乘佛这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他们把自己意识的变相看作认识对象的观点也被以后的陈那所接受，并导入瑜伽行派的体系。因这，可以说经量部是瑜伽行派的先驱或唯识说的理论来源。

　　与有部的分歧　　经量部和说一切有部虽然都主张外界实在说，但两者的认识论却是非常不同的。有部主张对象，感官、知识三者同时存在，并根据三者的相互关系而形成认识。经量部则从建立在刹那灭论基础上的物心三元论出发，不承认三者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雍认识即因果关系。对象为因，知识为果。法称对此曾有过论证，认为原因必在结果之前，对象必在知识的一刹那之前。

　　根据经量部的刹那灭论，既然对象与知识不能同时产生，那么怎样才能认识对象呢？他们的回答是：对象是把自身形象投入知识的原因。

　　显然，经量部并不认为人们能够直接认识外界的对象，人们认识的只不过是对象在刹那间投入人们自己意识中的形象而已。他们说的对对象的认识，也就是对自己意识的认识。法称认为仅从感官、光、精神集中等各种原因中并不能获得感性认识。同时，根据瑜伽行派所主张的等无间缘也无法说明这点，所以还必须利用推理来寻求形成这些原因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外界。它是可以根据遮诠的方法来加以证明的。　　（高　　杨）

　　Lu　　jing

　　佛教戒律书。古印度德光造。9卷，二千七百颂。无汉译本。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保存有胜友等译的藏文译本。梵本原文似已散失。德光生于大婆罗门家，后于说一切有部出家，从世亲受学，通晓诸部律藏，为室利诃罗沙王师。后住摩覩罗国阿迦罗补利寺，广弘律教，撰成此书。它以说一切有部律藏中的十七事与辨阿笈摩中所说的别解脱戒为基础，于每一事、戒之后有所补充。其内容依未受戒者如何受戒，受戒后如何防止犯罪，以及如何奉行出家人的生活行持等的次序而组织。最初广说十七事中的出家事，次解释“辨阿笈摩”中所释比丘、比丘尼的别解脱戒，最后解释十七事中其余十六事，分为净治学处、依乐住缘、作事方便（即羯磨）、还净忏悔、所依卧具等五类。全书总摄有部律海心要，依出离戒广标一切应止应行的学处，是声闻乘增上戒学的总汇，一切律藏的本母。注疏有德光自撰的《律经注》等。西藏有措拏瓦的《律经释日光论》、僧成的《律经密意释宝鬘论》等。（隆莲）

　　古印度佛教遗址。传为释迦牟尼得道成佛处。又称菩提道场、佛陀伽耶。在今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城南约10公里处。主要的建筑物有高约50米的大菩提寺，形如金字塔，底层为边长各15米的四方形，上部逐渐收缩，顶部为圆柱状，上立一铜制螺旋形圆顶。寺塔第一层四角有四个与主塔形制相仿，但规模较小的金字形塔及圆顶。寺东大门前有一石牌坊，大门两旁则为佛龛，龛内及寺内大殿供有贴金佛像。寺的其余三面有60余根高2米的石制围栏柱，分别建于公元前5世纪与公元前2世纪。现在的石围栏大多为复制品，真品已移至各博物馆陈列。据说，大菩提寺原系阿育王创建，但后代屡加重建或扩建。寺西侧是著名的大菩提树，树下有一金刚座。相传释迦牟尼就是在这菩提树下的金刚座上成佛的。周围有中国汉地及西藏地区、日本、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国佛教组织和僧人修建的寺院。附近有村女善生供奉乳粥遗址和释迦牟民留影窟遗址。近代曾在此发现五方北宋前期的汉文碑刻，现存加尔各答博物馆。（方广　　）

　　Shijiamoun

　　佛教创始人。本名悉达多，意为“义成就者”（旧译“义成”），姓乔答摩（瞿昙）。因父为释迦族，成道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其他称号有佛陀（觉者）、世尊、释尊等。（参见彩图插而第2页）。

　　早年　　相传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吠陀时期著名的王族懿师摩王（义鸠王），即汉译“甘蔗王”的后裔，迦毗罗卫（劫比罗伐　　堵）国的太子，属刹帝利种姓。迦毗罗卫是释迦族集居的小城，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今尼泊尔南意部与印度毗邻的提罗拉科附近，当时是拘萨罗国的属国。在4世纪法显游历印度时，这个国家已日见衰落。19世纪末，考古家在这里发掘出一个藏有遗骨的石壶，上面刻有公元前数世纪流行的婆罗谜文字，意为释迦族供奉的佛骨。另外，在迦毗罗卫发现有阿育王巡幸时所建的石刻，从而证实了它大概的地理位置，以后尼泊尔政府一直在进行考古发掘。

　　释迦牟尼的父亲，是迦毗罗卫的国王，名首图驮那，汉译净饭王。母亲名摩诃耶。是与迦毗罗卫场城隔河相对的天臂城善觉王的长女。根据当时的风俗，摩耶夫人回母家分娩，途经蓝毗尼花园，即今尼泊尔南部波陀利耶村的罗美德寺院处，生下了释迦牟尼。

　　有关释迦牟尼的生年，由于古印度典籍没有时确的记载，各国所传和学者研究，一般都是从佛教本身的史籍去考证，并从座年推算。因此说法不一，竟有60种之多。最早一说和最晚一说之间，相距达数年。斯里兰卡、印度、缅甸、泰国、老挝、柬博寨等南传佛教国家，一般认为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624年，卒于公元前544年，并以此为依据，在1956～1957得举行纪念释迦牟尼尼涅槃2500周年的盛大活动。西方学者根据南传史料，对佛灭年年代有公元前489、487、486、484、483、482、478、477诸说；日本宇井伯寿根据北传史料，从阿育王即位年代公元前271年上溯116睥，推定为公元前466生、386年卒。中村元又据阿育王即位年为公元前286年，推定佛陀的生卒年为公元前463～前383年。中国年代学者依南齐僧轵跋陀罗所译《善见律毗婆沙》师资相传的“众圣点记”，即释迦牟尼逝世的当年，优波离结集律藏，并在是年七月十五日，在收后记下一点，以后每年添加一点，至南齐永明七年（489），共计得975点。由此上推，则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灭于公元前486年，大体上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同代，而比孔子早逝七年。此说也为日本　　、印度、等国的佛教学者所采用。　　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又传有公元前1041年生、前961年灭之说。

　　摩耶夫人在释迦牟怪出生后的第七天去世。幼年时代的释迦牟尼是由他的姨母波提养育的。他从小学习当时教养王族应具备的一切学问和技艺（即五明）。16岁（另有17岁、18岁之说）时，娶表妹耶输陀罗为妃，生下儿子罗　　罗。

　　出家　　佛陀的贵族生活是优裕舒适的。《中阿含经》卷二十九记载他的回忆说，他拥有适合不同季节的居住的三座宫殿（三时殿），有冬天御寒的，处长天避署的，雨季防潮的；衣着华贵，饮食丰盛；歌舞于庭，极尽享受之乐。他的父亲净饭王也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继承王位，成为统一天下的“转轮王”。但是，释迦牟尼却在29岁（一说19岁时出家修行。究其原因，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佛陀所处的时代正是古印度各国之间互相讨伐、并吞，阶级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之际，他所属的释迦族，受到邻国强权的威胁，朝不保夕。他已预感到难免覆灭的结局，因而认为世间“无常”。另外，他又目睹人自有生以后，接踵而来的老、病、死情景，联想到自己也摆脱不了同样的命运，从而产生了人生难脱苦难的烦恼，而当时婆罗门教的思想和行事，又不能使他在精神上获得解脱之道，终于舍弃王位，出家修行。

　　出家后，他先到跋伽山人的苦行林，那里有很多修行者，他们以种种苦行折磨肉体，以求得精神的解脱。释迦牟尼不满意这种做法，滞留一宿便离去他的父亲所到他的出家的消息，甚为悲伤，经派人劝说无效，便在亲族中选派了阿若　　陈如、阿说示、跋提、十力迦叶、摩诃男的利等五人伴随他。

　　释迦牟尼南渡恒河，到摩揭陀的首都王舍城，国王频婆沙罗会见了他。尔后，他寻访隐栖于王舍城附近山林的数论派信奉者阿罗逻·迦罗摩和郁罗迦·罗摩子，修习禅定。然而他们的教义，在释迦看来，仍然不是真正的人生解脱之道。于是他又来到伽山若行林，在尼连禅河边静坐思维，实行苦行。经过6年，仍没有获得所期望的结果。他决定抛弃绝食和苦行，来到菩提伽耶一棵毕钵罗树下，经跏趺坐，静思冥索，最后终于觉悟成道，时年35岁。

　　传教　　释迦牟尼证悟以后，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观念。为了使他的思想学说被他人所理解和接受，他便开始了长达45年的传教活动。佛陀在波罗奈斯城外的鹿野苑，向阿若　　陈如等五人，宣说四谛、十二因缘、三十七菩提会、五蕴、四禅和三明等教说，五人皈依了他，成为最初的佛弟子。这次说教，佛教称为初转法轮。与此同时，又度波罗奈斯长者之子耶舍及其亲友出家。此外，化度了原先祀火的婆罗门迦叶三兄弟以及沙门“六师”之一的怀疑论者散惹夷（删　　耶）的学生舍利弗和目犍连，此后在他的故乡又说服了他的很多亲属如堂弟提婆达多、儿子罗　　罗皈依了佛教。

　　释迦牟尼传教的区域，订是恒河流域的中印度。大致是北到迦毗罗卫，南到王舍城，东到瞻波，西到　　赏弥（拘　　弥）。其直传弟子的活动地区和影响所及，东至恒河流域下游，南至高达维利河畔，西至阿拉伯海沿岸，西北至怛义尸罗等地区。佛陀居住时间最长的是拘萨罗国的舍卫城和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前者有富商须达多和太子祗陀（逝多）捐赠的祗园精舍（又名“给孤独园”），后者有竹林精舍，为释迦牟尼对众人说法布教的重要场所。跋耆、鸯伽、末罗、伽尸等国，他也曾居留说法。

　　释迦牟尼的传教的方式，是随机的施设，不拘一格。他用偈颂、散文、故事、譬喻、直叙、问答等各种形式，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宣说不同的内容。对僧众谈论出离生死、证得无上正觉，对俗人谈论道德的行善。他准许弟子可不用规范化的梵语，而用地区方言进行说教。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学说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

　　僧伽　　佛陀在传教过程中建立了佛教的组织——僧伽（僧团），一般认为，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次演教，阿若　　陈如等五人皈依佛教，便是佛教僧伽之始。这个僧团在传教过程中逐渐扩大，开始只收男弟子（比丘），以后，他的姨母波　　波提入教后，才开始接纳女弟子（比丘尼）。

　　僧团在开始的时候并无严格的制度，凡是信仰佛陀的学说，不分种姓贵贱，均可加入。在僧团内部过着平等的生活。以后为了防止僧团的混杂，避免与世俗社会的法律秩序和其他伦理道德相龉，使僧团更好地开展活动，才制定了奴隶、负债者、杀人犯、盗贼（悔过的除外）、残废、病人以及年不满20岁者不能加入僧团的具体的规定。

　　起初，僧团以云游乞食为主，无固定的住处。后来为了适应雨季安居和集地的需要，才开始在僧众的所在地，建立了僧院。在僧众集体生活的过程中，又陆续制定了有关衣着、饮食、用具、礼仪、居所、医药等日常生活细则，作为僧团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戒律内容。

　　佛陀在创立僧团的同时，还给在家的信徒以相应的地位。凡遵守不杀生等“五戒”的俗人，均可以成为佛弟子。他们在修行同样可以证得涅槃。相传，耶舍的父母是最初的在家弟子——优婆塞和优婆夷。此后，在家信徒人数不断增多，成为与僧团并行的拥护佛教的社会力量。

　　涅槃释迦牟尼晚年居住在王舍城。相传，他曾多次召集住在那里的僧人，向他们讲了有关保持僧团不衰的原则，要求他们“依法而不依他处”，然后离开王舍城北行，开始了他最后的游化。他带领弟子们，经过那烂陀、波吒厘弗多罗，渡恒河，到达吠舍离，受到当时富裕的妓女庵婆波利（庵摩罗）的供奉。以后便来到吠舍离附近的贝鱼伐那村（竹林村）。时值雨季，释迦牟尼决定在那里安居，留阿难陀一人随从，其余弟子均分散到各处居住。在雨季中，他患了重病。雨季过后，又继续起程，向西北地区巡游讲说。到了南末罗国的波伐城（亦译“婆瓦村”），驻锡铁匠纯陀的芒果林中，并吃了他供献的食物。食后，释迦牟尼中毒腹写，病情转重。行至离拘尸那迦城（今印度联合联合邦迦夏城）附近的希拉尼耶伐底（或译阿利罗跋提、阿恃多伐底）河边的娑罗林，在两棵沙罗树之间，右胁而卧，半夜入灭。临终前，他告诫弟子要依法精进修行。又为求见的婆罗门须跋陀罗说法，使他成为最后一个弟子。终年80岁。

　　释迦牟尼逝世后，遗体火化。遗骨（舍利）为摩羯陀王阿阇世、吠舍离的离车毗族、迦毗罗卫的释迦族、阿摩罗迦波的布利族、罗摩伽摩的俱利子族、波伐的末罗族（南末罗国）、拘尸那迦的末罗族（北末罗国）和呔多底波的婆罗门分得，各建舍利塔供养。

　　史料　　有关释迦牟尼一生的事迹，在早期佛教经藏四阿含和小乘律藏中，尚无专让的记述。三藏的结集者，主要记录释牟尼的言辞。但是经藏和律藏在记录言辞中，详细地记述了每一段教和制订第一条戒律的原委。这些记述，虽属片断，但也包含了佛陀直接接触的那些人对佛陀的思想和行事的回忆（其可靠性如何，已无法考证）。另外，在经、律中通过佛陀自己之口，记载了他自己早期生活的经历。在早期经藏和律藏中，记载释迦牟尼家世和出家经过的，有《长阿含经》中的《大本经》等；记载初转法轮时情影的，有《杂阿含经》中的《转法轮经》等；记载教化活动的有《摩诃僧祇律》、《四分律》、《五分律》等以及阿含经中的诸小经；记载释迦牟尼晚年生活的有《长阿含经》、《般泥洹经》以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等。

　　后来，随着佛教向印度次大陆发展，统一的佛教分成很多的派别，同时受到了印度教、耆那教的偶像崇拜以及希腊文化的影响，在部派佛教中出现了对教祖的崇拜，把佛陀描写为神通广大、威力无穷、大智大慧，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如手长过膝、面颊如满月、梵音深远、胸表　　字等。这就出现了专门记载释迦牟尼生世行业，被称为“本生”、“本起”、“本行”的一类经典。如《修行本起经》（异译《瑞应本起经》、《经过现在因果经》、《佛本行集经》）、《普曜经》等。它们的特点是把原行散见于经藏和律藏中的资料联贯起来，使一事与他事前后衔接，缀成佛陀的传记。但在内容上完全是泻染和神化佛陀，使佛陀成为一个理想化的崇仰对象。这些经典最长的也只主要记述了释迦牟尼成道后最初几年的活动。以后马鸣写了《佛所行赞》，他根据传说和资料，描绘了佛陀一生的经历，成为最早的一部完整佛传。

　　中国僧人撰写的释迦牟尼传记，有梁僧　　的《释迦谱》五卷和唐道宣《释迦氏谱》一卷。此外，在宋志磬的《佛祖统纪》中有编年体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本纪》。

　　有关释迦牟尼生平的史料，除了佛教经典的记载以外，还有文物资料。近代，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佛学家根据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记载以及印度保存的不完整史料，在佛陀的诞生、成道、初转法轮、涅槃处等陆续发掘出一些古建筑的遗址和文物，并以证明了佛陀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边部）

　　sidi

　　1、苦谛。苦是受逼迫苦恼之意，主要指三界生死轮回的苦恼。有三苦、八苦的不同。三苦，一为苦苦，指正在受痛苦时的苦恼；二为坏苦，是享受快乐结束时的苦恼；三为行苦，谓不苦不乐时，为无常变化的自然规律所支配的苦恼，包括生、老、病、死在内。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五阴盛苦。佛教认为，三苦、八苦有的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有的是自然原因造成的。

　　2、集谛。亦名习谛。集是积聚感招之意。说一切众生，常时以来，由于贪瞋愚痴的行动，造成的善恶行为的业因，能感招将来的生死苦果。

　　3、灭谛。亦名尽谛，为息灭、灭尽之意，灭尽三界内之烦恼业因以及生死果报，称为灭，也称了脱生死，从此不再受三界内的生死苦恼，达到涅槃寂灭境界，即为解脱。

　　4、道谛。道为通达之意，也是道路的意思。这种道路是达到寂灭解脱的方法和手段；原始佛教认为道谛是指八正道。以后大、小乘又各有发展。佛教认为依道谛去修行，就能达到寂灭解脱的灭谛。由此途径确实可以达到解脱生死的目的。

　　古印度佛教遗址。传为释迦牟尼的故乡。亦译劫比罗伐窣堵、迦毗罗婆苏都、迦毗罗蟠窣都、迦毗罗、迦毗梨等。意译妙德城、黄头居处等。释迦族聚居的迦毗罗卫国的国都。中国的法显、玄奘都曾到过此城，但两人对它的位置的记述有所不同。近代以来，虽经专家努力探索，但至今未能确定其原址。

　　有人认为，今尼泊尔南部的提罗拉科特就是迦毗罗卫。它距相传释迦牟尼诞生地蓝毗尼不远。这是印度考古学家穆吉克根据玄奘的记载，以1895年在尼泊尔泰雷地区发现的阿育王拘那舍牟尼佛石柱及1896年在蓝毗尼发现的阿育王释迦牟尼佛诞生石柱为线索，于1899年在提罗拉科特试掘后认定的。近年来，发掘工作已扩展到提罗拉科特周围地区，并发现了一些城垒和佛教遗址、文物，但尚不能完全确证该地就是迦毗罗卫古城。

　　另有一些人认为，迦毗罗卫的遗址应在今印度北方邦北部，距尼泊尔边境1公里处的庇浦拉瓦。它距蓝毗尼和提罗拉科特都不远。早在1898年，英人佩普曾在此地一佛塔中发现一个滑石制的舍利壶，上有婆罗迹字体的铭文：“这是释迦族的佛世尊的遗骨容器，是有名誉的兄弟及姐妹、妻子们（奉祀）的。”不少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在所谓“八分舍利”时释迦族分得的那一份。1972年印度考古局在上述同一佛塔的下层，又发现两个形态与质料同上述舍利壶完全一样的舍利壶，但两壶的大小不同，且无铭文。从出土情况判断，安放这两个壶的年代约在公元前5~前4世纪。不久，又在佛塔旁的僧院遗址中发现了四十多枚赤陶制的印章和钵盖，其中一枚印章上有婆罗迷字体刻文：“奄！迦毗罗卫的提婆跋陀罗僧陀的比丘僧伽（所有）”。另一枚印章上为“大迦毗罗卫的比丘僧伽（所有）”。在一个钵盖上也刻有迦毗罗卫的字样。另在附近发现有若干用大砖砌成的建筑物和其他一些文物。据研究，庇浦拉瓦的地下文化可发4期，最古老的一期约属公元前8~前6世纪。因此，近来沙学者认为这里就是迦毗罗卫遗址，但仍不能确证。（方广　　）

　　Konghai

　　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俗姓佐伯，幼名真鱼。赞岐国（今香川县）人。15岁学《论语》、《孝经》等。后游京都，入大学明经科，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尤好佛教。偶读《虚空藏求闻持法》，信佛而作居士。795年于奈良东大寺受具足戒。804年与最澄等随遣唐使入唐求法，到长安初住西是寺。遍访各地高僧，从醴泉寺般若与牟尼室利学《华严经》等，又随昙贞学悉昙梵语。翌年于青龙寺东塔院从惠果受胎藏界和金刚界昙荼罗法，并受传法阿阇黎的灌顶，自号“遍照金刚”。惠果寂后，奉唐宪宗命撰写碑文。806年携带佛典经疏、法物等回国，撰《请来目录》。初住京都高雄山寺，从事传法灌顶。816年于纪伊（今和歌山县）开创高野山，号金刚峰寺。823年诏赐京都东寺为密教永久根本道场。“东密”名称即由此而来。曾兼任东大寺别当，统辖一寺僧职，补大僧正位。921年醍醐天皇赐谥弘未能大师。著有《说谎显密二教论》、《秘藏宝钥》、《十住心论》、《付法传》、《即身成佛义》等。著名文学作品《文镜秘府论》，近年在中国出版。全部著作近年辑为《弘法大师全集》。

　　其故乡四国香川县等四县政府近年与中国西安市政府协议，于青龙寺故址建立“空海大师纪念碑”，以纪念他的留学事迹。日本真言宗各派也重建了东塔院。（林子青）

　　古印度著名大佛塔。在今印度中央邦马尔瓦地区波保尔附近。塔直径36.6米，高约16.5米，雄浑古朴，庄严宏伟。塔中心半圆形的覆钵，最初是公元前250年左右由阿育王修建的。后在巽伽王朝时代由当地富商资助的一个僧团继续扩建，在覆钵土墩外面垒砌砖石，顶上增修一个方形平台和三层伞盖，底部构筑了石砌的基坛和围栏。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到公元1世纪初叶，安达罗王朝又在围栏四方陆续依次建造南、北、东、西四座砂石的塔门牌坊。每座牌坊由三道横梁和两根立柱构成，并饰以左右对称的浮雕嵌板和圆雕构件。浮雕嵌板的内容多为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由于当时佛教雕刻尚禁忌出现佛陀本身的形象，故只有法轮、宝座、菩提树等象征物表示释迦牟尼的存在。圆雕人物的代表作是东门牌坊横梁与立柱相交处的著名的树神药叉女像。她双臂攀援芒果树枝，纵身向外倾斜，凌空悬挂于整个建筑结构之外，富有节奏感的S型体态，健壮丰满，被誉为印度标准女性美的雏形和始祖。印度把这种塔门牌坊称作“陀兰那”(Torana)，故后代把这种雕刻艺术称作“陀兰那艺术”。（方广　　）

　　Fosuoxingzan

　　佛教典籍。又名《佛本行经》、《佛所行赞经传》、《佛所行赞经》、《佛本行赞经》、《佛所行赞传》。古印度马鸣著，北凉昙无谶译。5卷。叙述释迦牟尼一生事迹，把宗教故事、宗教理义用诗歌形式巧妙地表达出来，在印度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汉译异本有南朝宋宝云的译本，7卷；另有藏译本，内容与汉译大致相同。此外还有梵文残本传世。1893年初次刊行。现已有现代汉语译本。

　　这部诗歌体的典籍在古代流传颇广，影响很大。7世纪时，巡游印度的中国高僧义净说此经“五天南海，无不讽诵”，意即全印度与东南亚沿海及岛屿皆甚流行。了还认为“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复令读者心悦忘倦，又复纂持圣教能生福利”。（方广锠）

　　Jietuodaolun

　　小乘佛教论书。优波底沙著。成书于2世纪左右。作者被尊为阿罗汉（论师），生平不详。汉译本为南朝梁代扶南国（今柬埔寨）沙门僧伽婆罗译，12卷。历代各版汉文大藏经均收录。此论分别论述佛教的戒、定、慧三学的重要涵义。阐述戒律是修持佛法的阶梯，持戒摄心，以防止身、口、意所作的恶业；然后通过止心于一境不使散动的禅定修习，澄心静虑，排除一切妄念，即可获得智慧。因此，慧是严谨持戒，勤修禅定的结果，起了通达事理、决断疑念、破除迷感、论证真理的作用。本书基本上是律、经、论、三藏要义的总述，其中心哲学思想是“乐离缚、离无明”，通过戒、定、慧三学的修持，求得自我解脱，达到涅槃境界。（童玮）

　　sida

　　佛教术语。指地、水、火、风为四种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又名四界。界，是种类的意思，谓地、水、火、风四种物体均能保持各自的形态，不相紊乱。亦名四大种。种，有能生的作用，如种子。佛教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四大所生。又把物质世界称为色法。色，分能造色和所造色两类，四大种为能造色，其余一切物体为所造色。

　　四大之“大”，有两种含义：1、相大，如大山大地，大江大海，大山劫火，黑团风、龙卷风等；2、用大，一切物体皆为四大组成（所造）。说一切有部认为，四大各有不同的性能和业用，地大以坚为性，有一定硬度，其业用能受持万物；水大以湿为性，有一定的湿度，其业用能使物摄聚不散；火大以热为性，有一定的温度，其业用能使物成熟；风大以动为性，有一家的动力，其业用能使物成长。四大发内外两类，动物体内的四大称内四大，动物体外的四大称外四大。四大又有实假之分。从四大的坚湿暖动诸性而言，唯身根能感触，属触处所摄色，为实四大；眼根所见的四大，是形色（地水火风的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等形状）和颜色（地水火风的青、黄、赤、白、黑等颜色），属假四大。佛教认为人身亦由四大构成，以此说明人身无常、不实、受苦。《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称：“地水火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同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居一箧。”

　　四大原是古印度用以分析和认识物质世界的传统说法，佛教加以改造。但古印度佛教以外的各学派，对四大的解释各有不同。顺世派对于物质世界不论能造所造，都说是四大，并认为是常住不变的。胜论派认为四大属于实句义（实体范畴），是常与无常。数论派认为，地水火风既是所造也是能造，说四大是色、声、香、味、触五尘（五唯，即五种细微元素）所造。佛教各派对四大也有不同的见解。大众部认为，四大为能造，色香味触四尘为所造。成实学派认为，四尘能造四大，四大能造五根，主张四大通能造所造。经量部认为能造所造皆通实假，主张微尘是实，粗色属假。一说部认为，能造所造唯有假名，都无实体。瑜伽行派认为，有漏大种所造色属依他起性，无漏大种所造色通圆成实和依他起；大种唯属实，造色通实假。（刘明渊）

　　Dachengjing

　　大乘佛学经典的总称。又称大乘修多罗、菩萨契经、方等经、方广经或大方等经等。相对于小乘经而言。大乘经是随着佛学思想的不断发展陆续出现的。初期流行的大乘经，约当公元1世纪开始出现。有宣扬“人法二空”、“性空幻有”的《般若经》类；有“弹偏斥小”、“叹大褒圆”。弘扬居士佛教的《维摩经》类；有提倡“般若正观”的《宝积经》类；有倡导“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和“十二因缘，依于一心”的《华严经》类；有宣扬“诸法实相”，主张“开权显实”和“会三归一”的《法华经》类；还有发挥念佛三昧思想和奉行净土信仰一类的经典，如《阿閦佛国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般舟三昧经》等。5世纪又陆续出现了一部分大乘经。有提出“佛身是常”、“法身具有常、乐、我、净四德”、“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等思想的《大涅槃经》类；有主张“自性清净心”，发挥“如来藏缘起”的《胜鬘经》类；有讲大乘菩萨道，以四无量、六度、四摄为纲，用十善巧解释智慧而构成的《菩萨藏经》类；有属于论藏性质，发挥唯识学说的《大乘阿毗达磨经》和阐发“万法唯识”思想，主张“阿陀那缘起”的《解深密经》；还有调和“如来藏缘起”和“阿赖耶缘起”的《楞伽经》和《密严经》等。此外尚有说菩萨戒行的《梵网菩萨戒经》，讲如来三密，建立各种曼荼罗，宣说各种真言陀罗尼的《大日经》、《金刚顶经》等秘密经类。

　　上述大乘各种经类，是大乘佛学思想发生和发展的依据。大乘经部帙浩繁，汉译者达数千卷之多。原来各家“经录”大小乘经是不分的。《历代三宝记》所引作者不详的《众经别录》，开始分“大乘录”、“小乘录”、“大小乘不判录”等等。《开元释教录略出》则把大乘经分为般若部、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槃部5大类，加上诸重译经和大乘经单译2类，共7部分。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仍是大小乘经不分，但在10大类中，除阿含部为小乘经，本缘部和经集部大小乘经混杂外，其余般若部、法华部、华严部、宝积部、涅槃部、大集部和密教部，基本上都属大乘经类。《频伽藏》则将大乘经分为华严部、方等部、般若部、法华部、涅槃部等5部分。（高振农）

　　Qingjingdaolun

　　研究上座部佛教思想和教理的重要论书。觉音著。约成书于5世纪，被誉为三藏典籍和义疏的精要。据传，觉音在5世纪20年代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研读僧伽罗文论疏和上座部佛教教义时，大寺派僧团为了测验他的才干，命其注释两首偈颂，而写出此论。它虽和《解脱道论》在体裁和内容方面都十分相似，但见解不同。它依据上座部佛教大寺派的观点，对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的阐述，烦琐而复杂。全论共二十三品，依照次第论述戒、定、慧三学要义。一致二品阐明戒的定义、作用、种类和持戒的各项规定等；三至十三品阐述定的定义、种类、修习禅定的各种方法、目的和所获得的福德等；十四至二十三品阐述慧的定义、种类及修习方法等，这是《清净道论》的核心，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详细阐明关于四谛、五蕴、八正道和十二缘起等佛教的基本理论。

　　《清净道论》除了有僧伽罗文、泰文、缅甸文、高棉文、老挝文、傣文、天城体梵文和拉丁字母的音译巴利文本外，还被译为汉、日、英、法、德等文字，一向被视为研究上座部佛教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参考资料，受到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重视。（童玮）

　　Longshu

　　古印度佛教哲学家。大乘佛教中观派的奠基者。关于他的生存，有各种不同的传说。据传他出生在南印度毗达婆国，属婆罗让种姓。幼年曾学“五明”，其后皈依佛教。初习小乘经典，系统地阐述并确立了大乘佛教中观派的理论，深受南印度安达罗王朝的引正王的推崇，晚年住在黑峰山（今哥斯坦河上游）。一说晚年住在阿摩罗缚底大塔西北50公里的吉祥山，并传其为王子所杀。

　　龙树进一步发挥了大乘佛教般若经的空性思想。所谓“空”即不是“零”也不是“空无”，而是指“不可描述的”实在。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以及人们的认识，包括惑觉、概念、意识和地、水、火、风等元素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是假借的概念（假名），是不真实的，它们本身没有独立的实体性或自性（无自性）。宇宙万物的真实相是“空”，亦是“中道”。所谓“中道”就是不能用言语分别，不能用概念亲证的一种最高存在，也就是“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又认为，有为法空，无为法亦空。我空，无我亦空。生死空，涅槃亦空。既然一切皆空，那么，森林罗布的世间万物又作何解释？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龙树提出了二谛（真谛和俗谛）说。他说，佛陀为那些被无明覆盖的凡夫说法时，采用俗谛，承认世界和众生的真实存在；为那些已经消除无明、洞察真理的人说法时，采用真谛，否认世界和众生的真实性。他认为只有众俗谛入手，才能达到真谛，“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

　　龙树在论述世界的非真实性中，为了破除名相，排队因缘关系，还提出了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的“八不”概念。认为这四对对立的范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依据，在每一个范畴的前面加上否定的“不”字，说明了事物存在和认识的相对性，不真实性。可见龙树的范畴论是为他的本体论服务的。他的“八不”说，不生不灭是指实体而言，不常不断是从时间方面考察，不一不异是从空间方面说，不来不出是从运动方面来说明的，这四对范畴包含了某些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因素。

　　从“空”的根本立场出发，龙树不但认为世界是不真实的，而且认为涅槃也是假象，他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又“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只要消除无明，就可以达到涅槃。“涅槃”在他看来是无得亦无至，不断亦不常，不生亦不灭，排除了生死干扰的寂灭境地。龙树为大乘佛教的宗教和社会实践开辟了新的道路。它的宗教哲学思想对中国佛教很多宗派都有很大影响。

　　著作甚多，据西藏所传为122种，汉译为22种。有“千部论主”之称。其主要著作有：《中论颂》、《十二门论》、《七十空性论》（藏译）、《迥净论》、《六十颂如理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大乘二十颂论》、《因缘心论颂》、《菩提资粮论颂》、《宝行王正论》、《龙树菩萨劝诫王颂》等。（黄心川　　宫静）

　　Yuankong

　　日本佛教净土宗创始人。俗姓漆间，幼名势至丸，号法然。美作国（今冈山县）人。岁投菩提寺观觉出家，学沙弥法。13岁登比睿山师事源光，后从皇圆受戒，习天台教义。1151年投黑谷慈眼房睿空之室，学圆顿戒和密宗教义，读源信的《往生要集》，传承佛立三昧法门。1175年读唐善导《观经四帖疏》的《散善义》后，专志于念佛法门，开创“一向专修宗”。1186年，睿山座主显真集各宗硕学名僧于大原（大今京都一带）胜林院，与源空辩论净土法义。此即有名的“大原问答”，记录成书名《大原谈义》。后于奈良东大寺讲净土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并为天皇、皇后授戒。1198年应关白藤原兼实之请，口述《选择本愿念佛集》由安乐笔录，以定净土宗要。其时，他倡的称名念佛净土法门日益盛行，引起南都北岭各宗的反对；又因受弟子安乐收容宫女出家一事所牵连，而被流配。获赦后，于摄津（今兵库、大孤一带）胜尾寺，继续弘布净土宗。卒后，历代天皇先后赐谥圆光大师、东渐大师、慧成大师、弘觉大师、慈教大师等。一般称为法然上人。主要著作有《选择本愿念佛集》、《无量寿经释》、《观无量寿经释》、《往生要集诠要》、《往生要集料简》、《类聚净土五祖传》等。1955年编有《昭和新修法然上人全集》1册，1975年又出版《宁本法然上人全集》9卷。（林子青）

　　北传佛教之一。4世纪后期由中国传入。其传播和发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三国时期　　最初传入佛教的是三国鼎立时代的高句丽（朝鲜北部）。据《海东高僧传》卷一载，高句丽小兽林王（高邱夫）二年（372），中国前秦苻坚遣使者及僧顺道送去佛像和佛经。两年后，又有东晋僧阿道赴高句丽。五年（375），小兽林王为阿道建伊弗兰寺，又立省门寺供顺道居住，是为佛教输入朝鲜之始。百济（朝鲜西南部）在枕流王元年（384）开始迎接来自中国的东晋梵僧摩罗难陀，翌年于汉山州创建佛寺，并使平民10人从他为僧。新罗（朝鲜东南部）的佛教是在纳祗王时（417～457）由高句丽传入的，起初受到抵制，到法兴王十五年（528）才正式流传。

　　迨6世纪，佛教已广为流传。中国隋唐时期大小乘各宗教理几乎全部输入，其中影响较大的宗派是三论宗和律宗等。当时，由于三国封建政权都积极扶持佛教，派很多僧人到中国求法，知名的有高句丽僧朗大师、义渊、实法师、印法师等；百济僧谦益、慧慈等；新罗僧无相、圆光、慈藏圆胜、惠通、胜诠等。其中有许多人还赴印度求法。百济僧谦益由中国到中印度专攻梵语和律部，回国时带回许多梵本加以翻译和研究，促使律宗在三国迅速传播；新罗僧惠超，曾踏遍五天竺，著《往五天竺国传》，介绍了印度及其周边诸国的地理、交通、文化和风俗，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

　　朝鲜三国时期的佛教对中国佛教传入日本起了桥梁作用。6世纪中叶，百济的圣明王将金铜释迦佛像和经论幡盖等赠给日本，为中国佛教传入日本的开始。其后慧慈自高句丽渡日，为日本圣德太子所师事。高句丽僧慧灌赴日后成为日本三论宗开祖，新罗僧审详赴日，始传华严宗。

　　三国时期，佛教的流传虽然较为广泛，但还处在传播和解释教义的阶段。

　　新罗王朝时期　　新罗王朝统一三国后，为朝鲜佛教隆盛时代。出现元晓、憬兴、义湘、圆测、太贤、义寂、宣证、胜庄等著名佛教理论家及其著作，其中对朝鲜佛教的发展，影响最深的是元晓、义湘和圆测。元晓的《十门和诤论》、义湘的《华严一乘法界图》和圆测的《解深密经疏》等著作。为创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华严宗和唯识宗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个时期有四个主要宗派：①涅槃宗。高句丽僧普德于景福寺所创。普德有11个高足，其中著名的有无上、寂灭等，建有八大伽蓝。②律宗。新罗僧慈藏入唐回国于通度寺所创。③华严宗（一名圆融宗）。有二派，一为元晓在新罗庆州芬皇寺所创，称为海东宗；二为入唐的义湘从智俨传承的中国华严宗，设祖庭于浮石寺，故亦名浮石宗。④法相宗。真表律师在金山寺所创，宣传瑜伽唯识，其弟子有永深宝宗等。此外密教系统有神印宗和总持宗（或称真言宗）。神印宗创始人是明朗，他于善德王四年（635）受帛尸梨蜜多罗所译神印秘法，其密教被称为神印宗（亦称文豆娄宗），在密教史上属善无畏、金刚智以前的杂密。总持宗创始人是惠通，他入唐受善无畏印诀，为善无畏一派密教。新罗僧惠日受青龙寺惠果密法，带回《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等，在新罗大弘密教。成实学派、俱舍学派也在弘传。9世纪初，中国禅宗开始传入朝鲜。新罗宣德王五年（784），道义入唐从虔州西堂智藏参学心法，受其法脉。822年回国后传达摩禅，始传南宗禅，不很兴盛，但它成为后来的禅门九山之一的迦智山派。兴德王三年（828），洪陟入唐从智藏受法，回国后在实相寺宣扬禅法，开禅门九山的另一派——实相山派，禅宗始兴。新罗末期的道诜把佛教的善根功德思想同道教的阴阳五行及地理风水说相结合，开创具有特色的“祈福佛教”，使佛教更加神秘化。此时，教禅，分庭抗礼，互相竞争，佛教势力渐衰。

　　高丽王朝时期　　高丽统一全国后，由于太祖王建深信佛教，造塔建增，佛教又渐转盛。文宗出家的第四王子义天，被封为祐世僧统，世称义天僧统。他于高丽宣宗二年（1084）入宋，历访高僧大德，学习华严、天台教义以及戒法和禅法，回国后慨叹天台一宗，海东未兴，遂于肃宗二年（1096）创立了高丽的天台宗。高丽王朝初期，华严学者均如，为华严宗北岳（希朗）法孙，融合南岳（观惠）北岳两家分歧，与仁裕首座共倡归一之旨，蔚然成风。光宗王特于松岳下建归法寺，诏均如主持，备极崇信。中期，禅门渐见衰落。时有知讷结定慧社，阐扬修禅宗风，于是禅师迭出，曹溪禅风，再次中兴。知讷成为曹溪山修禅社开祖。他对华严亦有研究。所著《圆顿成佛论》，为曹溪宗的宗典。共后有太古普愚，曾入元从屋清珙受法，回国后统一禅门九山为一宗，称曹溪宗（亦称禅寂宗）。时天台宗亦视为禅宗一派，故禅有曹溪、天台两家。教的五宗亦各改称：圆融宗改称华严宗，法相宗改称慈恩宗，法性宗改称中道宗，戒律宗改称南山宗，涅槃宗改称始兴宗。后称“五教二宗”。这一时期的佛教最显著的事业是大藏经的出版。高丽显宗二年（1010），在所谓“丹冠祈禳”的口号下，开始雕大藏经（共6000余卷），作为全国性事业，历经70余年，终于在1087年宣宗王时完成，藏之八公山符仁寺。高宗十九年（1232）为蒙古兵所毁。二十四年（1237）发愿重立都监，历时16年，刻成经版8万余块，约完成6780卷的《高丽藏》，今存南朝鲜的伽耶山海印寺。其次，义天为完成刻经事业入宋游历14个月，搜集佛教经典，归国后，设置教藏都监，刻印大藏经，称之为义天的《续藏经》。据《新编诸宗教藏目录》（刊行预定目录）载称，《续藏经》收录内外佛典1000余部，4000余卷。但大部失传，现在残存20部。

　　李朝时期　　14世纪末，太祖李成桂统一朝鲜半岛，国号朝鲜，亦称李朝。他尊儒排佛，在即位时放逐了禁中的僧侣。世祖（太宗）六年，将曹溪、天台、慈南三宗合为禅宗，将华严、慈恩、中神（中道宗及神印宗）、始兴南山四宗合为教宗。合并后的教、禅二宗，各保留一定数量的寺院。到明宗（1545～1566）时，由于文定皇后的庇护与普雨禅师的努力，佛教禅宗稍见复苏，但不久即衰。成宗时更禁止供养僧侣，并毁佛像造兵器。出家为僧被视为违犯国禁。直至“壬辰之乱”（1592），日本丰臣秀吉率大军侵入朝鲜，宣祖出奔义州，时有禅僧清虚休静率门徒并募僧兵5000人，与明军一起作战，克复京城，赶走日军。宣祖还都后，赐号国一都大禅师。后还妙香山，有弟子千余人。著有《清虚堂集》8卷等。至此，佛教禅宗稍有恢复。

　　在李朝统治的500年间，总的是采取尊儒排佛政策，然由新罗、高丽时代长期流传下来的佛教仍隐存于一般民众之间。从1910年至1945年朝鲜为日本军国主义并吞的35年间，朝鲜佛教僧人也有公然娶妻食肉的，因此教团分有独身僧与有妻僧两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仍在朝鲜半岛继续流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曾于平壤建立佛教总务院，后改为佛教徒中央委员会。50年代初期，寺院大多毁于侵略者的战火。现南朝鲜的佛教较前略有发展。（林子青）

　　Fanwangjing

　　佛教大乘戒律书。全称《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后秦鸠摩罗什译。上下2卷。

　　内容　　上卷叙述释迦牟尼从第四禅擎接大众到莲华台藏世界见卢舍那佛，问一切众生以何因缘得成菩萨十地之道，所得果是何等相，以及卢舍那佛为说菩萨修道阶位四十法门。下卷述说释迦牟尼受教已，示现、降生、出家、成道、十处说法，于摩醯道罗天王宫，观诸大梵天王网罗幢，因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一一世界各各不同，佛教门亦复如是；又释迦牟尼从天宫下至阎浮提菩提树下，复述卢舍那佛初发心时常所诵的一切大乘戒，即“杀”等十重戒和“不敬师友”等四十八轻戒。最后以“明人忍慧强”等十四颂显示受持此法能获五种利，以劝说流通。中国向来重视诵习下卷说菩萨戒相部分，称《梵网菩萨戒本》或《梵网菩萨戒经》。

　　传译　　此经现存诸本，皆署名鸠摩罗什译。但《出三藏记集》卷二译经条及卷十四罗什传等，均未举此经。隋法经等撰《众经目录》第五，在“众律疑惑”条下载有《梵网经》2卷，但说“诸家旧录多入疑品，右一戒经，依旧附疑”。可见在隋代以前，此经已编入疑品。且《丽本序》说此经梵文有112卷（一作120卷），似亦可疑。据近代学者研究，该经上卷所说十发趣、十长养、十金刚及十地的阶位，继承了《仁王般若经》五忍四十一位之说；下卷所说十重禁，乃综合了《菩萨地持经》中第五“方便处戒名”和《优婆塞戒经》第三“受戒品”以及《菩萨善戒经》所出“诸波罗夷”等说法。同时，该经菩萨轻戒第四十七戒指责国王百官明作制法，立统官制众，使安籍记僧，似为针对中国北魏时立僧统以籍僧的僧尼制度和国王的态度而言，印度初无其事。轻戒第十戒有不得蓄一切刀杖弓箭牟斧战斗之具及恶罗网杀生之器；第十一戒不得为利养恶心故通国使命、军阵会合、兴师相仗杀无量众生；第十二戒不应故贩卖良人奴婢六畜、市易棺材板木盛死之具；以及第三十二戒不得贩卖刀杖弓箭、蓄轻秤小斗、因官形势取人财物等，似也反映了对南北朝时代僧侣非法行为的不满。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此经不是印度梵文的翻译，而是南北朝时中国僧人所编纂。

　　流传　　过去相传梁慧皎曾撰《梵网戒义疏》，此经的流传曾被认为始于梁代。但近时从敦煌发现有南齐初年该经的“后记”古本，可能早在南朝宋末就已有流传。到了隋代，智顗撰《菩萨戒义疏》，特加讲习弘扬，从此该经被作为大乘律而受到重视，并成为中国汉地传授大乘戒最有权威的典籍，为大乘各宗所通用。唐代，该经曾被转译成藏文，略称《法广母经》，收入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内。此外，晚唐流行的传为金刚智（一说不空）所译的《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实际上亦是依此经文扩充而成。日僧最澄认为此经是圆顿菩萨之戒相，将瑜伽等戒作为权大乘戒相，以显示两者的根本区别。此说流行以来，更受到天台、净土等宗派的重视。

　　注疏　　注解全经的主要有唐新罗太贤《梵网经古迹记》4卷、《梵网经菩萨戒本宗要》1卷；明智旭《梵网经玄义》1卷、《梵网经合注》7卷，寂光《梵网经直解》4卷；清德玉《梵网经顺硃》2卷等。仅注释下卷的主要有隋智顗说、灌顶记《梵网菩萨戒经义疏》2卷；唐法藏《梵网经菩萨戒本疏》6卷，明旷《梵网菩萨戒经疏删补》3卷，胜庄《梵网经（菩萨戒本）戒本述记》4卷；宋慧因《梵网经菩萨戒注》3卷；明弘赞《梵网经菩萨戒略疏》8卷；清书玉《梵网经菩萨戒初津》8卷等。日本有空海、善珠、法进，新罗有元晓、义寂、智周、法铣等人的注疏多种。（高振农）

　　Juezan

　　南传上座部巴利语系佛教著述家。亦译佛音。出生于北印度菩提伽耶附近的婆罗门种隆，通吠陀学，擅长工巧明，清于辩论。在菩提伽耶一座僧诃罗（今期里兰卡）人建造的寺院出家为比丘，于摩诃那摩王在位时（410~432）去僧诃罗首都阿努力拉德普勒，住在大寺，专研巴利三藏和注疏，有很多巴利语著述，他还将当时很多用僧伽罗语写的佛经注疏，译成巴利语。后回印度朝礼菩提树而不知所终。他对上座部佛教的流传有很大影响。著作有《清净道论》、《普悦》、《析疑》、《善吉祥光》、《破除疑障》、《显扬心义》、《满足希求》、《胜义光明》、《殊胜义》、《迷惑冰消》以及《五论释义》、《本生注》、《法句比喻》等。据说，他在印度时曾写《发智》一书，近代学者认为那是《殊胜义》的初稿。（叶均）

　　Shiqin

　　中印度佛教哲学家。一译天宗。音译“婆薮槃豆”。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理论体系建立者之一。无著之弟。出生于北印度犍陀罗国的布路沙城（意译丈夫城）。属婆罗门种姓。初习小乘，在说一切有部出家，曾去迦湿弥罗国精研该部教理4年。后回布路沙城，作《俱舍论》，批语说一切有部的烦琐教义和在乘教义。据《大唐西域记》卷五记载：当世亲自北印度来到中印度阿　　陀国时，无著曾命弟子迎候，并止于户牖之外。夜分之后，无著诵《十地经》，世亲听后感到其法深妙，于是追随无著改信大乘，弘扬唯识论。他在《唯识二十论》和《唯识三十颂》中，充分阐明了他“识生似外境现”的思想，意即外境本来并不存在，由于识生起的作用，转变成为心的对象，如同病目见空华。他的这两部著作，集唯识思想的精华，也是唯识学说发展的高峰。

　　在《大乘百法明门论》中，他把宇宙万有分为五大类，即心法、心所有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心法是说以心（精神现象）为主体，包括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八种“识”，心所有法是指心的作用，包括五根、五境和意识的对境十一种现象；不相应行法是一种非精神、非物质的现象，它区别于前三种法，是假立的有为法，包括二十四种现象，它区别于前三种法，是假立的有为法，包括二十四种现象；无为法是不生不来的现象，湛然常住的理法，其中包括六种无为：虚空无为（认识真理犹如虚空的境界）、择灭无为（得到至善智慧的精神境界）、非择灭无为（通过神秘的直观得到真理的境界）、不动灭无为（通过深思静虑，不为苦乐所动的境界）、想受灭无为（灭断一切观念、感觉、以直观显现真理的境界），真如无为（得到真理的精神境界）。以上五位百法总括来说，就是心是识自体，心与识相应，色是心识所变现，不相应行法是区别于心、色的假立，无为法则是前四位断染成净的最终结果，无为法也以识为根本，但它是最真实、最圆满的最高真理。

　　在《佛性论》中，他提出五性各别说，把一切众生分为：声闻、独觉、如来、不定种性、无性有情等五类。此五者是潜藏在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由于每个人所具有的善、恶种子不同，因而修持所得的结果也不相同：声闻可修证阿罗汉；独觉修证辟支佛；如来种性可修证为佛；不定种性的证果不确定，可修证以上三种之一；无性有情只具有有漏种子，因此要受业报轮回的限制，虽然苦心修持，也不能下得上面三果。这种五性各别说和古代印度的种姓观是密切相关的。

　　著作甚多，主要著作除上面提到的以外，尚有：《大乘成业论》、《大乘五蕴论》、《止观门论颂》等。还有对《中边分别论》、《摄大乘论》、《大乘庄严经论》、《六门教授习定论》、《金刚般若经论》《妙法莲华经》、《无量寿经》、《十地经》、《宝髻经》、《胜思惟梵天所问经》等的注释。据传，还有《论轨》、《论式》、《论心》等因明著作三部，梵本已佚，也无汉文译本，仅从其他经典中略知片断。

　　世亲学说的后继人，说法不一。在《成唯识论述记》中记载有护法、德慧、安慧、亲胜（世亲同时）、难陀、净月、火辨（世亲同时）、胜友、胜子、智月等十家；据西藏的记载，则为安慧、陈那、德光、解脱军等四大家。（黄心川　　宫静）

　　产生和流传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创始人是悉达多·乔答摩，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简称佛陀（觉者）。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原始佛教　　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相继传承时期的佛教。约为公元前6～前5世纪。佛陀的说教最初是口传的，为了便于记忆，采取偈颂的形式，后来编集为由经、律、论组成的“三藏”。在经藏中近代学者认为真正属于佛陀的教说和最早的经典是《经集》、《如是语经》和《无问自说经》，其中也包括一些戒律条文。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其核心内容是讲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其次，又从缘起思想出发，提出了“诸法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的学说。后人把原始佛教的修持，概括为戒、定恝三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以及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等三十七菩提分法。佛陀在世时反对婆罗门教四种姓的不平等制度，因此，在他所创立的僧团中允许各个种性和贱民参加。另外，还容许教团中包括过在家生活的男女信徒，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或在家二众。

　　部派佛教　　在佛陀逝世的100年后，佛教内部由于对戒律和教义看法的不同，开始分裂。先后形成了许多部派。最初分为大众部和上座部，这被称为根三二部，以后又从两个根本部中分裂为十八部或二十部，称为枝末部派。部派佛教争论的主要总是诃梨跋摩在《成实论》中曾概括为“十论”，即二世有无？一切有无？中阴（轮回的主体）有无？顿悟或渐悟？罗汉是否有退？随眠（烦恼）与心是否相应？未受根业是否存在？佛是否在僧数？在无人我（灵魂）等。对于这些问题各个部派都有不同的回答。上座部认为佛教徒修行的最高境界应是阿罗汉果，阿罗汉果与佛果位相同，他们把一切现实存在分为色法（物质存在形式）和心法等，色法有“四大种”（地、水、风、火四元素）及所造色（长、短、大、小、方、圆等形象和青、黄、赤、白等显色以及其他感官对象），心法有八十九种，并作了详细的分析。上座部后来又分为根本上座部和说一切有部。前者流传于雪山即喜马拉雅山麓，后者流传于克什米尔地区。说一切有部后来分出犊子部，犊子部又分出正量等四部，继又分出化地部、经量部等共十一部，说一切有部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三藏中的论藏，也就是着重对佛教理论问题的阐述。在1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统治时，曾举行大规模的结集，编纂了《大毗婆沙论》、《发智论》和六足论等庞大的论书，主张“法有我无”、“三世实有”和“法体恒有”；经量部约成立于3世纪末，是最晚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主张“过去未来无本，现在实有”。佛陀以蕴、处、界概括一切法，但未区别实有和假有。说一切有部主张蕴、处、界都是实有。经量部则主张蕴、处是假有，界是实有，这意思是说外界一切的事物或主客观的存在形式（蕴）以及人们的认识器官和对象（处）都是一种虚假或唯名的实在，它们不过是人们认识中的感觉材料，只有人们的认识的根源（界）才是真实的存在（实有）。大众部崇信超越的、神化的佛陀，特别提倡“一心相续说”和“心性本净说”。部派佛教后来向大乘发展，从大众部向中观派（空宗）发展，从上座部向经量部发展，进而向瑜伽行派（有宗）发展。

　　大乘佛教　　在部派佛教流行时期，大乘的思想在南印度已开始产生和传播。当时在家佛教徒中流行着对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参加这些教团的有出家的导师（僧侣）和在家的支持者（俗人）。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为了修持和传教的需要，编辑了阐述大乘思想和实践的经籍，最初为般若系经典，以后又有《妙法莲华经》、《维摩经》、《华严经》和《无量寿经》等出现。这些经典阐发了空、中道、实相、六度、菩萨道、多佛、三乘分别和一心本净等等思想。在上述种种经典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大乘两个主要派别——中观派、瑜伽行派。中观派大概在2世纪才开始形成，创始人是龙树，经提婆、罗睺罗跋陀罗传至佛护和清辨时，因对中观的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分为自续派和应成派。中观派发挥了般若经中的思想，认为修持最高的境界是空，空是“不可描述的存在”，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关系（缘合）和一种假借的要领或名相（假名），它本身没有实体（无自性）。对于真正的佛教徒应该证悟上述空性的“真谛”，但是对于被无知（无明）覆盖的凡夫仍应导以“俗谛”，即承认世界相对存在的真理。瑜伽行派兴起于4～5世纪间，因强调瑜伽的修行方法并以瑜伽行总括全部佛教教义而得名，该派的理论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主要经论是《解深密经》、《瑜合伽师地论》、《唯识二十论》、《成唯识论》等。世亲的继承者有亲胜和火辨两家，较亲胜稍后并发挥亲胜学说的有德慧和安慧，以上称为无相唯识派；世亲的另一继承者是陈那，他是后期瑜伽行派的先驱。陈那的后继者有护法和法称，护法发展了世亲和陈那的唯识学说，法称发挥了陈那的因明学说。瑜伽行派认为人所认识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人们的认识主体即“识”所变现出来的，提出“万法唯识”、“三界唯心”。他们把识分为三类八识，而把第八识即阿赖耶识（藏识）看作是现象世界（现行）的根源（种子生现行），所以名之为“所知依”。他们又把一切存在现象分为“五位百法”。另外还阐扬五种姓说，认为有一种“无种姓”的人，毕竟不能成佛。

　　密教　　6～7世纪，印度教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逐渐取得了占优势的地位，从玄奘的记述中可知当时对湿婆、毗湿奴、梵天的崇拜极为盛行。8～9世纪间商羯罗创新吠檀多派，使印度教在理论上得到重大发展而空前地盛行。佛教在这种社会潮流影响下开始吸收印度教和民间信爷而逐步密教化，在南印度和德干高原以及东印度出现了金刚乘和易行乘等。前一个时期的显教中观派和瑜伽行派逐渐融合起来作为密教的世界观而继续存在。其主要经典为《大日经》、《金刚顶经》、《密集经》、《喜金刚经》、《胜乐轮经》、《时轮经》等。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坛场、仪轨和各种神格信爷为其特征。仪轨极为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皆有严格的规定，主张修“三密”，即手结印契（身密）、口诵真言（语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应，即身成佛。8～9世纪以后，由于印度教的兴盛，佛教僧团日益衰败，内部派系纷争不已，从而日趋式微。后来又由于伊斯兰教的大规模传播，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迄13世纪初，终于一蹶不振趋于消亡。

　　现状　　19世纪末，在印度沉寂约700年的佛教出现了复兴运动。1891年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达磨波罗在印度首创摩诃菩提会，很多佛教胜地恢复旧观，并重新建立了一些寺院。1947年印度独立后，佛教活动有了新的发展。在那烂陀、浦那、贝纳勒斯等地创设了一些研究机构，并在很多著名大学设佛学系或巴利语系；出版了大量书刊。1956年印度政府举行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的国际性大规模纪念活动。同年10月，印度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安培多伽尔在那格浦尔组织了一个有50万“贱民”参加的改信佛教运动，先后有几百万“贱民”由印度教皈依佛教。1957年印度佛教徒组织了佛教的政党——共和党。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因不满共和党的政治路线另组了困豹党。该党在孟买和马哈施特拉有一定影响。近年来，印度的佛教组织（摩诃菩提会、佛教神智会、圣弥勒教会等），在国外建立了很多分支，广泛地开展了国际活动，经常召开国际佛教学术讨论会、座谈会等。根据1980年的统计，印度有佛教徒5554000人，约占总人口的0.8%，印度的佛教徒虽然人数很少，但在印度的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宫静于众）

　　Chang”ahanjing

　　原始佛教基本经典。北传佛教四部阿含之一。因所集各经篇幅较长，故名。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全经分四分四诵，22卷，共收30部经。此经梵本属法藏部，原本失传。近代曾在中亚发现梵本残片。历代别出异译之单品约24种、58卷左右。各经出自何派传本，已无可稽考。

　　北传汉译《长阿含经》与南传《长部经典》大体相应。《长部经典》共收34种经。其中有四经汉译全缺；而《三十二相经》、《念处经》汉译收在《中阿含经》中；但南传《长部经典》没有《增一经》、《三聚经》和《世纪经》三经。一般认为，北传倾向于把内容相近的经文排在一起，而南传的排列则更多地保留了经文形成先后的原来面貌。

　　主要内容可分4部分：①总结和解释佛教的基本教理。概括教义的经有《十上经》、《增一经》和《三聚经》等。这些经将教义分门别类，按数字顺序排列。以简单列举为特点，所述教义主要有四谛、八正道、四禅、五蕴、缘起、十二因缘、无常、无我、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另外，着重解释教义的经文有《大缘方便经》，广释十二因缘之深义；《世纪经》，详释“此世、他世”，“六道”、“三界”三种轮回系列。与此类似的还有《清净经》、《自欢喜经》等；②叙述佛陀及其直传弟子们的修道和传教活动。《游行经》记述佛陀悟道、传教和涅槃的经过。《善生经》记述佛陀在传教过程中为长者子善生宣讲持家处世、敬事父母等六事，从该经可以看出，佛陀作为宗教导师并不脱离现实，但已具有超人的形象；③叙说佛陀本生与历劫等故事，旨在弘扬佛教，劝诫人们皈依三宝。这些叙说主要见于《大本缘经》、《转轮圣王修行经》和《典尊经》等；④驳斥外道（异教）。首先是驳斥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祭祀仪式和梵天至上论，见于《小缘经》、《阿摩昼经》和《究罗檀头经》等；其次是对印度古代唯物主义派别——顺世论的批驳，例如《弊宿经》专斥其“无他世”，无业报轮回等观点；再次是对耆那教等苦行灭业论的批驳，以示苦行非正道，主要见于《阿（　　）　　
　　夷经》、《清净经》和《散陀那经》等。此外，对其他外道的批驳散见于各经。在驳斥外道的同时，综述了当时各种宗教哲学派别的62种观点。列举了当时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派别，如“六师外道”。这些内容主要见于《梵动经》、《沙门果经》和《布吒婆楼经》等。（任杰　　魏道儒）

　　Lengqiejing

　　佛教经典。全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或《入楞伽经》。lanka　　是斯里兰卡岛的古名，Vatara　　意为“入”或“表露”。意为释迦佛在斯里兰卡地方所说的经。梵文原本系印度笈多王朝时期出现的中期大乘佛典之一，与《解深密经》同为论述唯识思想的重要经典。此经一般认为在无著以后所成立。它与偏重于信仰并具有浓重的文学色彩的初期大乘经典不同，偏重于理论的研究和哲学的说明。《楞迦经》出现后，很快就传入了中国，最早的译本是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求那跋陀罗的译本（即《楞伽阿跋多罗宝经》4卷）。以后还有北魏菩提流支的译本《入楞伽经》10卷，实叉难陀的译本《大乘入楞伽经》7卷。此外，还有藏译本和日本南条文雄校刊的梵本。藏译本与梵本最接近。在汉译各本中，实叉难陀的译本与梵本比较接近。求那跋陀罗的译本最能表现此经的原始形态，流行也最广。

　　此经除序文说明其产生的原由，宣说离言自性的法门外，其主要内容有：①阐述“三界唯心”的学说。认为一切诸法都系“自心所见”，“自心所现”，是“自内证”；②说明真妄的因缘；③辨明邪正的因果，说明去妄归真的旨意及五法（名、相、唐妄想、正智、如如）、三性、八识、二无我（法无我、人无我）的道理。认为八识是阿赖耶识大海生起的波浪，阿赖邪识是“原因”和“根本识”，它是无始以来的本体。阿赖耶识也就是“如来藏”；④明法身之常住，以示生死、涅槃之平等；⑤示藏心自性，以明真妄、生灭、平等之相；⑥广说六度，指出自性之妙行；⑦广决众疑；⑧指出性戒，以彰生佛平等之理。全经以离名绝相的第一义心为宗，以妄想无性为旨趣，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为教相，以自觉圣智为体，以斥小辨邪为用，为大乘瑜伽行派的学说奠定理论基础。经中还提到如来的异名有梵、毗湿努、自在天、因陀罗等，但给予不同内容的解释，可见其受到印度教的影响。

　　《楞伽经》对中国佛教影响颇大。据说菩提达摩曾以此经授慧可，并云：“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但慧可却对此经“专附言理”，进行了自由阐发。慧可门徒更持此经，游行村落，不入都邑，行头陀行。他们主张“专唯念慧，不在话言”，实行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旨的禅法，逐渐形成独立的一种派别，被称楞伽师，并成为以后禅宗的先驱者。

　　注疏主要的有唐法藏《入楞伽经心玄义》1卷，智俨《楞伽经注》（仅存卷二卷五残本）；宋善月《楞伽经通义》6卷，正受《楞伽经集注》4卷，宝臣《大乘入楞伽经注》10卷，杨彦国《楞伽经纂》4卷；明德清《观楞伽经记》8卷及《楞伽补遗》1卷，智旭《楞伽经玄义》1卷及《楞伽经义疏》9卷，通润《楞伽经合辙》8卷，宗泐与如玘《楞伽经注解》8卷，广莫《楞伽经参订疏》8卷，曾凤仪《楞伽经宗通》8卷，焦竑《楞伽经精解评林》1卷等。日本有光谦的《楞伽经讲翼》和养存的《楞伽经论疏折衰》等。（高振农）

　　yuanqi

　　佛教教义。亦名缘生。“因缘生起”的略称。缘，意为关系或条件，所谓缘起即诸法由缘而起；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生起变化，都有相对的互存关系或条件。佛教常用“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来说明缘起的理论。缘起说是原始佛教针对当时各种宗教哲学主张宇宙是从“大梵天造”、“大自在天造”，或从“自性生”、“宿因生”、“偶然因生”、“生类因说”等理论而提出，用以解释世界、社会、人生和各种精神现象产生的根源。最早的缘起说是“业感缘起”即十二因缘说，主要用以解释人生痛苦的原因，但后来各派对缘起的认识和解释各有不同。中观派和三论宗主张“性空缘起”，认为只有一切事物的本性体空，才能生起一切事物。《中论》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瑜伽行派和法相宗主张“阿赖耶缘起”，以“三界唯心”、“唯识无境”来说明世界的本原。《大乘起信论》作“真如缘起”，《胜鬘经》等作“如来藏缘起”，均以佛心、法净心为世界的根源。华严宗把各家关于缘起的学说，用判教形式概括为四种：1、业感缘起。由烦恼恶业招苦果，因果相续，六道展转，生死轮回，为小乘之缘起观；2、阿赖耶缘起。由阿赖耶识之种子起现行，现行又熏种子，以现行诸法为缘，生烦恼恶业而招感苦果，三世因果辗转相续，为大乘始教之缘起观；3、如来藏缘起。又名真如缘起。如真或如来藏为染净之缘所驱，生种种事物，其染分现六道生死轮回，其净分现四种圣人，为大乘终教之缘起观；4、法界缘起。法界通常指真如、实相等，即真如法性之本体为一法界。又为一切法缘一切法成一大缘起，以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生一法，一与多、心与境等圆融无碍，为圆教之缘起观。(任杰)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汉　　地　　佛　　教

　　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丁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历史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

　　初传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鳊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永平年间（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

　　三国时期　　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谦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科经律，共88部，1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

　　南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辽，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隋唐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4）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支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歪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两宋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继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并使中纪委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祐（1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经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太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吴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亲制《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提供不问宗派异同，都应念佛，对近世佛教有重要影响。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譬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竞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入，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手吉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征的印度在华僧人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

　　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醒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无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般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弼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

　　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太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土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槃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竞相研习，形成大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

　　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入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属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我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纂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直城藏》共6900余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汉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油共，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

　　僧伽制度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但有自己的特点：①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②僧徒必须素食；③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④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良，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变更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

　　佛事活动与节日　　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远，历代相沿。盂半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瓷日举行供佛及僧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瑜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

　　佛陀诞辰（农历四月初八）、成道日（农历腊月初八）、涅槃日（农历二月十五日）皆为佛教重要节日，其中以佛陀诞日最为重要。此外，观音和地藏菩萨在汉地民间信仰颇盛，每逢传说中两菩萨的诞辰等节日，亦多举行佛事活动。

　　文化　　佛教自传入汉地以来，即与中土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至隋唐时期，达到了高峰。其中，在绘画方面，历代著名画家大都精于佛画。如三国时吴曹不兴、晋顾恺之和卫协并称为汉地最初三大佛画家。梁张僧繇于天监中为武帝所建寺院作画极多，北齐曹仲达与唐吴道子的画后世称为“曹衣出水”与“吴带当风”。特别是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集中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才华，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艺术宝库。唐代盛代变文，用以讲述佛经故事，讲时多配合图画（变相），对后世鼓词、弹词等说唱文学影响很大。在雕塑造像方面，有东汉的也望山佛教摩崖刻像，自北魏起又有各种石刻、木雕、金镂、漆塑、浇铸等造像艺术，形式多样，气魄宏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风格，如敦煌、云冈、龙门石窟，均为世界文化之瑰宝。在建筑方面，历代佛教寺院不仅依照宫殿形式，而且多有发展，美轮美奂，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华。在音乐方面，相传陈思王曹植曾制山梵呗，以后龟兹等地舞乐传入内地，逐渐形成了汉地特有的佛教音乐传统。此外，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发展，对中国音韵学、翻译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自鸠摩罗什译《大品般若》以后，译场组织完密，迄至唐代益臻完善。宋代更有译经院之设，以宰辅为润文使，成为国家正式机构。此外，伴随佛教传入的医药、历算等知识也对中国这些学科的发展起过一些促进作用。

　　藏　　传　　佛　　教

　　藏传佛教，或称藏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10世纪后半期形成。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传佛教。

　　历史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分“前弘期”和“后弘期”。前者自7世纪至838年朗达玛禁佛约200余年。后者开始之年颇多异说，依仲敦巴之说，当始于978年，至今已达千年。

　　前弘期　　开始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并为她们带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传说当时曾请印度人俱萨罗、尼泊尔人向达尔及汉人大天寿和尚译出少量经典，但未建立僧伽。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其时唐僧往还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还曾受到文尬以主的礼遇。至赤德祖赞时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庙，汉地佛教随之传入。同时，因西域动乱及大食东侵，于阗及中亚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蕃，赤德祖赞都予以收容。他还曾派人至冈底斯山迎请印度密教学者佛密和佛寂，二人辞谢未来。晚年，他又派大臣桑希等四人去汉地取回大量经典并带回汉僧一人。赤德祖赞死后，崇奉本教的贵族大臣掌权，发动第一次禁佛运动，驱逐汉、尼泊尔等地僧徒，拆毁寺庙。至赞普赤松德赞年长亲政，才又兴复佛教。赤松德赞时从印度请来寂护和莲花生，营建桑耶寺，度僧出家，建立僧伽制度，迎请译师翻译经典。还曾召集佛教徒与本教徒乾地辩论以灭本兴佛；又举行汉僧与印僧的辩论以统一信仰。赤松德赞后又历牟尼赞普、赛那累赤德松赞两代，至热巴巾赤祖德赞在位时，请印、藏高僧审定译名，编辑梵藏辞汇，校订已译经典，编定三大译经目录。据迦登目录所载，在此以前译出的小乘、大乘、显、密的经、律、论、注共有700多种。他又规定“七户养僧”，任命僧人钵阐布为大相，委以军政大权。最后，反佛大臣谋杀了赤祖德赞，拥立其兄朗达玛嗣位，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内流传。经过此次禁佛运动，至100多年（838～978）后，佛教才从多康地区重新传入西藏，开始了后弘期。

　　后弘期　　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词，藏语意为“上师”。密教中尊师如佛，以上师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别于前期佛教之“三皈依”。这一时期中藏传佛教的特点，一为大量传译印度波罗王朝时期盛行起来的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典和法门，一为以密教传承为主形成各种教派。传译工作至13世纪初基本结束。200多年中，不仅印度许多显密兼通的高僧到西藏传法译经，西藏也有大量僧人前往印度、尼泊尔学法，以后成为著名的译师。双方有名可考的译师达300余人。这些译籍以后都收入甘珠尔和丹珠尔中。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尔有1055部，丹珠尔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尔有1114部，丹珠尔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为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经》收入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4907部，共5962部。汉藏两种文字的大藏经相较互有短长。汉文大藏经中经藏有四“阿含”、《大涅槃经》、《大集经》等，律藏有《十诵律》、《四分律》、《弥沙塞律》等，论藏有《大智度论》、《大毗婆沙论》、《成实论》、《顺正理论》等重要典籍为藏译所无。而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中，译有大量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论、疏释以及中观、因明、声明、医药、历算、工巧等论著为汉译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数量也很庞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本，始于元成宗时（1295～1307），至明神宗时（1573～1619）完成甘珠尔的翻译，至清初章嘉呼图克图又完成了丹珠尔的翻译。藏文大藏经的满文译本完成于清乾隆（1736～1795）末年。

　　藏传佛教的各派，是在后弘期中逐渐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争，佛教内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后弘期中因传承的不同产生若干教派，较大的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较小的有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派。本教虽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后弘期中渐与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佛教的一个派别。

　　僧伽制度　　藏传佛教奉行说一切有部戒律，各派对大乘菩萨戒及密宗根本戒等也都遵行。但在后弘期中如噶举及萨迦两大派创宗传法者大多有妻室，宁玛派因经历禁佛而在家庭中世传。严格按照戒律建立比丘僧伽制度立寺推行的只有格鲁派。但其他各派也非全无具戒比丘。寺院组织因派别及寺院大小各不相同。格鲁派后来曾形成政教合一制度，以教统政，大寺院中的僧职亦可起官职作用。西藏振奋寺远望与汉地大寺相似，其实内部如一小型城镇，除异常、僧舍、灵塔、经幢外，尚有私人住宅及街巷等，形成一自给自足这社会。以格鲁派拉萨三大寺为例。寺中僧众集体构成札仓（经学院）。有一住持称“堪布”，实即汉译之“和尚”。堪布总理寺务，能代表寺院出度地方政府重要会议。堪布以下设有喇让强佐一人，为堪布的总管；格贵一人，俗称铁棒喇嘛，维持纪委秩序，查处犯戒及各种纠纷；翁则一人领众诵经；雄来巴一人管理僧众学经、辩率及考试格西学位事务。以上职务由堪布自行任免。札仓下另设“康村”一层组织，按地区划分僧众。此一级组织在各寺中多少不一。如哲蚌寺的罗色林札仓即有23个康村。每一康村另设管理事务职事若干人。在大寺中常有数个札仓又合设一是高管理机构名喇吉，采取委员制各札仓的堪布为当然委员，从中选出年资最高者为赤巴堪布，俗称法台。喇吉下另设叶索二至四人为全寺大总管；磋钦协敖两人为全寺铁棒喇嘛，俗称大铁棒喇嘛；磋钦翁则一人领全寺僧众诵经。另各派皆有活佛转世制度。活佛藏语称朱古，即化身佛，有大、中、小这分，选定条件各不相同。在格鲁派中，班禅为无量光佛化身，达赖为观音化身，为最大活佛。另外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又有磋钦朱古为全寺活佛，札仓朱古为重新忆仓内活佛。磋钦朱古中也有大小的区别，最高为甲波朱古，有在新达赖未亲政前担任摄政的资格。其他活佛也都享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特殊地位，有各自的喇让（馆舍）和执事人员。西藏僧人的学制和学位在格鲁派中有严格规定。有资格的学僧称贝恰哇即读书者，一般从入寺起至考取格西学位需20～25年。如能出钱免服寺中劳役，称为群则（法行者），学程可以缩短一半以上。在显宗札仓学习的内容以五部大论为主，学习完毕即可申请参加辩论考取学位。学位总称是格西，即善知识或善友。在三大寺系统中格西又分四级，即拉然巴、磋然巴、林赛和朵然巴（或称日然巴）。已得格西学侠的僧人如再进密宗学院学习时则佐仁巴，由此可逐步上升为格郭、喇嘛翁则、堪布、堪苏、夏孜却杰及绛孜却杰，后二者七年一届轮流升住甘丹墀巴，为格鲁派教主，享有与达赖、班禅、萨迦法王同等尊荣，任满后得荣举称号赤苏，死后有作为活佛转世的资格。

　　佛事仪式与节日　　藏传佛教既有前弘期的传承，又全盘接受了印度晚期大乘盛行的无上瑜伽部密宗，传承千差万别，仪轨极为繁复，学者各尊所传，各行其是，情况远比汉地佛教复杂。大体上，寺僧上殿诵经，高僧讲经说未能，举办大型法会等显宗法事和汉地佛教基本相同。至于密宗传法灌顶以及修法仪式则按各派各法传承仪轨举行，种类极多，为汉地佛教所无。

　　西藏民间传统节日充满佛教内容或带有佛教色彩，故与佛教本身节日无从严格区别。各地各派的节日活动也不一致。一般说来，纪念佛诞为藏历四月上弦七日，和汉地相近。拉萨每年正月举行祈愿法会长达一月余。六月底七月初举行的雪顿节，系由夏安居衍变而来。七月底举行望果节为庆祝丰收。青海塔尔寺于每年正月十五粘节展出酥油花，正月初八至十五日举行祈愿大未能会，四月初八至十五日举行四月法会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与涅槃。六月初三至初八举行纪念释迦牟尼三转法轮大法会，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举行纪念释迦牟尼降凡大法会。

　　文化　　佛教开始自汉地传入西藏，以后又直接自印度传入。在前弘期中，汉、印两系佛教在西藏都有影响。汉、印两地高度发展的工艺美术也一并传入，故莲花生主持兴建的桑耶寺即采用印、汉、藏三式，这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以精用宏的作风在西藏民族文化中随处可见。西藏文字虽仿梵文字母制造，但书法汲取汉字的正、行、草三体并行的方式，万以草体迅捷酣畅，别具一格。西藏医学以《四部续》集其大成，其中医药理论及医疗技术明显地综合会通了汉、印、藏的医学成果，并吸收当时西域、中亚的医术，形成独具特色的“藏医”；以后传入蒙古，又发展而成“蒙医”。后弘期之初，北宋已完成统一大业，而西藏统一的地方政权已经解体。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唃斯罗遣使入贡，宋朝以对藩属之礼给予厚赐。元、明、清三代藏族与内地关系更加密切，正治、经济日益融合为一体。故此期藏传佛教虽以全盘接受当时印度流行之无上瑜伽部密宗为主，但文化上受汉文化之影响更大。寺院等建筑，大多采取汉地宫殿形式而又有所发展，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雕梁画栋，备极精巧。如拉萨之布达拉宫以及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和青海塔尔寺等为古代伟大建筑中的杰作。尤其因为密宗注重像设，因而使藏传佛教发展了雕塑、绘画的技巧。藏地种佛教造像，无论雕、镂、塑、铸都能注重体型比例，栩栩如生，极为精美。大型造像如扎什伦布寺大弥勒铜像高26米，北京雍和宫旃檀木雕大弥勒像高18米，造型生动庄严，工艺巧妙精湛，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西藏各种刻版佛经，雕印工艺也很精美，尤以各种御赐及藏地金字藏经写工之精妙，装潢之瑰丽，为民族文化之奇珍。至于彩绘画像更以布局设色见长，纤细入微，形成特殊的艺术风格。另外，藏族使用的历法，以无上瑜伽部时轮金刚经所传历法为主，参用汉地传入的历法，从1027年（丁卯）开始，每60年为一“饶琼”，用干支纪年与汉地农历同。

　　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

　　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亦即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传的小乘佛教在教义、学说上都有不同的发展而各具特色。中国汉文大藏经中关于北传小乘的经律、论三藏都有比较完备的译本。高僧法显曾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抄写经律，但所携回译出的《杂阿含经》原本是否为巴利语已不可考。南朝齐永明七年（489）译出的《善见律毗婆沙》和梁天监十四年（515）译出的《解脱道论》则出于南传。中国律宗奉行的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传同一系统。律宗解释律义即常引《善见律毗婆沙》之说。中国出家尼众的得戒最初也由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余人前来传授。故汉地戒律与南传有很深渊源。在教义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内容。在南传三藏中《小部》的《本行藏》即集录各种波罗蜜行的事亦，承认佛道不与声闻道共，为大乘理论之先河。尤其主张“心性本净，为客尘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的初期禅宗根本思想。近代研究发现，达摩的壁观，可能与南传定学从地遍处入手应用地色曼茶罗有关。由此可见，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与汉传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错综的关系。

　　南传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约在7世纪中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亦只口耳相传。约在11世纪前后，因战事波及，人员逃散，佛教也随之消失。战事平息后，佛教由勐润（今泰国清边一带）经缅甸景栋传西双版纳，并随之传入泰润文书写的佛经。这就是现在傣族地区的润派佛教。此外，另有缅甸摆庄派佛教传入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创制后始有刻写贝叶经文。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金莲公主嫁与第十九代宣慰使刀应勐时，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三藏典籍及佛像随来传教。最初在景洪地区兴建大批塔寺，不低度缅僧双将佛教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地，尔后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这些地区的傣族中。

　　经典内容和南传巴利语系三藏相同，但编次稍有差别。三藏典籍有巴利语的傣语译音本及注释本和部分重要经典的傣语译本，还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的著述，除经典注释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诗歌、传说及佛经故事等。

　　现在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按其名称可分为润、摆庄、多列、左祗四派、又可细分为八个支派。傣族男童达到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中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时再还俗。个别被认为优秀的，可继续留寺深造，并按僧阶逐步升为正式僧侣。僧阶大体可分帕（沙弥）、都（比丘）、祜巴（都统长老）、沙密（沙门统长老）、僧伽罗阇（僧王、僧主长老，这一僧阶长期来虚职无人）、帕召祜（阐教长老）、松迪（僧正长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长老）等八级。或在帕之前增帕诺（行童）一级，在都之后增都龙（僧都）一级则为十级。自五级以上晋升十分严格，最后两级在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只分别授与傣族和布朗族各一个，成为地区最高宗教领袖。（赵朴初）

　　Foxing

　　佛教术语。佛指觉悟，性，意为不变。大乘佛教的一些经典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即众生都有觉悟成佛的可能性。另外一些经典主张，并非一切有情都有佛性，有一部分人，由于他们的根器，即使勤修也不能成佛。佛性一词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内涵。诸家依《涅槃经》一般说有三因佛性：1、正因佛性，即中道实相、真如法性的理性；2、了因佛性，即照了二谛的般若智慧；3、缘因佛性，则是配合了因智慧开发正因的六度万行的功德行愿。佛性是因，成佛是果，要圆满具备此三因方能成佛。又有三种佛性说：1、自性住佛性，真如之理，自性常住，无有改变，一切众生皆具此理；2、引出佛性，依禅定智慧修行之力，本有佛性逐渐显现而引出者；3、至得果佛性，修因圆满，至成佛时，本有的理体佛性彻底显现。

　　佛性一词和法性、实相、如来藏等概念，义一而名异。《大乘玄论》卷三称：“经中有名佛性、法性、真如、实际等，并是佛性之异名。”《涅槃经》也说“佛性有种种名，于一佛性，亦名法性、涅槃，亦名般若、一乘，亦名首楞严三昧、师子吼三味”。（刘峰）

　　Piluzang

　　越南佛教灭喜禅派（又称南方派）创始人。其名意译为灭喜。南天竺人，出身婆罗门，曾周游印度，学习和研究佛教。南朝陈太建六年（574）到达长安，从中国禅宗三祖僧璨参学，后至广州制旨寺从事译经，译有《象头精舍经》和《报业差别经》。在中国居住7年，太建十二年到达越南，住河东法云寺，翻译《大乘方广总持经》等。在越地14年，创立灭喜禅派。临终前将心印（意即不立文字，不依言语，以心为印）传授弟子法贤。他是越南禅宗的始祖，对越南佛教的发展卓有贡献。《禅苑传灯辑录》中有毗尼多流支的传记。（梁志明）

　　Putiliuzhi　　

　　北魏僧人。佛经翻译家。一译菩提留支，意译道希。北印度人。深悉三藏，显密兼通。北魏永平元年（508）携大量梵本，经葱岭来洛阳。宣武帝慰劳礼遇，请居灵太后所建规模宏丽的永宁寺。当时，该寺有印度、西域僧700人，而以菩提流支为翻译的宗主。后随东魏迁到邺城（今河北临漳），继续翻译。到天平二年（535），前后20余年所译经论，据唐《开元释教录》刊定，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1卷、《弥勒菩萨所问经》1卷、《胜思惟梵天所问经》6卷、《深密解脱经》5卷、《入楞伽经》10卷、《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10卷、《弥勒菩萨所问经论》5卷、《究竟一乘宝性论》4卷（阙本）、《法华经论》2卷、《宝积经论》4卷等共30部，101卷。据李廓《众经目录》所记，他室内梵本万夹，译稿满屋。其翻译偏重大乘瑜伽行派的学说。《十地经论》系与勒那摩提等共译，主张阿梨耶识为诸法缘起的根本。他和弟子道宠号称相州北道系，为地论学派内两个对立的流派之一。所译《入楞伽经》，对于北方禅师的修禅，有一定的影响。他又以《观元量寿经》授与修习净土的昙鸾，并译有《无量寿经论》，对于净土宗的建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判教方面有独到的见解。智顗的《法华玄义》说他主张二时教，即佛成道后12年内所说法都是半字教，12年后所说才是满字教。窥基在《大乘义林章》则说他主张一音教，即佛用一音说法，众生随不同的根性而获得不同的理解。（苏晋仁）

　　北传佛教之一。佛教传入日本，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

　　初传时期　　一般以日本钦明天皇13年（552）百济的圣明王进献佛像、经论、幡盖和上表马信佛法，为佛教传日之始。一说是继体天皇16年（522），南梁司马达等来到大和，建立草堂，安置佛像礼拜，为日本知有佛教之始。不过，当时世人不知佛像为何物，视为异域之神未加崇奉。百济的佛像传入日本以后，在朝廷贵族之间，引起激烈的急诊天皇乃依请求将佛像交给大臣苏我宿祢稻目试行礼拜。稻目舍出向原的住宅安置佛像。后疫病流行，屡有死亡，大臣物部舆认为是国神的谴责，奏将佛像投于难波（今大阪）的堀江，并烧毁供佛的殿堂。苏我氏和物部氏之间的信仰之争，实际上反映了皇室和苏我氏为代表的主张接受大陆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与以物部氏和大伴氏为代表的贵州反对接受大陆政治文化的政治之争。

　　圣德太子与佛教　　佛教在日本流传后40年，为日本飞鸟时代的开始。圣德太子摄政，下诏传播佛教，贵州大臣竞造佛寺，从此佛教广传于日本。推古3年（594），高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来到日本，说法于法兴寺。圣德太子奉慧慈为师，学习佛教。12年，圣德太子制定宪法17条，其第2条就是“笃敬三宝”。由于圣德太子的弘扬，日本佛教很快得到流传，据推古3年统计，时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

　　大化改新　　圣德太子死后25年，日本发生了“大化改新”，即模仿中国唐代文物制度，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由于促进这个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如被任命为国博士的高向玄理、僧旻等，都是入唐留学僧，故使佛教进入一个新时期。大化元年（645）大量济大寺召集僧尼，颁布了兴隆佛教的诏书，首次任命十师，并设置法头检查全国各寺僧尼，对于僧尼脱籍的寺院，都施给土地，天皇还资助建造寺院。

　　奈良时代（710～784）　　圣武天皇治世的天平年间，奈良佛教极盛，有五大寺。天平13年（741），又敕建东大寺，并于诸国建国分寺，以东大寺为总国分寺，统辖国分寺。

　　东大寺是圣武天皇发愿，良辨僧都尊基，行基菩萨劝化，天竺婆罗门僧菩提仙那导师完成的。他们被称为东大寺的四圣。所铸毗卢舍那佛，称为奈良大佛，是日本最大的佛像。中国唐代鉴真受请赴日传戒，天平宝字3年（759）于奈良建立唐招提寺。天平宝字8年，又于奈良之西建立西大寺，与东大寺相对。于是有了奔流奶七大寺。

　　南都六宗　　在飞鸟时代至奈良时代之间，直接和间接从中国传入了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即三论宗、法相宗、俱舍学派、成实学派、华严宗和律宗，称奈良六宗。后迁都平安（今京都），又被称为南都六宗。

　　三论宗以高丽僧慧灌为初祖。慧灌曾入唐从嘉祥吉藏学三论，推古天皇33年（624）赴日，把三论传入日本。慧灌门下，人材颇我，福亮为其高足。其弟子智藏入唐后回国进行讲学，为三论宗第二传。智藏弟子道慈亦入唐，广学经典，回国后传三论为学，为三论宗的第三传。成实学派在中国曾盛极一时，出了不少学者，但传到日本却未独立成宗，被称为三论宗的附宗。

　　法相宗是道昭传入日本的。道昭在白雉4年（653）随遣唐使入唐，受教于玄奘，与窥基同学，在唐7年，回国后住奈良元兴寺，并巡历各地，大弘法相唯识。文武天皇4年（700）寂于元兴寺禅院，遗言火葬，为日本实行火葬之始。道昭之后，智通、智达亦入唐，从玄奘，窥基师徒学法相宗。不久，智凤、智鸾、智雄等，亦依敕入唐，从智周学唯识教义。以上三传，第一、二传合称为南寺传或元兴寺传，第三会称为北寺传或兴福寺传。时有行基者，曾受教于道昭学瑜伽和唯识；足迹遍及全国，广建寺院，架桥修路，周济贫民。天平17年（745），受任为大僧正，日本大僧正之官自此始。此外还有玄昉，也曾入唐学法相18年，带回大量藏经，被称为法相宗的第四传。俱舍宗附属于法相宗。

　　华严宗是因新罗僧审祥在日本开讲《华严经》而成立，故审祥被奉为华严宗初祖，以请他宣讲《华严经》的良辨僧正为第二祖。审祥初住大安寺，后任东大寺别当（住持），主持寺务和法务。其弟子相续，后受持此宗，并以东大寺为华严宗本山。审祥的老师是中国华严宗的第三祖法藏，所以他的法脉也间接传自中国。

　　律宗是奈良六宗中最后传入的宗派。开始有兴福寺的荣睿与大安寺的普照，鉴于日本戒律不兴，入唐求律，并敦请鉴真东渡。鉴真曾5次航行失败，经过12年苦心精进，始到达日本，而荣睿则于途中病故。鉴真到日本后，先在东大寺佛殿前建筑戒坛，为天皇、皇后和皇太子等授菩萨戒，一时受戒的达400余人，继于寺内建戒坛院，为随从比丘依受戒羯磨（作法）重受新戒。后在唐招提寺终其一生。生前由其弟子所塑的遗像，至今犹存，为日本的国宝。

　　此时期的日本佛教除从中国引进外，本身没有创新，但制度逐渐完备，从僧官的设置、僧位授与、僧侣的品行衣食住所，均有详细规定。佛教被作为镇劾家的要法，与政治关系密切，僧侣待遇优厚。寺院都建于城市，被称为“都市佛教”。但僧侣在朝廷的支持下，兼并土地，秽乱法门，出现了堕落的趋势。

　　平安时代（784～1192）　　或称平安朝。这一时期，日本仍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学习进步的工艺、美术和宗教等，通过遣唐使传入中国进步的评论经。其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相继创立。唐贞元二十年（804），最澄、空海奉敕随遣唐使藤原葛野　　到中国求法。回国后，最澄在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宗，成为以密的创始人；空海在高野山创立日本真言宗，后被称为“平安二宗”。

　　最澄、空海之后，密教大盛，主要流行于贵族之间，继他们入唐学密的，东密除空海之外，有常晓、圆行、慧运、宗睿；台密除最澄之外，有圆仁、圆珍。这八人被称为“八唐八家”。

　　神佛习合与新宗派的产生　　在平安时代，日本佛教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要使本国固有的神祗崇拜，与外来的崇拜佛、菩萨相融合，即所谓“神佛习合”思想。在佛寺的境内可以建神社，在神社的境内也可以建佛寺，神号与佛号一致这种思想一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神佛分离”之说后才线路束。另一种是对教理深奥流传于贵族中的天台宗与真言宗赞美有示不满。引起净土思想渐次普及，以至后来产生了净土宗、真宗、禅宗、日莲宗等许多宗派。

　　中国晚唐时期，禅宗极盛，然尚未正式传入日本。9世纪时，嵯峨帝皇后桔氏，笃信佛教，特别崇仰中国马祖道一法嗣盐官齐安的禅风，特派僧慧萼来华延请齐案。齐安推荐高足义空应请。义空率法弟道昉东渡，初住京都东寺。皇后时请入宫，询问禅要，后创建檀林寺，被请为开山，桔氏遂被称为檀林皇后。义空以当时日本天台、真言二宗正盛，不立文字的禅宗不易推行，居日数年，借故离日回国。其后慧萼再度入唐，于五台山请得观音圣像，唐大中十二年（858），回国至普陀山洋面时，船不能进，因而上陆建寺，借奉观音，普陀山遂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此后，日本到中国有名高僧有芿然、成寻、俊芿等。　　然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入宋，为太宗召见，住太平兴国寺。后历访各地巨刹和当时名僧。雍熙四年（987）回国，赝回床版大世故经和旃檀释迦像（亦称旃檀瑞像）至今犹存于京都嵯峨清凉寺。成寻于熙宁五年（1072）入宋，过长江时，曾受到金山寺宝觉务周的斋请。后于太平兴国寺与日称、天吉祥等参加译经，赐号“善慧大师”。元丰四年（1081）示寂于开宝寺，敕葬天台山。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观心论注》等。俊芿于元丰元年入宋，历游两浙名刹就四明景福寺了弘学戒律、松江超果寺宗印学天台教义。南宋嘉定四年（1211）赍律部书327卷、天台章疏716卷、华严章疏175卷及其他杂书共2000余卷回国。后为京都泉诵寺开山，真言建示之祖。

　　这一时期的日本佛教，因受盛唐的影响，多在名山建立寺院，开创了日本的“山岳佛教”。与政治的联系也不如前代那样密切，可以说从政教合一转变为政教并立。佛教的任务是祈祷国家平安。以后的日本佛教派别，不再单纯是中国的佛教。最澄的天台宗已是台、密、禅、律的“四宗合一”、“圆密一致”。空海的《十住心论》对佛教本身来说是一种发展。

　　镰仓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1192～1603）　　这一时期历经南北朝时代（1333～1392）、室町时代（1392～1573），直至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为止，除前代各宗延续外，又建立了净土宗和禅宗，还产生了日本特有的净土真宗、时宗及日莲宗等派别。

　　净土系宗派的勃兴　　净土思想早已传入日本，但净土宗却是源空依中国唐代善导的《观无量寿佛经疏》深信弥陀本愿理论而创立。源空应藤原兼实之请，撰《选择本愿念佛集》，标榜“偏依善导”，专修念佛，建立净土宗。他门下有圣淘镇西派、证空的西山派、隆宽的长乐寺派、觉明的九品寺派和幸西的一念义派，合称为净土五流。此外属于净土系的还有融通念佛宗和时宗，为经二次世界大战前十三宗中之二宗。

　　自净土宗分出的还有以亲鸾为宗祖的净土真宗，亦称“真宗”、“一向宗”。亲鸾撰《教行信证文类》6卷，作为创立净土真宗的根本圣典。真宗以净土三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依据，崇奉鳊的龙树、世亲以及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和日本的源信、源空七位高僧，自然数为三国七祖。亲鸾寂灭后，其幼女觉信尼与亲鸾之孙如信和散在各地的弟子相谋，于就都东山大谷亲鸾墓旁建立佛阁，奉置亲鸾的曩像，为本愿寺的起源，本愿寺的住持，顺序血脉相传。到第11代以后，分为东、西两派加上兴正寺派、佛光寺派、锦织寺派、毫摄寺派、专照寺派、证诚寺派、诚照寺派等，即为现在真宗的10派。1948年北海道还成立有真宗北本愿寺派等。目前真宗系共计有22个教团。

　　荣西与道元　　中国禅宗早由道昭、道睿、义空等传人日本，然未独立成为宗派。后睿山的觉阿于南宋乾道七年（1171）到中国，从杭州灵隐寺佛海禅师慧远受临济宗杨岐派法脉，四年后回国，是日本有临济禅之始。及荣西入宋回国，才开创日本临济宗。

　　荣西于乾道四年（1168）四月到中国，登天台山巡礼圣迹。同年九月，携带天台章疏30余部回国。淳熙十四年（1187）再度入宋，受传佛心宗，时怀敞住持天童寺，又亲侍左右，遂嗣其法，传临济正宗法脉。绍熙二年（1191）回国，初于博多津开圣福寺，盛倡临济禅法。日建仁2年（1202），源赖家于京都建立建仁寺，请他为开山。他为提倡禅宗，著有《兴禅护国论》3卷。后应源实朝之请，赴镰仓创立寿福寺，开始传禅法于关东，为日本临济宗的开祖。中国宋代禅宗盛行，日本僧人入宋求法和中国禅僧前往日本传禅的，络绎不绝。古来日本称禅宗为24派。其中3派属于曹洞，21派属于临济。荣西灭后25年，圆尔辨圆入宋，于浙江径山，得受无准师范禅法。五年后，兰溪道隆赴日，大但教外之旨于镰仓，北条时赖将军大喜，仓立建长寺，请为开山。弘安元年（1278）入寂。门下有24人，最有名的是南浦绍明。他入宋回国后，应北条贞时之请，继主镰仓建长寺。其后传禅的，还有车明葱日、东陵永玙、兀庵普宁、子元祖元、一山一宁、清拙正澄、大休正念等有名禅僧。

　　荣西来后，日本禅宗逐渐得势，但多属临济宗派。及道元入宋归国，于嘉祯2年（1236）在山城京都极乐寺旧址，开堂进法，设立僧堂，赐寺额为兴圣宝林禅寺，是日本有曹洞宗之始。

　　道元24岁时入宋。时曹洞宗如净禅师主天童寺，道元从学三年，嗣其法，为洞山第14世正统。直宋绍定元年（1228）回国，初寓京都建仁寺，宽元2年（1244），被多野义重于越前（今福井县）建大佛寺，被请为开山，这就是现在曹洞宗的大本山永平寺，道元遂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开祖。曹洞宗的信徒多为地方农民，临济宗的多为将军武士，故日本向有“曹洞土民，临济将军”的俗谚。

　　五山文学与茶道花道　　禅宗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后，经吉野时代（亦称南北朝）至室町时代的200余年间，由于朝野崇奉，不断得到发展。临济宗14派的本山，几科都在京都和镰仓。当时模仿中国宋代禅宗五山十刹制度的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的僧侣，致力于诗文的研究，形成了所谓五山文学。其后日本遣明的正副使节，多数为五山僧侣所担任。其中知名的有了庵桂悟和策彦周良等。此时禅守的思想、文学、美术、风俗、习惯等，对日本国民生活的影响很大。如茶道、花道、香道与书道等，均随禅宗的发展而流行。

　　独立发展的日莲宗　　刻宗以创宗者日莲的名字命名，与中国佛教无直接关系。日莲认为只有《妙法莲华经》是正法。建长5年（1253），归乡访亲，4月28日登清澄山，向着海上初升的红日，高唱《高无妙法莲华经》10遍，为日莲宗创立之始。为了宣扬自己的新教义，他对其他宗派进行了剧烈的批驳，因此三度被流配。其教化方法有所谓“折伏”（恶逆的教化）和“摄受”（顺信的教化）两种。灭后由其门下的日昭、日朗、日兴、日向、日顶、日持等六老僧葬其遗骸于身延山，建久远寺，即今日宗的总本山。著作有《守护国家论》、《立正安国论》等300余种。后来日莲的弟子各分成许多派别。近代日本新兴宗教的几十个教团，有70%属于日莲系。

　　这一时期，各派都采取否定现实的态度，厌恶秽土，欣求净土或耽于禅，教义和规则都较简单，具有“平民化”的特点。这些新派别还与日本15～16世纪的农民起义有关系。如1488年加贺国（今石川县）地区爆发的真宗农民起义、1563年通用州一向宗起义、1570年伊势长岛真宗僧徒起义等。而加贺国地区的真宗农民起义气胜利，使其后百年间加圆国的管理权掌握在真宗教徒手中，由农村上层、僧侣和农民代表组成领导机构。末期，由于儒学影响的扩大，佛教的影响逐渐缩小。

　　德川时代（1603～1867）　　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代了佛教，成为德川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佛教的影响进一步缩小。当时京都佛教虽趋衰落，但关东地区（指箱根以东的关东八州，即今东京横滨地方）的佛教渐盛。德川幕府一方面采取锁国政策，同时订立各方面的制度。对于佛教，自寺院的等级，僧阶的高下，乃至僧侣的法服等，都有一定的规制。先定皇室的佛教制度，明示“门迹”、“院家”以下的级别。门迹有“宫门迹”、“摄家门迹”及“准门迹”之别，订立晋级的法规，禁止僧位、僧官的滥授。划定区域，一寺一皆令有所隶属。以总本山辖大本山，以大本山统摄其所属各寺。如净土宗以东京增上寺为本山统辖关东诸寺；天台宗以日光门主统辖一宗：真宗东、西两派的别院各设“轮番”（别院轮流住职之称）等。这些制度小自一寺、大至一宗一派，其应遵守的法规，修行的阶段，僧阶的晋级，法衣的等差等，完全具备，一直维持到明治维新以前。

　　日本禅宗自镰仓时代以来，自临济与曹洞两宗平分天下。到了德川时代，由于锁国政策，只留长崎一港与外国通商。当时中日贸易商舶往来频繁。居住在长崎的华侨，先后开创了分紫山福济寺（漳州寺）、东明山兴福寺（南京寺）和圣寿山崇福寺（福州寺），即所谓三唐寺。三唐寺的住持，均从中国请去。最初有明僧真圆、觉海、超然、逸然等。后有福州黄檗山万福寺，在临济曹洞之外，另立黄檗一宗，成为日本禅宗三派之一。

　　明治维新后　　日本起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提出王下笔昨古、“神佛分离”和“废佛毁释”。首先命令门迹亲王复饰（还俗），废止宫廷的佛教仪式，排除神社内的佛像，废止供于神前的佛具，禁止僧侣参加神道仪式，禁止“神佛混淆”，颁布所谓“神佛判然”的法令。从而日本各地发生了烧弃佛像佛画、破坏寺庙堂塔、命令僧尼还俗、把寺院改作医院和学校等事件。明治5年4月25日，新政府以太政官布告，许可僧侣带妻食肉和蓄发，同时又命僧侣于治名上加姓，于是某些寺院的僧侣便公开娶妻食肉。佛教僧徒为适应新的形势，兴办各种社会事业，派遣僧侣出国考察和留学，创办学校，培植人材，并开始向国外传播佛教及事临狱的教化等。明治22年，日本政府颁布宪法，允许信教自由，各宗竞相兴办大学或专门学校出版了不少佛教著作，同时于各大学设佛教讲座，一时佛教虽有复苏的迹象，但总的趋势是影响越来越小。自明治维新以后的60年间，日本的佛教形成了13宗56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5年12月15日占领军颁发了《神道指令》，日本开始实行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由国家颁布的《宗教团体法》于同年12月18撤销，同时公布了《宗教法人令》。过去依据《宗教团体法》，曾把原有的佛教13宗56派，统合为13宗28派。在《宗教法人令》公布后，又各分派独立，成为270个教团。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隶属和脱离所属的宗派是被允许的，从而使寺院之间的隶属关系松弛。

　　战后新兴宗教有显著发展。据统计，日本大约每20人中即有一人参加新兴教团，其中70%属于日莲系。主要有：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妙智会、灵友会、佛所护念会、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念法真教、孝道教团、解脱地、真如苑等。此中除天台系的念法真教、孝道教团和真言系的解脱会外：其余创价学会等均属于日莲系。这些新兴教团，多与政治活动发生联系。

　　新兴教团开始产生于战前，战后依《宗教法人令》而被公认。由于传统佛教考虑的主要是生死大事，对于现实总是不很关心。新兴教团所关心的不是死后，而是要实现天国于地上。如创价学会就主张把“真善美”，改为“利善美”，换“真”为“利”，追求地上幸福的实现。这种思想比较适合时代潮流和日本国内形势，故新兴教团不断得到发展。到目前为止，佛教仍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现在日本各地有佛教各宗宗立男女大学20余所。还有许多学会、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佛教的研究。各宗还派遣传教师到欧美各国建立别院，进行佛教宣传。（林子青）

　　Sifenlu

　　佛教戒律书。亦称《昙无德律》。原为印度上座部系统昙无德部（法藏部）所传戒律。后秦佛陀耶舍与竺佛念共译。60卷。根据法砺《四分律疏》卷二称，其内容分为序、正宗、流通三分：序分包括劝信序和发起序。正宗分包含两部戒（比丘戒250条，比丘尼戒348条）和二十犍度（“犍度”意为分类编集。有受戒、说戒、安居、自恣、皮革、衣、药、迦希那衣、拘炎弥、瞻波、呵责、人、覆藏、遮、破僧、灭争、比丘尼、法、房舍、杂等）。流通分包含五百结集、七百结集、调部和毗尼增一。法砺、怀素等把它分为三十七法，即比丘戒八法，比丘尼戒六法，二十犍度为二十法，二结集为一法，调部及增一各为一法。主要从身（行动）、口（言论）、意（思想）三个方面对出家比丘、比丘尼的修行及日常衣食坐卧规定详细的戒条，并对违犯者订出惩罚制度，重者逐出僧团，轻者剥夺一定时期的僧籍并责令向僧众忏悔等。

　　此律译出60余年后，北魏法聪开始弘扬。道覆、慧光等各作注疏，并判为大乘律。至唐代，道宣以《四分律》为宗旨，开创律宗，更认为此律从内容上看属于大乘。唐中宗时又明令禁用《十诵律》，故此律在南北各地盛行，成为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佛教戒律。直至现代，汉地佛教僧尼受戒持戒一直奉行此律。

　　现存重要注疏有唐法砺《四分律疏》10卷（一作20卷），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12卷（或3卷、6卷）、《四分律含注戒本疏》4卷，怀素《四分律开宗记》10卷（一作20卷），定宾《四分律戒本疏》2卷、《四分律疏饰宗义记》10卷（一作20卷）等。宋明时亦有诸家注疏多种。另有敦煌本《四分戒本疏》（卷一至卷三）和《律戒本疏》（一卷、又一卷）等。（隆莲）

　　部派佛教　　在佛陀逝世的100年后，佛教内部由于对戒律和教义看法的不同，开始分裂。先后形成了许多部派。最初分为大众部和上座部，这被称为根本二部，以后又从两个根本部中分裂为十八部或二十部，称为枝末部派。部派佛教争论的主要总是诃梨跋摩在《成实论》中曾概括为“十论”，即二世有无？一切有无？中阴（轮回的主体）有无？顿悟或渐悟？罗汉是否有退？随眠（烦恼）与心是否相应？未受根业是否存在？佛是否在僧数？在无人我（灵魂）等。对于这些问题各个部派都有不同的回答。上座部认为佛教徒修行的最高境界应是阿罗汉果，阿罗汉果与佛果位相同，他们把一切现实存在分为色法（物质存在形式）和心法等，色法有“四大种”（地、水、风、火四元素）及所造色（长、短、大、小、方、圆等形象和青、黄、赤、白等显色以及其他感官对象），心法有八十九种，并作了详细的分析。上座部后来又分为根本上座部和说一切有部。前者流传于雪山即喜马拉雅山麓，后者流传于克什米尔地区。说一切有部后来分出犊子部，犊子部又分出正量等四部，继又分出化地部、经量部等共十一部，说一切有部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三藏中的论藏，也就是着重对佛教理论问题的阐述。在1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统治时，曾举行大规模的结集，编纂了《大毗婆沙论》、《发智论》和六足论等庞大的论书，主张“法有我无”、“三世实有”和“法体恒有”；经量部约成立于3世纪末，是最晚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主张“过去未来无本，现在实有”。佛陀以蕴、处、界概括一切法，但未区别实有和假有。说一切有部主张蕴、处、界都是实有。经量部则主张蕴、处是假有，界是实有，这意思是说外界一切的事物或主客观的存在形式（蕴）以及人们的认识器官和对象（处）都是一种虚假或唯名的实在，它们不过是人们认识中的感觉材料，只有人们的认识的根源（界）才是真实的存在（实有）。大众部崇信超越的、神化的佛陀，特别提倡“一心相续说”和“心性本净说”。部派佛教后来向大乘发展，从大众部向中观派（空宗）发展，从上座部向经量部发展，进而向瑜伽行派（有宗）发展。

　　Darijing

　　佛教密宗根本经典之一。全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亦称《毗卢遮那成佛经》。唐善无畏等译。7卷。“大毗卢遮那”，意为“大日”。据佛教传说，此经是大日如来在金刚法界宫为金刚手秘密主等所说，原有广本十万颂，系龙猛菩萨入南天竺铁塔，亲承金刚萨埵的传授后诵出。龙猛又撮取十万颂本要义，编成略本三千余颂。

　　唐开元四年（716），善无畏来长安弘法，偕弟子一行往华严寺，拣出无行游学天竺那烂陀寺搜集的龙猛所传略本，于开元十二年在洛阳奉（福）先寺译出此经前6卷，由沙门宝月译语，一行笔受，兼缀辞理。翌年，又译出善无畏自己带来的梵本（一说为善无畏自撰），是为第7卷，前后合为一经，共三十六品，以前6卷三十一品为正经。约在汉译本问世30年后，又有印度戒王菩提论师和西藏的翻译官德积的藏译本出现。藏译分为内外两编，其中内编和汉译的前6卷相当，内容亦大同小异，但品目的废立和次第互不相同（仅二十九品），文字方面亦略有出入。外编在世出世护摩法品之后，有寂静护摩仪轨等七品，全经亦为三十六品。但藏译外编，汉译全无；而汉译第7卷，藏译也付阙如。

　　该经第1卷主要讲述密教的基本教义，第2卷至第6卷为密教的各种仪轨、行法等；第7卷主要为供养念诵三昧耶法门（供养方式、方法）。全经于所说诸曼荼罗（坛场）中，特以大悲胎藏生曼荼罗为正式灌顶曼荼罗，所传密教胎藏部大法即从此出。它开示一切众生本有的净菩提心所持无尽庄严藏的本有本觉的曼荼罗，并宣称能悟入这本有净菩提心的身、语、心三密方便。此经所说不出三句法门，更以菩提即是如实知自心，众生自心即一切智，须要如实观察、了了证知。从因到果，皆以无所住而住其心。阐扬了说理平等法门。经内所有密咒，全都写出梵字，并逐字用汉音对译。

　　汉文注疏有一行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疏》20卷，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收有佛密《毗卢遮那现等觉大怛荼罗注释》一书。一行和佛密都是注疏此经的前6卷。第7卷有新罗不可思议的《大毗卢遮那经供养次第法疏》2卷。日本重要注疏有空海的《大日经开题》1卷，圆仁的《大毗卢遮那成道经心目》1卷。此外，观贤、信正、实范、高辨、圆尔等，也有注疏之作。（苏渊雷）

　　尼泊尔是佛教最早流行的地区之一。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即诞生于迦毗罗卫的蓝毗尼（今尼泊尔南部提匀拉科附近的洛明达）。

　　初期传播　　相传在公元前520年左右，释迦牟尼曾率领弟子在尼泊尔谷地传播佛法。公元前265年，鳊孔雀王朝阿育王曾带他的女儿恰鲁玛蒂到蓝毗尼园朝拜，并树立了“尼加里瓦”石柱，并在帕坦城修建了“毕波罗瓦”佛塔。他把女儿嫁给了当地王族中一个名叫提婆波罗的人。恰鲁玛蒂在尼泊尔修建了一座以她自己名字命名的寺院。此外，还派印度僧人末示摩和迦萨帕嘎陀等人去尼泊尔宣传佛法。梨车毗王朝建立后，尼泊尔一直是佛教徒朝圣的中心。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一直盛行佛教说一切有部。大乘佛教兴起后，瑜伽行派的理论奠基人世亲到过尼泊尔并在那里传播佛法。

　　佛教与印并教并行时期　　5世纪梨车毗五朝摩纳提婆统治时期，印度教在尼泊尔得到了发展，摩纳提婆虽然是一个毗湿奴的崇信者，但也尊重佛教，在各地修建一些佛寺和佛塔。中国高僧法显在405年去迦毗罗卫瞻爷佛陀出生地，并将所见记录在《佛国记》中。与法显访尼的同时，尼泊尔的一位出身于佛陀同族的僧人佛陀跋陀罗应中国僧人智严的邀请，大约于东晋义熙二年（406）到达中国长安弘传禅学。他译出《华严经》、《摩诃僧祇律》等15部，117卷。从佛陀跋陀罗的译经中可证当时大乘佛教根本教理之一的菩萨行在尼泊尔已很流行。

　　尼泊尔佛教在梨车毗王朝盎输伐摩王的支持下取得了显著进展。兴建的一些巨大的佛教建筑，当时出使尼泊尔的中国使节王玄策曾备加赞赏。盎输伐摩王把他的女儿尺尊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她赴藏时携携牟尼八岁等身像和其他佛教文物，从此沟通了从印度经加德满都、拉萨到长安的通道。从这个时候起，藏地开始了翻译梵文佛经的工作，参与翻译的有尼泊尔的尸罗曼殊、香达等。唐贞观七年（633），中国高僧玄奘瞻拜了迦毗罗卫和腊伐尼林。他在《大唐西域记》中写道：“劫比罗伐窣堵国，周四千余里，空城十数，荒芜已甚……伽蓝天祠，接堵边隅。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乘，兼攻综习”。新罗僧人慧超距玄奘访尼90年后也到过迦毗罗卫。据同时代的湿婆提婆二世在725和749年所立的碑铭中记载，湿婆提婆曾兴建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佛寺——湿婆提婆寺，并在寺中创立了雅利安比丘僧伽。碑铭中还提到当时的其他著名寺院如曼纳提婆寺、伽罗屈哩伽寺、阎摩寺等。这些寺院是尼泊尔佛教活动的吣并与中国藏地和其他北传佛教国家有着宗教上的联系。在这个时期，中国僧人玄照、道希、道方、道生、末底僧诃、弱会、悟空，新罗僧人玄太、玄恪等在往返印印度时都路经尼泊尔；道生、末底僧诃和玄会死于尼泊尔。在梨车毗几个后王统治时期，佛教与印度教和睦共处，并行不悖。

　　佛教与印度教混同时期　　8世纪末9世纪初，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经过商羯罗的改革后，出现了复兴运动，这也推动了尼泊尔印度教的发展。据尼泊尔史料记载，商羯罗在晚年曾访问过尼泊尔，他用压迫佛教的手段大力推行印度教。佛教虽然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在尼泊尔谷地和东北山区仍在流传。嗣后几个世纪，由于佛教和印度教的融合，出现了混合的密教或“新佛教”。印度密教中的主要派别——真言乘、金刚乘、易行乘和时轮乘几乎在尼泊尔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尼泊尔是印度易行乘悉地师（成就师）崇拜流行最早的地区之一，这个派别宣传即身成佛的大乘思想，赞颂《多诃俱舍》在尼泊尔佛教徒中成为日常的行事之一。印度教和佛教密宗的思想和实践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它们的界线很难划清；在鳊教的神殿中常常可以见到佛教的菩萨、佛像，在佛教的寺高中也可见到印度教的神祗。两种宗教徒常常崇拜共同的对象，举行共同的祭祀仪式，并有共同的节日。这种混同的形式自中世纪直至现代一直颇为流行。同时，在佛教中也出现了象印度教一样的种姓制度。在佛教的僧伽中分为朱古巴（僧侣）、班达耶（佛教僧侣的后裔）、瓦吉拉恰利耶（高级僧侣、密教师）和乌陀莎（商人、金银匠、画匠等出身的僧侣）。在一般佛教徒中也分成若干种姓和亚种姓，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

　　印度和西藏的影响　　尼泊尔佛教密宗的广泛传播和印度，西藏僧侣的定居、访问有着密切的关系。藏传佛教的形成和传播，反过来又推动了尼泊尔佛教的发展。743年印计划处在续中观派的一些著名理论家应赤松德赞之请，赴藏传播佛法。寂护去藏前曾在尼泊尔停留6年，他在尼泊尔传播唯识论，并为斯瓦扬布寺（自体放光寺）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印度密宗大师莲花生在入藏前也在尼泊尔逗留过四年。他向尼泊尔、藏传佛教僧侣学习了密法，并在坎提普尔（今加德满都）的东北地区建立了宣传密法的佛陀纳特寺。寂护的弟子莲花戒在762年路经尼泊尔时，曾受到斯瓦扬布寺和佛陀纳特寺僧众的欢迎。阿底峡在1041年访问尼泊尔时曾在加德满都谷地和尼西波尔帕平原弘传时轮教，并在坎提普尔建立了上初寺。藏传佛教噶举派的理论奠基人玛尔巴和弟子米拉日巴、噶当派的著名译师俄·罗丹喜饶都曾在尼泊尔学习和弘传佛教。密教大师达摩·尸伐密还在尼泊尔住了9年。11～13世纪穆斯林侵入孟加拉和比哈尔，印度著名的超戒佛教大学等遭到破坏后，大批佛教徒携带经卷和文物到尼泊尔和西藏避难，因此，佛教的大批典籍和手稿得以保存。由于大批印度佛教徒的涌入，促进了尼泊尔佛教的繁荣。11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藏传佛教的很多宗派形成后，如萨迦派、宁玛派和噶举派中的噶玛派等也先后相继传入尼泊尔，有的至今仍有影响。

　　佛学理论的建树　　11世纪后，尼泊尔在佛学理论方面有新的建树，逐渐形成了四个哲学派别及其分支：①斯伐跋维迦（自性派）。强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有其自性，这种自性有时表现为展开的，有时表现为非展开或潜在的；②阿尸伐哩迦（自天派）。信仰没有他力的、无限而至善的神；③伽尔弥迦（业因派）。主张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是由于无明所作的努力；④耶多哩伽（修行派）。相信人们智慧的力量和自由意志。这些哲学思潮明显地是在印度教和佛教影响下，继承了西藏和印度的佛学思想而创立的。

　　现状　　目前印度教虽然是尼泊尔的国教，但政府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近几十年来，除传统的佛教得以继续发展外，又引入了南传佛教。1944年尼泊尔僧人达摩逻迦、甘露喜和释迦以陀在印度鹿野苑和加德满都的舍利伽寺创建了佛教复兴会，专门从事南方上座部的宣传工作，在尼泊尔新建南传形式的楞伽寺，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巴利语佛经和研究菱。1954年尼泊尔佛教代表团参加了在缅甸召开的第六次佛教结集。最近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从事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园的修复工作。

　　根据20世纪80年代初的统计，尼泊尔有佛教徒867000人，约占全国人口的6.1%，大都集中于尼泊尔的东北部和中部，东北山区的佛教徒大部分信奉藏传佛教。由于和中国西藏的宗教联系十分密切，1956年中尼两国政府曾签订协定，为两佛教徒往来和朝圣提供方便。（黄心川）

　　Wuliangshoujing

　　佛教经典。一名《大无量寿经》，简称《大经》、《双卷经》等。与《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合称净土三部经。一般认为，在1～2世纪印度贵霜王朝时期，流行于犍陀罗地区。三国魏康僧铠译。2卷。

　　译本　　相传此经前后有汉译12种，除唐僧铠译本外，现存的异译本有：东汉支娄迦谶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2卷；吴支谦译《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2卷；唐菩提流支译《无量寿如来会》（即《大宝积经》第五会）2卷；北宋法贤译《大乘无量寿庄严经》3卷。有经录记载而现已缺本的有：东汉安世高译《无量寿经》2卷；魏帛延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2卷；西晋竺法护译《无量寿经》2卷；东晋竺法力译《无量寿至尊等正觉经》1卷；南朝宋佛陀跋陀罗译《新无量寿经》2卷，宝云译《新无量寿经》2卷，昙摩蜜多译《新无量寿经》2卷。《开元释教录》卷十四称：“此经前后经十一译，四本在藏、七本缺。”加上后出的法贤译本，即所谓五存七缺的十二种译本。但后人对此存疑颇多，认为是误将一经分属多位译者所致。因此，有人认为此经前后仅五译，最多不过七译，其他纯系经录之误题。此经另有胜友、施戒与智军合译的藏文本，收于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中。

　　此经梵本和各种译本内容大体相同，仅文字互有出入，如序分中来会的听众，康僧铠、支谦、菩提流支三译本有大比丘众12000人，支娄迦谶译本作大弟子众1250人、比丘尼500人、清信士7000人、清信女500人，法贤与藏译及梵本作32000人；康僧铠译本列菩萨众17名，菩提流支列13名，藏译和梵本仅列慈氏（弥勒），其他三译未列。又如正宗分、流通分中的某些段落，各本也都稍有出入。因而近世学者疑此经梵本原有数种异本。目前已发现的梵文抄本已有25种之多，其中包括在中国发现的中亚驴唇体文本。

　　内容　　叙述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为大比丘众12000人及普贤、慈氏等诸大菩萨说法，谓过去世自在王佛时，有国王出家为僧，号法藏，发四十八大愿，称：“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经漫长时期，积无量德行，在十劫前成佛，号“无量寿佛”。光明寿命最尊第一。其国土谓安乐净土，无量功德庄严，国中声闻、菩萨无数，讲堂、精舍、宫殿、楼观、宝树、宝池等均以七宝严饰，百味饮食随意而至，自然演出万种伎乐，皆是法音。其国人等智慧高明，颜貌端庄，但受诸乐，无有众苦，皆能趋向佛之正道。至于往生者有上辈、中辈、下辈之分。彼国菩萨都得到一生补处（即隔一生而成佛），以观世音、大势至为上首。最后释迦牟尼劝弥勒及诸天人等，备勤精进，不存怀疑，信心回向，便能在彼国七宝华中化生，等等。

　　影响　　此经传到中国后，影响甚大。东晋青山竺法旷以“无量寿为净土之因”，“有从则讲，独处则诵”。后有慧远在庐山设白莲社，弘扬念佛法门。东魏昙鸾更作《往生论注》，弘扬此经，立难行、易行二道之说。此后，历代注家辈出，疏释不绝。朝鲜和越南，此经传习也颇盛。在日本，有日僧慧隐入唐求法，回国后即在皇宫中讲《无量寿经》。奈良时期，有三论宗智光专求净土，注有龙树释论。法相宗善珠亦作书以释此经。净土宗开创者源空、净土真宗创立者亲鸾更是专依此经，发挥他力易行的宗义；此经在日本的弘传盛况空前。19世纪中，在尼泊尔发现此经梵本。马克斯·缪勒和南条文雄于1882年据以刊行，与《阿弥陀经》一起编为《佛说无量寿经梵文和译支那译五译对照》。后又译为英文，收于1894年出版的《东方圣书》第49卷。日本译本有南条文雄、荻原云来、椎尾辨匡、河口慧海、寺本婉雅、青木文教、中村元等依据梵、藏、汉文本译出多种。其中荻原云来和河口慧海的译本均编入《梵藏和英合璧净土三部经》（《净土宗全书》别卷）中。

　　注疏　　现存主要有隋慧远《无量寿经义疏》2卷，吉藏《无量寿经义疏》1卷；清彭际清《无量寿经起信论》3卷。新罗憬兴《无量寿经连义述文赞》3卷，玄一《无量寿经记》（上卷残存，下卷已失），元晓《无量寿经疏》1卷。日本有源空《无量寿经释》1卷，了慧《无量寿经钞》7卷，圣聪《无量寿经直谈要注记》24卷，道隐《无量寿经甄解》18卷，西吟《无量寿经显宗疏》10卷等。此外，现已佚失的重要注疏尚有灵裕、知玄、法位、圆测、大贤、义寂、寂证的注疏多种。（高振农）

　　原始佛教　　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相继传承时期的佛教。约为公元前6~前5世纪。佛陀的说教最初是口传的，为了便于记忆，采取偈颂的形式，后来编集为由经、律、论组成的“三藏”。在经藏中近代学者认为真正属于佛陀的教说和最早的经典是《经集》、《如是语经》和《无问自说经》，其中也包括一些戒律条文。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其核心内容是讲现实世界的苦难和解决苦难的方法。其次，又从缘起思想出发，提出了“诸法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的学说。后人把原始佛教的修持，概括为戒、定恝三学、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以及四念处、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等三十七菩提分法。佛陀在世时反对婆罗门教四种姓的不平等制度，因此，在他所创立的僧团中允许各个种性和贱民参加。另外，还容许教团中包括过在家生活的男女信徒，称为优婆塞、优婆夷或在家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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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佛教基本经典。北传佛教四部阿含之一。因所集诸经篇幅短小，事多杂碎，故名。玄奘译名为《相应阿笈摩》，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原50卷，缺2卷，后以阿育王传补入。共收经1362部。一般认为属化地部传本。梵文原本现已不存。近代曾在中国新疆发现梵文残片。据《精刻大藏经目录》（支那内学院编）记述，现存历代异译本39种。都是从大部中撮要别译。这些异译本大多依中亚或北印度流行的传本译出，各出自何派，尚无定论。《杂阿含经》与南传《相应部经典》大体相应，但后者无论在经典内容还是经文编排方面都比前者更有系统性。有的学者认为此经有受大乘思想影响的痕迹。《长阿含经序》记《杂阿含经》有四分十诵，但现存刻本品目均不全，且经文多有重复，似译出后未作系统整理。《大智度论》卷八十五有“弟子所说佛所说”、“五取蕴六处因缘相应”、“道品”、“结集”等四分之说，与现行刻本大体相同，但顺序略异。现代佛学家吕澂依据《瑜伽师地论·摄事分》作《杂阿含刊定记》，调整后的四分十诵次第是：①五取蕴六处因缘相应分有六诵，即五取蕴诵、六处诵、缘起诵、食诵、谛诵、界诵；②佛弟子所说佛所说分有二诵，即佛弟子所说诵和佛所说诵；③道品分为念住等诵。④结集分有八众诵。

　　此经主要内容可分为三部分：①联系比丘修习禅定讲述佛教教义.主张“善摄诸根”，“内寂其心，如实观察”。阐明正确的禅思，并斥责外道（异教）的禅观。记述修禅的步骤、方法，注意事项及其所要达到的结果等。故有人认为此经重在指示止观道理，为修禅者所专习；②论述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首先详释五蕴、六处、缘起、十二因缘等学说，以阐明无常、苦、空、无我之思想。此外阐述了四谛、四食、八正道、四念处、七觉分、四禅、十八界、因果报应等学说；③向优婆塞、优婆夷弘扬佛法。鼓励他们信奉佛教，皈依三宝，勤修善业。

　　《瑜伽师地论·摄事分》所引用的《杂阿含经本母》和《思所成地》所引用的《杂阿含经伽陀旧解》，为比较完备的注释此经之书；而《摄异门分》则为解释此经中异门法相之作。（李安　　魏道儒）

　　Fojiao　　wenxue

　　文学　　数千卷印度佛典，如《维摩经》、《妙法莲华经》、《楞严经》等，本身就是瑰丽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百喻经》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其中的譬喻故事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品。叙述佛陀前生的《本生经》（《本生谭》）是著名的传记文学。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印度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之一。其他如佛教典籍中的偈颂、赞、散文、故事、俗讲、变文、语录、传记、游记、文集等，均为优美的佛教文学作品。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的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汲取本国传统文学的艺术形式，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学作品。它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方法。《维摩经》、《百喻经》等，鼓舞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俗讲、变文对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形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禅宗语录不仅为宋明理学家所仿效，也影响到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

　　Quinabatuoluo

　　南北朝时到中国的中印度僧人，其名意译功德贤。属婆罗门种姓。幼学五明诸论，由读《杂阿毗昙心论》百信佛。出家学习小乘与大乘教义，尤精大乘佛学，时人尊称他为摩诃衍（大乘和尚）。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到广州。宋文帝刘义隆派人迎至建康，历住祗洹、东安等寺，并到丹阳郡等地弘法，颇得颜延之、何尚之等的敬仰。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丞相南谯王义宣礼敬为师。集义学僧伽相助，先后译出《杂阿含经》50卷（现存48卷）、《大法鼓经》2卷、《相续解脱经》2卷、《胜鬘经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宣扬如来藏教义，极受后来信奉涅槃佛性之说的佛教学者的重视，讲解注疏代不乏人，对于以后各大乘宗派教义的形成，影响颇巨。（郭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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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佛教基本经典。北传四部阿含之一。东晋僧伽提婆译。51卷（一作50卷）。因经文按法数顺序相次编纂，故名。相传原由前秦昙摩难提诵出梵本，竺佛念传译，昙嵩笔受，后经道安、法和考正，僧契、僧茂助校漏失，尽录偈颂。但译文未能尽善，故由僧伽提婆加以修订。据《精刻大藏经目录》（支那内学院编）记载，别译零本现存30种。《增一阿含经》与南传《增支部经典》大体相应，后者收经比前者为多。此经原为四分八诵，但现行本除“牧（放）羊品”下标有“第四分别诵”外，蓁各分均不标诵。全经共有52品，472部经。其中《序品》一经，以颂文概叙本经意旨，以及嘱付流布等事。蓁各品次第系一未能至十一法。

　　此经记述佛陀和其弟子们的事迹；阐述出家僧尼的戒律和对俗人修行的规定；论述小乘佛教的主要教义等。因经中有“六度”、“三乘”等词句，承认菩萨大乘，近乎大众部的主张，故一般认为是大众部的传本。此经的重点在说施戒涅槃等事及各种因缘故事，故又为劝化者所专习。本书同其他三部阿含一样，系记载原始佛教教义的重要典籍，在印度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研究佛教产生以及当时北印度政治、宗教、哲学等提供了资料。（任杰）

　　Zhong　　a　　hanjing

　　原始佛教基本经典。北传佛教四部阿含之一。因所集各经篇幅适中，故名。东晋僧伽提婆与僧伽罗叉译。60卷。据传昙摩难提于前秦建元二十年（384）曾译出59卷，早佚。此经为说一切有部所传，原本已不存，近代中国新疆地区曾发现零星梵文残片。历代单经零本翻译颇多，据《精刻大藏经目录》（支那内学院编）记载，现存73种。汉译《中阿含经》与南传“中部经典”大体相应，前者收经较多。一般认为，在《中阿含经》和“中部经典”编集之前，已有许多经文单独流行。两传文本所集经文都没有按其形成的次序排列。

　　《中阿含经》收经222部，分为五诵十八品。经文分品，并无统一划分标准，大致有如下几种形式：①根据经文所述的主要教义分品。如《业相应品》有10部经，主要阐述业报轮回等教义，兼驳耆那教苦行灭业和其他宗教派别的业报学说；《未曾有法品》有10部经，主要记述佛陀的往生事迹和阿难等佛弟子的持戒修行。此外，《根本分别品》等把论述相同教义的若干部经集成一品；②根据经文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列成专品。如《舍利子相应品》有11部经，叙事都与舍利子有关；③依据说法的形式分品。如《七法品》有10部经，各经都列举7种比喻阐发教理；④取所集经中一部经名作为品名。如《长寿王品》、《脯利多品》等。些外还有一品，名为《双品》，但品名与所集经文完全无关。因《双品》前五部经放在第四诵，后五部经放在第五诵，故以此为名。

　　全经包括三个主要内容：①详述各种修行规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达到涅槃解脱过程中的作用,这是此经的重点.如对三学(戒、定、慧)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涅槃的关系，论述较多。此外，还就如何断灭“无明”，修行取得功果等，以阐明达到涅槃的修道层次；②联系当时社会现实阐述善恶因果报应，鼓励在家信徒和俗人止恶行善③论述四谛、八正道、缘起、十二因缘、四禅、六界、六处、十八意行等小乘佛教教义，阐发了无常、无我和一切皆苦的思想。大多数品论述的问题比较集中，多用日常生活事例和寓言故事阐发教理。以着重讲述各种学说之间的关系为特点。后出的许多经、律多引述其内容。（任杰　　魏道儒）

　　北传佛教之一。约于2世纪开始从中国传入。

　　初传时期　　据越南《禅苑集英》记载，195年，东汉苍梧（今广本梧州）学者牟子奉母流寓交趾（指今越南北部）。他“锐志于佛道”，著有《牟子理惑论》。这是佛教传入越南北部的开始。约在255～256年间，月氏僧侣支疆梁接（畺良娄至）到达交州。3世纪末，印度僧人摩罗耆域经扶南至交州，同时到达的不有僧人丘陀罗；在交州北宁建有法云、法雨、法雷、法电四所寺宇。

　　2～3世纪，佛教已经多种途径传入越南。首先，由于中国中原战乱，大批士民流寓交州，将佛教带入；其次，南亚、西亚的移民及僧侣人海路进入交州；第三，也可能经由缅甸、云南进入红河谷地。史载三国东吴所属交州太守士燮，“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喜欢吹，车骑满道，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些夹毂梦香的胡人即来自南亚、西亚或西域的僧人。

　　发展过程　　6世纪后，越南僧团逐渐形成。574年印度僧人毗尼多流支到达长安，7～9世纪，越南佛教传播更广，寺庙遍及各地。9世纪初，无言通在交州，创立新的禅派，对越南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唐代中国僧人到达交州弘传佛教，或与越南僧人同往印度或南海求法取经者的人数颇多。义净记述了运期、解脱天、窥冲、慧琰、智行、大乘灯六位越南僧侣求支取经的事迹。

　　10～14世纪越南佛教兴盛。佛教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重要精神支柱。从939年吴权称王，经过丁朝（968～979）和前黎朝（980～1009），封建国家政权主要掌握在僧侣和武将手中。国王重用僧人，赋予特权；僧人参与朝政，制定律令文书。前黎末年，国王黎龙铤在位，因僧侣权柄过重，试图压抑。以僧统万行和尚为首的僧侣集团便支持殿前指挥李公蕴，乘国王去世之机，篡夺了政权。李公蕴为万行之侄，建立李朝（1010～1224）后，尊万行为国师，以佛教为国教。李朝各代国王大力推崇佛教，传播禅宗佛学，各地广造寺宇，度民为僧，出现了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的局面。陈朝（1225～1399）建立后，继续推崇佛教，弘扬禅宗。

　　李朝和陈朝前后400年间，有8位国王出家为僧。尤其是陈朝前期陈太示、陈仁宗先后禅位出家，创立竹林禅派，并派遣使臣到中国求大藏经，在国内印刷佛教经典和佛像。这一时期寺院形成一股社会势力，拥有寺田、食邑和田奴；僧侣享有多除赋税、徭役的特权，高级僧人出入宫廷、官府，位比王侯卿相。僧团制度正式形成，组织严密。上有国师、僧统和僧录，各府有教门公事。寺院林立，建筑富丽堂皇。

　　创立宗派　　越南佛教深受中国南宗禅学的影响，属于大乘佛教。先后创立了下述几派：

　　①灭喜禅派。毗尼多流支（又译“灭喜”）所创。又称“南方派”。毗尼多流支，南天竺人，574年至长安，后随中国禅宗三祖僧璨，承袭中国禅宗衣钵。580年到达交州，住法云寺，传授禅学。他所创立的“灭喜禅宗派”传播三祖僧璨的“心印”思想。在圆寂前将法统传弟子法贤。这一派系存在于580～1216年，共传十九代。各代名僧如法顺、万行、惠生、庆喜和圆通等均受到当朝国王的重视，封为法师、国师，被任命为僧统。

　　②无言通禅派。唐代僧人无言通所创。又称观壁派。无言通从学百丈怀海禅师，820年至交州北宁建初寺，传授禅学，创立该派，实行面壁禅观。他承受中国南宗禅学惠能、怀让、道一和怀海的法统，宣传佛性无所不在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等观点。这一派历经十五代，活动于820～1221年间。其中第四代祖吴真流为丁朝、前黎朝僧统，封为“匡越大师”。第七代的圆照禅师曾访问中国，被称为“高座法师”。无言通派是越南佛教的主要宗派，越南陈朝兴起的竹林禅派直接承袭其法统。

　　③草堂禅派。北宋云门宗僧人草堂所创。亦称雪窦明觉派。草堂为雪窦重显的弟子，曾至占婆弘传佛教，后到达越南北方，受李圣宗重视，封为国师，赐居首都昇龙（今河内）开国寺。草堂创立该派，主要传“雪窦百则”，提倡禅净一致，即实行禅宗的修禅与净土宗的念佛相结合。该派活动于1009～1205年间，传五代。其中有三个国王、两名太傅。

　　④竹林禅派。相传为陈仁宗所创。实际始于陈朝开国皇帝陈太宗。陈太宗曾受教于由中国赴越的天封禅师，又从宋朝禅师德诚参学。越南史学家陶维英则认为这一派是由禅月禅师传给陈太宗，后经定香长老、圆照大师，至道惠禅师（皆无言通禅宗派名僧）时分类一个支系，其中主要的一支出逍遥禅师传给慧忠上士，再传给调御觉皇，即陈仁宗。陈太宗所著《课虚录》提出“四山”之说，认为生、老、病、死，乃四座大山，人能求佛学禅，勤行修忏，便可“超若海，渡迷津”，越过四山，解脱轮回。该书为竹林禅派的基本著作。慧忠将禅宗要旨传给陈仁宗。竹林禅派以陈仁宗为初祖，他笃志禅学，即位后日理朝政，夜至宫内资福寺研习禅学。后禅位出家，在海阳东潮县安子山花烟寺出家修行，讲授禅法，正式创立竹林禅派，迹称竹林安子禅派。自号香云大头陀，竹林上士，人称调御觉皇。著作甚多。该派承袭无言通禅派法统，以唐代禅宗五家之一临济宗为主，认为佛法亦即老子的“道”与孔子的“中庸”。宣扬佛法不离世间法。主张坐禅和采用临济宗的“四宾主”师徒问答方式传道。认为心即是佛，佛在众人心中。陈仁宗之后，有二祖法螺，三祖玄光，合称“竹林三祖”。法螺创立琼林院，编撰佛经，著有《参禅旨要》等。玄光，状元出身，后出家从学法螺，1317年继承竹林派衣钵，著有《玉鞭集》等。该派因得皇室大力扶持，成为陈朝时期越南佛教的主要派别，对越南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佛教禅宗不讲究烦琐的礼仪，不重戒律，主张坐禅修行，甚至可居家修禅，著书立说，其教理把中国和印度的佛学与儒学思想结合起来，适应越南封建阶级的需要，对于知识阶层也具有吸引力，因而在越南中古时期各王朝获得广泛发展，并对越南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等等产生深刻的影响。

　　佛儒消长　　14世纪以后，由于儒学的发展，儒士阶层势力上升，僧侣集团开始推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陈朝末年，朝廷多次沙汰僧徒，并限制寺院僧侣势力的发展。后黎朝（1428～1526）建立后，独尊儒学，执行抑佛重儒政策，道教日益兴起，佛教由此日趋衰落。朝廷禁止新建寺宇，将寺田、寺庙领地收归国有，勒令不知诵经不持戒律的僧尼还俗，并以改革民俗之名，在民众中宣传佛教为迷信异端。至15世纪后半叶，僧侣人数大减，通达佛教教义者寥寥无几。从1500年起，黎氏朝廷下令只许庶民信奉佛教。从此，越南佛教便由皇室庇护的贵族化宗教转化为以平民信仰为主的民间宗教。

　　16～17世纪，天主教开始传入越南。越南佛教虽不似以前兴盛，但仍绵延不绝。当时，封建中央政权衰落，形成南北朝分裂割据局面，佛教有所振兴。北方郑氏王府和南方阮氏王府都曾延请中国高僧讲解佛经，修建寺院。1665年，郑王选拔国内有名佛师，为御用寺宇塑造几百尊佛像，禅宗再度复兴。隐居安子山的竹林禅派名僧白梅麟角将竹林三祖的教义和净土宗融合为一体，在河内的婆　　寺开创新教派——莲宗。主张禅教双运，以教为眼，禅是佛心，以阿弥陀佛为禅的公案，但实修上专念弥陀名号，由此而得悟平生。此外，在越南北方有中力尚拙公创立的拙公派，这一派以临济宗为主，并受净土宗影响，亦称竹林新派。同时，还有曹洞宗的水月派。南方阮王府于1604年在顺化修建了大乘佛教的寺院——天姥寺。中国僧人道明、原绍等在越南传授禅宗佛学。原绍创建临济正宗的原绍禅派，造平定十塔寺，宣扬禅净并修的教义。迄今，莲宗在越南北方仍有一定影响，而临济正宗教派在南方势力则较大。

　　19世纪初，阮朝建立。阮朝初年执行保护临济正宗、歧视莲宗的政策。僧纲的职位皆授给临济正宗派僧侣，对莲宗僧侣限制颇多。但莲宗派仍在北方民间活动。

　　1858年后，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越南佛教徒参加了爱国抗法运动。进入近代时期，越南兴起佛道儒三教合一运动。19世纪末，随着天主教之传播，又出现“四教一源说”。这一时期建立的高台教则是把佛、道、儒和天主教及民间信仰糅合起来的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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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　　主要为佛教寺塔。古印度有名寺塔不少，如著名的菩提伽耶、那烂陀遗址，规模极为宏大。东南亚诸国均有同类建筑。柬埔寨的吴哥寺窟，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阿富汗的巴米扬崖壁大佛像，都是闻名于世界的佛教建筑。中国佛教建筑是随着佛教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佛教建筑为石窟寺，系根据古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结合中国传统的形式建筑的。中国的佛教石窟为数甚多，其中敦煌、云冈、龙门尤为著名。中国佛塔的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都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原来印度的佛塔是覆钵状的圆坟形，上饰竿和伞，后发展成相轮（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传入中国后，结合中国的民族形式，大都建成可供人凭眺的楼阁式建筑。现存的塔可分二类，一是印度式的，但也带有中国特色；二是另式扩要采取中国原有楼阁形式，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居多，一般为七至九层。结构有木塔、砖塔、砖木塔、石塔、铜塔、铁塔和琉璃砖塔等。西藏的佛寺建筑，与汉族地区略有不同。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所有建筑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鲜明特色和汉藏文化融合的风格。北京的雍和宫，拉萨的布达拉宫，承德的外八庙等是这种建筑的典型。日本的东本愿寺，朝鲜的佛国寺都采用木结构的殿堂形式，雄伟壮丽，是世界知名的古刹。（赵朴初）

　　日本佛教学者。爱知县人。幼从曹洞宗活山和尚得度。先就读于东京京北中学，后入第一高等学校。1906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在高楠顺次郎指导下专攻印度哲学。1910年任曹洞宗大学林讲师。后受曹洞宗派遣，前往欧洲留学，在伦敦剑桥大学等专攻梵语、巴利语和印度哲学。1917年回国，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21年以《胜论哲学派之起源成立及其理论》一文，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其后历任东京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和曹洞宗驹泽大学等校教授，讲授印度哲学。1939年访问中国，回国后写成《中国佛教史》（唐代以前部分）。退职后受聘为名古屋大学文学部讲师，主讲佛教有关学说。主要著述有《印度哲学研究》（论文集）、《禅宗史研究》、《印度哲学史》、《佛教逻辑学》、《佛教思想研究》、《印度大乘佛教中心思想史》、《释道安研究》、《佛教经典史》、《中国佛教史》、《日本佛教史》，英译《十句义论》等。有《宇井伯寿著作选集》行世。　　Yuance

　　Changlewojing

　　佛教术语。其义有二：1、四颠倒：佛教认为，世间是生死法，一切有为法（有生、住、变异和消失的事物），都是由众多因缘条件而生灭变化的，它的本性皆是无常、苦、无我和不净，但“凡夫”不明此理，相反地认为是常、乐、我、净，颠倒妄执，因称之为四颠倒。《俱舍论》卷十九称：“应知颠倒总有四种，一于无常执常颠倒，二于诸苦执乐颠倒，三于不净执净颠倒，四于无我执我颠倒。”2、涅槃四德：大乘佛教认为，一旦证入涅槃，就会具有真正的常乐我净。因涅槃的体性有四种功德。恒常不变而无生灭，名之为常德；寂灭永安，名之为乐德；得大自在，是主是依，性不变易，名之为我德；解脱一切垢染，名之为净德。（任杰）　　
　　

　　Daboniepanjing

　　佛教经典。亦称《大本涅槃经》或《大涅槃经》，简称《涅槃经》。北凉昙无谶译。40卷。

　　译本　　相传在昙无谶译出前，东汉支娄迦谶译有《梵般泥洹经》2卷，三国魏安法贤译有《大般涅槃经》2卷，吴支谦译有《大般泥洹经》2卷，均早佚。异译本有东晋法显与佛陀跋陀罗译《大般泥洹经》（为《大般涅槃经》初分异译）6卷，相当于昙无谶译本的前10卷。南朝宋慧严、慧观与谢灵运等以昙无谶译本为主，并依法显等译《大般泥洹经》增加品目，从原本寿命品分出经叙、纯陀、哀叹、长寿等4品，由如来性品分出四相、四依、邪正、四谛、四倒、如来性、文字、鸟喻、月喻、菩萨等10品，改为25品36卷，亦名《大般涅槃经》。世称此为“南本涅槃”，而以原昙无谶所译为“北本涅槃”。藏译《大般涅槃经》全译本是根据汉译大本的重译。此外，还有根据梵文译出的《大般涅槃经》。此经大本和小本的梵文残篇在日本、中亚等地都有发现，并已刊行。《南本大般涅槃经》还全被译成英文。关于此经出现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在法显译出之前，即3～4世纪之间（另说2～3世纪之间），正当印度笈多王朝兴起，佛教受到排斥的时期。产生的地点在今克什米尔地区。

　　内容　　全经分寿命、金刚身、名字功德、如来性、一切大众所问、现病、圣行、梵行、婴儿行、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师子吼菩萨、迦叶菩萨、憍陈如等13品，主要阐述佛身常住不灭，涅槃常乐我净，一切从生悉有佛性，一阐提和声闻、辟支佛均得成佛等大乘佛教思想。其理论与部派佛教中的大众部义理颇有契合之处，与《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的重要思想也有一致的地方。此经还常常引用《华严经》的某些义理，两者思想相通。经中还引用佛陀所说：“我般涅槃七百岁后，是魔波旬渐当沮坏我之正法”，这反映了笈多王朝复兴婆罗门教、排斥佛教的历史背景。

　　影响　　此经在印度本土似乎不很流传，传入中国后，影响却甚大。自法显译出6卷《泥洹经》后，道生剖析经旨，倡“一阐提人皆得成佛”说，引起旧学守文之徒的激烈反对。昙无谶译大本涅槃经传至建康，经中也讲到“一阐提”可以成佛，证明道生说的正确，被称为“孤明先发”。后道生在庐山大讲《涅槃经》，主张顿悟，听者甚众，成为中国最初的涅槃师。其同学慧观则依《涅槃经》而主张渐悟。从此道生、慧观并为涅槃学派中两大系。此后南北方均陆续出现不少涅槃师，盛行讲习，竞作注疏。梁武帝萧衍亲讲此经，著《涅槃讲疏》、《涅槃义疏》等，分赠扶南、百济，并撰《断酒肉文》，广集僧尼于华林殿前，令光宅寺法云宣讲，为中国僧尼素食之先河。由于此经提到半字、满字，以牛乳五味等比喻佛说法的深浅、先后，遂有教相判释之说出。首先慧观立二教（顿教、渐教）五时（三乘别教、三乘通教、抑扬教、同归教、常住教），以《涅槃经》为最完善的经教。道生则主张佛所说法不出四种法轮（善净法轮、方便法轮、真实法轮、无余法轮），也把《涅槃经》看成是佛说的最高阶段。后僧亮、僧众等也都配合《涅槃经》五味，以区分如来一代教法。隋智顗也以此经义，立五时教（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和天台四教（藏、通、别、圆），以《涅槃经》为“第五时教”和“圆教”。由于各家教判提高了《涅槃经》的地位，讲习此经之风盛极一时。

　　注疏　　现存的有印度世亲著、北魏达磨菩提译《涅槃论》1卷；陈真谛译《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1卷；梁宝亮等撰《大般涅槃经集解》71卷；隋慧远撰《涅槃经义记》10卷，吉藏撰《涅槃经游意》1卷，灌顶撰《涅槃经玄义》2卷、《涅槃经疏》33卷；唐法宝撰《涅槃经略疏》15卷，道暹《大涅槃经玄义文句》2卷、《大涅槃经疏私记》9卷，行满《涅槃经疏私记》12卷；宋智圆《涅槃经治定疏科》10卷、《涅槃玄义发源机要》4卷、《涅槃经疏三德指归》20卷；清净挺撰《涅槃经末后句》1卷；新罗元晓撰《涅槃经宗要》1卷等。（田光烈）

　　Fuotoubatuoluo

　　后秦时来华印度僧人。亦称佛大跋陀、觉贤。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族姓释迦，系释迦牟尼叔父甘露饭王的后裔。5岁丧父，17岁出家。据说其背诵经典，一日能完一月之业。曾与同学僧迦达多游罽宾，与后秦僧人智严同从大禅师佛大先（觉军）受禅法。后受智严之请东来，于后秦弘始八年（406，另有九年或十年之说）至长安。因与鸠摩罗什不和，被迫与弟子慧观等40余人赴庐山，备受慧远欢迎。留居庐山年余，译出《达磨多罗禅经》2卷。东晋义熙八年（412）赴荆州，其后又到建康（今江苏南京）住道场寺。从义熙十二年到十四年与法显等译出《摩诃僧祇律》40卷；同时译出《大般泥洹经》6卷。后又创译《华严经》60卷；经重校至宋永初二年（421）完成。其所译经论共13部，125卷。所译《华严经》对中国佛学的发展影响甚大。（郭元兴）

　　Guanwuliangshoujing

　　佛教经典。简称《观经》。与《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合称净土三部经。宋畺良耶舍译。另有异译一种，已佚。此经进一步发挥了《无量寿经》的净土思想，叙述释迦牟尼佛应韦提希夫人之请，在频婆娑罗宫为信众讲述观想阿弥陀佛的身相和极乐净土庄严的十六种观想方法（十六观）。未发现梵本，亦无藏译本，但在中国新疆地区曾发现维吾尔文译本的残片。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应马克斯·缪勒之请，据现行本译成英文，与《阿弥陀经》等一起，载《东方圣书》第49卷。该经重要注疏有隋智顗《观无量寿佛经疏》1卷，吉藏《观无量寿经义疏》1卷；唐善导《观无量寿佛经疏》4卷；宋知礼《观无量寿佛经融心解》1卷，元照《观无量寿佛经义疏》3卷；明传灯《观无量寿佛经图颂》1卷，续法《观无量寿佛经直指疏》2卷；清彭际清《观无量寿佛经约论》1卷；丁福保《观无量佛经笺注》等。（黄心川）

　　Lengyanjing

　　佛教经典。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又名《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简称《楞严经》、《首楞严经》、《大佛顶经》、《大佛顶首楞严经》。唐般剌蜜帝译。10卷。关于此经的译者，有各种不同传说，大多认为译者般剌蜜帝为中印度人，居广州制止道场，于唐神龙元年（705）从灌顶部中诵出，乌苌国沙门弥伽释迦译语，房融笔受，怀迪证译。中国历代皆视此经为佛教主要经典之一。清代，章嘉呼图克图等将其译成藏文，并刊有汉、满、藏、蒙四体合璧的《首楞严经》全帙。在日本，此经亦流传不断。但此经译出后，宋代子睿以下的注释家对其出处曾有所怀疑。近代更有人疑为中国人的撰述。

　　全经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第一卷为序分。讲述此经说法因缘：佛遣文殊师利以神咒保护阿难免受摩登伽女诱惑破戒，并为其说修禅定，能断烦恼，以显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等。第二卷至第九卷为正宗分。主要阐述“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裹十方”，众生不明自心“性净妙体”，故流转生死，当修禅定，以破种种“颠例”之见，通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妙觉等由低至高的种种修行阶次，达到方尽妙觉，“成无上道”。第10卷为流通分。讲述此经应永流后世、利益众生等。

　　相传中国注疏有百余种。其中主要有宋子璿《楞严经义疏》10卷，智圆《楞严经疏》10卷，咸辉《楞严经义海》30卷，戒环《楞严经要解》20卷，王安石《楞严经新解》10卷；元惟则《楞严经会解》10卷；明祩宏《楞严经摸象记》1卷，德清《楞严经通议》10卷，圆澄《楞严经臆说》1卷，传灯《楞严经圆通疏》10卷和《楞严经玄义》4卷，智旭《楞严经玄义》2卷，普寂《楞严经略疏》4卷，兴隆《楞严经义疏显密幽玄记》10卷等。日本亦有注疏40余种。（梁孝志）

　　Nantiaowenxong

　　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大谷派佛教学者。原为真宗僧侣溪英顺之子。幼名恪丸。美浓（今岐阜县）人。23岁时为越前僧侣南条真兴养子，改姓南条。曾就学于高仓学寮，研习英语和汉学。精通汉语，善汉诗，常作汉诗代替日记。1876年，大谷派本愿寺派送他去英国留学，从牛津大学马克斯·缪勒学梵语经典。1884年回国，任东京大谷教校教授，翌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教授梵语，为日本大学教梵语之始。1887年访印，巡礼佛教圣迹，归途特至中国天台山高明寺，抄写该寺所传贝叶经。翌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14年任大谷大学校长。曾协助杨文会搜求中国已佚失的佛经。主要著述有《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通称《南条目录》），与马克斯·缪勒合作英译梵语《大无量寿经》、《金刚盘若经》、《阿弥陀经》等。还有《英译十二种纲要》、梵汉对照《新译法华经》、《佛说无量寿经梵文和译》、《佛说阿弥陀经梵文和译》、《矾果诗草》、《怀旧录》，与凯伦合作校订《梵语法华经》。

　　yujiashidilun

　　佛教论书。简称《瑜伽论》。瑜伽师地，意即瑜伽师修行所历的境界（十七地），故亦称《十七地论》。相传为古印度弥勒口述，无著记录。为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和中国法相宗的根本论书。

　　译本　　唐玄奘译。100卷。但在玄奘以前，已有北凉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10卷（相当于奘译本35～50卷前半《本地分·菩萨地》，近年来发现有和阗文译本残篇）及《菩萨戒本》1卷（相当于奘译本40～41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菩萨善戒经》9卷（相当于奘译本《本地分·菩萨地》，和《地持经》相仿，但另有序品）和《优婆塞五戒威仪经》1卷（为《菩萨戒本》的异译）；陈真谛译《十七地论》5卷（相当于奘译本第1～3卷，已佚），《决定藏论》3卷（相当于奘译本50～54卷）等几种译本行世。

　　此论梵本菩萨地部分，1930～1936年间由日本荻原云来校订印行。1936年印度罗睺罗于西藏萨迦寺发现此论，录写归印。经校订，于1957年由加尔各答大学部分刊行。藏文有题名为《瑜伽行地》译本，分为前十二地（26卷）、声闻地（20卷）、菩萨地（22卷）、摄决择（43卷）、摄事（22卷）、摄调伏、摄异门、摄释（以上三部分不分卷）等八部分。收在丹珠尔中。

　　内容　　全书中心内容是论释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性质及其所依客观对象是人们根本心识——阿赖耶识所假现的现象；禅观渐次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境界，以及修行瑜伽禅观的各种果位。以分析名相有无开始，最后加以排斥，从而使人悟入中道。全书分五部分：①本地分（1～50卷）。将瑜伽禅观境界或阶段分为十七地，即五识身相应地、意地、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三摩（　　）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地、无心地、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有余依地、无余依地；②摄决择分（50～80卷）。论述十七地的深隐要义；③摄释分（81～82卷）。释十七地有关诸经，特别是阿含经的说法和仪则。初明说法应知的五分，次明解经的六义；④摄异门分（83～84卷）。释十七地有关诸经，特别是阿含经所有诸法的名义和差别；⑤摄事分（85～100卷）。释十七地有关三藏，特别是《杂阿含经》等众多要义。初明契经事，次明调伏事，后明本母事。五分中以本地分为重点，后四分主要是解释其中的义理。

　　注疏　　印度注释中最古的一种为最胜子等撰，有汉、藏两种译本。汉译《瑜伽师地论释》1卷，简称《瑜伽论释》，唐玄奘译。现存藏译本有《菩萨地释》，德光撰，燃灯吉祥智、戒胜同译；《菩萨戒品释》，德光撰，慧铠、智军同译；《菩萨戒品广释》，胜子撰，慧铠、智军同译；《菩萨地释》，海云撰，寂贤、戒胜同译。

　　中国注疏现存有唐窥基撰《瑜伽师地论略纂》16卷（为第1～66卷的注释）、《瑜伽论劫章颂》1卷（为七言颂），遁论集撰《瑜伽论记》48卷，清素撰《瑜伽师地论义演》40卷。另有敦煌本《瑜伽师地论分门记》（已印出6卷）和《瑜伽论手记》（已印出4卷），均为唐法成讲述，听者笔记而成。近代有欧阳竟无撰《瑜伽师地论叙》2卷。此外，尚有20～30种注释已散佚。（苏渊雷）

　　南传上座部佛教之一。相传公元前3世纪，为印度阿育王之子摩哂陀等所传入。由于其经典都用巴语传承，故近代又常称其为巴利语系佛教。

　　历史及教派演化　　为迎请摩哂陀到斯里兰卡传教，国王提婆南毗耶·商沙曾在首都阿努拉达普拉兴建“大寺”。当时，这是上座部佛教的唯一中心。摩哂陀在此创建了大寺派。公元前28年，伐多伽摩尼·阿巴耶王再度嗣位，为报答摩诃帝沙长老在他流亡期间给予的帮助，特在无畏山新建一认寺庙，作为摩诃帝沙的传教据点，摩诃帝沙遂与印度僧人法喜同建无畏山寺派（又名法喜派）。4世纪时，萨伽利长老又于祗多林寺创建祗多林寺派，亦称南寺派。约在5世纪前期，上述三派并行。6世纪末阿合唱团普提王统治时期，由于王室对大寺派的扶植，使一度濒于衰亡的大寺派的势力理度复兴，蓁两派均隶属于大寺派。

　　7世纪初，达多优婆帝沙一世及其继承者伽叶二世统治时期，适值玄奘游学印度。玄奘根据在南印度的听闻，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当时斯里兰卡国王不信佛法，破坏佛像、寺塔，有300多名高僧逃往印度等情事。根据中国史籍记载，8世纪上半叶，斯里兰卡曾一度崇奉大乘，密教尤盛。当时赴华的印度密教高僧金刚智曾在斯里兰卡弘传密法；其弟子不空也在斯里兰卡从他和普贤阿阇梨等学习密法。密教不但受到王室的支持，在民间也普遍流行。10世纪以后，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已奄奄一息，连举行正式佛事仪式所需的额定比丘数也难以凑足。

　　11世纪下半叶，维阇耶巴忽王即位，遣使去缅甸，迎请精通三藏的持戒高僧来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佛教。此后，其他派别才销声匿迹。但由于内忧外患频仍，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中，斯里兰卡王位时为外族占据，首都被毁，佛教也连同受到破坏。直到1395年维阇罗巴忽二世时，僧王达摩揭谛二世主持召开佛教教团会议，上座部佛教才再次出现新局面。但是，1506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入侵，他们在推行基督教的同时，打击佛教，很多寺庙被毁，僧徒被迫改宗。1592年即位的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不得不先后两次迎请缅甸佛教长老来斯里兰卡复兴上座部佛教。嗣后继位的室利维阇耶罗阇辛哈王又人缅甸的北古、阿拉干和暹罗（今泰国）的阿尤恰迎请佛法。暹罗送来了斯里兰卡所没有的佛典、佛像，派遣了很多长老前来授戒，使上座部佛教逐渐得到复兴。

　　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借缅甸和暹罗之力得以复兴后，分为三派：①罗曼那派，即11世纪从缅甸迎请的佛教长老所建的系统。②暹罗派，也称优婆哩派，为18世纪从暹罗迎请的系统。③阿摩罗普罗派，为一部分斯里兰卡在家佛教徒因社会地位较低，本国僧人不愿给予授戒而于1802年去缅甸的罗摩罗睺罗从当地长老受戒后返回的系统。三派在教理上无甚相违，但戒律稍有不同，因此和睦相处，直至今日。

　　19世纪末，斯里兰卡掀起了佛教改革和复兴运动。1880年，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和俄国的勃拉瓦斯基夫人首先在科伦坡建立了神智学会，推动佛教的复兴。达磨波罗继又在印度创立摩诃菩提会，发掘的保护佛教遗迹，编纂佛典，出版刊物，在国内外宣传佛教，建立分支，使摩诃菩提会的活动成为一个广泛的佛教复兴运动。1945年，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把复兴佛教看作恢复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建立了具有世俗性质的各种佛教社团，创办佛教大学，编辑出版《佛教百科全书》。斯里兰卡人口中约有74%是僧伽罗人，而僧伽罗人中佛教徒约占94%；全国有寺庙5600余所，僧侣约2万人。

　　典籍　　上座部佛典原不成文。在佛教传入斯里兰卡200年后，才开始将口诵相传的佛典用文字记录下来。现存的斯里兰卡上座部典籍由律、经、论三藏及三藏注疏和藏外典籍组成。5世纪上半叶，印度比丘觉音到斯里兰卡，将上座部佛教三藏的僧伽罗文注释改写成巴利文并详加疏解，又写了《清净道论》，论述大寺派所传上座部教义的纲要。

　　中斯佛教交流　　开始于4世纪。据《梁书》记载，当时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得悉东晋孝武帝崇奉佛教，特派遣沙门昙摩渡海送来玉佛，于义熙二年（406）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义熙六年，中国法显从印度去斯里兰卡，参拜了无畏山寺、大寺和佛牙寺等，在斯里兰卡住了两年，带回很多佛经。当时，斯里兰卡也有一些僧人到中国弘法和参加译经事业。南朝宋元嘉六年（429），舶主竺难提从师子国带比丘尼8人到宋都，住影福寺，元嘉十年有铁萨罗等11人到中国传比丘尼戒，当时僧众特为之建铁萨罗寺。在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双方交往不绝。7世纪中叶，中国往师子国瞻礼佛牙，佛迹的人逐渐增多，其中知名的有义朗、明远、窥冲、智行、慧琰、智弘、无行、僧哲等等，玄游还在师子国出家。

　　8世纪初，金刚智赴华时曾在师子国滞留，师子国人不空拜他为师，并随侍入唐弘法。以后不空又率弟子含光、慧　　等去师子国学习密法。在不空返华时，国王曾赠送佛教法器和药物等。含光返国后译出仪轨两部，并在五台山金阁寺创建密教灌顶道场。至宋代，师子国僧众到中国的仍然不少。

　　16世纪以后，斯里兰卡先后沦为葡、荷、英的殖民地，中国和斯里兰卡佛教交往几乎中断，直到斯里兰卡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佛教徒的传统友谊又重新得到发展。（王作九）

　　Zhongguo　　Fojiao　　meishu

　　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与此略同。《佛祖统纪》等也记其事。传蔡　　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佛万骑三匝绕塔图。《释书·释老志》说：”自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渊源和发展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从印度现存佛教遗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罗只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有佛传。犍陀罗当时为中国西北月氏族移民所建贵霜王朝的国都，取希腊所遗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术，独具特色。传入中土首达新疆西部，今存者有拜城县克孜尔明屋壁画，绘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库车县库木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等。沿丝绸之路，东来而至甘肃的，有敦煌鸣沙山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又有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广元石窟，以及江南摄山石窟等。全国造石窟之数不可胜计，其中碑幢之类，历世残毁颇多，但今所保存，为世界之冠。

　　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成立贵霜王朝，继续占领西南高附，东南罽宾，以及整个犍陀罗。地当丝绸之路的商业要冲，财力雄厚，贸易常用金币。迦腻色迦王远征中印在地他的支持下，佛教得到重要的发展。佛教经像传于中土，即自大月氏来。而中国西部佛教美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其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经像美术，于9世纪后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毁，仅佛教几个大石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无论造像绘画和雕塑等，都是在中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初期虽曾受有印度的影响，但同一题材、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华艳，婉娈多姿，色彩鲜明，即使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常常阴森可怖，画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饲虎，强盗挖自等。线条与色彩，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的感情。

　　佛画　　早在梁代，张僧繇即以善画佛像名世。他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此有了很好的发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画，并擅佛画，能传其业。善果画悉达太子纳纪图，灵嘉寺塔样；儒童画释迦会图，宝积经变图。在南北朝后期，张僧繇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学习他的画派，所谓“望其尘躅，如周孔焉”，可见声望之隆。他笔法简练，《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严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隋以前，僧繇是中国佛教绘画的一个开创者和推动者。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亨盛名。因来自中亚的曹国，原来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染上中国民族风格，创立了“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大式样之一。它的样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样的风格。后与吴道子结合中国传统风格所创立的“吴家样”并称。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他的画风。隋唐时期，佛画已经中国化。

　　壁画　　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相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缓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这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们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随着佛教的绘画艺术传入中国，印度佛教的绘画理论也同时传入。南齐谢赫曾经总结绘画的艺术有“六法”，而印度也有“六支”，两者解释都不很明确，不能肯定说“六法”就是“六支”，但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的确是存在的。

　　雕塑　　虽有外来的影响，但了有其伟大的创造和民族风格。在新疆，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在甘肃河西走廓，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窟、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邯郸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恨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造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乐山大佛，尤呈伟观。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雕塑美术，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与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　　干漆造像，更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绩。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受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较，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与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独运，改用彩塑。唐塑在基高窟中，焕发光彩。江南的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

　　藏传佛教美术　　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独具风格。北京雍和宫、西黄寺及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其殿宇、佛像等，均属藏传佛教美术系统。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普遍受到信众的供养。在青海塔尔寺，每年以酥油制作酥油花礼佛，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术，在五屯，有制作佛画的传统技法，至今仍在发展。

　　影响　　在唐代，中国佛教美术曾流传到朝鲜和日本等地。朝鲜南部庆州石窟庵释迦如来坐像，妙相庄严；一一面观音像、四菩萨像，姿态端庄，与中国盛唐时期佛教美术极为相似。日本奈良中宫寺的菩萨像、木造彩画，支颐微笑；药师寺东院堂圣观音菩萨像，铜造镀金，修短合度；法隆寺梦殿救世观音像，木造漆箔；法隆寺五重塔文殊菩萨像，塑敷彩；东大寺释迦如来像，铜造线刻镀金；唐招提寺金堂卢舍那佛像，干漆造漆箔；各寺造像的取材和制作方法各不相同，但皆受中国唐代佛教美术风格的影响。法隆寺金堂壁画，瑰丽庄严，也与中国敦煌壁画，千古同辉。

　　综观中国的佛教美术虽然曾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的佛教美术风格也传到印度犍陀罗等地区，对印度佛教美术的发展曾有过一定的影响。（常任侠）

　　Weimojing

　　佛教经典。全称《维摩诘所说经》，一称《不可思议解脱经》，又称《维摩诘经》。后秦鸠摩罗什译，3卷，14品。叙述毗耶离（吠舍离）城居士维摩诘，十分富有，深通大乘佛法。通过他与文殊师利等人共论佛法，阐扬大乘般若性空的思想。其义旨为“弹偏斥小”、“叹大褒圆”，批判一般佛弟子　　等所行和悟境的片面性，斥责歪曲佛道的绝对境界。认为“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虽“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远离五欲污泥”，此即“通达佛道”的真正“菩萨行”。又把“无言无说”、“无有文字语言”，排除一切是非善恶等差别境界，作为不二法门的极致。僧肇在《维摩诘所说经注序》中称：“此经所明，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悲为首，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认为此即“不思议之本”。

　　根据各种版本的比较，此经成立的年代大概在1～2世纪，是印度大乘佛教时期出现的经典这一。在印度颇为流行。但梵本大部已散失，只有一些片断。它用寓于象征意义的谈话形式，显示出大乘性空思想的极意，为同类经中艺术感染力较强的作品。后世把《维摩经》作为在家佛教的重要经典，而维摩诘也被看成是在家佛教理想的体现者。此经于后秦弘始八年（406）在长安大寺译出。但据《开元释教录》介绍，此经在中国早有流传，从东汉至唐初，除鸠摩罗什译本外，还有7个译本：①东汉严佛调译《古维摩诘经》2卷（已佚）；②吴支谦译《维摩诘经》2卷；③西晋竺叔兰译《异毗摩罗诘经》3卷（已佚）；④西晋竺法护译《维摩诘所说法门经》1卷（已佚）；⑤东晋祗多蜜译《维摩诘经》4卷（已佚）；⑥唐玄奘译《说无垢称经》6卷；⑦东晋支敏度还曾将支谦、竺叔兰和竺法护三译糅合为一，名《合维摩诘经》行世。

　　主要注疏有东晋僧肇《维摩诘所说经注》10卷；隋慧远《维摩经义记》8卷，智顗《维摩经玄疏》6卷、《维摩经文疏》28卷，吉藏《维摩经玄论》8卷、《维摩经义疏》6卷；唐湛然《维摩经略疏》10卷，窥基《说无垢称经赞》6卷等。日本圣德太子曾撰《维摩经义疏》。此外，势范、凝然、凤潭等也各著疏钞流通。在中国还有藏语译本。1928年，日本河口慧海将其译为日语刊行，题为《汉藏对照国译维摩经》。（高振农）

　　Cunshangzhuanjing

　　日本佛教史学家。原名广崎专精，号天爱痴人、舟山。兵库县人。幼习儒学，1871年至新　　县无为信寺学佛学4年。后入京都就读于大谷派的高仓学寮。1875年，为爱知县入觉寺村上界雄养子，改名村上专精。1882年，初讲《唯识三十述记》于高仓学寮。1887年任曹洞宗大学林讲师。2年后创立佛教讲话所，发行《讲演会·佛教讲演集》，从事弘教活动。1890年任大谷教师学校校长。4年后与鹫尾顺敬、境野哲发刊《佛教史林》，首开日本近代佛教史研究之风。1897年因京自己所属真宗大谷派改革建议发表意见，被削去学衔和教职。1898年著《日本佛教史纲》，翌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01年因发刊《佛教统一论》第一编《大纲论》，触犯大谷派本愿寺忌讳，自动脱离僧籍（后仍复籍）。1905年创办东洋高等女子学校。1917年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授，主持印度哲学讲座。翌年敕任帝国学士院会员。1923年辞去教授，被授予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1926年任大谷大学校长。他在明治维新后，致力研究佛教，在日本佛学界有很大影响，至今仍被誉为日本明治时期的佛教启蒙家和佛教史研究的先驱。主要著作尚有《大日本佛教史》、《亲鸾的开宗》、《大乘起信论讲话》等。

　　Daborejing

　　佛教经典。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般若经》。为宣说诸法皆空之义的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唐玄奘译。600卷，包括般若系16种经典（即十六会）。其中第二会（《二万五千颂般若》）、第四会（《八千颂般若》）和第九会（《金刚般若》）为般若经的基本思想，大概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其他各会是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成书的。一般认为最早出现于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在贵霜王朝时广为流行。梵本多数仍存。

　　传译经过　　最早传入中国的大乘般若经是东汉竺佛朔与支娄迦谶译出的《般若道行品经》（后题《道行般若经》）10卷（相当此经第四会），世称“小品般若”。旋有三国吴支谦重译成《大明度无极经》（原题《明度经》）6卷，康僧会别译成《吴品经》5卷（今佚）。另有竺法护译成《光赞般若波罗蜜经》10卷；朱士行西行求得二万颂大品般若梵本，由无罗叉等译成《放光般若波罗蜜经》20卷（相当于此经的第二会）。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六年（404）重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品二万颂，弘始十年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小品八千颂和《金刚般若经》等。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二年（509）译出《金刚般若经》1卷（相当此经的第九会）。直至唐代，玄奘才于龙朔三年（663）收集并编纂成全部《大般若经》十六会。故此经乃集诸部般若之大成。嗣后施护又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译出《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25卷。此经早有藏译，但与汉译的名称并不一致；汉译第十一会至第十六会中顺序所说六波罗蜜多，在藏文大藏经中只列前五波罗蜜多，单独编成《五波罗蜜多经》一书。

　　主要内容　　全经分四处（指佛陀在王舍城的鹫峰山、给孤独园、他化自在天王宫、王舍城竹林精舍说法的四个处所）十六会（16次集会）。前五会文异义同，均为对般若教义全面系统的叙述。第六会至第九会，撮取大部般若之精要，说无所得空的法门义理。第十会为佛对金刚手菩萨等说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理趣清净法门等，带有密教的色彩。最后六会，依次谈六度（即六波罗密多）。全经文辞典雅畅达，也是一部富有哲理的文学作品。

　　此经宣称大乘即是般若，般若即是大乘，大乘般若无二。它作为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被称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其中心思想在于说明诸法“性空幻有”的道理。性空，指佛所说的一切法（即一切现象）都没有实在的自性；幻有，指一切法虽然自性空，但并非虚无，假有的现象仍是存在的。认为世俗认识的一切对象，均属“因缘和合”，假而不实；唯有通过“般若”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能把握佛教真理，达到觉悟解脱。另外，此经认为佛陀有真身和法身之分，法身也就是信仰者追求的最高真理或真如，人们通过修行的六种方法（六度），可以获得解脱。

　　影响　　此经在印度甚为流行。其中第二会繁简适中，流传更广。中观派创始人龙树曾疏释此经而撰成《大智度论》，以阐述此经所显性空实相之理。而瑜伽行派创始人之一的弥勒，相传也总摄此经之义而撰成《现观庄严论》，以阐述此经所示实践行证之道。其后无著、世亲又疏释此经第九会，各自撰成《金刚般若经论》。陈那则依此经第四会撰成《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圆集要义论》。综述此经要旨。此外，龙树、提婆所撰《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书，也都是发挥此经义旨，弘扬大乘般若性空教义之作。于此可见此经在印度流行的盛况。在中国，从《道行般若》、《大品般若》译出之后，中经卫士度、帛法祚、支孝龙、康僧渊、支敏度、竺道潜、竺法温、支遁等传写讲述，般若之学逐渐流行。东晋道安在襄阳讲《放光般若经》，并撰制注解文记，发扬此经奥义。当时弘扬般若的尚有于法开、竺法温、竺昙壹、于道邃等。当时他们在玄学的影响下，形成所谓般若学的六家七宗。迨后秦鸠摩罗什广译“大品”、“小品”、《金刚般若》及《大智度论》、《中论》、《百论》等，其弟子僧叡、僧肇等竞造章疏，般若之学的研习达到高潮，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基础理论，并影响到隋唐有关宗派。其中三论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典籍，直接沿袭此经传统；此经第九会“金刚能断分”的异译本《金刚般若》，成为禅宗传心的法本；天台宗以此经为观法，在其化法四教中判为“通教”。可见眦经在大乘佛教中影响之深远。

　　此经提要的撰述，现存的有宋大隐《大般若经关法》6卷，明智旭《阅藏知津》中有关此经提要8卷，清葛（　　）　　
　　《大般若经纲要》10卷，近代欧阳竟无的《大般若波罗蜜经叙》4卷等。（田光烈）

　　Lingmudazhuo

　　日本佛教学者。原名贞太郎，后因学禅，改名大拙，别号也风流居士。石川县金泽市人。1892年秋，师事临济宗圆觉寺派宗演学禅。次年，美国芝加哥召开世界宗教大会，随师参加，任英语翻译，会后宗演推荐他为美国佛教学进保罗·克拉斯的助手。1900年将汉译《大乘起信论》转译为英语出版。1907年在伦敦出版。英语著作《大乘佛教纲要》翌年再版于芝加哥。1908年游历法、德诸国，后于英国就瑞甸波尔研究欧洲哲学。1909年回国，历任学习院大学和东京大学讲师、教授。1911年再度赴英，介绍佛教禅学。1921年回国后，任大谷大学教授，创办英语杂志《东方佛教徒》。1933年，写成《楞伽经之研究》一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将《楞伽经》译成英语。1934年访问中国，回国后用英语著《中国佛教印象记》。1959年，将在美国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加州各大学的佛教讲稿整理为《禅为日本文化》一书，在纽约、伦敦出版。同年在夏威夷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世界东西哲学会议上，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晚年隐居镰仓松冈文库，英译出版了真宗创始人亲鸾的《教行信证》。主要著作有《禅的研究》、《禅的诸问题》、《禅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佛教与基督教》、《华严的研究》等。全部著作收于《铃木大拙全集》。（林子青）

　　Miaofalianhuajing

　　佛教经典。简称《法华经》。

　　起源　　一般认为此经起源甚早，并经过不同的历史阶段陆续完成的。曾在古印度、尼泊尔等地长期广泛流行，已发现有分布在克什米尔、尼泊尔和中国新疆、西藏等地的梵文写本40余种。这些写本大致可分为尼泊尔体系、克什米尔体系（基尔基特）和新疆体系。尼泊尔体系所属的写本大致为11世纪以后的作品，一般保持完整，目前已出版5种校订本。如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用珂罗版彩色复制出版了原由尼泊尔传入、珍藏于西藏萨迦寺的1082年书写的梵文贝叶写本，内容完整无缺，字体清晰优美，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在基尔基特地区发现的克什米尔体系抄本，多数属于断片，从字体上看，一般是5～6世纪的作品，比较古老。在新疆喀什噶尔等几个地区发现的大多数也是残片，内容与尼泊尔系的抄本比较接近，从字体上看，大致是7～8世纪的作品。另外，在新疆还发现有和阗文的译本。

　　译本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此经共有汉译、藏译等的全译本和部分译本的梵汉对照、梵文改订本等17种。除后秦鸠摩罗什译的7卷28品，为后世广泛流传者外，尚有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10卷27品；隋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重勘梵文，译为《添品妙法莲华经》7卷27品。此外据《开元录》卷十一、十四载，还有《法华三昧经》6卷、《萨芸芬陀利经》6卷、《方等法华经》5卷等三译阙本，似属误传。罗什译本原是7卷27品，且其《普门品》中无重诵偈。后人将南齐法献于高昌所得《提婆达多品》、隋阇那崛多于益州译出的《普门品偈》与玄奘所译《药王菩萨咒》一起编入，构成现行流通本7卷28品的内容。

　　藏译本为日帝觉和智军所译，题名《正法白莲华大乘经》，1924年河口慧海对照梵本日译出版，名《藏梵传译法华经》。法译本有巴尔诺夫的《法译法妙莲花经》（1852）。英译本有基恩译《正法华经》，编入《东方圣书》第21卷（1884）。日本有梵汉对照《新译法华经》、《梵文和译法华经》、改订梵本《法华经》等。此外，基恩和南条文维还用梵文出版了《妙法莲花经》（《佛教文库》第10卷，彼得堡，1908～1912）。

　　内容　　此经说三乘方便、一乘真实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等内容，为天台宗等据以立说的主要典籍。全经主要思想为空无相的空性说的《般若经》相摄，究竟处的归宿目标与《涅槃经》沟通，指归净土，宣扬济世，兼说陀罗尼咒密护等，集大乘思想之大成。主旨在于会三乘方便，入一乘真实。

　　全经大段分科，古来主张不一。隋智顗作《法华玄义》、《法华文句》，立序品为序分，定方便品至分别功德品前半为正宗分；以分别功德品后半至普贤劝发品为流通分；又以前14品为迹门，后14品为本门。后人多依其说。

　　影响　　鸠摩罗什所译《法华经》，在中国汉地流传甚广。《高僧传》所举讲经、诵经者中，以讲、诵此经的人数最多；敦煌写经中也是此经比重最大；南北朝注释此经学者达70余家。陈隋之际智顗更依据此经创立了天台宗。汉译本传入朝鲜、日本后，流传也盛。直至现代，日本新兴的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和妙智会等，都专奉此经与经题为宗旨。此经由于流传甚广而出现了伪作。早在隋代《众经目录》中即有《妙法莲花经度量天地品》等3种伪经、敦煌写经、《续道藏经》和日本《续藏经》中也都收有附会此经的伪作。

　　注疏　　现存的主要有：南朝宋竺道生《法华经疏》2卷；梁法云《法华经义记》8卷；隋智顗《法华玄义》20卷、《法华文句》20卷（一作10卷），吉藏《法化经玄法》10卷、《法华经义疏》12卷；唐窥基《法华经玄赞》10卷；元徐行善《法华经科注》8卷；明智旭《法华经会义》1卷；清通理《法华经指掌疏》7卷。新罗元晓《法结经宗要》1卷。日本圣德太子《法华经义疏》4卷，最澄《法华经大意》1卷，日莲《法华经注》10卷等。（王新）

　　Zhongguo　　Fojiao　　yinyue

　　中国佛教寺院和信众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用的音乐。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法华经·方便品》云：“歌呗颂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

　　形式　　有声乐和器乐等多种。声乐主要有：1、独唱，由维那担任；2、领唱和齐唱结合，即由维那唱上句，僧众唱下句：3、齐唱；4、轮唱。

　　声乐曲调的格式主要有四种，即赞、偈、咒、白。赞，用于颂佛之功德，如三宝赞、得赞等，其词多为长短句式的诗。偈，用于颂扬佛教教义，如净三业偈、沐浴偈等，其词有四、五、六、七和九言的句式，在曲调上除了用上下对句外，一般常以四句为一乐段。咒，是密语或真言，如洒净真言等，其词的格式变化甚多，曲调比较活泼。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书声白、书梵白、道腔白等都带有音乐旋律，与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器乐订演奏曲牌。各地各派寺院用的曲牌不尽相同，如江苏地区用十番鼓，山西五台山用八大套，北京有智化寺的京音乐等。

　　佛教常见的主要仪式有朝课、晚课、佛诞祝仪、忏仪、放焰口及水陆法会（水陆道场）、戒坛仪式等等。其中禅门日育是比丘每日在寺院中早晚必做的功课，音乐并不复杂，而且各地较为一致。放焰口和水陆法会规模较大，费时较长，有的还有情节内容，其音乐和舞蹈、诵白的结合安排都有一定的水平。音乐旋律有的庄重，有的活泼，有的凄厉，有的热情，随仪式发展而变化。如放焰口，据传有九板十三腔，不同的唱腔旋律有几十种，因此，放焰口的音乐结构实际上相当于一出音乐清唱剧。水陆法会的规模更大，主要盛行于江浙一带和台湾等地。　　

　　演奏使用的乐器，自明代起，在早晚课诵、祝圣等宗教仪式中，著名寺院都较统一，即只用经书中称之为法器的打击乐器，如磬、引磬、木鱼、铛、铪、钟、鼓等。在其他佛事仪式中，特别是民间应赴的佛事仪式，各地应用乐器不全相同，各有地方特色。除打击乐器之外，吹管乐器有管子、笛、笙、唢呐、昭君等。也有采用丝弦乐器的。

　　源流　　佛教音乐源于印度。公元前后，天竺的佛教音乐甚盛。后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称为梵呗。慧皎的《高僧传》云：“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义争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初出家者……即须先教颂斯二赞，无问大乘、小乘，咸同遵此。”自佛教开始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兰、迦时摩腾、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帛尸梨蜜多罗、有“胡呗三契”和“高声梵呗”；支昙　　有“六言梵呗”；鸠摩罗什作十首偈颂，赠沙门法和。《隋书·音乐志》载：吕光等灭龟兹，因得龟兹乐“于阗佛曲”。赞宁《高僧传·读诵篇》云：“北则竺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僧会，扬曲韵以讽通”，慧皎《高僧传》卷十三云：鸠摩罗什“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把竺法兰、康僧会、鸠摩罗什等奉为梵呗传入中国的鼻祖。

　　发展　　印度佛教音乐在汉地流传中，因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为了便于弘扬佛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音乐遂“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汉译经文。相传最早改梵为秦的是三国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游鱼山时，闻空中梵天之响而“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魏晋间的佛教出现了与印度佛教音乐相异的形式，由中国人创制的佛教音乐，可视为中国佛教音乐的萌芽。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民间吟唱赞偈甚为流行。佛教中涌现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书中，记载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称、真观等。据传，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梁武帝箫衍积极倡导师佛教音乐，《隋书·音乐志》云：帝既笃敬佛法，“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让“童子倚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这一时期，各地佛教音乐在创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乐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风格各异。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评论道：佛教音乐“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南北朝时代，乐僧辈出，新创作丰富多彩，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这就为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唐代，西域音乐广泛传入中原地区，唐太宗在宫廷欢宴百僚时，经常演奏《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其中《天竺乐》、《西凉乐》、《龟兹乐》等西域音乐和佛教音乐均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当时中原最流行的音乐。《旧唐书·音乐志》云：“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同时，中国佛教音乐在创作和演唱、演奏上均达到很高水平，进入了鼎盛时期。庙会在唐代已成为艺术表演场所，寺院成为保存和传习佛教音乐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师辈出。如《宋高僧传》称少康唱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其艺术魅力如“善医以饧蜜涂逆口之药，诱婴儿入口耳”；唐《乐府杂录》和《因话录》说文淑“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听者填咽寺舍”。《太平广记》称唐文宗曾采其讲声成为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贞元年间与有“长安第一手”之称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比艺，其高超的演奏技术使听众倾倒，康昆仑惊服，后拜其为师。唐代佛教的“俗讲”吸引广大百姓，韩愈诗云：“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姚合也有“仍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和“酒坊鱼市尽无人”之句。《续高僧传》记载宝巖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有的高僧“随物赞祝，其纷若花，士女观听，掷钱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据近人任二北对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进行考证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罗门》、《悉昙颂》、《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好住娘》、《散花乐》、《归去来》、《太子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等281首。在陈旸的《乐书》中，还载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如来藏佛曲》等几十首。此外，在《羯鼓录》、《食曲》、《唐会要》等书中。也有佛曲名的记载。唐代佛教音乐还吸收和融合了民间音乐和古乐，如佛曲《五更转》、《十二时》、《百岁篇》、《好住娘》等。在历经了600余年发展、变化，经过汉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创造，中国佛教音乐在唐代进入了辉煌灿烂时期。　　

　　宋元明清诸代，佛教音乐又经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来通行南北的佛教音乐曲调400余首，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行世。这本曲集不但影响全国，还流传越南、缅甸一带。

　　近代佛教音乐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传统。音乐活动较著名的，有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扬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台山诸博物院。为发掘、整理中国古老的佛教音乐，1986年3月，北京于广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乐团，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统（1436~1449）年间流传下来的京音乐。

　　佛教音乐对于中国民间说唱音乐、音韵学以及乐律、音阶和字谱学的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另外，崇奉佛教的音乐家和民间音乐艺人，还创作过不少宣传佛家思想的非宗教仪式所用的声乐作品和器乐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说唱音乐“宣卷”、“宝卷”的早期作品和现代名僧弘一所作的《三宝歌》等。

　　史料　　中国佛教音乐的史料不多，流传的谱集更为少见。现藏法国伯希和编号为P3539，即写在“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的背面的残谱两行和编号为P3808，即写于后唐长兴四年（933）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台山鼓乐老谱等唐代字谱，是目前研究唐代佛教音乐的珍贵资料。明永乐趣一年（1404）行世的普集以及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北京智化寺的曲谱集，也是重要资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鱼山声明集》、《鱼山和钞》以及西藏扎什伦寺所藏的《央移普》等均为声曲线谱，这些重要的音乐史料，尚待破译。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谱本。（陈大灿）

　　日本佛教学者。爱知县人。1926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1928年到中国北京辅仁大学留学。后专门从事中国佛教之研究。1933年以《唐中期的净土教—特就法照禅师的研究》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1934年组织房山石经调查团，来中国从事石经山的全面研究。回国后写出《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一文，发表于京都大学出版的《东方学报》，较有系统地介绍了房山石经的历史和内容。1949年任京都大学教授兼佛教大学讲师。1955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邀请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访日。1961年，辞去教授之职，任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11年。1974年任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1976年，被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其间担任了望月信亨编纂的《望月佛教大辞典》7卷的再版和增补1卷、补遣2卷的监修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来华进行友好访问，积极从事日中友好活动。西安香积寺的复兴和善导塔的修葺，均为他所建议。生平着重研究中国佛教史。著有《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魏书释老志的研究》、《中国佛教史》、《日中佛教交涉史研究》、《肇论研究》、《净土变文概说》等，并有《冢本善隆著作集》7卷行世。（林子青）

　　Shengmanjing

　　佛教经典。属如来藏系。全称《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一称《狮子吼经》。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1卷。胜鬘传为古印度拘萨罗国波斯匿王之女，阿踰阇国王后，其母即佛陀堂弟摩诃男之养女末利夫人。此经为记述胜鬘夫人劝信佛法的说教。异译本有《历代三宝记》中凉昙无谶译的《胜鬘经》1卷（早佚），唐菩提流志等译的《胜鬘夫人会》（《大宝积经》卷四十八），藏译有胜友等译本2卷，也编入藏译《大宝积经》里。梵本已佚，但在其他梵文论书中还存在断片，日人宇井伯寿已收集成书。日译本有宝幢会所编《藏汉和三译合璧：胜鬘经·宝月童子所问经》，英译本见韦曼等所著《胜鬘皇后狮子吼——佛典如来藏学说》。

　　全经分为15章。前3章（如来真实义功德章、十受章、三愿章）主要记述胜鬘夫人由父母遣使授书而见佛闻法生信，称说如来功德，立不思议十大受（十誓）、发三大愿等皈依受戒经过。第4章（摄受章），述摄受正法后出现的一切德行。第5章（一乘章）说声闻、缘觉乘皆入大乘，大乘即佛乘，三乘即一乘，得如来法身等。第6～13章（无边圣谛章、如来章、法身章、空义隐覆真实章、一谛章、一依章、颠倒章、自性清净章），述说圣谛、法身、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等大乘佛教理论。第14章（真子章）谓如上信行者，均能真正进入大乘道等。第15章（胜鬘章）归纳此经所说十四义，断一切疑，入一乘道等。经中提出的“一乘真实”、“如来藏法身”、“自性清净心”、“三乘归于一乘”、“四谛归于灭谛”等理论，对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有一定影响。

　　著名注疏有慧远《胜鬘经义记》上下卷（缺下卷）、吉藏《胜鬘经宝窟》6卷、窥基《胜鬘经述记》2卷。敦煌发现的古写本中有亡名的“义记”、“挟注”及昭法师疏1卷。日本有圣德太子疏、唐明空私钞的《胜鬘经疏义私钞》6卷，普寂《显宗钞》3卷等。（田光烈）

　　Wangyue　　Xinheng

　　日本佛教学者，原姓松原，名胜次郎，福井县人。12岁于该县圆海寺从加纳法宣出家，入净土宗僧籍。因被神户滕之寺望月有成收为法嗣和养子，改姓望月。1896年，为净土宗派至比睿山及京都专攻天台教义。旋与同不宇京都创办《宗粹》杂志，宣扬净土教义。1899年，任东京小石川的净土宗高等学院教授。1905年，与鹫尾顺敬等于东京创办《宗教界》月刊，发表研究作品，刊行《法然上人全集》。1906年，着手编纂《望月佛教大辞典》。1909年完成《佛教大年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间与高楠顺次郎、大村西崖等编纂《大日本佛教全书》150卷。1924年写出《净土教之起源及发达》论文，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0年任东京大正大学校长。1936年，《望月佛教大辞典》7册编纂完成。1945年任日本净土宗管长。1947年被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主要著作有《大乘起信论之研究》（中国有梁启超缩译本）、《净土教之研究》、《净土教概论》、《中国净土教理史》、《佛教史之诸研究》等。所编《望月佛教大辞典》，1954年经　　本善隆等补遗3册出版，合为10册，为近代日本最被重视的佛教研究工具书。

　　缅甸著名佛塔。又称瑞光大金塔。位于缅甸仰光市丁固达拉山岗。始建于公元前。据佛教传说，释迦牟尼成佛后，为报答缅人曾赠蜜糕为食而回赠了八根头发。佛发被迎回缅甸，忽显神力自空中降下金砖，于是众人拾起金砖砌塔。实际为砖塔，经两千余年间的修缮、扩建，方成今日规模。主塔高112米，四周环墙，开南北东西四处入口。南门为主要入口，现备有电梯供游人使用。登70余级大理石阶梯，抵达大塔台基平面。台基四角各有一座小型石塔，中间为大塔本身。主塔上端以纯金箔贴面，顶端镶有5448颗钻石和2000颗宝石。塔尖悬挂宝铃，风吹铃响，壮观悦耳。（罗照辉）

　　以南传上座部为主的佛教。主要传播于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越南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据有关史料记述，公历纪元前后，上座部佛教已在东南亚流行。《太平御览》引万震著《南州异物志》称：“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水经注》引竺枝著《扶南记》中也有“扶南举国事佛”的记述。扶南即柬埔寨的古称。2～6世纪，东南亚佛教已很隆盛。比佛教传入更早的婆罗门教，经与佛教并存和融和的阶段之后，虽为佛教所取代，但对佛教的影响仍然存在。婆罗浮屠、吴哥寺、薄甘王朝的塔寺以及其他一些寺庙建筑、佛像雕塑和佛事仪式，都带有一定的婆罗门教色彩。10世纪以后，上座部佛教受到大部分国家封建领主的推崇和提倡，并加强了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联系，互派僧侣留学，根据巴利语音序创立本民族文字，用以写定音译巴利三藏典籍，确定了摩诃尼迦耶和达磨育特两派僧王制度，佛教被尊为国教，在大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18世纪到现代，泰文、缅文、高棉文、老挝文的巴利三藏音译编纂工作逐渐完备，并进一步将部分经卷译为本民族文字，使上座部佛教得以更加广泛地流传。

　　老挝　　1世纪初期，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曾一度流行于南部地区。14世纪中叶，由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被尊为国教，并确立了达磨育特和摩诃尼迦耶两派僧王制度。16～17世纪，曾一度成为东南亚的佛教中心，修建了许多寺塔，雕塑了佛像，创立巴利语佛教学校和实行僧侣考试制度。19世纪末沦为法国殖民地后，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寺塔被毁，经像被劫，僧侣惨遭杀戮。随着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佛教又出现复兴的气象，成立全国统一的佛教组织机构，整理出现了寮文巴利三藏典籍，并恢复以寺院为主的巴利语教学的教育中心制度。

　　柬埔寨　　早期的宗教信仰，除了原始的拜物教和精灵崇拜外，在公历纪元前后，即深受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影响。5～6世纪时，大小乘佛教开始传入。由于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往来频繁，大乘佛教得到较大的发展。其间高僧迭出。硕学沙门到中国传教、译经者不乏其人，如6世纪上半叶，即有僧伽婆罗和曼陀罗仙等人。9世纪后，已成为东南亚的佛教中心，但印度教也并得不衰，9世纪末创建、12世纪完成的吴哥城以及以后建立的吴哥窟大伽蓝，即为两教混合在寺庙建筑上的反映。此后，由于受到外族的影响，大乘佛教和印度教趋于衰微。14世纪中叶之后，泰国的上座部佛教传入柬埔寨，逐渐推行两派僧王制度，并定为国教。国王为佛教的当然护持。20世纪初叶，柬埔寨人民在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虽然许多佛寺受到破坏，但佛教仍有一定的发展。很多僧侣参加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创办了巴利语学校、西哈努克大学和佛教研究所，出版了高棉字母的巴利语三藏典籍和高棉文译文的部分上座部经论。

　　泰国　　古称暹罗。从那坤巴通发掘出的佛教文物和寺塔遗址判断，早在公元前，已有小乘佛教的传入。以后，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才由印度传入南暹罗及其沿海邻国。11世纪，缅甸的阿努罗陀王朝崛起，其势力扩展到暹罗北部和中部的许多地区，阿努罗陀王笃信小乘佛教，并大力支持其发展传播。因此，小乘佛教又一度在暹罗，特别是北部地区流行。13世纪中叶，泰族在速可台建立了独立的部族国家，势力逐步向南扩张，将南暹罗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并接受流行于这个地区的大乘佛教。同时，带有婆罗门教色彩的大乘佛教宗教仪式，也逐步为泰国小乘佛教信徒所接受。此前，锡兰曾于12世纪时举行佛教第七次结集，整顿僧团组织，严肃戒律，使上座部佛教在锡兰臻于隆盛。当时北暹罗地区的一些部族国家，都派遣比丘前往学习，并传入具足戒仪式。速可台王朝建国初期，锡兰教派势力，已扩展到南暹罗地区，并在那坤室利塔玛罗陀建立锡兰派传教中心。速可台王朝第三代君主拉马康亨，曾迎奉锡兰僧团到都城弘扬教义，使锡兰教派得以流行，而大乘佛教却退居次要地位。此后，佛教在封建君主的护持下，逐渐形成僧王制度，佛教几成全民信仰，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之中。速可台王朝第四位君主黎汰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一度出家为僧，开创了泰国国王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出家为僧的先例。他于1361年迎请锡兰高僧，用上座部佛教统一了本国的宗教。

　　1767年，大城王朝的阿瑜陀耶为缅甸攻陷时，王宫和各寺院所藏典籍及经像文物，均毁于兵火。吞武里王朝建立后，国王郑昭下令收集佛教文献，汇集整理保存，但不久郑昭被弑身死，此项工作遂告停顿。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玛一世继承郑昭未竟的事业，于1788年召集230名硕学比丘和30名皇家学者，对已收集的三藏典籍进行整理编定，此即泰国佛教史上的第九次结集，编写的三藏名为“结集版三藏”或“皇家版三藏”，共计288箧。在拉玛四世统治时（1851～1868），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在上座部内出现了一个要求严格遵守戒律的派别，称为“正法派”，而把传统的佛教称为“大众派”，这两派在教理上没有重大差别，只在遵守戒律方面有所宽严。现泰国佛教主要是这两派。拉玛五世朱拉隆功王在位时（1868～1910），提出将全部三藏付印的计划。付印前，不仅对泰文本作了详尽的校订，还和高棉文、僧伽罗文及孟加拉文进行了比勘，于1893年出版，共39卷，印行1000部。这次编印的泰文藏经，尚遗小部经8种未曾编入。1925年拉玛七世继位时，遵照其兄拉玛六世遗嘱，重编泰文三藏，收录所缺的小部各经，编为45卷，于1928年全部出版。现泰国有90%都是上座部佛教徒。

　　缅甸　　佛教传入较早。根据《岛史》记载，印度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曾派须那与忧多罗两位长老到金地传教，有人认为金地即今之下缅甸塔通地区，但此说不能认为确凿的史实。公历纪元前后，从东南印度到缅甸有航路可通，锡兰与缅甸的交通通过东南印度为中心而发展起来，因此锡兰的上座部佛教大概是通过海道传入的。据骠族（缅甸族一支）古都卑谬发现的碑文记载，5世纪时，锡兰已流行上座部佛教。6世纪后期，佛教密宗的阿阇利耶教，又传入缅甸的蒲甘地区。11世纪中叶，蒲甘王朝阿努陀罗王统一缅甸全境，他排斥了阿阇利耶教，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尊阿罗汉长老为国师；1058年始创缅文字母，音译了上座部佛教三藏典籍，奠定缅甸上座部佛教的基础。此后缅甸王朝虽几经变迁，但一直信奉佛教。13世纪末，蒲甘王朝崩溃，缅甸出现了南北朝分立，但南北朝都信奉佛教，北方在阿瓦大造寺庙佛塔，南方也修建大金塔。此后历代国王都将大金塔增高，并敷金箔，增设回廊，形成现代所见的形态。18世纪中叶，缅甸南北朝为雍籍牙王朝所统一，佛教十分繁荣。这个王朝的孟云王在明恒费时11年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砖塔和一口大钟。12～19世纪末，僧伽罗僧伽派和末罗姆摩僧伽派逐渐分裂，形成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1871年，明顿王曾召集各派长老2400人于曼德里举行第五次结集，重编缅文巴利三藏，后将全部经典刻在729块大理石碑上，以垂永久。随着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缅甸僧侣建立了佛教组织，参与反英殖民主义的斗争。缅甸独立后，曾于1956年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时，邀请各国佛教界代表，举行了有2500人参加的第六次结集，校勘上座部缅文巴利三藏，印行结集版藏经51卷本。1961年，宣布佛教为国教，继又取消国教的地位，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目前缅甸佛教徒约占总人口的80%以上。

　　印度尼西亚　　在公历纪元前后，印度尼西亚是海上交通的要冲，居民都为印度人，主要信仰婆罗门教。5世纪初，法显去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及爪哇）时，据他著的《佛国记》所载，当地盛行婆罗门教，但亦有少量的佛教。稍后，印僧求那跋摩赴华，路经阇婆时，已见佛教甚为流行。据中国史籍《宋书》、《南史》和《梁书》的记载，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上半叶，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等地已广信佛法，崇仰三宝。7世纪末，在苏门答腊地区建立了室利佛逝王国。中国高僧义净往返印度时都在此落脚，据其所述该地大小乘并举；但从出土的文物看，密教系的观世音菩萨和多罗菩萨信仰也很普遍。8世纪初，到中国的印度高僧金刚智，曾在室利佛逝滞留，不空即在阇婆拜金刚智为师。可见8世纪前后大乘佛教特别是密教一系在室利佛逝十分流行。8世纪以后佛教由室利佛逝向马来半岛发展，当地王室都信奉密教，在马来半岛建立了大批密教寺院，民间亦多信奉者。

　　5世纪以后佛教在爪哇广为流传。8～9世纪，在中爪哇建立的夏莲特拉王朝诸王，都信奉大乘佛教与印度教混合的密教，建立了很多寺院，如世界驰名的婆罗浮屠大寺，高达十层，代表十法界，石砌回廊都刻有精美的浮雕，庄严雄传，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观。（参见彩图插页第14页）

　　10世纪初，室利佛逝的高僧编集了著名的佛教教义书《圣大乘论》。13世纪庚·安禄在东爪哇创建的新诃沙里王朝和14世纪韦阇耶建立的满者百夷王朝都信奉佛教。爪哇佛教是大乘密教和印度教湿婆派的混合物。他们把佛陀和湿婆看作一本，在崇拜的对象中杂有印度教的很多神祗。15世纪伊斯兰教传入爪哇后，佛教和湿婆派的信仰逐渐衰落，以致绝迹。

　　越南　　盛传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仅流行于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信徒仅及大乘佛教的10%（见越南佛教）。

　　Jiumoluoshi

　　后秦僧人、译经家。又译鸠摩罗什婆、鸠摩罗耆婆，略作罗什。意译童寿。父鸠摩罗炎出身天竺望族，后来龟兹，生罗什。罗什7岁随母出家，初学小乘经典。9岁随母赴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从槃头达多诵读杂藏、阿含等经。12岁与母返龟兹途中，在疏勒驻留年余，修习阿毗昙及六足论，从大乘僧人、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诵读《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复从佛陀耶舍授读《十诵律》等。后佛陀耶舍一直和他合作翻译佛经。罗什回龟兹后，广习大乘经论，讲经说法，成为中观大师。时槃头达多从罽宾到龟兹，罗什晓以大乘宗义，使之垂信。于是罗什之名声大震西域，在汉地也有传闻。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坚遣吕光攻攻焉耆，继灭龟芘，劫罗什至凉州。三年后姚苌杀苻坚，灭前秦，吕光遂割据凉州，自立为凉主，罗什随吕光滞留凉州达16~17年。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攻伐后凉，亲迎罗什入长安，入逍遥园西明阁，以国师礼待，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罗什主持译经事业。尔后十余年间，罗什悉心从事译经和说法。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期间，译出经论35部，294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首楞严三昧经》、《十住毗婆沙论》、《中实论》及《十诵律》等。所译经典极为广泛，重点在般若系的大乘经典和龙树、提婆一系的中观派论书，内容信实，文字流畅，有些经典后虽有新译，仍难以取代，在中国译经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罗什持律并不严格。临终前曾嘱其弟子应以其著译而不以其生活行事为准绳。譬喻“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著作有为姚兴所写的《实相论》2卷，已佚；答姚兴《通三世论》书1篇；答慧远质问大乘义十八科3卷，系后人所汇集，题为《大乘大义章》或《鸠摩罗什法师大义》。

　　罗什的弟子甚多，其中有道生、僧肇、僧睿、道恒、昙影、慧观、慧严、道融、僧契、僧迁、法钦、昙无成、僧导、僧业、僧嵩等，后世有什门八俊、四圣、十哲之称。（郭元兴）

　　Gaonanshuncilang

　　日本佛教学者。原姓泽井，幼名梅太郎，广岛县人。求学时名泽井洵，后因入赘高楠孙三郎为婿，得其资助留学英国，改名高楠顺次郎。属真宗西本愿寺派。1887年与同学组织反省会，从事学生运动，发行《反省者杂志》，鼓吹禁酒进德的社会启蒙运动。1890年留学英国，入牛津大学从马克斯·缪勒学梵文、印度哲学、比较宗教学等。1897年学成回国，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教授，兼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并创建武藏野女子学院（后改为大学）。他在佛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编纂《大正新修大藏经》（与渡边海旭联合主编）和《南传大藏经》。又与南条文雄、望月信亨等合编《大日本佛教全书》。著有《佛教哲学概要》（英文）、《释尊的生活》、《佛教的真髓》、《亚洲民族的中心思想》、《佛教国民的理想》、《理想之泉的佛教》等；并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观无量寿经》译为英语。

　　Jieshenmijing

　　印度瑜伽行派和中国法相宗的基本经典之一。唐玄奘译。5卷。相传此经有梵文广本十万颂，汉译为其略本，一千五百颂。异译本有3种：①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相续解脱经》1卷；②北魏菩提流支译《深密解脱经》5卷；③南朝陈真谛译《解节经》1卷。此经以阐述大乘境行果为中心，分序、胜义谛相、心意识相、一切法相、无自性相、分别瑜伽、地波罗蜜，如来成所作事等八品。序品，即序分。其余七品为正宗分。正宗分前四品讲所观境，次二品明能观行，后一品显所得果。此经传来中国后，法相宗依《无自性相品》判释迦一代教法为有、空、中道三时教，并依心意识相品和一切法相品等，以三性说及唯识说，阿赖耶识和缘起说，为一宗根本教义。

　　主要注疏有：圆测《解深密经疏》10卷（现存前9卷），道伦《解深密经注》5卷，令因《解深密经疏》11卷，玄范《解深密经疏》10卷。真谛有《解节经义疏》之作，现已不传；但圆测在其所撰疏文中曾有部分引文，经支那内学院辑成《解节经真谛义》1卷。藏译有无著撰、胜友等译的《解深密经略释》二百二十颂，龙幢撰、译者不详的《解深密经广释》40卷，圆测撰、法成译的《解深密经大疏》75卷等。新罗元晓、憬兴所作注疏，现已失传。（刘明渊）

　　Shedachenglun

　　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基本论书。简称《摄论》。印度无著撰。梵文原本已佚。中国先后有三种汉译：即北魏佛陀扇多译，2卷；陈真谛译，3卷；唐玄奘译，3卷。此外，还有藏译一种。玄奘译本与藏译本十分接近。影响大、流行广的是真谛和玄奘的译本。

　　《摄论》与印度《大乘阿毗达磨经》的关系极为密切，此经已佚，且未传入中国。据玄奘的《摄论》译本称，此论系解释此经中的《摄大乘品》的，但佛陀扇多、真谛和藏译都说《摄论》是解释全经的。此论比较集中地阐述了瑜伽行派的学说，其中尤以对成立唯识的理由、三性说以及阿赖耶识等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并强调它和小乘佛教以及其他大乘学派的不同，从而奠定了大乘瑜伽行派的理论基础。依据真谛译本，具体内容是：①依止胜相品（内分众名、相、引证、差别四品），阐述阿赖耶识为宇宙万有的本源；②应知胜相品，着重解释三性；③应知入胜相品，强调多闻，熏习相续，增植善根，以便悟入胜相；④入因果胜相品，论述六波罗蜜；⑤入因果修差别性相品，论述十种菩萨地，即菩萨修行的十种阶位；⑥依戒学胜相品，论述三种戒；⑦依心学胜相品，论述依心学六种差别；⑧依慧学胜相品，论述无分别智差别及应离五种相；⑨学果寂来胜相品，论述六转依；⑩智差别胜相品，论述佛的自性、受用、变化三身。

　　《摄论》一出，当时在印度就受到重视。世亲、无性先后撰《摄大乘论释》以发挥《摄论》的思想。中国自真谛译出此论及世亲的《摄大乘论释》12卷后，研习者日多，传播益广。真谛殁后，门下虽分居异地，但仍承其遗教，传播《摄论》。法泰初讲《摄论》于建康（今江苏南京），门下靖嵩弘扬于彭城（今江苏徐州）。曹毗专讲进于江都（今江苏扬州）。道尼传论于九江，入隋，又讲学于长安，传承颇盛。僧宗、慧旷宣讲于庐山。影响所及，北方昙迁，亦随之专研《摄论》。隋文帝于开皇（581～600）间邀昙迁讲学于长安，慧远亦“横经禀义”，于是研习《摄论》蔚然成风。以后玄奘重译《摄论》，文字、义理皆趋完备。

　　注疏有真谛《摄论义疏》8卷，慧恺《摄论疏》25卷，道基《摄大乘义章》8卷（仅存残本），昙迁《摄论疏》10卷，辨相《摄论疏》7卷，灵润《摄论义疏》13卷，法常《摄论义疏》16卷及《摄论略章》4卷，智俨《无性摄论释疏》4卷，窥基《摄论钞》10卷，廓法师《摄论疏》11卷，神泰《摄论疏》10卷，毗跋罗《摄论疏》7卷，玄范《摄论疏》7卷等。（高振农）

　　培养中国佛教专门人才的院校。1956年创办于北京，院址设在法源寺。在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下，由院务委员会负责教学、行政一切事宜。学僧来自全国各地寺院，分设本科、专修科2班，共100多人。1961年设研究部。次年开办藏语班，学员来自西藏、四川、青海、云南等省。10年间共培养300多人，现大部分在各地寺庙任住持和管理工作，少数从事佛学研究。1966年停办。1980年复校。设2年制专修科1班，1982年设本科2班。又在苏州灵岩山和南京栖霞山各设分院1所。全国有条件的地区和寺庙也先后成立佛学院和培训班。现已招生开学的有上海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福建佛学院、厦门南普陀佛学院以及各地的佛学培训班等。

　　中国佛教僧众办学始于20世纪初。1903年，湖南僧人笠云得日僧水野梅晓之助，在长沙开福寺首创湖南僧学堂。继起的有扬州天宁寺的普通僧学堂和南京三藏殿的江苏僧师范学堂。1907年，杨文会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又创办精舍（又名梵文学堂）。上述学堂为时不久即告停办。辛亥革命后，佛教各类院校再度勃兴，其中较著名的有1914年创办于上海，专研华严教义的华严大学；1918年创办于浙江宁波双宗寺，专研天台教义的观宗学社（后改名弘法研究社）；1922年创办于武昌，师资、课程设置比较完备的武昌佛学院；1925年创办于福建厦门南普陀寺，丛林化的闽南佛学院；还有1922年成立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1927年创办于北京的三时学会以及1932年成立于四川重庆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这些院校大都在30~40年代先后停办。

　　此外，尚有北京广济寺的弘慈佛学院，法源寺的中华佛学院，瑞应寺的中国佛教学院，柏林寺的柏林佛学院；开封的河南佛学院；安微九华山的九华佛学院，安庆迎江寺的安微佛学院；浙江普陀山的南海佛学院，杭州的武林佛学院/；湖南宁乡的沩山佛学院；江苏常熟的法界学院，泰县的觉海佛学院（后改名光孝佛学院），常州清凉寺的清凉学院、天宁寺佛学院，镇江的竹林佛学院、焦山佛学院，苏州灵岩山佛学院；福建福州的鼓山佛学院；广东潮州开元寺的岭东佛学院，以及上海玉佛寺的上海佛学院、静安寺佛学院等，办学时间大都不长。（参见彩图插页第16页）（林子青）

　　佛教流传于欧美，至今约有150年。但欧洲人最初对佛教的了解，则可上溯到公元前329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侵入鳊河流域时期。公元前259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派遣佛教布道团去希腊属地传教。在中世纪，佛陀的本生故事通过中亚穆斯林学者的介绍传入欧洲，在西欧和东欧很多地区广泛流行。据《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1982年的统计，欧洲有佛教徒21万余人，北美约近19万人，南美有50万余人，其中极大部分是亚洲移民的后裔或侨民，分属于南传上座部和北传大乘佛教的许多派别。佛教传入欧美后，为了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在戒律和仪式方面有很多变化。

　　在欧美，佛学的研究，早于佛教的传播。17～18世纪欧洲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人都已谈到了佛教。特别是18世纪末，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向亚洲进行殖民扩张后，他们为了改变当地居民的信仰，使其成为基督教徒，开始对东方宗教，特别是对有影响的佛教进行研究。

　　英国　　佛学研究　　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后，殖民当局鼓励对印度巴利语和梵语的研究。英国传教士克拉夫于1824年发表的《巴利语语法和语言》为其滥觞。随着法国东方学家鲍诺夫与拉森发表了《巴利语论集》（1826），英国传教士斯宾塞发表了《东方僧门》（1850）和从僧伽罗文译出《现代佛教手册》（1853），这些著作引起了西方学者最初对佛教的兴趣。183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尼泊尔收集了大量梵文贝叶经文献，分赠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鲍诺夫根据霍格森提供的资料整理出版了《鳊佛教史导论》（1845），在鲍诺夫门下的马克斯·缪勒受英国皇家学会的委托，编译出版了《东方圣书》49册，其中包括不少佛教大、小乘的经典。英国佛学家李斯·戴维斯夫妇，在1881年建立了巴利圣典协会，马浩瀚的巴利语三藏和注疏用罗马字刊出，并把其中一部分译成英语，这为欧洲的佛学研究打开了大门。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曾3次到中国新疆和中亚“考察”，掠夺了敦煌千佛洞所藏大批梵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经典，这些文献在西谝有出后，震动了欧洲的学术界，引起了对佛教考古学、佛教语言学和文献学的举。由于对佛教文学和考古的研究也推动了佛教信仰的宣伟。亚诺尔特所写的《亚洲之光》（1879）和卡洛斯所著的《佛陀的福音》（1897），用优美通俗易懂的散文和诗歌描绘了佛陀的生平和思想，深受一些群众的欢迎。

　　佛教传播　　20世纪初，英国始有佛教徒，第一个比丘是贝纳特（法名阿难陀弥勒）。他于1898年去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研究佛法，在缅成立了国际佛教会；1908年率布道团去英国传教，但遭到了失败。1906年杰克逊、埃仑等人在伦敦首先组织了英国佛教协会，公推李斯·戴维斯为会长。两年后，改名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佛教会，并在利物浦、伯明罕、曼彻斯特、牛津、剑桥和布莱登等地建立分会，出版《佛教评论》。参加这个会的主要是一些对佛学有举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白人信徒。这个会由于创建人相继逝世，不久即衰落。1924年法官洪飞斯在英国灵智学会中建立佛教中心，出版《英国佛教》；1926年又从灵智学会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伦敦佛教会，并在丹佛、爱丁堡等地建立分支，把《英国佛教》改名为《中道》。这个会提倡大、小乘并行，参加的人数较多，迄今还有重要的影响。1926年锡兰的达摩波罗去伦敦传播佛法，创立了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这个组织主要宣传南传上座部的佛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佛教一度衰落，战后即又复苏，除原有的大小乘佛教继续发展外，还引入了藏传佛教的很多派别。如空仁波且建立的桑耶林西藏中心，土登益希和索巴仁波且主持的曼殊室利研究所等。

　　近年来，英国佛教徒人数有较大的增长，1970年联合王国有佛教徒约3万人，1975年骤增至8万多人，1980年又增至12万人以上。1970～1978年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1。3%，其中藏传佛教信徒约占50%，上座位中佛教徒约占25%，大乘禅宗佛教徒约占25%。出现了12个要佛教中心和45个教团组织。

　　德国　　佛学研究　　最早的倡导人是马克斯·缪勒。最初弘扬佛法的是奥登堡。他著有《佛陀生涯·教义·教团》一书，曾被翻译为14种文字。与奥登堡同时代的有威柏、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勒泽尔，他们有的研究巴利语经典，有的研究梵语经典，其中有些人还兼通汉语和藏语等。在纽曼、塞登斯杜车、奥登堡等人通力协作下，把巴利语阿含经典全部译成了德语。继起者有安吞苏特（法名三界智）、格林和达尔克等人。三界智把巴利语经典《清净道论》和《弥兰陀王问经》译成德语。达尔克在欧洲最初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阐述佛陀的教义，著有《佛教》、《佛教的世界意识》等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研究佛教贡献较多的鲁本在《印度哲学史》（1954）中对佛教的起源和发展作了系统的阐述，并且编集、翻译出版了《印度佛教资料选辑》。早期德国的佛学研究着重翻译、校勘巴利语佛典，阐述小乘佛教的教义，但后来也扩及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的研究，翻译和出版了不少著作。1956年霍夫曼发表的《西藏宗教》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好评。

　　佛教传播　　1913年，塞登斯杜车首先在柏林建立了德国佛教传道会，陆续出版了《佛教徒》、《佛教新报》、《佛陀世界镜报》等。1921年格林和塞登斯村车在慕尼黑附近的乌亭建立了佛教联合会，出版了《乘》杂志，参加这个组织的有500人。1925年瓦勒泽尔在慕尼黑创立了佛教协会，主要宣传佛教的哲学思想，普及佛教的知识。1932年达尔克在柏林北郊的福禄那乌建立了有名的佛教精舍，内设佛殿、禅堂和图书馆等，是欧洲佛教运动的中心道场之一。1951年柏林佛教徒建立了柏林佛教会，1954年建立了汉保佛教会，1955年联合成立了德国佛教会。1960年改名为德国佛教联合会，设总部于汉堡，这是联帮德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同年，藏传佛教信徒在柏林建立了圣弥勒寺，又称圣弥勒教会，主要宣传和实践密宗的教义。根据《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刊》的报告，联帮德国约有佛教徒7万人（另说少于5万人）。佛教徒大都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如汉堡、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和下莱茵等地。

　　法国　　佛学研究　　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首辟蹊径的是鲍诺夫，他在巴黎倡立了法亚协会，把梵语《妙法莲华经》等译成法语。继起者有列维、福切尔和波尔兹洛斯基等。列维长期研究汉藏和梵文佛典，校勘《中边论颂》法译《大简编城严经论》，另外和日本佛教学者高楠顺次郎等编纂了佛教词书《法宝义林》，现已出版6卷。列维的弟子普桑，用法语校订、注释龙树的《中论颂》及释月称的藏译《明句论》，另外，把玄奘所编译的《成唯识论》和世亲的《俱舍论》译成法语。列维等人的活动为欧洲现代佛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巴黎法兰西学院的协诺、戴密微和费洛赛特对梵汉佛教研究也作出贡献。佛教信仰者卡贝尔曾精心校订了全部巴利语大藏经。在藏传佛教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有大卫·尼尔和拉露。拉露著有《西藏的宗教》（1957）和《敦粕所藏十万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藏文写本》（1939）等。

　　佛教传播　　最早的佛教组织——佛教友谊会是在中国太虚法师的推动下，1929年由龙伯尔建立的。以后改名为巴黎佛教会，自1939年起出版《佛教思想》月刊，定期举行佛事，展览佛教艺术，是目前法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和活动中心。1945年后，大批越南佛教徒定居法国，在巴黎建立了越南佛教徒联盟。近年来，藏传佛教各派在法国也很活跃。宁玛派在卡斯特朗市仿照西藏寺院的形式建立了乌金滚桑却林寺，该寺占地面积120公顷，规模宏大，每年有大批法国和欧洲的藏传佛教信徒去学习密法。据《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1980年法国有佛教徒近3万人，其中约有半数是亚洲裔佛教徒，蓁为法国佛教徒。主要集中在巴黎、格里茨、班尼斯堡、莫金等城市。

　　美国　　佛学研究　　是在西欧的影响下出现的，但有后来居上之势。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世界宗教会议后，美国学术界开始注意对佛教的研究。哈佛大学首先发起了《东方从书》的编译工作。华仑翻译了几部佛经，巴庇特译注了《法句经》，卡洛斯写作了《佛陀的教说》，华特发表了《禅道》，特别是日本铃木大拙有关禅宗一系列的传译、讲演和著作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止，佛学研究一度消深。但战后随着佛教的急遽发展，佛学研究也进入了高潮。在50～60年代，禅宗的研究风靡一时，渗透到了哲学、文艺、音乐、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各个领域。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亚米斯《禅与美国思想》（1962），杜姆林的《现代世界佛教》（1960），卡普洛的《禅门三柱》，福洛姆的《心理分析与佛教禅学》和《爱的艺术》，格雷厄姆的《天主教禅》（1963）等。美国的禅宗披上了新大陆的形式，有所谓稳如泰山废禅、杂烩禅、方禅和禅外禅等种种禅门。此外，在这个时期，正值亚洲民族民主革命风起云涌，佛学研究为了配合政治，大力开展了对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各国佛教现状的调查研究工作。普林斯顿大学组织、出版了一套专门研究南亚、东南亚诸国政治与宗教关系的丛书。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威尔奇发表了3部关于中国佛教的著作：《1900年至1950年中国佛教的实践》（1967）、《中国佛教的复兴》（1968）和《毛泽东统治下的佛教》（1972）。70年代西藏的密教或金刚乘在美国兴起以后，涌现了大批研究和宣传西藏禅法的著作。如韦曼的《佛教的创始与怛多罗的传统》（1962），埃克沃尔的《西藏的宗教习俗》（1964）等。目前美国很多著名大学都开设佛学课程，设有博士学位，出版定期的刊物，其中重要的有《世界佛教研究协会会刊》、《东西方哲学》、《金莲》等。

　　佛教传播　　美国是一个盛行基督教的国家，原没有佛教。19世纪末期，日本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开始向夏威夷群岛移民。日本佛教也随之展开活动。日本佛教徒首先在夏威夷等地建立了净土宗别院（分寺）。日本西本愿寺也派人去火奴鲁鲁（檀香山）等地传教，建立了寺院。夏威夷并入美国后，佛教活动尤为活跃。随着日本移民涌入美国本土，西本愿寺和其他教派（日莲宗、真言宗、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等）派出大批传教人员并建立众多的寺院。1899年西本愿寺　　田宗惠开始夏日金山活动，逐步建立了今天最有势力的佛教团体——美国佛教会。接着在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建立佛寺，发展教徒。1900年只有佛教徒几千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展到18000人。佛教由美国北向加拿大，南向巴西、阿根廷等地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美处于战争状态，日本的传教活动被勒令停止，一度受到挫折，但在战后即恢复并有较大规模的发展。50～60年代，美国佛教信仰的主流是大乘禅宗和日莲正宗。千崎如纪最先在纽约建立了第一禅院，佐佐木周承在纽约又建立了临济宗禅堂。创价学会是附属于日莲正宗的在家居士社团，由于它的教义具有现代化的内容，仪式简单，组织比较严密，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崛起后，声速成为美国佛教中最大的教派。70年代以后，藏传佛教的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等主要教派都在美国传教、建寺，吸引了大批群众参加。南传佛教的上座部也在华盛顿、洛杉矶等地建寺，开展活动。中国的大乘佛教在上世纪末就由华侨传入夏威夷，以后又传入美国本土，在夏威夷设有中华华侨佛教总会，修建富丽堂皇的檀华寺和启华学校在纽约、旧金山都设有佛教会和寺院，参加中国佛教会活动的极大部分是华裔和侨民。

　　目前美国佛教徒约有20～30万人（不包括信仰藏传佛教的信徒），有40个较大的佛教团体、教派组织。其中重要的有美国佛教会（西本愿寺）、北美日莲佛教会（创价学会）、美国佛教联合会（白人组织）、泰西佛教团、美国第一禅堂、东渐禅窟、华盛顿上座部佛教中心、普世佛教徒联谊会、夏威夷华侨佛教总会、旧金山纽约华侨佛教会、曹洞宗北美教友会、高野山美国别院、净土宗美国别院、罗彻斯特禅宗中心、藏传佛教宁玛派禅定中心、噶举派禅定中心、萨迦派研究中心、中美佛教总会等。佛教徒分布在美国十几个州，藏传佛教徒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新泽西州、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科蜀拉多州、佛蒙特州；大乘佛教徒集中在夏威夷、旧金山和纽约三地；南传上座部佛教徒集中在华盛顿、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凯米尔。佛教为了适应美国的社会生活，已有了很多的变化。宗派、寺院常被称为教会，教徒称为会员。有些教派还仿效基督教划分教区，附设青年会、妇女会、童子军等。宗教生活一般这排在星期日上午在佛寺中举行，在钢琴伴奏下，读诵英译的佛经，代替了东方的晨钟暮鼓，顶礼焚香。在军队中还配有随军僧侣。

　　其他各地　　近来年，意大利、瑞士、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对佛教的研究也很活跃，建立了不少佛教研究所和佛学研究中心，出版了一系列佛教研究菱和葫早。例如意大利的中东远东研究所，在村齐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著名的《罗马与东方丛书》，其中包括很多佛教著作。但在这些国家中，佛教信徒屈指可数。（黄心川）

　　Boreboluomiduoxinjing

　　佛教经典。简称《般若心经》或《心经》。唐玄奘译，知仁笔受。1卷。为般若经类的精要之作。在玄奘译出前有失译本《摩诃般若波罗密神咒》（旧题《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1卷，旧传鸠摩罗什译。现存异译本6种：①唐法月译《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②唐般若、利言等译《般若波罗密多心经》；③唐智慧轮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④唐法成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⑤敦煌发现译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⑥宋施护译《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其中玄奘译本、失译本和敦煌本为“小本”，只有正文；其余为“广本”，有序、正、流通三分。玄奘所译为通常流行本。全经260字，阐述五蕴、三科、四谛、十二因缘等皆空的佛教义理，而归于“无所得”（不可得），认为般若能度一切苦，得究竟涅槃，证得菩提果。由于经文短小精粹，便于持诵，在中国内地和西藏均甚流行。近代又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

　　此经现存梵本有尼泊尔发现的广本和日本保存的各种传写摩刻小本两种。日本手抄贝叶梵本，约在609年以后制作。另外，在敦煌还发现《心经》的7种译本，其中广本与藏文大藏经所收录的《心经》相同，而与小本不同。

　　相传有注疏200余种。据记载，仅中国撰述即有40余种。最著名的有印度提婆《心经注》1卷；中国有唐新罗僧人圆测《心经赞》1卷，明旷《心经略疏》1卷，慧净《心经疏》1卷（敦煌发现），窥基《心经幽赞》2卷，法藏《心经略疏》1卷，宋智圆《心经疏》1卷等；日本有空海《心经秘键》2卷，最澄《心经释》1卷，真兴《心经略释》1卷，宗纯《心经注》1卷等。（田光烈）

　　Za”apitanxinlun

　　佛教说一切有部论书。简称《杂心论》。印度法救著，南朝宋僧伽跋摩译。11卷（或作14卷）。此前，东晋僧伽提婆、法显与佛陀跋陀罗、南朝宋伊叶婆罗与求那跋摩曾三次传译此论，译本今已不存。

　　此论为解释和补充印度法胜所著《阿毗昙心论》之书。据称因《阿毗昙心论》内容甚略，而《大毗婆沙论》又过详；法救汲取《大毗婆沙论》中可取之说，基酌处中，对《阿毗昙心论》作了补充、整理和订正，由原来的二百五十颂扩充到六百颂（一说五百颂，实为六百零六颂）。对《大毗婆沙论》中比较重要的二谛、三世等说，难以在《阿毗昙心论》原文中补充，则另增一《择品》加以阐述。虽曰注释，实为学说的改组。全论十一品，除新增的《择品》外，其余十品，一承《阿毗昙心论》原式。其学说体系以四谛为中心。焦镜《杂心论序》说：“位序品次，依四谛为义：界品直说法相，以拟苦谛；行、业、使三品，多论生死之本，以拟集谛；贤圣（品）所说断结证灭之义，以拟灭谛；智、定二品，多说无漏之道，以拟道谛；自后诸品，杂明上事，更无别体也。”但其重要思想均反映在新增的《择品》内。提出诸如“阿罗汉有退”、“中阴”、“三世有”、“四谛渐次现观”、“佛不在僧数”等说一切有部新主张；还以“烦恼随增为有漏”来解释《阿毗昙心论》的“生烦恼为有漏”之说。正是由于此论会通《阿毗昙心论》和《大毗婆沙论》中的不同见解，对说一切有部内容的各种异说有所调和，理论更为完整和充实。

　　在印度，此论曾盛极一时，对小乘佛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后来世亲曾对此论的颂文进行合并、增删，重新加以组织，为说一切有部写下了批判性的、总结性的著作《俱舍论》。在中国，《杂心论》由于多次翻译和弘扬，毗昙之学曾流行一时，并出现了不少弘扬、研究毗昙的学者。如慧通、慧观及其门下僧业、法琚等，都以精通此论著闻。而僧伽跋摩的弟子惠基及其再传弟子慧集，更以此论为中心，结合《发智论》、《大毗婆沙论》加以弘扬，在毗昙学方面独步一时。

　　注疏有南朝宋慧通《杂心义记》，北齐智林《毗昙杂心记》，梁智藏《阿毗昙义疏》，隋靖嵩、志念《杂心疏》，唐道基《杂心玄章》、《杂心钞》及慧休《杂心玄章钞疏》等，今均已不存。仅在慧远所撰《大乘义章》中，尚可窥见其引用的上述注疏的某些内容。（高振农）

　　Jingangjing

　　佛教经典。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译出。1卷。以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①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②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③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④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⑤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另外，还有藏文、满文译本等。

　　此经以一实相之理为体，以无住为宗，以断疑为用，以大乘为教相。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意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现实世界不执着或留恋。由于此经以空慧为体，说一切法无我之理，篇幅适中，不过于浩瀚，也不失之简略，故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惠能以后的禅宗所重。

　　《金刚经》梵文本在中国、日本、巴基斯坦、中亚等地都有发现，中国吐鲁番等地并有和阗、粟特等文字的译本出土。此经传入西方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1837年修弥笃根据藏译首次译成德文，1881年马克斯·缪勒将汉文、日文及藏文译本加以校订，译成英文，收入《东方圣书》第49卷。1957年爱德华·康芝又再次译成英文，收入《罗马东方丛书》第8卷。达尔杜根据据梵文并对照中国满文译本，译为法文。日本宇井伯寿、中村元等曾多次译成日文。

　　释论甚多。在印度，除弥勒所造八十偈释本之外，尚有无著《金刚般若论》2卷，世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3卷，功德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2卷。另有师子月、月官等亦撰有论释，但无汉译本。中国从东晋、隋唐直至清末民初，各家撰述不绝。主要有：后秦僧肇《金刚经注》1卷；隋吉藏《金刚经义疏》4卷（一作6卷），智顗《金刚经疏》1卷；唐慧净《金刚经注疏》3卷，智俨《金刚经略疏》2卷，窥基《金刚经赞述》2卷，惠能《金刚经解义》2卷；《金刚经口诀》1卷，宗密《金刚经疏论纂要》2卷；宋子睿《金刚经同刊守记》4卷；清徐槐廷《金刚经解义》2卷；近人丁福保《金刚经笺注》等。日本则有空海《金刚经解题》1卷，法树《金刚经诸译互证》3卷，光谦《金刚经破空论俗谈》1卷，楞伽道人《金刚经讲义》1卷等（苏渊雷）

　　Huayanjing

　　佛教经典。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另称《杂华经》。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华严经》的编集，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大约在公元2～4世纪中叶之间，最早流传于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和中印度。有人认为，在梵本《树严经》及《大方广佛华经》（第58卷）中都提到　　ysa　　一字，这是于阗文而不是梵文。因此，该经出现的年代和传播的地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译本　　汉译3种：①东晋佛陀跋陀罗译，60卷34品，称《旧（晋）译华严》或《六十华严》；②唐实叉难陀译，80卷39品，称《新译华严》或《八十华严》；③唐贞元中般若译，40卷，称《四十华严》，为经中《入法界品》的别译，全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此外，传译该经中某一品或一部分的亦不少。从东汉支娄迦谶译此经别行本《兜沙经》（《如来名号品》）开始，至唐时止，据法藏《华严经传记》所载，这类别行译本有35部之多。各译本中，以唐译《八十华严》品目完备，文义畅达，最为流行。其中重要的有支谦译《菩萨本业经》（光明觉品）1卷；聂道真译《诸菩萨求佛本业经》（净行品）1卷；竺法护译《菩萨十住行道品》（十住品）1卷；祗多蜜译《菩萨十住经》（十住品）1卷；鸠摩罗什译《十住经》（十地品）4卷；竺法护译《等日菩萨所问三昧经》（十宝品）3卷；竺法护译《度世品经》（离世间品）6卷；圣贤译《罗摩伽经》（入法界品）3卷；地婆诃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入法界品）1卷。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亦有《华严经》，共45品，原本来自于阗，译者胜友、智军，校者遍照。

　　《华严经》的梵文本目前只发现《十地经》（相当于《十地品》）和《树严经》（相当于《入法界品》）。在印度，这两本经是单独传播的，在尼泊尔则列入“九法”之中，中国也有单译本。

　　内容　　主要发挥辗转一心，深入法界，无尽缘起的理论与普贤行愿的实践相一致的大乘瑜伽思想。汉译实叉难陀的80卷本，主要讲菩萨的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法门行相和修行的感果差别，以及依此修行实践证得广大无量功德等，最后宣说诸菩萨依教证入清净法界、颂扬佛的功德海相等。中心内容是从“法性本净”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法界诸法等同一昧，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尽缘起等理论。在修行实践上依据“三界唯心”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法界诸法等同一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尽缘起等理论。在修行实践上依据“三界唯心”的教义，强调解脱的关键是在心（阿赖耶识）上用功，指出依十地而辗转增胜的普贤愿行，最终能入佛地境界即清净法界。所提出的十方成佛和成佛必须经过种种十法阶次等思想，对大乘佛教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此经在隋唐时弘传极盛，终于出现了专弘《华严经》教观的华严宗。7世纪中，新罗僧人义湘来唐受学于智俨，回国后成为朝鲜华严宗初祖。8世纪中，此经在日本已有流传，后有唐道睿东渡弘传《华严经》，为日本华严宗初祖。

　　注疏　　在印度有龙树的《大不思议论》（一部分汉译为《十住毗婆沙论》），此外有世亲的《十地经论》和金刚军、坚慧的《十地品释》等。中国的注疏甚多，最主要的有隋吉藏《华严经游意》1卷，杜顺《华严五教止观》1卷；唐智俨《华严搜玄记》10卷、《华严孔目章》4卷、《华严五十要问答》2卷，法藏《华严经探玄记》20卷、《华严经旨归》1卷、《华严经文义纲目》1卷、《华严经传记》5卷、《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又称《五教章》）4卷、《华严经问答》2卷、《华严策林》1卷、《华严经义海百门》1卷、《华严游心法界记》1卷、《修华严奥旨妄尽还原观》1卷，澄观《华严经疏》60卷、《华严经随疏演义钞》90卷、《华严法界玄镜》2卷、《华严心要尖门》1卷，宗密《华严原人论》1卷、《注华严法界观门》1卷、《注华严法界观科文》1卷、《华严心要法门注》1卷等。此外还有新罗元晓、太贤、表员等人的注疏。（田光烈）

　　Makesi　　Miule

　　德裔英国东方学家、宗教学家，尤擅佛学。早年在柏林大学学习，以后又在巴黎大学随东方学家布尔诺夫研究梵文和佛学。1847年去英国定居，任牛津大学教授，专门从事印度宗教和哲学等研究工作，校勘、翻译和出版佛典。他对印度宗教、神话、哲学、语言等都有比较广博和深湛的研究，是19世纪兴起的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和比较神话学的创建人之一。他的主要著译有《佛教及佛教巡礼者》、《古代梵文文学史》、《梵文文法入津》、《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吠檀多哲学》、《印度六派哲学》；还主编《东方圣书》51卷（1875年以后）。在南条文雄和竺原研寿等协助下校勘、翻译和出版了佛教文献《阿弥陀经》（梵文1881，英译1894）、《无量寿经》（梵文1883，英译1894）、《金刚盘若经》（梵文1881，英译1894）、《般若心经》（梵文1884，英译1894）、《佛顶尊胜陀罗尼经》（1884）、《法集经》（1884）等。日本的梵文学家和佛学家南条文雄、南楠顺次郎都出其门下。

　　中国各民族佛教徒的联合组织。1953年成立于北京。该会的宗旨是：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耋全国各民族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职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该会章程规定其任务为：①团结和倡导广大佛教徒参加各项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庄严国土、利乐有情”；②在爱国爱教的立场上，维护教徒信仰自由的权利，推动教徒学习宗教政策和其他有关政策法令，爱国守法；支持教徒管好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③积极开展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出版佛教书刊，协助政府保护佛教文物古迹；④发展与各国佛教信徒的友好联系，增进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根据上述任务，近年来全国各地修缮了大批寺院，其中有北京的雍和宫、法源寺；上海的玉佛寺、龙华寺；江苏苏州灵岩寺、南京栖霞寺；浙江杭州灵隐寺、天台国清寺；广东南华寺；福建的鼓山涌泉寺等以及西藏的许多寺院，并先后陆续开放供广大佛教徒进行宗教活动。在开展佛教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恢复了中国佛学院，并开办灵岩山分院和栖霞山分院；上海、福建、四川、甘肃、西藏等地也各自创办了佛学院。恢复金陵刻经处，成立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发掘、拓印、整理、研究和印行房山石经。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先后多次参加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与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佛教徒的友好往来频繁，1980年与1984年在西安与日本佛教界共同举行了善导大师圆寂1300周年纪念法会和惠果、空海纪念堂落成典礼法会。

　　该会现任名誉会长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会长赵朴初。出版会刊《法音》，向国内外发行。（王新）

　　Dafangdengdajijing

　　佛教经典。各种大乘经籍的汇编。简称《大集经》。出现的年代和地区，目前学者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此经是经过不同历史阶段逐渐汇集编定的，最早出现的时间大概在龙树在世和《大乘起信论》问世之间，即公元2～3世纪。有的学者还认为在龙树以前已经存在的《宝顶经》与此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集经》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编纂，大概在公元400年左右，也有认为在5世纪以后的。巴基斯坦基尔基特有《大集经》的梵文残篇出土。梵本《大集经宝幢陀罗经》即《大集经》中的《宝幢分》。

　　汉译《大集经》为北凉昙无谶等译。30卷。隋代在昙无谶译30卷本的基础上，增加了那连提耶舍等编译的《大乘大方等日藏经》、《大方等大集月藏经》、《大乘大集须弥藏经》，东汉安世高译的《明度五十校计经》（即《十方菩萨品》），合成60卷。那连提耶舍编译的《日藏经》后半的《护塔品》创作于中国新疆的喀什噶尔。《月藏经》的先前形式可能产生于2世纪中叶的印度，但目前的于阗文本在4世纪才出现。此经曾提到佛教的圣地是震旦、于阗、龟兹、吴地国、鄯善等，对中国的重视更甚于印度。在汉译《月藏经》中还提到过“十二宫”和“五行”等学说，足见编译者是熟悉中国和中亚的天文学和地理情况的。此经另有藏译本，名《大集》。

　　《大集经》以阐述大乘六波罗蜜法和诸法性空思想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含有一些密教说法。有些经记述了魔王、阿修罗等诸天护法的内容，导致后来出现魔、佛一如的思想；有些经讲到诸弟子可分别受持如来十二部经，预言后来佛教的分派；有些经宣扬末法思想，为隋信行建立三阶教、道绰提倡净土思想之张本。有些经还反映了印度、西域和中国古代医学方面有关胎儿成长次第的知识以及天文、地理、历法等方面的成就。（田光烈）

　　Emituojing

　　佛教经典。亦称《小无量寿经》，简称《小经》。与《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合称净土三部经。一般认为在1～2世纪印度贵箱王朝时期已流行于犍陀罗地区。

　　译本　　汉译最早为后秦鸠摩罗什所译。1卷。异译本有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小无量寿经》1卷（已佚）；唐玄奘译《称赞净土佛摄受经》1卷。梵文本在9世纪由中国传入日本，近代由马克斯·缪勒与南条文雄在伦敦校刊印行，并于1894年译成英文，刊载于《东方圣书》第49卷。在日本，有南条文雄、荻原云来、推尾辨匡、河口慧海、寺木婉雅、高畑崇导等，依据梵、汉、藏文译出的数种日译本。高畑崇导还把鸠摩罗什的汉译本于1979年译成英文。此外尚有《佛说阿弥陀经梵文和汉二译对照》本与《无量寿经梵文和汉五译对照》合并出版。此经的藏译本虽从梵文译出，但译文已受到西藏原有宗教思想的影响。

　　内容　　阿弥陀为净土宗信仰的佛名号，佛教说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佛人往生“西方净土”，故又称“接引佛”。他原为国王，后捐弃王位，发心出家，名法藏比丘，对佛发四十八愿；行果圆满，随愿所成，光明寿命，悉皆无量。此经叙述佛在祗树给孤独园对舍利弗等讲说西方极乐世界的无上庄严：有七宝严饰的树林、楼阁，有八功德水池，诸色微妙的莲花，妙声自然的众鸟；众生但受诸乐无有众苦；只要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死后即可往生该处等。由于此经汉译约仅2000字，容易背诵，加上修行方法简便，故在中国流传甚广，影响颇大，成为净土宗信仰者每天必读的课本。宋明以后成了寺院中每天必念的日课，净土宗也随此经的流传而影响日益扩大。

　　注疏　　现存注疏在中国主要有隋智顗《阿弥陀经义记》1卷；唐慧净《阿弥陀经义疏》1卷，窥基《阿弥陀经义疏》1卷、《阿弥陀经通赞疏》3卷；宋智圆《阿弥陀经义疏》1卷，元照《阿弥陀经义疏》1卷，戒度《阿弥陀经义疏闻持记》3卷；元性澄《阿弥陀经句解》1卷；明大佑《阿弥陀经略解》1卷，传灯《阿弥陀经略解圆中钞》2卷，祩宏《阿弥陀经疏钞》4卷，大慧《阿弥陀经已诀》1卷，智旭《阿弥陀经要解》1卷；清徐槐廷《阿弥陀经疏钞撷》1卷，净挺《阿弥陀经舌相》1卷，续法《阿弥陀经略注》1卷，彭际清《阿弥陀经约论》1卷；近代有黄智海《阿弥陀经白话解释》1卷等。另有新罗圆测、元晓、遁伦、憬兴、玄一、太贤以及日本源信、源空、圣聪等人注疏多种。（梁孝志）

Malalasaikela
　　斯里兰卡佛学家、宗教改革家和社会活动家。毕业于巴纳杜拉圣约翰学院后，去英国伦敦留学，获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和艺术硕士。苏联莫斯科大学曾授予名誉哲学博士。一生从事佛教教育和社会活动，历任锡兰大学巴利语与佛教文化教授、东方学院院长、驻苏联大使和驻联合国使节。为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发起人之一，并被选为该会首任主席。主编《佛教百科全书》、僧伽罗文《巴利大藏经》、《巴利语固有名词辞典》、《英文-僧伽罗文辞典》、《锡兰巴利语文献》等等，著有《佛教及民族问题》等。曾来中国访问，珍视中国和斯里兰卡的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

　　国际佛教学术研究组织，简称IABS。1976年成立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主要任务是在国际范围内促进和加强佛教各个领域的研究；组织国际佛教学者的协作和交流；出版学习和研究佛教的工具书；鼓励和支持刊布、翻译佛教的原始文献；定期出版《国际佛教研究协会期刊》；举行定期的国际佛教研究会议和地区性的会议。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各国从事哲学、宗教、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和考古学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自1976年成立后已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印度那烂陀巴利语佛教学院，加拿大曼尼士巴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召开了5次大会。中国曾派学者出席在印度、加拿大等国召开的大会。该会现设有欧洲、美洲和亚洲三个地区中心。常设的权力机构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各个地区中心的秘书和若干著名佛学家组成。会址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南亚学系。（于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