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tiaowenxong

　　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大谷派佛教学者。原为真宗僧侣溪英顺之子。幼名恪丸。美浓（今岐阜县）人。23岁时为越前僧侣南条真兴养子，改姓南条。曾就学于高仓学寮，研习英语和汉学。精通汉语，善汉诗，常作汉诗代替日记。1876年，大谷派本愿寺派送他去英国留学，从牛津大学马克斯·缪勒学梵语经典。1884年回国，任东京大谷教校教授，翌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教授梵语，为日本大学教梵语之始。1887年访印，巡礼佛教圣迹，归途特至中国天台山高明寺，抄写该寺所传贝叶经。翌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14年任大谷大学校长。曾协助杨文会搜求中国已佚失的佛经。主要著述有《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通称《南条目录》），与马克斯·缪勒合作英译梵语《大无量寿经》、《金刚盘若经》、《阿弥陀经》等。还有《英译十二种纲要》、梵汉对照《新译法华经》、《佛说无量寿经梵文和译》、《佛说阿弥陀经梵文和译》、《矾果诗草》、《怀旧录》，与凯伦合作校订《梵语法华经》。

　　yujiashidilun

　　佛教论书。简称《瑜伽论》。瑜伽师地，意即瑜伽师修行所历的境界（十七地），故亦称《十七地论》。相传为古印度弥勒口述，无著记录。为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和中国法相宗的根本论书。

　　译本　　唐玄奘译。100卷。但在玄奘以前，已有北凉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10卷（相当于奘译本35～50卷前半《本地分·菩萨地》，近年来发现有和阗文译本残篇）及《菩萨戒本》1卷（相当于奘译本40～41卷）；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菩萨善戒经》9卷（相当于奘译本《本地分·菩萨地》，和《地持经》相仿，但另有序品）和《优婆塞五戒威仪经》1卷（为《菩萨戒本》的异译）；陈真谛译《十七地论》5卷（相当于奘译本第1～3卷，已佚），《决定藏论》3卷（相当于奘译本50～54卷）等几种译本行世。

　　此论梵本菩萨地部分，1930～1936年间由日本荻原云来校订印行。1936年印度罗睺罗于西藏萨迦寺发现此论，录写归印。经校订，于1957年由加尔各答大学部分刊行。藏文有题名为《瑜伽行地》译本，分为前十二地（26卷）、声闻地（20卷）、菩萨地（22卷）、摄决择（43卷）、摄事（22卷）、摄调伏、摄异门、摄释（以上三部分不分卷）等八部分。收在丹珠尔中。

　　内容　　全书中心内容是论释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性质及其所依客观对象是人们根本心识——阿赖耶识所假现的现象；禅观渐次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境界，以及修行瑜伽禅观的各种果位。以分析名相有无开始，最后加以排斥，从而使人悟入中道。全书分五部分：①本地分（1～50卷）。将瑜伽禅观境界或阶段分为十七地，即五识身相应地、意地、有寻有伺地、无寻唯伺地、无寻无伺地、三摩（　　）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地、无心地、闻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有余依地、无余依地；②摄决择分（50～80卷）。论述十七地的深隐要义；③摄释分（81～82卷）。释十七地有关诸经，特别是阿含经的说法和仪则。初明说法应知的五分，次明解经的六义；④摄异门分（83～84卷）。释十七地有关诸经，特别是阿含经所有诸法的名义和差别；⑤摄事分（85～100卷）。释十七地有关三藏，特别是《杂阿含经》等众多要义。初明契经事，次明调伏事，后明本母事。五分中以本地分为重点，后四分主要是解释其中的义理。

　　注疏　　印度注释中最古的一种为最胜子等撰，有汉、藏两种译本。汉译《瑜伽师地论释》1卷，简称《瑜伽论释》，唐玄奘译。现存藏译本有《菩萨地释》，德光撰，燃灯吉祥智、戒胜同译；《菩萨戒品释》，德光撰，慧铠、智军同译；《菩萨戒品广释》，胜子撰，慧铠、智军同译；《菩萨地释》，海云撰，寂贤、戒胜同译。

　　中国注疏现存有唐窥基撰《瑜伽师地论略纂》16卷（为第1～66卷的注释）、《瑜伽论劫章颂》1卷（为七言颂），遁论集撰《瑜伽论记》48卷，清素撰《瑜伽师地论义演》40卷。另有敦煌本《瑜伽师地论分门记》（已印出6卷）和《瑜伽论手记》（已印出4卷），均为唐法成讲述，听者笔记而成。近代有欧阳竟无撰《瑜伽师地论叙》2卷。此外，尚有20～30种注释已散佚。（苏渊雷）

Evil　　Time　　of　　Five　　Turbidities　　==　　五浊恶世

It　　refers　　to　　the　　time　　on　　Earth.　　The　　Five　　Turbidities　　are
(1)　　the　　Kalpa　　Turbidity
(2)　　the　　View　　Turbidity
(3)　　the　　Affliction　　Turbidity
(4)　　the　　Living　　Beings　　Turbidity
(5)　　the　　Life　　Turbidity

　　is　　probably　　implied　　in　　Pts.M.　　I,　　60,　　under　　the　　name　　of　　vuttha^na-vivattane　　n~a^na.

”insight　　leading　　to　　(path)　　ascent”.　　It　　is　　also　　called　　”cleansing”　　(voda^na,　　q.v.),　　and　　according　　to　　Pts.M.　　II,　　64,　　it　　is　　a　　name　　for　　3　　kinds　　of　　insight-knowledge,　　namely:　　knowledge　　consisting　　in　　the　　desire　　for　　deliverance　　(muccitu-kamyata^-n~a^na;　　s.　　visuddhi　　VI　　6);　　reflecting-contemplation-knowledge　　(patisankha^nupassana^-n~a^na;　　ib.　　VI,　　7);　　and　　knowledge　　consisting　　in　　equanimity　　regarding　　all　　formations　　(sankha^rupekkha^-n~a^na;　　s.　　visuddhi　　VI,　　8).
It　　arises　　at　　the　　stage　　of　　”purification　　b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path-progress”　　(s.　　visuddhi　　VI),　　and　　is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the　　maturity　　moment　　and　　the　　entrance　　into　　the　　supermundane　　paths.
"”Ascent”　　(vuttha^na)　　is　　the　　supermundane　　path　　(s.　　ariya-puggala)　　since　　it　　rises　　above　　the　　object　　forming　　the　　external　　foundation　　(of　　insight;　　i.e.　　the　　external　　5　　groups　　of　　existence),　　in　　which　　object　　one”s　　mind　　was　　absorbed,　　and　　also　　rises　　above　　one”s　　own　　continuity　　(one”s　　own　　5　　groups　　of　　existence,　　or　　khandha,　　q.v.)　　together　　with　　its　　defilements.　　By　　reason　　of　　its　　leading　　upwards　　to　　the　　supermundane　　path,　　this　　insight　　is　　called　　”ascending　　insight”.　　That　　it　　passes　　on　　to　　the　　path:　　that　　is　　the　　meaning　　implied"　　(Vis.M.　　XXI,　　83f.).　　(App.).

　　南传上座部佛教之一。相传公元前3世纪，为印度阿育王之子摩哂陀等所传入。由于其经典都用巴语传承，故近代又常称其为巴利语系佛教。

　　历史及教派演化　　为迎请摩哂陀到斯里兰卡传教，国王提婆南毗耶·商沙曾在首都阿努拉达普拉兴建“大寺”。当时，这是上座部佛教的唯一中心。摩哂陀在此创建了大寺派。公元前28年，伐多伽摩尼·阿巴耶王再度嗣位，为报答摩诃帝沙长老在他流亡期间给予的帮助，特在无畏山新建一认寺庙，作为摩诃帝沙的传教据点，摩诃帝沙遂与印度僧人法喜同建无畏山寺派（又名法喜派）。4世纪时，萨伽利长老又于祗多林寺创建祗多林寺派，亦称南寺派。约在5世纪前期，上述三派并行。6世纪末阿合唱团普提王统治时期，由于王室对大寺派的扶植，使一度濒于衰亡的大寺派的势力理度复兴，蓁两派均隶属于大寺派。

　　7世纪初，达多优婆帝沙一世及其继承者伽叶二世统治时期，适值玄奘游学印度。玄奘根据在南印度的听闻，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了当时斯里兰卡国王不信佛法，破坏佛像、寺塔，有300多名高僧逃往印度等情事。根据中国史籍记载，8世纪上半叶，斯里兰卡曾一度崇奉大乘，密教尤盛。当时赴华的印度密教高僧金刚智曾在斯里兰卡弘传密法；其弟子不空也在斯里兰卡从他和普贤阿阇梨等学习密法。密教不但受到王室的支持，在民间也普遍流行。10世纪以后，上座部佛教在斯里兰卡已奄奄一息，连举行正式佛事仪式所需的额定比丘数也难以凑足。

　　11世纪下半叶，维阇耶巴忽王即位，遣使去缅甸，迎请精通三藏的持戒高僧来斯里兰卡重建上座部佛教。此后，其他派别才销声匿迹。但由于内忧外患频仍，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中，斯里兰卡王位时为外族占据，首都被毁，佛教也连同受到破坏。直到1395年维阇罗巴忽二世时，僧王达摩揭谛二世主持召开佛教教团会议，上座部佛教才再次出现新局面。但是，1506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入侵，他们在推行基督教的同时，打击佛教，很多寺庙被毁，僧徒被迫改宗。1592年即位的维摩罗达磨苏里耶王不得不先后两次迎请缅甸佛教长老来斯里兰卡复兴上座部佛教。嗣后继位的室利维阇耶罗阇辛哈王又人缅甸的北古、阿拉干和暹罗（今泰国）的阿尤恰迎请佛法。暹罗送来了斯里兰卡所没有的佛典、佛像，派遣了很多长老前来授戒，使上座部佛教逐渐得到复兴。

　　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借缅甸和暹罗之力得以复兴后，分为三派：①罗曼那派，即11世纪从缅甸迎请的佛教长老所建的系统。②暹罗派，也称优婆哩派，为18世纪从暹罗迎请的系统。③阿摩罗普罗派，为一部分斯里兰卡在家佛教徒因社会地位较低，本国僧人不愿给予授戒而于1802年去缅甸的罗摩罗睺罗从当地长老受戒后返回的系统。三派在教理上无甚相违，但戒律稍有不同，因此和睦相处，直至今日。

　　19世纪末，斯里兰卡掀起了佛教改革和复兴运动。1880年，美国的奥尔考特少校和俄国的勃拉瓦斯基夫人首先在科伦坡建立了神智学会，推动佛教的复兴。达磨波罗继又在印度创立摩诃菩提会，发掘的保护佛教遗迹，编纂佛典，出版刊物，在国内外宣传佛教，建立分支，使摩诃菩提会的活动成为一个广泛的佛教复兴运动。1945年，斯里兰卡独立后，政府把复兴佛教看作恢复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建立了具有世俗性质的各种佛教社团，创办佛教大学，编辑出版《佛教百科全书》。斯里兰卡人口中约有74%是僧伽罗人，而僧伽罗人中佛教徒约占94%；全国有寺庙5600余所，僧侣约2万人。

　　典籍　　上座部佛典原不成文。在佛教传入斯里兰卡200年后，才开始将口诵相传的佛典用文字记录下来。现存的斯里兰卡上座部典籍由律、经、论三藏及三藏注疏和藏外典籍组成。5世纪上半叶，印度比丘觉音到斯里兰卡，将上座部佛教三藏的僧伽罗文注释改写成巴利文并详加疏解，又写了《清净道论》，论述大寺派所传上座部教义的纲要。

　　中斯佛教交流　　开始于4世纪。据《梁书》记载，当时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得悉东晋孝武帝崇奉佛教，特派遣沙门昙摩渡海送来玉佛，于义熙二年（406）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义熙六年，中国法显从印度去斯里兰卡，参拜了无畏山寺、大寺和佛牙寺等，在斯里兰卡住了两年，带回很多佛经。当时，斯里兰卡也有一些僧人到中国弘法和参加译经事业。南朝宋元嘉六年（429），舶主竺难提从师子国带比丘尼8人到宋都，住影福寺，元嘉十年有铁萨罗等11人到中国传比丘尼戒，当时僧众特为之建铁萨罗寺。在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双方交往不绝。7世纪中叶，中国往师子国瞻礼佛牙，佛迹的人逐渐增多，其中知名的有义朗、明远、窥冲、智行、慧琰、智弘、无行、僧哲等等，玄游还在师子国出家。

　　8世纪初，金刚智赴华时曾在师子国滞留，师子国人不空拜他为师，并随侍入唐弘法。以后不空又率弟子含光、慧　　等去师子国学习密法。在不空返华时，国王曾赠送佛教法器和药物等。含光返国后译出仪轨两部，并在五台山金阁寺创建密教灌顶道场。至宋代，师子国僧众到中国的仍然不少。

　　16世纪以后，斯里兰卡先后沦为葡、荷、英的殖民地，中国和斯里兰卡佛教交往几乎中断，直到斯里兰卡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佛教徒的传统友谊又重新得到发展。（王作九）

　　Zhongguo　　Fojiao　　meishu

　　源于古印度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佛教绘画、雕塑等的总称。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后来逐渐发展而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特色。晋袁宏《后汉纪》称：“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与此略同。《佛祖统纪》等也记其事。传蔡　　于明帝永平初遣使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公元68，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佛万骑三匝绕塔图。《释书·释老志》说：”自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画。

　　渊源和发展　　中国佛教造像、画佛、造塔，最初都从印度传来。从印度现存佛教遗迹看，第一期的菩提伽耶，第二期的巴鲁特、桑奇都无佛像，只有佛座和佛的足迹，以表示佛的所在。第三期的阿摩拉瓦提已有雕刻的佛像与佛足迹，两者同时存在。到第四期的阿旃陀、犍陀罗只有佛像而无佛足迹，并刻有佛传。犍陀罗当时为中国西北月氏族移民所建贵霜王朝的国都，取希腊所遗文化而光大之，故月氏佛教美术，独具特色。传入中土首达新疆西部，今存者有拜城县克孜尔明屋壁画，绘有佛传及佛本生故事，库车县库木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等。沿丝绸之路，东来而至甘肃的，有敦煌鸣沙山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又有安西榆林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广元石窟，以及江南摄山石窟等。全国造石窟之数不可胜计，其中碑幢之类，历世残毁颇多，但今所保存，为世界之冠。

　　公元1世纪时，大月氏成立贵霜王朝，继续占领西南高附，东南罽宾，以及整个犍陀罗。地当丝绸之路的商业要冲，财力雄厚，贸易常用金币。迦腻色迦王远征中印在地他的支持下，佛教得到重要的发展。佛教经像传于中土，即自大月氏来。而中国西部佛教美术，亦以于阗、龟兹所保存者最多。敦煌、云冈驰名世界，其余朝鲜、日本等地，皆学于中国。而印度本土的大部分佛教经像美术，于9世纪后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所毁，仅佛教几个大石窟较完整地保存至今。

　　无论造像绘画和雕塑等，都是在中国土地上发育成长的，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初期虽曾受有印度的影响，但同一题材、内容和表现的方法都已不同。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华艳，婉娈多姿，色彩鲜明，即使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怖之感。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常常阴森可怖，画出了苦行的故事，如舍身饲虎，强盗挖自等。线条与色彩，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的感情。

　　佛画　　早在梁代，张僧繇即以善画佛像名世。他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此有了很好的发展。其子善果和儒童也善画，并擅佛画，能传其业。善果画悉达太子纳纪图，灵嘉寺塔样；儒童画释迦会图，宝积经变图。在南北朝后期，张僧繇的影响很大，有不少学习他的画派，所谓“望其尘躅，如周孔焉”，可见声望之隆。他笔法简练，《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严焉，因材取之，今古独立，象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隋以前，僧繇是中国佛教绘画的一个开创者和推动者。北齐曹仲达，佛画颇亨盛名。因来自中亚的曹国，原来带有西域的作风，在中原既久，画艺渐染上中国民族风格，创立了“曹家样”，为唐代盛行的四大式样之一。它的样点是衣服紧窄，大约与印度笈多王雕刻，有同样的风格。后与吴道子结合中国传统风格所创立的“吴家样”并称。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概括的评语。曹画虽失传，但看到鹿野苑所藏释迦立像，衣如湿沾体上，就可想见曹画。吴画衣带宽博，飘飘欲仙，在敦煌壁画中还可看到他的画风。隋唐时期，佛画已经中国化。

　　壁画　　隋唐时代的壁画，今存于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敦煌所存唐代壁画，尤为富美，色彩艳丽，人物造型，往往以当时的贵官贵嫔为范，端庄华贵，男女形貌，都甚肤丽。佛前演奏，弦管杂陈，较之阿旃陀壁画，尤或过之。敦煌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共207个，可分初、盛、中、晚四期。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中唐的112窟，晚唐的第156窟（此窟为张议潮建，窟外北壁上有写于咸通六年的《莫高窟记》等，都存有辉煌灿烂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这些洞窟壁画，虽出于无名画家之手，但是研究它的作风，应该说是与吴道子、阎立本诸大家的作品是一致的。例如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在座前的听众，有诸王贵官，与现存的阎立本的帝王图相似。相此可以推知这些图像的画法，应有共同的渊源为当时的规范。

　　唐代这些壁画，表现的题材是佛经经变故事、净土变相以及佛菩萨像等。其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信仰，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也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往往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在净土变相中，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描绘观想的境界。如彩缓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等，将西方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这与出世苦行禁欲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所绘的佛、菩萨、诸天、力士等，都是健美的化身。这和唐代的社会生活、人民的爱好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佛画还点缀许多人们社会生活小景，乐观、明朗，富有情趣。

　　随着佛教的绘画艺术传入中国，印度佛教的绘画理论也同时传入。南齐谢赫曾经总结绘画的艺术有“六法”，而印度也有“六支”，两者解释都不很明确，不能肯定说“六法”就是“六支”，但彼此之间互相影响的确是存在的。

　　雕塑　　虽有外来的影响，但了有其伟大的创造和民族风格。在新疆，有古代龟兹、高昌等洞窟的造像；在甘肃河西走廓，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窟、天水麦积山等石窟造像；再东进有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邯郸响堂山、河南巩县石窟寺、山东云门山、江苏连云港、辽宁义县恨佛堂等大小石窟造像，蔚为盛观。在江南的有摄山石窟造像，分布既广，数目亦多。乐山大佛，尤呈伟观。从北魏到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雕塑美术，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程。以上所记的各石窟中，亦以北魏与隋唐时代的最为精美，其中云冈与龙门的石刻，可为代表。其他全国各寺院中的金铜造像，石刻造像碑、木雕、夹　　干漆造像，更不计其数。佛教对于中国的雕刻与彩塑留下很大的成绩。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受外来影响，但与印度犍陀罗造像和笈多造像相比较，也各有不同的风格。至唐代而民族形式愈益成熟，它的妙相庄严，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与所要求的艺术标准。在甘肃的敦煌与天水麦积山，由于石质是砾岩，不便雕刻，工人匠心独运，改用彩塑。唐塑在基高窟中，焕发光彩。江南的杨惠之成为泥塑名家。自宋、元以来，各寺泥塑甚多，此亦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

　　藏传佛教美术　　既与汉族地区佛教美术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又受印度、尼泊尔佛教美术影响，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独具风格。北京雍和宫、西黄寺及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其殿宇、佛像等，均属藏传佛教美术系统。拉萨的布达拉宫，藏有古代流传下来的大量佛画与金铜佛像，以及刺绣与木刻的板画佛像，普遍受到信众的供养。在青海塔尔寺，每年以酥油制作酥油花礼佛，这是牧民的特殊佛教美术，在五屯，有制作佛画的传统技法，至今仍在发展。

　　影响　　在唐代，中国佛教美术曾流传到朝鲜和日本等地。朝鲜南部庆州石窟庵释迦如来坐像，妙相庄严；一一面观音像、四菩萨像，姿态端庄，与中国盛唐时期佛教美术极为相似。日本奈良中宫寺的菩萨像、木造彩画，支颐微笑；药师寺东院堂圣观音菩萨像，铜造镀金，修短合度；法隆寺梦殿救世观音像，木造漆箔；法隆寺五重塔文殊菩萨像，塑敷彩；东大寺释迦如来像，铜造线刻镀金；唐招提寺金堂卢舍那佛像，干漆造漆箔；各寺造像的取材和制作方法各不相同，但皆受中国唐代佛教美术风格的影响。法隆寺金堂壁画，瑰丽庄严，也与中国敦煌壁画，千古同辉。

　　综观中国的佛教美术虽然曾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的佛教美术风格也传到印度犍陀罗等地区，对印度佛教美术的发展曾有过一定的影响。（常任侠）

　　s.　　dhutanga.

　　a^nen~ja^bhisankha^ra;　　s.　　sankha^ra.

Vipasyana　　Sukhavativyuha　　Sutra　　==　　观无量寿经

It　　is　　one　　of　　the　　main　　sutra　　for　　Pure　　Land　　Sect.　　The　　Sutra　　indicates　　that　　the　　Pure　　Land　　of　　Amitabha　　Buddha　　is　　one　　of　　the　　Buddha　　Lands.　　It　　also　　describes　　how　　to　　be　　born　　in　　the　　Pure　　Land　　through　　the　　Sixteen　　Contemplations.　　Therefore,　　the　　Sutra　　is　　also　　called　　"Sixteen　　Contemplations　　Sutra".

　　Weimojing

　　佛教经典。全称《维摩诘所说经》，一称《不可思议解脱经》，又称《维摩诘经》。后秦鸠摩罗什译，3卷，14品。叙述毗耶离（吠舍离）城居士维摩诘，十分富有，深通大乘佛法。通过他与文殊师利等人共论佛法，阐扬大乘般若性空的思想。其义旨为“弹偏斥小”、“叹大褒圆”，批判一般佛弟子　　等所行和悟境的片面性，斥责歪曲佛道的绝对境界。认为“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虽“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远离五欲污泥”，此即“通达佛道”的真正“菩萨行”。又把“无言无说”、“无有文字语言”，排除一切是非善恶等差别境界，作为不二法门的极致。僧肇在《维摩诘所说经注序》中称：“此经所明，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悲为首，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认为此即“不思议之本”。

　　根据各种版本的比较，此经成立的年代大概在1～2世纪，是印度大乘佛教时期出现的经典这一。在印度颇为流行。但梵本大部已散失，只有一些片断。它用寓于象征意义的谈话形式，显示出大乘性空思想的极意，为同类经中艺术感染力较强的作品。后世把《维摩经》作为在家佛教的重要经典，而维摩诘也被看成是在家佛教理想的体现者。此经于后秦弘始八年（406）在长安大寺译出。但据《开元释教录》介绍，此经在中国早有流传，从东汉至唐初，除鸠摩罗什译本外，还有7个译本：①东汉严佛调译《古维摩诘经》2卷（已佚）；②吴支谦译《维摩诘经》2卷；③西晋竺叔兰译《异毗摩罗诘经》3卷（已佚）；④西晋竺法护译《维摩诘所说法门经》1卷（已佚）；⑤东晋祗多蜜译《维摩诘经》4卷（已佚）；⑥唐玄奘译《说无垢称经》6卷；⑦东晋支敏度还曾将支谦、竺叔兰和竺法护三译糅合为一，名《合维摩诘经》行世。

　　主要注疏有东晋僧肇《维摩诘所说经注》10卷；隋慧远《维摩经义记》8卷，智顗《维摩经玄疏》6卷、《维摩经文疏》28卷，吉藏《维摩经玄论》8卷、《维摩经义疏》6卷；唐湛然《维摩经略疏》10卷，窥基《说无垢称经赞》6卷等。日本圣德太子曾撰《维摩经义疏》。此外，势范、凝然、凤潭等也各著疏钞流通。在中国还有藏语译本。1928年，日本河口慧海将其译为日语刊行，题为《汉藏对照国译维摩经》。（高振农）

　　indriya-samatta　　(q.v.).

　　as　　rúpassa-,　　ka^ya-,　　or　　citta-,　　are　　for　　the　　first　　time　　found　　in　　the　　Abh.　　Canon,　　esp.　　Dhs.　　All,　　however,　　perhaps　　with　　the　　sole　　exception　　of　　pagun~n~ata^,　　are　　implied　　in　　the　　Sutta　　Canon,　　e.g.”citte　　mudu-bhúte　　kammani^ye”　　(M　　4);”lahu-san~n~an~　　ca　　ka^ye　　okkamitva^”　　(S.　　LI.　　22);”cittam　　ujukam　　akamsu”　　(S.　　I.　　26;　　PTS).　　Ka^ya-passaddhi　　and　　citta-passaddhi,　　however,　　are　　well　　known　　in　　the　　old　　sutta　　texts　　in　　this　　connection.

”the　　perception　　(consciousnes　　or　　view)　　of　　beauty　　(or　　purity)”　　in　　what　　is　　actually　　devoid　　of　　it　　(asubhe　　subha-san~n~a^),　　is　　one　　of　　the　　4　　perversions　　(vipalla^sa,　　q.v.).

”the　　perception　　(consciousness　　or　　view)　　of　　happiness”　　in　　what　　is　　actually　　suffering　　(dukkhe　　sukha-san~n~a^),　　i.e.　　any　　form　　of　　existence,　　it　　is　　one　　of　　the　　perversions　　(vipalla^sa,　　q.v.).

Three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　　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寂静涅槃）

The　　Three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are　　connected　　with　　the　　existence.　　They　　are:　　
1.All　　phenomena　　are　　impermanent.
2.All　　Dharma　　are　　not-self.
3.All　　sensations　　are　　suffering.

　　Cunshangzhuanjing

　　日本佛教史学家。原名广崎专精，号天爱痴人、舟山。兵库县人。幼习儒学，1871年至新　　县无为信寺学佛学4年。后入京都就读于大谷派的高仓学寮。1875年，为爱知县入觉寺村上界雄养子，改名村上专精。1882年，初讲《唯识三十述记》于高仓学寮。1887年任曹洞宗大学林讲师。2年后创立佛教讲话所，发行《讲演会·佛教讲演集》，从事弘教活动。1890年任大谷教师学校校长。4年后与鹫尾顺敬、境野哲发刊《佛教史林》，首开日本近代佛教史研究之风。1897年因京自己所属真宗大谷派改革建议发表意见，被削去学衔和教职。1898年著《日本佛教史纲》，翌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01年因发刊《佛教统一论》第一编《大纲论》，触犯大谷派本愿寺忌讳，自动脱离僧籍（后仍复籍）。1905年创办东洋高等女子学校。1917年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授，主持印度哲学讲座。翌年敕任帝国学士院会员。1923年辞去教授，被授予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1926年任大谷大学校长。他在明治维新后，致力研究佛教，在日本佛学界有很大影响，至今仍被誉为日本明治时期的佛教启蒙家和佛教史研究的先驱。主要著作尚有《大日本佛教史》、《亲鸾的开宗》、《大乘起信论讲话》等。

　　Daborejing

　　佛教经典。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般若经》。为宣说诸法皆空之义的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唐玄奘译。600卷，包括般若系16种经典（即十六会）。其中第二会（《二万五千颂般若》）、第四会（《八千颂般若》）和第九会（《金刚般若》）为般若经的基本思想，大概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其他各会是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成书的。一般认为最早出现于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在贵霜王朝时广为流行。梵本多数仍存。

　　传译经过　　最早传入中国的大乘般若经是东汉竺佛朔与支娄迦谶译出的《般若道行品经》（后题《道行般若经》）10卷（相当此经第四会），世称“小品般若”。旋有三国吴支谦重译成《大明度无极经》（原题《明度经》）6卷，康僧会别译成《吴品经》5卷（今佚）。另有竺法护译成《光赞般若波罗蜜经》10卷；朱士行西行求得二万颂大品般若梵本，由无罗叉等译成《放光般若波罗蜜经》20卷（相当于此经的第二会）。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六年（404）重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品二万颂，弘始十年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小品八千颂和《金刚般若经》等。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二年（509）译出《金刚般若经》1卷（相当此经的第九会）。直至唐代，玄奘才于龙朔三年（663）收集并编纂成全部《大般若经》十六会。故此经乃集诸部般若之大成。嗣后施护又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译出《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25卷。此经早有藏译，但与汉译的名称并不一致；汉译第十一会至第十六会中顺序所说六波罗蜜多，在藏文大藏经中只列前五波罗蜜多，单独编成《五波罗蜜多经》一书。

　　主要内容　　全经分四处（指佛陀在王舍城的鹫峰山、给孤独园、他化自在天王宫、王舍城竹林精舍说法的四个处所）十六会（16次集会）。前五会文异义同，均为对般若教义全面系统的叙述。第六会至第九会，撮取大部般若之精要，说无所得空的法门义理。第十会为佛对金刚手菩萨等说一切法甚深微妙般若理趣清净法门等，带有密教的色彩。最后六会，依次谈六度（即六波罗密多）。全经文辞典雅畅达，也是一部富有哲理的文学作品。

　　此经宣称大乘即是般若，般若即是大乘，大乘般若无二。它作为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被称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其中心思想在于说明诸法“性空幻有”的道理。性空，指佛所说的一切法（即一切现象）都没有实在的自性；幻有，指一切法虽然自性空，但并非虚无，假有的现象仍是存在的。认为世俗认识的一切对象，均属“因缘和合”，假而不实；唯有通过“般若”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能把握佛教真理，达到觉悟解脱。另外，此经认为佛陀有真身和法身之分，法身也就是信仰者追求的最高真理或真如，人们通过修行的六种方法（六度），可以获得解脱。

　　影响　　此经在印度甚为流行。其中第二会繁简适中，流传更广。中观派创始人龙树曾疏释此经而撰成《大智度论》，以阐述此经所显性空实相之理。而瑜伽行派创始人之一的弥勒，相传也总摄此经之义而撰成《现观庄严论》，以阐述此经所示实践行证之道。其后无著、世亲又疏释此经第九会，各自撰成《金刚般若经论》。陈那则依此经第四会撰成《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圆集要义论》。综述此经要旨。此外，龙树、提婆所撰《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书，也都是发挥此经义旨，弘扬大乘般若性空教义之作。于此可见此经在印度流行的盛况。在中国，从《道行般若》、《大品般若》译出之后，中经卫士度、帛法祚、支孝龙、康僧渊、支敏度、竺道潜、竺法温、支遁等传写讲述，般若之学逐渐流行。东晋道安在襄阳讲《放光般若经》，并撰制注解文记，发扬此经奥义。当时弘扬般若的尚有于法开、竺法温、竺昙壹、于道邃等。当时他们在玄学的影响下，形成所谓般若学的六家七宗。迨后秦鸠摩罗什广译“大品”、“小品”、《金刚般若》及《大智度论》、《中论》、《百论》等，其弟子僧叡、僧肇等竞造章疏，般若之学的研习达到高潮，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基础理论，并影响到隋唐有关宗派。其中三论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典籍，直接沿袭此经传统；此经第九会“金刚能断分”的异译本《金刚般若》，成为禅宗传心的法本；天台宗以此经为观法，在其化法四教中判为“通教”。可见眦经在大乘佛教中影响之深远。

　　此经提要的撰述，现存的有宋大隐《大般若经关法》6卷，明智旭《阅藏知津》中有关此经提要8卷，清葛（　　）　　
　　《大般若经纲要》10卷，近代欧阳竟无的《大般若波罗蜜经叙》4卷等。（田光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