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他人的布施应当感恩布施者，现在的布施可以成为生产未来财富的福田。过去既可指前生，又可以是今生此前的任何一段时间；同样的，未来即指现在以后，包括今生。财富的获得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个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即使是他人的赠送或布施，也不是无因缘条件的。财富不是用来贮藏或贪执的，而是用来行善的，故佛陀主张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用于布施；财富不是用来纵欲而是修习自我控制。布施的功德不但牢固不失，而且可以乘方的模式成倍的增长，由布施将获得的财富利益也会以同样的倍数增加。一个人布施的越多，其功德就越大，其生产的财富也就会越多。[6]相反地，那些堆积储藏财物，吝惜不施者，结果是人财两空，只能是一个守财奴而已。这样，布施与财富、不布施与贫穷之间有着辩证的因果关系。(《大藏经》卷三二，页493下)布施之功不唐捐，名义上是在帮助他人，实际上是在利益自己。
布施不是简单的给予，而是智慧的奉献；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三轮体空的实践。就慈悲的精神来说，众生需要什么，菩萨就要满足他们的愿望而给予，这是理想的、无分别的慈悲，其重点在于契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布施还贵在契机。也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不可以给予的，如毒品、武器等。[7]布施者平等普施而无分别之心，但因受施者各种因缘不同，故布施的结果也不会一样，真正的布施不但要考虑到布施之因，也应注意到布施之果。布施本身不能解决所有困难，其功用在于帮助受施者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给予他们提供一个解决困难的增上缘，即帮助他们帮助自己。就物质而言，布施只不过是创造条件，使受施者最终能够自立起来。[8]法布施和无畏施就是要让受施者明白事理、建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任何布施，无论是财施还是物施、乃至法施和无畏施都必须靠受施者个人的努力才能产生效应，他力终究要靠自力才能发挥作用，达到布施的目的。一般来说，一个人无法完全地享受他人的劳动财富，只能享受自己的财富；布施不是要满足受施者的欲望，故没有智慧的布施，往往助长不劳而获的贪欲。如果说布施是慈悲的具体表现，而慈悲与智慧同体，那么没有智慧的布施不但得不到功德，有时反而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麻烦和不堪后果。
《转轮圣王修行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转轮圣王之子继承王位后，他放弃旧制而行新法，故“其政不平，天下怨诉，国土损减，人民凋落。”随后，新国王即召群臣商议，如何治理国家，大臣们纷纷以先王治国之法告之。“王闻其言，即行旧政，以法护世。”但是，由于国家“不能拯济孤老，施及下穷”故一般百姓变得穷困光可潦倒，乃至没有了起码的经济生活基础，其结果就是相互侵夺、盗贼群起，久而久之，社会不得安宁。随后，国王下令打开国库，以物资救济偷窃掠夺之人，要求他们“供养父母，并恤亲族”，试图以此来消灭盗贼之害。但是，当其它人知道真相后，都以为只要做贼，国王就会赠与财宝，故尔，抢劫盗窃之风更为猖獗。最后，国王不得不以武力镇压，其结果就是暴力反抗，社会动荡，各种杀、盗、邪淫、妄语等罪恶行为充实于社会。(《大藏经》卷一，页四十下~四一上)这部经典告诉人们，贫穷是人类道德堕落、社会不安的主要原因，布施是提升人生道德、安定社会的主要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使用必须由智能指导，不然则会弄巧成拙。
结语
当今世界，虽然科学技术发达，但是天灾不断、人祸横生；贫富两极分化；物质文明虽然满足了人类的欲望，但也诱发人们的更大欲望，其结果就是人类的身心不安、社会不和、世界不宁。科学和财富无法解决自身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宗教成为解决人类痛苦的一种选择。当前，时代和社会对宗教解除社会和人生痛苦的期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殷切当前，人们希望从宗教找到解决因科学的昌明和物质的发达而造成的人类灵魂空虚和精神失落等痛苦。也许正因如此，世界宗教都在努力重新诠释其思想和传统，纷纷投身于心灵拯救和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中去，试图用宗教的思想和方法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境。佛教中潜藏着丰富的社会公益理论，一旦得以适当地开发和诠释，并切实地落实到实践中去，将大大推动当前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其中，菩萨慈悲思想显得特别的重要，可以成为当前佛教徒从事社会活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以慈悲为本的布施实践能够帮助消除因社会矛盾、贫富分化、和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损失、减少人祸天灾给人民的财产生命带来的伤害。大乘佛教慈悲布施的理念和实践，超越一切人为的障碍和宗教的局限性，可为所有人、社会、和国家接受和实践，因为除了利益众生、安定社会，佛教的慈悲布施没有其它目的；慈悲布施一无所求，既不是为了宣教，也不是为了争夺信众，而是人性的呈现，是人性至佛性的升华，适用于一切社会人生活动。
菩萨慈悲思想和布施实践对佛教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重建和发展至关重要。科学的发达和物质的昌盛并没有从根本上减轻人类的痛苦，反而造成更大的天灾人祸。如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痛苦？这是当代宗教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佛教的四谛法指出苦的存在性和可消灭性，菩萨的慈悲和布施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痛苦；不但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要慈悲，而且能提供如何做慈善布施的方式方法。慈善公益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无论是一个国家、宗教团体、还是企业集团都在不同层度上从事着慈善公益，但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国家机器重在罚恶，无法从正面唤起人们行善之心；虽然提倡慈善，但说不明为何要慈善的因。一神宗教虽然倡导“爱自己的敌人”，但最终目的是要使敌人信奉自己的上帝，公益慈善只不过是一种让人皈依信仰的渠道和工具。佛教不同，人为什么要慈悲他人？因为慈悲是人性本具。人类为什么要做慈善公益？这是因为布施本身即是自利利他。佛教提倡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布施三轮体空、平等奉献、一无所求；自他不二，这样，慈悲他人就是慈悲自己、布施他人就是利他自利，布施没有其它的目的，布施本身即是目的。但是，佛教的慈悲布施不是“烂慈悲”和“廉价的施舍”，而是在智慧指导下方便帮助利益诸有情。更为重要的是，佛教的慈悲不仅仅是希望得到他人的慈悲，更强调慈悲他人的实践。在慈悲思想指导下的布施能有利于建构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建设正当的人与人之间利他自利的关系，其范围涉及到一切社会活动，如经济、感情、政治、知识、乃至精神等领域。另外，大乘佛教曾在历史上创造性地诠释了菩萨思想和慈悲的实践，这对当前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慈善事业的展开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如何创造新的菩萨思想、建立新的慈悲精神、实践新的布施慈善体制，则是当前佛教界所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续完)
注释：
[1]Walpola Rahula, Zen and the Taming of the Bull: Essays, London: Gordon Fraser, 1978
[2]Walpola Rahula, “The Social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in Fred Eppsteiner, ed., The Path of Compassion: Writings on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 Berkeley: Parallax Press, 1985:104.
[3]请参照『菩萨善戒经』《大藏经》卷三十，页1013-1018；
[4]作为一国王，应有义务维护社会秩序，故亦应惩恶，龙树说：“毒亦许施彼，若此能利他；甘露不许施，若此损害他；若蛇啮人指，佛亦听则除；或佛教利他，逼恼亦可行。”《大藏经》卷三二，页499中。
[5]Robert F. F. Thurman, “Nagarjuna”s Guidelines for Buddhist Social Action,” in Fred Eppsteiner, ed., The Path of Compassion: Writings on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 Berkeley: Parallax Press, 1985:128-130.
[6]这和资本的投资模式似乎是一致的：投资的越多，获利也相对越多。布施是一种十分保险的投资，功不唐捐，没有任何风险。
[7]Har Dayal, 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2004: 175.
[8]中文翻译中有“盲病根不具，可悲丐无依；于庙不得遮，平等与彼食”一说，但Robert A.F. Thurman把英译“Cause the blind, the sick, the humble, the unprotected, the destitute, and the crippled, all equally to attain food and drink without omission.”这样的翻译似乎有“让大家平等地获得饮食”。见Robert A.F. Thurman, p. 139.
《菩萨、慈悲与布施(三)》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