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言和认知是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人类语言和高级认知的核心是具有一种习得的和受语境控制的能力，可以人为地(arbitrarily)将事件相互关联和结合，并根据这些关系改变具体事件的功能。心理事件发生的语境包括个体所处的物理、社会、生物和文化特征，个人一生中与其环境交互作用的历史都会影响他在目前情形的心理事件。
人们对语言和认知关系的学习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这一关系具有“相互推衍性(mutual entailment or bidirectionality)”。如果一个人学习到A在某一语境(context)中与B有着特定的关系，那么意味着在这一语境中B也对A有着这种关系。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被告知“梅”(声音)等同于梅子(实物)，那么这个人会推论出梅子就是“梅”。第二，这一关系具有“联合推衍性(combinatorial entailment)”。如果一个人学习到在特定的语境中，A与B有着特定的关系，而B与C有着特定的关系，那么，在这一语境下，A与B势必也存在某种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得知“梅”(声音)=梅子(实物)，梅子(实物)是酸的，就会自然产生“梅是酸的”(声音)。第三，这一关系能使刺激的功能在相关刺激中转变(transformation)。如“望梅止渴”，听到“梅”的声音，就会联想起真实的“梅”，然后就会刺激唾液分泌。当所有上述三个特征确定并形成某种特定的关系时，我们就称这种关系为“关系框架(Relational Frame)”[5]。
关系框架理论之所以与临床应用紧密相关，原因在于某一事件被赋予某些功能之后，往往会改变与该事件相关的其他事件的功能。假设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猫，在学完“C-A-T”→动物和C-A-T→“猫”之后，这孩子就获得四种关系：动物→C-A-T、“猫”→C-A-T、“猫”→动物、动物→“猫”。现在，如果这个孩子在逗猫的时候被猫抓了一把，边哭边逃，随后，当听到妈妈喊“哦，快看，猫！”这个时候，尽管这句话并不会让孩子产生被猫抓的危险，孩子还是会边哭边逃。这个现象就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有人最初在拥挤人群中被困住时产生恐慌反应，会重复出现在其他类似的场所。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是这些情境的形式特征，而是这些事件中语言和认知活动的关系特征[2]。ACT技术的每一个关键要素都与RFT有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量基于RFT的实证研究，ACT和RFT包含的许多关键要素几乎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检验[8, 9]。
3 接纳与承诺疗法的治疗模式
3.1 RFT在ACT中的应用：ACT/RFT的心理病理模型
虽然，人类的语言和认知可以帮助人类更加快速地接收和处理信息资源，然而，语言的滥用和RFT的一些关键特征却可能导致主观、自我中心、僵化、片面、歪曲、障碍，产生心理不灵活性以及继之而来的心理痛苦。因此，根据ACT/RFT的理论框架，人类主要的心理问题源于语言/认知与人们直接经历的随机性事件之间的交互作用方式，该方式会导致人们无法坚持或改变服务于长期价值观的行为，产生心理上的不灵活(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
Hayes等(2006)以RFT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将ACT/RFT的心理病理模型总结为六大问题(如图1所示)，该模型描述了心理的不灵活性是如何受到语言关系框架的限制。具体表现为：
(1)经验性回避(experiential avoidance)指的是人们力图控制或改变自身特定的内心经验(包括躯体感觉、思想、情绪、记忆和自动行为等)。由于思维压抑的悖论效应存在(如，当我们被告知“不要想白熊”时，脑海里首先反应就是“白熊”)，经验性回避并不能起到很有效的作用。此外，单纯回避的方式即便能暂缓负性情绪，往往会造成来访者对刺激物的麻木或过敏，导致生活空间受阻。
(2)认知融合(cognitive fusion)指的是语言过程对行为的过度或不恰当控制[1]。语言法则通常会缩小直接经验的行为范围，限制偶然事件的影响力。这样一来，人们并不能很好地接触此时此地的经验和直接的偶然事件，而是更倾向于受语言法则和评价的支配[10]。根据ACT/RFT的理论，认知的内容和形式并不会直接导致问题，除非语境特征使得该认知形式以不健康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比如，在语言法则的影响下，人们会把认知内容和认知对象混同，把对事件的解释与事件本身混同。
(3)概念化的既往与恐惧化的将来(Dominance of the conceptualized past and feared future)指的是由于认知融合和经验性回避，不断回想过去的错误或可怕的未来，这就导致人们不能感受当下，失去直接的和此时此刻的真实经验，新的可能性就会被排除在外。
(4)对概念化自我的依恋(attachment to the conceptualized self)指的是用概念化的语言限制自我，使自我变得狭隘，导致不灵活的行为模式。比如，来访者对自己的描述是“我是一个恐怖症患者”而不是“我害怕”。
(5)缺乏明确的价值观(lack of values clarity)是指由于不良的社会环境和过去历史导致来访者无法选择有意义的方式生活，缺乏价值感和自尊感。
(6)不行动、冲动或逃避(inaction, impulsivity, or avoidant persistence)指的是来访者为概念化的自我进行防卫，表现为缺乏有效投入各个生活领域的活力和行动；从短期效应来看，可能会降低来访者的负性反应，让来访者觉得正确，但此类行为会使来访者失去与所想要生活方式的接触，导致长远生活质量(价值观)退化。
图1 ACT/RFT的六边心理病理模型[9]
3.2 ACT的改变模式
基于上述ACT/RFT的心理病理理论，ACT将最终目标确立为提高心理的灵活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即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更充分地接触此时此刻的能力，从而能够在行为上做出改变或持久努力以达到既定的目标和价值观。心理灵活性可以通过ACT的六大核心过程获得(如图2所示)，它们不仅仅是避免心理病理症状的方法，同样也是积极的心理技能。
图2 ACT致力于加强的积极心理过程模型
[5, 9]
六大核心过程具体包括：
(1)接纳(acceptance)：在ACT中，接纳不仅仅只是容忍，而是对此时此刻经验的一种积极而非评判性的容纳。即为痛苦的感受、冲动和情绪让出空间，不去抗拒、控制和逃避它们，将其作为客体去观察。
(2)认知解离(cognitive defusion)：是指将自我从思想，意象和记忆中分离，客观地注视思想活动如同观察车辆，将思想看作是语言和文字本身，而不是它所代表的意义，不受其控制。正念(mindfulness)练习可以有效帮助来访者关注思维本身的加工过程。
(3)关注当下(being present)：ACT鼓励来访者有意识地注意此时此刻所处的环境及心理活动，不做评价，完全接受。目的是帮助来访者更直接地经验周围的世界，从而提高他们行为的灵活性，与自己的价值观保持一致。
(4)观察的自我(self as context)：痛苦的思维和感受对来访者的自我产生威胁，这种负面的感受在自我作为概念化对象时尤为显著。RFT理论证明了指示关系框架，如“我——你”、“这儿——那儿”和“现在——过去”，会创造出一种视角感，视角采择(perspective taking)形成了人类灵性的直接经验[8, 11, 12]。观察的自我可以帮助来访者关注自己真实的经验，促进认知解离和接纳。ACT通常采用正念技术(mindfulness)、隐喻(metaphor)和经验化过程(experiential processes)来帮助来访者达到观察的自我。
(5)价值观(values)：ACT中的价值观指的是用语言建构的，是来访者总体的、向往的和所选择的生活方向。价值观与人们的行为不可分离，有意识地贯穿在生活的每一个有目的的行动中。基于价值观的行动是有建设性的，而不是为了逃避痛苦的感受。
(6)承诺行动(committed action)：ACT不仅是一种接受取向的治疗策略，更是一种改变取向的治疗策略。ACT的目的帮助来访者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的行为改变，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支持有效的基于价值观的生活。
ACT的六大核心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正念与接纳过程(mindfulness and acceptance processes)：ACT试图通过无条件接纳，认知解离，关注当下，观察性自我减少主观控制，减少主观评判，减弱语言统治，减少经验性逃避，更多地生活在当下。与此时此刻相联系，与我们的价值相联系，使行为更具有灵活性。第二部分是承诺与行为改变过程(commitment and behavior change processes)：ACT通过关注当下，观察性自我，明确价值观，承诺行动来帮助来访者调动和汇聚能量，朝向目标迈进，过一种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人生。这一治疗模式之所以被称为“接纳与承诺疗法”，其原因就在于这两大过程在ACT…
《接纳与承诺疗法(ACT)与佛学(祝卓宏)》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