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得天衣无缝——，因而令儒、佛、道三教都相当满意，如佛典对于“精舍”有这样的解释：《释迦谱》曰“息心所棲，故曰精舍”；《慧苑音义》曰“由其精练行者之所居，故谓之精舍也”；《名义集》解释曰“非粗暴者所居，故云精舍”；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解释曰“为精行者所居，故曰精舍”；《佛光大辞典》解释曰“精舍……意为智德精练者之舍宅”，凡此种种解释，虽与“精舍”在《管子》中的含义大相径庭，但却都道出了佛教活动场所的精致与高雅——“精舍”者，“华巧工饰，纯一清净，无诸喧杂也”。

　　至此，我们可以说，儒、佛、道三教用“精舍”来命名自己的活动场所，因为“精舍”既折射出了三教各自的教理，也反映了各自“圣人”的特点，同时还使各自的活动场所显得十分雅致，这就是为什么儒、佛、道三教当初都喜欢用“精舍”来命名自己之活动场所的原因，只是到了后来，为了避免三教的混同，三教才不得不“忍痛割爱”，不再用“精舍”这个三教之通用名来命名自己的活动场所而别取一个性化的名字。当然，佛教在没有了儒、道二教混淆用名的情况下也还在偶尔一用“精舍”之名，这一点在前文已然谈到了。

　　二、“家庭精舍”与中国当代

　　“佛化家庭”按照上面所谈，源于《管子》的“精舍”一词由于具有非常雅致的人文含义而一度在中国宗教史上被儒、佛、道三教争相用来命名自己的活动场所，但南北朝以后，也只有佛教才偶尔用“精舍”一词来命名那些规模很小的佛教活动场所，这些佛教活动场所甚至小到连一般的中国佛教寺院格局(如中轴对称、前三进后三进)都没有了，简直就像一个家庭，但不管多么小，多么袖珍，多么不规则，它们毕竟还是佛教徒日常聚会和修学的公共活动场所，而不是私人的家庭生活空间。不过，事情总是会变化发展的，在当代中国，属于私人家庭生活空间的佛教“精舍”——“家庭精舍”——已司空见惯，比如下面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寂来精舍”：

　　家住菜园村的主任中药师邓来送，他所居黄石港区的菜园村，其实是个人口稠密的闹市区。不过他躲在居民楼群中，乐自成一统——寂来精舍，坐拥书城，与佛同乐，他1995年从市二医院退休隐居，后结合中医中药的几十年实践，潜心向佛，深入经藏。

　　总之，“家庭精舍”的广泛出现，这是当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值得关注和研究新现象。

　　“家庭精舍”，顾名思义，就是私人家庭的“精舍”化或佛教化。“家庭精舍”有两方面的指涉：

　　(一)从硬件上讲，或者依佛教的术语，从“表法”上讲，家庭被布置得像佛教“精舍”一样，比如房间里摆着精致的佛像及其他佛教用具、佛教用品，墙上贴着佛教宣教图片或佛教书画作品，檀香终日点着以致于馨香满室，条件好一点的还辟有专门喝“禅茶”的雅室。这样的家庭往往不事世俗的豪华而只求佛教的庄严。

　　(二)从软件上讲，或者依佛教的术语，从“心法”上讲，家庭全体成员或主要成员(比如父母)都是佛教徒，要么是皈依了的在家居士，要么是没有皈依的自觉学佛者，他们坚持佛教的生活方式，比如持戒吃素、坐禅念佛，更主要的是他们心态平和，法喜充满，拥有一个其乐融融、和谐美满的家庭环境。

　　具备如上软硬件、兼具佛教“表法”和“心法”的家庭，我称之为“佛化家庭”。不过，在我为写作这篇论文而进行的田野调查中，也碰到一些只注重佛教“心法”而不注重“表法”的家庭，也就是说，这些家庭并不刻意在硬件上把家庭装扮得象个“佛教精舍”，因而外表看上去与普通家庭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大部分还都显得非常朴素甚至简贫(并不一定是因为穷)，但其家庭成员或主要成员都是佛教徒，都过着佛教化的生活——这种只有佛教“心法”而没有佛教“表法”家庭，我将其当作是“佛化家庭”的特例来对待。标准的“佛化家庭”应该是兼具佛教“表法”和“心法”的“家庭精舍”。本文所说的“佛化家庭”，如果不作特别说明，概指标准的“佛化家庭”而言。

　　中国的“佛化家庭”，其成员既不是以佛教为职业，更没有什么“佛教户籍”的关联，只是体现了相关的家庭在私人生活领域的佛教追求而已，不涉及公共生活领域。

　　“佛化家庭”在当代中国星散于城乡，虽然还远谈不上普及，但也构成了当代中国家庭的一道独特风景，我们不妨走进邓来送的“寂来精舍”来具体地感受一下“佛化家庭”的韵味：“……在他的四壁顶棚的书架里，还有弘一大师的手抄孤本《金刚经》、《药师经》、《阿弥陀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偈》等释经内典更为珍贵难得。走进他的书斋，檀香清馨，布局庄严，他与老伴过着清淡怡然的晚年生活，彼此相依，以佛法化导生活。平素他诵经、打坐，著书立说，老伴念佛，拜佛，生活单调高古，日子惬意丰足。在这种节奏中，73岁的邓来送用心弹奏出迦陵频伽般的生命之歌。他先后在北京中国中药出版社和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中药制用经验录》、《实用中药炮制学》、《采种中草药技术》、《实用中草药效验方》、《名贵中药开发技术》五本专著，还撰写了《学佛传心录》、《金刚经心经之缘》、《佛学教理感悟》、《佛教智慧格言》、《佛教因果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辑注》等200万字的十本佛学书籍。老人不可思议的是，十多年前患有甲状腺肿大和肺气肿纵隔肿瘤、颈肩腰腿痛等多种疾病，当时去过三家大医院，分别判了死刑。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是生以待死，还是争取新生。生命的“红灯”频闪，摆脱生死神的“绿灯”也在眼前闪烁。迷离中他正念提起，重新唤起生活的勇气。卸掉《时珍国医国药》主编之重任，退而不废，病而不萎。他想，人固有一死，我已接到“通知”了。何不趁还能支持色身，脑袋也好使，这回净下心来好好读读书，从收藏的古医书中找“亮点”，再到雷山、西塞山、东方山里寻宝藏——中草药，回来自己炮制，自我尝试，死马当活马医。一面服中草药，一面持斋佛、打坐，学佛作佛，如此三番五次，这样慢慢调伏了身心，几年过去，病灶自然消除，身体愈来愈好。”如果你觉得还意犹未尽没看够，那么下面是我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一些“佛化家庭”的具体案例，展现于此与大家分享。

　　案例一：刘先生家

　　刘先生，42岁，中专技校毕业，后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获专科文凭，在一家化工公司担任化学分析师，其妻也在这家公司工作，从事质检工作。他们有一个儿子，上初二。刘先生一家三口都是佛教徒。

　　刘先生长得很英俊，而且文质彬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颇有大学讲师或副教授的模样。在技校读书期间，刘先生就迷上了中国传统文化，阅读过许多唐诗宋词，对于老庄周易、气功堪舆之类也有所涉猎，而且业余时间还喜欢搞些文学创作。2000年，刘先生开始接触佛经(在地摊上买了一本《金刚经》，但看不懂)，后来在一位居士的指导下学习佛法，深为佛理所折服，并最终导致他于2003年到五台山去归依了一个老和尚。一年后他的妻子和儿子也都在他的引导下归依了佛教。

　　刘先生的妻子比较内向，不怎么爱说话，但脸上总挂着微笑，显然是一位贤妻良母。她说自己确实是受刘先生的影响才信佛的。至于他们的儿子，似乎名堂比他们自己还要多。在我刚踏进其家门的时候，刘先生就对我说，他的儿子正在房间里念“楞严咒”。这位会念“楞严咒”的少年学习成绩不太好，这多少令他父母有些担心，但也有让他父母自豪的，那就是，他在9岁的时候曾受到过上面提到的那位居士的“加持”，并且在“加持”时还见到了千手观音托钵的灵异景象。据他妈妈说，他以前在念“楞严咒”时还常常见佛现前，但现在不会了，也回想不起以前的见到的灵异景象了。我就这一点求证于他本人，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刘先生的家不大，虽然只有50来个平方米，但也是个结构紧凑的三室一厅。进门就见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框很大的用电脑制作的释迦牟尼趺坐像，通体黄红色，很是显眼。侧壁立着一个书橱，里面放的都是佛教书籍。书橱边上挂着“宁静致远”的竖幅。客厅北面那个最多6平方米的小房间就是一个小佛堂。小佛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香案、佛像、佛画、祖师照片、木鱼、拜垫、坐垫、经本、供品(包括500元钱)等佛教器物，各得其位而处，布置得很是精致，可以在这里面拜佛、念咒、诵经、坐禅，足敷一家三口日常作佛教修行之用。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小佛堂里打个地铺就可以睡觉。

　　刘先生说他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是因为单位每半个月就要对他所从事的工种进行业务考试；二是化工行业工作的连续性使得他没有正常的休息日，只能与他人轮换着休息；三是(也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工作并不合他的兴趣，他希望能像我一样在大学里从事文化研究和教学的工作，但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他看到单位里不断有人考上研究生远走高飞而羡慕不已，并且也曾想过考佛教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但苦于英语不行而徒呼无奈。刘先生说正是佛教化解了他来自工作的巨大压力以及由这种压力所导致的身心疲惫。他觉得自己学佛以后，心态变得平和了，不再好高鹜远了，努力去做好本职工作，也不去沾染社会上的那些不良习气，业余时间看看佛书，研究研究佛学。他每年都要化钱买些佛教书刊，一来供自己阅读，二来送给别人以结佛缘。当我采访结束要离开他家时，他就送给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一本、《楞严咒会译》一本、《大悲心咒像解》两本以及《金刚经》若干本。

　　案例二：王先生家

　　王先生，36岁，某企业电工，对电脑十分精通，开有一个电脑修理店，交由他那没…

《“家庭精舍” 中国当代“佛化家庭”研究(陈坚)》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